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米勒有多久的歷史

㈠ 蘇聯解體的多米諾骨牌

1991年底，世界上第一個且最大的社會主義國家蘇聯，在沒有戰爭和外敵入侵的情勢下自行解體，令世人震驚與沉思。十年來，國內外學者對蘇聯解體的根源進行了多方面研究，觀點紛呈，智仁互見。總體上大家都認為蘇聯解體是蘇聯社會危機（涉及政治、經濟、文化、社會、外交、意識形態諸方面）總爆發的結果。筆者也持此觀點，但筆者不同意有的論者所說：「至於蘇聯的瓦解，也不是如同某些蘇聯問題專家所言，是導因於境內的民族緊張情勢，雖然這的確一直是蘇聯的隱憂之一。促使蘇聯瓦解的真正關鍵，應該是它所面臨的經濟困境。」
1「蘇聯國際地位的下降，雖然助長了某些民族主義情感強烈的共和國的分離主張，尤以波羅的海諸國和喬治亞為最——立陶宛首先一試，於1990年3月挑釁地先行宣布獨立——蘇聯最後解體，卻不是來自民族主義的壓力。」
2筆者贊同法國史學家埃萊娜·唐科斯和日本學者谷煙良三早在蘇聯解體前所提出的觀點，前者指出：「在蘇聯面臨的所有問題中，最急需解決而又最難解決的顯然是民族問題。像它所繼承的俄羅斯帝國一樣，蘇維埃國家似乎也無法走出民族問題的死胡同。」後者強調，「民族問題已成為左右蘇聯對外行動的危險因素，也是從內部動搖蘇聯體制的一個嚴重的政治問題，如果處理不當，將會導致蘇維埃帝國的崩潰。」
3的確，蘇聯解體雖由多種因素所致，但民族問題是一個起關鍵作用的深層次的因素，值得進一步探討。
一蘇聯是在沙俄的廢墟上建立起來的、以民族為特徵的聯邦制國家。因而，蘇聯民族問題由來已久。從1547年莫斯科大公伊凡四世稱沙皇建立沙皇俄國開始到1917年被推翻，在長達340多年中，沙俄先後兼並了外高加索、中亞、波羅的海沿岸國家、西伯利亞和遠東等地，使其版圖擴張了8倍，征服的民族達120多個。為鞏固其野蠻統治，歷代沙皇均對被征服的民族實行殘酷壓迫與奴役，極力煽動大俄羅斯民族沙文主義情緒，唆使俄羅斯人鄙視、仇恨、欺壓非俄羅斯民族。非俄羅斯地區的一切重要職務都由俄羅斯人擔任，俄語為官方語言，禁止用非俄語出版書報，學校禁止用非俄羅斯語授課，非俄羅斯民族被迫俄羅斯化，並經常遭到蹂躪和屠殺，致使沙皇俄國成為世界歷史上民族矛盾最深厚的國家，是名符其實的「各族人民的牢獄」。
十月革命雖然打碎了舊的國家機器，建立起嶄新的社會主義制度，但是舊俄疆域上形成的多民族國家共同體及其民族問題卻歷史地遺留給了蘇聯。蘇聯黨和國家為解決民族問題作了不少努力，也曾取得一些成績，但由於歷史上傳襲下來的民族問題的嚴重性和民族關系的復雜性，加之蘇聯在處理民族問題的一系列理論和實踐上的失誤，使民族問題未能得到根本解決。蘇聯存在的70年中，其民族問題可謂頭緒紛繁、盤根錯節，大致可概括為四種類型。
一是俄羅斯民族同其他民族之間的矛盾。俄羅斯族是蘇聯人數最多的民族，約占蘇聯總人口的50％略強，多數居住在俄羅斯聯邦共和國境內。由於歷史原因，也有不少俄羅斯人散居在少數民族地區。據統計，俄羅斯人在14個非俄羅斯共和國的人口中平均佔19％。俄羅斯民族同當地民族的關系遂成為一個突出問題。俄羅斯人常被少數民族指責為「佔領軍」、「殖民者」，而俄羅斯人則感到憤怒，認為俄羅斯對其他民族承擔了過多的義務，吃了虧還要挨罵，這是不公平的，因而從1990年起，《俄羅斯文學報》等報刊發出了要求俄羅斯與其他共和國分家的呼聲。
二是加盟共和國內民族之間的矛盾。在一些加盟共和國內，除少數民族與俄羅斯民族間存在矛盾和沖突外，在非俄羅斯民族中也存在著由爭奪政治、經濟和文化權益而產生的各種矛盾。例如，摩爾達維亞加盟共和國一再要求把摩爾達維亞語定為國語，並把摩文的斯拉夫字母改為拉丁字母，該共和國議會已通過了相應的決議，但這又引起當地講俄語的居民的反對，他們紛紛組織罷工抗議。摩爾達維亞境內的加告茲族人總數只有16萬，可謂「少數民族中的少數民族」，他們也害怕自己的語言被摩語同化，因而也集會遊行，要求成立加告茲自治共和國。此外，有些民族地區與加盟共和國當局之間也是矛盾重重。雖然蘇聯憲法規定，根據各少數民族人數的多少和其他條件分別成立加盟共和國、自治共和國、自治州和民族區，自治共和國、自治州加入所在的加盟共和國，並且通過加入一個加盟共和國的形式加入蘇聯，但20世紀80年代以來，有的少數民族自治共和國或自治州卻要求脫離加盟共和國。例如，喬治亞加盟共和國境內的阿布哈茲自治共和國和南奧塞梯自治州都出現了要求脫離喬治亞的集會遊行。
三是加盟共和國之間的民族矛盾。蘇聯的加盟共和國是以一個較大的民族為主，伴之以其他民族而組成的。一些加盟共和國之間實際上就是民族之間，由於歷史積怨、宗教對立、領土糾紛或現實利益沖突等原因而存在著矛盾。如俄羅斯與烏克蘭之間關於克里米亞半島、科利沃爾斯、頓巴斯地區的爭端；俄羅斯與哈薩克之間關於堅季茲湖地區大片領土的爭端；俄羅斯與白俄羅斯之間關於威特比斯州3個區、哥美里州6個區及斯摩棱斯克州的哥列茨基等地區的爭端；俄羅斯與愛沙尼亞之間關於普斯科夫州的楚德湖和納爾瓦河地區的爭端；塔吉克和烏茲別克之間關於撒馬爾罕和布拉市的歸屬問題的爭端等等。這類民族矛盾最典型的是南高加索地區的亞塞拜然和亞美尼亞兩共和國之間圍繞納戈爾諾—卡拉巴赫自治州的歸屬問題而出現的武裝沖突。1987年秋，阿境內主要由亞美尼亞族組成的納卡州認為本民族遭受歧視而提出脫離亞塞拜然共和國、加入亞美尼亞共和國的要求，得到亞美尼亞的全力支持而遭到亞塞拜然的堅決拒絕。亞塞拜然人湧入納卡州，與當地的亞美尼亞人發生暴力沖突，造成26名亞美尼亞人和6名亞塞拜然人死亡，近200人受傷的流血慘案。蘇聯中央政府調動軍隊制止了沖突。1988年3月，蘇聯最高蘇維埃宣布拒絕亞美尼亞的要求，同年7月12日，納卡州蘇維埃投票決定脫離亞塞拜然共和國，蘇聯中央政府和亞塞拜然均不予認可。此後，阿、亞兩族之間的敵對活動不斷升級，沖突亦蔓延至其他城市。1990年1月，蘇聯最高蘇維埃宣布部分沖突嚴重的地區處於緊急狀態，並派蘇軍和內務部隊趕赴當地恢復和維持秩序。此後局勢非但沒有根本好轉，矛盾反而加深。1991年蘇聯解體後，納卡州歸屬問題遂成為阿、亞兩個獨立共和國之間的爭端。表面上看，這屬於領土之爭，而實質上，圍繞這一問題的矛盾卻發展為把矛頭指向中央、反對蘇維埃、要求退出聯盟的政治斗爭，而且，南高加索地區的民族沖突具有一個顯著特點即採取了武裝暴力的方式。
四是加盟共和國與聯盟中央的矛盾。這一矛盾主要表現為加盟共和國爭取自主權和要求獨立。最為突出的是波羅的海沿岸的立陶宛、拉脫維亞和愛沙尼亞三個加盟共和國。這三國雖是小國，但地處戰略要沖，經濟發展和人民生活水平與北歐國家相近，在歷史、文化、宗教等方面與西方國家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系。它們是根據1939年8月23日的《蘇德互不侵犯條約》及秘密議定書而並入蘇聯版圖的。並入蘇聯後，由於受全國政治經濟體制的制約和各共和國之間「平調」政策的影響，三國發展緩慢，與北歐諸國的水平相差甚遠。因此，三國認為，並入蘇聯給他們造成巨大不幸。於是從1987年起，每年的8月23日三國民族主義者都在各自的首都舉行大規模集會遊行，打出以前的資產階級共和國旗幟，譴責蘇德條約及其秘密議定書導致了蘇聯對當時獨立的三個共和國的佔領，要求更多的自主權，直至脫離蘇聯。1989年8月23日，這三國利用蘇德條約簽訂50周年之際，舉行了有百萬人參加的「波羅的海之路」的示威活動，示威者手拉手組成了連接三國主要城市，長達650公里的人鏈，表明脫離蘇聯而獨立的決心，煽動起十分激烈的民族主義情緒。波羅的海地區民族主義運動的特點是有廣泛的群眾基礎，有組織、有領導、有計劃，而且三國協調行動、步調一致，形成了聲勢浩大的政治運動。不過斗爭的方式與前述納卡問題不同，沒有發生武裝沖突，而是以集會、示威、遊行、立法等和平途徑為主。
二任何一個多民族國家都不同程度地存在著各種民族問題，而只有當這些問題尖銳激化到無法解決的地步才會危及社會的穩定甚至國家的統一。蘇聯也不例外。那麼，是什麼原因使蘇聯民族問題激化並進而導致了聯盟的解體？不少學者認為，其源蓋出於戈爾巴喬夫推行錯誤的改革和國際反動勢力起了推波助瀾的作用。但筆者認為，比較而言，下列因素更為重要。
（一）背離聯邦制原則，實行高度中央集權制，加深了各共和國與聯盟中央的矛盾。蘇聯的國家體制採用以民族為特徵的聯邦制。1922年12月30日蘇聯成立時由俄羅斯聯邦、南高加索聯邦、烏克蘭、白俄羅斯4個蘇維埃民族共和國組成，這4個加盟共和國是以一個主體民族的名稱來命名的。1924～1940年，蘇聯發展成為16個加盟共和國，20世紀50年代中期至1991年蘇聯解體時是由俄羅斯聯邦、烏克蘭、白俄羅斯、哈薩克、烏茲別克、吉爾吉斯、塔吉克、土庫曼、亞塞拜然、亞美尼亞、喬治亞、摩爾多瓦、立陶宛、拉脫維亞、愛沙尼亞15個加盟共和國組成。這15個加盟共和國的國名也都是以一個主體民族的名稱來命名的。蘇維埃聯邦制是列寧的一大創造。十月革命前，列寧一直堅持無產階級革命勝利後應建立民主集中制的單一制國家，他認為社會主義社會仍然採用聯邦制是歷史的倒退，因而反對建立聯邦制國家。十月革命勝利後，由於國內外出現十分尖銳和復雜的形勢，列寧改變了原來的主張，轉而認為建立各蘇維埃共和國聯合統一的聯邦制國家是適宜的。因為列寧看到，在俄國無產階級革命斗爭的過程中，被壓迫民族表現出獨立自主的強烈願望，建立了各自獨立的蘇維埃共和國。在此情況下，若再堅持建立民主集中制的共和國就易使少數民族產生誤解和不信任，加之協約國為扼殺新生的蘇維埃政權進行了聯合武裝干涉，如不建立各民族聯合統一的聯邦制國家，就有被敵人各個擊破的危險。需要指出的是，在實行聯邦制的條件下，列寧還特別強調兩點：其一，為體現社會主義民族平等，各蘇維埃共和國應以完全平等的主權國家自願聯合組成蘇維埃共和國聯盟，各共和國實行民族自決，有加入和退出聯盟的權利。其二，聯邦制是向民主集中的單一制國家的過渡形式。
但從斯大林開始的蘇聯領導人卻片面理解列寧的聯邦制思想，把建立聯邦制國家看成僅僅是為解決當時復雜民族問題的權宜之計，利用列寧關於聯邦制是向集中制過渡形式的觀點作為實行中央高度集權體制的依據，從而背離了聯邦制原則。從表面上看，1924年、1936年和1977年的蘇聯憲法均重申了蘇聯成立宣言和聯盟條約的精神，明確規定蘇聯是各主權蘇維埃民族共和國的聯盟，蘇聯保護加盟共和國的主權國家地位，加盟共和國獨立行使自己的國家權利（典型的是聯合國成立時，烏克蘭、白俄羅斯也作為聯合國的創始國，並且長時間在聯合國派有外交代表），並可以自由退出蘇聯。這種雙重主權國家的規定，在世界上實行聯邦制的國家中是獨一無二的，似乎蘇聯加盟共和國的許可權很大。而實際上，從1922年至 20世紀80年代末，沒有一個加盟共和國可以自由退出蘇聯，而加入蘇聯的共和國也不全是自願的，如立陶宛、拉脫維亞和愛沙尼亞三國以及完整的烏克蘭、白俄羅斯和摩爾達維亞三國加入蘇聯就是特殊歷史條件下的產物。至於憲法賦予加盟共和國所享有的獨立行使經濟、財政、內務、司法、文化教育、衛生和社會保障、檢查監督和民族事務等方面的權利，也幾乎是有名無實的。因為，列寧去世後，斯大林違背了列寧堅持的民主集中制原則，逐步加強了個人集權地位，形成了黨內高度集中的領導體制。同時，斯大林又把黨和國家混為一談，黨政不分，以黨代政，把黨內高度集權集中的組織領導體制推行到國家體制上，形成了高度集權集中的國家體制。
後來赫魯曉夫和勃列日涅夫進行了改革，但並沒有改變斯大林時期形成的黨和國家高度集權集中的體制。在這種體制下，聯邦制原則名存實亡。在經濟上，聯盟中央通過由它直接管理的聯盟部及聯盟——共和國部，控制了共和國的絕大多數企業和資產。如斯大林時期，聯盟部所屬企業佔全蘇工業總產值的89％，共和國部所屬企業只佔11％；赫魯曉夫時期的聯盟部及聯盟——共和國部所屬企業佔97％，共和國部所屬企業佔3％；勃列日涅夫時期的聯盟部及聯盟——共和國部所屬企業佔94％，共和國部所屬企業佔6％。更有甚者，共和國連修建200張病床以上的醫院或投資400萬盧布以上的項目的權利都沒有，而聯盟中央在共和國修建新項目都可以不經共和國批准，也不同共和國商量。這不但造成經濟發展結構不合理，使共和國利益受到損害，而且極大地挫傷了共和國的積極性。這種僵化而非彈性的管理體制從根本上講不利於蘇聯的存在和發展，因為它把大多數加盟共和國推向一個非此即彼的尷尬境地：要麼是被強行地留在蘇聯，要麼是一有機會就徹底掙脫聯盟。而且不管多麼有名無實，蘇聯的成立宣言、聯盟條約以及歷次憲法所宣布和賦予的各民族享有自決權及各加盟共和國主權國家地位與自由退盟權，還是為民族分離和獨立運動提供了合法理論依據，從而導致聯盟的解體。
（二）在理論上，超越社會發展階段，過早地宣布民族問題「已經解決」，導致民族關系中的消極現象日益增多。歷史實踐表明，無產階級革命勝利後，社會主義制度從建立到完全實現社會主義理想，需要經歷相當長的歷史時期，加之社會主義制度本身也需要逐步發展與完善，這就決定了在多民族的社會主義國家，民族問題也將長期存在。
列寧之後的蘇聯歷屆領導人對民族問題的認識，都未能達到列寧所達到的高度，他們在民族理論上一直存在「左」的傾向，這同蘇聯領導人對社會發展階段的認識有密切聯系。他們總是抱有不切國情的超前認識，不是盲目地宣布蘇聯建成了社會主義或進入了發達社會主義，就是急於向共產主義過渡，而在他們的思想深處，民族進程與社會進程是同步的，因而民族問題必然隨著社會進入高級階段而不復存在。具體而言，1936年斯大林宣布蘇聯已經消滅了剝削階級，建成了社會主義，不久，聯共（布）十八大進一步宣布，蘇聯已完成了無產階級的社會主義建設並從社會主義逐步過渡到共產主義階段。因此，在民族問題上，斯大林認為「製造民族糾紛的主要勢力即剝削階級已被消滅，培植民族互不信任心理和燃起民族主義狂熱的剝削制度已被消滅」，「真正兄弟合作的關系」已建立起來了，「蘇聯各民族和種族，在全國經濟、政治、社會和文化各方面都享有同等的權利，所以根本談不到民族權利會受到損害。」甚至認為蘇聯各民族「已經在完全平等的基礎上，以一種堅固的友誼緊緊地聯系在一起了」，蘇聯「已經成為全世界真正民族平等與合作的榜樣和典範」。這顯然不符合客觀實際。1961年赫魯曉夫宣布20年基本建成共產主義，在這個條件下，「蘇聯已經解決了人類世世代代所關心的，而資本主義世界直到現在仍然尖銳的一個極其復雜的問題，即各民族之間的相互關系問題」，因為「在蘇聯已經形成了具有共同特徵的不同民族人們的新的歷史共同體——蘇聯人民。」同樣，1967年勃列日涅夫提出，蘇聯已經建成發達社會主義，正在向共產主義轉變，因而「民族問題徹底地一勞永逸地解決了。」可見，赫魯曉夫和勃列日涅夫對蘇聯民族問題狀況都作出了錯誤的估計。就連提出各種新思維的戈爾巴喬夫也未能跳出上述觀念的圈子，在其《改革與新思維》一書中很少論及民族問題，在民族理論上基本步了前任之後塵。在蘇共二十七大的政治報告中，戈爾巴喬夫強調指出：「蘇聯已經一勞永逸地消滅了各種形式和表現的民族壓迫和民族不平等。各民族人民牢不可破的友誼，對各民族的民族文化和民族尊嚴的尊重已得到確立，並已進入億萬人的意識之中。蘇聯人民是一個嶄新的社會和族際主義的共同體，這個共同體是由一致的經濟利益、意識形態和政治目標結成的。」正是由於蘇聯領導人對本國民族關系發展狀況的錯誤估計，忽視民族問題的普遍性、長期性和復雜性，因而蘇共總是對實際存在的各種民族問題熟視無睹，報喜不報憂；總是強調各民族的共性而無視其個性，人為地加快各民族接近和融合的進程。這樣，舊的民族問題被人為地掩蓋起來，得不到及時解決，而新的問題又積累下來，新舊矛盾交織，一旦總爆發就必然危及國家統一。
（三）民族政策失誤引起族際關系緊張。正確的民族政策是建立在對民族關系狀況及各民族間主要矛盾的正確估計和分析的基礎之上的。列寧之後的歷屆蘇聯領導人對蘇聯民族問題的解決估計太高，嚴重脫離實際，因此在民族政策上必然會出現一系列失誤。蘇聯民族政策失誤主要表現在用階級斗爭方式處理民族問題和維護大俄羅斯民族沙文主義兩方面。馬克思主義認為，民族與階級、民族問題與階級問題是兩類不同的概念，雖然它們之間存在一定的聯系，但在任何歷史時期都不能將其完全等同。在社會主義國家中，民族問題一般屬於人民內部性質的矛盾，只能通過宣傳、教育、疏導、協調等方法妥善加以解決。然而列寧之後的蘇聯領導人卻忽視民族問題與階級問題的區別，混淆兩類不同性質的矛盾，把民族矛盾和民族糾紛歸結為階級矛盾和階級斗爭，把任何謀求本民族利益的努力不加分析地斥之為「資產階級民族主義」，以階級斗爭的方式處理民族問題。30年代初，蘇聯不顧少數民族的特殊性，強制實行農業集體化，使哈薩克、烏克蘭、白俄羅斯和高加索等地的農業生產遭受嚴重破壞，因飢荒而死亡500～900萬人，引起當地人民的不滿和反抗，斯大林將他們打成民族主義危險分子，流放和鎮壓了大批農民和富農。1934年1月，斯大林在聯共（布）十七大總結報告中明確提出，蘇聯國內民族矛盾的實質是階級矛盾，民族紛爭的實質是階級斗爭。他認為民族主義與機會主義一樣是社會主義的階級敵人。特別是在大清洗運動期間，各少數民族地區的多數領導幹部和知識分子因所謂「資產階級民族主義」的罪名而遭到清洗和鎮壓。如1937～1938年間，烏克蘭、白俄羅斯、吉爾吉斯、亞美尼亞等共和國黨中央第一書記皆被處死；哈薩克共產黨中央局成員全部被殺；1937年5月，出席喬治亞共產黨十大的644名代表，會後不久竟有86％被捕、流放或遭監禁。衛國戰爭時期，借口某些少數民族中有人「與法西斯勾結而背叛祖國」，就把克里米亞韃靼人、德意志人、麥斯赫特土耳其人等 11個弱小民族的大約500萬人趕出其世代居住地，強制其遷往中亞和西伯利亞等條件艱苦的地方，其中有幾個民族在赫魯曉夫時期恢復了名譽，返回家園，恢復了自治，而另3個民族，後來雖也恢復了名譽，但未允其重返家園，恢復自治，因而留下動亂的根子。赫魯曉夫和勃列日涅夫當政時期，仍然堅持民族矛盾的實質是階級矛盾的觀點，並且認為國內民族主義活動是國際階級斗爭的反映。因而將各共和國內不滿蘇共政策、要求擴大自主權以及歌頌本民族歷史文化傳統的幹部和知識分子統統當成資產階級分子，大加批判或監禁，把不滿和反抗的少數民族作為社會主義的階級敵人進行打擊和鎮壓。用階級斗爭方式處理民族問題，其結果是在民族關系中人為地製造階級矛盾和階級斗爭，把屬於各民族間的內部矛盾人為地轉化為敵我矛盾，造成長期階級斗爭擴大化，嚴重傷害了這些民族的感情，加深了民族關系危機，助長了民族分離傾向。
大俄羅斯民族沙文主義作為舊時代的糟粕，在社會主義的蘇聯建立以後理應予以清除。列寧堅決反對形形色色的資產階級民族主義思潮，如大俄羅斯主義和各種地方民族主義，他要求著重反對大俄羅斯主義。列寧多次強調指出，大俄羅斯沙文主義是妨礙實現各民族平等和團結的主要危險，因此，他宣布「要同大俄羅斯沙文主義決一死戰。」但列寧之後的蘇聯歷屆領導人都忽視了列寧的教導，雖然他們一直籠統強調反對民族主義，但實際上著重反對地方民族主義，維護大俄羅斯沙文主義傳統。
第一，歪曲沙皇征服少數民族的歷史，把沙俄的侵略擴張說成是應少數民族的「請求」，是少數民族的「自願歸並」，沙皇給被征服民族帶來「文明與進步」，具有「重大的歷史意義」。他們認為在二次大戰中蘇聯恢復西白俄羅斯和西烏克蘭等地區，強制立陶宛、拉脫維亞、愛沙尼亞和摩爾多瓦四國加入蘇聯，收復庫頁島及千島群島，「這樣的邊界最符合蘇聯歷史的真實」。在斯大林看來，凡沙俄帝國佔領過的領土都應該是蘇聯的領土，強占這些地方是恢復甦聯「合理的邊界」。這實際上違背了蘇聯成立之初列寧制定的關於不允許劃分勢力范圍的對外政策原則。
第二，任意吹捧俄羅斯民族是蘇聯的偉大民族和領導民族，無視其他民族的地位與貢獻。如他們宣稱俄羅斯是各共和國聯合成統一國家的「中心」，吹捧俄羅斯是「蘇聯各民族的領導力量」「是蘇聯各民族的母親」，「是俄羅斯人幫助其他民族克服了幾百年的經濟和文化落後狀況」。甚至在1989年9月蘇共民族政策綱領中仍堅持要以俄羅斯為中心建立新聯盟國家，繼續強調「俄羅斯過去和現在都是整個聯盟國家的凝聚力量，對於克服民族地區的落後狀況作出了決定性的貢獻」。
第三，俄羅斯人在政治上享有特權。1923年6月，按斯大林在全蘇民族工作會議上提出的選舉原則，蘇聯中央執行委員會由350名代表組成，其中俄羅斯聯邦共和國代表為280名，佔80％，而其他3個共和國代表只有70名，僅佔20％。在歷屆蘇聯最高國家權力機關和執行機關中，雖然各民族共和國都有一定比例的代表參加，但歷屆國家元首則大多為俄羅斯人，歷屆蘇聯政府首腦除斯大林和赫魯曉夫外都是俄羅斯人，至於聯盟中央政府各部委主要領導職務也大多由俄羅斯人擔任。在實際上直接掌控國家最高權力的蘇共中央領導機關中，雖有少數非俄羅斯人參加，但除斯大林外，其餘各屆蘇共中央最高領導職務均由俄羅斯人擔任。典型的例證是，安德羅波夫為首的10人組成的中央書記處全部是俄羅斯人；各主要民族共產黨員佔全體黨員總數的比例分別為：俄羅斯59．8％、烏克蘭16．02％、白俄羅斯3．76％、烏茲別克2．31％、哈薩克1．94％、喬治亞1．68％、亞塞拜然1．65％、亞美尼亞1．51％、摩爾達維亞 0．53％。上述做法，嚴重違背了各共和國和各民族平等的原則。
第四，強制推廣俄語並作為蘇聯的國語，歧視少數民族語言。語言是民族的主要特徵之一。在多民族國家裡，語言政策是民族政策的重要組成部分。馬克思主義反對對任何民族語言的任何歧視和限制，不允許任何民族語言享有任何特權，認為如果把一個大民族的語言強加給其他民族，勢必造成人為地實行民族同化政策。列寧指出：「誰不承認和不維護民族平等和語言平等，不同一切民族壓迫或不平等現象作斗爭，誰就不是馬克思主義者，甚至也不是民主主義者。」他堅持民族語言平等，反對強行推廣俄語，他指出：「用棍棒強迫」其他民族學習俄語，其後果只能是「使偉大而有力的俄羅斯語言難以為其他民族集團所接受，主要是會加深敵對情緒，造成無數新的摩擦，增加不和和隔膜等等。」但列寧之後的歷屆領導人都違背民族平等的原則，在全國范圍內強制推廣俄語，力圖使俄語成為各共和國國語。據統計，1986年蘇聯出版發行各種書籍22億冊，其中俄文書籍佔86％，而其他少數民族語言書籍僅佔14％（少數民族人佔全蘇人口49．2％）。有幾十個小民族的語言和文化處於消失的邊緣。
幾十年來，列寧之後的蘇聯領導人縱容大俄羅斯民族主義的做法，嚴重破壞了民族平等原則，事實上使俄羅斯處於聯盟中央領導地位，在政治、經濟、軍事等各方面享有特權，而其他少數民族則處於附屬的「次等民族」地位。民族不平等現象的長期存在，激發了少數民族對聯盟中央和大俄羅斯民族主義的嚴重不滿情緒，非俄羅斯民族的民族主義普遍存在。這兩種民族主義互為因果，成為蘇聯解體的關鍵因素。

㈡ 多米諾骨牌的命名緣由是什麼

多米諾骨牌，是一種以木頭、骨頭、或塑料為材料製成的長方形骨牌，玩的時候將骨牌按一定的間距順序排列，用很小的力推倒第一枚骨牌，後面的骨牌就會一個接一個的倒下。

最初，起源於中國的北宋時期，那個時候的骨牌多用畜牧動物的骨頭（比如：牛骨）製作，所以稱其為骨牌；後來，一位名叫多米諾來自義大利的傳教士把這種骨牌帶去了歐洲，一開始他把這種骨牌作為禮物送給了他的小女兒，在女兒的玩耍過程中發現了推到骨牌的玩法，之後他就製作了很多木製的骨牌並創造了更多的玩法，不久之後，木製的骨牌風靡歐洲在世界各地流行起來，骨牌游戲成了一項高雅運動，歐洲的人們為感謝多諾米帶來了這項運動，就把這種骨牌游戲命名為“多諾米骨牌”。

到了19世紀，多米諾骨牌已經成了一項世界性的運動，人們爭創吉尼斯記錄。在非奧運項目中，它是知道的人最多、參加人數最多、流傳范圍最大的一項體育運動。

慢慢的，多米諾骨牌發展成了一種文化，它起源於古老的中國有著上千年的歷史底蘊，隨著它的發展，其特性賦予了它獨特的教育意義，可培養人們的動手能力，思維能力，以及創造能力。

㈢ 多米諾骨牌的主要功能

多米諾是種文化。它起源於中國，有著上千年的歷史。漫長的發展過程，賦予它獨特的教育功能。碼牌時，骨牌會因意外一次次倒下，參與者時刻面臨和經受著失敗的打擊。遇到挫折不氣餒，不退縮，要樹立信心，鼓起勇氣，重新再來。人只有經過無數這樣的經歷，才會變得成熟，最終走向成功。
多米諾骨牌需要一張張擺下去，它不僅考驗參與者的體力、耐力和意志力，而且還培養參與者的智力、想像力和創造力。多米諾骨牌是一項集動手、動腦於一體的運動，能培養人的創造能力、增強自信心、品位高雅的娛樂活動，而且不受時間、地點的限制，對開發參與者的智力、創造力和想像力，對訓練參與者動手能力、思維能力都非常有好處，更重要的是，它能夠培養參與者的意志，最大限度地發揚團隊精神。

㈣ 多米諾骨牌的歷史沿革

多米諾骨牌實際上是發源於中國古代的「牌九」。據記載，19世紀流傳到義大利後，人們利用牌九上面的點數來做一些拼圖游戲，後來一個義大利人好奇地把骨牌豎起來，逐漸發展成了原始的「多米諾」。
1849年8月16日，義大利傳教士多米諾從中國回到闊別8年的米蘭。他拿出一件又一件的禮物給家人，但他的女兒小多米諾只喜歡一套28張的骨制產品--牌九。她男友阿倫德是個性情浮躁的人，小多米諾就讓他把28張牌一張一張豎起來，不許倒下，還規定時間完成---如果不成功就限制他一周不許參加舞會！經過七七四十九天的磨練，阿倫德終於變的性格堅強，做事穩重，讓米蘭人大吃一驚。於是，傳教士多米諾為了讓更多的人玩上骨牌，製作了大量的木製骨牌，並發明了各種的玩法。不久，木製骨牌就迅速地在義大利及整個歐洲傳播開來，骨牌游戲成了歐洲人的一項高雅運動。
後來，人們為了感謝多米諾給他們帶來這么好的一項運動，就把這種骨牌游戲命名為「多米諾」。到19世紀，多米諾已經成為世界性的運動。在非奧運項目中，它是知名度最高、參加人數最多、擴展地域最廣的體育運動。

㈤ 多米諾骨牌起源是什麼

多米諾骨牌據說起源於中國，並於17世紀末、18世紀初傳入歐洲。據《正字通》記載，宋宣和二年（公元1120年），出現了一種名叫「骨牌」的游戲，並在宋高宗時頒行天下。當時的骨牌多為牙或獸骨製成，所以骨牌又有「牙牌」之稱。

1849年8月16日義大利傳教士多米諾，從中國回到闊別8年的米蘭，全家人激動地迎接他。多米諾取出了一件又一件禮物，他最美麗的女兒小多米諾卻只喜歡一套28張的骨制產品——牌九。但她不玩那些傳統的玩法，而是喜歡按點數大小相接的方式連牌。她的男友智慧·阿倫德是個性情浮躁的人，小多米諾就讓他把28張牌一張一張豎起來而不倒下，並且限定時間碼完，如果不成功就限制他一周不許參加舞會。

經過七七四十九天的磨練，她的男友變得性格剛毅堅強，做事穩健沉著，使米蘭人大為吃驚。傳教士多米諾為了讓盡可能多的人能玩上高雅的骨牌游戲，就製作生產了仍稱為骨牌的木製牌，木牌迅速地在義大利和歐洲傳播開，並以傳教士的名字命名為「多米諾」。到19世紀，多米諾已形成世界的運動，並成為非奧運項目中知名度最高、參加人數最多、擴展地域最廣的體育運動。

㈥ 風靡世界的多米諾骨牌是由中國哪一樣傳統器物演變而來

網路知道有答案，但是我一直不喜歡這個觀點。
現代多米諾骨牌的發源地是歐洲，現代多米諾骨牌的技術中心依然是歐美，東亞地區的日韓也比國內的多米諾骨牌發展要好很多，所以，回頭看歷史不如向前看發展。

㈦ 多米諾骨牌的歷史有多少年

多米諾骨牌實際上是中國古代的「牌九」。據記載，18世紀流傳到義大利後，人們利用牌九上面的點數來做一些拼圖游戲，後來一個義大利人好奇地把骨牌豎起來，逐漸發展成了原始的「多米諾」。 宋宣宗二年（公元1120年），民間出現了一種名叫「骨牌」的游戲。這種骨牌游戲在宋高宗時傳入宮中，隨後迅速在全國盛行。當時的骨牌多由牙骨製成，所以骨牌又有「牙牌」之稱，民間則稱之為「牌九」。 1849年8月16日，義大利傳教士多米諾從中國回到闊別8年的米蘭。他拿出一件又一件的禮物給家人，但他的女兒小多米諾只喜歡一套28張的骨制產品--牌九。她男友阿倫德是個性情浮躁的人，小多米諾就讓他把28張牌一張一張豎起來，不許倒下，還規定時間完成---如果不成功就限制他一周不許參加舞會！經過七七四十九天的磨練，阿倫德終於變的性格堅強，做事穩重，讓米蘭人大吃一驚。於是，傳教士多米諾為了讓更多的人玩上骨牌，製作了大量的木製骨牌，並發明了各種的玩法。不久，木製骨牌就迅速地在義大利及整個歐洲傳播，骨牌游戲成了歐洲人的一項高雅運動。 後來，人們為了感謝多米諾給他們帶來這么好的一項運動，就把這種骨牌游戲命名為「多米諾」。到19世紀，多米諾已經成為世界性的運動。在非奧運項目中，它是知名度最高、參加人數最多、擴展地域最廣的體育運動。

㈧ （2015綿陽模擬）多米諾骨牌是一種文化，它起源於中國，有著上千年的歷史．碼牌時，骨牌會因意外一次次

（1）設小鋼球過E點時的速度為v_E，從E點到F點的水平距離為x，則
x=