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的下列哪個地理位置考古工作

1. 考古發掘的考古發掘

歐洲從19世紀後期開始，隨著考古發掘方法的改進，考古發掘管理日益引起人們的重視。很多考古學者明確了發掘的目的不在於挖寶，而在於重視人類以往的歷史。在發掘中，除採集全部遺物並注意地層關系外，還開始做好各種記錄、整理資料和及時發表發掘報告等工作；同時，還要制定一系列考古發掘法規，使考古發掘管理工作日益完善。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後，很多中、小國家，尤其是那些文明古老的國家，為了保護自己的民族文化不受掠奪，制定法律，建立機構，對考古發掘實行統一的管理。在考古發掘管理上，很多國家都有一條共同的規定，即考古發掘都必須經中央政府的主管機構同意或批准，並接受其監督。
19世紀末至20世紀初，英、法、德、俄、日帝國主義國家的探險隊在中國的西北和東北地區進行了掠奪性的考古挖掘，使中國大量珍貴文物流失國外。中國的考古發掘工作開始於20世紀20年代,考古發掘管理工作,也產生於這個時期。1928年，南京國民政府設立中央古物保管委員會，下設審核科，管理考古發掘。1930年國民政府公布的《古物保存法》以及1935年國民政府行政院公布的《採掘古物規則》，都對考古發掘的審批等作了規定。但是這些規定在當時並沒有得到認真執行。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後，在文化部設立了文物局，管理全國考古發掘工作。1950年 5月，政務院頒發了《古文化遺址及古墓葬之調查發掘暫行辦法》，規定：任何團體或個人，「在未得中央人民政府文化部批准前，不得擅自進行發掘」。同時對發掘申請、發掘工作和出土文物的保管等也作了相應的規定，把考古調查發掘的工作置於法令監督之下。1961年3月4日，國務院頒布了《文物保護管理暫行條例》，對考古發掘作了相應的規定。1964年 8月29日，國務院批准《古遺址、古墓葬調查、發掘暫行管理辦法》,對考古發掘的方針、要求以及申請、審批、出土文物的處理等，作了較全面的規定。1982年11月，《中華人民共和國文物保護法》頒布實施，為考古發掘管理工作提供了法律依據。1983年，文化部頒發了《中華人民共和國考古發掘申請書》、《中華人民共和國考古發掘證照》；1984年，又頒發了《田野考古工作規程(試行)》。1989年，國務院頒布了《中華人民共和國水下文物保護管理條例》。同年，國家文物局對考古發掘的團體單位和考古發掘項目、個人領隊的資格進行了審定。這些規定和措施把考古發掘的管理建立在法律和科學的基礎之上。 中國考古發掘管理的特點 中國歷史悠久，埋藏在地下的文物非常豐富。地下文物的發掘既是一項科學研究工作，又是文物保護的一種手段，同時涉及到基本建設的選廠選線以及城市建設和農業建設。因此，考古發掘管理具有三個方面的特點：①必須把是否有利於文物保護作為根本的立足點。考古發掘發現的遺跡和出土的遺物是不能再生產的，一旦破壞就無法補救，這些遺跡和遺物能否得到有效的保護，是考古發掘管理應首先考慮的。對於發掘後文物難以保護的，又不是因基本建設工程急需的古遺址和古墓葬，尤其是那些大型的宮殿基址和大、中型古墓葬，都不要進行發掘，應加強勘察工作，確保重點區域不受破壞。因此，考古發掘管理有很強的政策性。②要把配合以經濟建設為主的考古發掘作為長期的戰略方針。在社會主義經濟建設中隨時隨地都有文物發現，40年來很多重要文物都是在配合經濟建設中發現的。所以必須貫徹既對基本建設有利，又對文物保護有利的方針，做好文物普查和專題調查，確定發掘重點,嚴格控制發掘項目,這樣才能變被動為主動。古代的很多文物對於沙漠化的變遷、陸地的形成、江河水文的變化、地震預報和海上交通的研究等有密切關聯，對國民經濟有直接作用，在配合經濟建設進行考古發掘中，應給予足夠的重視。因此，考古發掘管理具有明顯的廣泛性和現實性。③有助於學科的發展和提高。要把保證考古發掘的科學水平作為考古發掘應有的課題，保證重點，目的性要明確，反對單純「挖寶」思想。考古發掘又是獲取科學資料的重要手段，對一個遺存的發掘，只能是一次性的,不能重復進行。因此,發掘必須盡可能客觀地、完整地、系統地揭示歷史的本來面貌，保證它的科學性，反對草率從事的工作作風。考古發掘從項目的確定、人員配備、經費預算直到資料的整理和報告的編寫發表，是一個復雜的過程，要求有明確的目的性、嚴密的計劃以及完善的組織工作和實施方案。考古發掘項目強調領隊負責,領隊對該項目的科學性負主要責任。考古發掘所獲資料均歸國家所有,私人不得占據。考古專業人員有及時、准確、全面發表所獲科學資料的義務。因此，考古發掘管理本身要求它應該有較高的科學性。

2. 中國考古第一個在哪

中國考古第一個在河南省三門峽市澠池縣仰韶村。

仰韶文化是黃河中游地區重要的新石器時代文化，於1921年在河南省三門峽市澠池縣仰韶村被發現。該文化與華夏族（漢族前身）有關，是華夏文明的重要源頭。

它的分布在整個黃河中游從今天的甘肅省到河南省之間。今天在中國已發現五千多處仰韶文化遺址，其中陝西省為最多，達2040處，占總量40%，是仰韶文化的中心。其它依次是甘肅1040處，山西1000處，河南1000處。

仰韶文化是距今約5000～7000年中國新石器時代的一種文化。1921年首次在河南省三門峽市澠池縣仰韶村發現。主要分布於黃河中下游一帶，以河南西部、陝西渭河流域和山西西南的狹長地帶為中心，東至河北中部，南達漢水中上游，西及甘肅洮河流域，北抵內蒙古河套地區。

已發掘出近百處文化遺址，出土文物均反映出較同一的文化特徵。生產工具以較發達的磨製石器為主，常見的有刀、斧、錛、鑿、箭頭、紡織用的石紡輪等。

3. 在學習考古知識的時候免不了接觸各種地理位置。例如各地區發現的墓葬，遺址等，很多都是某某省某某縣。或者

考古學中的空間觀點

古代人類所存在的自然環境即為當時的現實空間，經由生態環境變化及人為方式的環境改變，其生存空間已經不是簡單的空間結構。考古學主要目的是在於根據古代人類的遺物和遺跡，來建立古代文化的年代、復原古代人類的生活方式及其背景，解釋與補齊文化發展的歷程。這些用來研究的遺物和遺跡，大都是被埋在地下成為遺址，必須通過有系統的調查和發掘方法，並配合多學科的理論、方法和技術，讓這些經過長時間被遺忘的人類智慧，能加以揭露與拼湊出較接近完整的真實面貌。

何謂空間？

空間的定義在各個學科領域的詮釋都會有所不同。法國地理學家J.Gottman認為地理空間的范圍應包括人類為了生存所利用的空間，即人類可達到的空間。空間組織是一個龐大且復雜的概念體系，包含空間結構（spatialstructure）與空間過程（spatialprocess）。

空間結構可分為兩大類型結構：一為水平空間，另一為垂直空間。空間結構會隨政治、經濟、交通、科技及自然環境有所改變。空間結構乃由過去及現在的人、物之交流而生成的，並不停的在變動，由此反映出人類的決策，無論是個人或群體的，強迫還是自願的，意識還是無意識的狀態下所營造出來的空間。簡單來說，考古發掘的地層疊壓關系，自上至下就是垂直空間，有時間早晚的層遞從屬關系。從同一地層面的情形來看，就是水平空間，可了解空間分布、類型及彼此間的關系等等。另外，DavidHarvey提供空間結構中三種關系，一種為系列關系（seriesrelation），即A型演變至A1型的關系；第二種為平行關系（parallelrelation），即A型同時發展至A1、A2型的關系；第三種為回饋關系（feedbackrelation），即A型發展過程中的循環關系（如圖）。這好比是考古類型學的器物演變關系的情形，對此我們可以從空間結構的研究中，能夠對考古學的器物類型研究更清楚了解與掌握其基本原則。

DavidHarvey的空間結構三種關系示意圖

空間結構並非只是單純靜止的一個空間組織，透過組織間的活動與進行，產生空間過程。空間過程以移動（movement）及流動（flow）方式負責及運作起組織的各種任務及目的，使人類居住的空間有聯絡性，使人與人、人與團體、團體與團體間，能不斷發生接觸，並發揮各自的影響。其中交通動線把人與人、聚落與聚落，或是城市與城市等空間組織架構起來，成為統一健全的溝通傳播體系。在聚落考古學、考古文化或是產業考古（如陶瓷窯業、絲織行業、鑄造業等等）中，都能從空間過程之移動及流動的情形，來加以研究及了解其背景與彼此間的關系。空間分布（spatialdistribution），即是一個既定地區內的一切區位類型，表示每一特殊事物或是一些不同特徵的相互關系。這些空間分布集結不同的空間組織，經嚴密的界定與分類，賦予特殊含意的地區，將其擴大成為所謂的區域（region）概念。蘇秉琦先生所提出的「區系類型」方法論，即與地理學的空間、區域概念是有著異曲同工之處。

考古學的空間概念

「空間固然是社會的建構，但社會也是空間的建構。」（Cregory，l970）

人及由人類活動和事物所組成的社會群體與環境，不可或缺的成為一個整體空間關系。我們可以從四個問題來建立：（1）自然空間是如何建構起來的？（2）人類是如何經由空間而聯系起來的？（3）人是如何在空間內組織其社會的？（4）空間概念及其利用是如何改變的。誠如艾森施塔特（1949）認為：「每一種社會結構都分別側重於時間和空間的不同方面（或點），……社會活動的空間和時間趨向，它們確定的秩序和延續，都集中到一定的社會結構的最終價值上。」換句話說，史前的社會空間在結構上，我們能透過考古學與地理學方法來重建或拼湊出材料的價值。考古學（家）注意到空間概念等問題，是在考古學較晚期才發展起來的。1904年中亞的安諾（Anau）遺址即是採用大型探坑的發掘方法，對每一件發現的遺物都標示地層中的縱橫位置，清楚明白發現物的分布位置，在整理與繪圖後，這些資料成為分析遺址內發現物分布的各種關系之重要證據與訊息。考古發掘工作為了更詳細深入地了解遺址，要用科學方法來揭示遺跡和遺物的面貌，基本上大多是運用地層學與類型學作為考古學研究的基本方法與手段。

戈登·威利（GordonR．Willey）在《秘魯維魯河谷史前聚落形態》（，Peru，1953）中描述秘魯維魯河谷中史前遺址在數千年中的形式和分布上的變遷，並將這些變遷與社會文化及歷史發展等因素相聯結。主要觀點是聚落形態反映自然環境、建築者的工藝技術，以及文化所維持的社會互動和控制的機構。此後，有關聚落形態的研究，即逐漸受到考古學家的重視，而在考古學的研究中出現了許多有關聚落形態的研究。聚落考古的研究可以借自文化地理學中的空間分析（spatialanalysis）方法，作為重建和解釋古代社會的工具。其基本論點是聚落的位置取決於兩個基本需求，其一是最大資源的獲取，其二是地點間最小能量消耗的移動，所以任何聚落形態應該是這兩個要素交互連作的結果。基於此一觀點所發展出來的解釋模型，如「中地理論模型（central-placemodels）」或「階級大小分析（rank-sizeanalysis）」。不過，由於這一分析著重於比較抽象的空間關系，而且其所使用的解釋模型，是對西方經濟結構所作觀察的結果，所以也招致了許多質疑和批評。

考古學家要如何重建史前社會的社會組織？

科林·倫福儒（ColinRenfrew）在其《社會考古學方法》（ApproachestoSocialArchaeology，1984）著作中藉由人文地理學家的見解，透過空間組織的概念作為研究史前社會的多種可能性的考古學方法。正如他所說的，「人類社會的發展可以有利的被認為是一種空間的象徵。」因此，考古學家除了考慮「文化（Culture）」想法與「人類（People）」社會的基礎探討外，更應該利用這些論點結合考古材料的分析研究，對於過去思索的類別上能有更高的研究視野。另外，戈登·柴爾德（GordonChilde，1929）在介紹文化的概念時，其本質就像是時空擴散的理論一般。他說：「我們發現遺留下來確定的形式—盆、壺之類，工具，裝飾，埋藏地點，房屋形式—時常地一起出現的。如一個有規律性的關聯之復雜特性，像我們將必須把其命名為「文化群體」或是「文化」。我們採取一個如此的復合物是我們今天對於物質表現所被賦於人類的，同樣的復合物也可能被毫不起眼且易疏忽的蠻荒（化外之地）中讓我們給發現到的。在這些案例中，全部具體的移轉成一個完整的文化，由一地到另一地的情形。我們認為自己採用「人的移動」的說法是有理的」。也就是說，人類移動的距離產生空間關系，點與點之間形成的線路，再拓展成區域面的概念，也就更能說明空間的論點。

人種學家大衛·克拉克（DavidClarke，1968）認為：考古學文化集合並不是在時空擴散中，是同一個部落群體、語言或次種族以及這些設下他們自己的不同邊界。不過，考古學文化大部分已經擁有人工製品與同種部落組織、語言系統及血緣人口。考古學文化地圖是一個真實存在的、顯示真實內部關聯性的實體，這實體是不能將其看待成較少真實或重要的，並非等同於歷史的、政治的、語言的或種族的實體。考古實物所反映的事實就像那些被傳統的分類原則所認定的一樣重要，這些實物在整個環境中是同樣地真實的、任意的及簡單的不同。

小 結

空間觀念從二十世紀初期出現於考古學的研究以來，至今還不到一個世紀，而且發展也是相當緩慢的。也正因為其發展的晚近和緩慢，目前有關空間研究分析的一些概念和方法，大都是借自其他的學科，如生態學、民族學和地理學等。此外，由於空間對於考古學研究的最重要的意義是在於考古發現的分布與模式可以反映古代的社會和文化，因此，空間經常是被作為一種研究的手段（如各種型式的聚落形態研究），而不是被當作研究的目的。考古學家在探討空間的時侯，基本上都是從生態的、經濟的或功能的等實際的觀點來加以思考。但是，從最近的若干民族考古學研究顯示，人類所使用的空間，除了與人類文化中的一些較為實際的層面相關聯之外，有時（如某些城市的形式和布局）也是理念或象徵的一種表現。

（作者單位：南京大學歷史系）

4. 中國考古第一個以遺址是哪裡哪

仰韶文化。

仰韶文化，是指黃河中游地區一種重要的新石器時代彩陶文化，其持續時間大約在公元前5000年至前3000年（即距今約7000年至5000年，持續時長2000年左右），分布在整個黃河中游從今天的甘肅省到河南省之間。

因1921年首次在河南省三門峽市澠池縣仰韶村發現，故按照考古慣例，將此文化稱之為仰韶文化。其以渭、汾、洛諸黃河支流匯集的關中豫西晉南為中心，北到長城沿線及河套地區，南達鄂西北，東至豫東一帶，西到甘、青接壤地帶。

5. 中國的哪個地理位置考古工作最多

不光文物修復保護的人才缺乏,一線考古人員同樣緊缺。省內一位知名考古專家說,近些年,山東重大考古發現不斷,成果豐碩。目前已經連續4年獲得年度「全國十大考古新發現」,兩次獲得「全國考古六大發現」,高青縣陳庄西周古城遺址、壽光雙王城水庫鹽業考古發掘獲得全國野外考古二等獎。但是,我省考古力量很弱,全省考古力量甚至趕不上河南鄭州一個市,趕不上洛陽一個工作隊。2012年,山東省文物考古所勘探面積約600萬平方米,實際考古發掘約5萬平方米,而全所有編制的在職工作人員僅30多人,均攤到每個人頭上工作強度非常大。
「目前文物保護最大的難題就是人才不足。」省文物局副局長孫世勤在會上提出,為彌補專業人才的不足,呼籲已經離退休的文博工作老專家、老技工,重新回到工作崗位,發揮余熱,培養年輕的考古工作者盡快成長。省外有資質的機構可在我省進行考古發掘。

6. 著名的考古地殷虛位於哪裡

河南省安陽市。
安陽，古稱殷、鄴、相州、彰德府，是河南省地級市，位於河南省最北部，地處豫、晉、冀三省交界處，西倚太行山，東連濮陽，北扼邯鄲，南依鶴壁、新鄉。
安陽是國家歷史文化名城、中國八大古都之一、中國十大最古老城市， 先後有商朝、曹魏、後趙、冉魏、前燕、東魏、北齊等七朝在此建都，有「七朝古都」之稱， 安陽殷墟是中國目前為止第一個有文獻可考、並為考古學和甲骨文所證實的都城遺址。安陽是甲骨文發現地，周易發源地，有殷墟和中國大運河（永濟渠）兩處世界文化遺產。

7. 中國考古文明聖地在什麼地方

城子崖遺址，位於濟南市章丘龍山鎮龍山村東北，巨野河東岸、膠濟鐵路的北側。因1930年首先在這里發現了著名的龍山文化，發掘工作對中國史前考古與古史研究產生了深遠影響，享有中國考古聖地之譽，聞名遐邇。1961年，國務院公布為第一批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

20世紀二三十年代，中國考古學正處於草創期。1921年秋，瑞典人安特生在豫西澠池縣仰韶村進行發掘，首先在中國發現了新石器文化仰韶文化，標志中國近代考古學的誕生。在1928年以前，中國的考古工作基本上是由外國人進行或者是由外國人倡導的。當時也沒有國家學術機構和國家考古機構。1928年6月，國立中央研究院成立，院長是蔡元培，中國有了最高學術機構。同年10月，歷史語言研究所經過大半年的籌備也宣告成立，傅斯年任所長。史語所初設歷史、語言、考古三個組，分別由陳寅恪、趙元任、李濟任主任。1934年又增設第四組——人類學組。史語所的成立，有了國家考古機構。並立即在河南安陽殷墟建立長期發掘的基地。從1928年10月開始，到1937年抗戰爆發止，史語所在殷墟共進行了315次發掘。就在史語所成立前夕，吳金鼎發現了城子崖遺址。

城子崖遺址的發現與發掘

吳金鼎，山東安丘人，1901年出生，齊魯大學畢業，畢業後留校工作，1927年考入北京清華大學國學研究院學習，師從李濟。1928年4月，吳金鼎作為國立清華大學國學研究院的研究生，來山東調查平陵故城，住在濟南齊魯大學。他先抵龍山鎮，在自龍山鎮東去平陵城途中，發現了城子崖遺址。翌年7月至10月，吳金鼎對城子崖及周圍地區共進行了四次調查，先後在城子崖採集到陶片、骨笄和磨光石斧，陶片中有磨光黑陶片，他稱作「油光黑陶片」，以前沒有見過，他認為是處重要的新石器文化遺址。

1930年，蔣、閻、馮中原大戰爆發，殷墟的發掘無法進行，發掘工作就轉向了山東。經過一番深思熟慮，決定先對城子崖遺址進行發掘。

1930年秋，中研院和山東國民政府共同組成山東古跡研究會，由中研院史語所所長傅斯年任主任委員，史語所考古組主任李濟任田野工作主任，省方委員王獻唐任秘書。同年11月進行了發掘，翌年10月再次發掘，歷時共51天，共開探溝約90條，合計發掘面積1900餘平方米。中間梁思永由美國回國，參加了1931年的發掘，在發掘中初步運用了考古地層學原理，在中國考古學上最早繪制了地層圖。

求仁得仁，城子崖發掘果然發現了和彩陶文化截然不同的黑陶文化，不久即以其所在地龍山鎮命名為龍山文化。一些跡象表明，它代表著一種文化體系，有些器物如卜骨、版築夯土等，可以和殷墟文化作比較。這使他們感到，在東方春秋戰國時期的齊、魯地區，發展著構成中國最早期歷史文化的「最要緊的成分」。他們認為，如果能查明城子崖黑陶文化的發展脈絡和范圍，「中國黎明期的歷史就可解決一半了」。至今來看這些說法，竟也未離大譜。

城子崖發掘，是中國國家學術機構、中國考古學者首次對史前遺址進行有計劃、有目的的大規模發掘，也是中國考古學最早的比較科學的發掘，發掘後期運用了考古地層學原理，區分了不同的土色土質，繪制了地層圖；把該遺址的文化堆積區分為黑陶文化和灰陶文化兩期；發現了黑陶文化期和灰陶文化期兩座城址；發現了黑陶文化和灰陶文化的卜骨；1934年出版了中國考古學的第一部田野考古專刊《城子崖——山東省歷城縣龍山鎮新石器時代遺址》。總之，城子崖發掘為中國史前考古的發展鋪墊了重要的基石，動搖了中國文化西來說，城子崖遺址因此獲得「中國考古聖地」的殊榮。

城子崖考古的新突破

但是，城子崖發掘畢竟是在中國考古學幼年時期的一次發掘，這次發掘距考古學的誕生只有10年，當時的考古學水平尤其是田野考古學水平還很低，認「土」、識別遺跡、分析釋讀地層現象的技能還很薄弱。而作為考古發掘基礎的方法論考古地層學，僅僅在這次發掘的後段開始對其原理有所運用，遠未成熟，城子崖發掘不可避免地存在某些問題。所以人們懷疑城子崖黑陶文化城未必是龍山文化城，謹慎的考古學者都避而不談，成為考古學的一大懸案。

1980年春，我主持山東省博物館考古部工作，館長任迪善提出舉辦城子崖發掘50周年紀念活動，但當時沒有籌備。1989年，城子崖發掘即將迎來60周年，將滿一甲子，這時我已擔任山東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所長多年，深感有責任在我們民族傳統上的吉祥日期召開一次學術討論會，以紀念城子崖發掘和龍山文化發現60周年。也正是我們對城子崖進行的再次發掘，解釋了考古學界一直避而不談的疑問。

1991年，城子崖考古新成果榮獲1990年度和「七五」雙十大考古發現。1994年，城子崖探掘獲國家文物局首屆優秀田野考古獎二等獎（一等獎空缺）。

1991年金秋，我們在泉城濟南召開了紀念城子崖遺址發掘60周年國際學術討論會，宿白、石興邦、徐萃芳、嚴文明、黃景略、黃盛璋、管東貴、秋山進午等中國內地和香港以及日本、美國的著名考古學家和專家學者70餘人歡聚一堂，緬懷中國第一代考古學家的艱苦創業和功績，回顧總結龍山文化研究的發展歷程與成就，考察了城子崖遺址、考古現場、考古標本及臨淄考古中心與齊故城遺址，圍繞城子崖考古新成果、山東史前考古、全國龍山時代與中國文明起源等課題，各抒己見，熱烈爭鳴，收到了交流學術、促進學術研究的良好效果。這是山東文物考古界的首次國際學術討論會，也是全國考古界的一次盛會。紀念會後出版的文集，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龍山文化發現後半個多世紀以來工作進展的廣度、深度，所取得的巨大成績和達到的研究水平。

東夷古國的中心與古濟南

以章丘市中西部為中心的地區，是目前所知山東最早的穩定的古文化中心，自距今8500年以來，西河類型文化、北辛文化、大汶口文化、龍山文化、岳石文化、商周時代文化連綿不絕，有一部漫長的古文化、古城、古國發展史，是山東新石器時代中期（約開始於距今9000年）以來歷史的縮影。這里在經歷了母系、父系氏族社會發展階段後，在跨入距今6200年開始的大汶口文化時期進入部落社會，生息著一個大汶口文化部落。目前已發現這個部落的十四五處遺址（聚落），部落的中心是焦家聚落，面積達四五十萬平方米，位於城子崖以北5公里。

目前還不知道焦家遺址是否是座大汶口文化城，有點線索，但沒有證實。中國城的產生是相當早的，有些大汶口文化的中心聚落應當存在城。目前也不知道焦家部落在大汶口文化晚期是否已發展成國家。

但是，到了龍山文化時期這里肯定已是個國家。這時期，這里的龍山文化遺址（聚落）猛增至40餘處，分布范圍約達1000平方公里，是個中等偏大的龍山文化聚落群，群內聚落規模已經分化成不同層級。龍山文化是東夷族團文化發展的一個高峰期，城子崖龍山文化古國自然是個東夷古國。因為城子崖龍山城可能直接發展為岳石文化城，岳石文化是晚於龍山文化階段的東夷文化，城子崖龍山文化古國很可能延續到岳石文化時期。這地區的岳石文化大約從夏代早期延到商代中期。

濟南地區有一部近5000年的文明史

周代這里有個譚國。譚國不是周王新封的國家，可能由商代延續下來。《詩經》的名篇《大東》就是譚國大夫所作，發泄對中央王朝橫征暴取、不勞而獲的不滿，春秋中期為齊桓公所滅。城子崖上層的春秋城是否曾是譚國都城，目前還不能確切回答。周代的譚國和城子崖龍山文化、岳石文化時期的東夷古國有無直接或者間接聯系，同樣還不能明確回答。但提出了山東古史研究的一個重要課題，很值得深思。目前大體上可以說自龍山文化以來，濟南東部地區的國家連綿不斷，濟南地區有一部近5000年的文明史。

通過前面的介紹，也說明了先秦時期的濟南地區，歷史發展的重心始終穩定在東部章丘市的中西部地區。朝代更替，秦漢繼興，濟南地區的歷史重心卻在原地延續，沒有變遷，平陵城仍是濟南地區最突出的政治、經濟、文化中心。濟南一名也由此開始。東漢末年，曹操曾任濟南國相，因以青州兵而發家。西晉永嘉五年（公元311年），濟南郡冶西遷歷城縣，據認為就在今濟南老城，直至明清。濟南地區的主要中心，歷經滄桑，演變軌跡清晰，所以不僅城子崖龍山、岳石文化城是4500年到3000多年前的古濟南，就是焦家中心聚落也可以說是5000年前後的古濟南。這都是從一個地區主要政治、經濟、文化中心變遷過程的角度來說的，自然不應當說是危言聳聽，欺世之談。

8. 中國考古學文化的六大區系

1981年，蘇秉琦發表《關於考古學文化的區系類型問題》，率先提出中國考古學的區系類型學說。他把考古學文化分成三個層面來理解，即區（塊塊）、系（條條）、類型（分支）。

他把中國大地上的史前文化劃分為六大區系：

（1）、以長城地帶為重心的北方地區；（2）、以晉陝豫三省接鄰地區為中心的中原地區；（3）、以洞庭湖及其鄰境地區為中心的長江中游地區；（4）、以山東及其鄰境為中心的黃河下游地區；（5）、以江浙（太湖流域）及其鄰境地區為中心的長江下游地區；（6）、以鄱陽湖——珠江三角洲一線為主軸的南方地區。以此確立了中國史前文化發展演進大致的時空框架。

六大區並不是簡單的地理劃分，主要著眼於其間各有自己的文化淵源、特徵和發展道路。且各類型之間存在著發展的不平衡性。

9. 中國最長時間的考古遺址是在哪裡

中國最長時間的考古遺址是在殷墟。殷墟發掘,是中國考古事業中規模最大、持續時間最長的考古發掘。

殷墟是中國商朝晚期都城遺址，古稱「北蒙」，甲骨卜辭中又稱為「商邑」、「大邑商」，是中國歷史上第一個有文獻可考、並為考古學和甲骨文所證實的都城遺址，位於河南安陽市西北殷都區小屯村周圍，由殷墟王陵遺址、殷墟宮殿宗廟遺址、洹北商城遺址等構成。自1928年科學發掘以來，殷墟出土了大量都城建築遺址和以甲骨文、青銅器為代表的豐富的文化遺存，系統展現了中國商代晚期輝煌燦爛的青銅文明，確立了殷商社會作為信史的科學地位。被評為20世紀中國「100項重大考古發現」之首、國家AAAAA級景區。2006年被聯合國科教文組織列為世界文化遺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