① 精闢的說明中國地理和文化的關系，作業。。。
中國近代對「地理與文化關系」的討論及其影響
張九辰
（中國科學院自然科學史研究所，100010）
摘要：本世紀初期隨著西方近代科學的傳入，中國學者對許多科學理論進行了深入的探討，有些問題還引起了廣泛的爭論。在眾多的理論問題之中，以「地理與文化關系」的討論涉及范圍廣泛、影響深遠。本文分析了這種現象產生的原因，以及它對中國近代地理學研究方向的影響，並試圖通過這一研究，分析中國近代地學發展與社會文化背景的關系。
關鍵詞：地理 文化
進入20世紀以後，中國科學的發展進入了一個全新的歷史階段。新的問題不斷出現、新的學科不斷產生，西方的科學理論大量傳入中國，科學思想空前活躍，出現了探討科學、研究科學的可喜局面。在眾多的理論探討之中，關於地理與文化（或人類社會）之間關系的爭論，是一個引人注目的論題。
對於地理與文化之間關系的研究，源於人地關系這一悠久的歷史命題。人地關系論經歷了漫長的發展歷程，但作為具有近代科學意義的命題，卻始於18世紀的歐洲。當時的一些哲學家和歷史學家將地理環境決定論推向了高潮。19世紀德國地理學家拉采爾（F.Ratzel，1844~1904）在他的著作《人類地理學》中，將這一理論引入了地理學，並強調了人類活動受地理環境的多方面的控制。20世紀初，拉采爾的思想經過他的學生，美國地理學家辛普爾（E.C.Semple，1863~1932)的著作《地理環境的影響》（1911年）而得到了廣泛的傳播。與辛普爾同時代的美國地理學家亨丁頓（E.Huntington，1876~1947）在1915年出版了《文明與氣候》，創立了人類文化只有在刺激性氣候地區才能發展的假說。1920年，他又出版了《人文地理學原理》一書，進一步強調了地理環境對於經濟與文化的決定作用。
在地理環境決定論產生廣泛影響的同時，法國學者維達爾·白蘭士（Paul Vidal de la Blache，1845~1918）提出了「可能論」又稱「或然論」，反對決定論的觀點。他認為地理環境只為人類社會的發展提供了多種可能性，而人類又根據不同的生活方式作出選擇，並能改變和調節自然現象。他的學生白呂納(J.Brunhes，1869~1930)在1925年出版了《人地學原理》，使這一觀點在歐美產生了較大的影響。
經過激烈的爭論，到了本世紀20年代「或然論」逐漸替代了「地理環境決定論」， 並在西方國家占據了主導地位。
一 問題產生的社會背景
本世紀上半葉的中國，長期戰爭的破壞使得剛剛起步的近代科學更是舉步維艱，因此這一時期人為的、政治的因素對科學發展的影響顯得尤為突出。時局的動盪、民族面臨的存亡危機，加上科學技術的落後使當時中國的知識分子產生了強烈的危機意識。他們試圖通過科學的分析找出中國落後的原因，同時又希望能夠通過科學拯救危難中的中國。
在這種社會背景條件下，許多學者試圖通過東西方地理環境的不同尋找出東西方的本質差異，以探討中國人如何擺脫困境。這種超越學術的研究動機，使得有關「地理與文化」的爭論在本世紀20~30年代顯得格外活躍，並成為眾多近代科學理論探討中最為突出的論題之一。也正是這種原因，使得在西方已經沉沒了的地理環境決定論，在中國卻格外的風行。
從19世紀末開始，達爾文(C.R.Darwin，1809~1882）的進化論在中國產生了深刻的影響。達爾文所指的「進化」本來是由於自然界中的生物與其地理環境之間相互作用中的改變而造成的，但英國哲學家斯賓塞（Herbert Spencer，1820~1903）將本屬於生物界的進化論引入到社會科學中，提出了「社會有機體」學說。嚴復在他的介紹達爾文進化論的譯著《天演論》中，闡述了斯賓塞的觀點，這種觀點迎合了當時中國社會環境的需要。到了本世紀20年代，進化論已為多數中國學者所接受[1]。
在「物競天擇、適者生存」的思想深入人心的社會背景下，盡管進入本世紀20年代以後「地理環境決定論」在西方已被「或然論」所代替，但近代人地關系理論在中國的傳播卻首先始於地理環境決定論，而且還在中國產生了廣泛的影響。它反映出了政治熱情高於科學精神的時代環境的特殊需要。進化論也為本世紀地理環境決定論能在中國找到生存的土壤奠定了思想基礎。
五·四前後有關東西文化問題的論戰也是促成地理學界「地理與文化關系」討論的原因之一。由於五·四前後正值中國歷史的重大變革時期，東西文化的差異問題就成為一個敏感的問題。這場在思想界進行的延續時間長、涉及范圍廣的論戰，也直接影響了地理學界的相關討論。地理學者們試圖通過中西地理環境的差異，尋找中西文化差異的根源。
中國的地理學研究在本世紀也發生了重大的變化。20世紀初，中國近代地理學剛剛起步，地質學、氣象學、土壤學、動植物學、地貌學等分支學科不斷從地理學母體中分化出去，伴隨而來的就是地理學研究的危機感。如何繼續發展地理學？如何使地理學從傳統的描述向近代科學研究方法轉化？在中國地理學的發展還不夠成熟的背景條件下，地理環境決定論成為中國近代地理學發展中的一個生長點。在許多研究領域還是一片空白的情況下，西方人地關系理論的傳入，無疑使中國學者感到了一種「清新的氣息」。
人地關系論題涉及的學科相當廣泛，幾乎涉及到社會科學和自然科學的各個領域。由於人類與自然環境之間的關系歷來是地理學者關注的中心議題之一，所以在中國近代有關「地理與文化」的爭論中，以地理學者們的探討最為深入，並且這種爭論對中國近代地理學發展方向的影響也最為廣泛。
二 近代人地關系論在中國傳播的過程
地理環境決定論是最早為中國學者所了解並被廣泛接受的人地關系理論。1908年商務印書館出版了中國近代地理學的開山之作——張相文的《地文學》。張相文在這部書第五編生物界中，闡述了不同氣候帶人種的優劣：「寒熱帶之人，為天然力所束縛，或昏怠遲緩、或畏瑣困陋，皆不免長為野蠻。亞熱帶則生物以時，得天頗優，常為開化之先導。亞寒帶則生物鮮少，人尚武健。」並認為「今世富強文明諸國，莫非溫帶之民族所創建也」 [i]。張相文是中國近代最早闡述地理環境決定論的學者之一。
張相文的學說是從日文著作中轉介過來的。而且他的環境決定論的觀點，在當時的地理學界並未引起廣泛的注意，也沒有造成「地理與文化」關系的討論。直到20世紀20-30年代大批留學生學成回國後，西方近代地理學理論直接地、全面地傳入中國，才產生了廣泛的「地理與文化」的討論。
1921年《地學雜志》介紹了亨丁頓的的著作，認為「漢丁頓之學說，主以地面上之自然現象與空氣情況解釋人類生活組織之現象，而定人類文明創造與發展之界限，此種學說簡括稱之，即地理的歷史觀」[ii]。1922年《地學雜志》譯載了亨丁頓的《文明與氣候》一書的第一章，《史地學報》譯載了弗爾格里夫(J.Fairgrieve)的「各國歷史所受地理之支配」。這一時期的有關雜志發表了大量的譯文和介紹性文章，評價了地理環境決定論，並認為這種理論「以地理環境判斷全世界古今各國文明之狀況」，是「唯物史觀、地理的歷史觀」[iii]。決定論思想在中國地理學界中產生了廣泛的影響。出現了一批闡述決定論觀點的文章和著作，其中最具代表性、影響最大的是張其昀的《人生地理學》（1926年）和白眉初的《地理哲學》（1933年）。
隨著研究的深入，越來越多的學者認識到了地理環境決定論的缺陷。胡煥庸在留學法國期間，受教於法國現代地理學大師E.德馬東(de Martonne)和J.白呂納(Brunhes)，並受到法國人地學派思想的影響。1928年他回國時，中國近代地理學剛剛起步，在西方已經落後的「地理環境決定論」思想還在中國學術界廣為流傳。他深感中國地理學研究與西方的差距，撰寫了「西洋人地學說晚近之發展」、「白呂納的人生地理學」和「法國研究地理學的近況」等文章，介紹了法國人地學派的「或然論」觀點。1935年白呂納的《人地學原理》中譯本出版，在這部譯著的長篇譯者序言中，系統地介紹了原作者的觀點，從而使「或然論」在中國地理學界產生了較大的影響，並逐步為越來越多的學者所接受。
30年代，馬克斯主義（當時稱為新社會派）的辯證唯物論的人地觀也介紹到了中國。楚曾（楚圖南）在《地學季刊》上發表了「人文地理學的發達及其流派」，最早介紹了馬克斯主義的人地觀，指出「自然環境對於人類的影響，則以在自己的作用之下所發生的經濟關系為媒介而主要地影響於人類」[iv]。強調了自然與社會是勞動過程的兩個方面，而不是嚴格對立的。
三 「地理與文化」討論的興起
西方人地關系理論對中國學者產生了廣泛的影響，學者們紛紛著文闡述對這一問題的認識，掀起了 「地理與文化」問題的大討論。早在1904年（光緒二十九年），張之洞、張百熙、榮慶等人擬定了京師大學堂的《大學堂章程》。《章程》對於各學科講習方法的解釋中，即強調了對於「文化與地理之關系」、「軍政與地理之關系」和「風俗與地理之關系」的講解[v]。
本世紀20~30年代，對「地理與文化」的討論形成了一個高潮，論文數量之多、涉及范圍之廣是中國地理學史上前所未有的。在1933年《地學雜志》發表的169期總目中，特地開辟了「地與文化」一欄，可見此類文章之多以及當時學者對這一問題的重視。《東方雜志》也發表徵文討論地理與文化的關系。據筆者不完全的統計，這一時期專門探討地理環境與文化（或文明）關系的文章有40多篇，它們分別發表在10餘種期刊上，而以《地學雜志》論文最多，影響也最為廣泛。而在地理學的相關文章中闡述了人地關系思想的文章就更多，尤其是在區域研究中，人地關系的研究已成為研究主題之一。因此這一時期包含有地理與文化關系的論文、論著有近百篇。從而使這一論題成為中國近代科學史上的主要論題之一。
在中國近代地理學的發展進程中，地理環境決定論始終也沒有退出歷史的舞台，尤其是在20~30年代，在其它西方人地關系論傳入之前，這種觀點更為盛行。
一些學者首先試圖用中國優越的地理環境來解釋歷史與文化。1914年，王桐齡發表「中國文化之發源地」，分析了世界文明六大發源地的地理環境，認為漢族文化發達是由於「氣候溫暖、土脈肥沃、物產豐饒」[vi]。1924年，他又在《地學雜志》上發表了「陝西在中國史上之位置」，從氣候、土壤、河流、人口等方面的分析，提出「陝西為中國開化最古之地」，「為中國文化發源地」是由於「陝西地理有種種特別優異之點」[vii]。甚至有學者將中國近代列強侵略中國歸咎於中國的地理環境太優越，從而引起了列強的羨慕與嫉妒[viii]，將地理與文化關系的研究引向極端。
近代的中國知識分子已深刻地認識到中國與西方科學技術上的巨大差距，一些學者試圖在地理環境上尋找中國落後的原因。1914年，王桐齡發表「亞洲地理之缺點」，指出「亞洲為自古文明發源地，最古之文明國，皆起於亞洲。然迄今式微已甚。」而「亞洲之歷史所以生此結果者，亦亞洲地理之缺點使之然也」 。作者在分析了地勢、海岸線等特點後指出：「亞洲地理凡可以阻絕交通之條件，無不具備」，而內部資源豐富、交通不暢是人民缺乏交流精神的原因。作者還指出歐洲「交通便利，而天產物缺乏，故歐人多利用交通機關，以求糊口於四方。其所以富於活潑進取之氣象者，職是之由」[ix] 。
還有一些學者試圖證明地理環境對人類的精神和社會制度也有決定的作用。他們認為「地理與文明，如肌膚與精神之關系。充分之精神，必因健全之肌膚而始具。充分之文明，必有健全之地理而始生」[x] 。而「社會制度乃人地相應之結果，歷史乃人類適應自然的及社會的環境之成績之記錄及其說明；……不同的自然環境使人類不同的適應，而產生不同的社會制度」[xi]。他們試圖通過分析中西地理環境的差異，以及世界歷史上的一些社會、文化發展的具體事例來證明他們理論的正確性，並試圖以此歸納出西方文化具有交流精神，而東方文化缺乏交流精神。
持地理環境決定論的學者一方面用中國優越的地理條件解釋古代燦爛的文化，另一方面又以同樣的地理環境解釋近代落後的原因，因此這種解釋不免有牽強附會、自相矛盾之處。當時就有學者指出了這種觀點的危害性。20年代，姚存吾在《地學雜志》上連續發表文章，指出地理環境決定論如果「不糾而正之，將何以勵國人因襲之氣，鼓勇力以貢獻於將來之世界，以圖民族之自存？」他還進一步指出「況此等駭人聽聞言論，只為偶然之感觸，而非根本之觀察，只為一時之現象，而非追往查來之研究」[xii]。並相信「人類能征服自然、利用自然者，其文化必日益進步」[xiii]。
1933年，李長傅上發表「科學的地理學的新轉向」，也批判了決定論的觀點，認為它們「陷於速成推論法，把人與地的中間項的勞動過程漏掉了。其結論是任意規定，雖有時正確，但常常半正確，甚至完全錯誤」[xiv] 。
四 對中國近代地理學的影響
近代中國學者對於「地理與文化」關系的廣泛討論，不但使地理學中人地關系的理論探討更加深入，而且更為重要的是，它影響了中國近代地理學者的研究方向，並且促進了地理學中一些對人類生產和生活關系密切的應用性分支學科的發展。
1 土地利用和農業地理的發展 中國自古以農為主，土地資源是人類賴以生存的重要自然資源之一，也體現了人類與自然界最為緊密的聯系。土地利用是人類生產活動及科學研究和自然環境關系表現得最為具體的景觀。因此通過研究土地利用可以了解人地關系的主要問題。這種思想促成許多地理學家選擇土地利用和農業地理作為他們一生的主導研究方向。
從30年代開始，北京、廣東、浙江、廣西、福建、江西等省先後設立了土壤調查、研究專門機構。通過調查研究，許多學者分析了土壤與氣候、岩石等自然要素的關系，也有學者研究了土壤與人類活動、農業生產與地理環境等的關系，還有學者探討了土地利用與人口分布的關系[xv]。
2 民族與人口地理的研究 中國是一個人口大國，早已有學者從事人口問題的研究。但早期人口研究偏重於人口數字的推求，很少重視地理背景的影響。從30年代開始，胡煥庸發表了一系列研究人口地理的論文，從地理環境和農業生產等方面的影響，分析了中國人口分布的特點和規律。1935年，胡煥庸在《地理學報》上發表了「中國人口之分布」，文中發表了中國第一張人口等值線密度圖。在這篇文章中，他提出了璦琿—騰沖線是中國東南部人口密集區與西北部人口稀疏區的分界線。1936年，胡煥庸又在《地理學報》上發表了「中國之農產區域」，第一次從單位面積的人口容載量與農業生產水平之間的關系進行人口地理的研究。
民族地理的研究也發展起來。張相文的《地文學》中較早地將人種分為直發、拳發和絨發三種。民族的地理分布是民族地理研究的主要內容。張其昀在「中華民族之地理分布」[xvi]一文中，根據地形特點將民族分為四個分布區。而更多的文章是研究不同民族與地理環境之間的關系。
3 應用氣候學和生物氣候學研究 氣候的變化是對人類影響最為顯著的地理因素之一。氣候學在商業、農業、交通、軍事等方面的應用日趨廣泛深入。從30年代起，對於與人類生活關系密切的台風、季風、降雨量、氣壓等氣候要素都有深入的研究，並有大量的論文發表。如竺可楨的「東南季風與中國之雨量」[xvii]，徐近之的「熱帶旋風」[xviii]等文章。此外，與農業生產息息相關的物候和氣候分區的研究也有所發展。
地理學者還開始研究利用適宜的氣候環境治療疾病，從而發展起了生物氣候學。許多學者還對不同地區歷史時期氣候的變遷進行了研究，以求尋找中國氣候的變化規律。例如，竺可楨就根據中國古籍的記載，論述了中國旱澇變化的周期[xix]。
五 幾點啟示
地理學中所強調的人應該是自然的人，但在具體的研究過程中，人是離不開社會背景的。直到今天，地理與人類社會的關系仍然是地理學的基礎理論研究的核心內容之一，而且由於人與環境之間的關系是在不斷變化之中，對這一論題的研究至今也沒有得到徹底解決，但每一次對人地關系認識的深入都有利於以人類和自然界為研究對象的地理學科的發展。中國近代地理學在「地理與文化」的爭論中向前發展，正是給了我們一個很好的啟示。
首先，由於地理學的研究對象中包含了「人」這一因素，使得這一學科較其他學科更易受到社會思潮的影響。前文談到的20世紀20年代，地理環境決定論在西方已經消沉的情況下，在中國還能蓬勃地發展正說明了這一點。我們不能將它簡單地歸因於西方理論在中國傳播的滯後性。前文談到嚴復譯的《天演論》是根據英國學者赫胥黎(T.H.Huxley，1825~1895）在1893年發表的文章編譯的，而嚴復至遲在1895年就開始翻譯了[xx]。本世紀20~30年代，隨著中外學者互訪的增多和留學生現象，已經大大縮短了中西方科學交流的過程，西方出版的一些較有影響的地理學著作，在三、五年內就能見到中文譯本。至於介紹西方地理學理論和研究成果的文章更是廣泛。而且，在本世紀上半葉的這場「地理與文化」的爭論中，環境決定論觀點一直在地理學界佔有一席之地，並沒有因為學科的發展和研究的深入而退出歷史的舞台，直到1948年，還有學者在宣傳亨丁頓的學說，並認為他的研究「獨樹一幟」[xxi]。
其次，必要的理論爭鳴和論證將有助於學科的發展。一方面這種爭鳴促進了理論研究的深入，另一方面也有利於科學理論對學科發展產生深遠的影響。
眾所周知，中國歷史上不乏環境決定論的觀點，如《禮記·王制》中有「廣谷大川異制，民生其間者異俗」。《 管 子 · 水 地 》中有：「齊之水，道躁而復，故其民貪粗而好勇；楚之水，淖弱而清，故其民輕果而賊；越之水，濁重而泊，故其民愚疾而垢；秦之水，泔最而稽，淤滯而雜，故其民貪戾罔而好事；齊晉之水，枯旱而運，淤滯而雜，故其民諂諛葆詐，巧佞而好利；燕之水，萃下而弱，沉滯而雜，故其民愚戇而好貞，輕疾而易死；宋之水，輕動而清，故其民閑易而好正」。 《大戴禮·易本命第八十一》有「堅土之人肥，虛土之人大，……沙土之人細，……，息土之人類，耗土之人丑」。 《周禮·地官大司徒》中有「山林之民毛而方，川澤之民黑而津，丘陵之民專而長。 衍之民 而瘠，原隰之民豐肉而痹」，此外，《呂氏春秋》、《淮南子·墜形訓》等著作中也有類似的觀點。
中國古代的地理環境決定論思想可謂豐富，但它只是少數哲學家談論的話題，並未在學術界引起廣泛爭鳴，因此並未對中國地學的發展產生很大的影響，這從反面證明了科學理論爭鳴對學科發展的重要性。
第三，理論的研究是相輔相成的，「地理與文化」的爭論促進了中國近代地理學理論研究的深入。通過討論，學者們深刻地意識到了傳統地理學的缺陷，認為應當「趕緊拋卻那種好象只有骨肉而無靈魂的地理記載」[xxii]，在討論「地理與文化」關系的同時，對地理學科的對象、性質、范圍和研究方法的探討也逐步展開[xxiii]。而這種理論研究正是近代地理學與古代地理學的重要差異之一。
本世紀「地理與文化」的討論及其對中國近代地學的影響
張九辰
（中國科學院自然科學史研究所，100010）
20世紀中國科學的發展進入了一個全新的歷史階段。新的問題不斷出現、新的學科不斷產生。在眾多的理論問題之中，「地理與文化關系」的討論涉及范圍廣泛、影響深遠，並成為本世紀眾多科學理論探討中最為突出的論題之一。
地理與文化關系的論題，幾乎涉及社會科學和自然科學的各個領域。由於人類與自然環境的關系（人地關系）歷來是地學關注的中心議題之一，所以中國近代「地理與文化」的爭論，以地理學者們的探討最為深入，並且這種爭論對中國近代地學發展方向的影響也最為廣泛。
中國的地學研究在本世紀發生了重大變化，地質學、氣象學、土壤學、地貌學等分支學科不斷從地學母體中分化出去，伴隨而來的就是地學研究的危機感。如何繼續發展地學？如何使地學從傳統的描述向近代科學研究方法轉化？在中國地學發展不夠成熟的背景下，地理環境決定論成為中國近代地理學發展中的一個生長點。
近代地理環境決定論是最早為中國學者所了解並被廣泛接受的人地關系理論。一些學者試圖證明地理環境對人類的精神和社會制度有決定作用。他們試圖通過分析中西地理環境的差異，以及世界歷史上的一些社會、文化發展的具體事例來證明他們理論的正確性，並試圖以此歸納出西方文化具有交流精神，而東方文化缺乏交流精神。他們一方面用優越的地理環境來解釋中國的歷史與文化。另一方面又在同樣的地理環境上尋找中國落後的原因。
地理環境決定論的解釋不免有牽強附會、自相矛盾之處，當時就有學者指出這種觀點「陷於速成推論法」，「其結論是任意規定，雖有時正確，但常常半正確，甚至完全錯誤」。隨著討論的深入，強調人類的選擇能力和強調人與環境相互影響的觀點受到了學者們的重視，並影響了這一論題的發展方向。
近代對於「地理與文化」關系的廣泛討論，不但使地學中人地關系的理論探討更加深入，而且更為重要的是，它影響了中國近代地學的研究內容和發展方向。當時許多地學工作者正是受到了地理環境對人類生存和發展具有決定作用這一思想的影響，才選擇了農業地理學、土壤地理學、人口地理學、氣候學與氣象學等與人類生產和生活關系密切的應用性分支學科作為他們一生的主導研究方向。
地理與人類社會的關系在當代仍然是地學基礎理論研究的核心內容之一，而且由於人與環境關系的不斷變化，對這一論題的研究至今也沒有得到徹底解決，但每一次認識的深入，都有利於以人類和自然界為研究對象的地學的發展，並且這種認識直接影響著地學的研究
② 中國歷史人文地理是什麼
1.歷史記載一系列人類活動進程的歷史事件. 2.人文是先進的價值觀及規范 3.地理是世界或某一地區的自然環境，社會經濟因素總和，所以中國歷史人文地理指的就是發生在中國的以上三點總和
③ 請問如何培養學生的正確的地理觀
首先作為教師要明確什麼是地理觀？簡單的說地理觀又分為大地理觀和「小」地理觀。
舉例說：麥金德的「陸心說」在地緣政治學的理論進展。就是大的歷史觀是與全球宏觀的地理觀（大地理觀）相結合形成的時空全球戰略。這種地緣政治上的全球時空思想是麥金德的偉大貢獻。
大地理觀除了在時空領域的時空性，還包括了知識或學科領域的廣泛性。強調辨證統一，系統綜合，但又能要主次（因果）分明等。
中學階段對學生的培養要二者兼顧。一方面通過地圖、實踐觀察、地理要素的分析等手段培養學生對地理現象、地理規律的認識，確立正確的資源觀、人口觀、環境觀、發展觀的有關人地關系的一些地理觀。另一方面，也要注意培養學生宏觀系統辨證的提出問題、分析問題並進而（提出）解決問題（思路），關注自然，關心社會，都可以說是大地理觀所要培養的。
最後，肯定樓上所說。地圖和生活是必不可少的途徑。
④ 誰能解釋一下歷史地理學是研究什麼的是側重歷史還是側重地理
分類: 社會/文化 >> 民族
解析:
什麼是歷史地理學？它究竟講些什麼東西？有人認為是歷史加地理，這當然不正確。實際上，歷史地理是一門研究歷史時期地理環境（包括自然和人文）的變遷及其規律的學科。它研究的對象和現代地理學沒什麼兩樣，只是個別要素因材料短缺而無法研究。兩者的區別主要是時間不同，現代地理學是研究現在的環境變化，而歷史地理學是研究歷史時期的。
那麼，歷史時期怎樣劃分？我們認為，歷史學是講人類活動的，歷史地理的歷史時期也就是歷史上人類對地理環境有所影響開始。人類對自然環境發生最大影響是從人類有了農業開始，過於原始的人對地理環境幾乎沒有影響或影響甚微。關於農業起源於何時，至今仍有不少爭論，但在新石器時代，農業發展確實達到了一定的程度。餘姚河姆渡遺址發現了稻穀遺存，據考證是人種的而非野生，這顯然已不是原始農業，因此，歷史時期的上限基本是在一萬年前。下限很難定，大致是以地理環境變化到與現在現狀完全相同為止，之後，便是現代地理學的任務而非歷史地理學范疇。
歷史地理學與現代地理學一樣，分自然地理和人文地理兩大分支。自然地理主要是研究自然環境如河流、湖泊、沙漠等等，人文地理主要是研究如人口、經濟、城市、風俗、文化等，前者屬自然科學，後者屬社會科學。中國傳統歷史上有沿革地理學，已有二千多年歷史了。
⑤ 什麼是歷史地理
就學科的性質而言，歷史地理學並不屬於歷史學，而是地理學的一個分文。但是中國歷史地理卻一直是中國歷史研究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並且它的研究成果始終是其他各個分支所不可或缺的。這一方而是由於這門學科的特殊性，因為盡管它的研究對象是地理現象，卻都是發生在過去的，所以離不開歷史文獻資料和對歷史本身的認識。
實際上，歷史地理是一門研究歷史時期地理環境（包括自然和人文）的變遷及其規律的學科。它研究的對象和現代地理學沒什麼兩樣，只是個別要素因材料短缺而無法研究。兩者的區別主要是時間不同，現代地理學是研究現在的環境變化，而歷史地理學是研究歷史時期的。
歷史地理學與現代地理學一樣，分自然地理和人文地理兩大分支。自然地理主要是研究自然環境如河流、湖泊、沙漠等等，人文地理主要是研究如人口、經濟、城市、風俗、文化等，前者屬自然科學，後者屬社會科學。中國傳統歷史上有沿革地理學，已有二千多年歷史了。沿革地理研究的范圍比較狹窄，基本上分兩部分內容，一是地名建置沿革，即這個地名最初叫什麼名宇，後來叫什麼名字，它原在哪，後移到哪，這個朝代屬哪個府哪個州，以後又有什麼變化等等。二是河流的沿革，這是為什麼？這是因為我們中國河流變化太大，如黃河改道過好多次。但過去沿革地理，只研究變化過程，不太研究變化的規律，就事論事。沿革地理學的產生就是為歷史學服務的，是早期歷史學的一個分支，搞的人往往是歷史學家，如杜預注《左傳》，胡三省注《通鑒》，宋朝王應麟寫了一本《通鑒地理通釋》，目的就是專為研究歷史的人搞的，這是過去的風氣，一直到清朝。清朝出現了著名的乾嘉考據學派，主要是考經學，輿地學也是當時最重要的學問之一，搞的人大多是歷史學家，當時也出現了一批考據地理沿革的大家，如錢大聽、楊守敬等。這一情況到清末未有本質變化。
⑥ 什麼是地理地理是什麼
我對地理的一些思考
1、地理是一種理念，了解地球與地球和諧共存的理念。地球孕育了無數的生命，也孕育了我們人類，她是我們的母親，也是我們賴以生存的星球，了解它可以讓我們更好的與它和諧共存，讓我們與地球和諧共存，能夠讓我們未來變得更加美好舉陸。在這個理念中，我們可以明白我們人類雖然很偉大，創造出了璀璨的科技文明，但是我們也十分的弱小，面對殘酷的宇宙環境，我們只能夠在地球這個溫室之中，做溫室里的花朵， 如果我們無法保護好地球這一個溫室，那麼我們將無家可歸，難以生存。
2、地理是一個世界，一個充滿著無窮奧妙的世界。在這個世界中，我們可以了解我們的地球到底是多麼的美麗，穿越時空看到我們地球那滄海桑田。
3、地理是一個工具，一個幫助我們認識地球，在地球上更好生存的工具。人類的生存與生活離不開整個自然環境，而地理是我們人類主要研究自然環境的學科，更加了解自然環境，我們才能夠更加清晰的森坦明白環境的好壞決定了我們人類的健康，現在的環境也影響了我們人類的經濟發展。首先是環境的好壞上，青山綠水中的人類自然健康長壽，霧霾遍布不光令人難受也會傷害人類的身體健康，讓人產生一些嚴重的疾病。其次就是環境的地形上，如果是平原，那麼肯定較為容易發展成大城市，經濟突飛猛進；如果是崇山峻嶺，那麼交通建設困難，經濟自然也難以得到發展。值得一提的是，如果發現了某種珍貴的礦藏，那麼附近的人或者找到的人就可以通過這個礦藏獲得大量的金錢改善自身的生活。地理是個十分好的工具，能夠讓我們更好的在這個地球上生存下去，但是請注意我們人類與環境息息相關，不要肆意的破壞環境，否則吃虧的終究是我們。
地理是一門偉大的學科，它擁有著無與倫比的力量，學好它可以讓我們受益正春頃終身，至於怎樣才算學好了它，以後再細說。當然它也僅僅只是地球的一些道理罷了，並不能囊括地球所有的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