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理因素和政策因素哪個重要

❶ 為什麼要用經濟地理的理論指導規劃,經濟地理的優勢是什麼

內容提要：本文使用新經濟地理學的分析框架討論了經濟地理和經濟政策等因素對工業集聚的影響，並利用1987-2001年省級面板數據研究了導致中國地區工業集聚的因素。我們的主要發現是：（1）經濟開放促進了工業集聚，而經濟開放又與地理和歷史的因素有關；（2）市場容量、城市化、基礎設施的改善和政府作用的弱化也有利於工業集聚；（3）沿海地區具有工業集聚的地理優勢。我們的研究為新經濟地理學的理論提供了來自於中國的證據，同時也發現，除了經濟地理的作用以外，政策也是導致工業集聚的重要因素。

關鍵詞：工業集聚；經濟地理；新經濟地理；經濟政策

一、引言

中國的改革開放遵循著漸次推進的模式，在地區發展的過程中，中國政府希望沿海地區能夠先發展起來，然後能夠帶動內地的發展。但是，這種基於「新古典增長經濟學」收斂假說（Barro and Xala-i-Martin ，1995）的良好願望至今沒有完全實現——盡管改革開放使得全國各地均實現了不同程度的發展，但地區間的差距卻始終處在不斷擴大的過程之中。中國的經驗並不是獨一無二的，事實上很多發展中國家和經濟轉型國家在經濟開放之後均出現了地區間差距持續擴大的現象，而一個更為基本的事實是，這些國家都出現了工業生產的集聚，這些現象對新古典的增長理論提出了挑戰。最近十多年興起的新經濟地理學在解釋工業集聚和地區間差距方面獲得了巨大的成功，這一理論認為，地理位置和歷史優勢是集聚的起始條件，規模報酬遞增和正反饋效應導致了集聚的自我強化，使得優勢地區保持領先。[①]

盡管新經濟地理學的理論進展迅速，但相應的實證研究卻比較滯後。既有的研究將焦點集中在了檢驗新經濟地理因素對工業集聚的作用，但卻忽視了經濟政策的作用，而政策因素在增長理論和區域經濟理論的實證檢驗中已被證明是非常重要的。與既有的文獻相比，本研究主要做了兩件事情。首先，我們從理論上討論了經濟地理、新經濟地理和經濟政策三大類因素對於工業集聚的影響，並且嘗試說明，這些因素是可以放在同一個理論框架中進行分析的。其次，我們運用中國的省級面板數據檢驗了三大類因素對於工業集聚的影響。之所以將研究的重點集中於工業，是因為：（1）工業是推動其他產業發展的重要力量，中國工業發展水平的地區差距是地區間差距最為重要的表現（范劍勇和朱國林，2002）；（2）從新經濟地理學的角度來講，工業可以在地區間轉移，故集聚效應最顯著。

我們的研究對文獻構成了以下幾點發展。第一，我們使用來自中國國內的數據為新經濟地理學的理論提供了證據，來自一國內部的數據可以較好地避免跨國數據的樣本異質性和數據不可比性。中國曾經經歷了計劃經濟和市場經濟轉型兩個歷史時期，政府政策曾經支持經濟活動和基礎建設的空間分散化；而改革以後的政策則傾向於優先將經濟活動向沿海地區集中。同時，中國廣袤的國土、多樣的自然條件、巨大的區域間差距等都為相關的實證研究提供了足夠的多樣性。第二，通過為經濟地理、新經濟地理和經濟政策對工業集聚的影響提供證據，我們發展了有關中國工業集聚的實證研究。將我們的研究與既有的文獻作些比較將有助於說明本研究的意義。Fujita and Hu （2001）使用GDP 和工業產值數據描述了1985-1994年中國的地區差距問題，他們發現這個時期地區差距的擴大部分是由於中國實施了傾向於沿海地區的經濟政策，更是這個時期的全球化和經濟市場化的結果。Kim and Knaap （2001）關注的是中國1952-1985年地區經濟發展政策和地區差距問題，他們發現，經濟向沿海地區的集中早在中國政府採取地區非平衡增長政策之前就已經出現，其中的原因包括沿海地區在地理上容易與外界交流以及基礎設施網路密度高，等等。以上兩篇文獻盡管已經討論了經濟集聚的影響因素，但是並沒有使用計量分析方法給出不同因素的作用的估計。D émurger（2001）在有關區域經濟增長的實證研究中考慮了經濟地理的因素，發現地理位置和基礎設施稟賦顯著影響各個省間的增長差異，同時，通訊有減少封閉的作用從而對增長產生正面的影響，但這項研究並不是以工業集聚為研究對象的。Gao （2003）證實了外國直接投資和國際貿易對於地區工業增長的積極作用，同時也指出，直接驗證國際貿易與工業的地區分布之間的關系是下一步的研究方向，而這恰恰是本文的關注焦點之一。在最近的一篇文獻中，Wen（2004）使用第二和第三次工業普查數據研究了中國製造業的集中，發現改革以來的工業集聚支持新經濟地理學的理論。但是，由於非常強調新經濟地理的因素，這篇文章沒有研究經濟政策和傳統的經濟地理因素對工業集聚的影響。

本文的結構如下：第二部分是對中國工業集聚的特徵性事實的總結；第三部分提供了一個理論框架，分析了經濟地理、新經濟地理和經濟政策對於工業集聚的綜合影響；第四部分提出計量模型，並對數據和變數的含義進行解釋；第五部分報告了實證研究的結果；最後我們在第六部分提出了研究的政策含義。

二、中國的地區工業集聚：特徵性事實

由於對自然條件的依賴程度相對較低，工業生產容易產生集聚；同時，加上規模經濟效應和前後向聯系的正反饋作用，往往導致工業生產在空間上向一些某方面具有優勢條件的地區集中。觀察中國工業的地區分布可以發現，改革開放以後，工業集聚的現象變得逐漸顯著，地區工業GDP 佔全國工業GDP 的比重在省與省之間差異日益擴大。1987年工業改革之初，各省之間工業GDP 在全國所佔份額的變異系數是0.026，2001年這一指標上升到0.030.

圖1和圖2分別繪制了1978和2001年中國各地區的工業GDP 份額分布[②]，從中我們可以非常清晰地看到這20餘年間工業集聚的過程。在1978年的圖中，工業的地理分布仍然具有一定的分散化現象，具體表現在：（1）東部沿海地區和中部很多省份的工業份額較低，沒有超過4%；（2）東北三省的工業重要性非常明顯，特別是遼寧一枝獨秀，工業份額超過8%；（3）甘肅和陝西這兩個西部省份的工業份額超過了2%，還沒有表現出與其他地區之間的巨大差距；（4）三大直轄市盡管面積較小，但工業份額並不低。相比之下，到了2001年，中國的地區工業布局已經發生了非常重大的變化，與1978年的工業布局特徵相對照，不難發現，中國的工業集聚趨勢非常明顯，具體表現在：（1）東部沿海地區工業份額有顯著的上升，其中廣東、江蘇和山東三省工業比重分別達到11.20%、10.11%和9.69%，浙江的工業份額達到了7.35%，福建的工業份額也有所上升；（2）東北三省的工業地位明顯下降，遼寧的工業比重已經下降到5.18%，黑龍江和吉林的工業份額分別下降到4.18%和1.72%；（3）西部省份的工業份額總體上有所下降，僅四川（含重慶）的工業份額有所上升；（4）三大直轄市的工業份額明顯下降，上海的工業份額為5.02%，北京和天津的工業份額均已低於2%.總地來說，工業集聚的趨勢還表現在，1978年工業份額超過8%的僅有上海和遼寧，而工業份額低於2%的省份有11個。到了2001年，工業份額超過8%的省份變成了3個，而工業份額低於2%的省份增加到16個。

不難發現，改革開放以來的工業集聚主要發生在長江三角洲和珠江三角洲，在環渤海地區，雖然遼寧的工業份額有所下降，但山東的工業份額卻明顯上升。[③]從我們計算的工業GDP 份額排名中可以看到，盡管排名前四位的省份有所變化，但是前四位的省份全都屬於上述三大地區。在這三大地區中，同樣存在工業比重的變化。作為僅僅有一個省的珠江三角洲地區，由於依託香港工業的轉移，同時憑借香港的自由貿易港優勢，再加上改革開放的政策支持，所以工業增長強勁。長江三角洲地區工業門類齊全，輕重工業發達，是中國最大的加工製造業基地，歷史上其紡織、服裝、機械、電子、鋼鐵、汽車、石化等製造業在全國就佔有重要地位。Wen （2004）計算了1995年25個工業行業中占最高和第二高份額的省市區，長江三角洲的江浙滬大約達到總數的一半。2001年，長江三角洲三省市實現製造業GDP25456.01億元，佔全國製造業GDP 的30.23%，遠高於環渤海地區（24.41%）和珠江三角洲地區（15.37%）。

三、工業集聚：經濟地理、新經濟地理和經濟政策的作用

在傳統的經濟地理理論里，工業集聚的主要原因是不同區域之間經濟地理因素的差異，例如，自然資源豐富的地方以及大港口附近通常會成為工業集聚的中心地區。在中國，由於自然條件比較好而導致的工業集聚的例子也是存在的，例如，中國的東部省份之所以逐步成為工業集聚的中心，其不可比擬的優勢就是距離大的港口比較近，而遼寧和山西則是依靠自然資源成為工業中心的典型例子。

但是，傳統的經濟地理學不能解釋兩個重要的經濟現象：第一，一些在純自然條件方面並不一定非常有優勢的地方卻成為了工業集聚的中心；第二，兩個在自然條件方面非常相近的地方卻可能在工業集聚方面有非常不同的表現。例如，與周圍省份（特別是福建）相比，浙江的自然條件並沒有特別的優勢，浙江並不屬於資源豐富的省份，港口優勢也並不明顯，但是，浙江的工業集聚趨勢卻比福建明顯得多。廣東和廣西是另一對例子，這兩個省份的純自然條件也非常相近，但是在改革開放以來的二十多年裡，廣東已經成了非常重要的工業中心，廣西卻仍然是經濟比較落後的省份，兩者的差異顯然不是自然條件可以解釋的。

超越簡單的經濟地理因素尋找工業集聚的原因促成了新經濟地理學的崛起，而對新經濟地理學產生直接影響的就是1970年代末開始興起的新貿易理論。新貿易理論引入了收益遞增假定，強調規模經濟在國際貿易模式中的決定作用。收益遞增假說在貿易理論里獲得成功應用之後，緊接著就對經濟地理學產生了深刻的影響，新貿易理論的代表人物Krugman 也同時成為了新經濟地理學中的代表人物之一。新經濟地理學理論抓住了導致工業集聚的最為本質的經濟力量——收益遞增，其核心思想是，即使兩個地區在自然條件方面非常接近，也可能由於一些偶然的因素（例如歷史事件）導致產業開始在其中一個地方集聚，由於經濟力量的收益遞增作用，在地區間交易成本沒有大到足以分割市場的條件下，就可能導致工業的集聚。在新經濟地理學中，以下被認為是影響工業集聚的重要因素：（1）一個地區企業的數量。企業的數量多，新進入企業就容易得到原材料的供給，同時他們生產的產品也更容易在當地銷售，所以工業會在企業數量多的地方集聚。（2）一個地區的人力資本。人力資本水平高，新進入企業就容易招聘到所需要的人才，同時，高的人力資本意味著R&D 的成本低，企業容易獲得創新收益。（3）消費者的購買力。如果一個地區消費者的購買力強，那麼對於消費品的需求就會多，會導致本地消費品價格的上升，吸引企業進入這一市場。同時企業在本地的集聚也導致了工資的上升，消費者的購買力進一步提高，從而產生地區工業發展的良性循環。（4）交通運輸條件。根據Krugman （1991）的模型，我們知道新經濟地理學將交通費用視為影響工業集聚的最為重要的影響因素。只要交通費用不至於高到成為地區間貿易的天然障礙，那麼由於工業集聚產生的收益就仍然可能超過由於地區間貿易產生的成本損耗，集聚就會產生，並且在收益遞增的作用下自我加強。

需要指出的是，新經濟地理學的產生並沒有否定一些傳統的經濟地理因素的影響，事實上，一些地理因素的影響在新經濟地理學的理論中變成了間接的影響，甚至我們可以把兩個地區間的經濟地理的差異也看作一種偶然因素，這種純經濟地理因素可以導致初始的工業集聚，然後再通過新經濟地理因素的收益遞增影響而對工業集聚產生作用。

新經濟地理學的產生和發展，同樣也引發了一系列的實證研究，來檢驗經濟地理和新經濟地理因素對於工業集聚的影響。但是，這些實證研究卻相對比較忽視經濟政策的作用（例如Wen ，2004）。當然，這並不是說經濟地理學完全忽視了經濟政策對於工業集聚的影響，確切地說，在新經濟地理學中，由於非常強調如歷史事件之類的偶然因素在收益遞增機制的作用下對工業集聚的影響，經濟政策的變化對某個具體的地區而言，就可以被視為導致其工業集聚的偶然事件。例如，經濟的開放可能會導致工業在靠近國際市場的地區集聚。再如，教育和基礎設施投資可以加強一個地方的人力資本和基礎設施，政府放鬆對於經濟的干預可以減少交易成本。在世界范圍內，經濟政策變化改變工業布局的例子並不罕見，其中，特別引人注目的是經濟開放政策對於工業集聚的影響。例如，在北美自由貿易協定實施以後，墨西哥的工業就逐漸向與美國交界的地區集中，而墨西哥城周圍的重要性則相對有所下降（Rodríguez-Pose 等，2003）。

經濟政策對工業集聚的影響既可能是通過經濟地理的因素起間接作用的，也可能是直接對工業集聚產生作用。在中國，經濟政策的調整顯然也是導致地區間工業布局變化的重要因素。例如，在珠江三角洲實施的經濟開放政策是導致這一地區工業集聚的重要原因，而這又是因為這里距離香港這個港口、金融和貿易中心以及大市場非常近。這時，經濟開放這一經濟政策就通過經濟地理和新經濟地理的因素對工業集聚產生了作用，也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解釋為什麼改革以後廣東和廣西在工業集聚方面的表現出現了巨大的差異。但是，經濟政策並不總是通過經濟地理或新經濟地理的中間變數來對工業集聚的產生作用的，一些經濟政策對於工業集聚具有直接的影響，而且經濟政策並不是可以任意調整的，一項政策一旦實施，就也有自己的自增強作用。經濟政策直接導致工業集聚的例子在中國也是存在的，例如，浙江的工業集聚在一定程度上與這個省的市場化改革進行得較為徹底有關。由於經濟市場化程度較高，浙江省的民營經濟比較活躍，而這又反過來促使政府進行一步採取市場化、放鬆管制和保護民營經濟的政策，從而進一步加強工業的集聚。

一、經濟地理因素

我們在這里考慮了兩個經濟地理的因素：沿海地區啞變數（coast ）和直轄市啞變數（city）。絕大多數研究中國地區差異的文獻都使用了沿海或內地的虛擬變數，由於無論是地理和歷史條件還是改革開放後的政策傾向都有利於沿海地區工業的發展，而中部和西部的差異則並不特別顯著，因此，我們預期沿海地區的虛擬變數對於工業向沿海集聚有正的影響。三大直轄市[④]的經濟功能與一般的省區相比有明顯的不同，它們更多地承擔著政治中心、航運中心或者服務業中心的功能，大都市經濟的特殊性在一定程度上會排擠它們作為製造業中心的功能，所以我們估計這一變數的影響是負的。

二、新經濟地理因素

以Henderson （1974），Fujita（1988）和Krugman （1991）為先驅的新經濟地理學，引入了規模報酬遞增和正反饋效應，從而挑戰了新古典的傳統[⑤].Henderson 一方面強調了企業前後向關聯導致的產業外部性使企業集聚在其他企業周圍，另一方面強調了企業集聚在人力資本豐富的地區所得到的知識外部性；而Krugman 通過壟斷競爭模型強調了企業集聚在消費者市場附近得到的需求聯系，Fujita（1988）通過存在不可貿易商品的模型，得到了同樣的證明。為了檢驗這三種不同的包含收益遞增的因素，我們構造了以下指標：（1）地區企業數量比重（firm）衡量產業外部性；（2）地區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與各年全國均值之比（e ）代理人力資本的相對優勢，由於國家統計局公布的地區教育數據不完全，我們使用了萬廣華等人（Wan ，Lu and Chen，2004）估計的地區人均受教育年限數據；（3）地區消費者需求，我們使用了人均GDP 的對數值與各年全國均值之比（pergdp）來度量一個地區消費者的相對購買力；[⑥]（4）Wen （2004）使用了城市數指標來度量城市的發展，但是這很難衡量各個城市本身的發展狀況，因此，我們採用了陸銘和陳釗（2004）的方法，用非農人口比重與全國均值之比（urban ）來代理城市的發展和城市化水平，並取其與各年全國均值之比作為一個地區的相對城市化水平；（5）郵電通信和交通運輸條件的改善有助於降低交易成本，因此也有利於工業集聚，為了證實這一點，我們引入了運輸倉儲郵電通信產出佔GDP 百分比來度量信息化對工業化的支持，並且取其與各年全國均值作為各地相對的信息化指標（com ），同時，我們用地區的公路里程佔全國的比重（road）來代理相對的交通運輸條件。[⑦]

三、經濟政策因素

對於中國這樣一個轉軌的經濟來說，政策的差異在很長的一段時間內成為決定地區差異的重要因素。Kanbur and Zhang（2005）回顧了政策因素對於中國50年地區差異的影響，Démurger等（2002）也強調了改革以來的經濟政策對地區經濟發展的作用。在本文中，我們主要考察了兩個方面的政策因素：（1）對外開放度。對外開放是經濟改革以來最為重要的經濟政策，接下來我們將要考察的非國有化進程和政府退出經濟活動的進程在一定程度上都與對外開放的進程有關。和既有的文獻的通常指標一致，我們用出口佔GDP 比重和進出口總額佔GDP 比重與相應的全國均值之比（export和trade ）來度量相對的經濟開放程度。我們預期對外開放對工業集聚有正的作用。（2）政府對於經濟活動的參與度。中國經濟改革的起點是政府全面參與經濟活動的計劃經濟，在這一體制下，資源的配置效率和使用效率均受到負面影響，因此，政府退出經濟活動將有利於工業的集聚。在經濟增長文獻中，通過用扣除教育和國防經費的政府支出佔GDP 的比重來度量政府消費所起的作用。在我們的數據中沒有省一級的國防開支統計，而教育支出被包括在科教文衛支出這個大類中，由於這個大類的性質與教育支出都是類似的，因此，我們就用扣除這一類支出以後的政府支出在GDP 中的比重與全國均值之比（gov ）來度量相對的政府對於經濟的參與程度，並預期這一變數的符號為負。[⑧]

必須說明的是，政策的調整從來就不可能在政策頒布的一夜之間完成，從而導致改革在時間上的循序漸進和空間上的進展差異，而我們使用的政策指標所具有的面板結構恰恰能夠反映各類政策在時間和空間上的差異。但是，這類政策指標仍然可能是某些未觀察到的真正的政策變數作用的結果，而不是政策本身。為了克服此類可能存在的內生性問題造成的估計偏誤，對於我們特別關注的開放指標，我們使用了工具變數來檢驗其是不是具有顯著的內生性問題。正如我們在前文中所說的那樣，之所以將關注的焦點特別集中於經濟開放政策的效果，是因為這一政策是中國經濟改革以來最為重要的政策，也標志著中國的經濟發展戰略由趕超型向比較優勢型的轉變。而政府退出經濟活動和經濟的非國有化進程也與經濟的開放進程緊密相關。另一個值得一提的原因是，在國際上，經濟全球化與地區間收入差距的影響正引起越來越多的關注（Wan ，Lu and Chen，2004），而從經濟開放的角度來看工業的集聚也能為這一問題提供一些相關的證據。我們使用的經濟開放的工具變數包括了各個地區在1978年經濟仍未實施開放政策時的開放度指標（1978年的出口與GDP 之比export78，或者1978年的出口與GDP 之比trade78），以及各地到香港和上海兩個主要港口的距離中較近的一個（port），[⑨]這兩個工具變數分別反映了歷史和地理因素對於開放的影響，實際上也反映了歷史和地理因素對於工業集聚的間接影響。其中，使用各地到香港和上海兩個港口的距離是因為這兩大港口是中國最大的港口，其吞吐量明顯高於排名在其後的其他港口，可以作為開放度的有效的工具變數（Wei and Wu，2001）。

五、實證研究結果的報告

計量分析的結果見表2.方程（1）是包含了全部變數的隨機效應模型，其中，我們用export作為開放度的指標。Hausman 檢驗結果顯示，不能拒絕隨機效應模型和固定效應模型（方程2）的系數沒有系統性差異的假說。同時，當我們使用export78和port作為export的工具變數估計包含工具變數的隨機效應模型（方程（3），IV-RE ）時，Hausman 檢驗結果顯示開放度指標並未顯著地存在內生性偏誤。方程（4）在基本模型的基礎上去掉了不顯著的變數e ，並沒有改變模型的基本估計結果，Hausman 檢驗仍然支持隨機效應模型，並且開放指標並未顯著地存在內生問題。方程（5）在基本模型的基礎上用進出口和GDP 之比（trade ）替換export作為開放度指標，結果顯示，Hausman 檢驗仍然支持隨機效應模型。有趣的是，當我們用trade78和port作為trade 的工具變數的時候，port在控制了模型其他變數之後與trade 不顯著相關，這說明到港口的距離雖然對一個地區的出口有顯著的影響，但是卻對以進出口總額作為指標的開放度沒有顯著的影響，也就是說，進口並不顯著地受到一個地區與大港口之間的距離的影響。

通過表2中報告的幾個結果，以及相應的檢驗，我們可以確認，方程（1）所得到的結果是穩定的，我們可以在此基礎上討論實證研究的發現。總地來說，無論是經濟地理因素、經濟政策因素還是新經濟地理因素中的變數，都對產業集聚具有很好的解釋力。這就說明地區的工業發展和集聚是一個受多種因素影響的復雜的過程，如果忽略了其中的一些方面，都可能影響實證結果的可信度。具體來看，我們可以依次將經濟地理、新經濟地理和經濟政策的各種因素的作用總結如下：

1、經濟地理因素的作用。我們發現，沿海地區更接近國際市場的地理優勢的確有利於工業集聚。而直轄市作為城市經濟，已經進入後工業化時代，其經濟職能正在發生變化，因此，直轄市的工業份額在控制了其他因素後相對更低。

2、新經濟地理因素的作用。我們研究的一個重要的發現，就是為新經濟地理學提供了來自中國的證據。在我們的實證結果中，由一個地區企業數衡量的產業外部性和地區消費者購買力對於工業集聚的前後向聯系作用均顯著為正。我們發現地區的人力資本相對水平對工業集聚有著不顯著的正影響，之所以人力資本的因素作用不顯著，可能是因為中國的工業化進程還處於比較初級的階段，對於人力資本的要求還不高。一個地區城市化水平和在道路和通訊方面的基礎設施建設也對地區的工業集聚具有顯著的影響。值得注意的是，由於我們的一系列新經濟地理指標是一個地區與全國平均水平的相對數，因此其系數之間是相互可比的。從結果來看，顯然，道路基礎設施建設和市場的購買力對於工業集聚的積極作用最大。

3、經濟政策的作用。我們發現，對外開放對於工業集聚有著顯著的正影響，這顯示出出口導向型的經濟發展策略對於工業集聚的推動作用。有趣的是，我們在使用工具變數的估計結果中還發現，歷史和地理的因素對於地區的開放程度有著顯著的影響，計劃經濟時期開放程度高的地區和距離大港口較近的地區在我們的數據考察期間仍然有較高的開放度。同時，我們也發現，到大港口的距離對於以進出口佔GDP 比例為指標的開放度並沒有顯著的解釋力。綜合起來看，可能是因為中國改革開放以後的歷史還不夠長，所以才導致改革開放前的歷史因素仍然在起作用，而地理因素的作用卻主要對出口產生影響。[⑩]我們所考察的另一個重要的政策變數是政府對於經濟活動的參與程度，正如我們所預期的那樣，政府對於經濟活動的參與程度越高，越是不利於地區工業的集聚。
新經濟地理所強調的各種經濟力量的正反饋作用和收益遞增性長期以來被主流經濟學家忽略。近年來由於新經濟地理學理論的興起，使得更多的人開始關注這些因素對於工業集聚現象的解釋。本文的檢驗同樣也證實了這些經濟規律的作用。從各國的工業經濟格局狀況來看，工業在少數地區集聚，從而形成規模效應是一個普遍存在的現象。由於地區間差距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各地區工業發展的不平衡導致的，因此一些影響地區工業集聚的因素也間接地對地區間發展差距產生顯著的影響。如果政府希望通過緩解地區間的工業發展差距來控制地區間發展差距的話，本文的結論也可提供一些政策參考。在地區工業集聚的各種因素中，經濟地理和新經濟地理因素具有收益遞增作用，這是順應經濟規律的，也是很難通過政策加以調整的，其中，政府可以做的只能是通過交通基礎設施建設和信息化建設來推動地區工業的發展。在政策方面，可以比較確定的是，經濟開放是導致地區工業集聚的重要因素，而政府對於經濟活動的退出也可能加快地區工業的集聚。如果工業化進程較慢的地區可以更快地推行改革開放的政策，仍然可能減緩地區間工業發展差距擴大的步伐，甚至縮小地區間工業發展的差距。

對於思考中國地區間差距的問題提供了一些啟示。由於地理和新經濟地理因素的作用，以及工業發展中的規模經濟和收益遞增效應，工業集聚和地區間差距是工業經濟發展的必然趨勢。地區經濟協調發展的實現並不是要扭轉由經濟力量的收益遞增性導致的工業集聚，而是應該通過深化經濟改革和加強基礎設施建設加快落後地區的工業化進程。地區間的協調發展不是各個地區沒有差別的發展，而是在一種錯落有致、公正並有效率的競爭下的發展。

❷ 地理上的根本原因,決定因素與政治上有區別嗎

有區別，地理答題比較強調實實在在的原因，比如亞洲季風水田農業小農經營的根本原因是人多地少，青藏高原光照充足的根本原因是海拔高等等

❸ 區位因素是否是江蘇省省內貧富差距的主要原因

有是有的，但是絕不是主要原因。

• 地理確實是主要原因之一。在地理位置上這兩地都有著不一樣的地方，而且地理優勢也不同。此外，水運條件、鐵路分布、土地生產力、自然災害等也使其與孫南距離較遠。另一方面，過去的政策並沒有把重點放在平衡發展上，這也導致了對北部地區的投資不足。總之，南北差距的存在可以歸結為復雜的歷史地理，甚至是文化和政治的原因。

題主要記住老師總是喜歡把精力投入到好的學生身上，決策者也一樣。

❹ 地理因素如何決定國家強弱

一。地理因素分為 1）自然地理因素；2）人文地理因素。
1）自然包括：地形、氣候、水文、生物、土壤。
例如水文，就你說的黃河吧，長江對該地區的影響：
1.沖擊三角洲，地勢平坦，土壤肥沃，利於農業發展。
2.提供豐富的灌溉水源。
3。有利於航運的發展，交通便利。
4.在古代，有軍事防禦作用。
5.弊端：會造成洪水等自然災害。
2）人文包括：歷史、宗教、文化、政治等。
二。例如地形。地形閉塞的地區，對外交通不便，阻礙的了該地對外聯系，不利於文化的發展和傳播。
大致就這幾個方面吧……

❺ 政策,經濟,技術,文化,哪個是地理因素

文化。有了地理、人口優勢，政策會有的。比如深圳沒文化，但有地理，離香港近，沿海，這就是地理優勢，隨之而來政策就來了，人口就來了。比如喀什，有地理，有歷史，政策就來了，比如成都，有地理，有歷史，有文化，有人口，政策就來了。比如青海，沒地理，沒文化，沒人口，所以就沒政策。比如上海，絕對地理優勢。比如石家莊絕對地理優勢，比如南寧絕對地理優勢。總結，地理和人口，要麼有地理，要麼有人口。有了人口才有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