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晚清地理環境的變化
你的問題范圍太廣了，我找到了一些學術論文供你參考，都有具體地點，例如廣東，上海，營口開阜等。要的話請留郵箱~
2. 晚清思想界發生了什麼變化
看完這篇文章，你就明白了
清朝的滅亡與明朝不一樣。
明朝的滅亡是征戰的失敗。清軍的鐵騎一路掃盪，雖有投降的官員與士人，但許多讀書人是不合作的，是抵抗的。忠明與殉明，是當時官員與士人所認定的最高境界，許多人出於多種原因沒有做到，被認為是怯懦的、自私的和不道德的，盡管也是可以原諒的。清初的統治由此也遇到了許多麻煩。
清朝的滅亡完全是內部的崩潰。在中央，內閣總理大臣袁世凱絕對不忠於清朝；在地方，廣西巡撫沈秉堃、安徽巡撫朱家寶、江蘇巡撫程德金等人是主動革命。作為清朝統治機器一部分——各省咨議局，普遍地同情或參加革命，許多人就是地方反清革命的組織者和領導人。作為清朝統治機器最重要部分的軍隊多有反叛，尤其是新軍，在鎮（師）、協（旅）兩級的高級軍官中，忠清和殉清的幾乎沒有，叛清的卻大有人在。在上海進行南北議和的南方人士，如伍廷芳、趙鳳昌，都曾是清朝官員。張謇作為清朝狀元，主動倒清，據稱是退位詔書的起草者，這在明朝是不能想像的。
作為中國傳統思想主體的儒家思想，此時起到了什麼作用？此時發生了什麼變化？
儒家思想自然有多重的面相，然其最核心的面相是政治思想，講的是「忠」。「忠」的核心自然是「忠君」。清亡五十年前，咸同之際，儒家思想還催生出諸如曾國藩、江宗源、胡林翼、左宗棠、李鴻章、駱秉章、沈葆楨、丁日昌、郭嵩燾、劉銘傳等等一大批忠義之士。但到了此時，儒家思想表面上還占據著主導地位，但已經抽出了忠義的精神，清末政治思想的基本面相已變。
清末許多官員與士人之所以不再忠清，是受到了種族革命思想的影響，不願意為異族效忠；但大多數並不主張種族革命，他們的思想又是如何發生變化，發生了什麼樣的變化？
嚴修與蔡元培
由此我們可以看一下清末民初的兩個重要人物，他們分別是南開大學的創辦人嚴修和北京大學「永遠的校長」蔡元培。
嚴修（1860-1929）從小受到了嚴格的儒學訓練，進士出身，入翰林院。1894年以翰林院編修出為貴州學政，主持一省之學務。很可能受到甲午戰爭的影響，他於1897年上奏，提議開經濟特科。光緒帝接受了，相關的准備也正在進行，成為戊戌變法中的重大改革事項。至戊戌政變後，他請假回到天津，辦理女學堂，自我學習西學，曾兩次赴日本考察教育。1902年，他應袁世凱之邀，任直隸學校司督辦，是直隸（尤其是天津）近代教育的發起人和主持人。1905年，清朝成立學部，他任侍郎，1910年以病回天津，至袁世凱組織內閣，再任學部大臣。他是清末教育改革的主要實踐者和領導者。而在這一時期，他的思想從原有的知識結構向新式教育轉變，似乎沒有遇到太多的障礙。他對清帝的退位，似乎並不意外，是順從的；對民國的創建，似乎也不意外，是歡迎的。他後來創辦的南開中學、南開大學，已經看不到太多過去儒學或經學的特點。
嚴修
蔡元培（1868-1940），也是受到完整的儒學訓練，進士出身，入翰林院。戊戌政變後，請假回籍辦理中西學堂，後到上海，參預辦理澄衷學堂、南洋公學、中國教育會、愛國學社。1904年，他參預組織了光復會，後加入了同盟會（他有種族革命的思想）。1906年，清朝派翰林出洋，他銷假回京申請，未能成行。次年，他隨清朝新任駐德公使孫寶琦到德國，入萊比錫大學旁聽三年（孫寶琦曾給予他一定的資助），完整地接受了西學。辛亥革命時回國，任南京臨時政府教育總長，是重要的革命黨人。北洋時期，再次出洋赴法國。1916年回國，任北京大學校長，主校期間提出了「兼容並包」的辦學思想。
嚴修與蔡元培，都是進士出身，都進入翰林院，都去了東洋或西洋，主動從傳統思想中走了出來，並進行新思想、新學術的傳播，開始辦學。就清末時期而言，嚴修更多一點官方色彩，蔡元培更多一點民間色彩，但並不影響他們的大方向。從思想史的角度來說，他們自我完成了思想革命，並從事於思想革命。他們在當時和後來都是影響極大的人。
順便地說一句，蔡元培主持的愛國學社，「愛國」一詞已不是「忠清」，而是有了現代國家的觀念。愛國學社的教員與學員，後來大多是反清的。
蔡元培
葉昌熾的課題與廢八股改策論
嚴修與蔡元培，是清朝最重要的學術機構——翰林院中走在最前面的人，或者說從傳統主動邁入近代的人。翰林院中的其他人呢？
最近由於上課的原因，我在讀晚清四大日記之一的《緣督廬日記》，作者葉昌熾（1849-1917），蘇州人，學問精深，今天被視為金石學家、文獻學家。他於1889年中進士，入翰林院，1902年以翰林院編修出為甘肅學政。1903年8月，他在蘭州求古書院出了三道課題：
允猶翕河義（典出於《詩周頌般》，指允水、猶水合流為黃河）
問歐洲各國皆用金鎊，中國用銀，金貴銀賤，公私漏卮甚巨。即以銀幣論，西人曰先令每一先令重二錢二分，易中國銀，浮於所之重數懸絕，是同一銀幣，中西貴賤不相敵，不變圜法，匱可立待。何策以維持之？
蘭州新設官書局應排印何書議（《葉昌熾日記》光緒二十九年七月初九日）
求古書院是蘭州最重要的書院，此時的學問已經完全變化（葉昌熾在光緒二十九年二月十五日記中稱：「省城蘭山書院，督臣為政。求古書院，學臣為政。舊例也。」）。第一題仍比較傳統，葉昌熾此時在蘭州，似乎也是頌「時周之命」。第二題我不知道今屬大學哪個學系的專業內容？經濟系、政治系、金融系、社會系似乎都有點關系。第三題是有所指的，即當時最為缺少的時務書。葉本人此類書籍不多，主要來源是西安。西安此類書籍也很少，蘭州更少，由此而需要刊刻排印。而這些沒有讀過時務書或讀過不多的蘭州學子，又如何比較，如何回答？葉作為一省學政，須在各府、州進行科、歲兩試。其中在鞏昌府的院試，所出的生古題為：
問地為球體行星之一，其體皆有盡界而浮於空中，所見地面水面有一定界線，試言其理
問鞏昌石刻上溯漢魏，下迄宋元，年月書撰，或存或佚。各舉所知以對
哥舒瀚論
所出的童古題為：
問空氣流動而為風，由於冷熱漲縮，試言其理
問鞏昌隴右名區，人文所萃，前賢撰述，文獻足徵。試以四部條例其目，並論其著書大意，略如提要之例
姜維論
其中第一、二題是「策」，葉昌熾怕生童做不出第一題（分別談地平線和風的產生），特別說明「兩策任擇一題，無庸全作」，由此可用地方知識來補其西學之不足（《葉昌熾日記》光緒二十九年二月二十八日）。而他在西寧府的三試題中有：
問古人以兵戰，今東、西各國以商戰、工戰、農戰而實以學戰，試申言其意（《葉昌熾日記》光緒二十九年五月二十九日）
從這樣的課題出發，學子能得出什麼樣的結論來呢？葉昌熾不以西學見長，與馮桂芬、江標、費念茲、張之洞有交往。我很懷疑他對國際匯兌、地平錢、風和「學戰」等課題是否有完整並大體准確的知識，也不知道他的評分標准，很可能由他的幕僚來操辦之。他不是新學的一派。他這么做，是其職務使然。他所出的題目，應當被認為是晚清最為主流的政治思想與學術思想，表達的是官方的意志。
我讀了這一年（光緒二十九年，1903）的葉昌熾日記，感受很深。我也知道相關的背景，即兩年前，1901年，清朝宣布從明年起廢八股，鄉、會試皆試策論。葉不能不變。1906年，清朝又廢學政，改設提學使，葉也就不再做官，返回鄉里。他曾任江蘇存古學堂歷史、地理總校，民國後不再出仕。他聽到張勛復辟的消息時，有一點欣慰，但認為不會長久。
葉昌熾日記中所描寫的這一年，1903年，清朝進行了第一次也是最後一次經濟特科，清朝通過了「癸卯學制」，規定了三段七級的教育體制。後一年，1904年（光緒三十年），清朝在開封舉行了最後一次會試，即「甲辰恩科」會試。考題大變。第一場史論（五題）：
周唐外重內輕，秦魏外輕內重，各有得論
賈誼「五餌三表」之說，班固譏其疏。然秦穆嘗用之以霸西戎，中行說亦以戒單於，其說未嘗不效論
諸葛亮無申商之心而用其術，王安石用申商之實而諱其名論
裴度奏宰相宜招延四方賢才與參謀，請於私第見客論
北宋結金以圖燕趙、南宋助元以攻蔡論
第二場各國政治、藝學策（五題）：
學堂之設，其旨有三，所以陶鑄國民，造就人才，振興實業。國民不能自立，必立學以教之，使皆有善良之德，忠愛之心，自養之技能，必需之知識，蓋東西各國所同。日本則尤注重尚武之精神，此陶鑄國民之教育也。講求政治、法律、理財、外交諸專門，以備任使，此造就人才之教育也。分設農、工、商、礦諸學，以期富國利民，此振興實業之教育也。三者孰為最急策
泰西外交政策，往往借保全土地之名，而收利益之實，盍縷舉近百年來歷史以證明其事策
日本變法之初，聘用西人而國以日強，埃及用外國人至千餘員，遂至失財政裁判之權，而國以不振。試詳言其得失利弊策
《周禮》言農政最詳，諸子有農家之學。近時各國研究農務，多以人事轉移氣候，其要曰土地、曰資本、曰勞力，而能善用此三者，實資智識。方今修明學制，列為專科，冀存要術之遺。試陳教農之策
美國禁止華工，久成苛例，今屆十年期滿，亟宜援引公法，駁正原約，以期保護僑民策
第三場四書五經義（三題）：
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親民，在止於至善義（《大學》）
中立而不倚，強哉矯義（《中庸》）
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貨，交易而退，各得其所義（《易系辭下》）
從考題的內容與形式來看，與原來的科舉會試有了本質性的區別。以今天的知識水準來判斷，第一場史論，大約最優秀的歷史學家都難以解答清楚，且也不能依據史實來回答，出題者另有其意在內；第二場西政與藝學，屬政治家和各行專家討論的問題，且也不可能有標準的答案；第三場四書五經義，實際上也潛藏著對當時國政的新解。用這樣的題目來選拔人才，果真能找到經國濟世之才？
清代最後一榜（也是中國最後一榜）會試進士共兩百七十六人。如果去分析這兩百七十六人的後來經歷，真是什麼樣的都有。此時離清朝滅亡已經很近了，但我記得這一批人中沒有忠清、殉清的。該榜探花為商衍鎏，在清朝、北洋、國民政府任職，其中在國民政府任職極短，到了中華人民共和國時，出任中央文史館副館長。
又一年，1905年（光緒三十一年），科舉廢除了。在新的教育體系之中，經學只是其中一科。抽去科舉的支撐後，傳統的儒學軟軟地塌了下來，在青年學子的心中變得沒有什麼用處了。傳統的由「知書」通向「達禮」的路上，人跡漸稀。
葉昌熾
張之洞的內心世界
科舉試題很大程度上代表著官方的意識形態，而科舉消亡又顯示著官方主流政治思想的變化。其中最重要的代表人物之一是張之洞（1837-1909），主持著晚清的學制改革。他的主要代表作，當稱《勸學篇》，雖由其幕中人士代筆，仍體現出他的思想，完成於1898年（光緒二十四年，即戊戌）。
我最近重讀《徐世昌日記》，發現很有意思的記錄。1897年，翰林院編修、袁世凱的幕僚徐世昌來到武昌，張之洞與徐相見多達十六次，每次談話的時間都很長，經常是夜半談到三四更，甚至天明。他們是同鄉。張又是喜歡夜談之人。更重要的是，甲午戰爭初期，1894年10月，徐世昌上奏提議調張之洞主持朝政大局，朝廷為此命張之洞進京，後因兩江總督劉坤一赴山海關督師，改張之洞署理兩江總督。張由此對徐另眼相待。徐世昌日記記錄了他們的談話內容，從中可以清楚地看到張的內心世界：
問當今挽回大局之要，當從何處下手？薌翁雲其要有三：曰多設報館，多立學堂，廣開鐵路。而曰收三者之效之曰士農工商兵，然必欲觀此五者之成，仍不外乎變科舉。多設報館，可以新天下之耳目，振天下之聾瞶；多立學堂，可以興天下之人材，或得一二傑出之士以搘拄殘局；廣開鐵路，可以通萬國之聲息，如粵漢之路、盧漢之路，奉天之路修到伯都納與俄國之路聯接，五六年內一律告成，中國可不至於危亡。大哉斯言，高出尋常萬萬矣。至於變科舉，尚不可以旦夕變，然終必至於變而後已。（《徐世昌日記》，光緒二十三年九月二十九日）
「薌翁」即張之洞，號香濤。奉天，今沈陽。伯都納，今吉林扶余。張之洞之意是中國新修的山海關到奉天的鐵路，延至伯都納，與俄國的中東路相連接。當時俄國已獲得修築中東路（滿洲里經哈爾濱到綏芬河）之權，該鐵路連接西伯利亞大鐵路，至海參崴，尚未獲得修築中東路支線（哈爾濱經長春、沈陽到大連）之權。
張之洞
張之洞本是科舉健將，虛歲十四歲中生員，虛歲十六歲中舉（順天府試解元）、虛歲二十七歲中進士，殿試探花（同治二年，1863），入翰林院。過了這些年之後，竟然主張變科舉。而他講的報館、學堂、鐵路，與傳統的儒學體系是有沖突的，而與前文提到的葉昌熾新式考題卻是聯通的。徐又記：
薌翁雲：士農工商兵五者，兵須藉商之財之為養，而又非農工不能成，然農工商兵又非士之考究訓教不能精。今日泰西以商務立國，夢夢者幾疑商可冠乎四民矣，得此言可以破群疑、息眾喙。而為士者仍不力求實學以副其名，能無懼乎。又言中國之弱，上溯其源，始於老氏之清靜，繼之於佛學之空虛，又繼之以理學之迂拘。老氏盛於漢，一洗秦之苛擾；佛盛於晉，亦稍弭一時殺戮之慘；理學盛於宋，大有功於五代之亂。是皆有益於世，可救一代之弊。然皆以靜為之，不欲其動。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其不動也，以至於積弱而不能振，至今日而已極矣。又自唐專以文字取科名，有所為詞章之學者其汩人材益甚。直至本朝，更求工於小楷試帖，束縛為已極矣。官到卿貳，不免於文字之考，何由得經濟之才。不思變計，中國斷無振興之機，彼飾皮毛，無益也。又言：能師管、葛，必大有功於世。（《徐世昌日記》，光緒二十三年十月初二日）
張之洞認為，士農工商兵五者，士是最為關鍵者，即「農工商兵又非士之考究訓教不能精」。他此時反對老學、佛學與理學，更反對科舉之制度，主張「變計」，主張師從管仲、諸葛亮。作為清朝的高官，作為當時許多讀書人的精神領袖，張的這種思想將會發生重大的作用。徐又記：
三更，薌翁約談，座有念劬，極言科舉之當變，而又申說其辦法緩急、難易之故。一尊小酌，橫論古今，直至四更□盡始散。（《徐世昌日記》，光緒二十三年十月初四日。「念劬」，錢恂）
薌翁酌夜話，小酌，論中西學術，論西政、西學之分，論時人之愚闇，太息痛恨。問余志學之所向屬，擇一事言之。告以時事孔亟，願聞經世立身之道。雲：目前新學，中年通籍之人，以講求西政為先，西學隨性之所近而涉獵之，仍以中學為主。因論中學甚晰，立身以必有守然後有為。又論同治中興名臣。寅正始就寢。（《徐世昌日記》，光緒二十三年十月初七日。寅正，早上四點。此外，徐世昌還記：「薌翁約夜酌，深談，論各直省生人材質性情，欲提倡直隸人材有三要，曰多看書，多走路，多見人。俟通俄幹路成，能多出洋游歷，方有實濟。」）
徐世昌是很謹慎的人，日記中一般不太會記錄太多的事情。他之所以會寫下這么多，自然是受到了張的內心世界的感染。
從徐世昌日記之中，我驚詫地發現，張之洞的這些言論與梁啟超此期在《時務報》上發表的《變法通議》等政論文章，有著很多相似之處。我們不能認為張之洞受到了康、梁的影響，他與徐的談話中，清楚地說明：「宜極力講求與諸務並舉，不可惑於邪說。」「邪說」一語，指的就是「康學」。然而，從光緒二十三年武昌總督府的一次次夜談中，我們可以隱隱看到「江楚三折」的影子，看到「癸卯學制」的影子，看到張上奏停止科舉的影子。張之洞一生都在阻止政治革命，但他實際上已經發動了思想革命——「中學為體、西學為用」是他的設計——持續長達數百年的傳教事業，已為這個國家鋪墊了最為基礎的西學知識；持續長達數十年的洋務企業，也顯示了西學知識的實際運用效果。但是，舊的科舉制度改變之後，新的教育制度建立之後，中學漸漸地不能為體了。
在這里，我似乎還需幫「中體西用」說幾句話。今天的人們對「中體西用」有著誤讀之處，甚至指責其不能徹底地改為「西體西用」。最早明確使用「中學為體、西學為用」說法的是孫家鼐，他是光緒帝的老師，也是京師大學堂的首任管學大臣。在「中體」與「西用」之間，張之洞、孫家鼐強調的是「西用」（「中體」在當時根本不存在任何疑問），即容納西學，使西學能正式進入清朝官方的意識形態體系之中。這從《勸學篇外篇》中可以看得十分清楚。他們的這一提法在當時還有一定的政治風險：戊戌政變後，守舊的勢力上台，「西用」被打了下去；而到了庚子（1900，光緒二十六年）之變，與「西」與「洋」有點關系的五大臣（總理衙門大臣徐景澄、袁昶、徐用儀、聯元，內務府大臣立山），被守舊派殺了。
徐世昌
思想革命的主體
由此可見，晚清的思想革命是從甲午戰敗開始的。過去的人們過多地關注康有為、梁啟超的自我宣揚，認為他們甚至認為革命黨人是思想革命的發動者。從廣大的人群來看，從寬闊的地域來看，康、梁和革命黨人的宣揚效果有限。以上談到的人士，張謇、嚴修、蔡元培、葉昌熾、張之洞、徐世昌，以及後面還將提到的張百熙，都是兩榜進士、翰林出身，都是康、梁影響不了的人物，甚至是反對康、梁的人物。他們代表著那個時代學術的主流，代表著知識的最高階層，也是思想影響力最大的團體。
我以為，晚清的思想革命起於近代教育：從廢八股到廢科舉，從辦學堂到派留學，西學進來了，一點點擴大，成為知識的主體部分。然而，所有這一切的發生和發展，都來自於朝命，都是清朝政府中張之洞、孫家鼐、嚴修、徐世昌等一大批官員推動的，葉昌熾等一大批官員裹挾其中。即便是蔡元培，也於1906年在清朝的京師譯學館教了一個學期的國文與西洋史。由此，我以為，晚清的思想革命是由清朝政府主導的，其主體是包括翰林院眾多官員在內的清朝最高精英層。
我以為，似不能低估政府倡導在那個時代的決定性作用。在科舉制的時代，大多數苦心讀書的人，決非為個人知識的增加、個人修行的提升，而是為稻粱謀，為了能進入政府謀得官位與名利。到了此時，清朝政府主辦或倡導的各類新式學堂，需要大量的教員，需要大量的教科書，引出更多的士人與近代讀書人投身於此；新式學堂的畢業生除了繼續從事近代教育外，也進入社會，進入政府，進入軍隊，進入各行各業。他們所憑借的，不再是對聖賢經典的理解，不再是八股文章和詩賦、小楷，而是數算格致、聲光化電、各國語言文字，乃至各行各業的專業技能。為了彌補中國知識（中學）的不足，外國知識（西學）被放到更重要的位置；為了彌補中國知識人（新學人才）的不足，留學又成為清朝的國策。外洋的博士，最初還只是比附中國的進士，後來又凌駕之。
科舉與教育的變化，促進了近代傳媒的發展，促進了各類社會團體的產生。我在前面提到了葉昌熾的課題，蘭州求古書院的學子、甘肅各地的生童，只能通過這類新書刊來獲取新知識。以各種知識名義成立的社會團體，吸引著許多知識飢渴的青年。比起以往千年不變的四書五經，比起那些科舉參考的高頭講章，這類新書報更具吸引力；在舊的知識體系之中，從讀者到作者需要幾十年的功力，且成功者很少，而在新的知識體系之中，由於需求的旺盛，許多讀者很快就成為作者。上海、天津、漢口等地租界，由此成了翻譯、出版、書報等文化產業的中心，進而成為輿論和社會團體活動的中心，成為新式文明與文化的中心。
作為晚清思想革命的重要成果，清末新式學堂的師生普遍地反清或同情政治革命，與清末新式教育相聯系的海軍與陸軍（新軍），也有相當大比例的軍官反清或同情政治革命，清末出現的新式媒體——報館、出版機構的從業人員亦多有傾向或同情政治革命者。更為明顯的現象是，清朝的官員，尤其是中央政府的官員，後來大多成了民國的官員。北京政府似乎只是換了一塊招牌，內部人員沒有太多的變化，外交部和海軍部尤其如此。我曾經幫忙審看國家清史編纂委員會編寫的人物傳紀，主要是光緒朝後半段，發現其中許多人按照傳統史學應列入「貳臣傳」。從清末到民國以至到後來的中華人民共和國，許多清朝官員不僅是「貳臣」，而且當了「三臣」甚至「四臣」。徐世昌做了中華民國的大總統。晚清官員棄舊朝而投新朝，自然有著生計的原因，但他們在做政治選擇時，並沒有太多的思想痛苦。這樣的情景與明末清初大不相同的。當然，還有一些官員不是不想投新朝，而是被新朝所棄。
作為晚清思想革命的重要成果，相當大數量的留學生被清朝政府派了出去，或者在清朝政府的支持下自費留學。為此，清朝建立了留美預備學校。其中一位，名為胡適之，是清朝政府選派的「庚款」學生。清朝留下的京師大學堂，在民國年間成為思想革命的中心；清朝派出的留學生，成了民國思想革命的中堅。晚清開始的思想革命，到了五四新文化運動有了結局。我們今天可以清楚地看出兩者之間的連續性。1898年張之洞提出「中體西用」時，意在中學容納西學；1917年蔡元培在北京大學提出「兼容並包」時，已是對舊式學人和儒學的寬容。不到二十年間，中學與西學已是主客易勢。
由此，我以為，從晚清開始的思想革命，通過近代教育和傳媒工具，通過張之洞、葉昌熾、嚴修、蔡元培、胡適之等人，一步步到達彼岸。西學的內容進來了，其中的政治學說也是清朝最為警惕的部分，清朝學部對教科書亦有審查，然這類審查只能去掉一些敏感的詞彙。西學作為一個整體，不是一些名詞的變換即可以攔截，而傳統的「四書五經」崇高至上的地位無可挽回地一天天墜落。我們再來看惲毓鼎日記中的兩段話：
……近來新學盛行，四書五經幾至束之高閣。此次各卷，往往前二場精力彌滿，至末場則草草了事，多不過三百餘字，且多為隨手掇拾，絕無緊靠義理發揮者，大有如不欲戰，不屑用心之勢。閱卷者以頭、二場既薦，於末場亦不能不稍予寬容。久而久之，聖賢義理不難棄若弁髦矣。學術人心，可憂方大。張、袁二制軍立意欲廢科舉，其弊害至於是，更有不可勝言者。袁世凱（慰庭）不足道，張香老舉動乃亦如此，豈不可痛哉！書至此憤懣萬分。
三年新政，舉中國二千年之舊制，列聖二百年之成法，痛予鏟除。無事不紛更，無人不徇私，國脈不顧也，民力不恤也……日朘月削，日異月新，釀成土崩瓦解、眾叛親離之大避，而吾屬橫被其憂，念及此，不禁放聲大哭，罪魁禍首則在張之洞、張百熙之力主令學生留學東洋。（《惲毓鼎日記》，光緒二十九年四月初一日、宣統三年九月初六日）
光緒二十九年會試，形式改變：頭場為史論，二場為策論（包含西政西藝之內容），三場為四書五經義。按照以往的習慣，會試只重視頭、二場，三場多為陪襯。第二年，即光緒三十年最後一次會試，仍沿用之。
惲毓鼎也是進士出身，亦曾任翰林院編修。前一段話寫於1903年（光緒二十九年），他任「癸卯會試」同考官，閱卷有感，矛頭指向張之洞。後一段話寫於武昌起義之後，清朝大勢已經不穩。張之洞、張百熙皆是清朝的管學大學，是近代教育體制的設計者，也是留學日本的推動者。在惲看來，清朝之所以滅亡，在於思想的變動，尤其是儒家思想受到「日朘月削」而造成的地位變化。
清朝滅亡了，這是不變的事實。然而清朝該不該亡，又是另一回事。從歷史的過程來看，辛亥革命有其偶然性，四川的保路運動和武昌的新軍起義，都不是不可避免的。但是，政治革命即便不發生，思想革命已經在進行。清朝即便不滅亡，其主導的政治思想和學術思想須得有一個革命性的變化，其政治結構與學術制度須得有一個革命性的變化，才能適應新知識之下的士人和近代讀書人。
3. 地理環境變化是包括哪些因素的變化啊
自然因素：氣候、水文、生物、土壤、地貌。
地理環境從長期來看是由自然過程形成的，因此大尺度的變化也是由於自然原因，例如太陽輻射的變化，地質活動，風化作用，成土作用等，而小尺度的變化通常是由於人類活動的影響，例如環境問題、資源問題等，歸根究底是由於人類數量增加和不當的生產方式引起的。
4. 晚清社會生活習俗變化的特點有哪些，並說出這些特點的原因
材料一 「凡物之極貴重者，皆謂之洋。重樓曰洋樓，彩轎曰洋轎。……掛燈名曰洋燈，火鍋名曰洋鍋，細而至於醬油之佳者亦名洋醬油，顏料之鮮艷者亦呼洋紅洋綠。……大江南北，莫不以洋為尚，洋乎洋乎？蓋洋洋乎!」
——陳作霖《秉燭里談》
材料二 傳統社會的價值觀是「貴義賤利」，居於「四民之末」的商人是沒有社會地位的。但是，晚清時期「重商」不僅發展為影響深遠持久的社會思潮，而且也改變了清王朝的國策，由「重農抑商」變為「以工商立國」。表現在社會風尚方面，就是習俗更易具有了商業化趨向。商人不僅捐納功名躋身於紳士之列，而且有名望的紳士們也相率從商，在紳與商的交互滲透中形成了頗具影響力的「紳商階層」。在社會交往中，也出現「交往重衣冠而不問出身」的時俗。
——《新編中國通史·晚清社會風貌》
材料三 在西方民主平等思想的影響下，維新派人士倡導發動女權運動。康有為在廣東南海首創《不纏足會草例》，其後與康廣仁等在廣州正式成立了「不纏足會」，並逐漸推廣，新學堂則以不纏足為基本的入學條件，不纏足運動轟轟烈烈地開展起來。
——《經濟成長歷程》（嶽麓版必修Ⅱ）：新潮沖擊下的社會生活
（1）根據上述三則材料，概括晚清社會生活習俗變化的特點。
（2）結合材料和所學知識，說明出現這些特點的原因。
（1）特點：西化、商業化和平等化。（9分）
（2）原因：中西文化的碰撞與交匯；西方民主思想的影響；鴉片戰爭後社會經濟發生的重大變化；晚清政策的調整；民主進步人士的推動；人們觀念的變化。（12分）
5. 從清朝到民國成立初期，我國學制發生了很大的變化，請論述這一現象的背景、主要內容和歷史意義
學校是各社會發展的主要動力和後備軍，他是跟著這個時代的教育這個時代的經濟狀況和人的理念而定，學習制度的。
6. 概括指出晚清中央集權發生了什麼變化
19世紀50-60年代中央集權體制危機和洋務新政的發生,甲午新政和地方利益的擴大，1901-1905年新政時各省獨立地位的初步形成及與中央的矛盾，預備立憲時期中央與各省關系的重新調整........因此，晚清中央集權的衰落造就了地方勢力，地方勢力的興起又加速了中央集權衰落.於是後來形成了軍閥割據的局面........
7. 清末明初中國社會生活面貌發生了哪些重大的變化.為甚麽會出現.
具體的：
社會生活的變化 清末民初，經過辛亥革命的沖擊，中國社會風尚急劇變化。最大的變化是剪去了發辮。清朝強迫漢族男子束發留辮，晚清的進步人士把辮子視為民族的恥辱。武昌起義後，革命黨人動員群眾剪除發辮。南京臨時政府成立後，發布法令，要求人們剪辮易服。其次是服飾變化。封建社會，以服飾區分人們的身份地位。辛亥革命後，千百年來以衣冠「昭名分、辨等威」的作法被社會廢棄，於是人們的服裝樣式開始多樣化。當時人們對沿襲已久的纏足之俗進行了嚴厲批評，出現了不纏足運動，各種不纏足團體和禁纏足宣傳，遍及全國。1912年3月13日，南京臨時政府頒布《勸禁纏足文》，對改變纏足陋習起到重要作用。南京臨時政府還發布了《嚴禁鴉片通令》，嚴厲禁煙。 清末民初的女性 清末的中國社會眾生相 服飾變化與衣冠之治的解體 從習俗和觀念的變化看中國近代社會
清末民初，中國社會出現了鼎新革故的社會潮流，社會風尚新舊並存，而革命新潮流涉及領域廣泛、氣勢之大是中國歷史上少有的，給中國社會帶來了嶄新的氣象。 清末民初外國人在中國的活動
思想觀念的更新 南京臨時政府發布法律，要求民眾革除前清腐朽生活習俗，革新禮儀稱謂，廢除叩拜、作揖、請安、打千、拱手等舊式禮節，改行鞠躬、脫帽、握手、鼓掌等禮節。婚喪禮節也改為新式，廢除舊式婚喪的各種落後禮俗。人們的稱謂，不再使用「大人、老爺」，一律以「先生」、「女士」、「君」相稱。傳統觀念逐漸被新觀念代替，認識到封建君權、神權、族權、夫權是對個人人格的摧殘，提倡西方自由、平等、博愛的思想，力求打破封建枷鎖，給人民平等權利和地位。 晚清帝國的「市民社會」問題
南京臨時政府以法律的形式，給各種職業的人們以平等的公民身份和權利，取締買賣人口及賣身契約。當時全國反對賣淫納妾，要求實行一夫一妻制，要求有財產獨立權，個人自立，不苛待傭工等。各種以人道主義、解放人權為宗旨的社會團體紛紛建立，辛亥革命打破了禁錮人的個性發展的封建枷鎖。這時，人們開始對國事政事發生興趣，各種集會、結社、選舉活動得到廣泛發展。知識婦女也開始投身於政治。
當時人們重視工商業的作用，認為辦實業是救國的重要手段。人們打破了傳統的四民觀念，為發展實業殫心竭慮，投資設廠，各地出現工商業大發展趨勢。 清末的工商金融 民初，新學大倡，學生選擇專業，考慮其實用價值及利益，法政科招生，成千上百人報考，傳統的作詩填詞、習經讀史、心學理學，不再受人重視。社會上也出現了追求奢侈浮華的風氣，社會各類消費性行業得到發展，對封建社會傳統道德倫理觀念進行沖擊。與此同時，中國固有的學術也發生了顯著變化。 清末學術觀的變革 晚清學術分科觀念及方案 學術史：清末民初的顯學 王國維：國學與西學 晚清國學大師王國維 敦煌藏經洞的發現與敦煌學的發展
文學藝術的繁榮 清末民初出現了揭露社會腐朽黑暗的「譴責小說」，如李伯元的《官場現形記》和吳趼人的《二十年目睹之怪現狀》，揭露了清朝各級官吏、衙門的腐朽黑暗。還出現了一些反映革命的小說，如《廣州亂事記》、《新漢演義》、《血淚黃花》，描寫了黃花崗起義和武昌起義。
知識分子積極研究和宣傳歐美的思想和文化，出現了許多譯著，如達爾文的《物種起源》、盧梭的《民約論》、孟德斯鳩的《論法的精神》、約翰·穆勒的《自由原理》等，從中吸取進化論、天賦人權論和西方近代政治方案，作為反對封建專制的思想武器。文藝作品也被大量翻譯，莎士比亞、狄更斯、巴爾扎克的作品，陸續翻譯出版。最著名的翻譯家是林紓，他根據別人口譯，把外國作品翻譯成中國的古文。 晚清文化、文學與現代性 莎士比亞全集 狄更斯作品選 巴爾扎克作品選
此外，出現了現代話劇和新式音樂，當時「學堂樂歌」的創作大為盛行，出版了不少課堂歌曲的教材。在美術方面，涌現出一大批具有新思想、掌握新技巧、勇於創新的畫家。如李叔同、吳昌碩、高劍父、劉海粟等。蔡元培則第一次提出了必須對國民進行美術教育。
新聞出版業的進步 清末民初，西學得到很大發展，加上新印刷技術的普遍使用，新聞出版業步入新的發展時期。1897年，夏瑞芳、鮑咸恩等人聯合創建上海商務印書館，開始時只有印刷所，後成為集編輯、印刷、發行為一體的綜合性出版企業。1921年1月，陸費逵、戴克敦、陳協恭、沈知方等人創辦中華書局。它集編輯、印刷、發行為一身，是民國初年影響極大的近代出版企業。民營出版發行業的發展，很快就超過了教會和官辦的出版機構。
革命派在活動期間，也促進了出版活動。如1902年陳范創辦《蘇報》，聘請章太炎任主筆，發表了大量批判封建專制制度的文章。1905年，孫中山在日本東京創刊《民報》，宣傳資產階級民主革命思想。據推算，當時全國的各種報刊雜志有1000餘種。中國近代新聞出版事業的興起和發展與中國社會政治、經濟、文化的變化分不開。 清末民初的中國文化情形（圖片）
近代教育的發展 清朝末年開始建立新的教育體制。1903年清朝廷頒布《奏定學堂章程》，規定了在全國范圍內實際推行的學制，稱為「癸卯學制」，奠定了中國近代教育制度的基礎。章程頒布後，各類學堂迅速發展，到1909年，全國各類小學已達5萬多所，高等學校123所。在創辦新式學堂的同時，清朝廷還先後派遣青年學生和官員出國留學，民間也大量出現自費留學生。留學生在在國外大大開闊了眼界，接受了新知識，成為中國社會中最積極最活躍的分子。 張之洞與晚清學部 京師大學堂章程
民國政府對清末的教育體制又進行了改革，主要措施包括：設置新教育機構。如將學堂改稱為學校，男女可以同校，廢止讀經，禁用清學部頒行的教科書，禁止體罰，取消清朝貴胄學堂等。改定教育宗旨。把清學部教育宗旨中關於「忠君、尊孔」的內容取消，以「注重道德教育，以實利教育、軍國民教育輔之，更以美感教育完成其道德」為教育的根本宗旨。重訂學制。初小4年為義務教育，高小3年，中學4年，大學本科3年或4年，師范學校本科4年等。又陸續頒布各種學校令，補充已公布的《學校系統令》，全稱為《壬子癸丑學制》。民國初年的教育制度改革，符合歷史發展的潮流，促進了中國新式教育的快速發展。
簡略的：
剪發辮易服飾,改稱謂廢跪拜,禁纏足倡女權,大眾傳媒的興盛,物質文明的進步,民族工業的發展,社會習俗的變化,新式教育的發端,科學技術的發展,思想文化的演進
8. 幫在中國歷史地理網查一下中國歷史時期氣溫變化分哪幾階段清末之後還有沒有變化
西周至漢氣溫逐漸升高，漢代達到高潮，中國和外族勢力的此消彼長在氣溫上也是有反映的，氣溫升高，則漢族遠征夷狄，氣溫降低，外族便入寇中華。漢代後氣溫逐年降低，這股降溫流一直伴隨著中原的大動亂——五胡亂華，南北朝時氣溫回升緩慢。直至隋唐，氣溫大幅度回升，正統王朝迅速統一全國，封建社會進入又一個黃金時代。但這一階段，正是北極全加拿大地區冰層快速融化的時期——歐洲學者稱為小冰河時期。幾百年中氣溫迅速回落，全球糧食大幅減產，此時中國正處於備受欺凌的宋朝。南宋時氣溫達到最低點，中國第一次亡國。明清兩代氣溫穩中有升，直至今日仍在不斷升高，這也預示著一些歷史的重演。
9. 在清末民初中國社會生活面貌發生了那些重大的變化為什麼會出現這些重大的變化
清末民初，中國的大門被打開。隨著西方列強的政治、經濟侵略，西方的思想、文化、科技、生活習俗也同時傳入中國。中國的社會生活面貌發生了很大的變化，出現了不少新事物、新氣象，不論是人與人之間的稱呼，還是人們日常的穿戴，都在除舊布新。
一、照相與電影出現
二、剪發辮、改稱呼
辛亥革命後，民國政府為改變愚昧落後的生活習俗，頒布了剪發辮、易服裝和廢止纏足的法律。強令男子剪掉發辮，女子停止纏足。同時中華民國臨時政府還頒布法令，革除「大人」、「老爺」等清朝官場的稱呼，規定民國政府的職員相互之間一律改稱職務。還規定，民間普遍通稱呼改為「先生」或「君」。還規定體現了資產階級追求平等的願望。
三、服飾的變化
隨著時代的發展和西方文化對中國的沖擊，近代人們的服飾也產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西服是西方人的傳統服裝。由於設計科學，穿著方便，逐漸被廣大中國人接受，到了20世紀三四十年代，西服已經在中國城市中十分盛行了。中山裝是這一時期最具特色的服裝，由於孫中山的創制和帶頭穿著而得名。它是西服與中式服裝的完美結合，在很長一段時期內成為革命的象徵，其階級性與西服完全相反。女士高領服裝的盛行。是由當時的人們吸取了西洋服裝的特點，對滿族女子的旗袍加以改良而成。後又經改革發展成為流行至今的旗袍，被普遍認為是中國女性的代表服飾，是最具中國特色的服飾。
社會的進步、人類文明的發展、世界文化的交流，使中國社會生活面貌發生樂巨大的變化，這些變化也反映了歷史發展的必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