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為什麼走進了歷史的循環

A. 歷史大師們，請教：如何看待中國歷史上的朝代循環

看看（美）斯塔夫里阿諾斯的《全球通史》你就明白了
當然我不反對以上原因，但以上只是統治思想的核心，我補充一下歷史上的朝代循環。
人們歷來把中國歷史解釋成是一再重復的王朝循環史，這一傳統的說法掩蔽了某些時期在循環表象背後發生的一些根本性變化。當然，諸王朝的興亡確是呈循環式。凡是王朝的創立者總是一個有才幹、有魄力的活動家，但是幾代以後，在宮廷環境中成長起來的其子孫後裔，很可能變得軟弱無能、放盪不羈。雖然有時會出現一個強悍的統治者或一個能幹、忠誠的大臣來設法阻擋這種墮落，但總的趨向是朝下坡路走，直到成功的起義推翻王朝，重新開始大家所熟悉的循環。

不過，比王朝循環更為根本的是所謂的經濟管理的循環。這種循環是從每個重要王朝剛建立時所共有的安寧和繁榮開始的。社會安定的恢復導致人口的增加和生產規模的擴大，從而相應地使收入增多、國庫充實。但是，個人野心、家族影響和制度的壓力這三者的結合必然遲早會使皇帝們去承擔過多的義務。他們將人力和財力分散到公路、運河、防禦工事、宮殿、宮廷鋪張和邊疆戰爭上。因而，每個王朝在它建立約100年後都開始面臨財政上的種種困難。

為了彌補虧空，政府提高賦稅，賦稅大部分沉重地壓在中國社會的主要成分自耕農頭上。每個朝代開始時，自耕農總是占農民的大多數。但是，隨著賦稅的增加，他們愈來愈被迫將自己的小塊土地讓與大地主，而自己則淪為佃農。地主憑借與他們的財產相當的政治影響，只交納微不足道的稅，所以他們佔有的土地愈多，政府的歲入愈下降，落在數目日趨減少的自耕農頭上的賦稅愈增加。這樣，形成一個惡性循環——賦稅增加，歲入下降，公路和溝渠的整修被忽視，生產率下降，最後是飢荒、盜匪活動和全面的農民起義。在這同時，邊防可能也被忽略，招致游牧部落越境前來劫掠。常常正是這種內亂和外侵的結合，使搖搖欲墜的王朝潰滅，為新的開端掃清道路。

B. 簡述中國歷史怪圈的形成,原因和過程

中國古代的王朝循環曾引起很多人的研究興趣，為什麼自秦漢以後，中國歷史便輪回往
返，一次次治亂反復而幾無窮已？史家的解釋是多種多樣的，有人說來源於中國的大一
統文化傳統、文化上缺乏彈性；有人說是因為外族的武力威脅，「游牧民—定居者」的
生存競爭一次次使中國王朝死而復生、生而復死；有人說這乃肇於中國傳統的等級制統
治模式，統治者和被統治者之間的經常性沖突使每一代王朝都不可能長治久安。無疑，
所有的說法都有其道理，都能解釋部分甚至很多事實，但本文則側重於經濟角度，從經
濟層面看，王朝的循環又該如何解釋？本文想要強調的是：每一王朝在其後期形成的強
大既得利益階層給國家稅收帶來的巨額損失，在掏空了國家的公共財政的同時也摧毀了
王朝的統治大廈。這一既得利益階層與國家公共財政之間的緊張，是傳統中國社會的基
本問題，其影響極其深遠。

1、自耕農遞減律與公共財政的短缺循環

從經濟上來找原因，美國歷史學家斯塔夫里阿諾斯的理解尤其值得注意，他認為中
國古代王朝循環、帝國走不出由盛到衰周期律的根本原因，乃在於經濟管理的循環，
「每個王朝在它建立約 100年後都開始面臨財政上的種種困難」（斯塔夫里阿諾斯，
P294），而公共財政的崩潰，又直接導致帝國的滅亡。

歷史在歷史學家的筆下，是輕滑而明快的，一兩句提綱契領、富於概括的話語，就
把一個又一個王朝的興衰成敗，盡數羅入了其中。但歷史作為一種過程，卻絕沒有這般
從容平淡，歡樂和幸福是怎麼產生的，悲傷和苦痛又是如何生長的，牽涉到具體而微的
人和事，一切過往煙雲都將浸透著迷茫和不確定，尤其對於今天站在與往日不同時間維
度觀察著歷史的人，聯系古與今、中與外，我們因觀察歷史所引出的聯想，就特別地有
一些不輕松。帝國的循環究竟是怎樣發生的？歷史如何詭譎地而不動聲色地將前朝後世
一起串聯？而過去又能給未來提供什麼樣的可能性？我們應該好好對歷史發問。

王朝的循環、帝國的衰落，一般而言是一種綜合性的結果，政治、經濟、文化等等
全面凋零，統治秩序就將難以為繼。但任何文明畢竟都是建築在物質上，王朝的循環因
此如斯塔夫里阿諾斯所說，顯著表現為一種經濟過程。但這種經濟過程又和一種文明的
政治、文化和社會過程密切聯系在一起的，相互之間互為因果，經濟過程里有社會政治
機理作用的存在，而隨社會政治機理生發的某種經濟過程，反過來又會強化某種政治機
理，並產生某種社會結果。

還是從公共財政的匱乏說起，這是每個王朝到其晚期之後的必發之症。而公共財政
為什麼會發生短缺？把自然的因素排除在外，我們先來看一看因人為因素所造成的一些
景象。檢索一下歷代王朝在其晚期經濟上所出現的征侯，不難發現，以下幾點是共通的
：

稅收大量短缺。每個王朝在其建立之初，都曾有過一段時間的安寧和繁榮，如漢朝
有「文景之治」「光武中興」，唐朝有「貞觀之治」「開元盛世」，清朝有「康乾盛
世」，宋明兩代也曾有過休養生息、政治清明、國家財政充裕、人民生活安康的和諧局
面。但好景不般都不長久，每一朝代在前幾任皇帝之後，由於缺乏有效的貨幣制度和商
業法律，稅收無論是提取量還是在其現有制度維護上，都開始遇到許多困難，以至到王
朝後期，都面臨開支超過稅收的困難局面。

自耕農劇減。中國歷代王朝更換的基本動力，是農民起義。農民起義所呼喚的平均
地權思想，對每一代王朝都有震撼力，也因為此，每一代王朝在建制伊始，都通過打倒
原有大地產擁有者、重新分配土地，使「耕者有其田」，土地基本能夠按照人口來平
均。平均土地的結果，是在國家形成自耕農階層，這一階層占據著農民的大多數。然
而，這同樣是暫時的，隨著休養生息階段的過去，賦稅增加，自耕農逐漸承擔不起生存
的壓力，不得不將自己的土地讓給大地主，而自己則淪為佃農。這一過程通常時間都不
長，到帝國後期，慢慢就形成佃農和農奴占據著農民的多數、而自耕農逐漸淪為少數的
境地。

土地嚴重集中。平均地權只是每一王朝初始時的景觀，由於缺乏相應的商業和貨幣
體系作支撐和法律的制度性約束，帝國的財富總是按照馬太律窮者越窮、富者越富，而
在農業社會中，財富的主要標志就是土地佔有量，那些與政治權力相勾結的大地主，在
經歷幾代皇帝之後，一般很快就通過對自耕農的高利貨盤剝而積累起大量的地產，相
反，自耕農階層在日益加重的徭役賦稅和無法償還的高利貨的雙重壓迫下，逐漸失去自
己的土地主權而成為大地主的附庸，乃至到帝國後期，國家的大部分土地是被占人口絕
對少數的土地主所瓜分。

以上三點實際上是遞近關聯的，土地集中必然造成自耕農減少，而自耕農減少必然
導致稅收不暢和公共財政匱乏。在三者之間尤其值得關注的是自耕農的減少，翻一翻二
千年帝制史，不難發現，自耕農遞減業已成為伴隨歷代王朝由盛轉衰過程的鐵律。自耕
農遞減為什麼必然導致王朝的稅收財政短缺？這與傳統中國是農業社會的經濟現實有
關。農業社會政府和人民的主要經濟來源，只能是土地，而農業社會的人口多數，則為
農民。正常情況下，王朝的稅收是由農民所負擔，假如土地不曾集中、自耕農占據農民
的主要，帝國的稅收一般不會發生大的短缺，特別是在政府實行人頭稅制度的情況下，
國家通常能夠保持收支平衡。但這其實往往只是「理想類型」，由於沒有實現「數目字
管理」，帝國的稅收一方面不通暢、難以保證所有的稅收都能落實，另一方面也難以對
與政治權力有糾葛的土地權貴進行管理，尤其是自耕農不堪遙役重負、喪失地權、土地
集中時，散布各地、自給自足、各成整體的農業經濟，在大地主的庇護下，經常會使政
府的稅收制度失靈，即使採用按土地田畝征稅的方式（如唐朝的「均田制」一度所做的
那樣），亦無法阻擋這種趨勢。

在傳統中國社會，自耕農在人口中的比重大小，事實上已成為衡量社會經濟生活運
轉是否良好的一個試金石。但自耕農遞減律卻毫不例外地貫徹了每一王朝的盛衰成敗，
原因在哪裡呢？這當然與傳統中國社會農業經濟的單一化（缺乏商業和市場機制）密切
關聯，也與政治體制缺乏彈性有關。應當說並不是每一代君王都昏聵無能，相反我們發
現，不少最高統治者都看到了存在於中國社會中的基本問題，而且歷代王朝都有皇帝曾
致力於予以解決，但囿於農業社會的政治經濟現實，所有的努力最終都毫不例外歸於了
失敗。與自耕農遞減速律和公共財政短缺循環相對應，我們在統治者身上也觀察到一種
國家治理模式的循環，那就是每一代王朝在其開始時都曾花大力氣著手舒解土地問題，
力圖土地平均，防止土地集中，大力保持自耕農在人口結構中的主體位置。最為顯眼的
是明太祖朱元璋，明帝國的大廈剛剛建起，如後來的毛澤東大打「地、富、反、壞、
右」一樣，洪武皇帝即「連興大獄，打擊官僚、縉紳、地方等高級人士，從朝廷內的高
級官員直到民間的殷實富戶，株連極廣。據有的歷史學家估計，因之喪生者有逾十萬。
沒收了案犯的家產並把其中的土地重新分配，加上建國以來大批的移民屯田開荒，就使
全國成了一個以自耕農為基礎的農業社會。」（黃仁宇，P150）不僅如此，為防止當時
全國仍保有700畝以上地產的14341戶地主家產不致無限擴大，朱元璋則給他們加之以很
多額外的服役義務，「這種服役名目繁多，而且按累進稅的原則分派，即家室愈是殷
富，其負擔也愈是繁重。比如各地驛站所需的馬匹、船轎和飲食，完全出自大戶供給，
一年中的供應量又沒有限額，旅行的官員越多，他們的負擔也越重。」（黃仁宇，
151）也因為這樣的土地政策，每一代王朝在其初始，自耕農都占據著全國人口的大多
數，帝國的稅收也因為人口和土地的增長而有一時的充實。

盡管幾乎每一代王朝在其開始都曾對土地平均和保持自耕農數目作出過努力，但後
來的結果，卻仍然是土地集中、自耕農銳減速、公共財政缺失，如此不斷循環。這正是
制度學派經濟學家張五常所說的「三種社會體制」中的按社會等級排序的社會所表現出
來的典型特徵，政治經濟體制的缺乏開放性，使一種表面上看起來有利於國有利於民的
經濟政策，也維持不能長久。仍以明朝為例，雖然明太祖朱元璋一時落實了土地問題，
但後來情況又如何呢，仍不可避免落入了歷史的循環。所以盡管在明帝國岌岌可危時出
了一個大清官海瑞，但黃仁宇卻非常精當地指出來了：海瑞想恢復先祖遺訓的努力命中
註定是一個悲劇，他所不能領會的是，帝國的這一套經濟政治系統從其發端就有問題。
明初之時的土地政策之所以能夠維持，完全是靠洪武皇帝的個人魅力，而魅力的喪失也
將意味這種經濟安排的失效。但第一代皇帝朱元璋去世後，你叫後世的皇帝們到哪裡去
尋找類於開國皇帝的權威呢？他們的權力只是來自傳統，而傳統型統治理所當然意味著
對往日時事的臣服，其中包括對制定和解釋這些傳統的具體的人的臣服。皇帝的威權因
此已不具有絕對性，先王的老臣、現世的官僚集團，都有可能對上發難。當後世皇帝們
的統治合法性大為減弱的時候，維系在魅力型統治上的經濟安排，因此再無繼續有效維
護的可能。

在一個以土地為主要經濟來源的封閉性農業社會，國家的安寧和穩定密切依賴於土
地平均，只有這樣才能維持一支強大的自耕農隊伍，國家的稅收才能有所依靠。但等級
制的政治體制（這是農業社會的悖論：要維持一個龐大帝國的統治，只能採用等級制）
又註定不能將平均地權的經濟安排貫徹始終。在稅收銳減、國家公共財政空虛的情況下
帝國將面臨什麼樣的結局？歷史學家早有有結論：維系著帝國統治的兩大力量——官僚
體系和軍隊，將因為缺乏財政上的支撐而無法維持，帝國因此首先從自身體制上瓦解；
而內部不堪忍受剝削的農民在則也聯合起來，為自身生存而舉起義旗，這時往往又有外
族趁王朝內部的動亂而以武力來犯。在內憂外患夾擊下，帝國只好分崩離析。

2、另一種私有化，另一種結局

自耕農數目下降導致每一王朝在其後期都面臨財政上的困難，但公共財政的匱缺並
不表示國家財富總量的減少，相反我們倒還可以發現出另外的事實，比如唐朝，雖然其
統治者並未象明朝一樣嚴格地平均地權，而是在不剝奪大家族所佔土地的現狀下，通過
其他途徑開辟新土地並贈予自由農民，這種「均田制」措施曾一度中止了半封建的大地
產的增長，同時增加了國家稅收，也加強了唐初時的統治。但每一王朝在其建立上百年
後都無可倖免支大於收、財政上捉襟見肘，即使在國家財富總量增加的情況下也是如
此。是誰使得自耕農銳減並掏空了帝國的公共財政？

問題出在歷代王朝的土地私有上。

我們一直習慣於認為，中國社會向來不存在私有制問題，上下五千年，各個朝代都
在壓制著私有化。如果說這是與近現代西歐明確產權制度的一種對照，也不能說這種說
法全無道理，與受法律保護權利和稅收義務制約的私有產權制度，在中國從未有效生
長。但若以「全豹」來否決「一斑」、認為中國社會只有政府對經濟資源的無度控制而
無私人對財產的大量佔有，這卻與歷史曾有過的現實不符。中國古代大地主和豪強的土
地兼並，事實上也是製造了一種土地上的私有。雖然這種私有並沒有近現代意義上的嚴
格法律保障，但土地擁有者的地契和通過與統治者共謀而獲得的政治權力，一般都使土
地私有的狀況能夠保持下去，避免政治權力的侵擾。但中國以往社會存在的問題，也正
在這里。土地在大地主和豪強那裡的集中並且私有，若有健全的財政稅收制度保證擁有
大地產者亦交納相應的稅銀，則土地私有尚不致對國家和社會造成大的危害，然而，傳
統中國社會政治制度的不合理所在，正是產權擁有者所亨權利與應盡義務的極端不平
衡，一方面，帝國的統治不是建立在技術上，類於黃仁宇先生所說的「高層機構」和
「低層機構」，向為中國社會所缺乏，帝國的稅收因此只能大而化之，無法精確定量，
這使大地產擁有者有了逃稅的可乘之機；另一方面，更為重要的是，大地產擁有者一般
都是特權的享有者，傳統中國社會的統治，本身就建築於官僚階級與地方鄉紳豪強的合
作，大地主利用其對政府的影響力，可以有效免去大量本來要交的稅務。套用現代一點
的話來說，傳統中國社會里的大地產擁有者作為既得利益階層，才真正亨有著「輕瑤薄
賦」，這種財產佔有權與應盡義務的分離，導致了公共財政的匱乏，也成為中國歷史王
朝興衰榮落的基本成因。

土地事實上的私有，必然的結果，是政治權力施用於土地佔有，進一步加強土地私
有的強度。在土地作為社會的主要財富的背景下，政治資源的施用所能謀取的經濟利
益，最多最頻繁的當然只會是土地。土地的集中造就一批既得利益階層，這個階層的慣
常模式，就是官僚+地產。它與傳統中國社會的家庭和家族觀念有很大關聯。隋唐以後
所實行的科舉制度，表面上看是在中國社會創造了「機會均等」，為貧家子弟進入士紳
階層打開了方便之門，實則不然，一句「三代出一個貴族」的習語道破了科舉入仕的秘
密：沒有足夠的財力作為多年學習和准備的根基，甭提參加科舉考試、就是讀書向學的
可能性也不會存在。所以能夠中舉的，大多必有家庭和家族的財力在背後作著支撐，而
中舉入弟，政治權力則自然向經濟權力的方向迴流，為家庭和家族的財富與地位躍升提
供便利。官僚和地產因此這樣結合在一起。這雖然沒有囊括政治權力和經濟利益相勾結
的所有類型，但卻最明顯、明通俗、最普遍的一類，各朝情況都大略如此。仍以明朝為
例，明朝的官員退休以後，告老還張即成為鄉紳，但按政府規定，仍享有著與在位時相
近的各種政治經濟優待（在這方面我們又一次感受到歷史與現實的驚人相似），這本身
就意味著他們在佔有社會財富上比之一般人站在了更高的位勢，還不僅如此，他們還以
鄉誼、年誼、姻誼等等作為紐帶，與其他直接和不直接掌握政治權力的權貴者保持著千
絲萬縷聯系，因是之故，將既得政治資源轉化為經濟資源，對他們來說就極其自然和順
當，比如曾作過文淵閣大學士的徐階，退休回南直隸之後，家庭成員多達幾千，通過放
高利貸等各種手段所佔有的地產，據說便有40萬畝。（黃仁宇，P146）權和錢自古相
通。明朝的官員通過截留「火耗」，收取「常例」，一般都能積累起一定的資產，這些
資產或可直接用來購買土地，或可通過放高利貸豪奪土地。官員有位在職時積累金錢財
富，退休後將金錢轉化為土地成為土地貴族，之如此類在各朝各代皆為常識。一代王朝
開國時打倒一批鄉紳豪強，但「野火吹不盡，春風吹又生」，經過新一輪政治權力的重
構，經濟資源在王朝建立幾十年後亦將重新依舊安排。明朝到萬曆年間，一個新的土地
貴族便早就已產生了，「當年送達御前以備乙覽的14000多家富戶，已經為新的富戶所
代替。這些新興的富戶，絕大多數屬於官僚、士紳或在學生員而得以享受『優免』，不
再承擔『役』的責任。政府中的吏員，也越來越多地獲得了上下其手的機會。因為全國
的現金和實物不是總收集發，財政制度無從以嚴密的會計制度加以考察，從罅隙中漏出
來的錢物就落於這些人的手裡。」（黃仁於P153）

類似的現象和過程，在各代都能發現。再如唐朝，唐朝開國時實行「均田制」，但
實際上一開始的「均田」就不徹底，對前朝形成的擁有巨大的、自給自足的、免稅的地
方家族大地產，並沒有予以剝奪，而是開辟其他途徑如開墾戰爭期間被荒廢的土地的方
式公給農民以土地，而且國家稅收是由廣大小農所承擔，擁有政治權力的大地主則不需
要交稅。最後一個王朝清朝更是如此，「三年清知府，十萬雪花銀」即是一個生動的寫
照。

至此我們看到，在歷代王朝後期，圍繞賦稅全體臣民實際上分成了兩類：一類是掌
握政治經濟權力的既得利益者，即土地貴族，他們不必交稅或少交稅，並且通過高利貸
等方式對農民進行盤剝；另一類是農民（自耕農、佃農、農奴），他們在承擔政府的稅
務的同時，還承受著土地貴族的剝削。貧和富的這樣分野，已經告訴人們帝國的財富究
竟流入了何處，並且社會到底經歷了什麼樣的分化。這種分化實際上提示了階級分析在
傳統中國社會的現實針對性。人口居於少數的既得利益者和人口居於絕對多數的受剝削
者的存在，又會產生何種社會後果？

經濟問題歸根到底是利益問題。利益問題主要又在於兩方面：一是生產，即財富的
創造；一是分配，即財富的使用。這兩方面相互支配，其中之一發生故障，都會對另一
者產生負面影響，而且常常會產生一定的社會後果。排他性既得利益階層的出現、利益
分配上的不公（不等於不平均），恰恰是引發社會危機的導火索，當然，如果此時在財
富的生產上有所突破，盡管分配不公、但即使是貧弱者亦能享有一湯羹時，就如唐朝一
度所做的那樣，社會危機也許也有一時緩解的可能。但在一定的時間內，土地資源畢竟
是有限度的，一方的多得必然要以另一方的多失作為前提。而從遙遠的古代至20世紀上
半葉，傳統中國社會的絕大部分經濟和財政來源，都來自土地，一般小民的經濟來源，
也非常單一，失去了土地就只能依附於人，再無其他獲取生活資料的機會。貧和富的對
立因此並不僅僅表現為財富佔有量多寡的對立，而更多表現為謀取財富機會有無的對
立，單純的貧富不均在一般情況下還並不是最緊要的問題，但在貧富不均的同時假如致
富的機會亦不均等，弱勢都實際上已被逼入了無路可走、無希望可覓的艱難境地，起可
反抗「為富不仁」便順其自然。傳統中國社會也因之呈現出動亂循環。

C. 程亞文：歷史為什麼輪回

歷史為什麼輪回

程亞文

中國古代的王朝循環曾引起很多人的研究興趣，為什麼自秦漢以後，中國歷史便輪回往返，一次次治亂反復而幾無窮已？史家的解釋是多種多樣的，有人說來源於中國的大一統文化傳統、文化上缺乏彈性；有人說是因為外族的武力威脅，"游牧民-定居者"的生存競爭一次次使中國王朝死而復生、生而復死；有人說這乃肇於中國傳統的等級制統治模式，統治者和被統治者之間的經常性沖突使每一代王朝都不可能長治久安。無疑，所有的說法都有其道理，都能解釋部分甚至很多事實，但本文則側重於經濟角度，從經濟層面看，王朝的循環又該如何解釋？本文想要強調的是：每一王朝在其後期形成的強大既得利益階層給國家稅收帶來的巨額損失，在掏空了國家的公共財政的同時也摧毀了王朝的統治大廈。這一既得利益階層與國家公共財政之間的緊張，是傳統中國社會的基本問題，其影響極其深遠。

1、自耕農遞減律與公共財政的短缺循環

從經濟上來找原因，美國歷史學家斯塔夫里阿諾斯的理解尤其值得注意，他認為中國古代王朝循環、帝國走不出由盛到衰周期律的根本原因，乃在於經濟管理的循環，"每個王朝在它建立約100年後都開始面臨財政上的種種困難"（斯塔夫里阿諾斯，P294），而公共財政的崩潰，又直接導致帝國的滅亡。歷史在歷史學家的筆下，是輕滑而明快的，一兩句提綱契領、富於概括的話語，就把一個又一個王朝的興衰成敗，盡數羅入了其中。

但歷史作為一種過程，卻絕沒有這般從容平淡，歡樂和幸福是怎麼產生的，悲傷和苦痛又是如何生長的，牽涉到具體而微的人和事，一切過往煙雲都將浸透著迷茫和不確定，尤其對於今天站在與往日不同時間維度觀察著歷史的人，聯系古與今、中與外，我們因觀察歷史所引出的聯想，就特別地有一些不輕松。帝國的循環究竟是怎樣發生的？歷史如何詭譎地而不動聲色地將前朝後世一起串聯？而過去又能給未來提供什麼樣的可能性？我們應該好好對歷史發問。

王朝的循環、帝國的衰落，一般而言是一種綜合性的結果，政治、經濟、文化等等全面凋零，統治秩序就將難以為繼。但任何文明畢竟都是建築在物質上，王朝的循環因此如斯塔夫里阿諾斯所說，顯著表現為一種經濟過程。但這種經濟過程又和一種文明的政治、文化和社會過程密切聯系在一起的，相互之間互為因果，經濟過程里有社會政治機理作用的存在，而隨社會政治機理生發的某種經濟過程，反過來又會強化某種政治機理，並產生某種社會結果。還是從公共財政的匱乏說起，這是每個王朝到其晚期之後的必發之症。而公共財政為什麼會發生短缺？把自然的因素排除在外，我們先來看一看因人為因素所造成的一些景象。

檢索一下歷代王朝在其晚期經濟上所出現的征侯，不難發現，以下幾點是共通的：稅收大量短缺。每個王朝在其建立之初，都曾有過一段時間的安寧和繁榮，如漢朝有"文景之治""光武中興"，唐朝有"貞觀之治""開元盛世"，清朝有"康乾盛世"，宋明兩代也曾有過休養生息、政治清明、國家財政充裕、人民生活安康的和諧局面。但好景不般都不長久，每一朝代在前幾任皇帝之後，由於缺乏有效的貨幣制度和商業法律，稅收無論是提取量還是在其現有制度維護上，都開始遇到許多困難，以至到王朝後期，都面臨開支超過稅收的困難局面。自耕農劇減。

中國歷代王朝更換的基本動力，是農民起義。農民起義所呼喚的平均地權思想，對每一代王朝都有震撼力，也因為此，每一代王朝在建制伊始，都通過打倒原有大地產擁有者、重新分配土地，使"耕者有其田"，土地基本能夠按照人口來平均。平均土地的結果，是在國家形成自耕農階層，這一階層占據著農民的大多數。然而，這同樣是暫時的，隨著休養生息階段的過去，賦稅增加，自耕農逐漸承擔不起生存的壓力，不得不將自己的土地讓給大地主，而自己則淪為佃農。這一過程通常時間都不長，到帝國後期，慢慢就形成佃農和農奴占據著農民的多數、而自耕農逐漸淪為少數的境地。土地嚴重集中。平均地權只是每一王朝初始時的景觀，由於缺乏相應的商業和貨幣體系作支撐和法律的制度性約束，帝國的財富總是按照馬太律窮者越窮、富者越富，而在農業社會中，財富的主要標志就是土地佔有量，那些與政治權力相勾結的大地主，在經歷幾代皇帝之後，一般很快就通過對自耕農的高利貨盤剝而積累起大量的地產，相反，自耕農階層在日益加重的徭役賦稅和無法償還的高利貨的雙重壓迫下，逐漸失去自己的土地主權而成為大地主的附庸，乃至到帝國後期，國家的大部分土地是被占人口絕對少數的土地主所瓜分。

以上三點實際上是遞近關聯的，土地集中必然造成自耕農減少，而自耕農減少必然導致稅收不暢和公共財政匱乏。在三者之間尤其值得關注的是自耕農的減少，翻一翻二千年帝制史，不難發現，自耕農遞減業已成為伴隨歷代王朝由盛轉衰過程的鐵律。自耕農遞減為什麼必然導致王朝的稅收財政短缺？這與傳統中國是農業社會的經濟現實有關。農業社會政府和人民的主要經濟來源，只能是土地，而農業社會的人口多數，則為農民。正常情況下，王朝的稅收是由農民所負擔，假如土地不曾集中、自耕農占據農民的主要，帝國的稅收一般不會發生大的短缺，特別是在政府實行人頭稅制度的情況下，國家通常能夠保持收支平衡。但這其實往往只是"理想類型"，由於沒有實現"數目字管理"，帝國的稅收一方面不通暢、難以保證所有的稅收都能落實，另一方面也難以對與政治權力有糾葛的土地權貴進行管理，尤其是自耕農不堪遙役重負、喪失地權、土地集中時，散布各地、自給自足、各成整體的農業經濟，在大地主的庇護下，經常會使政府的稅收制度失靈，即使採用按土地田畝征稅的方式（如唐朝的"均田制"一度所做的那樣），亦無法阻擋這種趨勢。在傳統中國社會，自耕農在人口中的比重大小，事實上已成為衡量社會經濟生活運轉是否良好的一個試金石。但自耕農遞減律卻毫不例外地貫徹了每一王朝的盛衰成敗，原因在哪裡呢？這當然與傳統中國社會農業經濟的單一化（缺乏商業和市場機制）密切關聯，也與政治體制缺乏彈性有關。應當說並不是每一代君王都昏聵無能，相反我們發現，不少最高統治者都看到了存在於中國社會中的基本問題，而且歷代王朝都有皇帝曾致力於予以解決，但囿於農業社會的政治經濟現實，所有的努力最終都毫不例外歸於了失敗。

與自耕農遞減速律和公共財政短缺循環相對應，我們在統治者身上也觀察到一種國家治理模式的循環，那就是每一代王朝在其開始時都曾花大力氣著手舒解土地問題，力圖土地平均，防止土地集中，大力保持自耕農在人口結構中的主體位置。最為顯眼的是明太祖朱元璋，明帝國的大廈剛剛建起，如後來的毛澤東大打"地、富、反、壞、右"一樣，洪武皇帝即"連興大獄，打擊官僚、縉紳、地方等高級人士，從朝廷內的高級官員直到民間的殷實富戶，株連極廣。據有的歷史學家估計，因之喪生者有逾十萬。沒收了案犯的家產並把其中的土地重新分配，加上建國以來大批的移民屯田開荒，就使全國成了一個以自耕農為基礎的農業社會。"（黃仁宇，P150）不僅如此，為防止當時全國仍保有700畝以上地產的14341戶地主家產不致無限擴大，朱元璋則給他們加之以很多額外的服役義務，"這種服役名目繁多，而且按累進稅的原則分派，即家室愈是殷富，其負擔也愈是繁重。比如各地驛站所需的馬匹、船轎和飲食，完全出自大戶供給，一年中的供應量又沒有限額，旅行的官員越多，他們的負擔也越重。"（黃仁宇，151）也因為這樣的土地政策，每一代王朝在其初始，自耕農都占據著全國人口的大多數，帝國的稅收也因為人口和土地的增長而有一時的充實。盡管幾乎每一代王朝在其開始都曾對土地平均和保持自耕農數目作出過努力，但後來的結果，卻仍然是土地集中、自耕農銳減速、公共財政缺失，如此不斷循環。這正是制度學派經濟學家張五常所說的"三種社會體制"中的按社會等級排序的社會所表現出來的典型特徵，政治經濟體制的缺乏開放性，使一種表面上看起來有利於國有利於民的經濟政策，也維持不能長久。

仍以明朝為例，雖然明太祖朱元璋一時落實了土地問題，但後來情況又如何呢，仍不可避免落入了歷史的循環。所以盡管在明帝國岌岌可危時出了一個大清官海瑞，但黃仁宇卻非常精當地指出來了：海瑞想恢復先祖遺訓的努力命中註定是一個悲劇，他所不能領會的是，帝國的這一套經濟政治系統從其發端就有問題。明初之時的土地政策之所以能夠維持，完全是靠洪武皇帝的個人魅力，而魅力的喪失也將意味這種經濟安排的失效。但第一代皇帝朱元璋去世後，你叫後世的皇帝們到哪裡去尋找類於開國皇帝的權威呢？他們的權力只是來自傳統，而傳統型統治理所當然意味著對往日時事的臣服，其中包括對制定和解釋這些傳統的具體的人的臣服。皇帝的威權因此已不具有絕對性，先王的老臣、現世的官僚集團，都有可能對上發難。當後世皇帝們的統治合法性大為減弱的時候，維系在魅力型統治上的經濟安排，因此再無繼續有效維護的可能。

在一個以土地為主要經濟來源的封閉性農業社會，國家的安寧和穩定密切依賴於土地平均，只有這樣才能維持一支強大的自耕農隊伍，國家的稅收才能有所依靠。但等級制的政治體制（這是農業社會的悖論：要維持一個龐大帝國的統治，只能採用等級制）又註定不能將平均地權的經濟安排貫徹始終。在稅收銳減、國家公共財政空虛的情況下帝國將面臨什麼樣的結局？歷史學家早有有結論：維系著帝國統治的兩大力量--官僚體系和軍隊，將因為缺乏財政上的支撐而無法維持，帝國因此首先從自身體制上瓦解；而內部不堪忍受剝削的農民在則也聯合起來，為自身生存而舉起義旗，這時往往又有外族趁王朝內部的動亂而以武力來犯。在內憂外患夾擊下，帝國只好分崩離析。

2、另一種私有化，另一種結局

自耕農數目下降導致每一王朝在其後期都面臨財政上的困難，但公共財政的匱缺並不表示國家財富總量的減少，相反我們倒還可以發現出另外的事實，比如唐朝，雖然其統治者並未象明朝一樣嚴格地平均地權，而是在不剝奪大家族所佔土地的現狀下，通過其他途徑開辟新土地並贈予自由農民，這種"均田制"措施曾一度中止了半封建的大地產的增長，同時增加了國家稅收，也加強了唐初時的統治。但每一王朝在其建立上百年後都無可倖免支大於收、財政上捉襟見肘，即使在國家財富總量增加的情況下也是如此。是誰使得自耕農銳減並掏空了帝國的公共財政？

問題出在歷代王朝的土地私有上。我們一直習慣於認為，中國社會向來不存在私有制問題，上下五千年，各個朝代都在壓制著私有化。如果說這是與近現代西歐明確產權制度的一種對照，也不能說這種說法全無道理，與受法律保護權利和稅收義務制約的私有產權制度，在中國從未有效生長。但若以"全豹"來否決"一斑"、認為中國社會只有政府對經濟資源的無度控制而無私人對財產的大量佔有，這卻與歷史曾有過的現實不符。中國古代大地主和豪強的土地兼並，事實上也是製造了一種土地上的私有。雖然這種私有並沒有近現代意義上的嚴格法律保障，但土地擁有者的地契和通過與統治者共謀而獲得的政治權力，一般都使土地私有的狀況能夠保持下去，避免政治權力的侵擾。但中國以往社會存在的問題，也正在這里。土地在大地主和豪強那裡的集中並且私有，若有健全的財政稅收制度保證擁有大地產者亦交納相應的稅銀，則土地私有尚不致對國家和社會造成大的危害，然而，傳統中國社會政治制度的不合理所在，正是產權擁有者所亨權利與應盡義務的極端不平衡，一方面，帝國的統治不是建立在技術上，類於黃仁宇先生所說的"高層機構"和"低層機構"，向為中國社會所缺乏，帝國的稅收因此只能大而化之，無法精確定量，這使大地產擁有者有了逃稅的可乘之機；另一方面，更為重要的是，大地產擁有者一般都是特權的享有者，傳統中國社會的統治，本身就建築於官僚階級與地方鄉紳豪強的合作，大地主利用其對政府的影響力，可以有效免去大量本來要交的稅務。套用現代一點的話來說，傳統中國社會里的大地產擁有者作為既得利益階層，才真正亨有著"輕瑤薄賦"，這種財產佔有權與應盡義務的分離，導致了公共財政的匱乏，也成為中國歷史王朝興衰榮落的基本成因。

土地事實上的私有，必然的結果，是政治權力施用於土地佔有，進一步加強土地私有的強度。在土地作為社會的主要財富的背景下，政治資源的施用所能謀取的經濟利益，最多最頻繁的當然只會是土地。土地的集中造就一批既得利益階層，這個階層的慣常模式，就是官僚+地產。它與傳統中國社會的家庭和家族觀念有很大關聯。隋唐以後所實行的科舉制度，表面上看是在中國社會創造了"機會均等"，為貧家子弟進入士紳階層打開了方便之門，實則不然，一句"三代出一個貴族"的習語道破了科舉入仕的秘密：沒有足夠的財力作為多年學習和准備的根基，甭提參加科舉考試、就是讀書向學的可能性也不會存在。所以能夠中舉的，大多必有家庭和家族的財力在背後作著支撐，而中舉入弟，政治權力則自然向經濟權力的方向迴流，為家庭和家族的財富與地位躍升提供便利。官僚和地產因此這樣結合在一起。這雖然沒有囊括政治權力和經濟利益相勾結的所有類型，但卻最明顯、明通俗、最普遍的一類，各朝情況都大略如此。

仍以明朝為例，明朝的官員退休以後，告老還張即成為鄉紳，但按政府規定，仍享有著與在位時相近的各種政治經濟優待（在這方面我們又一次感受到歷史與現實的驚人相似），這本身就意味著他們在佔有社會財富上比之一般人站在了更高的位勢，還不僅如此，他們還以鄉誼、年誼、姻誼等等作為紐帶，與其他直接和不直接掌握政治權力的權貴者保持著千絲萬縷聯系，因是之故，將既得政治資源轉化為經濟資源，對他們來說就極其自然和順當，比如曾作過文淵閣大學士的徐階，退休回南直隸之後，家庭成員多達幾千，通過放高利貸等各種手段所佔有的地產，據說便有40萬畝。（黃仁宇，P146）權和錢自古相通。明朝的官員通過截留"火耗"，收取"常例"，一般都能積累起一定的資產，這些資產或可直接用來購買土地，或可通過放高利貸豪奪土地。官員有位在職時積累金錢財富，退休後將金錢轉化為土地成為土地貴族，之如此類在各朝各代皆為常識。一代王朝開國時打倒一批鄉紳豪強，但"野火吹不盡，春風吹又生"，經過新一輪政治權力的重構，經濟資源在王朝建立幾十年後亦將重新依舊安排。明朝到萬曆年間，一個新的土地貴族便早就已產生了，"當年送達御前以備乙覽的14000多家富戶，已經為新的富戶所代替。這些新興的富戶，絕大多數屬於官僚、士紳或在學生員而得以享受'優免'，不再承擔'役'的責任。政府中的吏員，也越來越多地獲得了上下其手的機會。因為全國的現金和實物不是總收集發，財政制度無從以嚴密的會計制度加以考察，從罅隙中漏出來的錢物就落於這些人的手裡。"（黃仁於P153）類似的現象和過程，在各代都能發現。

再如唐朝，唐朝開國時實行"均田制"，但實際上一開始的"均田"就不徹底，對前朝形成的擁有巨大的、自給自足的、免稅的地方家族大地產，並沒有予以剝奪，而是開辟其他途徑如開墾戰爭期間被荒廢的土地的方式公給農民以土地，而且國家稅收是由廣大小農所承擔，擁有政治權力的大地主則不需要交稅。最後一個王朝清朝更是如此，"三年清知府，十萬雪花銀"即是一個生動的寫照。

至此我們看到，在歷代王朝後期，圍繞賦稅全體臣民實際上分成了兩類：一類是掌握政治經濟權力的既得利益者，即土地貴族，他們不必交稅或少交稅，並且通過高利貸等方式對農民進行盤剝；另一類是農民（自耕農、佃農、農奴），他們在承擔政府的稅務的同時，還承受著土地貴族的剝削。貧和富的這樣分野，已經告訴人們帝國的財富究竟流入了何處，並且社會到底經歷了什麼樣的分化。這種分化實際上提示了階級分析在傳統中國社會的現實針對性。人口居於少數的既得利益者和人口居於絕對多數的受剝削者的存在，又會產生何種社會後果？

經濟問題歸根到底是利益問題。利益問題主要又在於兩方面：一是生產，即財富的創造；一是分配，即財富的使用。這兩方面相互支配，其中之一發生故障，都會對另一者產生負面影響，而且常常會產生一定的社會後果。排他性既得利益階層的出現、利益分配上的不公（不等於不平均），恰恰是引發社會危機的導火索，當然，如果此時在財富的生產上有所突破，盡管分配不公、但即使是貧弱者亦能享有一湯羹時，就如唐朝一度所做的那樣，社會危機也許也有一時緩解的可能。但在一定的時間內，土地資源畢竟是有限度的，一方的多得必然要以另一方的多失作為前提。而從遙遠的古代至20世紀上半葉，傳統中國社會的絕大部分經濟和財政來源，都來自土地，一般小民的經濟來源，也非常單一，失去了土地就只能依附於人，再無其他獲取生活資料的機會。貧和富的對立因此並不僅僅表現為財富佔有量多寡的對立，而更多表現為謀取財富機會有無的對立，單純的貧富不均在一般情況下還並不是最緊要的問題，但在貧富不均的同時假如致富的機會亦不均等，弱勢都實際上已被逼入了無路可走、無希望可覓的艱難境地，起可反抗"為富不仁"便順其自然。傳統中國社會也因之呈現出動亂循環。

D. 兩千年來，為何中國王朝一直都是不斷的循環往復呢

司馬遷的《史記》可以說還算是一本公平公正的史書，在里邊兒司馬遷一般都會在每個王朝或者說一段歷史的結尾，做一下評價，不過在平淮書一章，司馬遷卻一改往常的公平公正，而是不斷地吐槽。

當然司馬遷在這里也有一點悲觀，他認為所有的國家都會對外宣戰而不重視內部發展，這是一種典型的歷史虛無主義。不過當時的司馬遷還看不到隨著生產力的發展矛盾逐漸改變，而不再是司馬遷當初認為的那樣。這並不是司馬遷個人的理解偏差，而是司馬遷所在當時社會發展還達不到現在的程度。不過在過去的兩千多年，司馬遷所提到的戰爭永不止卻並沒有出錯。歷史給人的唯一教訓就是人永遠不會記住歷史的教訓。

E. 錢穆 中國歷史為什麼循環

一家之言，言之成理即可。

農耕文明下，小農經濟，自給自足，對生產力的促進作用相對緩慢，主要靠有限的土地、靠天氣吃飯。
農民階級與地主階級都形成了安土重遷，小富即安，小富之後就讓自己變成地主，根本不會考慮整個階級與社會的前途和命運。上下階級的流動，就形成了循環。

F. 中國是一個王朝大國，朝代更迭時有發生，中國為何跳不出王朝更迭循環的怪圈

中國文明的的另一特點是具體王朝的年限較短。少的只有數十年，如秦、隋等；多也不超過三百年，如漢、唐、宋、明等。這與西羅馬立國近千年，拜占庭帝國享國近千年相比實在顯得太短。可見，中國文明總體連續性的另一面是頻率較高的周期性振盪。中國歷史上每一次改朝換代都會帶來生靈塗炭，社會文化、經濟則隨之遭到嚴重破壞，有時甚至於因此遭到外族的奴役。在沒有過於強大的敵國外患的古代，這種周期性的變亂還不至於有亡族、亡文化之禍，但在號稱「新戰國」的今天，再發生這樣的變亂，則其後果是難以想像的。

當大規模的流民作亂爆發時，政府必然會採取鎮壓措施。而事實上當時政府一般已十分腐朽，已無力迅速平定事變。這樣戰爭的規模會擴大，而大規模的戰爭又會極大地破壞生產，從而製造出更多的流民。這樣惡性循環下去，最終將帝國拖跨拖死。當一個王朝覆滅之後，參與爭奪統治權的群雄中總會有一方勝出，當他基本削平群雄時，往往全國人口減了大半，這樣人地矛盾由人多地少反過來變成人少地多。這時，只要新建王朝能注意與民休息，招民拓荒，國家一般能很快安定下來。隨著政局的安定，國家一般有一個人口與土地的良性循環期。這一時期，人口增加，被開發的土就更多；而被開發的土地越多，就能養活更多的人口。這一時期，一般被稱為該王朝的盛世期。當土地被開發到極限後，人口還是在按慣性繼續增長，當人口數超過王朝所能承認的極限時，新的一輪循環就又開始了。這是中國歷史上王朝循環的根本原因。

這就是中國歷史上呈現王朝循環的全部奧秘所在。

G. 黑格爾為何說中國無真正的歷史，只是朝代輪回

在黑格爾看來，歷史是能解釋人類活動進程的一門學科，不單單是時間上的延續，而是一個從低級到高級發展的過程，是有規律可循的。他在《法哲學原理》一書中寫道：“從本質上來講，中國是沒有歷史的。它不斷重復著王朝的覆滅更迭，其過程中整個國家沒有任何進步。”他認為中國幾千年來更像是一個賭場，惡棍輪流坐莊，統治賭場；地痞換班執政；普通老百姓是炮灰，總被惡棍、地痞們拿來當祭品。

中國幾千年的歷史中，人才輩出，創造了一個又一個奇跡。小農經濟消亡後，中國同西方國家一樣走上了工業道路。中國僅僅用了40多年的時間，差不多就趕上了西方某些國家一兩百年的發展，在繼續書寫屬於自己的、獨一無二的歷史！

H. 為什麼中國的歷史總是循環

何止是中國歷史，只要在地球上都逃不過循環，分久必合合久必分，本來就是歷史規律

I. 魯迅筆下中國歷史作為一種循環為何一再循環

一、魯迅自幼浸淫的「歷史循環觀」
自先秦以來的古代社會，古代文化模式與文明程度沒有實質發展或突破，「歷史循環觀」是社會普遍認可的歷史觀。這種史觀源頭在孟子時便有端倪，他在《孟子•滕文公下》說過：「天下之生久矣，一治一亂。」他的政治主張和歷史觀是復古倒退的，以歷史循環為必然，歷史成為了毀了建、建了毀的游戲。[1]戰國末年，呂不韋在戰國後期鄒衍的「五德終始」說的基礎上進行發展，使「金、木、水、火、土」陰陽五行結構具有自我運動、自我調節功能，成為完整體系。西漢正式將「五德循環」確立的同時，董仲舒提出了「三統」「三正」的歷史循環論，歷史循環思想在此具有兩種完備的形態。在司馬遷、班固等史學家把理論運用到史學實踐，這種歷史循環的傳統史觀就一直延續了下來。[2]在《三國演義》的得勝頭回第一句：「話說天下大勢，分久必合，合久必分。」便是這種思想的延續。
《論語》、《孟子》等古文經典對於古時的文人是從小便耳濡目染，日日背誦的，考過科舉的魯迅自然對此耳熟能詳，對循環觀的接受也是自然而然的。在這種歷史循環觀的影響下，一代代有革新思想的知識分子是處於一種壓抑狀態的。魯迅生於這樣的社會，經歷了家庭從小康到衰敗，深刻體會這社會制度下世間的冷暖。他生活的中國也經歷著從天朝上國美夢中墜落到任西方列強凌辱的境遇。他對現實充滿著不滿，而他厭惡現實，這種歷史循環觀的悲觀主義就對他產生重壓。王曉明對魯迅接受著歷史循環觀的壓迫有著異常敏銳的認識，他認為歷史循環觀及附屬於他的歷史「今不如昔」的觀念阻礙著魯迅對理想世界的憧憬，這種悲觀的循環觀告訴魯迅，他的精神寄託——未來並不是真正的將來，而是過去，改變現狀就要復活過去，但現實的既存勢力比他更接近過去，而悲觀將把他誘入失望的邊緣。[3]
二、接受「進化論」——沖破「歷史循環觀」的狂喜
在南京礦務鐵路學堂求學時，魯迅在新黨總辦的影響下開始接觸新書，《朝花夕拾》中他回憶了初步接觸進化論的過程。他不理會老輩給他參康有為變法的報紙，一有空閑便看《天演論》。至此，他便到處搜尋嚴復的書來看，《嚴復集第一冊》中「嘗謂中西事理，其最不同而斷乎不可合者，莫大於中之人好古而忽今，西之人力今以勝古。中之人以一治一亂、一盛一衰為天行人事之自然，而西之人以日進無疆，既盛不可復衰，既治不可復亂，為學術政化之極則。」[4]這種對中國傳統文化的歷史循環觀的質疑，未嘗不使他那顆愛國的青年心中熱血沸騰。
1902年，魯迅到日本後，接觸了章太炎的俱分進化論，1907年在日本他把後來學習的泰勒斯、黑格爾、赫胥黎、保羅生等的進化觀點整理論文《人之歷史》，對嚴復的《天演論》作出了超越。他早期的論文《科學史教篇》《文化偏執論》、《摩羅詩力說》都有一條明確的主線，就是要立人立國，通過尼采式的超人啟蒙，而使人人都有自己的獨立聲音，建立一個真正的「人」國。
他相信人性的進化，認為青年必勝於老年，注重對青年人的思想的引導培養。在《我們現在怎樣做父親》中，他從根本上否定了「求安」而不思「養」、「保」的「歷史循環觀」。面對中國的舊道德觀的沖擊，他直直地佔領「聖人之徒」的制高點來宣傳他的新思想，怎樣做父親，就是要傳統的人對傳統做一個徹底的了斷，用誠與愛培養下一代，讓他們從舊的黑暗中解放出來，而「覺醒的人，為想隨順長者解放幼者，便須一面清結舊賬，一面開辟新路。」「自己背著因襲的重擔，肩扛住了黑暗的閘門，放他們到寬闊光明的地方去；此後幸福的度日，合理的做人。」[5]
魯迅同時還對中國的傳統的腐朽思想進行批判，他批評所謂的「國粹」，從語言文字背後來揭示民族的劣根心理而加以批判，他對不易普及的繁難文言古字猛烈抨擊，他對統治中國的儒家思想作透徹的揭露：「孔夫子之在中國是權勢者們捧起來的，是那些權勢者們或想做權勢者們的聖人，和一般的民眾並無什麼關系。」 [6]在他看來，孔子思想和儒術是殺人的「軟刀子」[7]
三、進化論的湮滅——跌入歷史循環的掙扎
對一種理論產生懷疑來自於實踐中的挫敗，而對一種理論懷疑而產生巨大的創痛感，是因為對這種理論曾經過分相信與推崇。接受了進化論，並對之進行一番考校後，魯迅確立了自己新的信仰，迫不及待地要付諸實踐，做一個新中國的啟蒙人。然而《新生》雜志卻在一陣喧嚷後流產了。《吶喊<自序>》記錄了這一經歷，也記載了魯迅的心緒，他用各種方法麻醉自己的靈魂，竟然有想重新「沉入國民中」、「回到古代」，進入「歷史循環」的舊的體制中。[8]
在他精神困苦和為生計奔波的時候，辛亥革命爆發了，他參加過的光復會的舊識在紹興軍政府當了都督，他被委任為紹興師范學堂的校長。他內心的熱情又被迅速點燃了，一切彷彿都在朝他曾夢想的那樣在「進化」。他鼓勵學生創辦《越鐸日報》，恢復了原來辦《新生》的熱情。然而，現實卻很快讓他失望了。王金發不僅不再維護革命的綱領，而且與原先的官僚勾結，摧毀了《越鐸日報》編輯部。他接受蔡元培的邀請到國民政府教育部當部員，卻又在有稱帝野心的袁世凱壓迫下過著抄校古碑以避文禍日子。[9]
「試將記五代，南宋，明末的事情的，和現今的狀況一比較，就當驚心動魄於何其相似之甚，彷彿時間的流逝，獨與我們中國無關。現在的「中華民國」也還是五代，是宋末，是明季。」在這篇中，魯迅先是揭露了被傳統文化完全控制了的百姓，他們不是為了自己和國家而奮起的人民，而是按照傳統的固定的思維，阻礙著歷史的前進。魯迅憤慨而痛苦的質問「『地大物博，人口眾多』，用了這許多好材料，難道經不過老是演一出輪回的把戲而已么？」 [10]
魯迅對「中華民國」抱有的憧憬煙消雲散，經歷了辛亥革命，他醒悟中國的近代革命所奉行的不過是農民的一種造反邏輯，在《學界三魂》中魯迅說造反是中國最大有利的買賣。他一向的「青年必勝於老年」的進化思想，在與創造社、太陽社的論戰傷痛的同時也從內心得到了瓦解。他發現了成仿吾等青年中的依然存在有革命投機思想，這與原來的小農造反在根本上並沒有什麼區別，在《上海文藝之一瞥》中，他再次發出了警告「至今為止的統治階級的革命，不過是爭奪一把舊椅子。去推的時候，好像這椅子很可恨，一奪到手，就又覺得是寶貝了，而同時也自覺了自己正和這『舊的』一起。『奴才』做了主人，是絕不肯廢去『老爺』的稱呼的，他的擺架子，恐怕比他的主人還十足，還可笑。」[11]隨著魯迅的進化論的瓦解，還未接受階級論的時候，他不住地跳入歷史循環的困惑中，在其中悲痛掙扎。
四、魯迅小說中循環的悲觀生命意識
魯迅極力想要擺脫悲觀的歷史循環論，甚至否定中國的所有傳統文化，但正是這種不斷掙扎而產生的決然反叛態度，反而說明了這種循環意識對他的生命浸透的深度。作為魯迅在幼時便紮根意識的觀念，這種循環的悲觀不知不覺生長成意識的背景，即使被暫時遺忘，在某種境遇獨自面對自己時，它便會不知不覺在生命中彌漫起來。魯迅小說中就不時透露出的這種悲觀的循環意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