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地理學有什麼經濟效應

『壹』 城市規劃中經濟地理學的作用

城市規劃中經濟地理學的作用

從人類居處的意義上說，城市是—種聚落。因此，城市地理曾經是聚落地理學的一部分。由於城市形成和發展的經濟基礎、職能、內部結構與鄉村聚落不同，而且隨著城市化程度的提高，城市在社會生活中的地位越來越重要。近幾十年來，尤其是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城市地理研究發展迅速，內容和影響都超過了聚落地理學，成為人文地理學的一門重要分支學科。

城市規劃中經濟地理學的作用 篇1

城市地理學是研究城市(鎮)的形成、發展、空間結構和分布規律的學科。

從人類居處的意義上說，城市是—種聚落。因此，城市地理曾經是聚落地理學的一部分。由於城市形成和發展的經濟基礎、職能、內部結構與鄉村聚落不同，而且隨著城市化程度的提高，城市在社會生活中的地位越來越重要。近幾十年來，尤其是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城市地理研究發展迅速，內容和影響都超過了聚落地理學，成為人文地理學的一門重要分支學科。

城市地理學發展簡史

城市是一種包含復雜物質要素、社會關系和活動內容的客體，許多學科以它為研究對象，如城市經濟學、城市社會學、城市規劃學等。城市地理學與這些學科有密切聯系，它著重從空間觀點研究個別城市或區域城鎮體系的功能結構、層次結構和地域結構。城市地理學與經濟地理學、社會地理學、人口地理學等關系密切，這些學科與城市地理學互為補充。

把城市當作一種地理現象記載，已有悠久的歷史，但對城市進行地理學研究始於19世紀。拉采爾和赫特納曾進行了城市聚落的分布和區位研究。1899年施呂特爾研究了城市的內部結構和類型及其與其他景觀要素的聯系。

城市地理學正式成為—門學科則是在20世紀。1907年德國的哈塞爾特發表《城市地理觀察》一書，接著1911年英國的格迪斯和法國的布朗夏爾分別對單個城市進行了研究。美國城市化過程迅速，因此城市地理學研究開始較早，發展很快。塔潘1855年已對美國城市的增長進行研究，19世紀末和20世紀初也有一些地理學家對美國個別城市的地理進行了研究。

初期的城市地理學思想，往往受環境決定論的支配，把地理位置和自然環境看作城市形成的決定因素。20世紀20年代起，美國芝加哥學派倡導從人類生態學角度考察經濟和社會因素對城市土地利用的影響，在城市內部用地功能結構模式上先後出現了美國社會學家伯吉斯的同心圓學說、霍伊特的扇形學說以及哈里斯和厄爾曼的多核心學說。1933年克里斯塔勒創立的中心地學說，則闡述了城市的相互作用和城市體系，成為城市體系理論的先導。

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許多國家的城市需要重建，世界范圍內的城市化進程加速，這些都要求對城市進行全面的研究和規劃，促使大批地理學家投入城市研究或城市規劃工作。城市地理學也開始列入大學地理系的課程。

戰後的城市地理學廣泛吸取其他學科的理論和方法，除數量方法的應用在人文地理學各學科中居於領先地位外，還引進了心理學和行為學的理論和方法，從人們對環境作出空間選擇的感應、行為過程的角度，研究城市的空間組織問題，產生了城市地理學的行為學派。

城市地理學的基本內容

城市地理學的內容的核心是從區域的空間組織和城市內部的空間組織兩種地域系統，考察城鎮的空間組織。

圍繞這兩種地域系統，具體有：

城市化研究，包括城市化的衡量尺度、城市化過程，各國城市化的比較、城鎮人口集聚的規律，大城市的優勢，以及城市化的效果和問題等;

城市職能研究，把城市產業分解為以滿足市外需要為主和以滿足市內需要為主兩類，從而確立基本職能與非基本職能的概念，研究城市的性質及其對所在區域的作用;

城市分類研究，可根據不同目的採取不同的分類方法，其中最重要的是以職能為依據的分類;

城市體系研究，旨在掌握地域城鎮綜合體的分布特徵和功能、規模結構;

城市形態研究，包括城市聚合特徵、城市總平面布置格局以及城市景觀的研究;

城市群和大城市集群區研究;城市地域結構研究;城市土地利用研究;城市生態系統研究;城市綜合地理研究等等。

此外，在城市地理研究內容中，還包含從國土規劃和城市規劃角度提出的課題。如城鎮最優布局，新城合理規模，城市再開發以及未來城市形態結構，等等。

傳統的城市地理學，主要是通過實地調查和文獻查閱，對城市或區域運用歷史比較法、地理比較法以及綜合分析法進行研究。隨著現代學科間的交叉和滲透，新科學方法論的出現，以及數學方法和計算機等技術手段的普遍使用，城市地理的研究方法大大增加了。

比如：數量方法——應用數學方法加工處理反映空間關系的信息和數據，模擬空間關系的狀況和過程;行為科學方法——分析城市居民對城市環境的感知、評價、直至決策的空間行為過程;系統分析方法——把城市體系作為一個動態的復雜系統，用定性定量相結合的方法對它進行分解和簡化，確定大系統和子系統所要實現的目標和制約條件，探討系統的最優結構和功能;城市信息系統方法;空間抽樣調查方法等等。

此外，地圖是地理研究的傳統工具。航空像片和衛星像片在城市地理研究之中的應用，則有助於掌握城市隨時間變化發生的空間演變。

當代世界城市化方興未艾，並出現郊區化現象，城市人口比重和城市數目不斷增大，人口向大城市集中的程度進一步加劇，城市機體也越來越復雜，使得各國政府在城市再開發和人口再分布的決策上面臨許多難題。城市地理學從空間方面探索城市發展的規律，對城市建設的決策具有實際意義。

城市是現代社會生活的重心，是它所在地區經濟恬動的中心。城市的影響范圍，在很大程度上顯示了不同等級的經濟區的輪廓。一國一地區城鎮體系的功能結構，體現了國家和地區經濟地域組織的若干特徵。因此，區域城市地理研究也是區域規劃的重要資料來源。

其它地理學分支學科

地理學概述、自然地理學、地貌學、動力地貌學、構造地貌學、氣候地貌學、應用地貌學、植物地理學、動物地理學、冰川學、凍土學、古地理學、水文地理學、土壤地理學、化學地理學、綜合自然地理學、人文地理學、經濟地理學、農業地理學、工業地理學、商業地理學、交通運輸地理學、旅遊地理學、人口地理學、人種地理學、聚落地理學、鄉村地理學、城市地理學、社會地理學、文化地理學、醫學地理學、政治地理學、軍事地理學、地圖學、地名學、理論地理學、歷史地理學、區域地理學、應用地理學

經濟地理學是一門比較年青的現代科學，但它的發展過程淵源久遠，從古代的經濟地理資料積累、近代學科的形成和演化，到現代的經濟地理學，大致經歷了三個階段。

早在2000多年前，人類由於發展生產和改善生活的需要，開始從各方面觀察並記述地理環境、生產活動和各種有關現象的分布情況，逐漸積累經濟地理知識。早期有關經濟地理的記述，大多見諸歷史學者的著作，如古希臘歷史學家斯特拉波著有《地理學》17卷，描述當時歐洲人所了解的世界各地的自然特徵、物產、居民、風俗習慣等，可說是西方最早的人文和經濟地理志;中國西漢史學家司馬遷編寫的`《史記》中的《貨殖列傳》，敘述了黃河流域和長江中下游等地區的人口、經濟、物產、貿易和城市;東漢史學家班固主編的《漢書》中包括《地理志》和《食貨志》，記述了全國各地的山川、物產、戶口、城邑、田制、賦役、倉儲、漕運、農業、牧業、手工業、采礦業和市場。以後歷代正史編撰均承襲這一體例，積累了豐富的歷史經濟地理資料。

到九世紀，在阿拉伯世界出現了區域性地誌，記述西亞和地中海沿岸各地的物產、商業和交通情況。大致與此同時，中國的地方誌也開始盛行，此後一千多年中，據估計全國各地先後刊行的各種類型的地方誌超過一萬種。其內容包括行政區沿革、山川、戶口、農事、物產、水利設施、道里、交通、貢賦、城邑、關塞、災異、民俗等，並附有地理圖。

公元14～17世紀，歐洲出現了資本主義的萌芽，並伴有地理大發現的活動，從而開辟了新航道、發現了新大陸、向海外大量移民、掠奪殖民地資源、擴大世界市場。因此產生了對世界各地的地理環境、資源分布、經濟生產、交通運輸、商業中心和進口城市等的情況進行廣泛調查研究，促進了經濟地理學的前身——商業地理學的發展。

在此期間，中國由於明初以後的明、清封建政府多實行海禁，基本上未受地理大發現的影響，未向海外開放，以致經濟地理著作仍停留於本鄉本土的記述。

1760年俄國科學家羅蒙諾索夫首先提出了「經濟地理學」這個名稱，指出研究國家經濟必須結合地理條件來進行。1882年德國地理學家格茨發表《經濟地理學的任務》—文，論述了經濟地理學的性質及其構成。

經濟地理學同以前出現的商業地理學相比，研究范圍更為廣泛，內容也比較系統化，標志著經濟地理學已從地理學中分化，獨立成為一門學科。在此前後，德國經濟學家屠能於1826年提出農業區位論，韋伯於1909年提出工業區位論，地理學家克里斯塔勒於1933年提出中心地學說，經濟學家廖什於1940年發表《區位經濟學》，逐漸充實了經濟地理學的理論。

中國從20世紀20年代開始接受西方經濟地理學，主要通過歐美學者講學和向歐美派送留學生。到40年代末，在10多所大學地理系內系統講授經濟地理學，其中以英國斯坦普為代表的統計記述學派影響較廣泛。這一時期，中國的經濟地理工作主要是關於人口分布、土地利用、農業分區、邊疆勘察和地區性考察等。

第二次世界大戰對地理知識的普及起到了明顯的促進作用。戰後各國的經濟恢復和建設，促進了經濟地理學的發展。第二次世界大戰前，經濟地理學的中心理淪是分布論，重點是研究地域差異，戰後進入了區位論和景觀類型論研究的現代階段。

20世紀60年代以來，工業化和城市化的急劇發展，電子計算機的應用日益推廣，社會生產力的強大和新技術的應用，以及世界上大部分國家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迅速改變原有的社會經濟結構和生活環境，在經濟活動所創造的地區布局方面和人類活動與地理環境的關系方面，都出現了一系列全球性或地區性的新問題。這種新形勢向經濟地理學提出了新課題，要求探討社會經濟活動的地域系統的形成過程和發展方向。

經濟地理研究中的一個新特點是加強社會觀點、經濟觀點和生態觀點，把協調人類活動和地理環境的關系看作中心任務。在研究方法上，出現了地理數量方法，計算機和遙感等新技術手段的應用也逐漸推廣，並從經濟學、社會學、生態學方面引進有關理論方法，使經濟地理學朝著數量化、經濟化、生態化、社會化的方向發展。

目前，經濟地理學在世界多數國家中已成為地理科學系統中最為發達的一門分支學科。經濟地理著作在各國所發表的地理文獻中佔有較大比重。在各國許多類型的高等院校中，都開設了經濟地理課程，並出現了專門的經濟地理系和經濟地理研究所。一些國家還在政府中建立了有關經濟地理調查研究的業務機構。

經濟地理學的基本內容

對於經濟地理學的研究對象和任務，多年來一直是各國經濟地理學者探討的一個理論問題。在歐美各國，大致認為經濟地理學主要研究包括生產、交換、消費的廣義的經濟活動，這種研究是在地區基礎上或以一定的地區為單位而進行的;不僅研究經濟活動的分布，而且聯繫到經濟的空間結構;在聯系有關因素時，把地理環境擺在重要地位，著重探討經濟活動和地理環境的關系。

經濟地理學所研究的經濟活動的地域系統，即包括各經濟部門在地域上的布局，也包括各地區經濟部門的結構、規模和發展，以及地域布局和部門結構的相互聯系。因此經濟地理學涉及自然、社會經濟、技術條件多方面的綜合性問題，具有綜合性特徵。經濟活動必然發生在一定的地域內，與一定的地理環境相關，因此經濟地理學又具有明顯的地域性。

與經濟活動有關的條件是多方面的，包括自然條件和社會、經濟、技術條件。因此經濟地理學的研究工作具有自然—社會經濟—技術相結合的特點。經濟地理學根據國民經濟發展的要求，聯系一定地區的各種有關條件來論證經濟活動的地域布局系統，有助於國家和地區的發展和經濟建設。

由於經濟地理學所研究的特殊領域具有自然、技術、經濟相結合的特點，可以認為它是一門與自然科學和技術科學有著密切聯系的社會科學范圍內的邊緣科學。

經濟地理學是人文地理學的重要分支學科，它同人文地理學的其他分支如人口地理學、城市地理學、社會地理學、文化地理學等有互相交流觀點、方法和資料的密切聯系，研究領域也有部分重疊。經濟地理學和新興的國土經濟學、生態經濟學區域科學(區域經濟學)也有許多共同的研究對象。

此外，由於基本理論和分析方法的發展以及社會的需要，現代經濟地理學研究內容不斷豐富，與有關學科互相滲透，在地理科學體系內部產生了一系列新的邊緣科學，如資源地理學、應用地理學、建設地理學、數量地理學、發展地理學、預測地理學等。

經濟地理學根據研究對象和范圍的不同，可分為綜合經濟地理學、部門經濟地理學和區域經濟地理學3類主要是對經濟地理學中一些帶普遍性的綜合問題和基本理論、方法論等問題進行規律性研究，如經濟活動和自然環境之間的相互關系自然資源的經濟訐價、經濟發展對資源的遠景需求及進行地區間平衡的可能性、生產布局的一般規律和原則，經濟活動地域系統的形成和發展規律、經濟地理學方法的革新、經濟地理學史等。

城市規劃中經濟地理學的作用 篇2

1、宏觀經濟條件調控的手段

城市規劃通過對城市土地和空間使用配置的調控，來對城市建設和發展中的市場行為進行干預，從而保證城市的有序發展。城市的建設和發展之所以需要干預，關鍵在於各項建設活動和土地使用活動具有極強的外部性。

城市規劃之所以能夠作為政府調控宏觀經濟條件的手段，其操作的可能性是建立在這樣的基礎之上的：一是通過對城市土地和空間使用的配置即城市土地資源的配置，進行直接的.控制。第二，城市規劃對城市建設進行管理的實質是對開發權的控制，這種管理可以根據市場的發展演變及其需求，對不同類型的開發建設實施管理和控制。

2、保障社會公共利益

城市規劃通過對社會、經濟、自然環境等的分析，結合未來發展的安排，從社會需要的角度對各類公共設施等進行安排，並通過對土地使用的安排為公共利益的實現提供了基礎，通過開發控制保障公共利益不受到損害。對於自然資源、生態環境和歷史文化遺產以及自然災害易發地區等，則通過空間管制等手段予以保護和控制，是這些資源能夠得到有效保護，使公眾免受地質災害的損害。

3、協調社會利益，維護公平

社會利益涉及多方面，就城市規劃的作用而言，主要是指由土地和空間使用所產生的社會利益之間的協調。

首先，城市是一個多元的復合型的社會，城市規劃以預先安排的方式、在具體的建設行為發生之前對各種社會需要進行協調，作為社會協調的基本原則就是公平得對待各利益團體，並保證普通市民尤其是弱勢群體的生活和發展的需要。

其次，通過開發控制的方式，協調特定的建設項目與周邊建設和使用之間的利益關系。在市場經濟體制下，某一塊地的價值不僅取決於該地塊的使用本身，而且往往還受到周邊地塊的使用性質、開發強度、使用方式等等的影響，而且不僅受到現在的土地使用狀況，更為重要的是會受到其未來的使用狀況的影響。

4、改善人居環境人居環境

涉及許多方面，即包括城市與區域的關系、城鄉關系、各類聚居區與自然環境之間的關系，也涉及城市與城市之間的關系，同時也涉及各聚居點內部的各類要素之間的相互關系。

『貳』 經濟地理學主要內容是什麼

我上個學期剛學完，雖然可能每個學校版本不一樣，但內容應該差不多的。
緒論就只是介紹一下這門學科的研究對象和研究意義，整個的體系與其他學科的大概聯系。
然後學習經濟活動區位的內容，經濟活動區位本身也是一個概念，然後結合經濟與地理區位來分析主要的影響因素，比如要素投入(土地、原材料、資源等)、交通、整個的人文與自然環境；還會介紹經典的經濟學和地理學上的著名區位論，比如杜能農業區位論、韋伯工業區位論、克里斯泰勒中心地理論等，也會講一下關於多部門企業和跨國公司區位。
接著就是經濟活動區域分析，分析區域的結構組織、區域經濟的發展包括產業集群和經濟地域綜合體等，區域之間的空間組織這些，主要就是圍繞經濟與區域。
以上基本上是重點學習的內容，
當然也會學到經濟活動的全球化，那些趨勢還有經典的行業案例比如汽車製造、服裝加工，也會提到發展中國家的一個問題。
最後就會介紹一下經濟地理學研究方法和目前的研究進展什麼的，其實就是講講經典的經濟地理學研究的方法有哪些，還有目前經濟學家一些新的看法和思路什麼。

希望能幫到你啦。

『叄』 經濟地理學可為解決當前世界社會實際問題做出哪些貢獻 答案

經濟地理學可為解決當前世界社會實際問題做出的貢獻
（1）、人口問題：人地關系的協調問題，特殊地區的人口生存問題，經濟地理學家均可開展相應的研究。
（2）、資源問題：主要指不可再生資源的萎縮。在經濟發展中，注重對資源可持續利用的研究，經濟地理學家大有用武之地。
（3）、環境問題：由於經濟地理學研究中強調經濟發展與環境的關系，這便決定了它比其它許多學科更能在提出如何促進經濟發展的同時，告誡人們注重與環境的關系問題。

『肆』 為什麼要用經濟地理的理論指導規劃,經濟地理的優勢是什麼

內容提要：本文使用新經濟地理學的分析框架討論了經濟地理和經濟政策等因素對工業集聚的影響，並利用1987-2001年省級面板數據研究了導致中國地區工業集聚的因素。我們的主要發現是：（1）經濟開放促進了工業集聚，而經濟開放又與地理和歷史的因素有關；（2）市場容量、城市化、基礎設施的改善和政府作用的弱化也有利於工業集聚；（3）沿海地區具有工業集聚的地理優勢。我們的研究為新經濟地理學的理論提供了來自於中國的證據，同時也發現，除了經濟地理的作用以外，政策也是導致工業集聚的重要因素。

關鍵詞：工業集聚；經濟地理；新經濟地理；經濟政策

一、引言

中國的改革開放遵循著漸次推進的模式，在地區發展的過程中，中國政府希望沿海地區能夠先發展起來，然後能夠帶動內地的發展。但是，這種基於「新古典增長經濟學」收斂假說（Barro and Xala-i-Martin ，1995）的良好願望至今沒有完全實現——盡管改革開放使得全國各地均實現了不同程度的發展，但地區間的差距卻始終處在不斷擴大的過程之中。中國的經驗並不是獨一無二的，事實上很多發展中國家和經濟轉型國家在經濟開放之後均出現了地區間差距持續擴大的現象，而一個更為基本的事實是，這些國家都出現了工業生產的集聚，這些現象對新古典的增長理論提出了挑戰。最近十多年興起的新經濟地理學在解釋工業集聚和地區間差距方面獲得了巨大的成功，這一理論認為，地理位置和歷史優勢是集聚的起始條件，規模報酬遞增和正反饋效應導致了集聚的自我強化，使得優勢地區保持領先。[①]

盡管新經濟地理學的理論進展迅速，但相應的實證研究卻比較滯後。既有的研究將焦點集中在了檢驗新經濟地理因素對工業集聚的作用，但卻忽視了經濟政策的作用，而政策因素在增長理論和區域經濟理論的實證檢驗中已被證明是非常重要的。與既有的文獻相比，本研究主要做了兩件事情。首先，我們從理論上討論了經濟地理、新經濟地理和經濟政策三大類因素對於工業集聚的影響，並且嘗試說明，這些因素是可以放在同一個理論框架中進行分析的。其次，我們運用中國的省級面板數據檢驗了三大類因素對於工業集聚的影響。之所以將研究的重點集中於工業，是因為：（1）工業是推動其他產業發展的重要力量，中國工業發展水平的地區差距是地區間差距最為重要的表現（范劍勇和朱國林，2002）；（2）從新經濟地理學的角度來講，工業可以在地區間轉移，故集聚效應最顯著。

我們的研究對文獻構成了以下幾點發展。第一，我們使用來自中國國內的數據為新經濟地理學的理論提供了證據，來自一國內部的數據可以較好地避免跨國數據的樣本異質性和數據不可比性。中國曾經經歷了計劃經濟和市場經濟轉型兩個歷史時期，政府政策曾經支持經濟活動和基礎建設的空間分散化；而改革以後的政策則傾向於優先將經濟活動向沿海地區集中。同時，中國廣袤的國土、多樣的自然條件、巨大的區域間差距等都為相關的實證研究提供了足夠的多樣性。第二，通過為經濟地理、新經濟地理和經濟政策對工業集聚的影響提供證據，我們發展了有關中國工業集聚的實證研究。將我們的研究與既有的文獻作些比較將有助於說明本研究的意義。Fujita and Hu （2001）使用GDP 和工業產值數據描述了1985-1994年中國的地區差距問題，他們發現這個時期地區差距的擴大部分是由於中國實施了傾向於沿海地區的經濟政策，更是這個時期的全球化和經濟市場化的結果。Kim and Knaap （2001）關注的是中國1952-1985年地區經濟發展政策和地區差距問題，他們發現，經濟向沿海地區的集中早在中國政府採取地區非平衡增長政策之前就已經出現，其中的原因包括沿海地區在地理上容易與外界交流以及基礎設施網路密度高，等等。以上兩篇文獻盡管已經討論了經濟集聚的影響因素，但是並沒有使用計量分析方法給出不同因素的作用的估計。D émurger（2001）在有關區域經濟增長的實證研究中考慮了經濟地理的因素，發現地理位置和基礎設施稟賦顯著影響各個省間的增長差異，同時，通訊有減少封閉的作用從而對增長產生正面的影響，但這項研究並不是以工業集聚為研究對象的。Gao （2003）證實了外國直接投資和國際貿易對於地區工業增長的積極作用，同時也指出，直接驗證國際貿易與工業的地區分布之間的關系是下一步的研究方向，而這恰恰是本文的關注焦點之一。在最近的一篇文獻中，Wen（2004）使用第二和第三次工業普查數據研究了中國製造業的集中，發現改革以來的工業集聚支持新經濟地理學的理論。但是，由於非常強調新經濟地理的因素，這篇文章沒有研究經濟政策和傳統的經濟地理因素對工業集聚的影響。

本文的結構如下：第二部分是對中國工業集聚的特徵性事實的總結；第三部分提供了一個理論框架，分析了經濟地理、新經濟地理和經濟政策對於工業集聚的綜合影響；第四部分提出計量模型，並對數據和變數的含義進行解釋；第五部分報告了實證研究的結果；最後我們在第六部分提出了研究的政策含義。

二、中國的地區工業集聚：特徵性事實

由於對自然條件的依賴程度相對較低，工業生產容易產生集聚；同時，加上規模經濟效應和前後向聯系的正反饋作用，往往導致工業生產在空間上向一些某方面具有優勢條件的地區集中。觀察中國工業的地區分布可以發現，改革開放以後，工業集聚的現象變得逐漸顯著，地區工業GDP 佔全國工業GDP 的比重在省與省之間差異日益擴大。1987年工業改革之初，各省之間工業GDP 在全國所佔份額的變異系數是0.026，2001年這一指標上升到0.030.

圖1和圖2分別繪制了1978和2001年中國各地區的工業GDP 份額分布[②]，從中我們可以非常清晰地看到這20餘年間工業集聚的過程。在1978年的圖中，工業的地理分布仍然具有一定的分散化現象，具體表現在：（1）東部沿海地區和中部很多省份的工業份額較低，沒有超過4%；（2）東北三省的工業重要性非常明顯，特別是遼寧一枝獨秀，工業份額超過8%；（3）甘肅和陝西這兩個西部省份的工業份額超過了2%，還沒有表現出與其他地區之間的巨大差距；（4）三大直轄市盡管面積較小，但工業份額並不低。相比之下，到了2001年，中國的地區工業布局已經發生了非常重大的變化，與1978年的工業布局特徵相對照，不難發現，中國的工業集聚趨勢非常明顯，具體表現在：（1）東部沿海地區工業份額有顯著的上升，其中廣東、江蘇和山東三省工業比重分別達到11.20%、10.11%和9.69%，浙江的工業份額達到了7.35%，福建的工業份額也有所上升；（2）東北三省的工業地位明顯下降，遼寧的工業比重已經下降到5.18%，黑龍江和吉林的工業份額分別下降到4.18%和1.72%；（3）西部省份的工業份額總體上有所下降，僅四川（含重慶）的工業份額有所上升；（4）三大直轄市的工業份額明顯下降，上海的工業份額為5.02%，北京和天津的工業份額均已低於2%.總地來說，工業集聚的趨勢還表現在，1978年工業份額超過8%的僅有上海和遼寧，而工業份額低於2%的省份有11個。到了2001年，工業份額超過8%的省份變成了3個，而工業份額低於2%的省份增加到16個。

不難發現，改革開放以來的工業集聚主要發生在長江三角洲和珠江三角洲，在環渤海地區，雖然遼寧的工業份額有所下降，但山東的工業份額卻明顯上升。[③]從我們計算的工業GDP 份額排名中可以看到，盡管排名前四位的省份有所變化，但是前四位的省份全都屬於上述三大地區。在這三大地區中，同樣存在工業比重的變化。作為僅僅有一個省的珠江三角洲地區，由於依託香港工業的轉移，同時憑借香港的自由貿易港優勢，再加上改革開放的政策支持，所以工業增長強勁。長江三角洲地區工業門類齊全，輕重工業發達，是中國最大的加工製造業基地，歷史上其紡織、服裝、機械、電子、鋼鐵、汽車、石化等製造業在全國就佔有重要地位。Wen （2004）計算了1995年25個工業行業中占最高和第二高份額的省市區，長江三角洲的江浙滬大約達到總數的一半。2001年，長江三角洲三省市實現製造業GDP25456.01億元，佔全國製造業GDP 的30.23%，遠高於環渤海地區（24.41%）和珠江三角洲地區（15.37%）。

三、工業集聚：經濟地理、新經濟地理和經濟政策的作用

在傳統的經濟地理理論里，工業集聚的主要原因是不同區域之間經濟地理因素的差異，例如，自然資源豐富的地方以及大港口附近通常會成為工業集聚的中心地區。在中國，由於自然條件比較好而導致的工業集聚的例子也是存在的，例如，中國的東部省份之所以逐步成為工業集聚的中心，其不可比擬的優勢就是距離大的港口比較近，而遼寧和山西則是依靠自然資源成為工業中心的典型例子。

但是，傳統的經濟地理學不能解釋兩個重要的經濟現象：第一，一些在純自然條件方面並不一定非常有優勢的地方卻成為了工業集聚的中心；第二，兩個在自然條件方面非常相近的地方卻可能在工業集聚方面有非常不同的表現。例如，與周圍省份（特別是福建）相比，浙江的自然條件並沒有特別的優勢，浙江並不屬於資源豐富的省份，港口優勢也並不明顯，但是，浙江的工業集聚趨勢卻比福建明顯得多。廣東和廣西是另一對例子，這兩個省份的純自然條件也非常相近，但是在改革開放以來的二十多年裡，廣東已經成了非常重要的工業中心，廣西卻仍然是經濟比較落後的省份，兩者的差異顯然不是自然條件可以解釋的。

超越簡單的經濟地理因素尋找工業集聚的原因促成了新經濟地理學的崛起，而對新經濟地理學產生直接影響的就是1970年代末開始興起的新貿易理論。新貿易理論引入了收益遞增假定，強調規模經濟在國際貿易模式中的決定作用。收益遞增假說在貿易理論里獲得成功應用之後，緊接著就對經濟地理學產生了深刻的影響，新貿易理論的代表人物Krugman 也同時成為了新經濟地理學中的代表人物之一。新經濟地理學理論抓住了導致工業集聚的最為本質的經濟力量——收益遞增，其核心思想是，即使兩個地區在自然條件方面非常接近，也可能由於一些偶然的因素（例如歷史事件）導致產業開始在其中一個地方集聚，由於經濟力量的收益遞增作用，在地區間交易成本沒有大到足以分割市場的條件下，就可能導致工業的集聚。在新經濟地理學中，以下被認為是影響工業集聚的重要因素：（1）一個地區企業的數量。企業的數量多，新進入企業就容易得到原材料的供給，同時他們生產的產品也更容易在當地銷售，所以工業會在企業數量多的地方集聚。（2）一個地區的人力資本。人力資本水平高，新進入企業就容易招聘到所需要的人才，同時，高的人力資本意味著R&D 的成本低，企業容易獲得創新收益。（3）消費者的購買力。如果一個地區消費者的購買力強，那麼對於消費品的需求就會多，會導致本地消費品價格的上升，吸引企業進入這一市場。同時企業在本地的集聚也導致了工資的上升，消費者的購買力進一步提高，從而產生地區工業發展的良性循環。（4）交通運輸條件。根據Krugman （1991）的模型，我們知道新經濟地理學將交通費用視為影響工業集聚的最為重要的影響因素。只要交通費用不至於高到成為地區間貿易的天然障礙，那麼由於工業集聚產生的收益就仍然可能超過由於地區間貿易產生的成本損耗，集聚就會產生，並且在收益遞增的作用下自我加強。

需要指出的是，新經濟地理學的產生並沒有否定一些傳統的經濟地理因素的影響，事實上，一些地理因素的影響在新經濟地理學的理論中變成了間接的影響，甚至我們可以把兩個地區間的經濟地理的差異也看作一種偶然因素，這種純經濟地理因素可以導致初始的工業集聚，然後再通過新經濟地理因素的收益遞增影響而對工業集聚產生作用。

新經濟地理學的產生和發展，同樣也引發了一系列的實證研究，來檢驗經濟地理和新經濟地理因素對於工業集聚的影響。但是，這些實證研究卻相對比較忽視經濟政策的作用（例如Wen ，2004）。當然，這並不是說經濟地理學完全忽視了經濟政策對於工業集聚的影響，確切地說，在新經濟地理學中，由於非常強調如歷史事件之類的偶然因素在收益遞增機制的作用下對工業集聚的影響，經濟政策的變化對某個具體的地區而言，就可以被視為導致其工業集聚的偶然事件。例如，經濟的開放可能會導致工業在靠近國際市場的地區集聚。再如，教育和基礎設施投資可以加強一個地方的人力資本和基礎設施，政府放鬆對於經濟的干預可以減少交易成本。在世界范圍內，經濟政策變化改變工業布局的例子並不罕見，其中，特別引人注目的是經濟開放政策對於工業集聚的影響。例如，在北美自由貿易協定實施以後，墨西哥的工業就逐漸向與美國交界的地區集中，而墨西哥城周圍的重要性則相對有所下降（Rodríguez-Pose 等，2003）。

經濟政策對工業集聚的影響既可能是通過經濟地理的因素起間接作用的，也可能是直接對工業集聚產生作用。在中國，經濟政策的調整顯然也是導致地區間工業布局變化的重要因素。例如，在珠江三角洲實施的經濟開放政策是導致這一地區工業集聚的重要原因，而這又是因為這里距離香港這個港口、金融和貿易中心以及大市場非常近。這時，經濟開放這一經濟政策就通過經濟地理和新經濟地理的因素對工業集聚產生了作用，也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解釋為什麼改革以後廣東和廣西在工業集聚方面的表現出現了巨大的差異。但是，經濟政策並不總是通過經濟地理或新經濟地理的中間變數來對工業集聚的產生作用的，一些經濟政策對於工業集聚具有直接的影響，而且經濟政策並不是可以任意調整的，一項政策一旦實施，就也有自己的自增強作用。經濟政策直接導致工業集聚的例子在中國也是存在的，例如，浙江的工業集聚在一定程度上與這個省的市場化改革進行得較為徹底有關。由於經濟市場化程度較高，浙江省的民營經濟比較活躍，而這又反過來促使政府進行一步採取市場化、放鬆管制和保護民營經濟的政策，從而進一步加強工業的集聚。

一、經濟地理因素

我們在這里考慮了兩個經濟地理的因素：沿海地區啞變數（coast ）和直轄市啞變數（city）。絕大多數研究中國地區差異的文獻都使用了沿海或內地的虛擬變數，由於無論是地理和歷史條件還是改革開放後的政策傾向都有利於沿海地區工業的發展，而中部和西部的差異則並不特別顯著，因此，我們預期沿海地區的虛擬變數對於工業向沿海集聚有正的影響。三大直轄市[④]的經濟功能與一般的省區相比有明顯的不同，它們更多地承擔著政治中心、航運中心或者服務業中心的功能，大都市經濟的特殊性在一定程度上會排擠它們作為製造業中心的功能，所以我們估計這一變數的影響是負的。

二、新經濟地理因素

以Henderson （1974），Fujita（1988）和Krugman （1991）為先驅的新經濟地理學，引入了規模報酬遞增和正反饋效應，從而挑戰了新古典的傳統[⑤].Henderson 一方面強調了企業前後向關聯導致的產業外部性使企業集聚在其他企業周圍，另一方面強調了企業集聚在人力資本豐富的地區所得到的知識外部性；而Krugman 通過壟斷競爭模型強調了企業集聚在消費者市場附近得到的需求聯系，Fujita（1988）通過存在不可貿易商品的模型，得到了同樣的證明。為了檢驗這三種不同的包含收益遞增的因素，我們構造了以下指標：（1）地區企業數量比重（firm）衡量產業外部性；（2）地區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與各年全國均值之比（e ）代理人力資本的相對優勢，由於國家統計局公布的地區教育數據不完全，我們使用了萬廣華等人（Wan ，Lu and Chen，2004）估計的地區人均受教育年限數據；（3）地區消費者需求，我們使用了人均GDP 的對數值與各年全國均值之比（pergdp）來度量一個地區消費者的相對購買力；[⑥]（4）Wen （2004）使用了城市數指標來度量城市的發展，但是這很難衡量各個城市本身的發展狀況，因此，我們採用了陸銘和陳釗（2004）的方法，用非農人口比重與全國均值之比（urban ）來代理城市的發展和城市化水平，並取其與各年全國均值之比作為一個地區的相對城市化水平；（5）郵電通信和交通運輸條件的改善有助於降低交易成本，因此也有利於工業集聚，為了證實這一點，我們引入了運輸倉儲郵電通信產出佔GDP 百分比來度量信息化對工業化的支持，並且取其與各年全國均值作為各地相對的信息化指標（com ），同時，我們用地區的公路里程佔全國的比重（road）來代理相對的交通運輸條件。[⑦]

三、經濟政策因素

對於中國這樣一個轉軌的經濟來說，政策的差異在很長的一段時間內成為決定地區差異的重要因素。Kanbur and Zhang（2005）回顧了政策因素對於中國50年地區差異的影響，Démurger等（2002）也強調了改革以來的經濟政策對地區經濟發展的作用。在本文中，我們主要考察了兩個方面的政策因素：（1）對外開放度。對外開放是經濟改革以來最為重要的經濟政策，接下來我們將要考察的非國有化進程和政府退出經濟活動的進程在一定程度上都與對外開放的進程有關。和既有的文獻的通常指標一致，我們用出口佔GDP 比重和進出口總額佔GDP 比重與相應的全國均值之比（export和trade ）來度量相對的經濟開放程度。我們預期對外開放對工業集聚有正的作用。（2）政府對於經濟活動的參與度。中國經濟改革的起點是政府全面參與經濟活動的計劃經濟，在這一體制下，資源的配置效率和使用效率均受到負面影響，因此，政府退出經濟活動將有利於工業的集聚。在經濟增長文獻中，通過用扣除教育和國防經費的政府支出佔GDP 的比重來度量政府消費所起的作用。在我們的數據中沒有省一級的國防開支統計，而教育支出被包括在科教文衛支出這個大類中，由於這個大類的性質與教育支出都是類似的，因此，我們就用扣除這一類支出以後的政府支出在GDP 中的比重與全國均值之比（gov ）來度量相對的政府對於經濟的參與程度，並預期這一變數的符號為負。[⑧]

必須說明的是，政策的調整從來就不可能在政策頒布的一夜之間完成，從而導致改革在時間上的循序漸進和空間上的進展差異，而我們使用的政策指標所具有的面板結構恰恰能夠反映各類政策在時間和空間上的差異。但是，這類政策指標仍然可能是某些未觀察到的真正的政策變數作用的結果，而不是政策本身。為了克服此類可能存在的內生性問題造成的估計偏誤，對於我們特別關注的開放指標，我們使用了工具變數來檢驗其是不是具有顯著的內生性問題。正如我們在前文中所說的那樣，之所以將關注的焦點特別集中於經濟開放政策的效果，是因為這一政策是中國經濟改革以來最為重要的政策，也標志著中國的經濟發展戰略由趕超型向比較優勢型的轉變。而政府退出經濟活動和經濟的非國有化進程也與經濟的開放進程緊密相關。另一個值得一提的原因是，在國際上，經濟全球化與地區間收入差距的影響正引起越來越多的關注（Wan ，Lu and Chen，2004），而從經濟開放的角度來看工業的集聚也能為這一問題提供一些相關的證據。我們使用的經濟開放的工具變數包括了各個地區在1978年經濟仍未實施開放政策時的開放度指標（1978年的出口與GDP 之比export78，或者1978年的出口與GDP 之比trade78），以及各地到香港和上海兩個主要港口的距離中較近的一個（port），[⑨]這兩個工具變數分別反映了歷史和地理因素對於開放的影響，實際上也反映了歷史和地理因素對於工業集聚的間接影響。其中，使用各地到香港和上海兩個港口的距離是因為這兩大港口是中國最大的港口，其吞吐量明顯高於排名在其後的其他港口，可以作為開放度的有效的工具變數（Wei and Wu，2001）。

五、實證研究結果的報告

計量分析的結果見表2.方程（1）是包含了全部變數的隨機效應模型，其中，我們用export作為開放度的指標。Hausman 檢驗結果顯示，不能拒絕隨機效應模型和固定效應模型（方程2）的系數沒有系統性差異的假說。同時，當我們使用export78和port作為export的工具變數估計包含工具變數的隨機效應模型（方程（3），IV-RE ）時，Hausman 檢驗結果顯示開放度指標並未顯著地存在內生性偏誤。方程（4）在基本模型的基礎上去掉了不顯著的變數e ，並沒有改變模型的基本估計結果，Hausman 檢驗仍然支持隨機效應模型，並且開放指標並未顯著地存在內生問題。方程（5）在基本模型的基礎上用進出口和GDP 之比（trade ）替換export作為開放度指標，結果顯示，Hausman 檢驗仍然支持隨機效應模型。有趣的是，當我們用trade78和port作為trade 的工具變數的時候，port在控制了模型其他變數之後與trade 不顯著相關，這說明到港口的距離雖然對一個地區的出口有顯著的影響，但是卻對以進出口總額作為指標的開放度沒有顯著的影響，也就是說，進口並不顯著地受到一個地區與大港口之間的距離的影響。

通過表2中報告的幾個結果，以及相應的檢驗，我們可以確認，方程（1）所得到的結果是穩定的，我們可以在此基礎上討論實證研究的發現。總地來說，無論是經濟地理因素、經濟政策因素還是新經濟地理因素中的變數，都對產業集聚具有很好的解釋力。這就說明地區的工業發展和集聚是一個受多種因素影響的復雜的過程，如果忽略了其中的一些方面，都可能影響實證結果的可信度。具體來看，我們可以依次將經濟地理、新經濟地理和經濟政策的各種因素的作用總結如下：

1、經濟地理因素的作用。我們發現，沿海地區更接近國際市場的地理優勢的確有利於工業集聚。而直轄市作為城市經濟，已經進入後工業化時代，其經濟職能正在發生變化，因此，直轄市的工業份額在控制了其他因素後相對更低。

2、新經濟地理因素的作用。我們研究的一個重要的發現，就是為新經濟地理學提供了來自中國的證據。在我們的實證結果中，由一個地區企業數衡量的產業外部性和地區消費者購買力對於工業集聚的前後向聯系作用均顯著為正。我們發現地區的人力資本相對水平對工業集聚有著不顯著的正影響，之所以人力資本的因素作用不顯著，可能是因為中國的工業化進程還處於比較初級的階段，對於人力資本的要求還不高。一個地區城市化水平和在道路和通訊方面的基礎設施建設也對地區的工業集聚具有顯著的影響。值得注意的是，由於我們的一系列新經濟地理指標是一個地區與全國平均水平的相對數，因此其系數之間是相互可比的。從結果來看，顯然，道路基礎設施建設和市場的購買力對於工業集聚的積極作用最大。

3、經濟政策的作用。我們發現，對外開放對於工業集聚有著顯著的正影響，這顯示出出口導向型的經濟發展策略對於工業集聚的推動作用。有趣的是，我們在使用工具變數的估計結果中還發現，歷史和地理的因素對於地區的開放程度有著顯著的影響，計劃經濟時期開放程度高的地區和距離大港口較近的地區在我們的數據考察期間仍然有較高的開放度。同時，我們也發現，到大港口的距離對於以進出口佔GDP 比例為指標的開放度並沒有顯著的解釋力。綜合起來看，可能是因為中國改革開放以後的歷史還不夠長，所以才導致改革開放前的歷史因素仍然在起作用，而地理因素的作用卻主要對出口產生影響。[⑩]我們所考察的另一個重要的政策變數是政府對於經濟活動的參與程度，正如我們所預期的那樣，政府對於經濟活動的參與程度越高，越是不利於地區工業的集聚。
新經濟地理所強調的各種經濟力量的正反饋作用和收益遞增性長期以來被主流經濟學家忽略。近年來由於新經濟地理學理論的興起，使得更多的人開始關注這些因素對於工業集聚現象的解釋。本文的檢驗同樣也證實了這些經濟規律的作用。從各國的工業經濟格局狀況來看，工業在少數地區集聚，從而形成規模效應是一個普遍存在的現象。由於地區間差距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各地區工業發展的不平衡導致的，因此一些影響地區工業集聚的因素也間接地對地區間發展差距產生顯著的影響。如果政府希望通過緩解地區間的工業發展差距來控制地區間發展差距的話，本文的結論也可提供一些政策參考。在地區工業集聚的各種因素中，經濟地理和新經濟地理因素具有收益遞增作用，這是順應經濟規律的，也是很難通過政策加以調整的，其中，政府可以做的只能是通過交通基礎設施建設和信息化建設來推動地區工業的發展。在政策方面，可以比較確定的是，經濟開放是導致地區工業集聚的重要因素，而政府對於經濟活動的退出也可能加快地區工業的集聚。如果工業化進程較慢的地區可以更快地推行改革開放的政策，仍然可能減緩地區間工業發展差距擴大的步伐，甚至縮小地區間工業發展的差距。

對於思考中國地區間差距的問題提供了一些啟示。由於地理和新經濟地理因素的作用，以及工業發展中的規模經濟和收益遞增效應，工業集聚和地區間差距是工業經濟發展的必然趨勢。地區經濟協調發展的實現並不是要扭轉由經濟力量的收益遞增性導致的工業集聚，而是應該通過深化經濟改革和加強基礎設施建設加快落後地區的工業化進程。地區間的協調發展不是各個地區沒有差別的發展，而是在一種錯落有致、公正並有效率的競爭下的發展。

『伍』 經濟地理學對經濟發展的理論意義是什麼

1、在計劃經濟體制下，空間格局是經濟發展的一個方面。生產發展與生產分布相互作用。
2、在市場經濟下，經濟地理學對經濟發展也具有重要理論意義。如對經濟增長的解釋，建立增長級理論，中心—外圍理論，產品生命周期理論，創新與擴散理論等，都能從空間上解釋經濟增長的問題.。
另外，經濟地理學中一些理論對其他學科的建設有一定的影響。

『陸』 經濟地理學對當今世界有什麼重大實際問題的貢獻

地理學利用各種方法和技術，直接的大地測繪尤為重要。空中攝影和人造地球衛星電子遙感技術使測量方法得到了改進。統計方法幫助對數量資料，主要是人口統計和測量數據，進行地域分析。但是繪制地圖一直是地理學家的獨特手段。
地理學有多種應用。它使人了解所生活的世界的基本特點、地區和居民的多種多樣、人與資源和自然的復雜聯系和相互關系，以及其他國家和地區人民面臨的問題。地理學研究能解釋地球上自然、生物和人類的分布特點以及它們相互聯系的復雜鏈條。實用地理分析對管理資源、了解環境問題、分析自然災害(如旱災、水災)和計量環境污染(城市、農業及工業廢物排放造成的污染)的分布很有助益。修建大壩和水庫造成的不良環境影響的分析特別重要。地理學家參與土地利用與住房規畫。他們還是負責研究、調查、開發或管理自然資源的國家機構和國際機構的重要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