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什麼地理學沒產生在中國

『壹』 中國古代地理學

中國最早的地理著作是戰國時代的《尚書·禹貢》和《管子·地員》。《尚書·禹貢》按地理特徵將古代中國版圖分為九州，並概要記載各地自然條件、經濟活動和物產交通，堪稱世界上第一部綜合地理作品。《管子·地員》探索了中國土地的分類和山地植物的垂直帶譜，是世界上最早對土地進行系統分類的作品。

在公元四世紀到公元十四世紀的中古時期，中國的地理知識和思想有長足的進步。這時候中國在方誌、沿革地理、域外地理、自然地理和地圖等方面都有很大的成就。如法顯的《法顯傳》、玄奘的《大唐西域記》，至今仍是研究中亞、印度歷史地理的重要文獻；酈道元的《水經注》至今仍為考證中國水資源和水環境演變的要著；沈括的《夢溪筆談》一書提出了河流的侵蝕、搬運和堆積作用，並用以解釋華北平原形成的原因，較西方類似的見地早四個世紀。

公元十五世紀到公元十八世紀的近古時期有兩件重大的地理事件，就是中國的鄭和「七下西洋」和西方的地理大發現。雖然，鄭和下西洋的時間比哥倫布開始的地理大發現早半個多世紀，船隊的規模、航海的技術也遠勝於哥倫布，然而其社會意義和對地理學的影響則遠不及地理大發現。

中國明末出現資本主義萌芽後，也在同期進行了實地考察和理論探索工作，如徐霞客的《徐霞客游記》中已有不少成因方面的論述。但中國古代地理著述多描述性記載，缺少對地球表面整體規律的研究，這也是近代中國地理學落後的原因之一。

『貳』 近代科學為什麼不能在我國產生

轉一篇論文供參考

眾所周知，中國是享譽世界的文明古國，在科學技術上也曾有過令人矚目的輝煌。但從17 世紀中葉開始，中國科學技術卻江河日下，跌入窘境。據有關資料顯示，從公元6 世紀到17 世紀初，在世界重大科技成果當中，中國所佔比例一直在54%以上。日本學者湯淺認為，一個國家在世界重大科技成果當中所佔比例超過25%，即可被認為是世界科學中心。由此可見，那時的中國是當之無愧的世界科學中心。另有學者表示，若古代就有諾貝爾獎，那90%的諾貝爾獎項都要頒發給中國人。然後到了19 世紀，中國所佔比例卻驟降至0.4%。中國與西方為什麼在科學技術上會一個大落、一個大起，拉開如此之大的距離呢？英國著名科學家李約瑟覺得上述現象不可思議，於是提出科學史上聞名的、被國內外學術界稱之為「李約瑟難題」的疑問，「近代科學為什麼沒有在中國發生？」 「李約瑟難題」一提出，就吸引了許多國家一大批科學家和科學史家參與解題。然而幾十年過去了，難題的解答仍未求得共識。1949年新中國成立以來，尤其是三十年改革開放的強勁動力，使中國科技迎來了新的春天。但事實上，目前中國與發達國家相比，科學領域依然是鴻溝難逾。這就是說，在經濟有了長足進步的今天，我們依然沒有擺脫「李約瑟難題」的困擾。
一、對「李約瑟難題」解答的代表性觀點
自1948 年「李約瑟難題」問世以來，學術界圍繞李約瑟提出的難題展開了曠日持久的討論，國內外許多學者從不同的角度對它進行了大量探索和研究，筆者進行了歸納和總結，形成的結論主要有以下代表性觀點:
(一) 李約瑟本人對問題的解答 對於李約瑟難題的解釋，李約瑟本人有許多可貴的見解。他將中國未能產生近代科學的主要原因歸結於地理、經濟與制度三個方面。李約瑟從地理因素角度解答道：「歐洲像一個群島，周圍大海環繞，這一切促進了海上貿易和船隊的活動。與此相對照，中國有幅員遼闊的大片土地，非常適合從事耕種活動，由此而產生不同的文明，並不會使人感到驚奇。」他從經濟和制度角度解答道：「要闡明中國社會未能發展近代科學的原因，最好是從說明中國社會未能走上資本主義道路的原因著手」。 張峰在自己的文章中論述了李約瑟本人對難題的解答：「中國的官僚體制最初非常適合於科學的成長，然而它卻阻礙了重商主義價值的形成，所以它沒有能力把工匠們的技術和科學家們發明的數學和邏輯推理結合在一起，故而落後了。歐洲是『貴族式封建體制』，這種制度有利於商人階層的產生。當貴族衰落之後，資本主義和科學便誕生了。」
(二) 傳統儒家文化的影響
儒家思想是中國封建社會的正統思想而且至今都有深遠的影響，以此作為切入點解析李約瑟難題，也就成了學者們研究的視角之一。易方指出現代意義上的科技革命之所以沒在近代中國發生，與中國傳統儒學有關。中國傳統儒學的核心是「天人合一」的保守思想。在人與自然的關繫上，沒有從自然角度去認識，而僅僅尋找的是人際關系的有序穩定和處世技巧，忽略了二者的主次關系，對自然科學的發展起了巨大阻礙作用。 黃金輝指出中國歷代封建統治者將科學視為末學，卻將主張「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周禮和儒家思想的中庸之道視為顯學，強調社會的等級秩序。道家、法家對科學也持否定態度。墨家雖然重視實踐，對自然科學進行了積極探索，但在當時沒有受到重視，以至於後來銷聲匿跡了。因此，許多學者認為中國落後的主要原因之一是長期無法擺脫儒家文化的影響。
(三) 中國科舉制度的制約
1998 年，具有中國文化背景、熟知中國傳統文化的諾貝爾物理學獎獲得者楊振寧曾經把「李約瑟難題」歸因於科舉制度。他說：「1600 年到1900 年，中國是抗拒西方科技的。因為在中國的文化傳統和科舉制度的要求中，只有人文、道德和社會結構方面的學說，缺乏自然哲學和邏輯思維等等。」可見他是承認科舉制對近代科學產生了阻礙作用。盧小馳也從科舉制度的消極方面進行了論述，他認為科舉制度考試內容單一、僵化，嚴重地束縛了人們的思想，違背了科學技術需要創造性和獨立思考的精神。科舉制度下選拔的人才都只是為統治者服務，他們只會在文學上、倫理上有所作為，在這種制度下是不可能培養出自然科學方面的人才，因此科舉制度嚴重阻礙了科學技術的發展。
(四) 重實用輕理論的影響 有學者分別從西方科學、思維方式、數學的角度論述了中國傳統科學重實用輕理論的觀點。他們認為：中國古代是一個典型的農業國家，農業文化對經驗的偏重和對實用技術的研究導致了中國傳統科學具有很強的實用性。在解決生活生產的實際問題方面，做出了很大的貢獻，而科學理論方面的探討卻被忽視了。 如中國古代天文學的研究，歷法的推算佔了很大比重，觀測資料主要是用來編制日、月和五星的回合周期；地理學的研究是為了滿足戰爭、生產和生活之需；農學的研究是為了農業、畜牧業生產的需要；而醫學的研究則是為了祛病強體；數學研究如《九章算術》中數學計算雖然很出色，但只是有關數學運算的經驗總結，沒有從這些實際問題中概括出定理定律來，只能算作經驗，不能稱作是定理定律，因為沒有進行嚴格的數學證明，認識主體沒有通過歸納、演繹、分析、綜合、概括和抽象等各種思維過程把經驗提煉成科學。中國傳統科學的研究並不像古希臘人那樣是以定理、公理為基礎建立理論，缺乏理性意識，缺乏理論性創新，實用性限制了科學理性的形成。實用理性只關心表象化的自然現象和自身的關系，不關心背後的支配原因，更不關心體系理論的形成。 古希臘人熱衷於對科學理論的研究探索，正如亞里士多德所說：「他們探索哲理只是為了想脫離愚昧，顯然他們為了求知而從事學術，並無任何實用目的」。在他看來，「求知是人的本性」，歐幾里得在對點、線、射線、角等23 個概念定義的基礎上，從五條公理和五個假設出發，經過一系列邏輯推理，上升到完美的理論幾何體系。換言之，西方科學通常都以理論體系的形式出現，重視理論的研究，這是近代科學產生的重要因素之一。
二、自己的觀點
(一) 思維方式的問題 中國古代是沒有「科學」這個詞語的，科學是個外來詞。中國古代沒有科學的概念和定義在人們頭腦中形成，所以中國人的意識中不會形成科學，而西方人更注重對知識的綜合、分析、歸納、概括和抽象等思維方式。雖然我國古代在天文學、地理學、醫學、數學等方面成就顯著，但是沒有形成更高層次、系統性的知識和嚴密的理論，恩格斯曾經說過：「一個民族要想站在科學的高峰，就一刻也不能沒有理論的思維，」所以近代科學沒有在中國產生。
(二) 生產方式的問題 物質資料的生產方式是近代科學未在中國產生的根本原因。物質資料的生產方式從根本上決定著科學的產生，就是說生產方式是科學產生、形成和發展的基礎、前提和條件。由於受黃河流域自然環境等因素的影響，農民主要靠發揮原始共同體的集體生產力，創造出一定的剩餘產品。勞動者只需憑借自己的經驗和技術就可以從事基本勞動。科學只是游離於直接生產過程之外的純智力活動，而從事這種活動的主要人員是巫師、僧侶。由此可知，在物質資料的生產方式決定科學產生的前提下，中國未能為科學發展提供良好的物質基礎，沒有科學成長的土壤，沒有專門從事科學研究的人員，所以近代科學沒有在中國產生。
(三) 社會意識的問題 就中國傳統儒家文化而言，對我國近代科學起到了阻礙作用，筆者同意有些學者的觀點，但是筆者認為有些學者的觀點不是很全面，獨尊儒術發生在2000 年前的漢朝，但是近代科學是產生在16 世紀，是近幾百年的事情，即使儒家思想有影響，為什麼中國在近幾百年沒有進行全面的改革讓近代科學在中國出現呢？這是值得深思的問題。 歐洲發生第一次科學革命時，中國正處於清朝時期，沉睡在「天朝大國」的思想中，封建制度正在走向沒落。清朝實行君主專制的中央集權制，思想上束縛了人們的自由，大興文字獄，許多知識分子遭到迫害；政治上實行「閉關鎖國」的政策即嚴格控制對外貿易和交流，

『叄』 中國人文地理學的發展

1，理論體系鬆散作為一門邊緣學科,人文地理學的研究領域非常廣泛,涉及到區域經濟、國土整治、生產力布局、城鎮體系、文化景觀、環境保護、旅遊規劃、人口問題、種族歧視、生活福利等方方面面的問題。各分支學科均以人地關系地域系統作為其研究的基礎,但大部分的分支學科相互間缺少必然的聯系。同時,也沒有一個系統的理論與成套的模式將它們聯系起來。換句話說,人文地理學不像自然地理學的氣候、土壤、岩石等組成要素之間,存在著相互制約和聯系的環扣,它至今仍然缺乏把各研究要素、各分支學科連成一個有機整體的理論基礎,即使其組成要素部分有密切的聯系,而從整體來看,大部分仍缺乏相互間的聯系。人文地理學理論體系鬆散,影響了它的綜合發展。

2各分支學科的發展不平衡人文地理學的研究領域,較原來傳統的小區域、區域經濟的研究擴大了,但仍主要集中於國土整治、區域規劃、城鎮體系布局、旅遊等方面。換句話說,與社會經濟發展聯系密切的經濟地理學、城市地理學、旅遊地理學等人文地理學的分支學科發展較為迅速,在理論與實踐應用上都有所創新,基本上建立了既具有中國特色又與國際接軌的地理學科體系。一些薄弱的分支學科如鄉村地理學、政治地理學、社會地理學、行為地理學等,雖也有論著出版,其理論建樹與實踐應用都明顯落後,發展相對較緩慢。我國至今仍有64%的人口生活在農村,有關農村聚落的產生、發展、地域特徵、建築類型及其與環境的關系,聚落的合理分布與規模及節約用地等急需解決的問題,都迫切要求鄉村地理學快速發展,但它的發展卻跟不上形勢的需要。因此,吳傳鈞院士認為,今後應大力拓展包括政治地理學、鄉村地理學、社會地理學等在內的第二類人文地理學分支學科的實踐領域,它們是至今沒有真正復興起來或尚待開發的一些新領域。

3人文地理學創新艱難一門學科的獨立性在於具有自己的特殊領域、方法和理論,其理論發展為該學科存在的前提。沒有這個前提,這門學科的發展就是無源之水。隨著研究內容的拓展,越來越多的學科介入,勢必會在發展中形成競爭。當前,西方「以人為出發點」的人本主義和「注意問題的特殊性」的後現代主義的出現,對人文地理學理論的發展產生了巨大的沖擊。美國有許多人文地理學者將文化地理學作為人文地理學的研究核心,並以它為理論基礎來闡釋各種人文地理現象。20世紀80年代中期,北京大學的王恩涌教授第一個將文化地理學的現代理論體系引入了中國。西方人文地理學的理論發展呈現出多元化的趨勢,中國人文地理學理論該如何發展?在各種挑戰面前,中國人文地理學的理論應本著理論指導實踐,為社會經濟發展能作出正確指導的原則,結合我國的國情,借鑒國外的發展經驗,使它不斷完善。創新為一門學科的靈魂,是一門學科持續發展的基礎。然而,人文地理學的理論研究向來重視學科性質的探討與工作方法的總結,人與環境相互作用的理論建設、人與環境相互作用過程與機理的規律研究等尚待加強。在這些年的發展過程中,人文地理學再也沒有出現像中心地理論那樣的重要基礎理論,不難看出人文地理學創新之艱難。

『肆』 為什麼中國沒有地理大發現

1、首先，你所指的地理大發現是什麼？
西方人所說的地理大發現？？
2、「積弱百年」？
歐洲人耀武揚威的日子也就是這樣長而已。不要以為他們就一定很成功。
中國人耀武揚威的日子其實更長，同時也造成了中國人曾經的目中無人。
3、綜上所述，
既不可盲目自大，
也不可妄自菲薄。

『伍』 人文地理學的起源和發展為什麼不在中國

中國古代的人文地理思想與知識極為豐富，但尚未形成科學的人文地理學。
地理學發軔於古希臘。荷馬在公元前9世紀時的兩部史詩《伊利亞特》和《奧德賽》被認為是關於人文地理知識最早的記述性著作。古希臘著名學者埃拉托色尼首創了「地理學」這一名詞。

『陸』 《自然地理》近代第一個科技中心為什麼沒有誕生在中國為什麼偏偏要誕生在義大利

1、大國文明和小國文明的差異，中國是一個大國，歐洲是一群小國 2、農業文明和商業文明的差異，中國是農業文明甚至是小農文明，而歐洲是商業文明，特別是在文藝復興以後 3、大陸文明和海洋文明的差異，中國是大陸文明，歐洲是海洋文明。 4、近代自然科學的創建,是從哲學中分化獨立出來的.在古代,自然科學沒有獨立的存在,而是屬於哲學的一部分,或稱之為自然哲學.近代自然科學的創建,是從哲學中分化獨立出來的,它雖然與哲學有不可分割的關系,但是已經建立了自然科學自己的體系和自己的方法 5、中國人並沒有比現代西方人更重視環境的保護,所謂「天人合一」,卻是著重於觀天象測人命,從來沒有追究天象的緣由。 6、封建社會制度中國忙著內斗,沒時間搞自然科學,就算民間有搞的也不受重視。 7、近代自然科學的定義。？？？

『柒』 歐洲地理學中的商業地理學逐漸成為地理研究的重點,為什麼不是中國

因為是商業地理嘛，就是研究商品生產的地域分布、運輸條件、貿易和市場等商業活動的空間特點的學科。廣義上也包括零售地理。中國雖然市場需求量是比較大的，但是，在經濟方面，對商業活動的支持，還是比較欠缺的。在歐洲，有歐盟，整個洲的經濟實力是很不錯的，許多國家進出很方便，所有，交通方面也很發達，而且歐洲的一些工業，農業都發展地不錯，這對於商業地理是很有研究價值的。
如果是自然地理，那麼，我認為中國更有價值。（純屬個人理解。。。）

『捌』 中國古代有四大發明 ，但為什麼沒有產生科學

中國古代的科學（尤其是技術）非常發達，比歐洲還要發達。他說，中國人發明的指南針、造紙術、火葯、機械鍾、鑄鐵、馬鐙、肩帶、船尾舵和螺旋槳等通過各種渠道傳播到歐洲，為歐洲的科學發展做出了貢獻，改變了世界的歷史進程。"如果沒有紙張、印刷術、指南針和火葯，西方怎麼可能從封建主義過渡到資本主義？"

從外延上看，農業、醫學、算學、地理學、紡織學、造船理論、制瓷理論等等都是中國古代科學的理論分支。從內涵上看，實踐理性是中國古代科學的主要特徵。具體來說，中國古代以農學、醫學、天文學和數學為主要內容的科學體系，在秦朝以前、秦漢時期、三國、兩晉和南北朝時期，已經建立並初步發展。到唐、宋、元三代左右的體系是在9世紀至14世紀的成熟和發展，到了明清鼎盛時期後就衰落了，其科學技術發展緩慢，以至於在近代落後於西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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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玖』 中國地理學史的中國傳統地理學的形成和發展

（秦至清中葉，公元前3世紀末～公元19世紀中）
中國自秦漢以後，基本上是一個中央集權的封建統一國家（其間處於分裂的時期不長），經濟上也基本是持續發展的，這有力地推動了中國地理學的發展。《漢書·地理志》等的出現標志著中國傳統地理學的形成。在以後近2000年中，中國傳統地理學主要在疆域地理志、記述和考察國內與域外地理、地圖、方誌等方面取得了許多成果。同時，由於傳統地理學的束縛，中國地理學長期停滯在描述的階段，缺乏理論概括。 （秦漢至南北朝，公元前3世紀末 ～公元6世紀） 戰國之後，中國古代地理知識經過積累形成為一門學科──中國傳統地理學，即明清時候所謂的「方輿之學」。
地理」一詞在中國最早出現在春秋戰國時候。《周易·系辭》有：「仰以觀於天文，府以察於地理」之句（圖4）。唐代孔穎達解釋說：「天有懸象而成文章，故稱文也；地有山川原隰各有條理，故稱理也。」西漢《淮南子·泰族訓》明確闡述了研究地理的目的：「俯視地理，以制度量。察陵陸、水澤、肥墽、高下之宜，立事生財，以除飢寒之患。」即根據不同地理環境從事生產，以解決穿衣吃飯問題。
東漢以前，已有兩部區域地理名著問世《尚書·禹貢》和《山海經》。《山海經》中地理價值大的是《山經》部分，其寫作時代是漢代之前。它對黃河和長江流域及其以外廣大地區（地域范圍遠比《禹貢》為大）的自然條件以「山」為綱進行了綜合性記述。《山經》總共記載447座山，先按方位分為中山經、南山經、西山經、北山經和東山經五大區，每一區又分成若干山系，每一山系都以方向道里把一個個山嶽連接起來，對每一山嶽都記述位置、水系、天然動植物和礦產資源，所記當然不盡正確。《禹貢》和《山經》都是地理著作，但都未以「地理」命名，且體例也不相同。及至東漢班固著《漢書》，其中有第一篇以「地理」命名的篇章，即「地理志」。它的出現標志中國傳統必理學開始形成。這個時期，中國地理學在疆域地理志、地圖、水系、域外地理和方誌等方面取得較大成就。 中國古代地圖學是建立在平面制圖的基礎上的，自戰國到西晉是中國地圖學理論的建樹時期。已發現這一時期的地圖有出自河北省平山縣戰國中山王墓的《兆域圖》（圖5）、 中國地理學史
出自甘肅天水放馬灘秦墓的繪在木板上的戰國末期地圖和出自長沙馬王堆三號漢墓的地形圖（見彩圖）駐軍圖等。在馬王堆出土的地形圖上，看到深水（今瀟水）及其支流的水道大部分已接近於現在的地圖(見《馬王堆出土西漢地圖》)。西晉裴秀根據前人的實踐總結出繪制地圖的六項原則，即「制圖六體」：「分率」（比例尺）、「准望」(方向)、「道里」（人行路徑）、「高下」(高取下)、「方邪」(方取斜)和「迂直」（迂取直）。這六項原則是中國最早的制圖理論，直到清初都為中國制圖學者所遵循（見地圖學）。水系專著出現 約在三國時期，出現了中國第一部專記水道的著作──《水經》。《水經》繼承和發展了《禹貢》的「導水」記載，由《禹貢》所記35條河流增加為 137條，大大豐富了中國水系分布的知識，不過內容過於簡略。北魏酈道元為了彌補前人的不足，把實地考察所得和前人著作中的大量有關記載匯集起來為《水經》作注，完成了名著《水經注》。它記述的河流水道共計1252條，對每條河流的源流、脈絡和所流經地區的地理情況及其歷史事跡，都作了盡量詳細的敘述。不少記載至今還有參考價值。 西漢王朝曾經多次派遣張騫等人出使西域。張騫和他的副使分別到了大宛、康居、大月氏、大夏、烏孫、安息和身毒等地，了解到今中亞（錫爾河、阿姆河、伊犁河一帶）、西亞（伊朗高原、兩河流域一帶）和南亞（印度一帶）的地理情況並寫有書面材料。《史記·大宛列傳》和《漢書·西域傳》就是根據張騫等提供的材料寫成的，它們是記載中亞和西南亞最早的地理專篇，對於西域各國的人口、兵力、風俗、物產、城鎮交通、水文、氣候以及相互間的距離等都有所介紹。
東晉僧人法顯於隆安三年(399)從長安出發,西行越蔥嶺，再南下到印度，在印度居住多年，然後取道海路經師子國（今斯里蘭卡）、蘇門答臘回國。《法顯傳》描述了他所到地區的地理情況，是中國古代關於中亞、印度、南亞的第一部旅行記。 （隋唐至清初，6～17世紀） 在封建社會高度發展的隋、唐、宋、元、明和清初時期，中國傳統地理學在實地考察、地圖、方誌和沿革地理方面得到了進一步的發展。明代中葉以後，隨著資本主義的萌芽，中國古代地理學在研究方法和內容上出現了新的氣象。
實地考察成果 唐代顏真卿任撫州刺史時，在今江西省南城縣的麻姑山頂上發現螺蚌殼化石，認為這就是滄桑變化的遺跡，寫了《撫州南城縣麻姑山仙壇記》。北宋沈括在1074年進行察訪時，見到太行山麓有「螺蚌殼及石子如鳥卵者」，於是斷定此處是昔之海濱」。他還進一步指出太行山以東的大陸是由來自黃土高原的河流攜帶的泥沙沉積而成，最早對華北平原的形成做出科學的解釋。
關於黃河源的正確認識，是由唐代和元苞的實地考察者奠定的。據《新唐書·吐谷渾傳》記載：唐貞觀九年 (635)侯君集和李道宗曾經到過「星宿川」（今星宿海一帶）「觀覽河流」。元代統一中國後，忽必烈委派女真族人都實考察了河源地區，這次考察的情況在潘昂霄的《河源志》有記載，指出黃河發源於星宿海一帶。
唐僧玄奘繼法顯等人之後，於貞觀元年（627；一說貞觀三年，629）從長安出發，西行到印度，遍游印度各地，17年後返回長安。他的著作《大唐西域記》對於當時中亞和南亞的 100多個國家和地區的山川地形、氣候物產、交通道路、城邑關防、風土習俗、文化政治等情況和特點都有記述。
南宋范成大在實地考察中記述了桂林的喀斯特洞穴和峨眉山的植物垂直分布等現象，並在《桂海虞衡志》中探討了洞穴的成因。
元代耶律楚材在中亞各地旅行多年，寫成《西遊錄》一書。汪大淵遠游印度洋沿岸的亞非各地，著有《島夷志略》。永樂三年 (1405)以後，鄭和等人7次出使西洋（指今蘇門答臘島以西的北印度洋及其沿岸地區）。他們從江蘇太倉出發，向南航行訪問南洋群島諸國，再經馬六甲海峽進入印度洋，訪問印度、阿拉伯和東非等地。在《鄭和航海圖》上繪有從長江口出發至非洲東岸沿途觀測到的海岸線、港灣、山脈、島嶼、沙洲、淺灘、珊瑚礁以及所測海洋的深度等，並留下了鄭和等人橫渡印度洋的寶貴記錄。與鄭和一同遠航的馬歡、費信和鞏珍，把沿途所見所聞分別寫在《瀛涯勝覽》、《星槎勝覽》和《西洋番國志》3部地理著作中。
地圖成果 唐代地圖學家賈耽繪的《海內華夷圖》，「廣三丈，縱三丈三尺」，該圖在中國地圖史上開創了以朱、墨兩色分注古今地名的先例，此法一直為後人所沿用。宋代沈括繪有《天下州郡圖》，南宋黃裳繪有《地理圖》,還有劉豫阜昌七年(即紹興六年，公元1136年)在石版上所刻的不同方向的《華夷圖》和《禹跡圖》。《禹跡圖》上有畫方，「每方折地百里」。元代朱思本繪的《輿地圖》長寬各7尺，亦有畫方。此法在明、清兩代繪制的輿圖上也常見。畫方遂為中國傳統地圖的特色。 隋、唐時期圖經替代了地記，成為志書的主要形式。已知保存下來的最早的圖經是唐代的《沙州都督府圖經》和《西州圖經》（均已殘）。北宋專設機構修志，志書數量大增，撰寫體例定型，由圖經階段進入方誌階段。宋代的代表性方誌有《長安志》、《吳郡志》等。明清兩代是中國修志的繁盛時期，在《中國地方誌聯合目錄》所載8200多種志書中明清時期的佔有7000多種。
沿革地理成就 在這個階段取得較大成果，如唐代李吉甫的《元和郡縣圖志》、宋代樂史的《太平寰宇記》所記各州、縣之下，都有沿革地理的內容。宋代王應麟的《通鑒地理通釋》（圖6）、 清初顧祖禹的《讀史方輿紀要》等是這個階段最重要的沿革地理專著。 明代中葉以後，由於資本主義萌芽，一些學者從事地理學研究，敢於突破舊的束縛，重視「經世致用」，自覺深入實際考察研究，使中國地理學前進了一大步，萌發出中國地理學實地考察、研究自然規律的新方向。主要代表人物是徐霞客、顧炎武、孫蘭和劉獻廷。
明代徐霞客從21歲開始出遊，30多年的旅行考察取得許多居於當時世界先進水平的成就。如他在《溯江紀源》中，以清晰的實測概念為基礎，提出「計其吐納，江倍於河」的論斷，在世界上第一次比較了長江和黃河的流域面積。《溯江紀源》匯集在《徐霞客游記》中。
明末清初顧炎武嚴厲地抨擊地理學研究中不務實際的空談和議論，主張「君子之為學，以明道也，以救世也」，撰有《天下郡國利病書》和《肇域志》等。
孫蘭在《柳庭輿地偶說》中、劉獻廷在《廣陽雜記》中，都指出過去的地理著作多停留在「記其事」的階段，而缺少成因方面的探討，主張要研究「天地之故」，即大自然的規律；要「說其所以然，又說其所當然」。孫蘭在論述地形變化，劉獻廷在觀察物候方面，都有精闢的分析。 （明中葉至清中葉，16世紀末～19世紀中）從明萬曆十年 (1582)到清乾隆(1736～1795)約200年間，是西方地理知識開始傳入中國的時期。在16世紀，由於資本主義經濟發展，以及C.哥倫布橫渡大西洋到達美洲和麥哲倫環球航行等的推動，歐洲人的地理視野和知識向前邁進了一大步。他們對於地球形狀、海陸分布以及世圭地理的認識在當時都是最先進的。在歐洲殖民擴張的背景下，不少傳教士來到中國，隨之將先進的地理知識也傳到了中國。影響較大的有義大利的利瑪竇、龍華民、艾儒略，比利時的南懷仁，法國的白晉、雷孝思、杜德美和蔣友仁等。
利瑪竇於1582年到達中國，1610年在中國北京去世（圖7）。他先後編繪出《坤輿萬國全圖》（圖8）和《兩儀玄覽圖》等，將西方的地圓說、地圖投影和測量經緯度的方法以及關於五大洲的知識傳入中國。
天啟三年(1623)艾儒略寫成《職方外紀》(5卷),書中附有世界總圖和各大洲分圖，對世界各地的介紹較為詳細，它是最早用中文描述世界地理的著作。同年，龍華民和陽瑪諾合製成保存下來的最早在中國製作的地球儀，其上附註中文說明，彩繪陸地和島嶼的形狀都較好。此地球儀收藏在倫敦的英國圖書館。
康熙十三年(1674)南懷仁撰《坤輿圖說》(2卷)(圖9)。中國地理學史
上卷論述了地球的形狀和山嶽、江河、潮汐等自然地理知識，下卷介紹世界各大洲和各國情況。所附的地全圖已繪有澳大利亞。
康熙四十七年至五十七年(1708～1718)，康熙皇帝任命白晉、雷孝思、杜德美等人率領中國測繪人員完成《皇輿全覽圖》的測繪工作。他們完成的全國性的三角測量，走在世界各國的前列；規定每200里合地球經線一度，每里1800尺，即每尺長度等於經線的百分之一秒，這種以地球的形體來定尺度的方法在世界上是最早的；還發現經線一度的長距不等。
乾隆二十五至三十五年間(1760～1770)蔣友仁等利用了中國學者明安圖、何國宗等在新疆測量的成果和已有的地圖、資料，編繪成《乾隆內府輿圖》。蔣友仁在他編繪的《坤輿全圖》上介紹了哥白尼的地動學說。

『拾』 中國地理學史的中國近代地理學的形成和近現代

展（清末以來，19世紀中至今）
明中葉以後，以徐霞客為代表的一些先進地理學家，開辟了中國地理學實地考察自然、研究自然規律的新方向，有些成果當時居於世界地理學的前列。但是，由於各種原因，這些成果並沒有進一步發展成為近代地理學。中國的近代地理學是在引進歐美的近代地理學基礎上逐步形成的。清末和中華民國初年，中國地學會的成立、《地學雜志》的創刊，以及地理學課程的教授、地理教科書的出版和各大學地理系的設置等，都在中國地理學向新階段發展過程中起了推動作用。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之後，中國地理學在與國家的建設相結合的過程中，得到很大發展。 （19世紀中～20世紀初） 鴉片戰爭（1840～1842）之後，中國學習西方先進科學技術、富國強兵的呼聲日益高漲，出現了魏源的《海國圖志》和徐繼畲的《瀛環志略》。在洋務運動期間（19世紀60年代至90年代）中國除興辦一些工廠企業外，還編譯出版一些科學技術書刊，傳播了西方先進的地理學知識。
1897年在上海創辦南洋公學留學生班，地理課是所要講授的課程之一。任教於上海南洋公學的張相文，於光緒二十七年（1901）編著中國最早的地理教科書《初等地理教科書》和《中等該國地理教科書》，光緒三十四年（1908）又編出中國最早的自然地理學教科學《地文學》（圖10）， 為培養地理人才和促進中國近代地理眩的興起作出了重要貢獻。光緒二十二年(1896)鄒代鈞在湖北武昌創辦輿地學會，學會譯繪中外輿圖700多幅，推動了中國近代地圖事業的發展。宣統元年（1909），張相文、白雅雨等人發起成立中國地學會，它是中國地理學會的前身。地學會創辦的《地理雜志》(圖11)於1910年問世，所載論著以地理學方面的最多。中國地學會和《地學雜志》是中國近代地理學萌芽時期最重要的組織和文獻。
在這個時期，中國傳統地理學繼續取得重要成就；如何秋濤的《朔方備乘》（1858），王先謙的《合校水經注》(1892),王錫祺的《小方壺齋輿地叢鈔》(1897),楊守敬等的《水經註疏》（初稿成於1904年）、《水經注圖》(1904)和《歷代輿地圖》(1906)等。因此，也有人主張將19世紀中～20世紀初中國地理學的情況，劃入中國傳統地理學的發展階段中。 （20世紀20～40年代） 1920年以後，一些高等學校先後創設地理系或地學系等，如南京的東南大學地理系(1921)、北平師范大學地理系(1928)、清華大學地理系（一說地學系，1929）、中山大學地理系(1929)、金陵女子文理學院地理系(1931)、浙江大學史地系(1936)等。由竺可楨、翁文灝等講授地理學課程，培養了中國第一批近代地理學家。1934年，翁文灝等發起成立中國地理學會，創辦《地理學報》。顧頡剛和譚其驤於1934年發起建立禹貢學會(1936年正式成立)、創辦《禹貢》半月刊。1940年，中國地理研究所建立，創辦《地理》刊物。上述機構和刊物為中國近代地理學的形成作了貢獻。
這一時期較為重要的成果有：竺可楨的《遠東台風的新分類》(1924)、《中國氣候區域論》(1930)、《東南季風與中國之雨量》（1934），翁文灝的《中國山脈考》(1925)，丁文江、翁文灝、曾世英的《中華民國新地圖》(1934)，張其昀的《該國地理》(1926)，胡煥庸的《中國人口之分布》（1935）、《中國之農業區域》(1936)，王庸的《中國地理學史》（1938），李旭旦的《白龍江中遊人生地理觀察》(1941)，任美鍔的《建設地理新論》(1946)，林超等的《嘉陵江流域地理考察報告》(1946)和譚其驤的《秦郡新考》(1947)等。 （20世紀50～80年代） 這一時期是中國近代地理學獲得較大發展，並向現代地理學邁進的時期。有的學者認為50～70年代是中國近代地理學發展時期，70年代末至80年代為中國現代地理學開始時期。這40年中，中國地理學在地理教育和機構、地理考察、地理研究方面都有長足的進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