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上的夏天發生了什麼

『壹』 發生在夏天的歷史事件

從1958年夏天起，中蘇關系還是開始發生逆轉，逐漸惡化了。誠然，中蘇關系的惡化並不能完全歸咎於意識形態分歧，但也不可否認，意識形態分歧也對加劇中蘇關系的惡化起了相當大的作用。需要認真研究的是，1958年夏天以後，意識形態分歧是怎樣加劇中蘇關系惡化的？

筆者認為，總的說來，1958年夏天之後意識形態分歧之所以開始損害中蘇關系，是因為中蘇之間出現了其他新的爭執，致使意識形態分歧進一步擴大，並和其他爭執交織在一起，而雙方對分歧和爭執又採取了錯誤的態度。這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第一，從1958年夏天開始，中蘇之間在涉及國家利益的許多問題上發生沖突，這不僅使雙方的分歧和爭執越來越多，而且各種分歧和爭執交織在一起，使原來似乎無關緊要的意識形態分歧陡然變得更加嚴重，更加復雜，更具破壞性了。

在國際交往中，任何一個國家無疑都要從本國的國家利益出發，維護自己的國家利益，中蘇之間也不例外。不過，在「蜜月時期」，由於雙方基本上遵循了「平等互利」的原則，不做損害對方國家利益的事，故雙方雖在一些小的問題上也有「磨擦」，但在大的方面沒有什麼爭執。然而，從1958年夏天起，情況卻發生了變化，中蘇兩國在涉及國家利益的一系列問題上發生了沖突。最初的風波就是當年夏天連續發生的長波電台和聯合潛艇艦隊事件。蘇方出於自身的需要，利用中國希望在建造潛艇方面得到蘇方幫助之事，提出雙方共同合作在中國建設一座長波電台和建立一支聯合潛艇艦隊。但中國方面卻認為，這是蘇方以幫助中國為借口，實際上侵犯中國的主權，並有控制中國的企圖。雙方為此爭執了好幾個月。毛澤東為之大發雷霆，赫魯曉夫則為此急匆匆地飛到北京，為蘇聯辯解。此事後來雖然都不了了之，但從此雙方種下惡感。接著，當年8月又發生台灣海峽問題的爭執。中國為打擊蔣介石集團和警告美國不要干涉中國內政，未與蘇方磋商便發動了炮擊金門、馬祖之戰，蘇方雖在表面上表示支持中國，反對美國，但因擔心炮擊金、馬會引起美國的武裝干涉，將蘇聯拖進美蘇大戰之中，故實際上對中國不滿，並且進而單方面撕毀1957年10月簽訂的「國防新技術協定」，收回了向中國提供原子彈樣品的承諾。1959年中國為維護自己領土主權，反對印度在中印邊界進行挑釁，採取自衛手段。但蘇方認為中印邊界的武裝沖突對蘇美緩和不利，破壞了赫魯曉夫訪美的和平氣氛，因而不顧中國的一再反對，公開發表了一個袒護印度的聲明。此外，蘇聯也對中國發動大躍進、人民公社運動不滿，而中國則對赫魯曉夫熱衷同美國拉關系頗有微詞，如此等等。顯然，上述爭執都涉及彼此的國家利益。一般來說，在國際關系中，國家利益的沖突必然會影響到彼此關系的好壞，因而中蘇之間國家利益的沖突也必然損害雙方的關系，即使沒有意識形態的分歧，中蘇關系也會發生逆轉。然而，與一般的國際關系不同的是，中蘇之間不僅存在著國家利益問題，又有一個意識形態的問題，而且兩者又總是不可避免地交織在一起，這就使問題更加復雜，更加嚴重了。

事實亦正是如此。從總的方面來看，中蘇之間在國家利益方面的爭執造成了彼此間的不滿和惡感，加劇了彼此的不信任。各方均開始懷疑對方的動機，甚至認為對方居心叵測。中蘇雙方都是注重意識形態的國家，當問題越來越多時，各方都必然要從意識形態方面去尋找原因，從理論、路線、政策方面去挖根子。正因為上述爭執的出現，中共中央和毛澤東便開始懷疑蘇共中央和赫魯曉夫在很多問題上違背了馬克思列寧主義，違背了無產階級國際主義，進而作出判斷認為赫魯曉夫等人已經走上了修正主義或半修正主義的道路。毛澤東等人覺得，若不是在理論、路線上出現了問題，赫魯曉夫怎麼會作出如此多損害社會主義中國的事情嗎？！與此同時，蘇共中央和赫魯曉夫也在想，中共中央和毛澤東的理論、路線肯定出了問題，背離了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原則，犯了教條主義、冒險主義的錯誤等等。可見，國家利益的沖突實際上促使了意識形態分歧的升級。再從上述爭執的某些具體問題來看，有些問題既涉及國家利益，也涉及意識形態。如對中國發動的大躍進、人民公社運動的不同評價，就涉及到如何建設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的理論路線和政治問題。又如對美國的態度，既是外交問題，也牽涉到理論問題。中國當時反對蘇美緩和時，所提出的重要理由是帝國主義的本性並沒有改變，帝國主義是戰爭的根源，不可能真正愛好和平，因而赫魯曉夫熱衷於討好美帝國主義，美化帝國主義的頭子等等都是違背馬克思列寧主義的。這樣一來，中蘇在意識形態方面的分歧也隨著國家利益的沖突而進一步擴大，大大超出了1958年以前的范圍。

更值得注意的是，一方面國家利益的沖突促使意識形態分歧擴大和升級，另一方面，反過來，意識形態分歧的尖銳化又加劇了國家利益的沖突。這一點，在1960年以後表現得更為明顯。當赫魯曉夫在1960年6月的布加勒斯特會議上對中國進行圍攻，以便壓服中國的企圖失敗後，便進一步採取行動，撕毀了援助中國的所有合同和協定，撤回了所有在中國幫助建設的蘇聯專家，從而造成了中蘇之間國家利益的更大沖突。1963年，也是為了在意識形態的公開論戰中打擊和報復中國，蘇聯改變了過去一直堅持的立場，決定和美國、英國簽訂部分禁試核武器條約，以阻止中國擁有核武器，致使中國方面非常惱火，終於下決心與蘇聯分道揚鑣。這些例子都說明，當國家利益的沖突和意識形態分歧交織在一起，便互為因果，互相促進，使分歧和爭執變得越來越嚴重，越來越不可收拾，終於導致雙方關系的惡化和破裂。

第二，面對意識形態分歧的擴大，中蘇雙方都改變了以往比較謹慎、就事論事與心平氣和的做法，採取了自以為是、固執己見、強加於人、毫不妥協、無限上綱的武斷態度，致使爭執陷於不斷地進行報復和反報復的惡性循環之中，從而無可挽回地加劇了雙方關系的惡化和破裂。

盡管蘇共二十大以後，中蘇之間就對一些重大問題產生了不同的看法，雙方當時的觀點也不一定都對，但如前所述，雙方對待分歧的做法相對來說，都還比較謹慎，基本上是就事論事，雖然也在內部互相爭論和批評，但注意心平氣和，不強加於人。然而，1958年夏天以後，由於國家利益的沖突和意識形態分歧的擴大，雙方都開始變得不冷靜，變得武斷了。

這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一是自以為是，固執己見。面對分歧，雙方均認為，自己的看法是真正符合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對方則是錯誤的，違背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在爭論中，雙方都堅持自己的觀點，總是批評對方，卻不注意考慮對方的意見是否有道理，更不願作自我批評。二是強加於人，毫不妥協。雙方都聲稱自己有消除分歧的願望，然而在一次又一次內部會談中，在一篇又一篇公開發表的文章中，雙方又都堅持自己的觀點最正確，聲稱對方只有接受自己的觀點，承認並糾正錯誤，分歧才能消除。結果，所謂的談判、討論均成為對對方的批評。雙方均把對方的批評說成是「攻擊」，蘇方指責中方「反蘇」，中方則指責蘇方「反華」。更糟糕的是，在爭論中，雙方都採取「雞蛋里挑骨頭」和「算舊帳」的作法，以圖擊敗對方。明明彼此的看法很接近，只是提法上有所不同，但雙方不是「求同存異」，而是「棄同求異」，硬要找出所謂的「原則分歧」，大做文章。算歷史舊帳，則是將過去的爭執重新翻出來，以斥責對方。實際上事情早己過去，這樣做的結果只能徒增彼此的惡感。三是無限上綱。分歧本來都很具體，涉及到一個一個具體內容，本可以通過具體分析去分清「是非」，即採取所謂「就事論事」的做法。然而，隨著分歧的擴大，雙方均改變了態度，採取了「無限上綱」，將每一個分歧都上綱到是否符合馬克思列寧主義原則的態度，上綱到馬克思列寧主義和修正主義、機會主義路線斗爭的高度。中方認為蘇方執行了一條徹頭徹尾、徹里徹外的修正主義路線，赫魯曉夫是背叛馬克思主義、背叛無產階級革命和無產階級專政的「叛徒」，在蘇聯實行了資本主義復辟，如此等等；而蘇方也給中方加了一大堆帽子，如教條主義、冒險主義、托洛茨基主義等等，總之是帽子滿天飛，綱越上越高。誠然，雙方的分歧不能說沒有任何「是非」，也不是不可以通過討論來分清「是非」，但究竟什麼是「真理」，不是自己說了就算數的，也不能靠「引經據典」來證明，更不能通過強加於人，通過無限上綱來判斷，而只能由實踐，由歷史來檢驗。而實踐與歷史均證明，雙方當年自以為正確的許多觀點實際上並不正確，爭執中雙方堅持的許多觀點均經不起歷史的檢驗，正如鄧小平所說：「經過二十多年的實踐，回過頭來看，雙方都講了許多空話。」（註：《鄧小平文選》，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10月版，第291頁。）四是不斷進行報復與反報復。在爭執中，雙方都指責爭論是由對方首先挑起的，因而自己一方只是「自衛反擊」，只是行使「答復對方攻擊的權利」，實際上就是不斷地進行報復與反報復，結果必然陷入惡性循環之中，誰也不願退讓一步，甚至認為退讓就是「投降」，就是「屈服」於對方，如此「循環往復」，只能是分歧越來越多，矛盾越來越尖銳，氣氛越來越緊張，後果則越來越嚴重。

第三，為了在意識形態爭執中最終戰勝對方，雙方均採取了「公開論戰」的做法，從而將爭執引向極端，成為對中蘇關系的致命打擊。

眾所周知，中蘇之間在意識形態方面的爭執最後發展到最高峰時，採取了大規模「公開論戰」的方式。實事求是地說，「公開論戰」的發生有其必然性。既然雙方如前文所分析，固執己見，毫不妥協，又把爭執看得如此嚴重，勢必要導致「公開論戰」。一般地說，黨派之間、國家之間，甚至個人之間出現意識形態分歧，也都有可能採取「公開論戰」的做法。對「公開論戰」也不能一概否定。通常說，「真理愈辯愈明」，也不是毫無道理。然而，20世紀60年代前期中蘇之間爆發的大規模的「公開論戰」卻非同一般，應另當別論。首先，論戰的規模之大稱得上是史無前例，不僅在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歷史上十分罕見，即使在人類歷史上也很難找到先例；其次是論戰的雙方都是歷史上從未出現過的大黨和大國，雙方都擁有巨大的人力、物力和財力資源，都擁有數億支持者，並能通過當時堪稱現代化傳播手段，故影響廣及全世界；第三，也是更重要的一點，即雙方均各執一詞，對立之嚴重，矛盾之尖銳，態度之蠻橫，在歷史上也十分罕見。盡管這樣大規模的「公開論戰」曾被毛澤東戲稱為只是「筆墨官司」，「天不會塌下來」，「樹木照樣長」，「河裡的魚照樣游」，「論戰一萬年也無妨」，（註：吳冷西：《十年論戰》，下卷，中央文獻出版社1999年5月版，第914頁。）但由於雙方的態度並不正確，論戰並不是真正講道理，因而規模雖大，真理卻沒有愈辯愈明，任何一方也沒有被擊敗。相反，大論戰把本來渾濁不清的水攪得更渾了，把雙方百姓的思想搞得更混亂了，甚至由於大論戰將意識形態分歧作為主要內容，反而將國家利益沖突這一實質性的問題掩蓋了；大論戰還變成了大批判，雙方在報紙上電台上互相罵來罵去，除了使雙方的對立更嚴重，錯誤更深，更不願妥協，不會產生任何積極的作用，這已為歷史所證明。總之，公開大論戰的方式將雙方的意識形態爭執推向極端，對中蘇關系來說，無疑是致命的一擊。在公開進行了大論戰之後，中蘇關系除了走向徹底破裂，再無別的路可走了。

從上述分析中可以看出，中蘇之間的意識形態分歧後來確實對雙方關系的惡化與破裂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之所以會如此，主要在於意識形態分歧與國家利益沖突交織在一起，雙方又對分歧和爭執採取了不正確的態度。必須指出，筆者這樣說並不完全否認分歧和爭執也有「是」和「非」、正確與錯誤，也不完全否認有些「斗爭」，如中國對蘇聯企圖控制中國進行斗爭的必要性和意義，但就意識形態爭執的主要內容和雙方爭論的主要方式而言，基本上沒有什麼積極的意義，這是可以斷言的。至於在爭執中，中蘇雙方誰應負更大的責任，則又須作具體分析，但這已不是本文所要回答的問題，需要另文探討。

『貳』 乾隆八年的夏天號稱「中國歷史最熱夏天」，發生了什麼

據部分文獻記載，在乾隆八年的時候，也就是公元1743年，中國迎來了一場史上最熱的夏天，說是北京從五月份就開始熱起來，等到六月時，完全是薰熱難當，房子的牆壁就如火灼一般，而家中的鉛、錫等金屬都被熱化，很多人被熱死。

這一年，關於這場大“熱災”記載共計是56處，剔除重復部分，高溫相關的記載總計是48處，地域覆蓋北京、天津、河北、山西、湖北、山東、鄭州、武漢等多地。

據當時的官方統計，從7月14日至25日這短短十餘天里，僅北京近郊和城內熱死的人數就達到11400人！

當時有一個法國傳教士A.Gaubil也住在北京，他在日記中寫道：“北京的老人從來沒有見過如此高的氣溫，許多窮人熱死，許多胖子熱死，這些熱死的人加起來快近萬人……”

在記錄當時天氣情況的《續天津縣志》中，也記載過這樣一段話：“五月苦熱，土石皆焦，桅頂流金，人多熱死。”

『叄』 乾隆八年的夏天號稱「中國歷史上最熱夏天」，當時發生了什麼

地球內部運動也會產生極端天氣，比如1815年的時候，印度尼西亞坦博拉火山爆發，結果導致北半球的天氣發生了異常，第二年很多地方都出現了嚴重災情，夏天也出現罕見的低溫。當時涉及的區域有歐洲、北美洲，甚至是亞洲也受到影響，中國雲南因此出現飢荒。

乾隆八年北京城的高溫至今仍然是最高紀錄，但其產生的原因是地球的外因還是內因，目前還沒有一個准確的結論。如今我們都有了空調，一般40度左右的高溫天氣也能輕松度夏，所以很難體會當時在44.4度環境中生活的古人是怎樣生存的。

『肆』 乾隆八年夏天到底發生了什麼，為什麼會被稱為歷史上最熱夏天

在乾隆八年的時候，夏天發生了熱災，史稱歷史上最熱的夏天，當時熱死了很多人，根據專家的計算，平均溫度達到了四十度以上，最高溫度超過四十四度，而且這個記錄到現在都沒被打破。

在以前也發生過熱災，災情很嚴重，草木枯竭，泉水也都枯了，因為天氣很熱，水的需求量大了，導致那個時候水的價格很貴，都快比油貴了，但是乾隆八年的夏天，是在路上都可以看到熱死的人，就連老人都稱從來沒有見過這樣的高溫，熱得難以忍受，很多人有的死在路上，有的死在家裡，根據專家計算，當時的氣溫平均高於40度，最高的時候超過了44度，而且這個極端的溫度記錄一直還沒有被打破。

『伍』 乾隆八年的夏天號稱「中國歷史上最熱夏天」，當時到底發生了什麼

清朝乾隆八年，那年夏天是有史以來中國最熱的一次，公元的時間是1743年。高溫涵蓋了幾乎有半個中國，酷暑的熱情讓人們招待不住。根據史料記載，六月丙辰，也就是公元的7月25日，北京城面臨酷暑。

而除了把龍皮掛上之外，還有一種辦法，那就是喝湯，御醫當時會專門給皇帝開上一些防暑的湯，既能夠防暑降溫，也能夠保養身體，當然這樣的方法都不能夠達到真正的降溫。在皇宮之中，最有效的可能還是使用冰塊。

『陸』 我國古代歷史上最熱的夏天在哪個朝代發生過怎樣的災害呢

我國歷史上最熱的夏天發生在清朝乾隆八年也就是公元時間1743年。當時這場酷暑直接導致京城一萬多人因為炎熱而死！災情十分嚴重。根據現在的氣候研究換算，發現在當時7月20日到7月25日的氣溫，都在40度以上，並且在7月25日已經到了44.4度。這一紀錄至今未被超過！僅僅是44度高溫為什麼會造成這么多人死亡，小傑簡單說下當時人們的避暑方法！

第三：一動不動

古代老百姓非常懂得避暑，深知“心靜自然涼”的道理。當時很多老百姓選擇呆在家修身養性、靜養在家一動不如一靜，這點非常值得學習。

這樣的災難，在中國的歷史上並非個例，歷代都有恐怖的酷暑時期。像乾隆八年這么大規模因炎熱而引起的重大災情實屬罕見！小傑希望大家對待夏季酷熱千萬不能有一絲輕視。

『柒』 歷史上有那些著名戰役是在夏天發生的

歷史上很多戰役都是發生在其他季節，在夏天的有但是很少，比如說，第1次世界大戰初期，烈日戰役，就發生在夏天。還有就是第2次世界大戰蘇德戰爭中，在6月和7月間發生的沃羅涅日戰役。還有就是，抗美援朝戰爭，這個是離我們最近的，也是大家最熟悉的。

而我們熟知的抗美援朝，也是一次發生在夏天的戰役，只不過這場戰斗相比於之前兩個戰斗，是時間漫長的， 超越時間長度最長。當時在1950年7月10日，中國人民自發成立了抗美援朝委員會，從此之後抗美援朝運動正式開始。期間也發生了許多具有壯烈意義的人物還有事情，這里我就不多說，而在三年之後，1953年7月，雙方簽訂了朝鮮停戰協定，這個時候，抗美援朝才正式結束。

其實在古代發生在夏天的戰斗是很少，只是在特殊情況下，迫不得已才會選擇在夏天，因為在夏天，糧草是軍隊的很重要的問題，那個時候糧食並不是很多。因為古代本身就是農耕時代，無論是幹嘛，即使是打仗也不能夠影響耕種，所以戰斗一般發生在秋季。

『捌』 乾隆八年的夏天號稱「中國歷史上最熱夏天」！當時發生了什麼熱到什麼程度

乾隆八年，這個歷史上最熱的夏天，最高溫度可達45攝氏度，熱到熱死人的程度，那句形容天氣炎熱的話「打個雞蛋到大街上都能熟」再不是誇誇其談，是真的會實現。至於熱死人這種荒唐的謬論也是有實憑實據可考究的。

那時的人們沒有風扇、沒有空調，很大程度上屋子裡面比外面大街上還要悶熱，也許就像蒸籠，會活活地將人蒸熟。當時有法國來的傳教士，也把這種情況記載下來。既然無法從外部降溫那麼就只能通過喝水來緩解燥熱。可是一些奸商就瞄準這個商機，哄抬水價，竟然比油還要貴上許多，真是物以稀為貴啊！那麼沒錢的窮人就只能活活地被渴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