美國發動了哪些生物戰

1. 生物戰的生物戰

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德國軍隊正式使用生物武器。1915年，德國間諜把在美國港口等待裝運到協約國去的牛馬，接種了鼻疽和炭疽桿菌；1917年，他們又在美索不達米亞，使協約國購買的4500匹騾子感染了鼻疽。
第一次世界大戰後期，德國還用飛機在羅馬尼亞上空投擲污染致病菌食品，企圖傷害城市居民。 1932～1933年，侵佔中國東北的日本軍隊建立了細菌戰實驗室和大規模生產生物武器的工廠，1936年，在哈爾濱擴建為細菌武器研製機構(即731部隊)，大規模研製生產細菌武器。
1940～1944年，日軍多次在中國浙江的寧波、湖南的常德等11個縣市，用飛機投撒污染鼠疫桿菌的跳蚤，造成當地鼠疫流行，先後有1000多人發病死亡；1940年，僅寧波一地就發病99人，死亡98人。
美軍及某些歐洲國家也曾研製過生物武器。美軍在侵朝戰爭中，僅從1952年1月28日到3月31日，對朝鮮北部和中國東北地區使用細菌武器即達數百次之多。主要使用飛機投擲死鼠、跳蚤、蚊子、蒼蠅、小動物及其他雜物，散布鼠疫桿菌、霍亂弧菌、炭疽桿菌、傷寒桿菌等，引起了朝鮮居民鼠疫、霍亂病的發生。 1952年，國際科學委員會經過調查，用8種文字將美軍這一罪行寫成《調查在朝鮮和中國的細菌戰事實國際科學委員會報告及附件》，並公布於全世界。
中國人民和政府一貫反對生物戰。1984年11月15日，中國政府加入1971年12月16日聯合國大會制定和通過的《禁止細菌(生物)及毒素武器的發展、生產及儲存以及銷毀這類武器的公約》(簡稱《禁止生物武器公約》)，並再次聲明：禁止生物武器公約的基本精神符合中國的一貫立場，中國是生物(細菌) 武器的受害國之一，中國從未、將來也不會生產和擁有這類武器。

2. 美日交易掩蓋「生物戰」罪行是怎麼回事

在日本宣布無條件投降75周年來臨之際，哈爾濱市社科院「731」問題研究專家獨家向新華社記者公布了一批侵華日軍生物戰新發現，揭露了二戰後美日之間秘密交易，為美國掩蓋侵華日軍731部隊生物戰罪行增添新證據。

731部隊對外稱「日本關東軍防疫給水部」，是二戰期間侵華日軍從事生物戰、人體實驗等研究的秘密軍事部隊，總部基地在哈爾濱市平房區。

哈爾濱市社科院研究員楊彥君多次赴美國查閱美國解密的日本生物戰檔案，並將檔案復印進行翻譯、整理、研究。此次發現的新證據主要包括美軍審訊731部隊成員記錄、美軍調查人員撰寫的調查報告、美國和731部隊進行秘密交易的有關文件等內容。這些檔案的原始檔案保存在美國國家檔案館、國會圖書館和斯坦福大學胡佛研究所等。

據楊彥君介紹，二戰結束後，731部隊主要成員逃回日本，美國相繼派出4任調查官前往日本，調查生物戰和人體實驗。從1945年9月到1948年11月東京審判結束，美國至少對25名731部隊成員進行了問訊，在此期間美日達成秘密交易。美國以豁免731部隊成員戰爭責任為條件，獲得731部隊進行人體實驗、細菌戰等大量數據資料，使731部隊成員逃脫東京審判。

1947年10月，美國德特里克堡生化武器基地派出希爾和維克多前往日本調查細菌戰，他們根據問訊記錄撰寫了《細菌戰調查的總結報告》。這個報告最後總結寫到，美國為了得到731部隊人體實驗和細菌戰的數據資料，花了25萬日元。

楊彥君說，通過對獲得檔案的翻譯、整理和分析，還發現美國和731部隊進行秘密交易的有關文件，包括駐日美軍和美國國防部、聯合參謀總部之間的往來電文。

據楊彥君介紹，這些電文為掩人耳目採取了技術性表述，核心內容為以豁免石井四郎及731部隊所有成員為條件，達到獲取731部隊全部實驗資料的目的。

(2)美國發動了哪些生物戰擴展閱讀

731部隊

731部隊，全名為日本關東軍駐滿洲第731防疫給水部隊，對外稱石井部隊或加茂部隊。是侵華日軍假借研究內容主要以研究防治疾病與飲水凈化為名，實則使用活體中國人、朝鮮人、聯軍戰俘進行生物武器與化學武器的效果實驗。

731部隊也是日本法西斯陰謀發動細菌戰進行種族滅絕的主要罪證之一。731部隊也是日本法西斯於日本以外領土從事生物戰細菌戰研究和人體試驗相關研究的秘密軍事醫療部隊的代稱。設於今哈爾濱平房區。這一區域位於當時日本扶植的傀儡政權「滿洲國」內。1945年8月，七三一部隊敗逃之際炸毀大部分建築，現仍存部分遺址。

侵華日軍第七三一部隊遺址是世界歷史上規模最大的細菌武器研究、實驗及製造基地，是日本軍國主義違背國際公約，用活人進行凍傷、細菌感染、毒氣實驗的大本營，是發動細菌戰爭的策源地，是日本對外侵略擴張、掠奪資源、踐踏中國主權的重要罪證。

3. 生物恐怖襲擊的歷史

1、生物恐怖主義的定義：使用生物制劑誘導人類、動物及植物疾病或導致其死亡。生物制劑包括微生物和微生物以及動、植物所產生的毒素。生物恐怖主義行為的動機可以是政治、宗教及意識形態的，及個體報復犯罪。行為主體可以是個人、團體及國家。目前，公認的可用於生物恐怖主義襲擊的主要制劑有6種：炭疽桿菌（ANTHRAX），鼠疫桿菌（PLAQUE），天花病毒（SMALLPOX），出血熱病毒（如EBOLA）和兔熱病桿菌（又稱土倫熱，TULAREMIA）及肉毒桿菌毒素（BOTULISM TOXIN）。還有其他一些制劑，但危害性較上述6種為輕。另外，提請讀者注意的是，定義里的受害對象不僅限於人類，而包括了與人類日常生活密切相關的動植物，因篇幅有限，筆者將在後面只與以簡要介紹。

2、歷史回顧及現況： 用生物制劑作為武器打擊對手的概念可以追述到遠早於19世紀產生的細菌致病理論以前的古羅馬古希臘和波斯文明時代及中世紀時代。那時人們以為疾病與惡臭氣味及其播散有關，故在戰爭中將腐敗有惡臭的動物屍體扔入水中，企圖通過污染對方飲水系統而導致對手患病，十二世紀義大利人巴巴羅沙甚至用腐敗的人屍體污染敵方飲水源。而這一古老的方法直到19世紀美國內戰時期仍被採用。到中世紀時，人們開始用因病死亡的人體拋棄到敵方城裡以播散疾病而求得勝利，最著名的例子是14世紀塔塔爾人圍攻Kaffa（現今的烏克蘭境內的港口城市Feodossia）時將患鼠疫死亡的己方戰士屍體扔入城內，有記載城內暴發了鼠疫，守軍被迫棄城撤離。史學家推測，此後因染病逃亡的人們及患鼠隨船外逃至其他地中海沿岸港口城市如威尼斯，Genoa及Constantinople等地從而導致14世紀中葉人類文明史上著名的第二次歐亞大陸鼠疫大流行。但有流行病學家對此結論存質疑。而確有年史紀錄的則是18世紀（1754－1767）大不列顛北美總司令JeffreyAmherst勛爵建議使用天花來「消除」與之對抗的北美印地安人部落的敵對戰鬥力。1763年1月24日，聯隊長Ecuyer率所屬部隊故意將己方患天花病者使用的毛毯、手絹散發留棄給北美印地安人部落，其在日記里寫道：「我希望這能達到預期效果」。不久在俄亥俄河谷區域的印地安人部落確實發生天花流行。在此時期，法國軍隊也曾採用類似方法對付過印地安人。這些可能是最早的有明確目的及具體方法手段並達到其目的生物戰實例，也是西方文明史里的無恥黑暗一頁。

19世紀隨著醫學科學的進步尤其是微生物學的開創、 細菌致病理論的建立、致病菌的分離培養技術的開創，使人們對疾病發生的病因尤其傳染病的發生有了正確的認識，為後來的疾病防治研究起了巨大的促進作用，但同時也給心術不正之徒開了方便之門。生物武器的開發正式始於20世紀初一次大戰時期，德國曾使用霍亂菌和鼠疫菌試圖引發傳染病，用炭疽及馬鼻疽桿菌感染生畜並出口到俄國、羅馬尼亞、美索波塔米亞和法國等地。羅馬尼亞的布加勒斯特細菌和病理研究所就分離出德國所用的菌種，證實其使用生物制劑於戰爭。

一次大戰結束後，鑒於化學及生物武器的應用帶來慘烈可怖的結果，各國通過外交努力以求限制生產和使用大規模殺傷和毀滅性武器。於是有了1925年多國簽署的日內瓦條約：禁止在戰爭中使用窒息性毒氣及其他毒劑以及細菌武器。但此條約並未觸及對細菌武器的研製和儲存，並且無國際間監督檢查機制，而許多國家甚至還要求修改條款保留報復性使用的權力！簽署此公約但仍進行細菌武器研製的國家有比利時、加拿大、法國、英國、義大利、荷蘭、波蘭、及前蘇聯。而美國直到1975年才簽署該公約。

在兩此世界大戰之間進行細菌戰研究最積極且臭名遠揚的要數日本的由細菌學專家軍醫Ishii Shiro領導負責的731細菌戰部隊及研究所了。其在中國東北的范平縣建立了由150座建築物群5個衛星小區，多達5000研究人員構成的大本營，並在長春、南京等地有分部。有資料顯示在1932－1945年間，731部隊用中國軍人俘虜及平民囚犯做有關炭疽、腦膜炎、傷寒、霍亂和鼠疫等細菌的活體試驗，至少殺死10，000多人！被蘇聯紅軍俘虜的該部負責人員交代曾在中國11個城市進行過12次大規模範圍實地細菌戰試驗，手段包括直接噴灑霍亂菌污染水源、飛機播撒釋放攜帶實驗室培養的含鼠疫桿菌的跳蚤，每次空襲播撒含菌跳蚤多達1千5百萬只！據當年報導資料，在1941年常德地區的細菌戰試驗，導致10，000以上中國人及日軍自己部隊人員約1700人傷亡，多數死於霍亂。

據說希特勒曾頒布命令禁止細菌武器研製，但在一些高級納粹官員支持縱容下，德國一些科學家確實進行過細菌武器研製，盡管直到納粹滅亡其也未能實用化。當時其主要目的尚不象日本是要在戰爭中作為主要武器使用，而主要是研究立克茨氏體及其他細菌的致病機理以及研製相應疫苗和磺銨葯物。一些納粹醫生分別在奧斯維辛和達豪集中營對猶太人和戰俘注射立克茨氏體、甲肝病毒、瘧原蟲等病菌然後觀察疫苗及試驗葯物的作用效果。僅有的一次戰術應用生物武器是1945年5月德軍對Bohamia西北的一個水庫進行過投擲垃圾廢物進行污染。具有諷刺意味的是，與此同時盟軍卻為防止德軍生物戰進攻而進行報復使用的生物武器開發研製，英國在蘇格蘭Gruinard群島進行的投擲含炭疽桿菌芽孢細菌彈試驗造成了該島嚴重污染，英政府後來耗費巨資及人力，用了280餘噸的福爾嗎林液及2000多噸海水進行消毒，從1979年一直進行到1987年才徹底清除該島土壤的炭疽污染！

美國的進攻性生物武器研製開發計劃始於1942年，是由位於馬里蘭州的CampDetrick＾T（1956nian 重新命名為Fort Detrick）的非軍方機構戰爭儲備署（War ReserveService）領導進行的，生產基地在印地安納州，試驗基地在密西西比和猶它州。先後進行過炭疽、布氏桿菌細菌彈試驗。但由於生產環節的安全措施不利，造成多次泄漏污染，難以大規模生產，使得美軍未能在二戰中實施，盡管當時已裝配了約5千枚含炭疽芽孢的細菌彈。二戰結束後該工廠關閉轉為民用葯廠，但基礎研究和開發仍舊在馬里蘭進行。而且731部隊人員如Ishii Shiro等因向美軍交代有關細菌戰技術資料而免於戰犯起訴。在1950－1953年朝鮮戰爭期間，美國生物戰研究開發計劃得到發展，在阿肯色州Pine Bluff新建了具良好生物污染保護措施的得以大規模生產、儲存及武器裝配生產基地並於1954年正式生產。同時，相應的反生物戰計劃包括軍隊的防護生物武器襲擊的疫苗、抗血清及抗生素生產也一並上馬。用」自願者「進行人活體試驗始於1955年。陸軍並採用無毒或低毒的普遍存在於環境的常見菌種在紐約、舊金山等城市進行過氣溶膠播撒試驗以研究在大范圍條件下其效果及自然環境（如陽光中紫外線、不同氣象條件）對氣溶膠內菌種的影響。在這些地區，一度曾報告有可疑的常見菌種引起的感染率增高，並有死亡病例發生。被媒體暴光後，民眾反應強烈，國會召集聽證會，導致軍方受到嚴厲指責並中止相關試驗。從1943至1969年間，Fort Detrick共發生456 例與進攻性生物武器研製相關的職業病例，3例死亡（2例為炭疽，1951和1958年，1例病毒性腦炎，1964），另有48例其他生產基地發生的職業病例但無人員死亡。這里不能不提到有爭議的關於50年代初朝鮮戰爭時有關美軍使用細菌戰的問題。 中國、前蘇聯和北朝鮮都曾指控美軍曾對中朝軍隊使用了細菌武器襲擊， 並得到有關國際科學委員會（ISC）的調研和支持，但其報告為北朝鮮和中國政府嚴加控制予以發表的。而美國當時承認有進行生物戰的能力但否認使用過細菌武器，並要求進行公正的調查。當時國際紅十字會和世界衛生組織（WHO）都曾介入提出組成特別委員會調查組進行調查，但從未得到中、朝政府回應，WHO的提議並被認為是欲進行間諜活動的企圖。結果美國及其他15個國家向聯合國提議組成一個中立的調查團進行調查，但此提議被前蘇聯否決。此後的冷戰時代，美蘇雙方進行了一系列的口水戰，相互指控對方進行過細菌戰。如美國對加拿大愛斯基摩人試用過鼠疫菌、對古巴、哥倫比亞、和玻利維亞及越南等使用過進攻性細菌武器，蘇聯在阿富汗也用過用細菌武器等等。但所有的指控都缺乏令人信服的科學證據或是所謂的證據相互矛盾。直到1969－70年，美國前總統尼克松簽署了美國中止進攻性生物武器研究開發計劃的總統令，研究計劃嚴格地僅限於防禦性范圍，如針對生物武器襲擊的診斷試劑、疫苗、及治療葯劑。所有的生物武器包括儲備的制劑及投放設施在聯邦政府農業部、衛生總署、以及阿肯色州、科羅拉多州、和馬里蘭州政府有關部門的主持監督下與以銷毀。

早在冷戰時代之前的二十年代，列寧已認識到生物武器的戰略價值，前蘇聯自那時即已開始進行實驗研究，並於二次大戰後建立了現代化的生物武器研究開發工業。其在一秘密部門BIOPREPARAT領導由國防部直接控制，以民用生物工程研究機構為掩護進行活動。領導人為科學家身份出現的尤利。卡里寧將軍，有5－6萬受過良好教育和訓練的科技人員，其總經費的85％用於生物武器的研製和開發生產。其保密程度甚至超過核武器研製部門。研究方向是應用基因工程生物技術改變增強致病菌的致病毒力、產生毒素的能力、對已知抗菌素的抵抗力、及在儲存和氣溶膠狀態下的生存力。並研製了可由巡航導彈投放的設備。其甚至研究制備出新的嵌合體菌種，如天花和依波拉病毒的雜交毒株！前蘇聯生產了約30餘噸炭疽芽孢，20餘噸天花病毒。據悉，其可進行天花和鼠疫的戰略性細菌戰攻擊。70年代前蘇聯KGB曾多次使用過由形似雨傘的刺殺裝置發射致死性毒素蓖麻鹼謀殺叛逃或旅居國外的持不同政見者，保加利亞人喬治。馬爾克夫即被害死，而弗拉基米爾。科斯妥夫倖免於難，據信另有六起謀殺案與此類似。前蘇聯生物武器計劃的可怕內幕的暴露是由於1979年4月斯維爾德洛夫斯克城（現今EKATERINBURG，俄國）上風頭4公里外的生物武器工廠過濾系統障礙導致大量炭疽芽孢氣溶膠霧泄漏，引起該市發生至少79例炭疽病，其中68例死於吸入性肺炭疽病。而距工廠遠至50公里處也有大量牲畜發病死於炭疽。蘇聯當局對外宣稱是由於食用污染的肉製品所致，直到10多年後的1992年，俄國前總統葉利欽才公開承認是意外泄漏事故所致！雖然葉利欽曾宣稱要中止進攻性生物武器研製開發，但其真實程度無人知曉，1995年美海軍情報分析部門認為俄國還至少有2－3萬人仍在從事生物武器研製開發。1999年，一位叛逃到美國的前BIOPREPARAT高級負責人肯。阿歷伯克出版了一本題為「Bioharzard：The chilling True Story of The Largest ，Told from the Inside by the Man Who Ran it」（藍燈書屋）進一步揭開了鐵幕後的可怖真面目。其聲稱1988年，戈爾巴喬夫就簽署命令將攜帶有炭疽芽孢及其他生物制劑彈頭的SS－18 洲際彈道導彈瞄準美國的紐約、洛杉磯、西亞圖和芝加哥。其研製開發生產出多種具廣泛抗葯能力的炭疽芽孢，以及鼠疫菌、兔熱桿菌、馬鼻疽桿菌、天花病毒、森林腦炎病毒等，並聲稱在阿富汗試用過馬鼻疽桿菌。前蘇聯解體後，過去的BIOPREPARAT依然在俄國當局保護下繼續進行生物武器研製開發和生產。然而由於俄國經濟崩潰，其必然也受嚴重影響。美國柯林頓政府出於戰略安全的考慮，為防止其研究人員和技術及武器外流到恐怖分子和敵對國家手裡，為俄國提供了幾十億美元的經濟援助以助其核武器、化學和生物武器系統的安全維護和人員的穩定。但這些經濟資助是否又轉眼用於進一步武器研製開發，誰也不敢肯定說不，甚至有情報分析認為尤利。卡里寧將美國航空航天局（NASA）提供的經費用於在外層空間進行生物武器研製。所以，美國國內從國會、軍方、學術界及普通民眾都頗有置疑，認為為俄國經濟輸血是養了一條毒蛇。

海灣戰爭之前美情報部門就認為大約自1974年以來，伊拉克已開始積極進行生物武器的研製開發並達到可大規模工業化生產的程度，其大量生產產品包括炭疽芽孢、氣性壞疽梭狀桿菌芽孢2種細菌，肉毒桿菌毒素、蓖麻鹼毒素等4種生物毒素，及5種病毒和1種黴菌。據估計自1989年大規模生產開始已制備：8千升炭疽芽孢溶液（含炭疽芽孢109／ml），其中6千升已武器化（即填裝於運載武器彈頭內，50枚400磅R－400彈頭）；生產了340升氣性壞疽梭狀桿菌芽孢溶液；2千2百升黃麴黴毒素（7枚R－400彈頭）；2萬升肉毒桿菌毒素，其中1萬2千升已武器化（100枚R－400彈頭）。所有彈頭分兩處儲藏可隨時啟用。伊拉克並用蘇制射程300公里的SCUD導彈改造成射程達600公里可攜帶投射生物彈頭的運載工具其中13枚帶肉毒桿菌毒素，2枚帶炭疽芽孢，10枚黃麴黴毒素生物彈頭。另有數目不詳的可發射生物彈頭的火箭炮。1991年1月伊拉克還進行了改裝的可攜帶2200升氣溶膠罐進行遠程生物戰攻擊的米格21戰斗轟炸機模擬（用非致病菌）播撒試驗。在海灣戰爭中伊拉克沒敢使用生物武器有多方面因素，如恐懼美國核報復、其氣象台站盡數被摧毀無法預測氣象條件尤其風向風速等參數以指導伊軍進行生物戰攻擊，還有其武器系統的安全穩定性並不可靠等等。雖然海灣戰爭結束後，伊拉克在聯合國特別檢查委員會及國際原子能委員會監督下被迫銷毀其已擁有的生物彈頭及運載工具，但在此過程中其做了不少手腳，並未完全按要求程序進行銷毀，有轉移隱藏其製造設備和裝置的極大嫌疑。目前聯合國特別檢查委員會及國際原子能委員會及美國情報部門估計伊拉克仍在進行大規模殺傷武器研製開發計劃，只不過隱藏的更深，在核子、化學和生物武器中，大概後者最有可能第一個重新恢復達到海灣戰爭之前水平，而其所需時間大約僅僅6－12月之內。

近10餘年內已知的生物恐怖襲擊事件有：1984年9月美國Oregon，Dalles鎮發生的宗教極端分子在2個餐館的沙拉台里播撒了沙門氏傷寒桿菌導致該鎮751人患急性腸炎，其／中45人需入院治療。此行為目的是為阻止該鎮鎮民投票表決否定該組織在鎮里建立該教派總部！另一起是1996年10月在德克薩斯州某大醫學中心的一個實驗室12個工作人員發生食物中毒，經化驗檢查是志賀氏2型痢疾桿菌污染食品櫃內點心所致。根據各方面調查研究認為是一起人為的生物襲擊報復行為，此事至今仍未破案。還有一起著名的案件就是由麻原為首的奧姆邪教在日本東京地鐵進行的沙林毒氣襲擊，在此事件中及之後，其同時在東京8處地點播撒了炭疽芽孢，但由於不明原因，炭疽芽孢並未造成傷害後果。在其後警方的搜查中令人驚訝地發現該邪教確擁有炭疽芽孢等生物制劑並已制定了生物恐怖襲擊的行動計劃和具體實施手段。

4. 生物戰始於何時

生物戰的英文是Biological Warfare，英文縮寫為BW。使用生物武器（原稱細菌武器）傷害人畜、毀壞農作物的一種作戰手段。在作戰中，通過各種方式投放生物戰劑，造成對方廣大地區傳染病流行，大面積農作物壞死，從而達到削弱對方戰鬥力，破壞其戰爭潛力的目的。

第一次世界大戰中，德軍曾利用馬鼻疽、炭疽病菌襲擊協約國軍隊的人員和馬匹，開了使用生物武器的先例。侵華日軍從1935年起在中國的哈爾濱等地大規模研製細菌武器，1940～1942年間向浙江、湖南、河南、河北等省的11個縣、市撒布鼠疫桿菌，引起一些地區鼠疫流行。美國及一些歐洲國家也曾研製過細菌武器。美軍在侵朝戰爭中，對朝鮮北部及中國東北某些地區，使用細菌武器數百次。1952年，「國際民主法律工作者協會調查團」和「調查在朝鮮和中國的細菌戰事實國際科學委員會」調查了美軍這一罪行，並公布於全世界。

生物武器一般沒有立即殺傷作用，但有較強的致病性和傳染性。因此，有些外國軍隊主張把生物武器主要用於戰略目的，強調秘密突然地使用在對方廣大後方地區，造成對方軍民傳染病流行，以破壞對方生產和運輸，削弱其戰鬥力和戰爭潛力，並造成心理上的恐慌。主要攻擊的目標是：①軍隊集結地域，人口集中地區，交通樞紐；②重要的工農業區、牧場、水庫、水源及糧食倉庫；③軍隊後方地域、海港、海空軍基地、機場、艦隊和島嶼；④被包圍的城市、要塞等。在外國軍隊中有人主張，生物武器也可用於戰役戰術地幅，造成嚴重的污染區，限制對方的機動。進攻順利時，一般不使用生物武器，但對設防堅固的孤立據點可能使用；防禦中，對進入集結地域的對方有生力量，主要使用潛伏期短的生物武器。

5. 人類第一次生物戰是什麼時候

1918年，全世界經歷了兩件導致人口大量死亡的事件：一個是第一次世界大戰，另一個是西班牙大流感。

顯微鏡下的流感病毒

因此，也有人懷疑，西班牙大流感極可能是人為釋放的病毒，或許是人類歷史上的第一次生物戰，然而這種陰謀論到底如何，我們不得而知，他將永遠的淹沒在歷史之中。

6. 生物戰發展史是怎樣的

進行生物戰的手段，時常與化學戰不同。前面描述的生物戰後果表明，敵人是在不放一槍一炮、兵不血刃的情況下取勝的。聯合國在有關生物戰的報告中指出，近代世界要進行生物戰可能有以下幾種途徑：①與化學戰一樣，使用炸葯進行爆炸，將生物戰劑，即細菌或病毒分散開來。這種方法倒是乾脆，但卻存在諸多缺點，即難以准確對准目標、炸葯的破壞性沖擊和爆炸產生的熱量使很大一部分菌劑損失而不能發揮作用。②用噴灑器噴灑，噴出可懸浮於大氣中的菌劑。③用飛機布撒干劑或製成細菌戰彈。此外，還存在著專門適用於秘密戰和恐怖行動的生物戰手段，它們與特務、間諜之謀殺、縱火、投毒等行徑相似，是新時期值得人們重視的罪惡行徑。

生物戰的圖景之一，就是前述那些神秘的帶手提包的放毒者，對水庫、通風系統、車站、商店等場所進行布毒污染。這種行動在戰爭中，如在核襲擊後的敵國衛生機構混亂中或緊急動員時，就會變得更為有效。一旦生物戰付諸實施，其造成的損失將無法估計。蘇聯專家說，若將核武器、化學武器與生物武器三者進行比較，生物武器對人員所造成的傷亡損失，將是最大的。

生物戰古已有之，只是其方法更加天然，幾乎沒有什麼科技含量，但也體現了人類的智慧。據我國史書記載，公元前483年，晉侯伐秦時，就有「秦人毒涇上流，師人多死」的毒殺對方的作戰戰例。這是對世人的戰爭啟迪，當然會有後續的戰例。真正列入生物戰史冊的是法卡要塞之役。1374年，韃靼人圍攻黑海附近熱那亞地區的法卡要塞時，因守衛者頑強抵抗，久攻而不下。於是便有人提出建議，將自己隊伍中死於鼠疫的人的屍體投到敵人要塞之中。守塞之人不知其中是計，放鬆警惕，要塞內果然暴發了鼠疫，疾病迅速蔓延，人員大量死亡，被迫棄城而逃，致使韃靼人兵不血刃地得到勝利。

幾百年後，又一場生物戰發生。這場生物戰雖然也是利用天然病菌，但是已帶有人工痕跡，在某些地方加入了人的智能操作，使用了傳播病菌的媒體。1763年，英國殖民主義者軍隊入侵加拿大，遭到當地印第安人的頑強抵抗，進攻連連受挫。在此情況下，英國的一位將軍傑佛里·阿莫斯德便給英軍上校亨利·博克特指揮官寫了一封信，信中建議：「我們必須用各種計策去征服他們，不能只是強攻，可否設法將某種病菌帶到印第安人之中?」博克特照此提示，便遣人將醫院中天花病人用過的幾條花色鮮艷的毛毯和幾塊綉滿美麗圖案的手帕收集起來，以派人和印第安人談判為名，用「化干戈為玉帛」的方式，將這些東西帶去以示親善。朴實的印第安人首領不知是計，便欣然而隆重地接待了使者，接受了禮物。幾個月後，幾個首領便卧床不起，發高燒、頭痛、嘔吐，皮膚出現大量皮疹和膿包，接著便很快死去。隨後，又有很多人得了天花病倒下，形成了一次瘟疫。這便是歷史上又一次有名的細菌戰。

20世紀以來，科學進一步發展，生物學、微生物學和武器生產技術的發展，為研製生物武器提供了條件。細菌戰、生物戰也隨著科技發展的足跡發展起來。生物武器的研究、發展和實戰大致可分下述3個階段：

（1）從20世紀初到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主要研製國家為德國，研製的戰劑僅僅是人、畜共患的致病細菌，如炭疽桿菌、馬鼻疽桿菌和鼠疫桿菌等。其生產規模小，施放方法簡單，主要由間諜用細菌培養物秘密污染水源、食物和飼料。1917年，德國間諜曾在美索不達米亞用馬鼻疽桿菌感染協約國的幾千頭騾馬。

（2）20世紀30—70年代，這是生物武器空前發展的時期。其突出表現是機構增多，經費增加，專家從業人員劇增，科技含量特別是高科技含量空前增多。這一時期的特點是發展的戰劑增多，生產規模擴大，主要施放方式是用飛機施放帶有戰劑的媒介物，擴大了攻擊范圍。1936年，日本侵略軍在中國東北哈爾濱等地區建立了大規模研究、試驗和生產生物武器的基地，其代號為731部隊。該部隊司令官為日本軍官中將石井四郎，基地有工作人員約3000人。基地編有眾多醫學專家和部隊文職人員。基地設有細菌研究部、實戰研究部、濾水器製造部和細菌生產部等。不少專家直接深入課題研究班內。這些班似乎既像研究室，又像專題組。班的名稱各異，內容不同，它們是昆蟲班、病毒班、凍傷班、鼠疫班、赤痢班、炭疽班、霍亂班、病理班、血清班、傷寒班、結核班、葯理班、立克次氏體班、跳蚤班等。這些課題班針對中國氣候、土壤、疫情等具體情況，以中國人或前蘇聯人、朝鮮人為實驗對象，進行以中國為目標的細菌戰研究活動。基地建成後，細菌戰劑每月生產能力為鼠疫桿菌300千克、霍亂弧菌1噸，每月能生產45千克的跳蚤並研製出包括石井式細菌炸彈在內的8種細菌施放裝置。1940年7月，日軍無視國際公約，在中國浙江寧波地區空投傷寒桿菌70千克、霍亂弧菌50千克和帶鼠疫桿菌跳蚤5千克；1941年夏季、1942年夏季又分別在湖南常德，浙江金華、玉山一帶投放細菌，污染土地、水源及食物，造成上述地區近千人死亡。在這期間，英國自1934年開始從事對生物武器的防護研究，1939年決定從防護性研究過渡到進攻性生物武器研究。1941年—1942年，英國曾在蘇格蘭的格林亞德荒島上進行炭疽桿菌芽孢炸彈的威力試驗，受試羊群大部得病而死。多年來，該島仍被炭疽病威脅。德國於1943年在波森建立生物武器研究所，主要研究如何利用飛機噴灑細菌氣溶膠的方法、裝置。研究的菌劑有鼠疫、霍亂、斑疹、傷寒、立克次氏體和黃熱病病毒等。

美國也是細菌戰大國。美國國防部1941年11月成立了生物戰委員會，1943年4月在馬里蘭州的迪特里克堡建立了生物戰研究機構，該機構佔地5.2平方千米，有2500名雇員和500名研究人員，1944年在猶他州達格威試驗基地建立生物武器野外試驗場。此外，埃基伍德兵工廠和松樹崖兵工廠也承擔某些研製任務。美國在生物武器研究方面，有2個重要的成就，在當時轟動世界，並被認為是生物武器技術的2大突破，即①完成了一系列空氣生物學的實驗研究，即「氣霧罐計劃」，對生物戰劑在氣體中懸浮的存活情況、動物染病機理和感染劑量進行了深入、細致的研究，奠定了生物氣溶膠雲霧作為攻擊方式的基礎。此乃一切細菌、生物或器材，特別是炸彈、布灑器方面的設計、使用之基本理論。②研製成功大量冷凍燥粉狀生物戰劑，提高了生物戰劑的穩定性和儲存時間。這一點作為儲存、運輸和使用有重大意義。生物戰劑與化學戰劑之間的重大區別就在於前者是活性生命物質。美國軍隊研究的戰劑有炭疽桿菌、馬鼻疽桿菌、布氏桿菌、類鼻疽桿菌、鼠疫桿菌、鳥疫衣原體等。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最大的細菌生物戰行動屬美國50年代的細菌戰活動。50年代的朝鮮戰爭中，美國曾在朝鮮北部和中國東北地區猖狂地進行細菌戰。細菌戰的主要方式是用飛機撒布帶菌昆蟲、動物及其他雜物。經國際調查證明，它使用的生物戰劑有鼠疫桿菌、霍亂弧菌及炭疽桿菌等10餘種，進犯次數達3000次。60年代後期，美國政府宣布放棄使用生物武器。1972年4月10日，美英蘇三國簽署了《禁止細菌(生物)及毒素武器的發展、生產及儲存以及銷毀此類武器公約》。美國等國家的生物武器研製表面上停止了。

前蘇聯在這個時期也進行過細菌生物戰研究活動。據外電報道，由微生物細菌攜帶者蚊蠅蚤虱轉向鳥類，特別是定期遷徙的候鳥是蘇聯生物戰之一大發明，引起人們的重視。另外，前蘇聯在生物戰研製活動中，曾發生前面所敘述過的斯維爾德洛夫斯克爆炸事件，受到世界的強烈譴責，此後活動便大大收斂。

（3）開始於70年代中期。由於生物技術迅速發展特別是脫氧核糖核酸，即生物的遺傳物質基因的發現和重組技術的廣泛應用，為生物戰的發展展現了極為廣闊的前景，因為它不但有利於生物戰劑的大量生產，而且還為研製、創造和生產特定的適合於生物戰要求的新戰劑創造了條件。生物技術的飛速發展，已將傳統的生物武器帶進了「基因武器」新階段，從而再次引起一些國家對生物武器的重視。盡管已有禁止生物戰公約在世，盡管生物武器已被帶入「基因武器」范疇，我們仍應對生物戰戰劑有一基本了解。

生物戰，原名細菌戰，其所以稱生物戰，是因為現在使用的戰劑不光是原有的那些球菌、桿菌、螺旋體菌，而且還包括不能稱之為細菌的立克次氏體、病毒、毒素、衣原體和真菌等。細菌是單細胞生物。在顯微鏡沒發明以前，人們根本不知道它的存在，而把病、死看成是神鬼作怪。有了顯微鏡，人們發現了細菌，才從病人身上找到致病原因。立克次氏體是一種比細菌還要小的東西，其體積在細菌和病毒之間，在顯微鏡下呈球形或短桿形。這種微生物低溫凍不死，但懼怕高溫，可用其作為生物戰劑傳播Q熱和斑疹傷寒等。病毒小到即使在普通顯微鏡下也不能看到。它沒有細胞結構，只能在一定活細胞內寄存。病毒分動物病毒、植物病毒和細菌病毒，可成為生物戰劑的有多種動物病毒，如黃熱病病毒及各種腦炎病毒等。毒素是在某些致病性細菌在其生長繁殖過程中合成出的有毒害作用的物質，如肉毒桿菌毒素、葡萄球菌腸毒素等。

最後還有衣原體及真菌，它們也可成為生物戰劑。它們中有粗球孢子菌以及鳥疫衣原體等。所有這些戰劑物質，現都可以人為地在實驗室大量培養，並通過各種途徑和方法，增加它們的毒性，提高它們的傳染能力，然後藉助各種載體(包括昆蟲、鳥獸、器材武器乃至人員)進行分散、傳播，最終使人致病，形成瘟疫，從而達到使用者的政治目的。

然而不管使用哪種生物戰劑載體和哪種生物戰劑，總是要有一定途徑，才能達到使人致病的目的。致病的細菌，有的從空氣中來，如通過帶菌者咳嗽、噴嚏排出的痰液和唾沫等，使病人成為二次媒介，造成天花、流感、腦膜炎等蔓延起來。有的細菌出自糞便，由蒼蠅的行跡來決定，通過食物、飲水，從口而入，到達胃腸內作病，如霍亂、傷寒、痢疾等。有的細菌潛伏在灰塵、泥土、獸毛和獸皮上，通過人的血液孔進入人體，專門從皮膚傷口潛入作病，如炭疽桿菌所致的炭疽病等。還有的躲在蚊子、跳蚤、虱子身上，通過它們咬人時，乘機進入人體，引起鼠疫、瘧疾、黃熱病、立克次氏病等。當然，人類在發現生物戰劑、研究生物戰劑和發展生物戰劑的同時，也在研究生物戰劑的防護、預防和治病。我們作為公民則應鍛煉身體，增強體質，講求衛生，減少疾病。強壯的體質，講求衛生的習慣，高度的組織性、紀律性和警惕性，不但是國防的需要，也是國家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社會的需要。知識點對付生物戰的辦法

對付生物戰的主要辦法是：採取各種偵察手段，了解敵人研製使用生物武器的動向，積極做好各方面的准備；以積極打擊的手段，摧毀敵人發射生物武器的陣地和施放工具；採取各種防護措施，預防人、畜、農作物受染和發病，迅速消除其後果。生物戰給對方造成危害程度的大小，取決於對方的防護准備、防護措施和衛生條件。

因為生物戰的危害是巨大的，所以世界各國大多都非常慎重，1971年12月聯合國大會通過了《禁止細菌（生物）和毒素武器的發展、生產及貯存以及銷毀這類武器的公約》，並於1972年在蘇、美、英三國首都開放簽署。但一些國家違犯公約原則，仍在繼續研製生物武器，並裝備部隊。因此，許多國家軍隊都重視反生物戰的訓練，強調在平時做好反生物戰的准備。那些病毒捕手那些病毒捕手

7. 美國歷史上發動過多少次「生物戰爭」

在世界各國的歷史長河中，美國想必是大家非常熟悉的一個國家，也是非常年輕的，自從1783年取得獨立戰爭勝利，美國歷史僅僅只有200多年。

但在200多年裡，美國參與的戰爭和軍事行動已經超過200次，粗略計算，每1年幾乎都有1場戰爭。而這些戰爭中就存在生物戰，這比真刀真槍的戰爭還可怕，具體美國發動過多少次生物戰爭，恐怕只有美國自己知道，外人已經無法完全進行統計。

1981年中情局在美軍的協助下，悄悄地飛到古巴上空，秘密發動了一場生物戰，釋放了一種叫登革熱的病毒，最後造成27.3萬古巴人感染，有158人死亡（101名是兒童）。

美國政府對此事後來還矢口否認，一本正經地胡說八道，解釋道是駐扎在安哥拉或非洲地區的軍隊，返回古巴造成的。

後來查清了真相，1981年古巴疫情就是中情局投毒造成的，因為中情局經常給尼加拉瓜組織運送物資，幫助這個非法組織做著非法活動。

由於很多資料無法考證，比如美國在喬治亞高加索地區、埃及的昆蟲生化戰等，無法進行詳細介紹。美國豐富的生物戰理論研究和試驗，是美國黑歷史中積累下來的，這次還借著疫情給中國抹黑，我國外交部也做出有力回應，病毒起源屬於科學問題，科學問題就要由科學研究的結果去解釋。美國生物戰的黑歷史遠遠不止這些，奉勸美國還是好好自我反省吧。

8. 人類史上第一次生物戰發生了什麼

1918年，世界正經歷2場導致人口銳減的大災難，都是人類歷史上前所未有的。一個是一戰，6500萬人參戰，傷亡人口達3000萬人，經濟損失難以估量；另一個殺傷力更是超過一戰，全球10億人口感染，死亡人口超4000萬人，這便是1918年西班牙大流感。

因此，西班牙大流感也被認為是人類史上第一次生物戰，不過真相究竟如何，早已不得而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