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對地理環境決定論如何評價

㈠ 地理環境決定論優缺點

在古代的時候 列印仗都是根據地理環境來進行的 比如:滑鐵盧大戰

㈡ 如何正確評價地理環境定論

地理環境決定論，簡稱「決定論」。 確認自然條件（即地理環境）是人類社會發展的決定性因素的一種思潮。即以自然過程的作用來解釋社會和經濟發展的進程，從而歸結於地理環境決定政治體制。這一論點曾廣泛流行於社會學、哲學、地理學、歷史學的研究中。後世學者對孟德斯鳩所提出的</SPAN>「地理環境決定論」批評甚多。而我認為，我們應當以積極的眼光去審視這一學說提出的時代背景和歷史意義，站在歷史的高度給予其應有的肯定，不應當「把嬰兒同洗澡水一起倒掉」。</p></SPAN>

㈢ 如何評價文化的地理環境決定論（急，謝謝！！！）

錯誤的觀點，地理環境只是外因，真正起決定作用的是內因
1,內因和外因分別在事物變化發展中的地位和作用是怎樣的 2,只有內因,沒有外因,或者只有外因沒有內因,事物能不能變化發展 內因是事物變化發展的根據,外因是事物變化發展的條件,外因通過內因起作用.內因和外因之間互相依存,不可分割.

㈣ 如何認識地理環境決定論

什麼是環境決定論

environmental determinism

認為人類的身心特徵、民族特性、社會組織、文化發展等人文現象受自然環境，特別是氣候條件支配的觀點，是人地關系論的一種理論。簡稱決定論。

古希臘時代的思想家已開始注意人與氣候的關系。希波克拉底、柏拉圖和亞里士多德等人都認為，人的性格和智慧由氣候決定。18世紀法國啟蒙思想家孟德斯鳩在《論法的精神》中接受了古希臘學者關於人與氣候關系的思想，以氣候的威力是世界上最高威力的觀點為指導，提出應根據氣候修改法律，以便使它適合氣候所造成的人們的性格。19世紀中葉，英國歷史學家H.T.巴克爾認為氣候是影響國家或民族文化發展的重要外部因素，並認定印度的貧窮落後是氣候的自然法則所決定的。

德國地理學家F.拉采爾在19世紀末葉發表的著作《人類地理學》中認為，人和動植物一樣是地理環境的產物，人的活動、發展和抱負受到地理環境的嚴格限制。他的學生，美國地理學家E.C.森普爾把拉采爾的觀點介紹到美國，誇大和突出了環境的決定作用。其後美國地理學家E.亨廷頓在他的《文明與氣候》一書中，特別強調氣候對人類文明的決定性作用。

19世紀，人類改變地球面貌的作用幾乎未受注意。受達爾文進化論的影響，環境決定論取得了優勢。進入20世紀後，人們逐漸認識到，在人與環境的關系中，人是主動的，是環境變化的作用者。於是，陸續出現了各種不同的人地關系論學說，對環境決定論提出了異議或否定。然而直至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環境決定論並未消失。澳大利亞地理學家G.泰勒批評老式的決定論，認為孟德斯鳩和巴克爾等人把氣候對人類的影響說得過分了，但他提出一種決定行止論（又稱有限決定論），認為人類可以改變一個地區的發展進程，但如果不顧自然的限制，就一定會遭受災難。

對地理環境決定論的哲學批判地理環境對於社會存在和發展的重要意義是不可忽視的，不承認這一點，就不是歷史唯物主義者。但不能把地理環境對社會發展的影響和作用誇大為決定作用，那就陷入了"地理環境決定論"的誤區。

"地理環境決定論"是錯誤的。地理環境不是社會發展的決定力量。它不能決定社會的性質，不能決定社會的更替，相對不變的地理環境不能說明顯著變動的社會生活。相反，地理環境的作用和影響的大小，必然受到社會生產發展的狀況和社會制度的制約。

㈤ 如何看待「地理環境決定論」

地理環境對行政組織有著重要影響，但這決不能與地理環境決定論相混淆。地理環境決定論是19世紀末20世紀初出現的一種政治理論。這種理論認為，人是地球的產物，因此地理環境決定著人的一切方面。從經濟制度、政治制度、文化價值觀念、乃至人的個性，都是由地理環境所決定的。 顯然。地理環境決定論將人置於一種被動適應的地位，忽視了人類的主觀能動作用，是一種機械唯物論的觀點。其實，自然地理環境只是為人們滿足需要提供了條件和機會，而如何利用這些條件和機會，則要靠人的主觀能動性。因此，關於地理環境的作用，我們的觀點是影響論而不是決定論，是或然論而不是必然論。 當然，地理環境作為人類社會生存與發展的物質基礎，它對政府行政組織的影響將是永恆的，人類社會將永遠不能違背自然規律，行政組織一定要順應自然規律才能生存、發展。

㈥ 對孟德斯鳩地理環境決定論的評價

18世紀法國的孟德斯鳩是「地理環境決定論」者。
地理環境決定論，是確認自然條件（即地理環境）是人類社會發展的決定性因素的一種思潮，即以自然過程的作用來解釋社會和經濟發展的進程，從而歸結於地理環境決定政治體制。這一論點萌芽於古希臘時代，希波克拉底（Hippocrates）認為人類特性產生於氣候，曾廣泛流行於社會學、哲學、地理學、歷史學的研究中。
「地理環境決定論」主張地理環境在社會生活和社會發展中起決定作用的社會理論。16世紀的法國思想家 J.博丹主張地理環境決定著民族性格、國家形式和社會進步。他認為，北方寒冷，使人們的體格強壯而缺少才智，南方炎熱，使人們有才智而缺少精力。因此，統治國家的決定因素也應當有所不同：北方民族依靠權力,南方民族依靠宗教,中部民族依靠正義與公平。18世紀法國的孟德斯鳩在《論法的精神》一書中系統闡述了關於社會制度、國家法律、民族精神「系於氣候的本性」、「土地的本性」的觀點。
到了19世紀，地理環境決定論成為社會學中的一個學派，主要代表人物是德國的F.拉采爾。他認為，地理因素，特別是氣候和空間位置，是人們的體質和心理差異、意識和文化不同的直接原因，並決定著各個國家的社會組織、經濟發展和歷史命運。在拉采爾思想影響下，19世紀末20世紀初在德國產生了以K.豪斯賀費爾為首的地理政治論學派。它鼓吹「優等民族」有權力建立世界「新秩序」，地理政治學可以為每個國家規定「生存空間」，從而為法西斯主義向外擴張和侵略製造理論根據。
孟德斯鳩從社會歷史領域排除了神意的干擾，把人的自然本性看作社會的根本法則，因而他試圖從自然因素中尋找決定社會制度的因素。

㈦ 地理環境決定論的影響

主張地理環境在社會生活和社會發展中起決定作用的社會理論。16世紀的法國思想家 J.博丹主張地理環境決定著民族性格、國家形式和社會進步。他認為，北方寒冷，使人們的體格強壯而缺少才智，南方炎熱，使人們有才智而缺少精力。因此，統治國家的決定因素也應當有所不同：北方民族依靠權力,南方民族依靠宗教,中部民族依靠正義與公平。18世紀法國的孟德斯鳩在《論法的精神》一書中系統闡述了關於社會制度、國家法律、民族精神「系於氣候的本性」、「土地的本性」的觀點。
到了19世紀，地理環境決定論成為社會學中的一個學派，主要代表人物是德國的F.拉采爾。他認為，地理因素，特別是氣候和空間位置，是人們的體質和心理差異、意識和文化不同的直接原因，並決定著各個國家的社會組織、經濟發展和歷史命運。在拉采爾思想影響下，19世紀末20世紀初在德國產生了以K.豪斯賀費爾為首的地理政治論學派。它鼓吹「優等民族」有權力建立世界「新秩序」，地理政治學可以為每個國家規定「生存空間」，從而為法西斯主義向外擴張和侵略製造理論根據。
地理環境決定論在18、19世紀是流行的自然主義思潮的一部分。這種思潮曾在反對宗教神學、探索社會發展的客觀性方面起過一定的歷史作用。但它誇大自然環境對社會生活和社會發展的作用，以自然規律代替社會規律則是錯誤的。地理環境是社會存在和發展的經常的、必要的外部條件，對社會發展具有影響作用，但它不是社會發展、國家制度的決定因素，不能決定社會性質和社會制度的更替。而且它的作用和影響還受著社會的生產水平和社會制度的制約。

㈧ 如何理解「地理環境決定論」的正確性

（一）「地理環境決定論」在今天被認為是資產階級社會學的地理學派的一個觀點。早在古希臘時期，地理環境決定社會現象的思想就已萌生。在中世紀，阿拉伯思想家和歷史學家伊本.哈爾頓也力圖證明地理環境對社會生活的作用。在資本主義形成和發展時期，資產階級學者進一步發展了地理環境決定社會發展的思想，以反對宗教關於社會生活規律具有神創性質的觀點，論證社會制度的世俗起源和正在鞏固中的資本主義生產關系的自然性。16世紀，法國思想家J.博丹認為地理環境決定民族性格、國家形成和社會進步。18世紀法國啟蒙思想家孟德思鳩在《論法的精神》一書中，詳盡而系統地發揮了關於地理條件、氣候影響各民族人民的生活、習慣，影響各民族經濟乃至政治制度的思想。19世紀中葉，作為一種自然主義思潮的地理環境決定論已廣泛地深入到歷史學，政治學和社會學、經濟學和人類學等學科。英國歷史學家巴克爾在兩卷本的《英國文明史》一書中認為食物、氣候、土壤和「自然界總貌「是社會發展的決定性因素，他將文明發展不平衡原因歸諸自然界，認為社會不平等是合乎自然的，德國地理學家人種志學家F.拉采爾和美國地理學家E.享廷頓都強調地理位置、氣候對人類文明形成與發展的作用。今天，有太多的人在批判「地理環境決定論」，究其原因，主要為越來越聰明的人類的能動性在逐漸增強，思想中自認為他們可以戰勝自然了（雖然他們口頭上不承認），殊不知，他們在面對自然時是多麼的渺小，渺小的有點可悲，真的希望印尼海嘯中20多萬死者都活過來，讓他們親口告訴今天自以為是的人們，面對自然，我們真的該謙虛點了，今天的人類大多在做什麼？大多為了人類的私利在破壞自然，當然，不容否認，這是為了生存，但，然後呢，然後在做什麼？在想方設法地去適應自然。我們人類主要是在適應自然中發展的。反對「地理環境決定論」的人們說「地理環境決定論」是形而上學外因論，我想反問，何為形而上學？又是怎麼體現的？（二）考試前，偶然看到《馬哲》書中對其的評析，指出：地理環境決定論是錯誤的，必須反對和批判該觀點。給出反對和批判的原因是：地理環境不能決定社會的性質，具體發展進程和道路。對該原因給出兩個理由，即也成為否定「地理環境決定論「的兩個理由，我認為是兩個非常鏗鏘，也非常幼稚的理由。下面我將否定否定」地理環境決定論「的這兩個理由：否定「一」曰：其明顯犯了機械唯物主義的錯誤。書中說：「地理環境相同的國家，社會性質和社會制度可能完全不同，而地理環境不同的國家，社會性質和社會制度可能相同。另外，地理環境較好的國家，社會性質和社會制度可能處於較落後的低級階段;相反，地理環境較差的國家，社會性質和社會制度則可能處於較先進的高級階段。」該例的提出太過於機械化了，片面的否定一個問題，根本沒有考慮影響這些國家存在和發展的其它因素。機械唯物主義有其最明顯的事例：我們都知道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築，那麼有什麼樣經濟基礎就應有什麼樣的上層建築，（包括政治、思想、文化、宗教等），我們可以看到，有同樣或極其相似的經濟基礎（生產力）可以形成極不相同的社會結構、價值體系、文化形態（如英、法、德、美、日一類和非洲的貧窮國家）。當然，書中觀點可以是正確的，但前提是得先讓大家承認馬克思的關於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築的觀點的分析是錯誤的。書中還說到：人類社會存在和發展具有內在根據和特殊規律。那麼，我想問一問：「這個所謂的內在根據和特殊根據是什麼？」假若至今沒有定論，則在有定論之前，我們就可以認為這個內在規定和特殊規律就有可能是：「人類社會的存在和發展是伴隨著地理環境的存在和發展的。」（即使有了一個定論，我們也可以對其進行懷疑的）。在這里提到人類社會的存在依賴於地理環境的存在還是很好理解的，但說到人類社會的發展與地理環境的關系問題時，就會使人產生許多疑問，為了解決這個疑問我將在下文提出「反問決定」和「動態地理環境」的內容。否定「二」曰：書中說到地理環境只有通過社會生產才能對人類歷史發生作用。地理環境中的各種要素，如礦藏、河流、湖泊等等，不能直接作用和影響社會發展的進程，只有進入生產過程中，成為生產資料時，才能對社會生產、生活與社會發展產生作用，超出生產過程和生產方式之外，地理環境就無法在社會發展中起作用。例如，地下礦藏和石油，遠古時代就存在著，但沒有被人們認識，沒有進入生產過程，沒有被開發利用，所以對人類社會的生產和生活與社會發展沒起任何作用，而今天，它們被人們應用到生產過程中，經過開發利用，在人類社會和生產中起著重大作用，改善著人類生活的狀況。對此，我想反問：沒有這些自然資源，我們將生產什麼？我們又是如何消費、利用的呢？就像生產決定消費一樣（前提是我們承認生產決定消費是正確的命題）。我們的消費不得以生產為前提嗎？只有生產了什麼，我們才能消費什麼。從該角度並不能說明「地理環境決定論」的正確性，需要從其它角度更深地加以論述。（三）最近讀了何新的《危機與挑戰：中國現代化的艱難之路》一文，何新說：「文化形態首先是人類適應生態的結果，而社會人的性格與行為，又是文化形態（社會結構、價值體系和社會化方式）的函項。換一句話說，生態類型決定文化形態（經濟類型—社會結構—價值體系），文化形態又影響了社會人的性格與行為。我認為，首先何新先生是肯定了「地理環境決定論」之後，又從中國的角度加以說明：「古華夏文化的主要發源地，是黃、淮、江三大水系的中下游流域，也就是古代的中原地區。所謂中原，即是中央平原的意思（「中國」的得名與此是有關的。）如果從地圖上審視一下中原地區在整個中國與亞洲大陸上的地理形勢，我們就可以注意到如下一個事實：這塊平原處在一種近乎封閉的地理空間中，在這塊大平原的北部和西部，有燕山山脈、太行山山脈、呂梁山脈、伏牛山和秦嶺，以及武當山。在南部則有大別山、武陵山、九嶷山、天日山、南嶺和武夷山脈，綿延直到南海。這些崇山峻嶺，從北、西、南三面如同屏障和牆垣一樣包圍環繞著中部平原。在這里特別要指出山嶽的「岳」這個字的本義——「岳者，垣也」，也就是牆。古代人正是把山看作牆垣。而在東面，這塊平原為三個大海——渤海、黃海、東海所環繞。這種封閉關的地理形勢，非常有種於從事農業和畜牧業，經營一種自給自足的經濟生活，卻不利於發展一種開放的商業型經濟。在秦漢以後，古代中國的政治地理概念得到了擴大，中國已經不單純是指這塊中央平原。但盡管如此，這種封閉的環狀地理形勢卻並未從根本上改變。直到明代耗費巨資重建的長城，本身就是一個限制文明空間的政治軍事環。清代，中國的地域向東北、西北兩個方向大大地拓展了。但西伯利亞、蒙古高原、中亞細亞內陸的戈壁、沙漠和高山，仍然重重阻隔著中國的文化視野。盡管古代曾有一條時通時斷的對西貿易通道——「絲綢之路」，但是這條道路並沒有能成為將泰西的希臘羅馬文化，引入交流於古老中華文明的動脈。晚唐以後，這條道路實際上也關閉了。而從海域看，華夏文明最早發達的中原地區，面臨渤海，這實際上又是一個半封閉狀態的內海。而黃海、東海的對面，是朝鮮和日本，它們在古代都是處在華夏文化輻射之下的亞文化區，沒有形成高於華夏農業文化的異質文明。這種封閉狀的地理空間結構，所導致的結果就是華夏古代文明的封閉狀態。古代希臘文明是一個具有發達的社會分工和商業經濟的分散城邦。通過海陸交通構成了開放式的經濟網路組織，一種鬆散的聯邦式的政治文明。這種政治文明的傳統一直影響於今天的北美和西歐。而在中國，古代城市的功能與希臘城邦的功能似乎完全不同。中國的城市是宗教和政治文化的中心，卻不是商業和手工業的經濟中心。」中國的這種封閉狀的地理形式，扣殺了商業和手工業的發展，並使之成為其主體的農業和畜牧業的附屬品的經濟類型及其關系。這種經濟類型及其關系營造了一種自給自足的經濟生活，卻不利於發展一種開放的商業型經濟。同時，這種地理環境導致的這種經濟類型及其關系，形成了至今仍彌漫在中國農民思想中的惰性思想、安樂思想。從而毋庸質疑地容易受制於人，導致了中央集權的形成，而中央集權也在維護著形成它的經濟類型——農業和畜牧業。那麼，也許有很多人會問：「假若『地理環境決定論』是正確的，那麼中國的這種地理環境不將導致今天以致將來的中國的這種經濟文化、思想、政治嗎？」那也假若我們還在贊同延用這種原始的「地理環境」的概念也許我們在我們的思想意識中這種意識會是正確的。任何真理的正確性都是有歷史背景的，「概念」也得是一個「歷史的概念」。所以，我將用歷史的發展的「地理環境」概念解釋這個問題。見後文。（四）上文，我提到在《馬哲》教材中否定「地理決定」的理由中有一點沒有做到換位思考，指出「反向決定」的問題，下面我將闡述它：用日本為例，日本的地理環境不好，礦石、石油、煤等十分缺乏，但日本的經濟卻十分發達，在此正是不好的地理環境短缺的資源、能源使處在這種環境下的日本人不得不開動腦筋、解放思想，想方設法改善和提高生活質量，這就是他們的思維更為發達、敏銳，從而使這發達的思維作用於經濟發展，使自己有限的資源、能源得以充分利用，使他人的資源、能源更好的為已所用。這就是「反向決定」。反之中國的地大物博導致清朝的人夜郎自大、固步自封、思想愚昧，因此導致落後挨打的百年之辱。我們都知道，至今幾百年,最聰明的是猶太人，最強的是美國人，為什麼？有一方面的原因就是猶太人幾千年都在流離失所，到處奔波逃命，美國人是那些移民，其中有一部分就是被環境所迫，這就是反問決定的明顯例子，但另一方面移民也說明了歐洲的地理環境是多麼的開放，再回首看看中國，人口最多的就是中國。如此，就可以從這個角度解釋一下中國南方農業比北方農業富有的原因。南方人多地少，但這不好的地理環境促使他們的思想更積極，而北方的農民由於人少地多的優越條件，把他們基本上束縛在了土地上，他們認為他們富裕的資本就是把地種好，以致形成了北方農民的惰性思想、安樂思想、保守思想等消極思想，由此而導致草場的開墾，林木的濫伐、土地的沙化等惡化的生態環境，農民冬天整天的賭博、買賣婚姻等惡習。所以我們沒有必要因壞的地理環境而沮喪，更不要太樂觀於好的地理環境。我們要辯證地看待地理環境的好與壞。無論如何，我們都要注意無時無刻地去培養我們的積極思想。我們可以看到今後對中國地理環境的「反向決定」將越發明顯，即使是中國的北方。所以我們要做好准備，盡量不要讓「反向決定」的條件形成，而有「反向決定」的結果——積極的思想。在此我們要保護環境、節省資源、能源。 （五） 承接上文提到的歷史的、發展的"地理環境"。 今天人們接受的地理環境概念是：指人類生存和發展所依賴的各種自然條件的總和。 黑格爾曾經說過：在我看來，必須把觀念作為在它之內的過程，當作過程來把握。 然而，我們也應以歷史的發展的角度把握某一概念，我們考察的是某物的發展過程，假如我們只看某物的結果、目的或影響等等，那麼，我們就是割斷了歷史，我們就是片面地看問題了，上面所說的地理環境的概念已經不適應今天的歷史背景了。 今天我們評論"地理環境決定論"時，其實是陷入了一個矛盾當中，如果說其是正確的，它又與我們的現實和現實中的歷史不相符合，其正確性很容易被一些現象所推翻。說其錯誤，它又與馬克思的"物質決定意識""社會存在決定社會意識"相矛盾。二者中有太多的人都選擇了"地理環境決定論"是錯誤的觀點。因為它是來源於理想中的現實的，因為他們怕所謂的教條主義、本本主義。但是，這些人就沒有想過嗎，他們同樣也是犯了教條主義、本本主義，犯了對概念的教條主義、本本主義。以至於給出了兩個牽強附會的理由。 這是在迴避矛盾，真理要求我們去勇敢地面對矛盾，科學需要我們去不懈地解決矛盾。 而這個"矛盾"的根源就出在"地理環境"這個概念上。平時我們的思維對"概念"這個詞太過定式了。 我認為"地理環境是指人類生存和發展所依賴的各種自然條件的總和"這個概念只能算作是"地理環境"的一個靜態的概念，即靜態地理環境（但其是邏輯思維上的地理環境，內容上氣候還在變化，水也還在流。）故此，應有一個動態的地理環境與之相對。今天，社會發展到此種程度，交通的內容（公路、鐵路等）已成為"地理"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地理課本中它也是一個重點內容，那麼，我們就沒有想過它就是我們今天的"地理環境"的一部分嗎？事實上，它在冥冥中已經是了，只是我們沒有發現而已。所以，公路、鐵路等交通內容就應該是我們所要找的動態地理環境，在時間和空間上。 一定會有人指出："公路、鐵路等是人的行為所致，而不是自然條件，不能算做地理環境。"但那些湖泊、礦藏等就沒有人的足跡了嗎？其實，這里的公路、鐵路等只是那些石頭、鐵等的外在形式的變化大了一點而已（但其它的由石頭、鐵等製成的東西就未必叫做地理環境了，因為它不具有地理環境該有的特徵）。 動態地理環境的提出，一是解釋一下人們對"地理環境決定"論的誤解，二是指出它的重要性。 動態地理環境對人類社會的發展，人類文明的進步產生著重大的作用，並且將與靜態地理環境同時決定著人類社會的發展。動態地理環境與靜態地理環境相反，它使人類和人類社會從點到線、由線成面，它使人類文明得以進步、融合。 所以，對中國來說，動態地理環境將不容忽視，尤其是今天的中國，經濟需要發展，而外部政治、經濟環境又不太景氣的時候，我們更需要更好的動態地理環境，需要它傳播思想，傳播統一的思想，使思想統一，使全國各族人民團結一致，眾志成城。榮幸的是，"十一五計劃"當中已經給其放到了一個相當高的地位了。通過動態地理環境概念的提出，將更有利於解釋地理環境較差的國家，社會性質和社會制度有可能處於較先進的高級階段了，靜態地理環境的「反向決定」決定這些國家的民族能有發達的思維，動態地理環境的發達也將成為這個國家發達的又一原因。（六）綜上所述：我認為「地理環境」的概念應包括兩部分，一部分為靜態地理環境，另一部分為動態地理環境。靜態地理環境和動態地理環境通過「正向決定」和「反向決定」決定著我們的生理和心理，從而決定一個民族的心理、性格以及宗教信仰等等，進一步決定社會經濟制度和政治制度的性質。所以「地理環境決定論」是正確的。（七） 在斯大林批判地理環境決定論的同時，五十年代的中國人也已經在瘋狂地對其進行批判了，批判它的反方就是在強調人的作用，更放肆一點說就是在誇大人的主觀能動性，所以毛澤東的狂放思想的主觀因素和當時對「地理環境決定論」的批判的風氣影響下，產生「大躍進」也就是一種必然了，「文革」的產生也與此有關。結果是造成了資源的浪費……。今天也是由於這種思想，對「地理環境決定論」的堅決否定和對人的主觀能動性的誇大，造成了日益嚴重的生態危機、資源危機、能源危機。這真是給驕傲又「聰明」的人類上了一堂又一堂生動的「地理環境決定論」的課啊！ 今天的人類啊，尤其是今天的中國人，也該醒醒了！我們面對地理環境還在夜郎自大，固步自封，這在鼓勵著我們，鼓勵著我們浪費，浪費著我們的消費，之後呢？自廢其身，雖然我提到了「反向決定」的問題，但那種決定又是多麼的可悲啊，難道我們真的要選擇被逼無奈嗎？也許它是一種必然趨勢吧！但，我們看看吧：東南亞大海嘯與生態破壞有關吧！美國打伊拉克有點原因是被石油逼出來的，對吧？…… 二00六年二月十七日

㈨ 地理環境決定論的意義

正確地闡明地理環境對人類社會發展的作用，有助於發展地理學理論研究和指導實踐應用。毫無疑問，主宰人類社會歷史演變的是其固有的內在規律；地理環境是社會發展的客觀物質條件而不能上升為主導的或決定性的因素。馬克思在《資本論》中說過，封建社會之解體與資本主義的產生是一個合乎邏輯的過程，「並非自然的恩賜」。但資本主義的進一步發展，也或多或少地受到地理環境的影響。當人類社會活動與地理環境發生聯系並能加以利用與改造時，才能顯示其特性並對社會發展產生加速或延緩的影響。社會發展階段越古老，人類對地理環境的依賴性越大；即使在原始階段，社會發展速度也並非與地理環境優越性程度成正比。地理環境與人類社會均處於不斷運動變化而又相互影響、相互制約之中。走向另一極端主張無視地理環境和隨心所欲地踐踏地理環境的地理環境虛無主義，均與社會發展的客觀規律相違背，也必然在實踐中碰壁。

㈩ 如何辯證關於地理環境決定論的認知

地理環境決定論在18、19世紀是流行的自然主義思潮的一部分。即以自然過程的作用來解釋社會和經濟發展的進程，從而歸結於地理環境決定政治體制。誇大自然環境對社會生活和社會發展的作用，以自然規律代替社會規律。
但從我個人來講，這生存環境因素確實對文明的發展起了極為重要的作用，最直接的例子便是幾大文明策源地的誕生，從地里角度看幾乎都在同一緯度附近的沿海沿河地區，而在《槍炮，病菌與鋼鐵》一書中，我們可以發現為何美洲，非洲大陸文明的發展要遠遠落後於亞歐大陸，差距就在於前兩者形狀皆是縱向發展，跨越多個溫度帶。而亞歐大陸是橫向的，且大部分是在溫帶中。在生產力落後的古代，氣候決定了農產品的傳播，進而影響整個文明的發展。這一切還都是有理可依的。
但接下來，西方學者進而認為地理環境會影響民族性格，政治體系等等，並決定著各個國家的社會組織、經濟發展和歷史命運。這就有一些野蠻邏輯的味道。而後面的事實也無情的打了他們的臉。
簡而言之，地理環境決定論如果單純的用於學術上以進行人類文明發展的研究，未嘗不是一種途徑。但可惜的是它的誕生更多的是在為當時的帝國主義進行殖民掠奪找借口，是歐洲中心論的副產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