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歷史學是什麼一書的評價

『壹』 《歷史學是什麼》讀後感

在看到這本書的題目時，就被題目吸引了。中國的史學家中，並沒有看到就歷史本身是什麼展開過專題論述，倒是更多的探討「歷史為什麼」的話題。這一區別本不是東方與西方史學的不同，究其根本，應該是東西方哲學的本質區別所在，但確實這一問題是重要的。
「歷史是歷史學家與歷史事實之間連續不斷的相互作用的過程，就是現在與過去之間永無休止的對話」。有人說一切歷史都是當代史。我們關注歷史，要關注歷史學家，更要關注歷史學家所在的社會。
書的第二章，探討了歷史的社會性，與個人性。其實本質上是歷史的必然性和偶然性的問題。歷史是人的行為過程，但歷史不是某個人的行為過程，我們不能罔顧歷史的社會性，而誇大一個人的歷史作用。人在歷史進程中的被動性是我們不得不承認的事實。我們只有根據現在才能理解過去，我們也只能通過過去，才能理解現在。使人能夠理解過去的社會，使人能夠增加把握現在社會的力量，便是歷史的雙重功能。本質上看，歷史是社會性的。
第三章，探討了歷史、科學和道德。歷史學家和歷史資料的收集者的本質不同，在於對歷史事實的歸納。而這種歷史研究的歸納方法，其實是和科學是相通的，我們要為歷史找到不止是一個發生的原因，這是歷史學家的思想性之所在，沒有這種思想性的存在，歷史的作用也就不復存在。在這里，我想到一個問題，我們劃分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的意義又何在呢？知識本是人類對世界的一種認知，歷史所研究的，物理所研究的，化學所研究的本都是世界的組成部分，它們本都是哲學的衍生，它們的方法本都是一樣的。
第四章的題目是「作為進步的歷史」。其實提出了一個根本的問題，歷史是進步的嗎？進步是什麼，進步是朝著一個既定的目標的前進，而歷史的確有這樣的一種方向性嗎？這一點我相信，真正傾心歷史的人，有著較他人對未來更多的憧憬與責任。歷史中的進步依靠的是人類不斷的持續的獲得性財產的轉讓，而這一過程便是進步的源動力。進步在於繼承，而不是毀滅。對於歷史的進步是一種信仰，是代表我們對於未來的信心。進步是歷史藉以編撰的科學假設。換句話說，沒有這一假設，歷史是毫無意義的。科學的假設的方法，是構建任何知識大廈的必要前提。

『貳』 談談你對史記這一歷史學著作的看法~！

《史記》對後世史學和文學的發展都產生了深遠影響。其首創的紀傳體編史方法為後來歷代「正史」所傳承。同時，《史記》還被認為是一部優秀的文學著作，在中國文學史上有重要地位，被魯迅譽為「史家之絕唱，無韻之《離騷》」。司馬遷探求的天人之際，並非承認天的神秘力量，而是重視天人之間關系的演變，從而了解 「古今之變」 的關鍵，探求出歷史動態發展變化的層面，最終完成「一家之言」。而他的撰述動機，主要有以下三方面：
一、司馬遷為了繼承其父司馬談編訂史書的遺志，完成撰述《史記》的宏願
二、司馬遷想繼承《春秋》精神
三、司馬遷要肩負史家職責
司馬遷想為封建統治者提供歷史的借鑒作用，反映的是真實的歷史，這是非常可貴的。
本著實錄的精神，司馬遷在選取人物時，並不是根據其官職或社會地位，而是以其實際行為表現為標准。比如，他寫了許多諸如游俠、商人、醫生、倡優等下層人物的傳記。在司馬遷心目中，這些人都有可取之處。
司馬遷首創了以人載事，始終敘述一個人生平事跡的寫法。著重寫其「為人」，並注意其「為人」的復雜性，是司馬遷的筆法。他在作傳時，把自己的看法寓於客觀的事實敘述之中，來表示自己對人物的愛憎態度。
比如項羽這個人物，司馬遷同情他，以非常飽滿的熱情來寫這位失敗英雄。他既稱贊項羽的驍勇，又對他的胸無大志、殘暴自恃作出批評。可是，在《項羽本紀》中，司馬遷並沒有發議論，但是他對項羽的愛憎態度卻於敘事之中明顯地表現了出來。這便是司馬遷作傳的最大特點，即真實性和傾向性的統一。
《史記》的誕生，就中國史學的具體發展而言，《史記》的貢獻巨大。《史記》的貢獻和特點主要有這樣幾個方面；
一、開創了「紀傳體」體例
二、開創了政治、經濟、民族、文化等各種知識的綜合纂史方法
三、秉筆直書，是我國寶貴的史學傳統，司馬遷的《史記》對此有很好的發揮
四、《史記》也是一部形象生動的歷史傳記

『叄』 《歷史學是什麼》

歷史學，是人類對自己的歷史材料進行篩選和組合的知識形式。歷史學，是個靜態時間中的動態空間概念。歷史學是由歷史、科學、哲學、人性學及其時間空間五部分有機組合而成。

『肆』 從各個角度論述什麼是歷史學

歷史學也稱史學,是一門整合型的社會科學，是歷史研究主體在馬克思主義哲學所提供的一般規律指導下，運用一定的思維認識方式和手段，在與歷史客體發生互動作用的過程中，通過對歷史客體的分析研究，以理解其特殊規律和特點的一種精神生產實踐及其創造出來的產品——歷史知識。

因取義的廣狹不同，史學的定義從內涵上可歸納為兩種。
廣義的史學是對「史」進行同時合訓而產生的「史有二義」的統一體，包括：（1）完全獨立於人們的意識之外的人類過往社會的客觀存在及其發展過程；（2）歷史學家對這種客觀存在和過程及其規律的描述和探索的精神生產實踐及其創造出來的產品。狹義上的史學不包括前者，而專指後者。歷史狹義上的史學是一種精神生產實踐及其創造的屬於觀念形態的東西的統一體。就其性質而言，因歷史學家們考察的角度和出發點的不同，而有「活動」說、「學問」或「學術」說、「知識體系」說、「科學」說、「藝術」說和「一半是科學，一半是藝術」說、「整合」說等等不同的界定。
在馬克思主義歷史學誕生之前，人們一般從廣義上來界定史學，即對史學的定義與對歷史的定義往往是同一的，很少有人對兩者進行嚴格的概念上的區分。英語中「歷史學」和「歷史」是同一個詞：History。根據第四版《牛津高階英漢雙解詞典》，History第一義項即指「歷史學」——對過去事件的研究；第二義項才是「歷史」——過去的事件，尤指從整體意義上來認識的過去事件；第三義項實際上是從第一義項中引申出來的——對過去事件的系統敘述。可見，「歷史學」和「歷史」是其本義。
中西方對史學的認識所經歷的過程基本相同。中國古代的「史學」概念亦從對「史」的認識發展而來，或者說它最初也包含在「史」中。據瞿林東先生的研究，大體說來，中國古代「史」的含義經歷了史官、史書、史事、史學的發展過程。史學概念可能始出於東晉十六國時期的後趙石勒稱王之年——公元319年（東晉太興二年）。在當時和其後一個半世紀間，人們並未對它的內涵作出明確的解說。但是，史學擺脫對經學的依附地位，並與傳統的經、律兩學鼎足而立，成為官學中一個完全獨立的部門，這在中國古代史學發展上還是極具重要意義的。後來它有了編纂學、文獻學的內容；至清代乾嘉時期，人們又賦予了史學以歷史敘述技巧和歷史認識方法等內容。要而言之，在中國古代，人們對史學概念的解說所達到的最高認識水平是：史學是一門關於如何認識、敘述或編纂過去的事件的專門性、技藝性的學問。這種認識與西方近代歷史學家「歷史學是藝術」的界說有異曲同工之妙。在中國古代史學發展史上，作為人類過往社會客觀存在的「歷史」與作為一種專門性學問的人們對它進行認識、描述的活動及其結果的「史學」，最後實現了初步的分離，這是古代歷史學家經過數千年探索的結果，亦是他們在史學認識上的最大成就之一。正因「史學」從「史」的硬殼中脫胎而來，所以，盡管在當代歷史學家看來，「歷史」與「史學」是兩個內涵和本質均不相同的概念，對於它們各自是什麼的回答分屬於不同的本體論范疇，但是當人們定義它們時，它們就像是一個雙面怪——兩者交互使用、互相糾結在一起，——「史」因一字多意同時合用亦總有二義，這種情況在近代依然頑固地維持著。因此，近人對史學的定義，並不比古人高明多少，亦往往不能徹底分割克麗歐女神的雙面性。當他們在定義「史者何」或「歷史何謂」的時候，實際上不是在確定「歷史」的定義，而是在確定「史學」的定義；有時則同時合訓而兼具兩義。如果從歷史本體論角度來分析，人們難免會把他們的定義當做是從觀念形態上來界說「歷史」概念，從而得出他們的歷史觀本質上屬於唯心主義歷史觀的結論。如果我們從他們解說的實際內容和文本的整體語境來分析，則不難看出，他們正是從狹義上確定了史學的內涵。 例如，近代國學大師、「新史學」革命首倡者梁啟超，在《中國歷史研究法》一書中，就開宗明義地寫道：「史者何？記述人類社會賡續活動之體相，校其總成績，求得其因果關系，以為現代一般人活動之資鑒者也。」這里的「史」，很明顯是指「史學」；而且，《中國歷史研究法》一書所闡述的內容，亦是如何研究歷史的方法問題，而不是論述歷史是什麼的問題。當然，多數史家則採用傳統的同時合訓的方法。例如，杜維運說：「一般來講，所謂歷史，不外是以往實際發生的事件（簡言之為往事），或者是以往實際發生的事件的記錄（往事的記錄）。」

今人對史學的定義或解說，可謂各家紛紜，莫衷一是。
「活動」說。瞿林東先生在《中國史學史綱》一書中說：「關於人類社會歷史的認識、記載與撰述的綜合活動，這便是史學。」瞿先生的定義，與他這本書的內容是相適應的。因為史學在中國古代，主要是以附屬於政治活動的一種文化積累活動的形式存在的，史官和史館制度充分證明了這一點。史學雖然在東晉十六國時期開始成為一門專門的學問，中國古代史學發展過程中雖然亦不乏私人撰史行為，但兼具文化活動和政治活動而主要作為政治活動的一種表現形式的「綜合活動」特性，並沒有改變。

「學問」說。吳澤先生在其主編的《史學概論》一書「緒論」中，給史學確定的定義是：「史學是研究人類社會的發展過程及其規律的學問。」

「歷史學一半是科學，一半是藝術」說。這種說法的由來比較復雜。歷史學究竟是一門科學還是一門藝術，或是兩者兼而有之，在西方史學史上，這一爭論可以追溯到公元2世紀古羅馬帝國。第一個對這個問題進行辨析的，是當時的修辭學家、諷刺散文作家希臘裔羅馬人盧基阿努斯（Loucianos，約120—180年左右。一說約125—192年。舊譯琉善，現又據英譯Lucian而譯盧奇安）。盧基阿努斯以傳統對話體寫過約80篇雜論，內容涉及文學藝術、哲學、修辭學、宗教等命題，其中有一篇史學評論專論《論撰史》，「可以定位為西方史學史上第一篇史學理論專論」。盧基阿努斯從歷史學的任務或目的、本質、價值、認識方法，歷史學家的主體意識結構，史料收集與處理，歷史著作的表現形式，判斷歷史著作優劣的一般標准等等方面，提出了史學本體的認識論和方法論問題，揭示了史學與文學藝術（如頌辭、詩歌、戲劇等表現形式）相比而具有的真實性本質特徵，認為歷史學雖然外加有欣賞的成分，也需要藉助適當的文學藝術的表述技巧，需要「華而實」的「風格之美」、「真實美」和「條理分明的秩序之美」等表現形式，但是，這些都不是構成歷史學的本質的東西；歷史學按其特性、本質和目的來講，是一門實用之學，而非一門有如詩歌那樣的欣賞之學。
在盧基阿努斯看來，「不能區別詩與史，確實是史學之大患」。盧基阿努斯關於「詩與史」、「實用的歷史」與「欣賞的歷史」之間異同關系的辨析，開啟了後世歷史學家關於歷史學是一門科學還是一門藝術的論爭之門。近代西方無論是客觀主義歷史學家提出的歷史學是一門「如實直書」的實證科學，「歷史學是科學，不多也不少」，還是相對主義歷史學家提出的歷史學是一門藝術，「歷史學一半是科學，一半是藝術」等等表述形式不盡相同的史學本體認識，就其關於治史原則、史學本質的認識，以及討論的題域、思考的路徑而言，其實均未超出盧基阿努斯所達到的認識水平和劃定的疆界。
在當代中國史學理論界，史學理論工作者們接過了盧基阿努斯的問題。堅持歷史學是一門科學的歷史學家，一方面沿著盧基阿努斯開辟的認識路徑，從歷史學與文學的區別中把真實性確定為歷史學的本質特性之一；另一方面，沿著馬克思和恩格斯開辟的辯證的、歷史的和唯物的認識路徑，從歷史本體論和史學本體論的高度，深刻闡述了歷史學研究對象的客觀實在性，從而為歷史學打下了堅實的基礎。另一些持相對主義甚至折衷主義史學觀的歷史學家，同樣延續了盧基阿努斯的認識路徑，所不同的只是把已經被盧氏排除在外的「無疑是外加的東西」又偷運到歷史學本質特性的內容之中，使之成為內涵於歷史學本質的東西，然後以此為據，重彈了實質上是「一半……一半」的老調。何兆武先生的歷史學是一門「既是科學又非科學的超科學」人文學科之說，可以看做是「一半……一半」說的當代中國版。
20世紀80年代末，何兆武先生提出了著名的「歷史研究中的假問題」命題，認為「要使歷史科學現代化」，「歷史學界應該對過去一切似是而非的假問題進行重新批判並做出一番澄清」。此論在中國歷史學界產生了相當的影響。第一個被他當做「假問題」來澄清的，是中國封建社會長期性、或停滯性、或長期停滯性問題。進入90年代，他的這種澄清工作很快就溯源到了歷史學本體論和歷史本體論的范疇領域，把「歷史學是科學嗎？」作為一個准「假問題」——何先生沒有直接認定它是一個「假問題」，而只是認為它是「唯科學觀點」的一種表現，故我們用准「假問題」來稱之——來清理。從他發表的一些文章中，如《對歷史學的若干反思》、《歷史學兩重性片論》、《歷史兩重性片論》、《歷史學家、歷史學和歷史》，以及被他收入自己的「學術文化隨筆」集中的《〈歷史與歷史學〉自序》，等等，不難發現他的歷史學作為一門人文學科是「超科學」之說：「人們對歷史的研究和認識則構成為歷史學。」
「歷史學本身就包含有兩個層次，第一個層次（歷史學Ⅰ）是對史實或史料的知識或認定，第二個層次（歷史學Ⅱ）是對第一個層次（歷史學Ⅰ）的理解或詮釋。」
「歷史學Ⅰ所給定的數據可以為有一個『實』，即一個大家一致（或可以達成一致）的看法……歷史學Ⅱ本質上是一種思維構造過程……」
「歷史學Ⅱ也包含有兩個部分，即理性思維和體驗能力，二者綜合就成為歷史理性。理性思維是使它認同於科學的東西；體驗能力是使它認同於藝術，從而有別於科學的東西……因此，歷史學既是科學，同時又不是科學；它既需要有科學性，又需要有科學性之外的某些東西……即我們對認識歷史所需要的那種心靈體驗的敏感性，那實質上有似於藝術的敏感性。」
「歷史學之成為歷史學，其關鍵乃在於歷史學Ⅱ，而不在於歷史學Ⅰ。歷史學Ⅰ是科學，歷史學Ⅱ是哲學。」
「科學地對待歷史學，就必須承認歷史學中的非科學成分。」否則，「歷史學就連所謂『科學的』歷史學都談不上，更遑論『人文的』（它是科學與非科學兼而有之，所以是超科學的，但不是反科學的）歷史學了」。
何兆武先生「對歷史學的若干反思」所獲得的關於「歷史學兩重性片論」，要點即如上述。他的「歷史學Ⅰ」、「歷史學Ⅱ」兩分法提出後，有的青年史學理論工作者從中獲得了靈感，進而又區分出了所謂的「歷史學Ⅲ」。可見，兩分法對於歷史學的「精細化」是做出了貢獻的：它開出了一條史學本體論研究中的結構主義或者說層次化研究之路。至於歷史學概念本身是否能夠做出如此精細化的涇渭分明的層次區分，則尚無人去深究。
綜觀何先生的有關論述，不妨概括為：歷史學是以思想史為其中最本質、最核心的部分，由人們對歷史的研究、認識和體驗所構成，一門兼具科學、哲學、藝術而又非科學、非哲學、非藝術，不是實證的人文學科。
這種史學解說，實際上是新盧基阿努斯之辨，不同於盧氏的是，何先生把盧氏的「實用的歷史」和「欣賞的歷史」用折衷主義的手法捏合在了一起，使歷史學改性成了一個兩性人。或者說，通過變性手術，歷史學從20世紀末的科學時代又返回到了它的素樸的不定性的童真時代。
按照何兆武先生的相關論述，歷史學的這種既是又非的兩重性，根源於歷史的兩重性。所謂「歷史具有其兩重性的論點，即作為自然人，人的歷史是服從自然和必然的規律的，但作為自由和自律的人，他又是自己歷史的主人，是由他自己來決定自己的取向的」。這樣，通常人們所理解的歷史定義的一般內涵——人類社會的客觀進程，——就被大大化約為人的歷史，不僅「類」沒有了，而且「社會」的內涵也被抽掉了。無論是所謂歷史的兩重性，還是所謂歷史學的兩重性，其實都根源於個體屬性意義上的「人」的兩重性。在解說歷史學是什麼時，何先生又過於強調已經被他完全個體化了的「人」的「自由和自律」性；在探討歷史學的特性時，則把人文學科所具有的一般特性等同於歷史學的特性。「原來這就是痛哭流涕的原因！」

「科學」說。1902年，英國實證主義歷史學家、劍橋歷史學派重要代表人物柏里（John Bagnell Bury，1861—1927。又譯柏雷、布瑞）繼阿克頓爵士（Sir John Emerich Edward Dalberg Acton，1834—1902）任劍橋大學近代史講座欽定教授，在就職演說《歷史科學》中，以如下一句話語作為結束：「歷史學是一門科學，不多也不少。」這是歷史學家們探討歷史學是什麼的問題時引證得較多的一句名言。在當代中國歷史學界，「科學」說目前大致有三種代表性意見：一般「科學」說；「具有特殊性、綜合性、整體性、真實性的具體的和實證的科學」說；「整合學」說。
一般「科學」說是最普遍的對史學的定義的確定。例如，1999年出版的新版《辭海》「史學」條：「亦稱『歷史學』。社會科學的一個部門。研究和闡述人類社會發展的具體過程及其規律性的科學。」又如，吳著《史學概論》一書「前言」中確定的史學的定義：「史學是一門反思的科學，是對各種具體歷史研究及其內在規律的探索的科學。」
「具有特殊性、綜合性、整體性、真實性的具體的和實證的科學」說。李振宏先生在《歷史學的理論與方法》一書中辟專章，從「歷史學是科學的根據」、「歷史科學的特性和任務」，以及歷史科學的研究對象等方面，探討科學的歷史學是什麼及其與一般歷史學的根本區別問題。根據他的論述，歷史學可區分為兩種：一是馬克思主義歷史學產生之前的一般歷史學，它還不成其為科學，充其量不過是描述和研究人類過往社會客觀存在及其過程的一種專門的知識體系；一是馬克思主義歷史學，它是迄今為止唯一科學的歷史學。確切地說，科學的歷史學是「在馬克思主義哲學所提供的一般規律指導下，通過[對]世界各民族、國家的無數歷史現象，歷史事件和歷史人物的分析研究，以理解它們的歷史發展的特殊規律和特點」，一門具有特殊性、綜合性、整體性和真實性等顯著且重要特徵的具體的和實證的科學。
與以往大多數歷史學家不同的是，李振宏先生從研究的對象、任務和特性三個方面，正確地區分了歷史科學與哲學特別是馬克思主義的歷史唯物主義哲學、一般社會科學、文學等學科之間的不同，從而為歷史科學確定了客觀實在的特殊研究對象，規定出了其所應承擔的特殊任務。大多數歷史學家給出的關於史學或歷史科學的定義，總是混淆歷史科學與歷史唯物主義哲學研究的對象和任務。例如，後於李著出版的、比較全面系統地反映新時期中國史學理論研究成果的《史學理論大辭典》「歷史科學」條目。該辭條吸收了李著「歷史學是科學的依據」、「歷史科學的特性和任務」兩章中的有關歷史科學概念的內涵。但是，與此同時，它依然把歷史唯物主義哲學的研究對象——「人類社會發展史」，——完全等同於、且當做是馬克思主義歷史科學唯一的研究對象。李著中的歷史科學的研究對象和任務，——「在馬克思主義哲學所提供的一般規律指導下，通過[對]世界各民族、國家的無數歷史現象，歷史事件和歷史人物的分析研究，以理解它們的歷史發展的特殊規律和特點」，——在表述方式上略事變動後，被當做馬克思主義歷史科學的主要任務之一；本應屬於歷史唯物主義哲學的研究任務，——「揭示人類社會從原始社會經過各種階級社會到社會主義社會歷史發展的普遍規律」，「指明歷史前進的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方向，為無產階級認識世界、改造世界提供科學的理論和歷史根據」，等等，——也被統統歸入馬克思主義歷史科學的主要任務之中。這個辭條的內容，其實是以《辭海》中「歷史科學」辭條的內容為基礎、糅合了李著中的有關內容的「混血兒」。科學的歷史學在承擔自己特殊的任務和進行特殊性范疇研究的同時，完全越俎代庖地包攬、包辦了歷史唯物主義哲學的全部任務和研究對象。歷史科學何堪其重負？「整合學」說。新時期史學界關於究竟什麼是歷史學問題的討論中，一種最新的、且頗具特色的定義，是蔣大椿先生確定的。在《當代中國史學思潮與馬克思主義歷史觀的發展》一文中，有鑒於「通常人們認為歷史學就是歷史論著，或者更確切地說是這些歷史論著中所表達出來的歷史知識」這種對史學的直觀的「卻是有欠全面和深刻的」認識現狀，他從「廣義理解的」角度，為歷史學確定了一個全新的、「全面和深刻的」、明晰的定義：「歷史學乃是作為研究主體的歷史學家通過一定的思維認識方式、手段與歷史客體發生互動作用的歷史研究這種精神生產實踐及其創造出來的產品，即歷史知識。」在這一表述中，蔣先生沒有涉及「歷史存在」概念，但從蔣先生的全文來看，他是從「歷史存在」的意義上來使用作為進入歷史學家認識對象范疇的歷史存在的「歷史客體」這個概念的。因此，根據他在文章中的相關闡述，我們就可以得出：「歷史學家」和「歷史存在」，是構成作為精神生產實踐的歷史研究活動的兩個前提性要素；「歷史思維認識方式」、「歷史認識手段」、「歷史客體」、「歷史研究精神生產實踐」（「歷史研究活動」）和「歷史知識」，是構成歷史學的五大基本要素。蔣先生確定的史學的定義，的確比現有的關於史學的定義都要全面。蔣先生把它稱為「新馬克思主義史學」，並根據它在歷史認識方式上的整合性及其對象領域上的綜合性特徵，在性質上把它規定為「一門以科學性為基礎的內在地融合了實證性、抽象性、價值性、藝術性的整合學」。

以上關於史學的定義或解說，雖然在文獻史上大多是近人或今人確定的，但是從邏輯序列上講，它們其實與歷史學自身演進的自然歷史過程和人們對它加以認識的思想史過程是基本相符的。「史有二義」和今人的「活動」說、「學問」或「學術」說與「知識體系」說、「超科學」或「一半是科學，一半是藝術」說、「科學」說，可以看作是分別對應於歷史學在其發展歷程中的第一、第二、第三、第四個時代的客觀存在事實在歷史學家思想上或理論上的表現形式。其中，「科學」說中的一般「科學」說和其他兩種史學解說，分別反映了歷史學第四個發展時代中的前後兩個不同時期；至於後者，更確切地說，是當代史學實踐的客觀存在狀態在歷史學家理論形式上的一種表現，也就是說，是史學理論工作者對當代史學實踐進行抽象性認識的理論結果。而當今中國歷史學界史學界說紛紜，不過是史學實踐日趨復雜多元的紛亂現實在史學工作者思想上造成認識混亂的切實反映；而且，各自對史學定義的確定，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了定義者學術背景和研究對象的具體內容的影響。
在今人的幾種史學的定義中，就中國未來史學的發展而言，比較有意義的是：何兆武先生的「超科學」說、李振宏先生的「具有特殊性、綜合性、整體性、真實性的具體的和實證的科學」說和蔣大椿先生的「整合學」說。其中，李、蔣二說雖各自從不同的分析角度和相同的角度而以不同的表述方式得出，但在對歷史學的特性的認識上，實基本一致，因此可作進一步的融合而成為一派之說。就目前的研究狀況而言，未來中國史學本體論研究，如果說有可能形成具有中國特色的理論學派的話，那麼，它們無疑是值得援用為學派建立和發展的理論基礎的解說。本書的史學定義，將以李、蔣二說為基礎來確定。因為，歷史學不僅僅是一種活動，不僅僅是專門的學問或學術，也不僅僅是一種知識體系，它更是一門在研究對象和任務方面都具有科學性的特殊學科。對於中國馬克思主義歷史學來說，它不僅僅是一門一般意義上的科學，它更是一門完成的科學知識形態意義上的科學。
歷史學對於個體歷史學家來說，它可以成為他賴以謀生的一種技巧性或技能性的職業手段，也不妨可以成為他從歷史中汲取必要的文化素質或從歷史中認識人類自身的一種方式，或是作為他提高其文化藝術體驗和鑒賞能力的一種有益的精神活動；個體歷史學家當然亦可以是非馬克思主義歷史學家，運用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之外的其他歷史觀來指導其歷史研究；而且，並非每一個體歷史學家、每一次具體的史學實踐，都必須承擔起揭示某一或每一民族、國家的歷史運動特殊規律的任務。但是，諸如此類產生於歷史認識和歷史學發揮其功能與作用過程中，僅僅來自史學主體的主觀認識和這種認識形式、認識手段的特殊性和歷史學利用方式的特殊性，或發生在個體史學主體身上的特殊現象，來自歷史學發展過程中某一階段所產生的特性，而不是產生於歷史學確定的研究對象和任務本身，更非結合今天歷史學發展現實狀況的東西，是不能成為否定歷史學是一門科學的根據的。
從特性方面講，盡管歷史學或多或少地具有其他社會科學甚至人文學科（如文學、藝術）的某些一般特性，但它之成為一門獨立的科學，不在於這些一般特性，而在於它根源於自己的研究對象和任務，把自己區別於其他社會科學、人文學科的特性，其中較顯著且重要者有：它與哲學相比的特殊性特徵，與一般社會科學相比的綜合性、整體性特徵，與文學相比的真實性特徵。在歷史學身上所表現出的某些人文學科一般性特性的東西，同樣不能成為否定它是一門科學的根據。
因此，任何關於歷史學不是科學的史學的定義或解說，都不能拿來作為重新確定史學的定義的基礎性材料。
歷史學是科學。它的科學性的一般根據有二：一是它的研究對象的客觀實在性和真實性。歷史學研究的對象——世界各民族、國家的歷史現象、歷史事件和歷史人物等等，以及由它們所構成的歷史運動事實和過程，——作為歷史存在，是客觀實在的東西，它不以歷史認識者的主觀意志而改變，具有客觀實在性和真實性。一是它所承擔的任務。歷史學的任務在於揭示世界各民族、國家的歷史發展的特殊規律和特點，歷史研究是一種旨在探討人類社會歷史發展特殊規律的認識活動。僅憑這兩條，歷史學就具有了一般科學所具有的科學性。一門學科的科學性的一般判斷根據是：（1）「研究的對象必須是客觀實在的東西，因為只要客觀實在的東西，才可能有它內在的發展規律」；（2）它「必須是旨在探討對象發展規律的認識活動」。歷史學顯然符合這兩層要求。但是，這樣的歷史學還不能稱為真正的歷史科學，因為它只是具備了成為一門科學的必要前提，還不具備成為一種完成的科學知識形態所應有的充分前提。一門學科要成為一種完成的科學知識形態，還需要同時符合第三層要求：「必須以揭示出事物的規律為前提，然後按照事物本身的規律（即它的內在聯系）去說明事物的原因，是為完成的科學知識形態。」
這樣一種完成的科學知識形態意義上的真正科學的歷史學，迄今為止，只有馬克思主義歷史學。「馬克思主義歷史學的產生，是以馬克思主義的唯物主義歷史觀的創立為前提的。這種歷史觀為歷史學提供了一種科學的理論指導，使它顯示出區別於以往其他史學的頑強特徵，顯示出它的鮮明的科學性。」馬克思主義歷史學在思想方法上的重要特徵，是它僅僅從歷史本身去認識歷史，而不是從天上的雲霧中或是從人們的心靈、頭腦中去認識歷史。換言之，馬克思主義歷史學，首先確定了史學研究對象的客觀性質，把人類社會的一切歷史都當成一個自然歷史過程去研究，從而在歷史研究的出發點上實現了深刻的變革。「它堅信，只要從頑強的事實出發，才能如實地揭示歷史的真相。」其次，「馬克思主義史學對唯物主義歷史觀的實際應用，獲得了研究歷史現象之間必然聯系的方法論指導，從而使歷史學真正成為研究事物規律性並依其規律描述真實歷史過程的實證科學。」「使歷史學成為科學的最重要的根據，是對人類社會歷史運動規律的探討。然而，至今的哲學發展史表明，到目前為止，還只有馬克思主義哲學（具體說是唯物主義歷史觀）真正揭示了人類歷史運動的基本規律。於是，問題就簡化成這樣，只有用馬克思主義的唯物主義歷史觀作指導，歷史學才能成為真正的科學。」據此，中國歷史學的科學性，除它具備了一門學科的科學性所必須符合的一般性要求以外，根本的依據就在於它是歸屬於馬克思主義歷史學范疇的一門學科。換言之，馬克思主義歷史學的科學性，根本地決定了中國歷史學的科學性。

『伍』 《歷史學是什麼》的讀後感.要是作文

歷史學著作讀後感
劉平兄發來這篇座談話記錄稿，要我談點讀後感，我拜讀之後，感觸良多，不過，要把想說的話都寫下，必病累贅，故只談一點希望不算題外的話。
不知從何時起，「歷史人類學」，好像是一個突然冒出來的幽靈，在中國史學這個深潭的水面上，攪起了一點不大不小的漣漪。中國史學界好像比較喜歡討論什麼「學」的定義，記得八-九十年代的時候，每次開社會史學會年會，都會有「什麼是社會史?」的討論，到最近幾屆，這種討論終於沉寂下來了，但「什麼是歷史人類學?」又成為新的話題。正如振滿兄在這個座談會上說的，我們不小心用了這個標簽，但自己其實並不清楚，也沒有興趣弄清楚，應該如何定義歷史人類學。之所以選擇這個標簽，只不過是覺得自己做的研究，有那麼一點歷史人類學的味道罷了。我們編了一本刊物，取名《歷史人類學學刊》，正因為我們不願意下定義，所以沒有寫發刊詞，而是先後刊載了張小軍、黃應貴、庄英章三位先生談「歷史人類學」的文章，主張各異，目的也是想表明我們的立唱—所謂的歷史人類學，可以有很多不同的研究實踐。
至於為何要用這樣一個標簽，那非三言兩語能夠說得清楚，有偶然的機緣，也有個人的興趣，有學術的理路，也有治學的傳統。這些，在蕭鳳霞、鄭振滿、丁荷生等人的發言中都涉及到了，我不再多談。想多說幾句的，是振滿兄提到，中山大學和廈門大學，都有深厚的社會經濟史研究基礎，同時也都有人類學的傳統，這種傳統的影響，的確是不應忽視的。近年來有關歷史人類學的議論，製造了一種印象，好像歷史學與人類學的結合或對話，是一種新潮。實際上並非如此。中國人類學從一開始就和歷史學結合得非常緊密，而中國現代史學的建立，也從一開始就深受人類學的影響。大家都知道，1920年代傅斯年先生在中山大學創辦的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就是把語言學、考古學、人類學和歷史學放在同一機構中的。解放後中山大學歷史系中的著名教授，全部都有包括人類學在內的各門社會科學的學科背景。這些學術淵源，對我們有非常深的影響。今天，大家講到歷史人類學，就會同田野調查、區域研究或社區研究等等聯系起來，其實，這些也不是什麼新發明，劉平兄在發言中提到李世瑜、路遙先生的田野調查，就是我們非常敬佩的。《歷史人類學學刊》在去年專門刊載了當年和李世瑜先生一起在華北開展田野調查的賀登崧教授的一篇舊文，用意就是要提醒大家，我們現在提倡的田野調查，前輩學者已經有非常好的實踐，可以成為我們的榜樣。我們在八十年代中期與人類學家合作開始在鄉村做田野調查的時候，激勵我們的，不正是顧頡剛、容肇祖這些史學前輩當年在北京的妙峰山、在廣東的東莞考察的身影嗎!
近來我常常想，為何大家會產生這種把所謂歷史人類學的研究取向視為新東西的印象?到我看了王爾敏先生的《20世紀非主流史學和史家》一書時，好像明白了一點。在學術的社會里，也許有一兩種叫做「主流」的研究取向，其他則被視為「非主流」。在「非主流」沒有進入站立在「主流」中的學者視線的時候，「主流」可能就是全部;一旦「非主流」進入了視線，就可能被視為新潮湧來，然後會產生「新潮」是否會成為主流的疑慮。其實，在學術上，「主流」也好，「非主流」也好，都是「流」，但這個「流」一定要有源，不是隨意潑出之水;也一定要循自己的河脈前行，不是四溢散漫之水。學術之「流」的格局，應該像珠江那樣，盡管地理學家可能會定義哪條水道是珠江的主流，但實際上，珠江水系並無主流支流之別，幾條江河並沒有真正合流;到了三角洲的河段，主流支流更是難分莫辨，所有水道都互相交錯，互相混合，最後還是分流入海。如果我們能夠像理解珠江水系那樣那樣理解學術之「流」，那麼，很多爭論或者就可以休止了。
最後，我想用兩句也許是老生常談的話來歸納我的意見：我相信「史無定法」，但一定要「學有所本」。

『陸』 學術評價對《歷史研究》有什麼看法

著名歷史學家湯因比的名字是與《歷史研究》一書連在一起的。這部巨著使他聲譽鵲起，名滿天下；也使他四面樹敵、備受譏評。在西方學術界，有人將《歷史研究》視為當代最偉大的史學著作，認為作者真正發現了歷史規律，為人類指出了一條光明大道；也有人認為這部書根本算不上什麼歷史，湯因比玷污了史學的尊嚴。見仁見智，各執己見，一褒一貶，判若天壤。

《歷史研究》一書展示了湯因比的宏觀體系，確立了他在西方史學史上的地位。作為思辨歷史哲學的最後一位大師，盡管湯因比的理論不無缺憾，但其中一些精闢的見解仍為後世所採納而流傳。

『柒』 歷史學是什麼的書評

《人文社會科學是什麼》系列叢書的出版可以說善莫大焉、功莫大焉，為我們提供了一個彌補嚴重缺乏人文精神和獨立人格這一人生缺憾的機會。……我知道把專業知識和精神用淺顯有趣的方式和文字表達出來是極其困難，也是最能考察作者真實的知識與能力的。從各種細節來看，本套叢書顯然是經過精心策劃的。衷心希望這套叢書的編撰是一個良好的開端和永續的過程，做成一個像法國《這是什麼》叢書的品牌。--河北：王紫薇高二學生感謝你們出了這么一套好書！通俗生動，是相當難得的社會科學普及讀物。對我的文科學習大有幫助，懂得了很多事。人文知識在當今中國比科學技術還貧乏、緊缺，適合大眾、學生的文科讀物就更少了，感謝你們為我們文科學生辦的這件好事。--昆明：陳太微本科我是個罪犯，我唯一的建議就是，你們能把人文社會科學帶進小學嗎？從娃娃抓起，使他們從小就明白人文社會科學，最好是倫理學社會學、法學。如果我從小讀到這些書該多好！--湖南：曹澤崎服刑人員作為人文科學殿堂的北大，值此新世紀之初出版此叢書，乃我之大幸，希望北大其博大的胸懷讓更多追求你的人們從你那裡獲得更多知識吧！--山西：申永軍大專學生這套叢書很有價值，能讓我粗略掌握各門學科的基本知識，比較全面，而且作者都是國內有名的學者，希望繼續出版更多的這類叢書。--浙江：邱芳烈碩士學生

『捌』 歷史學好不好

「歷史學好不好？」仁者見仁智者見智，我本人就是歷史學專業的，2018年入學，今年6月份即將畢業，我來說下對這個專業的感受。

04 與其他專業的對比情況

與其他文科專業相比，歷史學是一個相對冷門的專業，開設此專業的院校不多，招的學生也不多，不像中文、法學這種比較熱門的專業招那麼多學生，因此大部分是小班化教學。就業面也沒有大熱的中文、法學那麼寬廣，只能說是一個小眾化的專業，但是只要你對這個專業保有熱情，那麼它就是好專業！但是發現一個現象：歷史這個專業會吸引很多理工科的男生轉專業或者考研跨考，也許是源自中學時的喜歡吧！

結語

在我看來，一個專業好不好，不能單從就業方面來看，要遵從自己的興趣，自己的熱愛，四年的求學生涯我感觸最深的便是想要學好本專業，第一步便是要建立熱愛愛你所愛就是最好的！

『玖』 有人讀過《歷史是個什麼玩意兒》這本書嗎,評價一下

我是學漢語言文學的，這本書挺好的，講的都挺客觀，最起碼和我讀過的史書（都是清末民初的版本，都是未刪節。而不是當代被刪的一無是處的簡體版）記載相符，也符合現在人了解歷史的思維。

『拾』 《歷史學是什麼》有感

讀《歷史學是什麼》三點感悟

一、嚴謹規范又通俗易懂的詮釋與敘述

《歷史學是什麼》作為北京大學出版社出版的《人文社會科學是什麼》叢書之一，普及歷史知識，提高人文素質，塑造文明、開放、民主、科學、進步的民族精神，是它的根本宗旨。《歷史學是什麼》一書，以中國本土學術資源的挖掘為基礎，從歷史的來歷、歷史的類型、為什麼要了解歷史、怎樣學習和研究歷史等四個方面，用相對通俗的語言，把較為深奧的史學理論和史學史方面的知識傳授給了普通受眾。

例如，關於「歷史」的來歷。「歷史」這個名詞來自日語，盡管者兩個中文字在中國已經用了至少3000年。（明治維新以後，日本大量引入西方的科學概念，其中包括history歷史）繁體字歷在甲骨文和金文中的字形就是一人腳穿過一片樹林，表示時空的移動；《說文解字》「歷，過也，傳也」。《禮記》中將「過也」對應為日月星辰的移動，用來確定年月和季節。有了名詞「歷法」。史在甲骨文表示一種特殊身份的人或特殊的職位。《說文解字》中說「史，記事者也，從有持中。中，正也。」即保持中正的態度用右手記事。19世紀末之前「歷」與「史」關系密切，但屬於兩個系統。「歷史」作為一個固定的詞彙開始使用（1901年，梁啟超主持的《清議稿》），實際上日語是借用了漢語古籍中已有的固定搭配。這種嚴謹規范又易懂的解釋有助中學歷史教師的教學工作，尤其啟迪理論性較強的內容教學。如必修三專題六。

又如，今天，「學歷史有什麼用」這樣的話題仍然是不少青年讀

者想提的問題。法國歷史學家布羅代爾說：「歷史學不應當熱衷於民族主義的編造（民族主義是常常應當受到譴責的），也不應當只沉湎於人文主義（盡管人文主義是我所偏好的），重要的問題在於，如果歷史學消失，國民意識也將因此不能存續，而如果喪失了這種國民意識，法國也好，義大利也好，都不可能存在有獨立的文化和真正的文明。」我以為說到了歷史學最高和終極的作用。試想，如果沒有我們先輩史學家留下的浩如煙海的史籍和史學著作，今天的中國人就不知道三皇五帝、秦皇漢祖、唐宗宋祖、唐詩宋詞等等，也就不知道我們為什麼是中國人而不是美國人、紐西蘭人，世界上更沒有所謂中華文化和中華文明。在《歷史學是什麼》一書中，作者引述了近代史學家梁啟超《新史學》中的一段話，也表述了同樣的意思：「史學者，學問之最博大而最切要者也，國民之明鏡也，愛國心之源泉也。今日歐洲民族主義所以發達，列國所以日進文明，史學之功居其半焉。」作者辟出了《為什麼要了解歷史》一章，從「董狐的力量」「春秋筆法」「太史公的地位」「《資治通鑒》：歷史的資治作用」「古為今用」「影射史學及其遺風」「走出廬山」「歷史的智慧」「從歷史看未來」九個方面，娓娓道來，闡發了學習歷史的意義。從中我們了解到，早期的史家像董狐、齊太史四兄弟為了秉筆直書歷史，不惜以生命為代價，前赴後繼；司馬遷「隱忍苟活」，為的是寫出一部「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的《史記》。中國五千年文明的傳承，有賴於這樣一批史家的貢獻。

摘自網路網友，謝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