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國影響力最大的歷史學派是什麼

⑴ 歷史學派的各國學派

德國歷史學派的先驅為李斯特。此後羅雪爾將以薩維尼（1779～1861）為代表的法學研究中的歷史方法，應用到經濟學方面，奠定了這一學派的基礎。繼之有希爾德布蘭德（1812～1878）和克尼斯（1821～1898），形成了舊歷史學派。1870年後，由於工人運動和各種社會問題的出現，在舊歷史學派傳統的基礎上，形成了以G.von施穆勒為首的新歷史學派，其主要代表人物有L.布倫塔諾（1844～1931）和A.瓦格納（1835～1917）。20世紀初期從內部批判歷史學派，並促進歷史學派的解體的主要人物有韋貝爾（1864～1920）和桑巴特。
19世紀前半葉，英國完成了產業革命，獲得了世界工廠的地位。A.斯密的自由主義經濟學說代表了英國產業資本的利益，而德國還處在封建割據的農業國階段，為了發展德國本國的工業，對來自英國的工業品，必須採取保護貿易政策，並在意識形態上對抗英國的斯密理論。李斯特在《政治經濟學的國民體系》 （1841）一書中指責英國古典經濟學不強調經濟生活中國民有機體的重要，是「世界主義」和「個人主義」的經濟學。他的國民經濟學則強調經濟生活中的國民性和歷史發展階段的特徵。他反對古典學派的抽象、演繹的自然主義的方法，而主張運用從歷史實際情況出發的具體的實證的歷史主義的方法。在經濟理論方面，李斯特提出發展國民生產力的理論，批判斯密的單純「交換價值」的理論。在經濟政策上則主張採取國民主義和保護主義的貿易政策。李斯特的這種歷史主義的經濟發展階段論，形成了德國歷史學派的傳統和基本特徵。 美國歷史學派形成於19世紀末20世紀初，其創始人為人類學家F.博厄斯，這一學派主要盛行於1890年至1930年，但其觀點和方法一直影響到當代美國民族學界。該派以實證主義為其方法論的哲學基礎，主張對具體的文化現象進行詳細的收集、整理和分析研究不主張過早地作理論概括。他們宣稱人類學研究的主要目的是：（1）重建人類發展的歷史；（2）決定歷史現象的類型和它們的歷程；（3）探討文化變遷的動力。19世紀末，正值進化學派和傳播學派針鋒相對之際。博厄斯對兩派學說均持批評態度，但其批評的重點是摩爾根和進化學派。
這一學派以實證論和經驗論為基礎、強調對具體事實的描述和記錄，認為這是「歷史的方法」，而堅決反對摩爾根所作的理論概括，認為他的理論體系是「思辨的方法」，完全不可取。
R.H.羅維所著《初民社會》 （1920）是批評摩爾根的代表作。歷史學派也批評傳播學派、尤其反對「埃及中心說』。然而，他們同樣把文比看作是超社會的，否認文化發展的普遍規津、所提出的概念「文化區」、「文化叢」與傳播學派的「文化圈」、「文化層」雖形式不同，實質卻相去不遠。他們認為可將文比分解到最小單位、即「文化持質」，若干文化特質結合構成一個文化叢、與之相適應的地域即「文化區」。
他認為民族學家研究文化應該從文化特質人手。標准文化特質多的地方為文化區中心，屬於獨創；文化特質少的地方為外圍，屬於傳播。博厄斯及其許多追隨者具有鮮明的反種族主義立場、並從科學上論證了種族平等和民族平等思想，曾為反對歐美中心主義和種族壓迫進行了堅決斗爭。

⑵ 西方有哪些著名的歷史學家以及他們的史學思想是什麼

古希臘，希羅多德（Herodotus）（前484年?—前425年?），《歷史》，歷史之父
古希臘，修昔底德（Thucydides）（前460年?—前400年?），《伯羅奔尼撒戰爭史》
羅馬，尤利烏斯·愷撒（Gaius Julius Caesar）（前100年—前44年），《高盧戰記》和《內戰記》
羅馬，李維（Livy）（前59年—17年），《羅馬史》
古希臘，普魯塔克（Plutarch）（46年?—120年?），《希臘羅馬名人傳》
羅馬，塔西佗（Gaius Cornelius Tacitus）（55年?—117年?），《編年史》
英國，愛德華·吉本（Edward Gibbon）（1737年—1794年），《羅馬帝國衰亡史》
德國，蘭克（Leopold von Ranke）（1795年—1886年）
德國，恩格斯（Friedrich Engels）（1820年—1895年），《家庭、私有制和國家的起源》
德國，戴布流克（Hans Delbrück）（1848年—1929年），《戰爭藝術史》
英國，丘吉爾（Sir Winston Churchill）（1874年—1965年），《英語民族史》
法國，費夫爾（Lucien Febvre）（1878年—1956年），年鑒學派創始人之一
法國，布洛赫（Marc Bloch）（1886年—1944年），年鑒學派創始人之一
英國，阿諾爾德·約瑟·湯因比（Arnold Joseph Toynbee）（1889年—1975年），《歷史研究》
法國，布勞岱爾（Fernand Braudel）（1902年—1985年），年鑒學派第二代學者，《菲利浦二世時代的地中海和地中海世界》《15至18世紀的物質文明、經濟和資本主義》
美國，費正清（John K. Fairbank）（1907年—1991年）
德國，戈洛·曼（Golo Mann）（1909年—1994年）
美國，L·S·斯塔夫里阿諾斯（L.S. Stavrianos）（1913年—2004年），《全球通史》

⑶ 曼徹斯特學派

你好。

問題：曼徹斯特學派--請介紹下歷史上的這個學派

回答：Manchester School (即自由貿易學派)

曼徹斯特學派鼓吹自由競爭,主張自由經營，反對國家干預.鼓吹把國家行為減到最低限度.曼徹斯特學派以斯密和與李嘉圖的理論為基礎，鼓吹自由貿易的好處,宣揚自由貿易，鼓吹經濟全球化.
權威的《帕爾格雷夫經濟學大辭典》評價說：「如果對曼徹斯特學派給予簡單的描述，那可以說，它是消除通向市場道路上主要障礙的一次卓越而成功的努力。」

1836年，一場來勢洶猛的漲價浪潮席捲英國，物價上漲，失業增加，社會陷入混亂。這種混亂的巔峰是愛爾蘭大飢荒，單是1847年冬天，就有25萬人被餓死。跟人類歷史上幾乎所有飢荒一樣，它更多地是人禍，而不是天災。在出現歉收的時候，商人們卻不能通過進口來緩解供應不足。相反，國內本已短缺的糧食，卻因為政府的鼓勵措施而繼續被用來出口。製造這種反常局面的，就是臭名昭著的英國《穀物法》。《穀物法》所依據的是重商主義的理論。這種理論認為，限制、甚至禁止外國產品進口、而鼓勵本國產品出口，可以增加本國的收入，保證本國糧食供應。從17世紀開始，英國就逐步施行這種政策。

1776年，斯密出版《國富論》，對這種貿易限製法令提出批評。

進入19世紀，隨著農業人口大量轉移到城市，糧食問題引起人們普遍的關注，馬爾薩斯的人口論所描述的情形令人恐懼，而政府想到的方法，卻仍然是片面地鼓勵、保護本國的生產。1815年，保守的托利黨人頒布了更加嚴厲的《穀物法》。其目的在於通過禁止出口，推動穀物價格上漲，從而鼓勵國內生產。

後來，在各方壓力下，這項法令逐漸增加了點靈活性，比如用高關稅取代完全禁止。但其實質並沒有改變。《穀物法》施行的結果是，糧食消費者(事實上也就是所有人)的利益被犧牲了，新興的工業也因為成本上漲而受到損害，惟一得益的是農場主。
曼徹斯特學派攻堅《穀物法》
曼徹斯特自由主義學派應運而生。其領袖人物是理查德·科布登和約翰·布賴特。他們以不懈的熱情和高超的組織能力摧毀了重商主義這個堡壘。他們深刻地意識到，《穀物法》已經對工業發展和消費者福利構成了損害，必須廢除這種惡法。
1838年，他們創建了反《穀物法》聯盟。這個聯盟包括形形色色的人物和組織，有工商業主，有政治激進分子，有功利主義者，有自由主義者，也包括廣大的普通工人。這個聯盟是一個傳播自由貿易思想的龐大機器。

其主要代表人物是曼徹斯特的工廠主理·科布頓和約·布萊特。

19世紀20—50年代，曼徹斯特是自由貿易派的宣傳中心。該學派提倡自由貿易，要求國家不幹涉經濟生活，反對貿易保護主義的原則，要求減免關稅和獎勵出口，要求廢除有利於土地貴族的、規定高額穀物進口稅的穀物法

1839年曼徹斯特的自由貿易派建立了反穀物法同盟40年代和50年代，自由貿易派組成了一個單獨的政治集團，後來成為自由黨的左翼。

⑷ 什麼是伯明翰學派

2002年6月，英國伯明翰大學校方關閉了該校的文化研究與社會學系，一時在文化界和學術界掀起軒然大波。伯明翰大學文化研究與社會學系的前身是被國際公認為文化研究發源地的當代文化研究中心(Center for Contemporary Cultural Studies，簡稱CCCS)，與法蘭克福學派(Frankfurt School)鼎立而被稱為伯明翰學派(Birmingham School)。許多具有國際聲譽的從事文化研究的知名學者如Raymond Williams、Stuard Hall、Tony Bennett、Janet Wollacott、John Fiske等都曾經在這里工作過，並且伯明翰學派曾一度成為文化研究的代名詞。伯明翰大學校方的這一決定盡管引來了來自世界各地的抗議和批評，但學校並未收回成命，該系最終還是於原定時間被關閉。

Gargi Bhattacharyya博士和許多在CCCS工作過的學者一樣是一位非英國血統的英國人，一直在伯明翰大學文化研究與社會學系學習和工作，可謂伯明翰學派的最直接傳人，曾出版Tales of Dark－skinned Women，Race and Power，Sexuality and Society等書，並長期從事種族主義、全球文化和性與性別研究。該系關閉後，她成為少數被校方挽留分配到其他系工作的教師中的一個。在該系關閉一周年後，張華在伯明翰大學就有關文化研究的一些問題對她進行了訪談。

▲Gargi博士，一年前伯明翰大學的文化與社會學系被校方關閉，影響波及到包括中國在內的世界各地的文化研究領域。據媒體報道，校方之所以這樣做是因為，根據學校實行的末位淘汰制評估體系，該系沒有達到學校要求的分值，而之所以沒有達到這樣的分值，很大程度上是因為該系沒有給學校帶來足夠的經濟效益，也就是說沒有足夠的生源。換句話說，即文化研究在今天的英國並不受歡迎。這是否意味著文化研究已經因不合時宜而到了窮途末路，已經走到了它的盡頭？

●前身為大名鼎鼎的伯明翰學派的文化與社會學系的被關閉，確實招致學術界的強烈不滿和抗議。按照學校從去年開始實行的5星制評估體系，文化與社會學系的得分是3A，學校當然有理由關閉它。至於這個評估體系的具體指標，我們不得而知。當然，文化與社會學系甚至整個人文學院，不能像其他院系特別是一些工科院系一樣取得巨大的經濟效益，也是眾所周知的事實。但是，不能就此認為作為一個獨特學術領域的文化研究就沒有了前途，沒有了市場，更不能說，具有國際盛名的伯明翰學派不再具有影響力。實際上，不但文化研究在許多國家方興未艾，任何有關文化研究的書籍都必然提到伯明翰學派，而且，即使在該系被關閉的前一個學期，我們仍有200多名本科生，同時，仍有600多名學生在申請進入該系。在該系被關閉的這一年多時間里，原屬該系的學生們對文化研究的興趣依然非常濃厚，而且他們被歸並到其他系後仍在讀文化研究的課程。在我看來，不僅不是文化研究沒有了前途，相反，在這樣一個媒體匯聚的時代，我們比以往任何時候更需要文化研究。當然，如果撇開伯明翰學派所倡導的文化研究的影響力和研究方法，而僅就伯明翰學派本身來講，有人說它已經走到了盡頭也有他們的理由。

▲回顧文化研究的歷史，它作為一個獨特的研究領域在英國是如何興起的呢？

●我倒想反問一下。我想，文化研究在英國和整個歐洲興盛的時候，它在中國可能並不為人所知。而如今，文化研究是如何在中國興盛的呢？

▲據我所知，當代意義上的文化研究在中國的興盛首先是在大學的中文系。在20世紀80年代，中國人民大學中文系有一位非常年輕的知名教授在課堂上對學生們說，文學不僅應當包括小說、詩歌、戲劇等文本作品，而且應當涵蓋電影、電視、電腦等等一切文化現象，一切精神文化產品都是文學作品，所有精神產品和文化現象都是文學理論應當涉獵的范圍。他的課程受到學生們的廣泛歡迎，這一說法不僅給徘徊的文學理論注入了新鮮血液和活力，大大拓展了文學理論的視閾，同時也帶來了文化研究的熱潮。

●這與文化研究在英國和歐洲大陸的興盛幾乎是一樣的，伯明翰學派的許多著名學者都是搞文學出身的，比如它的先驅Raymond Williams就可以說是一位馬克思主義學派的文藝理論學者，不僅著有Marxism and Literature、Keywords、Culture and Society、The Long Revolution、City and Country，而且寫過劇本。我的本科也是英國語言文學系。正因為文化和文學不應有一個刻板固定統一的模式，所以才會對文本闡釋的相異性產生如此廣泛的興趣。媒體的受眾更會製造出不同的標准和評價體系。人們對大眾傳媒有著巨大的擔心，認為它是如此地邪惡和墮落，它讓人們拜金，讓女性沉淪，讓少數人群受歧視……在這個國家(英國)許多非常興盛的媒體，展現給人們的其實是極端無價值的觀念形式。就像你看到的《太陽報》，至今也沒有任何的改觀，於是公眾分析而得出結論，「難怪英國工人階級沒有革命潛力，他們都在那裡觀看性生活片和閱讀《太陽報》，他們因已經被這些東西洗腦而喪失熱情。」而同時也有人說，不會有任何一個人會被真正洗腦，沒有任何一個人、一種媒體甚至一個制度可以真正成功地為人洗腦。我也讀《太陽報》，我自己也不知道我想從中獲取什麼。人們總是懷疑《太陽報》信息的真實性，也經常嘲笑它煞有介事的報道方式，但人們同時又很津津樂道。讀者和觀眾用一種流行和現代的形式轉述不同來源的信息，以此作為回應並使其物質生活及整個身體具有意義。於是，會有人說，「看，公眾自己解釋了意義，製造了意義」。事實上，你所告訴他們的分析思考方式是不會起到你所期望的作用的。這是一種軟體的文化革命。多少人需要接受再教育？又怎麼可能讓每個人都接受統一的再教育，每有一種觀念，你就不得不重新開始一次，這是不可企及的。

當時，人們談論伯明翰學派時，是在談論一個時代，我認為，直到上世紀80年代早期，人們仍然按照這樣的方式在生活。文學闡釋的方法實際上是一種文本闡釋和帶變性社會語境闡釋的混合，這是深層的文學研究。理解這一日常文化格式的唯一方法是和人民大眾生活在一起，與他們同呼吸共命運，也就是我所說的人類學的方法。真正了解民眾所思所想，所信所崇，所憂所患，絕不能只看只聽他們當著你的面說什麼，而是要身處其中。

▲英國的文化給我們的印象就是嚴肅正統凝重，或者說貴族氣紳士化，伯明翰學派的文化研究方法和人類學方法就是要打破這樣一種做派？

●正是如此。可以這樣說，文化不能再是精英文化，它應該是普通人的日常生活，它應該是大眾的，平民的。

實際上，伯明翰大學可以位於伯明翰，但它並不意味著它跟伯明翰這座城市有任何的聯系，只不過我們的腦袋在Muirhead Tower(伯明翰大學主校區內的一幢綜合教學樓)，但這並不是說我們就屬於那兒，這一點非常重要。我們也同樣生活在這個世界上，盡管我們是知識分子，更重要的是我們是人，是普通人的一種。所以，可以說我們就生活在人類學的處境當中，人類學是本不應忽略也無須強調的。

▲提到文化研究我們總是將伯明翰學派與法蘭克福學派相提，它們之間有怎樣的關聯呢？

●盡管法蘭克福學派對伯明翰學派的影響是很大的，但是，它們的角度有很大不同。當人們談論法蘭克福學派和伯明翰學派時，總是愛著重於理論的層面，這方面人們談論得很多，但我想這種不同在很大程度上還表現在歷史的語境上。法蘭克福學派成員的寫作主要是在納粹大屠殺這樣一個獨裁文化陰影下進行的。希特勒之前，德國民眾有著一段時期的文化自由，後來的歷史也可以說是民主選擇的結果。所以，很多人在思考到底錯在了哪裡。當時的群眾文化實際上成了一種讓人們熱情接受濫用權力的方式。後來，好萊塢電影和其他流行文化可以讓人們不再去思考，這雖不是給人們洗腦讓人沒有思想，但它是讓人們不要集體思考，是另一種輕松形式的法西斯主義養料或麻醉劑。所以，置於一定語境下，他們對人們毫無拒絕之意的流行文化是持否定態度的，認為這同樣可能帶來厄運。在上世紀60年代、70年代和80年代，英國伯明翰學派對此略有不同。可以說，英國伯明翰學派對文化工業更感興趣。文化工業成為一切政治形態的核心，它們非常強大。我們同時也在思考，真的所有的好萊塢電影都會把人變成被動的機器人嗎？答案是否定的。因而，我們試圖借鑒法蘭克福學派的某些概念來思考英國民眾一直在尋找反抗空間這樣一個語境，在這樣一個空間，他們進行了再創造，創造了他們自己的社區，自己的亞文化圈。

馬爾庫塞和本傑明具有更加自由的思想，他們認為另一種文化是可行的。物質主義沒有給人作為人的空間，這似乎是來自自由主義的聲音，但在我看來，在西方馬克思主義當中始終存在著一個非常馬爾庫塞的主題，他們說，「是的，我非常看中我的物質滿足程度，但這並非我的所有需要滿足的欲求，我還有精神愉悅生命快樂生活幸福和作為人超越這種需求層次的願望，獲得了這些才是真正意義上的滿足和自由」。因此，法蘭克福學派對性革命很有興趣。同時，他們認為，資本主義社會極有滑向法西斯主義的可能，他們的頭腦當中一直有「好萊塢影片就是販賣獨裁和壟斷」的觀念，這從歷史的經驗不難得出結論。戰後他們中的許多人成為美國難民，他們思考什麼是真正的自由狀態，包括真正的擺脫市場和工作束縛的身體解放和性自由。阿爾多諾不喜歡Popular Culture，他和馬爾庫塞不同。

伯明翰學派是完全建立在馬克思主義基礎之上的，但它是相當正統的馬克思主義。在西方馬克思主義這張傘下融會著不同的馬克思主義傳統，所以，許多人盡管同歸於學術上的馬克思主義，但可能屬於不同的流派，並沒有一個固定的模式。有一段歷史不能被忽略。1968年革命的年代，革命風暴席捲了西歐甚至美國。工人階級、普通百姓和大批學生走上街頭，他們異常地樂觀、積極和興奮，然而結果並非人們所想像的那樣，令他們非常失望。大學的學者、理論工作者不得不反思自己。我們的分析錯了嗎？我們擁有正確的理論和廣大的群眾，但我們還是失敗了。因此，這給我們留有巨大的思考空間，去思考馬克思主義理論和傳統，去思考如何適應現實的政治語境。

1968年之後的幾年對英國來說仍舊是艱難的時代。經濟發展異常迅猛，盡管並非每個人都能馬上直接從中受益，但人們開始感到生活正在變好，正在變得越來越富裕，人們突然得到了他們的父輩做夢也沒有想過得到的東西。Popular Culture也開始流行，英國在人們心目中突然變成一個很有希望的國度。然而，緊接著，1973年的石油危機，又將英國和許多西方國家拋入艱難境地，出現許多工業爭端，大批勞工組織相當不滿並開始罷工，英國似乎一夜之間就能被摧毀。很多大城市出現腐臭的垃圾，人們意識到，如果工人階級對生活狀態不滿，生活質量就會改變。而且，當時的貨幣也很不穩定，很脆弱。此前的樂觀和幸福的生活曇花一現之後，似乎從未有過地離他們遠去。這時的知識分子開始了進一步的思考：如何生存？日常文化空間是什麼？反抗的空間在哪裡？當人們特別是女性對他們的權利擁有危機感時，如何重新組織群眾運動或任何形式的運動？經濟危機時期，人們更容易走向右翼意識形態，因而，種族主義巨增，各種類型的種族沖突不斷。人們不僅用馬克思主義傳統來分析，同時也受到其他哲學人文論爭的廣泛影響，比如，後結構主義。當然，關於馬克思主義和共產黨，歐洲人接觸更多的可能還是前蘇聯意義上的，而非中國意義上的馬克思主義和共產黨。

▲您談到後結構主義，那麼，這方面的研究以及女性主義、後殖民主義、多元文化主義研究在伯明翰學派中是怎樣一種情況？

●關於後結構主義我想強調這樣一點看法。很明顯，在英國無論多麼權威的文化觀點和見解，意識形態，都不可能被灌輸，被完全接受，因為，對任何文化進程的闡釋和描述永遠都會伴隨預見不到的現象和因素，任何語言都是不確定涵義的載體，對同樣的客體會有不同的甚至完全相反的見解，這來自於後結構主義的影響。當我看到印在紙上的「太陽」兩個符號，它並不能告訴我任何意義，其他事物包括沒有提到的事物也許可以告訴我，在紙上並未出現的符號的涵義，可以通過這些結構來理解。

女性主義是伯明翰學派的一個重要主題，它與性的革命是有關聯的。這個進程是非常坎坷的，作為女性我們還在繼續為之奮斗。女性不應有生理的疲倦，好的避孕方法對女性非常重要，這樣可以減少我們對懷孕的恐懼，而一旦懷孕就意味著退出了生活。女性需要自治，自我控制生育，這並不意味著女性反對性進步而處處依靠自我。問題的關鍵實際在於人和人之間如何相處，如何生活在一起，在我們懂得這一切之前，何以獲得性自由和其他一切自由？上世紀70、80年代關於女性主義的爭論在伯明翰學派當中是異常激烈的，許多人寫了大量文章。性別是重要的社會結構成分，理解和認識社會必須研究女性獨特的經歷和心理世界。上世紀70、80年代許多女性主義者投入政治運動當中，女性主義的學術和政治運動給包括文化研究在內的一切思想領域帶來巨大撞擊，盡管有人會痛恨它，但他們卻不得不去思考它、重視它。女性主義的主題使文化研究贏得了前所未有的影響。

後殖民主義是近些年提出的概念，對它的研究可以說在英國才剛剛開始，它更多地局限在文學領域，文學批評家或歷史學家會更多地運用這一概念，自然，它會對文化研究產生影響。伯明翰學派早年曾關注過種族和民族問題，現在有少數學者在研究英國的少數民族起源問題。

伯明翰學派中的許多人是非常反對多元文化主義的，因為，我們認為所謂多元文化只不過是對種族主義的一種忽視或掩蓋，是用一種表面上的平等掩蓋不平等的事實，很容易麻痹人，更何況，對於反對種族主義來說，只有多元文化是不夠的。事實上，這個問題目前在英國又一次被提了出來，人們反對很多電視節目和其他媒體刻意偽裝的多元文化宣傳。

▲在訪談即將結束時，我想回到我們開始時的話題。在伯明翰大學的文化研究與社會學系被關閉之後，著眼於當前的格局，伯明翰學派何去何從？

●我認為文化研究作為一個學科是一個相當特別的領域。伯明翰大學文化與社會學系的關閉，似乎意味著關閉了文化研究的大門，文化研究已經成為了過去，已經封存為一段歷史，所以引起了許多學者的反對。但是，正像我開始所說，也有很多人認為它的關閉促使我們去更多地思考和反省。一方面，許多學科比如社會學、傳媒學、地理學、文學等等深受伯明翰文化研究學派的影響，讀有關書籍和文章你很容易發現其研究的方法、觀點和思想帶有明顯伯明翰學派色彩，而且在更廣闊的歷史語境中形成交叉學科。伯明翰學派、文化研究的巨大影響和作用自然不容忽視，它的思想和理念已被眾多學者所接受和採納，同時，它也超越了學術的范圍而擴展到很多人的日常生活。另一方面，在今天這樣一個新的每時每刻充滿急遽變化和恐懼的時代，我們確確實實應該冷靜地來重新評估伯明翰學派。我們目睹了9·11和伊拉克戰爭，人們失去了安全感，身陷紛亂、沖突和恐慌，新保守主義和新帝國主義在重建世界格局，人民是何反映，人民如何生存不可避免地應該成為文化研究的題中應有之義，而不應停留在「這是什麼」和「去還是留」的問題上，我們需要給文化研究重新定位。在我看來，伯明翰學派的文化傳統是思考普通百姓對生活的反映和生存狀態，我們需要用這一傳統來繼續思考在這樣一個更加艱難和更加充滿恐懼的現實處境下普通百姓的生存問題。從哪裡尋找最基本的人權？哪裡是我們作為人的生存空間？如何能讓我們時時刻刻對鄰居放心？如何讓我們不對每個長著拉登一樣鬍子的人心存戒備？這就是英國的大眾文化。這項工作在英國的文化研究中已經有許多人著手。我想，文化研究仍舊有很強的生命力，有很寬廣的研究領域，再比如，INTERNET，新科技對人類日常生活帶來的沖擊和影響，有人稱之為新的殖民，它不僅重塑人們的生活，而且重塑人們的意識和思維方式。這些都可以毫無疑問地納入文化研究的視野。

⑸ 英國新社會史學派有哪些歷史學家

新社會史學派，也稱英國馬克思主義史學派，是二戰後西方新史學的一個分支，也是國際馬克思主義史學流派的一部分。這個學派有一批卓越的歷史學家，寫出了一大批優秀的歷史著作。歐洲史學史專家、美國紐約州立大學教授伊格爾斯在70年代曾說：新社會史的誕生「是近15到20年來歷史編纂學方面最重要的發展」。它不僅對歐洲，而且對國際史學界(包括美國、中國等)都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新社會史學派的代表人物主要是莫里斯·多布、羅德尼·希爾頓、克里斯托弗·希爾、埃里克·霍布斯鮑姆和E.P.湯普森夫人，等。——基本常識篇。

⑹ 新歷史學派的代表人物

1832年進入萊比錫大學學哲學、歷史和語言學。1836年任布雷斯勞大學歷史學講師，1839年任教授，1841年轉到馬爾堡大學任國家學教授。1844～1845年任該校校長。1846年因在倫敦參加了德國共產主義者俱樂部的活動，被免去職務。在三月革命期中一度任議會議員，以後亡命瑞士在蘇黎世等地大學任教。1862年和J.康拉德教授(1839～1915)一起創辦《國民經濟學與統計學年鑒》。他本是歷史學家和統計學家，和羅雪爾一樣也是從歷史國家學的基礎，進入到經濟學的研究。但他未能完成他自己的在經濟學方面獨自的體系和方法。他平生關心國家的行政和政治，曾從事鐵路建設事業，成立儲蓄銀行以及寡婦年金金庫，設立統計局等。1848年他出版了《現在和將來的國民經濟學》(第一卷),從對過去經濟學說的發展過程的分析,開始研究現在和未來的經濟學，表明了他既不同於古典學派又不同於社會主義的立場。該書序言說要將經濟學改造成為各國國民經濟發展的科學，使經濟學對國民經濟生活的認識，要採用歷史語言學的方法。他的1863年出版的《國民經濟學的當前任務》，敘述了他的方法。但是，他的歷史語言學派和羅雪爾的歷史法學派都是19世紀中葉反啟蒙思想，反理性主義的思潮，它們強調民族固有的民族精神。
希爾德布蘭德介紹過社會主義者恩格斯和 P.-J.蒲魯東的學說，他指出，妨害德國的政治和經濟的統一和發展的原因，以及福利的最大障礙，顯然是由於貧困。因此經濟學的任務在於認識國民生活的經濟方面來解決貧困問題。他指出，經濟發展階段的過程是實物經濟、貨幣經濟和信用經濟。他企圖借信用來消除貧困，他把信用經濟階段理想化，看成為道德的平等的世界。他指出，貧困者可以藉助信用的力量而獲得資本，從而解決貧困這個社會問題。 克尼斯生於德意志黑森的馬爾堡，曾學習神學和國家學。1846年任馬爾堡大學講師。1855年任弗賴堡大學國家學教授。1861～1865年在巴登國會任大學選舉的議員。1865～1896年任海德堡大學教授，直至去世。他的主要著作有《歷史方法觀的政治經濟學》(1853)。他批判斯密的理論是一種世界主義、永恆主義、理論的絕對主義，忽視了各國國民經濟發展的差異。他稱自己的經濟學是相對性原理，也就是研究國民經濟生活發展，是經濟學的特殊課題。他不同意李斯特、羅雪爾和希爾德布蘭德的歷史發展階段理論和假設，而強調必須通過類比，去探索國民經濟現象的規律性。他反對用單一的公式來規定經濟生活發展的因果關系，認為各國國民經濟不存在共同的發展規律，而各自有它的特殊的具體的發展進程。他指出，這種經濟學只與人類的或某一國家或民族的歷史中某個時代有著有機的聯系。它在一定的時間、空間和特定的國家或民族等條件的制約下產生，同時又隨它們的變化而變化。經濟學要從歷史的生活中探求其理論基礎，它的結論只有用歷史的方法來引導解決,經濟學的一般規律,不外是歷史表現的說明和真理進化的表現。經濟學理論的絕對主義只能適用於某一特定歷史階段，因為它本身就是時代的產物，因此，不能將某一時代的經濟理論看作是完整無缺的，是最後的東西。
他強調研究經濟現象、經濟生活必須與其他各種文化現象結合，而不能採取孤立的抽象法。他特別強調歷史的統計的考察，主張歸納法才是經濟學的方法。他指出經濟學既不是精神科學，也不是自然科學，而是以第三種社會現象為研究對象的科學。克尼斯是路德派的新教徒，他的歷史方法以精神因素為動力，有濃厚的宗教信仰。他是新歷史學派倫理主義的先驅，其貨幣理論屬於金屬主義。 生於德國的埃朗根。1853～1857年在格丁根及海德堡大學學習法律和國家學。1858年任維也納商學院教授,1863年轉任漢堡大學教授,1868年轉弗賴堡大學、1870年轉柏林大學任教授，講授財政學、經濟學和統計學。初期受英國古典學派影響,主張自由主義,以後參加了社會政策學會,支持O.von俾斯麥(1815～1898)的政策，並組織基督教社會黨，既反對古典經濟學的自由主義，又反對馬克思主義，提倡J.K.洛貝爾圖斯－亞格措夫（1805～1875）和F.拉薩爾的國家社會主義。他的主張主要體現在他的財政學體系中。在1872年出版的《租稅綱領》中，他宣稱其租稅綱領是他整個社會改良綱領的最本質的實踐綱領。他的主要著作有：《政治經濟學讀本》(1876)，《財政學》(1877～1901)，《政治經濟學原理》(1892～1894)，《社會政策思潮與講壇社會主義和國家社會主義》(1912)等。
瓦格納將國民經濟劃分為三類組織：①營利性經濟組織;②慈善性經濟組織;③強制的共同經濟組織。其中強制的共同經濟組織位於個別經濟組織之上，它必須保障歷史所賦予國家的歷史任務得以完成。他認為國家經費是生產性的，它將轉移到國民每年生產的總值中。他提出累進稅制，主張國家經費膨脹的法則。他強調國家救助是社會改良的主要支柱。他的國家社會主義排除勞工階層的參加，主張先上層，後下層，認為勞工階層是國家社會主義政策的受益者。他認為社會政策只不過是消除分配中的弊害。他不承認自己僅僅是講壇社會主義者，而自認為是洛貝爾圖斯－亞格措夫的門徒，是國家社會主義者。 一般稱他為新歷史學派左派或自由派。他曾就學於都柏林、慕尼黑、格丁根、海德堡和柏林大學。1871～1872年發表了《現代工會》。1872年參加籌備社會政策學會的成立，1872年任布雷斯勞大學副教授，1882年在斯特拉斯堡大學任教，1889年轉至萊比錫大學，1891年又轉到慕尼黑大學任教授，講授經濟學、經濟史及財政學，直至退休。他的主要著作還有《歷史中的經濟人》(1923)、《英國經濟發展史》(3卷,1927～1929)、《勞動時間、工資與生產的關系》(1876)等。
布倫塔諾的根本立場是主張勞工的團結自由。他指出，勞動力在現代科學中是商品，有它的時代的特殊意義，工會的首要任務在於使工人從不幸的境遇中解放出來，保障最低生活費用的工資水平。他反對工資基金說，指出工資的源泉不在於企業家的流動資本，而完全在於消費者的購買力。他指出，提高工資、縮短工時，絕不影響工效，反而可以促進企業家採用機器，工資最高的工人反而會成為最廉價的工人。他反對政府的強制保險，主張工人自己管理失業保險。在農業和商業政策方面，他主張自由主義，土地可以自由處理。他和瓦格納不同，他主張由下而上地推動社會改良。
布倫塔諾指出，工會的要求構成資本主義的組成部分。他不反對資本主義，認為資本主義制度使社會獲得了進步，市民獲得了從封建制度下解放出來的人身自由，有了人格的尊嚴和保障。他雖然也承認勞動力作為商品的不利之處，不出賣則不能生存，但是他主張工會的任務在於使勞動力這種商品獲得有利的出售條件。他提倡社會政策的自由主義，維護古典經濟學自由主義的影響和從個人主義利己心出發的社會改良主義的立場。 新歷史學派的典型代表，他和瓦格納、布倫塔諾不同，要求中間階層，即處於大資本與工人階級之間的中小企業、中小商人、自耕農保持獨立自主的穩定地位。施穆勒的中派或保守派的立場以及他的妥協折衷主義的性格，極為鮮明，最後終於投降到俾斯麥的反動統治的一邊。他要維護的中間階層，以後發展為由近代大工業的發達所產生的新型的熟練工人、經營輔助人員、經理及工頭、職員、白領階層、公務人員等，他認為要維護資本主義秩序的穩定，必須維護這個中間階層。他所主張的社會改良，主體力量是有機體的國家、道德的國家、社會的君主制的普魯士國王、有能力的公正的官吏，還有所謂貧者之君王。施穆勒始終一貫地站在中間，一方面，……另一方面，……是他的社會改良的方法論。他和瓦格納不同，瓦格納站在容克與俾斯麥一邊，與新興產業斗爭，而施穆勒則與資本家妥協，忠於普魯士王朝，對容克持批判態度。
解體及其影響 隨著1890年俾斯麥的下台和取消反社會黨人法，新歷史學派存在的基礎開始動搖，進入了衰退解體的過程。1883年奧地利經濟學家C.門格爾發表《關於社會科學，特別是政治經濟學方法的研究》，批判歷史學派不能區別理論科學、歷史科學和政策實踐的關系，將經濟現象的歷史記述和經濟理論的歷史性相混淆,在方法論上缺乏理論分析和抽象,陷入了世俗的經驗主義，因此缺乏精密的方法，放棄對精密法則的研究。門格爾強調理論經濟學正像自然科學中的物理學、化學一樣，主張理論是經濟學的中心，而歷史只不過是它的輔助。施穆勒立即在《施穆勒年鑒》上發表了反批判文章《國家科學和社會科學方法論》(1883)，接著門格爾又針對施穆勒的文章，發表了《德國國民經濟學中歷史主義的謬誤》(1884)，施穆勒不予回答。他們二人之間的爭論雖然就此結束，但在雙方門下弟子之間卻持續了20多年，學說史上稱之為方法論論爭。從此以後，歷史學派逐漸衰落解體，而完成這解體過程的還有待於歷史學派內部韋伯的批判，即價值判斷論爭。 1904年發表了《社會科學和社會政策認識的客觀性》，深刻地批判施穆勒將倫理道德和經濟借科學的名義混合在一起，用道德和法律來挽救經濟生活中由於利己心所帶來的弊端，這是在科學中滲進了價值判斷。他科學地指出，在社會科學中應該將經驗的認識與價值判斷加以區分，作為經驗科學的社會科學，任務在於尋求客觀真理。至於希圖發現理想和規范，為實踐尋求對策，這屬於主觀的價值判斷問題，這里有無數的不同的價值觀在斗爭，只有讓人們自由去選擇和評價處於諸神斗爭中的各種價值。這即是韋伯所揭示的價值的自由性。他還提出理念型作為社會科學方法的基本概念，指出用這個基本概念和方法可以保持社會科學的客觀性和價值的自由性。施穆勒在1911年《國家科學辭典》第八卷中,進行了反駁,施穆勒認為各種對立的價值判斷是階級利害對立的表現，而歷史的最終目的在於協調、統一在共同福利這一理想上，按照這個理想可以對各種價值判斷作出共同評價。韋伯把這種主張譏笑為倫理的進化論，平庸之至。桑巴特、布倫塔諾等都支持韋伯的主張，桑巴特在《現代資本主義》（1902）一書中，則運用他自己的發生論的、體系論的方法研究經濟史。第一次世界大戰後，德國出現了空前的通貨膨脹，歷史學派缺乏理論,束手無策,許多經濟學家都紛紛脫離歷史學派，歷史學派終於解體。德國的社會政策學會也在1935年被納粹黨所鎮壓而解散。

⑺ 歷史學有哪些主要的流派

一、蘭克學派
蘭克（1795-1866）是歐洲19世紀影響力巨大的一位史學大師。曾經被腓特烈四世任命為普魯士國家史官，編寫《普魯士王國史》，後來又用半輩子時間編寫了《法國史》和《英國史》。70歲被授予貴族爵位，82歲高齡帶著一群助手學生編寫《世界史》。享年91歲，死後在家鄉立紀念碑，絕對是人生贏家。
蘭克學派的特點就是剝離所有的偏見，用純粹客觀的視角來陳述歷史事實，注重實證。而且以政治史為主，收集第一手的史料追求廣博。

二、年鑒學派
1929年，《年鑒》雜志在法國問世，年鑒學派也從此誕生。
年鑒學派覺得傳統的蘭克學派已經過時了。年鑒學派不僅研究政治史，而是研究社會總體歷史；不僅收集文獻史料，也收集其他史料；還提倡史學應該跨學科研究。
年鑒學派的兩位創始人，費弗爾（1878-1956）和布洛赫（1886-1944），早在1929年之前就已經做了很多革新傳統的工作。

三、新社會史
傳統的社會史可以追溯到啟蒙時代的伏爾泰。
但新社會史卻是從年鑒學派中脫胎出來，20世紀50年代才成型的。

四、計量史學
計量史學就是在歷史研究中使用數理統計的方式，也算不上一個嚴格流派。
計量史學一般以美國經濟學家研究南北戰爭之前的南方奴隸制經濟為起點，代表人物是美國經濟學家福格爾（1926-2013），他因在計量史學方面的成就獲得諾貝爾經濟學獎。

五、西方馬克思主義史學
在19世紀後期，馬克思主義史學一直和西方的傳統史學（以蘭克學派為代表）處於完全對立狀態。
蘭克本人也承認：「歷史科學的職能在一定程度上是政治性的。」所以蘭克學派作為資產階級御用史學，肯定和唯物史觀水火不容。
馬克思本人曾毫不留情地批判德國兩大宗師，分別是黑格爾和蘭克。批判前者是因為唯心主義，批判後者是因為馬克思認為蘭克學派只是一群「收集趣聞軼事」的「歷史的宮廷侍從」。

六、比較史學
歷史比較方法的運用可以追溯到古希臘史家希羅多德，馬克思也對歷史比較研究做出過較大貢獻。
但比較史學的開創者，當屬法國史學家布洛赫。

⑻ 新歷史學派主要代表人物有

新歷史學派
新歷史學派是19世紀70年代至20世紀初期在德國出現的經濟學流派。它強調經濟發展的歷史性和國民經濟的有機體現，反對英國古典經濟學強調客觀經濟規律的「世界主義」（李斯特語）傾向。

中文名
新歷史學派
外文名
new historical school
別名
歷史的倫理學派
創立時間
1870年
類別
經濟學流派
快速
導航
基本觀點

起源及發展
學派情況
新歷史學派[1] (new historical school)又被稱為「歷史的倫理學派」。是19世紀70年代以後由歷史學派演變而來的德國經濟學派。其主要觀點和舊歷史學派[2] 基本一致，不過在運用歷史歸納法上更趨於極端，同時更加強調論理道德和法律對社會經濟發展的決定作用，更加提倡階級調和與自上而下的社會改良。其主要代表有：史泰因、謝夫勒、阿道夫·瓦格納等。他們建立了社會政策的稅收理論體系，因此，被當時財政學家稱為德國財政學界的三巨星。

基本觀點
新歷史學派沿用舊歷史學派的觀點，否認社會存在著普遍的客觀的經濟規律，反對理論研究和抽象分析。新歷史學派提倡歷史統計方法，搜集行業或城市的歷史統計資料，加以羅列和描述，而不加以理論分析和概括，熱衷於分析特定時代和特定民族的經濟發展史料。
新歷史學派反對傳統古典學派關於「中性稅收」的理論和政策，主張推行積極的社會政策稅收，即不應當把國家的職能局限於法律目的地狹隘范圍以內，而必須使復雜的國家活動實現社會目的需要。擴張政府職能。從這一認識出發，新歷史學派不再僅僅是把稅收作為籌集國家經費的純財政手段，更重要的是將其作為改變國民收入分配的工具，賦予稅收廣泛的經濟調節和社會職能，使一般財富的分配職能從屬於社會政策的目的。
社會政策稅收理論是新歷史學派理論的精髓，他們指出，只有通過這種政策來改變財產、所得分配不公正的矛盾，才能穩定德國的社會秩序，才能貫徹稅收的社會政策。
起源及發展
19世紀前半葉，英國完成了產業革命，獲得了世界工廠的地位。A.斯密的自由主義經濟學說代表了英國產業的利益,而德國還處在封建割據的農業國階段,為了發展德國本國的工業，對來自英國的工業品，必須採取保護貿易政策，並在意識形態上對抗英國的斯密理論。19世紀70年代以後，德國產業壯大,日漸走向壟斷,其內在矛盾開始顯露。1873年的經濟危機引起了中產階級的沒落，勞工失業和貧困，社會問題嚴重。德國社會民主黨宣傳馬克思主義，開展了工人運動。在這種背景下，新歷史學派一方面繼承了舊歷史學派的遺產，一方面提出了各式各樣的社會改良主義。他們指出，只要求工人克制和節約，不能解決問題，還必須從意識形態上批判"世界主義"、"經濟人"的利己心的理論前提，以及古典學派的"唯物主義"。在施穆勒等人的發起下，1872年成立了"社會政策學會"，參加這個學會的經濟學家一般都屬於新歷史學派，也被稱做"講壇社會主義者 "。其中著名的除施穆勒、瓦格納和布倫塔諾之外，還有A.黑爾德（1844～1880）、G.F.克納普(1842～1926)和K.比歇爾 (1847～1930)等。 德國歷史學派的[1] 先驅為F.李斯特。此後W.羅雪爾將以 F.K.von薩維尼（1779～1861）為代表的法學研究中的歷史方法，應用到經濟學方面，奠定了這一學派的基礎。繼之有B.希爾德布蘭德(1812～1878)和K.G.A.克尼斯(1821～1898)，形成了舊歷史學派。1870年後，在舊歷史學派傳統的基礎上，形成了以 G.von施穆勒為首的新歷史學派，其主要代表人物有L.布倫塔諾（1844～1931）和A.瓦格納(1835～1917)。20世紀初期從內部批判歷史學派，並促進歷史學派的解體的主要人物有M.韋貝爾(1864～1920)和W.桑巴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