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麼是新經濟地理理論

⑴ 新經濟地理學核心內容

新經濟地理學又名空間經濟學。由於世界經濟全球化與區域一體化的發展，主流經濟學理論在解釋現有經濟現象時遇到越來越多的問題。因此，以克魯格曼( Paul Krugman) 為代表的西方經濟學家又重新回歸到經濟地理學視角，以邊際收益遞增、不完全競爭與路徑依賴為基礎，拓展分析經濟活動的空間集聚與全球化等經濟現象，藉此開創了「新經濟地理學」。
本書用通俗易懂的語言，為讀者全面介紹了2008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保羅·克魯格曼的理論、思想及其巨大影響。
克魯格曼通過建立各種模型將規模經濟、不完全競爭市場結構引入國際貿易，指出規模經濟是國際貿易產生的原因，從而成功解釋了戰後國際貿易發展變化的新格局，建立了國際貿易新理論。同時，克魯格曼考慮了運輸費用問題，突破了傳統國際貿易理論運輸成本為零的假定，提出了經濟活動的區位問題。克魯格曼以規模經濟和產品差異為出發點，將國際貿易模式和經濟活動區位分析結合起來，創造性地提出了新經濟地理學理論，開創了經濟地理學研究的新時代，被譽為「新經濟地理學之父」。
本書把高深的理論進行通俗解釋，使讀者能輕松領略經濟學大師的思想理論，同時學會用大師的智慧來觀察和指導生活，藉助巨人的肩膀，站得更高，看得更遠。
按照傳統的新古典經濟理論，在一個規模報酬不變的世界，比較利益決定國際貿易模式，而人口增長等外部因素則決定經濟的增長水平。然而，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國際貿易和長期經濟增長的現實表現展示出一個與新古典理論所預測的相當不同的經濟圖景。以不完全競爭和報酬遞增理念為基礎的新的方法開始表現出強勁的發展勢頭，特別是在迪克西特(Dixit)和斯蒂格利茨(Stiglitz)將張伯倫壟斷競爭形式化之後。20世紀80年代興起的新貿易和新增長理論在解釋行業內貿易、專業化和無限增長方面獲得長足進展，對傳統貿易與增長理論做出了具有重大意義的補充。新貿易理論所揭示的專業化與貿易機制及新增長理論所闡明的「無限增長」原理與傳統經濟地理研究中的集聚現象的相似性，一下子拉近了這三方面理論之間的距離。
新貿易和新增長理論所採用的報酬遞增假設及賴之而建立的分析框架為解釋經濟活動的集聚現象提供了新的可能途徑。但是，新貿易和新增長理論中依然存在著一些在各，自的框架內不能完全解釋的問題。比方說，新增長理論雖然對投資促進長期增長的時間動態機制——循環累積因果關系的時間版本——做出了一定的解釋，但它卻缺少空間維度，並不涉及要素流動，不能對集聚現象——循環累積因果關系的空間版本——提供解釋，亦不能預測經濟發展的空間演化規律。新貿易理論(Krugman，1980)雖然聚焦於市場結構，但它與傳統理論有一個相似之處，即通過基本特徵方面的差異來說明生產結構上的差異——它一開始就假定有市場大小不同的國家存在，但並沒有說明為什麼會出現這一大小差異，特別是為什麼原本非常相似的國家會發展出非常不同的生產結構；它也並沒有說明為什麼一個部門的廠商趨向於群集在一起，導致區域專業化。此外，它將工業發展描述成是在所有發展中國家逐漸且同時發生的，而事實上工業化常常採取快速的波浪形式，在工業化的波浪中產業從一個國家依次向另一個國家擴散。

⑵ 新經濟地理學的理論基礎

和採用報酬不變與完全競爭假設的傳統經濟理論和經濟地理研究不同，新經濟地理學研究以報酬遞增和不完全競爭理論假設為基礎。按照規模報酬不變和完全競爭的假設，傳統經濟地理學理論預測，在區域之間不存在基本差異的情況下，經濟活動最終將沿空間均勻分布。產品和市場的競爭為廠商舍近求遠的區位抉擇提供了解釋。但是，不同層次的經濟活動在空間上的高度集聚，在現實世界卻屢見不鮮，甚至連20世紀初的馬歇爾也不曾迴避這廠現象。由於規模報酬不變是馬歇爾新古典經濟學說的基本假設之一，他只好用「外部經濟」一詞來籠統地解釋各種生產活動的集聚。這種外部經濟表現為公司水平的規模報酬不變，而社會性的報酬遞增。在規模報酬不變的假設下，用外部經濟雖然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解釋產業集聚，但是，人們卻仍不清楚這種外部經濟來源於何方。而且，問題並不僅僅在於用外部經濟解釋產業集聚本身，越來越多的經濟學家感到，對規模報酬不變和完全競爭假設的有效性其實大有進行一番反思的必要。
然而，在相當長的一段時期，報酬遞增和不完全競爭對經濟學家們來說都是難以駕馭的。直到1977年狄克斯特和斯蒂格利茨將張伯倫的壟斷競爭概念用數學模型形式化之後，關於報酬遞增的研究才真正在經濟學界掀起一場實質性的革命。按照D—S模型的假設，消費種類和生產分工程度內生於市場規模。一方面，一個經濟中的消費者喜好多樣化消費，因而，消費品種類越多，效用水平越高；另一方面，消費品的生產具有廠商層次上的規模經濟，而資源的有限性導致規模經濟和多樣化消費之間的兩難沖突。如果人口規模或可用資源增加，則有更大酌市場空間來平衡上述沖突，廠商為滿足消費需求實行進一步分工既能實現規模經濟，消費者又能有更多的品種選擇，效用亦隨之上升。D—S模型也為解決復雜的經濟地理問題提供了一個不可多得的分析框架。在一個引入了報酬遞增和不完全競爭的世界，經濟活動的演化不再是線性的，而是由非線性動態所支配的。經濟活動的空間集聚所呈現出的循環累積因果關系，不就是一幅活生生的非線性的蛛網圖嗎?假定存在足夠強的規模經濟，任何廠商都會選擇一個單個的區位來為一國的市場提供服務。為使運輸成本最小，他無疑會選擇一個有大的當地需求的區位。然而，恰恰只有大多數廠商都在那兒選址經營的某個區位才會有大的當地需求。因此，一個產業帶一旦建立，在沒有外部擾動的情況下，這一循環將會長期持續下去，這就是布賴恩·亞瑟所謂的集聚的路徑依賴(path—dependent)特性。從某種意義上來說，產業集聚很可能始於一種歷史偶然。如果專業化生產和貿易是由報酬遞增而非比較利益所驅動，則什麼樣的產業在什麼樣的區位形成集聚一般來說是不確定的，而是「歷史依賴(history—dependent)」的。但是，不管屬於什麼樣的原因，某種專業化生產與貿易格局一旦建立，從貿易獲得的好處將累積循環，從而使得這一格局因進一步強化而被鎖定(locked—in)。因此，在新經濟地理學研究中採用報酬遞增和不完全競爭假設乃是最自然不過的事情。

⑶ 新經濟地理學派的「新經濟地理學」與經濟地理學的分異

毋庸置疑，「新經濟地理學」是以數學模型為基礎創建的。對於克魯格曼及其他倡導「新經濟地理學」的經濟學家來說，模型是他們真正意義上的代表。克魯格曼認為：「新經濟地理學」在模型策略、技巧和原則不同於傳統的經濟地理學，他們利用模型來解釋發展理論」。克魯格曼認為：「新採用的『新貿易』及『新增長』理論模型技巧與傳統的空間分析不同，它從個體的最大化中得到行為的集聚。」
但對地理學家來說，這些並不是創新成果。在他們看來，盡管「新經濟地理學」提高了建模的技巧和理論規范，但它對模型的應用與60年代它的先驅 (經濟地理學的孿生姐妹)———空間科學並沒有太多的差異，即都是源於理論假設和邏輯實證方法，更何況地理學20世紀60年代的計量革命對地理 (空間) 模型應用已經相當熟練。克魯格曼的方法常開始於一個實際問題，然後通過數學模型的建立來解決。但不幸的是，這些方法及理論對大多數同時代的經濟地理學家並沒有吸引力，因為他們現在已經放棄了計量地理模型的追求，轉而追求一種模糊的方法。
很顯然，雖然在研究空間集聚、區域增長與集聚以及國際貿易的地理關系時，許多經濟地理學家與克魯格曼及其他經濟學家有著相似的興趣，然而從方法上卻存在著很大的差異。許多經濟地理學家已經放棄了過於形式的模型，而尋求更現實的方法，如不同類型區域的政策以及社會、文化和制度的影響等；而克魯格曼仍然依賴不現實的假設模型，並用之代替真實世界中問題的核心部分。
地理學家過去由於注重數學模型所帶來的一個後果是對區位的忽視，如在傳統的空間集聚模型中，區域、區位和場所常常用來代表某種經濟景觀中抽象的點或其他的形狀，而文化、社會、歷史、制度等對於決定經濟過程和形成經濟景觀非常重要的因素卻被忽略了。在區域集聚研究中也是如此，文化、社會、歷史、制度這些要素在同時期的經濟地理學家的研究中則普遍受到重視。從這個意義上來說，「新經濟地理學」並不能解決空間 (區域或地方的) 經濟的概念以及空間經濟與經驗世界的關系等問題。
「新經濟地理學」，除了過於依賴抽象、簡化的數學模型以外，普遍被認為缺乏實證研究。雖然克魯格曼和其他學者如亞瑟在他們的模型中使用了經驗檢驗，但這些經驗數據不足於使讀者對模型的相信。更何況對於「新經濟地理學」來說，在理論與經驗之間仍存在著巨大的鴻溝。正因為如此，「新經濟地理學」的許多內容並沒有引起地理學家的興趣與贊賞。例如，新區域集聚模型被批評為幾十年前就被威廉森等人檢驗過、在本質上與新古典方法相似的模型。再如，「新經濟地理學」的空間集聚模型忽略了許多要素，如國家行為和外在需求等。

⑷ 新經濟地理學的研究內容

新經濟地理學所研究的主要內容大體可以分為兩個方面：經濟活動的空間集聚和區域增長集聚的動力。 新經濟地理學以收益遞增作為理論基礎，並通過區位聚集中「路徑依賴」現象，來研究經濟活動的空間集聚。收益遞增、完全競爭和比較優勢是傳統經濟學中三個基本的假設條件，最早運用報酬遞增來解釋地理上的集聚的也並不是克魯格曼，從某種程度上說，可以將「新經濟地理學」看作是經濟學中對收益遞增興趣復興的一部分。在空I訓集聚的過程中，不同的學者強凋收益遞增的不同形式，新經濟地理學中的收益遞增是指經濟上相互聯系的產業或經濟活動，由於在空間上的相互接近性而帶來的成本的節約，或者是產業規模擴大而帶來的無形資產的規模經濟等。克魯格曼在他的著作中比較系統地闡述了收益遞增思想，並試圖在報酬遞增基礎上建立一種新經濟區位理論。在他看來，收益遞增本質上是一個區域和地方現象。空間聚集是收益遞增的外在表現形式，是各種產業和經濟活動在空問集中後所產生的經濟效應以及吸引經濟活動向一定區域靠近的向心力。
除了用來解釋產業活動的集聚或擴散以外，作為「新經濟地理學」的基礎，報酬遞增模型還被用來解釋城市增長動力機制。絕大部分新經濟地理學的研究都集中於產業活動的區域分布，討論為何特定產業在某些區位集中，尤其是在城市中，克魯格曼在解釋城市中人、財、物的聚集時指出：人們向城市集中是由於這里較高的工資和多樣化的商品，而工廠在城市集中是因為這里能夠為他們的產品提供更大的市場。新經濟地理學者認為，空間聚集是導致城市形成和不斷擴大以及區域發展的基本因素。
在收益遞增規律及相應的集聚或擴散模型的影響下，「新經濟地理學」將區域和城市的發展定性為「路徑依賴」和「歷史事件」。與新古典的經濟均衡模型相反，克魯格曼使用歷史方法，強調影響集聚的力量的持續和積累。也就是說，存在向「路徑依賴」和「歷史事件」發展的趨勢。總之，在「新經濟地理學」中，區域的優勢被認為是由一些小的事件所導致的自身的加強。 新經濟地理學的第二個主要研究內容是區域的長期增長與空間集聚的關系。標準的新古典主義增長模型假定資本和勞動是收益遞減的，依據這個框架對集聚(特別是國家之間)的產生進行預測，一個相對貧窮、資本儲備較低的國家將有更高的資本邊際生產率和資本利潤率。新古典增長模型的預言結果是，較貧窮的國家增長較快，最終能趕上較富裕國家。而根據巴羅和沙拉馬丁(Sala—I—Martin，1995)的研究顯示，區域收斂率在整個美國、歐盟、加拿大、Et本、中國以及澳大利亞范圍內是十分相似的，但是，區域收斂速度卻相當緩慢，每年大約1.2%，這要比簡單的新古典模型緩慢得多。區域收斂率較慢的事實以及對新古典長期增長模型有效性的懷疑，引出了與收益遞增的模型之間的聯系。
按照新經濟地理學，資本外部性的相對規模(市場作用的范圍)、勞動力的可移動性和交通成本將決定經濟活動和財富在空間配置上的區域整合程度。一方面，當資本外部性及勞動力的遷移通過區域整合增加時，新經濟地理學模型將預言更大規模的空間集聚，富裕中心和較差的邊緣區之間的差距將加大，經驗結果也似乎支持這個預測；另一方面，如果區域之問仍然存在著不可流動性(由於語言和文化等方面的障礙)，那麼中心地區的勞動力和由於擁擠而帶來的成本就會增加，並有利於經濟活動的擴散和區域集聚的減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