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成文化學者

⑴ 文化學者是什麼意思

對文化學理論和方法、文化現象、文化史以及特定文化范疇進行研究的學者，可以稱為文化學者。
國外以往對文化的研究，主要由研究文化人類學的社會學學者進行。在中國，主要由馬克思主義理論研究者、工作者和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發表意見，這些人通常文化實踐較少，文化和文化學素養不足，做不到按照文化的發展規律研究文化，所發表的意見不足為法。為與這部分人相區別，近年始有文化學者的研究者分類概念。

⑵ 新明星學者的中國文化學者應敢於面對電視媒體時代的挑戰

對於「不務正業」、「學者明星化」批評的聲音，易中天卻是不畏困難，意志堅定：「人文學科的終極目標是為了人的幸福，所以，除了一部分在書齋里潛心治學的學者以外，也需要有一部分人將學術轉化為可以直接為社會現實服務的東西。因此必然會有一小部分的學者走出書齋，走出學院，走向社會，走向大眾，走向生活，走向媒體。一個真正希望傳播自己思想、而且相信自己的思想和研究對社會有益的學者，是一定不會放過大眾傳媒這個平台的。」
法國文化學者路易·多洛在《個體文化與大眾文化》中說，電視這種大眾傳播媒介，作為吸收文化的方式，它能夠大大促進將文化重新納入目前的生活之中，它已成為現代人基本需要的組成部分，「現代人離開了電視，差不多和離開麵包和葡萄酒一樣難受」。這告訴我們，作為一個文化學者，他要接觸、共享文化，他要注重文化的創造、更新，他要成為文化的主體，就不可能無視電視傳媒的存在，也不可能無視電視和文化的關系。
「明星學者」也好，「學術超男」也好，目前這些媒體的評論，實際上是，體現了這個時代、這個電視媒體時代，對一個文化學者和作家的文化身份、文化行為和文化人格的新規定。歷史地講，一個學者、作家，其本質是一個文化傳播者的角色，擔當著傳播文化的任務，他在每一個時代總要利用和時代經濟及技術發展相適應的傳播技術手段，來把文化傳給社會大眾，所以，傳統的、古典的口傳身授，是一種技術傳播手段，現代的著書立說、出版發行，是另一種技術傳播手段，今天易中天上「百家講壇」，面對廣大的電視文化受眾宣講歷史文化，自然利用的也是與當今社會發展相適應的技術傳播手段，他只不過是較早、較快地適應了這個電視媒體時代，對於一個文化學者、作家的文化角色的規定性和文化期望。不過，他卻是在巨大的爭議中，完成著他這種文化身份和角色的艱難轉型。
易中天目前的文化行為，是在「艱難轉型」，像李敖、余秋雨和易中天們上電視是一種「生存方式」，是因為他們的這種行為方式的選擇，更多的是依靠了個人的文化信念和文化意志力量，我們的社會還需要給他們提供更多的寬松、自由的文化環境。

⑶ 民國時期的學者是如何做到精通各國語言的

其實語文英語作為語言工具的屬性，在某種程度上是相通的。語文英語的學習也不會更不能以犧牲對方為代價。語言是思想的工具，語文、語文教材，緊密聯系著社會文化，是文化的載體，能集中反映出一個時期的精神風貌與思想潮流。民國語文，自然承載了我們民族這個時期寶貴的精神財富和價值取向，是我們今天所不能丟棄、離我們最近的文化遺產。當然，面對如今語文日益功利化特別是大學語文日益邊緣化，追溯民國也是對現實的鏡鑒。

⑷ 一位國學大師究竟是怎樣煉成的

現在很多人都被稱為國學大師，但是否算得上，真見仁見智。章祖安(又名章秋農)。近70歲的章祖安教授是著名國學學者姜亮夫、書法家陸維釗的弟子(陸維釗曾是王國維的助教)，國學功底深厚。除了書法，章祖安還在中國美術學院開講國學基礎課，深入淺出，極受學生歡迎。章祖安在一篇名為《再說慎言國學大師》的文章中，對怎樣能稱為「國學大師」闡述了他的看法。他說，國學的根基是小學、章句之學，因此，所謂「國學大師」必須以博通、精研先秦時代的原典為前提。在此基礎上列出三個條件：一、在其中某一領域有原創性成果。二、精通小學，古文辭(各體式)、古體詩、近體詩詞都能自由揮灑，出色當行。如果是20世紀的國學大師，還必須加上條件三：能汲取外來之學說，而不忘民族之本位，中西兼通，而又以傳統文化為其治學指歸。即使如此，可能稱文豪，但也不一定能稱國學大師。章祖安還提出，凡是研究先秦以後的文化學者，即使成就卓著，也不得稱國學大師。誰聽說過研究唐詩宋詞、明清小說的被稱為國學大師的？章祖安還對大家公推的國學大師做了——鑒別：「章太炎、王國維、馬一浮是公認的國學大師。陳寅恪，人稱史學大師；夏承燾，人稱詞學大師；呂叔湘、王力，人稱語言學大師。」啟功去世時媒體都一窩蜂地稱他為「國學大師」，章祖安說，啟功先生如果地下有知，必會以其固有幽默高喊：「饒了我吧！」他「著作俱在，豈能隨便冠以『國學大師』？」章祖安最後說，錢鍾書是我國最後逝世的一位國學大師，自此以後已經不可能再有大師，因為時代不同，年輕人已丟失「沉潛」二字，國學原典也太厚重了。寂寞人生路，熱鬧身後事。對此標准我很表贊同。我孤陋寡聞，覺得只有饒宗頤、湯一介、吳小如等算得上。

⑸ :從《圍城》中知識分子的形象,分析知識分子身上存在的缺陷,總結為何出現這樣t並作出評價

正如錢鍾書在《圍城》的序中所說：「在這本書里，我想寫現代中國某一部分社會、某一類人物。寫這類人，我沒忘記他們是人類，只是人類，具有無毛兩足動物的基本根性。」從他熟悉的時代、熟悉的地方、熟悉的社會階層取材，以舊中國的知識分子為標本，大量描摹知識分子的人性。在《圍城》中病態知識分子形象大致具有以下幾個方面的特徵。
一、貪慕虛榮之疾
首先知識分子的特點是對於文化的虛榮。小說中所謂的哲學家褚慎明靠的是外國哲學家的三四十封回信；就因為寫給柏格森的信被退回，他從此對直覺主義痛心疾首；因為羅素肯敷衍中國人，請他喝過一次茶，他便從此研究數理邏輯。其次是知識分子對物質財產的貪慕虛榮。抗日戰爭爆發後，許多人不得不為了躲難背井離鄉。沒想到原本罪惡的戰爭倒成為了這些文人吹噓子虛烏有的產業的大好契機。日本人怎麼也想不到他們「燒了許多空中樓閣的房子，佔領了許多烏托邦的產業，破壞了許多單相思的姻緣。」
二、不學無術之痼
痼，指「經久難愈的疾病」，這些病態知識分子不學無術的文化劣根性也恰似經久難愈的頑疾般。這些知識分子深知文化學識是根生立命的資本，因此靠著偽裝、作假在文化圈子中苟延殘喘。小說中充斥著熙熙攘攘的所謂專家學者、名士之流，也不乏「學成」歸來的留洋博士，更不乏像高松年這樣德高望重的教授名師。靠著弄虛作假和裝腔作勢他們偽裝成文化學者，一旦剝掉他們高貴的外衣，剩下的只是故作高深的淺陋、貌似聰慧的愚笨。
不學無術之痼首先體現在所謂的「教授學者」身上。「三閭大學的命名耐人尋味，屈原曾任三閭大夫，也稱三閭，歷來是文人節操的榜樣。然而三閭大學的一幫文人卻互相傾軋。」三閭大學的教授講師在《圍城》中是不學無術的另一類群體。三閭大學的校長高松年不把精力放在教學治學，而是「潛心研究」拉幫結派、勾心鬥角；懷疑方鴻漸知道了自己和汪太太的「桃色事件」後利用職權，一心擠走方鴻漸。
不學無術之痼還體現在留洋學生身上。蘇文紈是在法國留學的文學女博士，方鴻漸在無意間道破蘇小姐名下的作品是抄襲，被拆穿的蘇文紈卻依然理直氣壯地抵賴。後來她嫁給了「劍橋出身」但同樣寫得一手令人作嘔的歪詩的曹元朗，又一次證明了她對詩的鑒賞力並無多少高明之處。這群留洋學生的文憑「只彷彿亞當、夏娃下身那片樹葉的功用，可以遮羞包丑；小小一方紙能把一個人的空疏、寡陋、愚笨都掩蓋起來」。
三、懦無能之瘁
瘁，指「面黃肌瘦」，指代先天不足的毛病。怯懦無能這種病態有點類似先天不足的「胎里毛病」，集中體現在主人公方鴻漸身上。作者借趙辛楣之口這樣說方鴻漸： 「你不討厭，可是你全無用處。」這「全無用處」四個字准確地點明了方鴻漸怯懦無能的性格。方鴻漸名字中的「鴻漸」二字來源於《易經》中的「鴻漸於干……鴻漸於木……鴻漸於陵……鴻漸於阿……」寓意便是無論方鴻漸怎麼努力，這樣的一個社會環境註定他就是一名失敗者。

⑹ 文學研究會和創造社都很有名，它們兩個有什麼不同

就文化領域而言，其涵蓋面很廣泛，以字義方面來說，就是在某一領域，指哪些專門搞學術與文化研究的，從事與文化有關工作的，其職業也以文化有關的人，都可統稱為文化學者。舉例來說康震老師酈波老師，都是文化學者，不能稱其為作家。而有的文化學者，進行文學創作，有作品，那就是雙重身份，即是文化學者又是作家。而作家則是寫作文學作品並取得相當文學成就的專業人員。文化學者有可能是作家，但作家卻不是文化學者。二者的區別就在這里。

而作家，是碼字工，他不需要對某個領域很專業，他的主要工作是用碼出的字拷問文化現象，拷問社會學、人類學問題，更像是社會工作者。兩者都需要很強的腦力勞動和體力勞動能力。作家是有社會認的豐碩成果的作者，多指長短篇小作的創作其實區別不是→_→很大文化學者本身就是有文學的底蘊只要他他沉下去去寫作自然就成為作家了哈哈者。其它文體的另有稱謂，如詩人(寫詩為主)，散文家(以散文為主)，寫學術論文的是科技工作者或科學家。

⑺ 如何弘揚中國傳統文化提升國民人

第一，亮即將傳統文化的亮麗面展現在我們的面前，是寶劍就得用上沙場，而不是藏而不露甚至在不知不覺中消逝。如何理解這一問題，到現實生活中走一趟就明白了，在大學生中調查，有又多少人看過四大名著，恐怕為數不多吧。倘若在問他們對《論語》的看法，他們恐怕也知道」子曰」吧。由此可見，對於真正的古典文學內涵，當代人知之者甚少。從這些廣泛文化來說，國人尚且不夠了解，更不用說那些本來就不出名的文化了，基於這一狀況，政府部門需要加大力度彰顯地區文化，打造屬於自己特異的文化，並對外多舉行一些活動進行宣傳，不然再精髓的東西都不能端上菜盤子上，讓大家盡情享用文化大餐。其實，現在的旅遊文化承載了不少其它優秀的傳統文化，並且吸引了大量遊客，在此期間，這些遊客慢慢地接受者文化的熏陶，自然而然會對優秀傳統文化予以繼承和發揚。舉個例子來說，一位遊客去過黃鶴樓，那麼，他定然會聯想到崔顥的詩，進而可能閱讀唐詩宋詞，甚至古代文學，這樣下去，就產生了連鎖反應，當然這是比較樂觀的想法，但這至少是一個方面，我想我們更該做的就是把文化多元化，多樣化地呈現在人們的現實生活中，當然不能把文化低俗化，比方說將文化變賣成獲利工具。然而我們不能不承認，近百年來，中國傳統文化遭到了史無前例的壓制和廢棄。在傳統文化深入人心的時代，人民身心安穩，過著夜不閉戶，路不拾遺的生活；而當今的人們卻將自己鎖在一道道鐵欄內，社會活動中還會受到頻發惡性事件的威脅，這是多大的反差啊！看看二戰後的日本，在吸收西方先進技術的同時，繼續在家庭、學校、公司、政府部門保持固有中國人的傳統文化，以兼收並蓄的方式得以在短時間內迅速崛起成為世界強國。美國是現代西方文明的代表，其犯罪率居高不下。美國等一些西方國家在為其日益嚴重的社會亂象深感不安，有識之士已明顯地體會到他們崇尚個體，倡導競爭的想法是社會動亂的根源。他們開始在東方文化中尋找救世的良方。許多著名大學紛紛開辦漢學系，美國政府還設立專門的基金，組織學者研究中國傳統文化。我們現在比較重視軟文化的輸出，也舉辦了很多展現傳統文化的活動，比方說法蘭克福展，中國就展現了很多傳統文學，在德國書畫展中也帶去了活字印刷相關內容。

太多人對於傳統文化過於冷淡，原因是很多的，如今的網上快餐文化隊傳統文化就產生了不小的沖擊，大家在生活節奏飛快的現在，都把眼光投向了五彩繽紛的都市生活，迷戀上了網路，喜歡在網上吃快餐文化，其實自己接受的文化精髓很少，大部分都只有一時的感驗。如今的這種情況讓眾多文化學者產生了危機感，因為一旦傳統文化被拋棄，我們將不再是炎黃子孫，我們將不再是一個擁有多文化的民族，所以喚醒當代人繼承發揚傳統文化是很急迫的，非常必要的。

第二，拓展，即將傳統文化用一種易接受的方法輸送給當代人。對於傳統文化，很多人可能覺得非常枯燥乏味，他們不願意花太多時間去耗，因此，我們就得一反常態，用創新的思路來教導他們，當然不能改變了文化的實質。比方說用講座的方式來講述傳統文化的精髓，這樣既生動有趣味，定然會起到比較好的效果。我們還通過電視來講授文化，如今的百家講壇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很明顯，這樣的形式吸引了很多知識分子，更不用說像易中天這樣的教授，講的既有風趣又比較深刻，還有於丹的條分縷析，道理其然，能夠被大多數人喜歡。又如中國眉山東坡國際文化節，此次文化節充分體現了黨的十七大精神，眉山人民的熱情好客給遠道而來的賓客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同時，也使眉山人的榮譽感和集體主義思想得到了一次質的飛躍。無論是開幕式上500餘名演員用豪放的氣勢演繹的的《千古東坡》，還是閉幕式上，城區的十餘所學校的200餘學生為廣大觀眾奉獻上的一道豐盛的文化大餐。整個東坡國際文化節，我們在他們身上看到了一份難得的榮譽感和集體主義感。這樣的活動無疑對文化起著宣傳的作用。還有中非文化節、孔子文化節等等都是對傳統文化的繼承發揚。石灣陶瓷源遠流長，在中國陶瓷史上有著獨特而不可替代的地位。石灣河宕貝丘遺址出土的幾何印紋陶片，見證了五千多年前新石器時代的石灣陶瓷歷史，顯示了先人的聰明才智；而大霧崗唐宋窯址的挖掘，證實了唐宋時期石灣已成為嶺南陶器生產基地；發展至明代更有「石灣瓦甲天下」的美譽。數千年後的今天，陶瓷業在傳承和創新中以嶄新的形式名揚四海。為展現陶業的歷史演變，館內展覽共分陶瓷拾隅、陶的形成、窯的演變、石灣二十四行、石灣陶藝、陶瓷發展六大部分。其中以第四部分「石灣二十四行」為重點，介紹了明代至民國時期石灣陶業的歷史源流。整個展覽表現手法新穎而多樣，在視覺、聽覺、觸覺上都給民眾以全新的感覺。今年十一月，就在佛山舉辦了陶瓷展，我們學校也去了不少學生，也吸引了很多社會上的人，可以說是把石灣陶藝推廣了出去。我們知道，前些年，陶藝品沒有市場，這樣直接導致陶藝技術的流失，甚至讓這樣的文化瑰寶從此絕於世間，如果到了那種地步，實是一個悲劇。我覺得我們對於傳統文化不該持保守態度，中國文化包括保守文化，更多的保守的是傳統文化，文化保守主義顯然他界定的保守的東西這個東西是傳統。從建國以來的，以馬克思主義為文化的軸心的這種情況下融匯的西方優秀文化和中國傳統優秀文化的這個文化，我覺得這個文化應該是現代文化，而文化保守主義的這個文化，功能上作為傳統夢魘的這種文化，保守的文化，顯然不是指現代中國的文化，而是指古代傳統的中國文化，那麼我現在就古代傳統的中國文化保守的這個東西。我們總是處在一個傳統文化的籠罩下，喘不過氣來，如果稍微有些思想上的改變或者是形式上的改變的話，這也是不為過的，所以我在這里特別強調要將傳統文化拓展開來，形成一種現代式的傳統文化，好讓新一代青年更容易消化吸收。打破常規當然是需要勇氣的，所以我覺得現在的年輕人要不忘本質的將傳統文化轉化成自身的一部分，學以致用，這樣才是將傳統文化發揚光大的不二法寶，也是我們實踐傳統文化的一種最有效的手段。

第三、用一種合時合宜的方式引導當代人去接觸傳統文化並學習發揚傳統文化。經濟高速發展的今天，我們很多人都被利益熏陶著，很多父母親總是希望自己的子女能夠成龍成風，從小就叫他們長大後要有出息，什麼叫有出息，要不是做官，要不是做老闆。更多的是忽視了對小孩子的一種道義上的引導，告訴他們怎麼樣才能算合乎道義，怎麼樣去提高自己的教養。這種情況尤其在農村甚為嚴重，因為他們的父母本來就在文化教養上處於低水平，對於他們而言，自然生計是最重要的了，兒子在學識修養方面有沒有高的造詣對他們來說是沒有多大的意義的。這樣看來，這種不合理的思想方式下的當代某些人深受著家庭的影響，即使上了高中，這種思想也不容易轉變過來。所以說一個家庭的文化背景對子女來說是尤為重要的，一個有文化的家庭中培養的孩子多數是有文化的，我說的當然是在文化方面比較敏感的。而對於傳統文化，我們更需要去引導當代人，毫不誇張地說，從小時候就應該給予這種引導，讓他們知道中國傳統文化中的精華部分。對於現在的年輕人來說，這個引導的任務似乎很艱巨，但是面對著如今傳統文化遭到遺棄的情況，我們每個人都有責任去擔負這個使命，那就是將中國傳統文化搬到每個中國人面前，讓我們每個都去繼承發揚它。怎麼樣引導，方法很多。在學校，我們的老師就應該起一個領頭作用，面對一群思想活躍且厭倦傳統文化的學生，老師應該在課堂上插入適量的傳統文化，這樣起到一個慢慢感染的效果。我想如果做得更細的話，可以通過自身的言行、衣著來體現一種傳統文化的優越性。當然，學生也得發揮一個主動作用，平時在學校就得自發主辦一些傳統文化知識講座或者一些討論，有條件的就集體去參觀一些傳統文化展。在家裡的話，就如我上面說到的，父母長輩得起引導作用，要科學地向他們指出傳統文化的重要性，並支持下一代加強自己的文化修養，而不是放肆地鼓吹名利論，讓原本涉世不深的他們迷失自己的方向，這樣的話，對傳統文化也是一種損失，因為新一代是繼承發揚傳統文化的主體。在社會中，要加強這種引導作用更具挑戰，因為社會是一個復雜的混合體，裡麵包含了多個層次，各種不同階層的人物，要達到引導的效果，當然就得採取綜合的手段，比方說，舉辦企業的文化節，加強企業文化的建設，而這些企業文化的建設當然要以傳統文化為主，這樣一來員工們就能夠在日常生活中深刻感受到傳統文化，而且自己還在實踐著傳統文化。對於政府來說，建立必要的傳統文化館，和一些傳統文物館是很有效果的，因為民眾對這樣形式的展覽能夠在業余時間去享受一番，對於他們而言，既能豐富業餘生活，又能學到某些東西，何樂而不為。

⑻ 作為一名學者，王康取得過怎樣的成就

作為一名民間思想家，王康在很多國際關系的問題之上，有著非常獨到的見解。憑借著這些獨到的見解以及老道的眼光，王康很快受到了很多人的關注，於是人們將他稱之為是著名的民間思想家。王康所取得的成就雖並不十分繁多，可卻都非常矚目。

很多的學者對王康都有著極高的稱贊，這源自於他個人的性格以及對中國傳統文化的貢獻。在當時的社會之中，王康勇敢地表達著自己內心的想法，可是卻並不被當時的社會所接受。社會的冷漠對待，讓王康在當時那一種環境之中甚至有些迷茫，不過他從來都沒有放棄。他一直所堅持的除了眼前的生活，還有心中的理想，他所希望的便是能夠更好的去推廣傳統文化。

⑼ 中國文化如何全球傳播

國際上一般提倡外語翻母語。母語翻外語，盡管可以做到不出差錯，但對國外讀者而言，閱讀起來還是有隔膜。 ●我們需用更開闊的視野去理解中外文化傳播，要看到，翻譯之後，還有出版、傳播、接受，最後才談得上影響力。楊先生的貢獻只是第一步，接下來還有太多的事情有待我輩繼續努力。推薦閱讀2011年搞笑版新聞聯播：Q幣潘幣實現自由兌換(圖)A股轉機尚需一兩年[時政] 也談「新冷戰」[經濟] 中國股市十年與國足十年[社會] 90後人文素養最高？[熱帖] 明星獲獎感言背後的故事[文史] 楊鈺瑩復出 當年為何被封殺[文史] 1972年朝鮮黃金時代(圖) 水皮：郭樹清救市說法只能當故事 ●嘉賓：謝天振（上海外國語大學高級翻譯學院翻譯研究所所長，比較文學暨翻譯學教授） 龔丹韻：譯界泰斗楊憲益先生的去世，引起了大眾對翻譯和中外文化傳播的熱議。楊先生一生致力於把中國文學翻譯成英文，讓中國文化走出國門。您覺得這個領域今天我們做得怎樣？ 謝天振：楊先生畢生的願望，就是把中國文化介紹給全世界。如果我們真的認同楊先生的理念，那就應該把他所追求的，踏踏實實地做下去。畢竟，中國文化的全球傳播，並不是譯文翻完就算成功了。它還涉及到一個更大的命題：中國文化如何才能走向世界？這個問題上長期以來一直有一個認識上的誤區，以為只要把中文翻成外文，就自然而然走向世界了。其實並非如此。 作家劉心武告訴我，他去巴黎時驚訝地發現，法國的文化學者們竟然都沒聽說過魯迅，而其實我們已經翻譯了大量的魯迅作品。此外，我的一位博士生，論文就是「《紅樓夢》英譯史研究」。她發現，盡管《紅樓夢》的全譯本中，楊憲益先生的譯本比起英國漢學家霍克斯的譯本更加准確高明，然而令人沮喪的是，她在國外知名的幾大圖書館發現，借閱率、引用率最高的是霍本，看過楊本的寥寥無幾。 其實換位思考一下，我們中國讀者如果想看西方名著，一般也會首選國內翻譯家的譯本，比如巴爾扎克的小說，就會選傅雷的譯本。傅譯文筆流暢漂亮，貼近中國人的審美趣味，懂法文的專家甚至覺得比巴爾扎克的原文更美。 龔丹韻：既然選擇本國人的譯本是不可避免的傾向，而西方漢學家畢竟有限，中國文化想要走向世界，突破口究竟在哪裡？ 謝天振：現在大家都對中國文化走出去的意願很強，成百上千種中國文化典籍被翻成了英文，初衷很好，但最後往往是：國內出版，國內發行幾千冊，躺在國內圖書館里。最多讓國外留學生看，留學生回家鄉後，可能還是選擇他們國家的譯本。與此對比的是，中法文化年上，有位中國作家的小說譯本銷售高達9萬多冊，關鍵就在於它由法國出版社出版，很容易經由法國的文化渠道流傳開來。 國際上一般提倡外語翻母語。母語翻外語，盡管可以做到不出差錯，但對國外讀者而言，閱讀起來還是有隔膜。畢竟本國的譯者更了解本國讀者的閱讀習慣和文化趣味。不過對中國而言，國外精通中文的人才實在有限，任其自然是不行的。所以目前的策略上，我們不妨積極鼓勵國外學者、國外出版社多翻譯點中國名著，甚至可以給他們配備中方的顧問，或者中外合作翻譯等，在國外的流通渠道出版，如此才能事半功倍。 我們需用更開闊的視野去理解中外文化傳播，要看到，翻譯之後，還有出版、傳播、接受，最後才談得上影響力。楊先生的貢獻只是第一步，接下來還有太多的事情有待我輩繼續努力。 龔丹韻：讓外國人來翻譯，難免對中國文化有所誤讀。對我們而言也是如此，比如村上春樹的小說換了一位譯者，讓讀者們大為吃驚，與原來的風格感覺居然可以完全不同。翻譯究竟該怎麼處理文化之間的差異？ 謝天振：中國的翻譯歷史經過兩個階段：清末民初時，我們對西方了解太少，為適應國內讀者的閱讀習慣，採取的方法是「歸化」。比如林紓翻譯《福爾摩斯》時，說他「拂袖而去」，現在我們都知道西裝袖口是做不出這個動作的。翻譯中的這類扭曲，當時也無可奈何，必須先讓中國人理解為先。魯迅首先注意到這個問題，極力強調保持語言的原汁原味，可惜他的實踐並不成功，但那種高瞻遠矚的眼光值得肯定。隨著我們對西方文化了解愈深，新時期的翻譯，追求的方法是「異化」，盡量把有差異的文化信息直接翻給中國讀者。其實翻譯永遠不可能百分百契合原著。有一句名言：翻譯總是一種創造性叛逆。 我曾對村上春樹小說的第一個譯者林少華說，「中國讀者首先是通過你的翻譯，接受了村上，喜歡上了村上，這就是你的貢獻。」而現在，因為對村上有了一定的理解和興趣基礎，讀者希望有更貼近原文的譯文，這也是很正常的。翻譯異域文化不可能一蹴而就，需要有一個過程。我們了解西方文化用了100多年的時間，而西方對我們的了解才剛剛開始起步，不可能指望西方短時間內就能奉獻出非常忠於原文的中國典籍譯本。 龔丹韻：隨著年輕人的外文水平普遍提高，網友們組成了各種翻譯小組，第一手的外國文化作品，從小說、電影到電視劇等，大多經由這些「字幕組」先在網上流傳，您對此怎麼看？ 謝天振：我對年輕人參與翻譯持肯定態度，社會對翻譯的熱情，有助於整體翻譯水平的提高，人們會更了解翻譯是怎麼回事。上外高翻學院的學生中，最優秀的學員往往是非外語專業出身，反而外語專業的學生，局限於單純的語言訓練，缺少文化訓練，知識面狹窄，視野不夠開闊，在翻譯上顯示不出自己的優勢。 現在翻譯已經進入到一個職業化時代，充分利用網際網路、電腦翻譯軟體，正是這個時代的一大特徵。網上的字幕組也許還無意成為職業翻譯，但是若干年後其中說不定也會冒出幾個優秀的網路翻譯家。 翻譯本來就交匯著各種學科、各種專業，職業化時代的翻譯更是一個開放的大平台，這樣，翻譯事業才會更加興旺發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