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生物恐怖
生物恐怖是指使用致病性微生物或毒素等進行恐怖襲擊，造成（烈性）傳染病等疫情的爆發、流行，導致人群失能和死亡，引發社會動盪。是生物襲擊、生物犯罪、生物恐怖活動、生物恐怖事件或生物恐怖主義統稱生物恐怖或生物恐怖活動。
2. 生物恐怖襲擊的歷史
1、生物恐怖主義的定義：使用生物制劑誘導人類、動物及植物疾病或導致其死亡。生物制劑包括微生物和微生物以及動、植物所產生的毒素。生物恐怖主義行為的動機可以是政治、宗教及意識形態的，及個體報復犯罪。行為主體可以是個人、團體及國家。目前，公認的可用於生物恐怖主義襲擊的主要制劑有6種：炭疽桿菌（ANTHRAX），鼠疫桿菌（PLAQUE），天花病毒（SMALLPOX），出血熱病毒（如EBOLA）和兔熱病桿菌（又稱土倫熱，TULAREMIA）及肉毒桿菌毒素（BOTULISM TOXIN）。還有其他一些制劑，但危害性較上述6種為輕。另外，提請讀者注意的是，定義里的受害對象不僅限於人類，而包括了與人類日常生活密切相關的動植物，因篇幅有限，筆者將在後面只與以簡要介紹。
2、歷史回顧及現況： 用生物制劑作為武器打擊對手的概念可以追述到遠早於19世紀產生的細菌致病理論以前的古羅馬古希臘和波斯文明時代及中世紀時代。那時人們以為疾病與惡臭氣味及其播散有關，故在戰爭中將腐敗有惡臭的動物屍體扔入水中，企圖通過污染對方飲水系統而導致對手患病，十二世紀義大利人巴巴羅沙甚至用腐敗的人屍體污染敵方飲水源。而這一古老的方法直到19世紀美國內戰時期仍被採用。到中世紀時，人們開始用因病死亡的人體拋棄到敵方城裡以播散疾病而求得勝利，最著名的例子是14世紀塔塔爾人圍攻Kaffa（現今的烏克蘭境內的港口城市Feodossia）時將患鼠疫死亡的己方戰士屍體扔入城內，有記載城內暴發了鼠疫，守軍被迫棄城撤離。史學家推測，此後因染病逃亡的人們及患鼠隨船外逃至其他地中海沿岸港口城市如威尼斯，Genoa及Constantinople等地從而導致14世紀中葉人類文明史上著名的第二次歐亞大陸鼠疫大流行。但有流行病學家對此結論存質疑。而確有年史紀錄的則是18世紀（1754－1767）大不列顛北美總司令JeffreyAmherst勛爵建議使用天花來「消除」與之對抗的北美印地安人部落的敵對戰鬥力。1763年1月24日，聯隊長Ecuyer率所屬部隊故意將己方患天花病者使用的毛毯、手絹散發留棄給北美印地安人部落，其在日記里寫道：「我希望這能達到預期效果」。不久在俄亥俄河谷區域的印地安人部落確實發生天花流行。在此時期，法國軍隊也曾採用類似方法對付過印地安人。這些可能是最早的有明確目的及具體方法手段並達到其目的生物戰實例，也是西方文明史里的無恥黑暗一頁。
19世紀隨著醫學科學的進步尤其是微生物學的開創、 細菌致病理論的建立、致病菌的分離培養技術的開創，使人們對疾病發生的病因尤其傳染病的發生有了正確的認識，為後來的疾病防治研究起了巨大的促進作用，但同時也給心術不正之徒開了方便之門。生物武器的開發正式始於20世紀初一次大戰時期，德國曾使用霍亂菌和鼠疫菌試圖引發傳染病，用炭疽及馬鼻疽桿菌感染生畜並出口到俄國、羅馬尼亞、美索波塔米亞和法國等地。羅馬尼亞的布加勒斯特細菌和病理研究所就分離出德國所用的菌種，證實其使用生物制劑於戰爭。
一次大戰結束後，鑒於化學及生物武器的應用帶來慘烈可怖的結果，各國通過外交努力以求限制生產和使用大規模殺傷和毀滅性武器。於是有了1925年多國簽署的日內瓦條約：禁止在戰爭中使用窒息性毒氣及其他毒劑以及細菌武器。但此條約並未觸及對細菌武器的研製和儲存，並且無國際間監督檢查機制，而許多國家甚至還要求修改條款保留報復性使用的權力！簽署此公約但仍進行細菌武器研製的國家有比利時、加拿大、法國、英國、義大利、荷蘭、波蘭、及前蘇聯。而美國直到1975年才簽署該公約。
在兩此世界大戰之間進行細菌戰研究最積極且臭名遠揚的要數日本的由細菌學專家軍醫Ishii Shiro領導負責的731細菌戰部隊及研究所了。其在中國東北的范平縣建立了由150座建築物群5個衛星小區，多達5000研究人員構成的大本營，並在長春、南京等地有分部。有資料顯示在1932－1945年間，731部隊用中國軍人俘虜及平民囚犯做有關炭疽、腦膜炎、傷寒、霍亂和鼠疫等細菌的活體試驗，至少殺死10，000多人！被蘇聯紅軍俘虜的該部負責人員交代曾在中國11個城市進行過12次大規模範圍實地細菌戰試驗，手段包括直接噴灑霍亂菌污染水源、飛機播撒釋放攜帶實驗室培養的含鼠疫桿菌的跳蚤，每次空襲播撒含菌跳蚤多達1千5百萬只！據當年報導資料，在1941年常德地區的細菌戰試驗，導致10，000以上中國人及日軍自己部隊人員約1700人傷亡，多數死於霍亂。
據說希特勒曾頒布命令禁止細菌武器研製，但在一些高級納粹官員支持縱容下，德國一些科學家確實進行過細菌武器研製，盡管直到納粹滅亡其也未能實用化。當時其主要目的尚不象日本是要在戰爭中作為主要武器使用，而主要是研究立克茨氏體及其他細菌的致病機理以及研製相應疫苗和磺銨葯物。一些納粹醫生分別在奧斯維辛和達豪集中營對猶太人和戰俘注射立克茨氏體、甲肝病毒、瘧原蟲等病菌然後觀察疫苗及試驗葯物的作用效果。僅有的一次戰術應用生物武器是1945年5月德軍對Bohamia西北的一個水庫進行過投擲垃圾廢物進行污染。具有諷刺意味的是，與此同時盟軍卻為防止德軍生物戰進攻而進行報復使用的生物武器開發研製，英國在蘇格蘭Gruinard群島進行的投擲含炭疽桿菌芽孢細菌彈試驗造成了該島嚴重污染，英政府後來耗費巨資及人力，用了280餘噸的福爾嗎林液及2000多噸海水進行消毒，從1979年一直進行到1987年才徹底清除該島土壤的炭疽污染！
美國的進攻性生物武器研製開發計劃始於1942年，是由位於馬里蘭州的CampDetrick＾T（1956nian 重新命名為Fort Detrick）的非軍方機構戰爭儲備署（War ReserveService）領導進行的，生產基地在印地安納州，試驗基地在密西西比和猶它州。先後進行過炭疽、布氏桿菌細菌彈試驗。但由於生產環節的安全措施不利，造成多次泄漏污染，難以大規模生產，使得美軍未能在二戰中實施，盡管當時已裝配了約5千枚含炭疽芽孢的細菌彈。二戰結束後該工廠關閉轉為民用葯廠，但基礎研究和開發仍舊在馬里蘭進行。而且731部隊人員如Ishii Shiro等因向美軍交代有關細菌戰技術資料而免於戰犯起訴。在1950－1953年朝鮮戰爭期間，美國生物戰研究開發計劃得到發展，在阿肯色州Pine Bluff新建了具良好生物污染保護措施的得以大規模生產、儲存及武器裝配生產基地並於1954年正式生產。同時，相應的反生物戰計劃包括軍隊的防護生物武器襲擊的疫苗、抗血清及抗生素生產也一並上馬。用」自願者「進行人活體試驗始於1955年。陸軍並採用無毒或低毒的普遍存在於環境的常見菌種在紐約、舊金山等城市進行過氣溶膠播撒試驗以研究在大范圍條件下其效果及自然環境（如陽光中紫外線、不同氣象條件）對氣溶膠內菌種的影響。在這些地區，一度曾報告有可疑的常見菌種引起的感染率增高，並有死亡病例發生。被媒體暴光後，民眾反應強烈，國會召集聽證會，導致軍方受到嚴厲指責並中止相關試驗。從1943至1969年間，Fort Detrick共發生456 例與進攻性生物武器研製相關的職業病例，3例死亡（2例為炭疽，1951和1958年，1例病毒性腦炎，1964），另有48例其他生產基地發生的職業病例但無人員死亡。這里不能不提到有爭議的關於50年代初朝鮮戰爭時有關美軍使用細菌戰的問題。 中國、前蘇聯和北朝鮮都曾指控美軍曾對中朝軍隊使用了細菌武器襲擊， 並得到有關國際科學委員會（ISC）的調研和支持，但其報告為北朝鮮和中國政府嚴加控制予以發表的。而美國當時承認有進行生物戰的能力但否認使用過細菌武器，並要求進行公正的調查。當時國際紅十字會和世界衛生組織（WHO）都曾介入提出組成特別委員會調查組進行調查，但從未得到中、朝政府回應，WHO的提議並被認為是欲進行間諜活動的企圖。結果美國及其他15個國家向聯合國提議組成一個中立的調查團進行調查，但此提議被前蘇聯否決。此後的冷戰時代，美蘇雙方進行了一系列的口水戰，相互指控對方進行過細菌戰。如美國對加拿大愛斯基摩人試用過鼠疫菌、對古巴、哥倫比亞、和玻利維亞及越南等使用過進攻性細菌武器，蘇聯在阿富汗也用過用細菌武器等等。但所有的指控都缺乏令人信服的科學證據或是所謂的證據相互矛盾。直到1969－70年，美國前總統尼克松簽署了美國中止進攻性生物武器研究開發計劃的總統令，研究計劃嚴格地僅限於防禦性范圍，如針對生物武器襲擊的診斷試劑、疫苗、及治療葯劑。所有的生物武器包括儲備的制劑及投放設施在聯邦政府農業部、衛生總署、以及阿肯色州、科羅拉多州、和馬里蘭州政府有關部門的主持監督下與以銷毀。
早在冷戰時代之前的二十年代，列寧已認識到生物武器的戰略價值，前蘇聯自那時即已開始進行實驗研究，並於二次大戰後建立了現代化的生物武器研究開發工業。其在一秘密部門BIOPREPARAT領導由國防部直接控制，以民用生物工程研究機構為掩護進行活動。領導人為科學家身份出現的尤利。卡里寧將軍，有5－6萬受過良好教育和訓練的科技人員，其總經費的85％用於生物武器的研製和開發生產。其保密程度甚至超過核武器研製部門。研究方向是應用基因工程生物技術改變增強致病菌的致病毒力、產生毒素的能力、對已知抗菌素的抵抗力、及在儲存和氣溶膠狀態下的生存力。並研製了可由巡航導彈投放的設備。其甚至研究制備出新的嵌合體菌種，如天花和依波拉病毒的雜交毒株！前蘇聯生產了約30餘噸炭疽芽孢，20餘噸天花病毒。據悉，其可進行天花和鼠疫的戰略性細菌戰攻擊。70年代前蘇聯KGB曾多次使用過由形似雨傘的刺殺裝置發射致死性毒素蓖麻鹼謀殺叛逃或旅居國外的持不同政見者，保加利亞人喬治。馬爾克夫即被害死，而弗拉基米爾。科斯妥夫倖免於難，據信另有六起謀殺案與此類似。前蘇聯生物武器計劃的可怕內幕的暴露是由於1979年4月斯維爾德洛夫斯克城（現今EKATERINBURG，俄國）上風頭4公里外的生物武器工廠過濾系統障礙導致大量炭疽芽孢氣溶膠霧泄漏，引起該市發生至少79例炭疽病，其中68例死於吸入性肺炭疽病。而距工廠遠至50公里處也有大量牲畜發病死於炭疽。蘇聯當局對外宣稱是由於食用污染的肉製品所致，直到10多年後的1992年，俄國前總統葉利欽才公開承認是意外泄漏事故所致！雖然葉利欽曾宣稱要中止進攻性生物武器研製開發，但其真實程度無人知曉，1995年美海軍情報分析部門認為俄國還至少有2－3萬人仍在從事生物武器研製開發。1999年，一位叛逃到美國的前BIOPREPARAT高級負責人肯。阿歷伯克出版了一本題為「Bioharzard：The chilling True Story of The Largest ，Told from the Inside by the Man Who Ran it」（藍燈書屋）進一步揭開了鐵幕後的可怖真面目。其聲稱1988年，戈爾巴喬夫就簽署命令將攜帶有炭疽芽孢及其他生物制劑彈頭的SS－18 洲際彈道導彈瞄準美國的紐約、洛杉磯、西亞圖和芝加哥。其研製開發生產出多種具廣泛抗葯能力的炭疽芽孢，以及鼠疫菌、兔熱桿菌、馬鼻疽桿菌、天花病毒、森林腦炎病毒等，並聲稱在阿富汗試用過馬鼻疽桿菌。前蘇聯解體後，過去的BIOPREPARAT依然在俄國當局保護下繼續進行生物武器研製開發和生產。然而由於俄國經濟崩潰，其必然也受嚴重影響。美國柯林頓政府出於戰略安全的考慮，為防止其研究人員和技術及武器外流到恐怖分子和敵對國家手裡，為俄國提供了幾十億美元的經濟援助以助其核武器、化學和生物武器系統的安全維護和人員的穩定。但這些經濟資助是否又轉眼用於進一步武器研製開發，誰也不敢肯定說不，甚至有情報分析認為尤利。卡里寧將美國航空航天局（NASA）提供的經費用於在外層空間進行生物武器研製。所以，美國國內從國會、軍方、學術界及普通民眾都頗有置疑，認為為俄國經濟輸血是養了一條毒蛇。
海灣戰爭之前美情報部門就認為大約自1974年以來，伊拉克已開始積極進行生物武器的研製開發並達到可大規模工業化生產的程度，其大量生產產品包括炭疽芽孢、氣性壞疽梭狀桿菌芽孢2種細菌，肉毒桿菌毒素、蓖麻鹼毒素等4種生物毒素，及5種病毒和1種黴菌。據估計自1989年大規模生產開始已制備：8千升炭疽芽孢溶液（含炭疽芽孢109／ml），其中6千升已武器化（即填裝於運載武器彈頭內，50枚400磅R－400彈頭）；生產了340升氣性壞疽梭狀桿菌芽孢溶液；2千2百升黃麴黴毒素（7枚R－400彈頭）；2萬升肉毒桿菌毒素，其中1萬2千升已武器化（100枚R－400彈頭）。所有彈頭分兩處儲藏可隨時啟用。伊拉克並用蘇制射程300公里的SCUD導彈改造成射程達600公里可攜帶投射生物彈頭的運載工具其中13枚帶肉毒桿菌毒素，2枚帶炭疽芽孢，10枚黃麴黴毒素生物彈頭。另有數目不詳的可發射生物彈頭的火箭炮。1991年1月伊拉克還進行了改裝的可攜帶2200升氣溶膠罐進行遠程生物戰攻擊的米格21戰斗轟炸機模擬（用非致病菌）播撒試驗。在海灣戰爭中伊拉克沒敢使用生物武器有多方面因素，如恐懼美國核報復、其氣象台站盡數被摧毀無法預測氣象條件尤其風向風速等參數以指導伊軍進行生物戰攻擊，還有其武器系統的安全穩定性並不可靠等等。雖然海灣戰爭結束後，伊拉克在聯合國特別檢查委員會及國際原子能委員會監督下被迫銷毀其已擁有的生物彈頭及運載工具，但在此過程中其做了不少手腳，並未完全按要求程序進行銷毀，有轉移隱藏其製造設備和裝置的極大嫌疑。目前聯合國特別檢查委員會及國際原子能委員會及美國情報部門估計伊拉克仍在進行大規模殺傷武器研製開發計劃，只不過隱藏的更深，在核子、化學和生物武器中，大概後者最有可能第一個重新恢復達到海灣戰爭之前水平，而其所需時間大約僅僅6－12月之內。
近10餘年內已知的生物恐怖襲擊事件有：1984年9月美國Oregon，Dalles鎮發生的宗教極端分子在2個餐館的沙拉台里播撒了沙門氏傷寒桿菌導致該鎮751人患急性腸炎，其／中45人需入院治療。此行為目的是為阻止該鎮鎮民投票表決否定該組織在鎮里建立該教派總部！另一起是1996年10月在德克薩斯州某大醫學中心的一個實驗室12個工作人員發生食物中毒，經化驗檢查是志賀氏2型痢疾桿菌污染食品櫃內點心所致。根據各方面調查研究認為是一起人為的生物襲擊報復行為，此事至今仍未破案。還有一起著名的案件就是由麻原為首的奧姆邪教在日本東京地鐵進行的沙林毒氣襲擊，在此事件中及之後，其同時在東京8處地點播撒了炭疽芽孢，但由於不明原因，炭疽芽孢並未造成傷害後果。在其後警方的搜查中令人驚訝地發現該邪教確擁有炭疽芽孢等生物制劑並已制定了生物恐怖襲擊的行動計劃和具體實施手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