華界化學怎麼樣

『壹』 大同大學的發展

胡敦復：著書立說，率先垂範
從1911年底醞釀創辦大同至1949年離開大陸，將近40年中，胡敦復一直把創建、發展大同作為自己的主要事業，兩度出任校長（1912-1927、1941-1945）共長達20年，還一直擔任大同大學董事會董事。胡敦復作為校長和立達學社社長，其主要精力放在盡可能多地為大同積累和募集資金上。除社會活動外，他還以身作則盡量在外多兼課兼職，不僅受馬相伯之邀，去主持復旦公學（後改大學）教務，還長期在南洋大學（後改上海交通大學）數學系任教。不僅如此，在編寫教科書方面，胡敦復更是身體力行，率先垂範
本世紀初，我國新學剛開始興辦，學制、教材多照搬日本或歐美。因此，胡敦復和立達學社社員以親身的經歷感受到，自主辦學的目的，就是要為中國爭獨立的學術地位。在與吳在淵合著的《近世初等代數學》一書的序言中，胡敦復剖明心跡：「自立之道奈何？第一宜講演，第二宜翻譯，第三宜編纂，第四宜著述。」其中，首要的就是，「務使初學科學之人，可盡脫外國文之束縛，而多得參考之材。學者研究既多，自能群趨於發明之一途。」「今尚宜從中學之教科書入手，漸及參考之書，層累而上，以至高深之學。材料不妨淺近而說理務宜精詳，結構不必宏大而見地須有獨到，務使中學之士，先得觀摩之益；至盈科而進，而後引入百寶之林。」因此，大同的教學特色之一，領導教師編寫教材和教學參考用書。
大同學院成立不久，胡敦復便領銜成立了「大同學院叢書叢刊」編輯部，編輯成員有胡敦復、朱香晚、吳在淵、胡明復、胡剛復等14人，都是學貫中西的飽學之士，大同所用的教材和參考用書，大都由他們自己編寫。
胡敦復率先垂範，先與其夫人、早期留美生華桂馨女士最早合編了初中算術教科書，之後與吳在淵合編了《算術》1冊（1922年）、《幾何》2冊（1923年）、高中《幾何學》1冊（1925年），都是針對當時初中採用的新學制教科書混合數學而編寫的，該書可以補足初中幾何未竟之學程，採用的學校較多，後均由中華書局出版。20世紀30年代，商務印書館又出版了他與榮方舟合編的《平面幾何學》、《立體幾何學》。1935年，他和范會國、顧澄合譯的《積分方程式之導引》，被商務印書館列為我國最早的一批「大學叢書」之一。他獨立編寫的《新中學幾何學》被教育部審定為高級中學用教科書。40年代，他編寫的《英文寶庫》第1～5冊，被教育部審定為中國初中教科書。此外，他還為多部教科書和教學參考用書作序或校訂。他的這些工作，為我國早期的中學教材建設起了奠基性的作用。
胡敦復編寫教材，一般都經過親自試講，是科學理論和實踐經驗的結合。在蘇步青眼裡，「胡敦復是很好的教育家」。上海市原市長汪道涵說：「我曾聽過胡敦復教授講授微積分，胡先生學識豐贍、講課清晰。當年創校時，以『大同』為名，就有著美好的深意。『大同』很有名氣，培養出許多人才。」胡敦復20世紀30年代的學生李立柔、黃正中教授回憶說：「這門課（指微積分）他教了多年，已經熟透了。但是，每次上課前仍然必須備課，從不馬虎上陣，學生們都願意聽他講課。」
胡敦復博聞強記、精力過人，他在「大同」，除教數學外，還先後教過英語、拉丁語、哲學、國學、物理等多課，哪門課缺教師，他就教哪門課，人稱「全能教授」，而且教學效果都很好。蘇步青曾評價胡敦復：「非常和氣，非常聰明，當時我們議論，數學家中英語最好的就是胡敦復先生，他的文學也非常之好。」
1941年，重慶國民政府教育部在全國設置部聘教授，以獎勵在大學任教授10年以上，且教學確有成績、聲譽卓著，對於所任學科具有特殊貢獻者。經反復醞釀，決定第一批部聘教授在24個學科中遴選30人，其中中國文學、數學等6科各2人，其餘各科皆1人。在這30人中，還包括當時在敵占區暫不正式公布姓名的2人。胡敦復當選為數學科和敵占區的兩個2人之一，在記錄的名單中，敵占區的部聘教授實際只有胡敦復1人，這是對他過去30年教學成績的充分肯定。 在胡敦復的動員下，他的弟、妹胡明復、胡剛復、胡范若、胡芷華，堂弟、妹胡憲生、胡卓，子女胡宜南、胡新南等親屬，在國內外學成後到大同大學服務多年，他們也都全力支持父、兄的事業。其中尤以被元濟稱為「奇童」的胡明復(1891—1927)、胡剛復(1892—1966)兄弟貢獻最大。
1910年，胡明復順利通過了第二批庚款留學直送生的考試。赴美後，胡明復先在康奈爾大學讀文科，1914年畢業後轉入哈佛大學研究院專攻數學，並於1917年獲博士學位，為我國歷史上的第一位數學博士。他的博士論文《具有邊界條件的線性積分——微分方程》，在《美國數學會會刊》發表，也是中國學者在國外發表的首篇現代數學論文。
胡剛復則於1918年夏獲哈佛物理學博士學位，他的博士論文統稱為「X射線的研究」，在當時是世界科技前沿課題。後論文分為三篇在權威雜志《物理評論》上發表。他是我國第一個從事X射線研究的科學家。
學成之後，等待他們的當然是錦綉前程。北京大學和南京高等師范都向他們發來了聘約，同時，他們的美國導師也希望他們留校工作，繼續他們的研究。可是，兄弟兩人卻責無旁貸地於1917年底和1918年秋先後回到上海，加入了大同學院的創建隊伍。他們在大同同樣不取薪水，同樣須將在外面代課收入的一部分交給學校做資金積累。胡剛復在寄給美國母校的信中說：「1918年夏我的研究工作暫告完成……我終於決定離開我愉快逗留過8年多的美國回到自己的祖國擔任教師一職了。我國十分貧困，物資缺乏，生產落後，急需振興實業。由於經費和物資短缺，致使教育事業也難以推動……今後我的一生將面臨艱苦的斗爭了。」
胡明復到大同伊始，便全面挑起了校務和教學工作的重擔。為有更多的時間和精力辦好大同，胡明復住進了學校，從教學安排、人事調配，到學校的基建改造，他一一過問。那時，大同的基建任務十分繁重，有些新開設的系科就等著教室上課。為加快進度，節省資金，胡明復就自己動手設計，至今仍坐落在新閘路、西康路口的大同大學舊址校舍，就是胡明復親自繪制圖紙的。大同的經費一直入不敷出，為維持正常教學，胡明復不得不將自己的積蓄墊入。他們這些早期庚款生留學期間，每月生活費就有80美金，同學中有人因為善於攢錢甚至成了「小財主」。胡明復則早已將省下的一部分生活費用在了創辦《科學》雜志上，現在他又將幾乎所有的積蓄都投進了學校。有人統計，他10年間墊費總數達2萬余元，真可謂「毀家興學」了。
胡剛復則著力創辦和主持大同物理系，當時，國內的物理學教授可謂鳳毛麟角。他通過南通實業家張謇父子的捐助，在大同創建了我國最早的近代物理實驗室，其中有用以測定光波和光的折射率的邁克耳孫干涉儀，有測量電子電荷的密立根油滴儀等，其設備之先進與豐富，在國內私立大學中是絕無僅有的。同時，胡剛復也是大同在外面兼課最多的教授，長年累月地在滬寧和南北地域之間穿梭奔波，風塵僕僕，異常艱辛。他曾兼任南京高師、東南大學、上海交大、廈門大學、中央大學、浙江大學、北洋大學，以及中央研究院和北平研究院的教學和研究工作，他還創辦了南京高等師范學校物理系，並在抗戰期間主持浙大文理學院，被李約瑟博士稱為可與牛津、劍橋和哈佛相媲美。作為開創中國物理學教育的一代宗師，胡剛復可謂桃李滿天下，為我國科學和科學教育作出重大貢獻的著名科學家，早期學生有吳有訓、嚴濟慈等，稍晚有錢學森、吳健雄、盧嘉錫等，都是中國現當代科學界叱吒風雲的人物。 與一般私立大學主要發展方向為文商法不一樣，大同大學一直以理工聞名滬上。大同這一辦學特色自然與立達學社社員教師群體的學問背景有極大的關系。社員教師群體中前期是文理各半，後期以理工為主，總體上是以理工背景為特色，如在中國近代數學發展史上有重要貢獻的胡敦復、吳在淵、胡明復，著名物理學家和教育家胡剛復，著名化學家和教育家曹惠群、陶慰蓀等。
所以在辦學方針上，也以吸引理工人才為主，例如數學方面的張鎮謙、高揚芝、范會國等，物理、化學與工學方面的顧靜徽、葉蘊理、戴豈心、曹簡禹、鄭昌時等，此外，物理研究先驅吳有訓，數學家、九三學社創始人之一何魯，數學家、吳文俊恩師武崇林、無機化學家顧翼東等人都曾在大同任教。教師群體的理工特色與學校發展的方向也是一對互相促進的因素。與發展文商法僅需一本講義、一張黑板、一支筆不一樣，發展理工必須花費大量經費購置實驗儀器與設備，這是大多數私立大學不發展理工科目的主要原因。但正是由於大同在整個私立高等教育系統獨樹一幟，發展理工，致使其在吸引有志理工的學生方面尤其獨到的優勢，這自然適應了教育市場的需要。 1912年學校創辦時，首期招收學生僅91人,教職員10餘人。初設普通科和預科,開國文、數學、物理、化學、英文等課程,學生可根據文化程度自由選讀。普通科設高中、初中(高中2年,初中4年),預科設文、理科(均2年)及英文、數理兩專修科(均5年,招初中畢業生)。1914年遷址後有學生126人，同時因感國家急需人才，決定再辦大學預科，為出國留學作準備；自1916年起，先後增設英文和數理兩個專修科，後來又設大學文科、理科及商科。
鑒於「大同」十年的發展，1922年，北京北洋政府教育部批准立案，大同學院改名為「大同大學」，有學生563人，增設商科及教育科。校長一職仍由胡敦復擔任，直到1928年曹惠群出任大同第二任校長。1928年，增設測繪專修科，9月大學部的文理商各科相繼正式改為文、理、商3個學院。文學院設文學、教育、政治3學系；理學院設數學、物理、化學3學系；商學院設經濟、會計、商業3學系。1932年2月6日，上海市教育局准予中學部立案，改稱附屬中學，除教室、宿舍分開外，行政和經費仍與大學統一辦理，大學預科停辦。1937年增設工學院,設電機、化工、土木、機械各系。其中數理、電機兩系的教學質量更蜚聲全國。
20世紀20年代，大同大學成績顯著，在社會上產生了較大的影響，「社會中人無不知大同之敦復先生者」，稱「胡敦復為中國第一流教育家」。到了30年代，學校已成為上海地區極具規模的私立完全大學，其規模和教學質量均可列入國內第一流高等學府。基地發展到110餘畝，建有校舍17座及運動場、綠地等, 建築頗具規模，圖書儀器充實完備，全校大、中學生近千人,其中大學部學生300多名。1935年，《三十年之上海教育》對大同大學的評價：「該校辦理，處處經濟，絕不浪費。教員刻苦耐勞，精神貫注，學生樸素好學，教師輔導學生自動研究，尤為可貴。」
此時的「大同」主要有以下四個主要特點：①資金自籌，教學自主，不受任何外力的干涉；②在國內首倡男女同校同班，胡敦復的堂妹胡卓是「大同」的第一個女生，1916年入學；③從開辦之日起就採用學分制，是國內率先採用學分者，為國家培養一專多能的人才創造了條件；④師資隊伍整齊，雖然至1916年，全校教職員總共21人，到1932年才32人，但精兵簡政，個個學有專長、人人都能登講台授課，大家齊心協力、團結合作，確保了良好的教學質量。 在1937年「八.一三」淞滬抗戰中，因連天炮火和飛機轟炸，大同學府被毀於一旦。10月，華界淪陷，大同師生沒有經濟實力轉移到後方，胡敦復只好率領部分師生留守孤島上海，再次依靠立達學社社友員、團結廣大師生員工，在學校董事會的支持下，開始了第二次艱苦的創業歷程，使「大同」獲得了新生。
他們從南市遷至租界，借中國無線電工程學校及位育小學繼續上課。1938年9月，租用辣斐德路（今復興中路）律師公會大廈為臨時校舍，此時，中學部979人、大學部850人。後大學部改借公共租界光夏中學校舍。1939年9月，新閘路新校舍建成，並附設附中二院，原在律師公會大廈的附中改稱附中一院。抗日戰爭勝利後，附中一院遷回南車站路劫後校舍，即今上海市大同中學；大學部及附中二院（即今上海市五四中學）仍在新閘路。
1945年11月，校長胡敦復辭職，胡剛復任校長，並於1945年11月3日由渝飛滬到校視察。至1948年，大同大學部學生人數已達2700人，中學部學生達2500人，在當時上海公立和私立學校中占第一位，是1912年初辦時學生人數的50倍。1949年10月校長胡剛復北上，由平海瀾擔任代理校長。1951年2月，中共蓬萊區委調聞人馨來校任黨支部書記、政治教師。 1952年10月全國高校院系調整，大同大學建制被取消，其中商學院並入上海財經學院，理學院並入復旦大學，工學院相關科系分別並入同濟大學、交通大學和華東化工學院，文學院並入華東師范大學。
如今，「大同大學」雖然已成為名詞，但是那段輝煌卻銘刻於史冊。在我國內憂外患頻仍的年代，胡敦復帶領十多位教書先生，白手起家創建「大同」，在沒有外援、十分艱難的條件下，兩度將其發展成為一所我國著名的現代高等學校，其特殊性在我國別無多得。上世紀70年代後期，胡敦復在美國接受記者采訪時總結了大同大學辦學的六條經驗：「1.降低辦學費用，使有更多的錢用於教學與科研。2.有一支熱情而有能力的工作班子，使開支降低而工作效率增強。3.有一個能事先規劃周詳的領導班子。4.有良好的信譽，博得人們的信賴。5.取得廣泛的信譽後，需要的時候，就容易向外籌款。6.組織一支良好的教師隊伍，他們不為名利，熱心教育。」他的成功的辦學經驗，對於我國當今的高校建設仍有一定的現實意義。

『貳』 什麼是學術界和學術研究可以通俗告訴我嗎

做學術研究的人常常會說到「學術界」，一般有「學術界普遍認為」、「學術界同仁」等等說法。但這個「學術界」究竟是什麼，人們並不追究，似乎是不言而喻的。我也已經做了很多年的學問，但對學術界至今仍是陌生的，我想學術界對我也同樣的陌生。因而我對於學術界也沒有深厚的感情。這就讓我懷疑我是不是一個學人，並會思考學術界與我是什麼關系，結論是：我應是一個純正的學人，而學術界與我的關系並不大。這樣說，並不意味著我對於他人的學術勞動一無所知，做著一種閉門造車的事情，而是實事求是地說明了我與「學術界」的客觀關系。我之所以沒有身在「學術界」的自居感，固然與我的獨立研究的性格有直接的關系，但根本的原因是我感覺中的學術界和我理想中的學術界是大相徑庭的。

在我看來，學術界是以學術為目的和內容的一個精神文化世界。支撐這個世界的硬體是學術人、學術組織、學術活動和學術媒體，支撐這個世界的軟體則是學術信念、學術道德、學術組織、學術規范、學術制度和學術傳統。這樣看來，「學術界」是一個既真實又虛擬的世界。說它真實，是因為這些「支撐者」的客觀存在，說它虛擬，是因為這些「支撐物」許多是無形的，即便有形的學術規范和制度，也無法與日常世界的「法度」相比，更重要的是「學術界」存在與學術人的心中，它只是偶爾進入到學人的意識之中。由於學術是神聖的，它生產新知、探求真理，所以「學術界」也應是神聖的。

然而，我感覺中的學術界並不完全是一個神聖的精神文化世界。我之所以這樣說，來源於我的一些真實的感覺。

第一， 學術人多了許多世俗的品質。雖然不喜歡熱鬧，也參加過一些學術會議，見過許多平日里只在刊物和著作封面看到的學人。這些人中，往往是長者容易接近，年富力強者多了幾分豪氣甚或霸氣，而少年早成者則常有些驕氣。人與人的交流中，很少有學術氣味，多是家長里短、「名人軼事」，時常能聽到「上次北京的會你怎麼沒去」或「下次上海的會你去不去」之類的話。在我的感覺中，學術會，基本上成了熟人的聯歡會和旅遊節。學術人本是做學問的、搞研究的，即便不能免俗，也應是天下最脫俗的人。而今天的許多學人，不只未能脫俗，幾乎成為大俗。

第二， 學術組織成了世俗權力世界的影子。學術組織是群眾性的組織，既然是組織，就會有一個組織所需要的各種角色，這是正常的事情。學術組織中的角色，應該以學者的學力和學術聲望為依據安排才合乎道理，而實際的情形卻往往不是這樣。在學術組織中擔當重要角色的一般是世俗權力世界中的強者。這種現象使得學術組織的使命感和社會責任感不翼而飛，只不過是再現了世俗權力世界的組合方式。學術組織的天然使命應是組織學術活動、凝聚學人，為學術交流提供平台，推動學術事業向前發展。就此而論，目前的學術組織最熱衷於組織各種會議，而這些會議的學術含量和韻味往往乏善可陳，但組織者的經濟收益和業績效益一般是可以的。

第三， 學術活動常常是「明星」表演活動。學術組織組織的學術活動以會議為最主要的形式。一部分學術會，尤其是小型的專題討論會是很好的，而幾百人的甚至更多人的學術大會就沒有多少值得稱道的了。我常把學術大會比作學術「明星」的表演場所，雖不見的恰當，還是能說一些問題。學術大會一般都要有大會發言人，按理說，誰作大會發言應取決於誰的研究成果具有大會發言的價值，可是，現實的大會發言者往往是在世俗世界裡有地位的學人，至於他們發言的內容似乎是次要的。每每看到這樣的情形，總讓人覺得「學術界」簡直有些像「江湖」，那是一個學術「明星」的演藝競技場，而非真才實學的交流場所。

第四， 學術媒體少了些公正與尊嚴。學術媒體實際上才是學者學術真正的舞台。新的思想、新的建樹，通過學術媒體廣而告之，使同行知曉，這是學者的一大快事。但如今的學術媒體很難讓純正的學者快樂起來，其根源是學術媒體失去了公正與尊嚴。一些假冒偽劣的學術產品可以佔有媒體資源，同時，一些優質的學術產品卻難見天日。恐怕我們不能否認學術媒體與世俗權力、財富和人情的交易，這是學術腐敗的集中表現。或許有人會說，既然這樣為什麼那些學術媒體還會紅紅火火、蒸蒸日上呢？這要歸咎於簡單、幼稚、機械的學術評價制度。只認學術媒體的門第，不問學術作品的內容，只談學術作品的數量，不談學術作品的質量。這樣的評價制度使得學術媒體永遠處於高枕無憂且有利可圖的情境中，怎能不紅火呢？然而，這樣的學術媒體在純正的學者那裡是沒有任何價值和地位的。

我的感覺自然是片面的，我相信學術界並不是歷來如此的。但我更知道我感覺到的這一切是不容忽視的，因為學術的神聖在這樣的學術界被徹底化解了，學術腐敗有了肥沃的土壤。這樣的學術界至少有三種危害：（一）容易使學術事業庸俗化。能在學術界活動的庸人和俗人多了，學術事業自然就庸俗化了。（二）容易使學術事業的尊嚴喪失。我深信學術研究不是一日之功，而我深知急功近利、想走捷徑的人就像病毒一樣在學術世界中繁殖。對於剛剛步入學術領域的年輕人來說，學術界的狀況對他們具有引導作用。我看到許多青年人耐不得寂寞，不願意積累，總想著一夜成名，總感到很悲哀，但回頭想想我們的學術界，也就釋然了。（三）容易使學術腐敗在學術界蔓延。這是任何一個真正的學者都不願意看到的，也是任何一個關心學術界的學者能夠看到的。對於這樣的學術界，我寧願和它陌生些。

我並不是一個要自閉的人，我希望有一個學術界，能讓真正的學者有說話的地方，能讓真正的學問有見光的地方。這個學術界不是我感覺中的學術界，而是我理想中的學術界。這樣的學術界應該具有以下特徵：

第一，它是學術人真誠交流學術研究成果、研究方法和研究理想的世界。在這個世界裡，沒有世俗的等級和權力，只有智慧的真誠面對；沒有山頭和霸權，只有平等的、獨立的學人。

第二，它是青年學人的可靠的學術學園。學術事業要發展，需要一代接一代的人的努力，所以，前一代人給後一代人留下什麼是十分重要的。回顧自己的成長，當我剛剛在研究的道路上學步的時候，我感到學術界很神聖、學者很崇高、學術很嚴肅，現在的學術界、學者和學術給人的印象又是什麼呢？青年學人是容易趕時尚的，學術界的品格對於他們的成長至關重要。

第三，它是學術正義、學術道德和學術使命的宣傳陣地。學術事業是一種精神文化事業，需要有學術精神灌注其中。學術界對於學術正義、學術道德和學術使命的宣傳義不容辭。我注意到這多年來，學術正義的弘揚總是表現為少數的學者吶喊，這是可貴的，也是可悲的，因為學術的正義，本應由學術界維護和宣揚，學者個人的聲音畢竟是微弱的，而當他們的聲音被很多人聽到之時，你知道他們犧牲了多少？

這就是我理想中的學術界。如果有這樣的學術界，我會積極主動地融入其中的。在這樣的學術界中，我不必媚俗，不必阿世，只需思想和直誠，我會很快樂。

『叄』 怎樣配置20ug的鈉離子標液

在配置Na離子標准液的時候，可以採用氯化鈉進行配置。20ug的標准液可以氯化鈉加水溶液。

『肆』 什麼時候開始叫上海市

上海歷史悠久，系1986年國務院頒布的第二批38座歷史文化名城之一。上海西部在6000年前就已成陸。市區成陸約在10世紀前葉才全部形成。

春秋時期的上海，屬吳國，戰國時期的上海先屬越國，後屬楚國。楚考烈王以黃歇為相，封為春申君，上海是他封邑的一部分，上海的別稱「申」就源出於此。

上海的另一個別稱「滬」，源於「滬瀆」，古時，上海地區的漁民發明了一種竹編捕魚具「扈」，當時還沒有上海這個地名，這一帶被稱為「滬瀆」。

「上海」這一名稱的真正由來始於宋代，當時的上海，已開始成為我國的一個新興貿易港口，那時的上海地區有十八大浦，其中一條叫上海浦，在今外灘至十六鋪的黃浦江中，它的西岸有個上海鎮，這些便是「上海」這一名稱的由來。

元代的上海鎮已有很大的發展，並設立了市舶司。此後，上海鎮又升格為上海縣。明代的上海已成為中國最大的棉紡業中心，商業經濟日趨發達。清康熙二十四年（1685年），清政府在上海設立了海關。清乾隆、嘉慶年間，上海逐漸成為中國的貿易大港和漕糧運輸中心，被稱為「江海之通津，東南之都會」。

1843年，在鴉片戰爭後，上海被殖民主義者強迫開辟為通商口岸。1845年，英國首先在上海設立了租界。之後，美國在上海設立租界。

1849年，法國也在上海設立租界。1863年，英美租界合並為公共租界後，上海實際上被劃分為華界、公共租界、法租界三部分，自1843年以後100多年裡，上海成了外國殖民主義者在中國傾銷商品，搜刮原料、錢財的主要口岸，上海因此也有了「冒險家的樂園」之稱。

1925年1月奉軍進人上海，當時的北京政府將上海改為淞滬市。1927年7月7日，上海特別市宣告成立。1930年7月1日上海特別市改稱上海市。1945年抗日戰爭勝利後，租界收回。

1949年5月27日，上海獲得解放，經過上海歷屆政府與人民長期不懈的改造和建設，上海成為新中國的重要的工商業基地。

1949年10月1日，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上海仍為中央直轄市。上海市劃分為20個市區和10個郊區。

上海，簡稱「滬」或「申」，是中國共產黨的誕生地，中華人民共和國直轄市，國家中心城市，超大城市，滬杭甬大灣區核心城市，國際經濟、金融、貿易、航運、科技創新中心，首批沿海開放城市。

上海地處長江入海口，是長江經濟帶的龍頭城市、G60科創走廊核心城市。隔東中國海與日本九州島相望，南瀕杭州灣，北、西與江蘇、浙江兩省相接。

上海市地處東經120°52′至122°12′，北緯30°40′至31°53′之間，面積6340平方公里，位於太平洋西岸，亞洲大陸東沿，中國南北海岸中心點，長江和黃浦江入海匯合處。北界長江，東瀕東海，南臨杭州灣，西接江蘇和浙江兩省。

上海境內缺乏金屬礦產資源，建築石料也很稀少，陸上的能源礦產同樣匱乏。70年代以來開始在近海尋找油氣資源，在多口鑽井中獲得工業原油和天然氣。

據初步估算，東海大陸架油氣資源儲量約有60億噸，是中國近海海域最大的含油氣盆地。附近的南黃海，經過調查和勘探，也發現油氣資源，估算有2.9億噸儲量。東海海水中化學資源豐富，在長江口淺海底下，還發現一些礦物異常區，有鋯石、鈦鐵砂、石榴石、金紅石等重要礦物。

上海市境內天然植被殘剩不多，絕大部分是人工栽培作物和林木。天然的木本植物群落，僅分布於大金山島和佘山等局部地區，天然草本植物群落分布在沙洲、灘地和港汊。栽培的農作物共有100多個種類，近萬個品種。蔬菜多達400多種，居全國之冠，瓜果和觀賞花卉品種也很多。

上海市地處長江入海口、太湖流域東緣。境內河道（湖泊）面積約500多平方公里，河面積率為9%～10%；上海市河道長度2萬余公里，河網密度平均每平方公里3公里～4公里。

上海市統計局統計公報顯示，2015年末上海市常住人口總數為2415.27萬人，相比2014年末減少10.41萬人。

統計顯示，2015年末上海市戶籍常住人口1433.62萬人，外來常住人口981.65萬人。相比2014年末，外來常住人口減少14.77萬人，同比降幅為1.5%。

『伍』 19世紀末上海社會和經濟發展到了什麼階段

19世紀60～90年代，是上海租界體系基本定型、上海大城市特點逐漸凸顯、社會經濟穩定發展的時期。其間，清咸豐十年至同治元年（1862年），太平軍3次進攻上海，戰事主要發生在外圍地區，對上海地區產生不小影響，對上海縣城和租界影響不大。

租界體系方面，清同治二年，英租界與美租界合並為英美公共租界，吳淞江兩岸的租界連為一體，上海4家2方的市政格局變成3家2方。光緒二十五年（1899年）英美租界又改稱國際公共租界。同治八年會審公廨的建立，確立租界當局對華人的司，法管理權，使得租界更像「國中之國」。租界面積逐步擴展，到光緒二十五年，公共租界和法租界面積分別達33503畝和2135畝。

會審公廨的設置，對上海政、治、社會發展影響巨大。同治四年，會審公廨的前身洋涇浜北首理事衙門設立。同治八年會審公廨成立，確立了外國領事觀審會審制度。此後，法租界也設立會審公廨，陪審官權力更大於英美租界。英、美領事乘機奪取中國官員在租界的司、法權， 在領事法庭上審訊租界內的中國居民。
經濟方面，最大的變化是以國內埠際貿易為主而變為以國際貿易為主。進出口貿易，清道光二十四年，上海僅為廣州的七分之一，到咸豐二年和廣州相當，到咸豐五年是廣州的兩倍，取代了廣州的中國對外貿易的中心地位。同治三年至光緒二十年，進出口貿易年均佔全國一半以上，其中進口佔六成以上。近代金融業開始出現。同治四年匯豐銀行開設分行，後成為上海最大的外資銀行。光緒二十三年，第一家中資銀行中國通商銀行開辦。

19世紀中後期，工業發展，特別是船舶修造業、軍事工業、紡織業，在全國均居領先地位。同治四年，江南製造局創辦，其槍，炮製造水平、金工技術，在全國堪稱一流。光緒二十五年，工部局電氣處安裝東方最大的新型水管式鍋爐。

航運業發展，五六十年代美商旗昌洋行，英商太古洋行、怡和洋行的輪船進入上海，競爭激烈。同治六年，進入上海港的外輪有34條，噸位在570～1040噸，在遠東港口城市中居首位。同治十一年，輪船招商局創辦，標志中資輪船公司創辦並加入航運競爭。

新式文化事業發展迅速。40年代創辦墨海書館，60～90年代先後出現美華書館、江南製造局翻譯館、土山灣印書館、廣學會等新式出版機構，翻譯出版數以百計的西書，佔全國譯書八成以上。學科涉及數學、化學、天文、地質、生物、法學、兵工等多方面。50年代，《北華捷報》、《六合叢談》等報刊創辦，後出現《上海新報》、《萬國公報》、《申報》、《新聞報》等報刊，數量之多、影響之大均為全國之最。廣方言館、聖約翰書院、中西書院、格致書院、梅溪書院等國內著名新式學院創辦。清光緒二十三年，上海第一所中國人創辦的大學南洋公學開辦。任伯年、吳友如等創作的文人畫，開一代新風，具有鮮明的時代特點，以海上畫派獨立於國內畫壇。

人口、市政發展迅速。長達10多年的太平軍與清軍的對峙，上海周圍地區戰火不斷，大批江浙難民流入上海，帶來豐裕的資金、眾多的廉價勞力和消費者。上海經濟與社會發展，商業繁榮，加上江南製造局、輪船招商局、機器織布局等大型企業的建成，加大了上海對外地人口的吸引力。上海開埠時有人口54萬人，同治四年近70萬人，光緒二十六年已超過100萬人。市政建設方面，碎石路、石庫門房屋和較完備的城市地下排水系統出現，煤氣、電燈、電報、電話、自來水、灑水車、垃圾車、大自鳴鍾、馬車、自行車的使用，跑馬、跑人（田徑）、劃艇、球類等運動的開展，外灘公園、跑馬場及愚園、張園、徐園等私家花園對外開放，林林總總的煙館與賭，場，使上海五光十色，形成與國內其他城市迥然不同的風格，上海始被稱為東方巴黎。

甲午戰爭後根據《馬關條約》，日本和其他各國取得了在中國通商口岸投資設廠的特權。上海成為帝國主義國家在中國進行資本輸出的理想之地。光緒二十一年後，各國在上海投資猛增。至宣統三年（1911年），外商在中國共投資開辦91家企業，41家在上海，開辦資本占總額43%。外國資本在上海的投入及迅速擴大，既拓展了西方列強對上海的掠奪范圍，也刺激了上海的經濟發展。另外，對增強上海的經濟實力，密切上海與國際的聯系，提高上海的國際地位，對城市的發展，都帶來了重要和多方面的影響。

光緒二十一至光緒二十四年維新運動中，上海成為全國輿、論宣、傳中心。上海《時務報》風行一時，為戊戌時期影響最大的報紙。出現不纏足會、農學會等新式社團並影響全國。戊戌政變之後，上海成為維新人士的避難所，反對清廷倒行逆施的重要城市。光緒二十六年初，1000多名上海士紳通電反對慈禧擬通過預立皇儲而廢除光緒帝，反對緝捕通電為首之人，均取得成功。上海在全國的特殊地位越發明顯。

光緒二十五、二十六年，發生庚子事變，義和團運動和八國聯軍 ，華北嚴重戰亂。為免戰火波及上海等長江流域，在上海官紳策劃下，清廷官員與英國駐滬領事等，議定《東南保護約款》和《保護上海城廂內外章程》，實行東南互保。實施結果，既阻止了英國等帝國主義對長江流域的佔領，也抗拒了清廷對外宣戰的命令。這一舉動，對上海城市發展關系甚大。阻止了北方戰火向南方蔓延，上海避免可能發生的一場兵燹，對穩定上海、凸顯上海城市的獨特性、增強上海對內和對外吸引力，都有重大作用。

清末10年，文化事業有很大發展。清廷廢除科舉以前，上海新式學校已蓬勃興起，科舉廢除以後發展更為迅速，澄衷學堂、文明學堂、愛國女學、震旦學院、復旦公學、中國公學等學校相繼興辦，到宣統三年有新式學校百餘所。學校教育水準得到提高。光緒三十二年聖約翰大學學位與美國有關大學具有同等性質。出版事業發展迅猛，繼光緒二十三年商務印書館創辦後，20世紀初10年成立文明書局、廣智書局、會文學社、中國圖書公司等50多家出版機構，與眾多的報社、雜志社一起，大多集中在福州路、棋盤街一帶。出版書籍絕大部分是譯自日文的西學書籍和一些西方社會科學和文學著作。商務印書館、文明書局等新式教科書，成為全國學校的主要教材。

市政和社會方面，租界越顯繁榮，華界建設和管理以租界為學習目標，大事舉辦各項事業。光緒三十一年至宣統三年，地方士紳開展頗有聲勢的地方自，治運動，先城廂內外總工程局，後城廂內外自治公所，推進租界以外上海市區的市政近代化進程。闢建、修築道路100多條，修理、拆建橋梁60餘座，新辟、改建城門9座，建築駁岸10處，修造碼頭6個，每年裁決民刑訴訟及違警事件1700多起。以向租界市政看齊為主要內容的市政近代化運動，對於改變華界舊貌，縮小華界與租界差距，提高整個上海城市近代化水平，都有積極作用。
上海開埠後上海經濟迅速發展，至20世紀初基本確立上海在全國的經濟地位。其間：（1）為適應進出口貿易發展需要，首先形成外商加工工業。外國資本勢力以上海為中心在華進行大規模的商業貿易活動，上海出現大批洋行，港口、航運業迅速發展，外商在上海形成船舶修造工業和繅絲、軋花、製革、打包等出口加工工業。甲午戰爭後，外資勢力繼續把上海作為對華傾銷商品和收購原料並用以出口的主要基地，同時開始大規模輸出資本，廣泛投資各行業，棉紡工業和卷煙工業發展成為上海最大的產業。（2）外商銀行進入上海，錢庄等傳統金融機構經營活動活躍。清道光二十七年（1847年），上海首家外商銀行英商麗如銀行成立，至同治四年（1865年）上海有11家外商銀行，其中10家為英商銀行。銀行業務以經營國際匯兌為主，有的還利用東西方金銀差價經營金銀套做等業務。19世紀90年代，美、日、法、俄、德、荷、比等國銀行進入上海，銀行對上海乃至中國的金融的影響進一步擴大，英國人攫取清廷關稅存管權，壟斷中國國際匯差，擅自發行鈔票，擴大經營范圍。（3）官辦軍用工業、官督商辦工業和華商工業迅速崛起。19世紀60年代起仿製生產洋式武器。同治元年設立洋炮局，四年創辦江南機器製造總局。出現官督商辦、官商合辦等近代企業。19世紀80年代開始，華商工業投資活躍，投資領域從船舶與機器修造、印刷、木材加工等3大行業，擴大到繅絲、棉紡織（包括軋花）、造紙、麵粉、玻璃、製革、火柴、製冰及冶煉等行業。華商工業規模小，又受到國內外勢力雙重壓迫，發展困難，為求得生存和發展，注重改革生產技術，靈活經營。

『陸』 段元滿是什麼人

她是匯鑫集群的董事長。

北京匯鑫集群國際管理咨詢中心於2010年創辦。中心主任、國情研究員段元滿女士肩負著黨和國家的民族責任與使命，是探索我國「三農」滯後問題的建設實踐家和勇於創新的改革者、國際科技農業交流與合作的活動家、我國新農村建設新型大農業綜合產業集群示範基地推動者和企業家。

段元滿帶著中華兒女的使命和國際華界領袖的重託積極推動我國新農村建設工作，帶領無數參與「三農」建設的國內外知名專家和新農村建設志願者及企業家，歷經十六年，深入廣大農村進行專題調研與實踐，走遍了中國東西南北中的廣闊農村，行程上百萬公里，深入到最基層訪問農戶，對如何根治解決我國「三農」的實際問題進行深入研究。

在她帶領下公司不斷研發高新科技成果，創新建立因地制宜的農業科技標桿示範區，不斷完善我國「三農」建設的創新模式。積極促進與世界各國關於農業建設的交流與往來，孜孜探索總結社會各界關於新農村建設工作的正確建議，撰寫了高達650萬字的關於新農村建設的論述與專著研究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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