① 核武器，生物武器，化學武器，能被防禦嗎
核武器、生物武器、化學武器、不容易被防禦。現代戰爭是指那打那。
② 大規模殺傷性武器的應對處理（代表國：英國，伊朗)
和諧掉
③ 生物恐怖
生物恐怖是恐怖分子利用傳染病病原體或其產生的毒素的致病作用實施的反社會、反人類的活動，它不但可以達到使目標人群死亡或失能的目的，還可以在心理上造成人群和社會的恐慌，從而實現其不可告人的丑惡的目的。生物恐怖與生物戰沒有本質上的區別，它們使用的都是生物武器，只是使用的場合不同和使用的目的有所差異而已，在戰場上使用就稱生物戰，而在恐怖活動中使用就稱生物恐怖。
(炭疽桿菌、霍亂狐菌、野兔熱桿菌、傷寒桿菌、天花病毒、黃熱病毒、東方馬腦炎病毒、西方馬腦炎病毒、班疹傷寒立克次體、肉毒桿菌毒素等，都可為生物武器 )
恐怖組織不必建造大型工業水平的實驗室就可小規模地生產生物武器，從而造成可怕的後果。美國的炭疽信件案表明，幾克炭疽病原體就會對一個龐大的國家造成嚴重的影響。可怕的是，單個的人，只需要大學水平的生物學基礎知識、不大的房間和一些必須的設備，即可輕易生產出5克的炭疽病原體來。而防止生物恐怖主義襲擊的有效措施則不多，一般只有兩種防範機制，即及時高效的情報偵察和較好的生物防護系統。情報能夠預防襲擊，防護系統能夠在發生類似襲擊時最大程度的減少其消極影響。
生物攻擊可以使任何一個國家，哪怕是最發達的國家陷入癱瘓。除了巨大的人員傷亡和經濟損失外，還會造成居民的恐慌，產生嚴重的情感威脅。國際社會應當嚴肅對待生物恐怖主義襲擊的現實問題，因為，21世紀將會是最有可能出於恐怖目的而使用生物武器的世紀。而且，這種襲擊也最難防範。首先，很難查清從事類似活動的人或機構；其次，恐怖組織或個人實施生物攻擊後，可能會在相當一段時間內不為人所知；第三，這種襲擊不僅有較強的隱蔽性，而且曠日持久，往往持續相當長的時間。
試想一下，每天都有關於新疾病和新感染者的情況，這一進程可能持續幾個星期，社會開始為此不安，許多人不再出門上班，不敢打開信封，公司關門，遊客減少，旅遊業遭到沉重打擊，社會活動和政治活動減少。這樣，除人員傷亡外，還對國家造成經濟損失。這也是恐怖分子特別鍾情於生物武器的原因。有相當多的證據表明，「基地」組織可能已經得到了生物武器。最恐怖的是，它們要想生產這種武器，根本不需要太多的投入，只要有生物學基礎知識和生產房間即可。
關於生物恐怖事件的應變行動，其情資掌握、犯罪偵查、治安維持等與其他各類型攻擊一致，部分應變流程與技術也與化學物質、輻射物質的擴散接近，但生物恐怖事件的應變尚有其他特殊之處，包括：
(一)可能病原相當多種，病原需經由病例采檢或事件現場的環境采檢，以實驗診斷方式辨識，進而決策後續的醫療介入措施。
(二)自感染至發病需經過一段潛伏期，故一旦發現可能病例，病原可能早已擴散，需要大規模調查，以找出尚未發病的可能受害者。
(三)影響並非立即發生，對於可能的暴露者，都至少須追蹤一次潛伏期，如果病原可透過人傳人，則追蹤的對象將更為眾多。
(四)可能的散播形式相當多樣，需藉由詳實的流行病學調查，以找出可能的暴露途徑與危險因子，以決策後續的公共衛生介入措施。
(五)對於受害者的治療與照護，需就疫苗、葯物及其他有限醫療資源進行分配，可能將涉及倫理議題。
(六)病原的散播並非肉眼可見，故需要對一般民眾提供正確防護資訊，必要時封鎖病原可能散布的區域。
(七)一般民眾往往過度擔憂罹患傳染病的可能性，為因應大量恐慌性就醫者，需事先規劃病人分流的標准。
原則上，生物恐怖事件的應變與傳染病流行的處理則有共通之處，況且，生物恐怖事件並不見得能在第一時間確認，倘未接獲相關情報，將有可能被視為一般傳染病疫情處理。
生物恐怖是恐怖分子利用傳染病病原體或其產生的毒素的致病作用實施的反社會、反人類的活動，它不但可以達到使目標人群死亡或失能的目的，還可以在心理上造成人群和社會的恐慌，從而實現其不可告人的丑惡的目的。生物恐怖與生物戰沒有本質上的區別，它們使用的都是生物武器，只是使用的場合不同和使用的目的有所差異而已，在戰場上使用就稱生物戰，而在恐怖活動中使用就稱生物恐怖。
(炭疽桿菌、霍亂狐菌、野兔熱桿菌、傷寒桿菌、天花病毒、黃熱病毒、東方馬腦炎病毒、西方馬腦炎病毒、班疹傷寒立克次體、肉毒桿菌毒素等，都可為生物武器 )
恐怖組織不必建造大型工業水平的實驗室就可小規模地生產生物武器，從而造成可怕的後果。
④ 生化武器的防治
全球生化武器態勢主要特點
全球生化武器態勢是當今國際軍事形勢發展的一個縮影。它既有世界軍事形勢的一些共性，又有其特殊的表現形態。
1.非戰爭使用成為生化武器運用的主要形式
自20世紀80年代以來，除伊拉克對伊朗和庫爾德人使用過生化武器外，其它國家未在戰爭中大規模使用。生化威懾、恐怖和犯罪，以及偽裝成自然疫情秘密襲擊等非戰爭使用問題則日漸突出。
一是生化技術擴散使生化武器非戰爭使用的機率增加。經濟全球化，使各種生化制劑的研製設施、原料更加普及；信息網路化，使許多毒劑的合成方法、理化性質、毒性數據更加公開。生化技術的發展和生化制劑的擴散，為生化武器的研製生產和使用生化武器進行恐怖、犯罪活動提供了更加便利的條件。
二是生化恐怖等非戰爭行動及影響呈上升趨勢。近年來，恐怖分子利用生化手段破壞、謀殺、搶劫、綁架等活動越來越多。生化恐怖襲擊使用隱蔽、防範困難、處置復雜、作用持久、後果嚴重。0.015－0.24公斤的肉毒桿菌毒素污染水源，就能在數小時內造成上萬人的中毒和死亡。新型生化戰劑一旦用於恐怖行動，將更難防護，影響更大。
三是某些自然疫情隱含激烈的非戰爭生化對抗趨向。近年世界各地爆發的新型傳染性疾病等自然疫情，在客觀上為掩蓋生化武器秘密使用的行為提供了條件。不排除別有用心的國家和勢力將生化武器作為遏制對手的戰略手段、偽裝成自然疫情形式變相使用的可能性。
2.生化武器軍控履約面臨的形勢仍很復雜
禁止生化武器的國際條約使戰爭中公開使用的可能性有所降低，但一些國家仍庫存大量生化武器，生化武器的研發勢頭未減，生化武器的"家族兄弟"不斷增多。究其原因：一是禁止生物武器法規不完善。《禁止生物武器公約》只是禁止研製生產，缺少執行組織、核查機制和銷毀己有生物武器的規定，國際社會對研製生物武器的行為束手無策。二是禁止化學武器工作情況堪憂。《禁止化學武器公約》的簽約國達157個，建立了專門的核查制度，具有較強的核查能力，國際合作方案逐漸成熟。但《公約》局限性較大，許多具有化學武器研製和生產能力的國家至今沒有簽署或批准公約。三是新型疾病流行刺激生化武器技術發展。新型傳染性疾病在促使各國開發健康防病手段、為人類帶來福祉的同時，也成為促進生化武器發展的"催化劑"。四是監督履行《公約》缺乏有效手段。對很多新型生化戰劑沒有技術手段界定。
3.新型攻擊性生化武器技術呈現加速發展勢頭
生化武器技術近年發展勢頭強勁，特別是新型攻擊性生化戰劑發展迅猛。在生物戰劑方面，用DNA重組技術合成毒素，擴大毒素生產能力；研製多肽等更具活性的主動葯物或抵抗葯物；對炭疽、白喉、肉毒等毒素的基因進行克隆，對產毒基因的核苷酸進行人工合成；發展導致人體變異和破壞生存環境的基因武器。用5000萬美元建造的基因武器庫，其殺傷威力遠遠超過用50億美元建造的核武器庫，只需20克超級熱病毒基因武器就足以使全球60億人死於非命。在化學戰劑方面，出現了通過化學合成方法產生毒素、或由活的生物體產生毒性的生物化學毒劑，能滲透傳統防護器材的強穿透性毒劑，有針對性地破壞人體神經等思維載體的新作用機制毒劑。這些新戰劑"作用快速、高度致死、穿透性強、作用機制新"。
4.戰後生化武器遺留問題的處理工作難度很大
戰後遺留生化武器隱蔽性強、作用時間長，嚴重危害有關國家和地區人民的生命安全，是當前和平環境下生化武器領域的一個焦點問題和比較突出的安全隱患。僅日本在中國的遺留生化武器就已經導致了數百人傷亡。圍繞這一問題的談判和銷毀等善後工作十分復雜，除《禁止化學武器公約》涉及到有關遺留化學武器的處理問題外，國際上再沒有其它相應的法律規定和有效的制約手段。另外，遺留的生化武器一旦為恐怖勢力和犯罪分子掌握並使用，也將導致嚴重後果。
全球生化武器態勢的影響預測
當前生化武器對軍事領域和國家安全的影響正呈現出一些新動向，需要認真研究和密切關注。
1.生化武器發展將進一步加劇軍事領域的競爭。生化武器的角逐是當今各國軍事競爭的一個重要部分，生化作戰能力的強弱，對於在國際競爭中能否贏得戰略主動權有著特殊影響。一方面，生化武器在戰爭中的作用地位仍很突出。盡管生化武器用於戰爭的可能性下降，但由於生化武器的物質基礎仍然存在，生化武器在戰爭中給軍隊帶來的威脅也客觀存在。伊拉克戰爭中，美英高度重視生化襲擊防護，也再一次深刻反映了生化武器在軍事對抗中的重要地位。另一方面，生化武器領域已成為軍事爭奪的新制高點。美俄英等軍事強國加緊制訂規劃，不斷增加投入，加大研製力度，使生化武器的發展速度加快。其中，美、俄、英等國將發展基因武器、可控制性傳染病手段作為軍事技術開發的重中之重，並已取得一定優勢。美國早在20世紀90年代初就在馬里蘭州設立基因武器研究中心，先後投資了近百億美元，1997年完成人工人體染色體合成。2000年，美英聯合宣布繪製成人類歷史上第一個基因組草圖，英稱基因武器最遲不會晚於2010年問世。俄羅斯最近開發出一種能抵禦16種不同解毒葯的細菌。
2.生化武器履約困難將阻礙軍控領域的有效合作。當前，國際軍控組織禁止生化武器的履約工作面臨一系列新情況。國際軍控組織與核查手段的發展，滯後於生化武器研製技術的發展和擴散。少數國家置國際《公約》於不顧，擅自研製和秘密生產生化武器，引起"骨牌效應"，使其他國家紛紛效仿。非締約國家發展生化武器更是無法控制。新一輪軍備競賽加劇，特別是美國發展導彈防禦系統使原有維護戰略平衡與穩定的基石不復存在，導致一些國家發展先進的生化武器以求自保。霸權主義國家在生化武器履約上執行雙重標准，並把生化武器履約作為發動戰爭的幌子和推行新軍事戰略的手段。
3.生化安全環境惡化對國家安全將構成直接威脅。盡管一些新型傳染性疾病的生化背景還有待於研究和查證，但其災難性的後果和生化武器擴散帶來的危害，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全球生化安全環境逐漸惡化的趨向。特別是愈演愈烈的生化恐怖直接危及國家安全。目前世界上有200多個恐怖組織，分布范圍廣，組織嚴密，大多具備化學攻擊能力，少數具備生物攻擊能力，並嘗試開發新型生化技術手段。這迫使一些國家將應對生化威脅作為安全戰略重點。
4.生化技術發展失衡將使安全預防更加困難。當前世界生化武器攻防技術發展嚴重失衡，對很多新型生化武器沒有防禦手段；即便研製出新型病毒的國家，在短期內也研製不出防禦這種病毒攻擊的疫苗。各國生化技術的差距也在增大。美英等國的生化武器特別是基因武器技術已遙遙領先。生化技術領先的國家利用生化優勢研製對付其它國家的生化武器，使這些國家面臨嚴重的潛在安全危機。個別國家專題研究所謂《中國人的基因組》問題更值得我們高度關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