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 什麼叫極端主義者
極端主義者是為了達到個人或者小部分人的某些目的，而不惜一切後果地採取極端的手段對公眾或政治領導集團進行威脅的人員，又可分為：宗教極端主義者、極端恐怖主義者和民族極端主義者。
所謂「三股勢力」，准確一點說，就是宗教極端勢力、民族分裂勢力和國際恐怖勢力。「三股勢力」各自的表現形式雖有所不同，但本質並無根本不同。因此，他們從一開始就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沆瀣一氣，同流合污。他們以宗教極端面目出現，以「民族獨立」為幌子，一方面製造輿論，蠱惑人心，一方面大搞暴力恐怖活動，破壞社會安定。他們的根本目的就是製造混亂，在亂中推翻中亞各國的世俗政權，按照他們的「純粹教義」建立「純粹伊斯蘭政權」。
「三股勢力」在中亞的出現絕非偶然，而是這一地區特定歷史、地域和人文條件的產物。在中亞居住著一百多個民族，這諸多民族、宗教、文化因素長期在這里相互交匯與融合，又彼此撞擊與沖突。上個世紀，在直到一九九一年前蘇聯解體的七十年中，這里一直包括在前蘇聯的版圖內，按主體民族的聚居情況劃分為哈薩克、吉爾吉斯斯坦、塔吉克、烏茲別克、土庫曼等五個加盟共和國。前蘇聯解體之後，各加盟共和國紛紛獨立，原有的主導思想體系和組織體系迅即瓦解。一時間，中亞地區出現一個巨大的「思想文化真空」。
中亞五國的主體民族都信奉伊斯蘭教，而同五國相鄰的中東地區又是世界伊斯蘭勢力最集中的地帶。獨立之初的中亞各國政府在一時惶惑之中，都不約而同地想利用伊斯蘭教來填補前蘇聯解體留下的「思想文化真空」。包括一些國家元首在內的政府高官，帶頭到清真寺祈禱或赴麥加朝覲。這為伊斯蘭勢力在中亞的復興提供了一個千載難逢的歷史機遇。於是，伊斯蘭教宗教團體、清真寺數量和信教人數急劇增長。到一九九七年，哈薩克的宗教團體由獨立前的二十多個增加到一千一百八十個，清真寺由六十三座增加到四千多座。吉爾吉斯斯坦的清真寺由獨立前的二十座增加到近兩千座。在烏茲別克，宗教組織一下子冒出兩千零七個，清真寺由八十座猛增到一千八百一十六座。他們利用人們的宗教熱誠，散布有悖於宗教經典的異端邪說。他們超出正常宗教信仰，介入國家政治事務，甚至鼓吹發動「聖戰」，「消滅異教徒」，企圖推翻世俗政權，建立「純伊斯蘭國家」。這樣，一個通常的宗教問題很快就轉化為一個嚴重的社會政治問題。
B. 宗教極端是指,什麼
宗教極端主義的基本特徵宗教極端主義是宗教與極端主義的復合詞，是被冠以「宗教」之名的「極端主義」。宗教極端主義的基本特徵是「極端性」、「蠱惑性」、「暴力性」和「政治性」。極端性，是指宗教極端主義是宗教「變異」的產物，它把信仰推向偏激狂熱，並向極端方面發展，最終背離了宗教的歷史、傳統和秩序。蠱惑性，是指宗教極端主義，打著「宗教」的旗號欺騙信眾。沒有什麼其他名義，比它更能蒙騙、誘惑這個宗教的信仰者了。暴力性，是指宗教極端主義，絕對排斥一切異質文化，和其他宗教信仰，進而對之拒絕、沖擊、打殺、毀滅。政治性，是指宗教極端主義，是在宗教名義下，的種種政治行徑，的精神支柱。它蠱惑、鼓動追隨者，聽命於宗教極端思想的倡導者、鼓吹者、組織者，不擇手段地，從事有組織的罪惡活動，破壞國家的政治經濟制度，和社會秩序，破壞民族團結、宗教和睦、祖國統一、社會穩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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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請教：「歷史主義」的經典與系統的定義或解釋
新歷史主義社會文化思潮的出現,標志著當代西方學術思想的一次重要轉向。新歷史主義的基本理論是「互文性」理論。新歷史主義實質上是一種與歷史發生虛構、想像或隱喻聯系的語言文本和文化文本的歷史主義,帶有明顯的批判性、消解性和顛覆性等後現代主義特徵,強調主體對歷史的干預和改寫。新歷史主義的出現是對傳統的歷史主義和形式主義的雙重反撥,它突破了文學學科的森嚴壁壘,拓展出多維的研究空間,走向開闊的跨學科研究。新歷史主義與文化研究相結合,表現出強烈的政治傾向性和意識形態性,具有既消解又補充歷史唯物主義的雙重性。
[關鍵詞] 新歷史主義;社會文化思潮;對比分析
新歷史主義的問世,是伴隨著當代西方學術界的「文化轉向」而出現的「歷史轉向」。新歷史主義作為一種帶有後現代主義特徵的社會文化思潮,對傳統的歷史觀和歷史題材的創作理念產生了十分重要的影響。因此,有必要對這種復雜的社會文化思潮進行宏觀辯證的綜合分析。
一、一次重要的學術思想轉向
新歷史主義的基本特徵顯示出對所謂傳統的歷史主義和形式主義的雙重反撥。新歷史主義到現在還是一個沒有共同理論綱領的學術流派,是一個還沒有得到公認的尚不確定的概念。正因為這樣,對新歷史主義的解釋很不相同。從國別來說,美國學派與英國學派存在著差異。英國學派宣揚的「文化唯物論」雖然處於邊緣,但表現出比較強烈的政治文化色彩。美國學派注重對社會文化領域的重建,新歷史主義作為後現代主義和後結構主義式微之後的新理論和新批評,表現出強勁的勢頭。由於不同學者所持歷史觀念的多樣,對新歷史主義的解讀更是人言人殊。有人認為,「歷史」表現為占統治地位的權力關系和權力斗爭的敘述。有人主張「歷史」是由各種聲音講述的包括處於邊緣的勢力和人物的權力故事。有人把歷史理解為文學文本與社會存在的內部和外部的復雜關系。還有人對新歷史主義表示非議和反感,譏諷那些傾心「文化批評垃圾」的「追新族」們妄圖通過顛覆偉大的文學經典,藉助文學來改造社會,只能是一種「文明的野蠻人」的幻想。
新歷史主義的重要代表人物是斯蒂芬?格林布拉特(Stephen Greenblatt)。1982年,他在《文類》雜志的一期專刊的前言中,打出「新歷史主義」的旗號。斯蒂芬?格林布拉特的學術夥伴,還有路易斯?蒙特洛斯、喬納森?多利莫爾、海登?懷特及查理?勒翰與卡瑞?利伯特等人,他們的理論既有自身的獨特性,又具有共同性。海登?懷特通過賦予歷史一種想像的詩性結構,從而把歷史事實和對歷史事實的語言表述混為一談。他的著作《元歷史》、《話語轉喻學》、《形式之內容》都越來越明顯地把歷史詩學化,認為歷史是一種語詞建構起來的文本,是一種「文學虛構的歷史文本」,是一種具有文學性的歷史文本,是一種「敘事」的「話語」文本,從而把「史學」變成了「詩學」。後現代主義的歷史觀認為歷史學本質上是一種歷史詩學,是一種「語言的虛構」,從根本上否定歷史的客觀性、真實性、規律性和科學性。隨著20世紀80年代「解構批評」向各種解釋學的轉移,各種解釋學的闡釋模式,特別是對文學與歷史的接受反應理論和闡釋理論都在一定程度上融進新歷史主義的文化思潮之中。
這是一次歷史性的轉折。西方文論的主流不再把文學限定在文本自律的狹小圈子裡,而是一反過去對政治的厭惡,向歷史、政治、種族、性別和意識形態傾斜。形式主義掩蓋了理論的社會功能與政治功能,忽略了民族權力和婦女權力問題,遮蓋了各階級之間的矛盾和沖突。新歷史主義文學研究的興趣開始從對文學的「內部」研究轉向對文學的「外部」研究,恢復和重新確立文學的歷史和社會背景。
較之於形式主義而言,新歷史主義表現出很強的學理優勢。文學學科的森嚴壁壘開始被突破,走向開闊的跨學科研究。原先那種只局限於封閉的文本研究的文學觀念開始向歷史學、社會學、政治學、倫理學、人類學、民族學、精神分析學開放,拓展出多維的研究空間。文學理論的各種跨學科聯系互滲、互融、互釋、互動,形成闡釋的通約性和連貫性。文學自身的審美特性和特殊規律的研究受到冷落,甚至表現出用文化研究排斥文學研究的傾向。文學理論發展的整體趨勢走向廣義的文化研究和新歷史主義文化詩學。
新歷史主義與文化研究相結合,表現出強烈的政治傾向性和意識形態性。文學理論轉向和側重文化研究,更加關注意識形態、權力斗爭、民族問題、文化特性,從政治視角對被視為不合理的社會制度及其政治思想體系和原則進行批判。新歷史主義的文化批判運動帶有正負兩面性,既抨擊了資本主義社會的荒誕和異化現象,同時又抹殺了資本主義社會的進步的歷史作用,只強調被壓抑形成的「單面人」的痛苦,不承認資本主義和資產階級的雙重性。
新歷史主義具有強烈的歷史意識形態性。新歷史主義通過批評運動激發、調動和利用文學和文化研究的消解性和顛覆性,向主流意識形態進行抗爭和挑戰,從語言層面達到重寫歷史、文化史和文學史的目的。但這種帶有強烈的意識形態性的文化研究和文化批判往往不尊重歷史的客觀實在性和客觀規律性,從語言文字層面對歷史文本的改寫同樣帶有明顯的正負兩面性,有的把被誤讀和漏讀了的歷史正過來和補上去,有的則把本來是正讀和正寫了的歷史隨意加以歪曲和顛倒。
新歷史主義通過建立文本與歷史的整體聯系,從文化研究的視域對歷史進行整體審視。新歷史主義打破語言符號和形式結構的牢籠,克服文本主義和形式主義的非歷史化的傾向,重新探討文學與歷史的關系。但是這種整體透視往往流於表層化和平面化,忽略、遮蔽或消解了主要的社會歷史結構中的基本的、首要的和主導的方面和過程。新歷史主義面對歷史語境,重新解讀文學作品的意義,作為對文本中心主義文論學理系統的反撥和矯正,成為一種既不同於傳統的歷史主義,也不同於形式主義的新的文學觀念和批評方法。正因為如此,新歷史主義往往遭到來自各式各樣的歷史主義文論學理系統和各式各樣的形式主義文論學理系統的雙向夾擊。
二、新歷史主義的基本理論
怎樣理解歷史,怎樣理解歷史與當代的關系?研究歷史不是最終目的。人們多半不是為了研究歷史而研究歷史,總是想通過研究歷史而有助於當代歷史的正常的健康的發展。歷史只不過是今天的過去時,而今天只不過是歷史的現在時。當代只不過是歷史的延續、活化和不斷生成。克羅齊說,一切歷史都是當代史。黑格爾指出,一切歷史都具有當代性。久遠而厚重的歷史積淀著豐富而寶貴的人類的族群經驗和集體智慧。人們為了求得現實的詩意的生存和祈盼美好的未來,總會以史為師,向歷史老人請教,或以古鑒今,或借古喻今,或借古諷今。為了解決現實生活中的某些重大的社會問題和人生問題,人們往往發掘歷史資源,利用古人的思想、服裝和語言,演出當代歷史的新活劇。人們對歷史的理解歷來是帶有雙重性的,或者說成是歷史事實,或者說成是歷史故事。被稱為歷史學之父的古希臘的希羅多德認為,歷史是指真實發生的故事,從追求歷史真實出發,形成歷史科學;從敘述歷史故事出發,可以訴諸文學的虛構和想像。從根源上說,靠文學的虛構、想像和敘述的歷史故事,實質上是從真實發生的歷史事實中派生和演繹出來的,不應當隨心所欲地用文學的虛構、想像和敘述遮蓋、改變和取代真實發生的歷史事實。這里產生了一些重要的理論問題和實踐問題,即歷史的思性和詩性、歷史的科學性與文學性、歷史真實與藝術真實的關系問題。
為了解決上述一些重大的理論問題和實踐問題,西方學者提出了一種互文性(intertextuality)的理論。俄國學者巴赫金的詩學所提出的復調理論、對話理論已經包含有互文性的因子。比較系統地倡導互文性理論的,當推法國女權主義批評家朱麗婭?克里斯蒂娃。她的《符號學》論述了文本與文本之間的通約性,認為不同的文本都可以作為對方的鏡子,相互嵌入和相互映照,彼此相互吸收、相互轉化,形成一個從歷時態和共時態兩個維度向文本不斷生成的開放網路。互文性理論開始主要表現為一種關於文學文本的闡釋理論。值得注意的是,當這種互文性理論滲透到文化研究領域,特別是進入到新歷史主義批評中,已經從文學文本與文學文本之間的互文性轉換為文學文本與歷史文本之間的互文性。互文性理論向歷史領域的進軍,雖然為文學和文化研究打開了更加宏闊的學術視野,但由於新歷史主義文化批評中把互文性理論的重心轉移到文學文本與歷史背景和文化語境的關繫上,這種超越使互文性理論不可避免地產生文學和歷史的界限的混淆,引發出新歷史主義的一句名言:「文本的歷史性和歷史的文本性」[1]。新歷史主義強調著眼於當代視野,泛用文學文本與歷史文本和歷史語境之間的互文性的雙向指涉,來解釋過去的歷史文本,進而將文學文本重構為歷史客體。以海登?懷特為代表的新歷史主義者隨意把文學性的概念加以泛化和強化,把「文學性」從狹義的文學的「文學性」,包容和放大為歷史的「文學性」,使賦予文學性的歷史敘事變成了對歷史的文本建構,靠語言層面的虛構和想像發揮建構功能,實現歷史領域中的自我塑造。
新歷史主義實質上是一種文本歷史主義,是一種與歷史發生虛構、想像或隱喻聯系的語言文本和文化文本的歷史主義,是一種帶有明顯的批判性、消解性和顛覆性特徵的後現代主義的歷史主義。某些新歷史主義者認為,歷史的客觀性、真實性和規律性是不存在的。所謂歷史的「本來面目」只不過是作者的歷史觀念的自我塑造的產物,只不過是意識形態對塵封的僵死的史料進行選擇、編織、闡釋和重塑的結果。正像海登?懷特所認為的那樣,所有的歷史不過都是「關於歷史的文本」,而所有的歷史文本不過都是一種「修辭想像」。歷史只存在於具有文學性的歷史文本之中。「歷史是一個延伸的文本,文本是一段壓縮的歷史。歷史和文本構成生活世界的一個隱喻。文本是歷史的文本,也是歷時與共時統一的文本。」[2]後結構主義的領軍人物德里達斷言:「文本之外無他物。」詹姆遜認為,「歷史只有以文本的形式才能接近我們,換言之,我們只有通過預先的文本才能接近歷史」。[3]全部社會歷史不是存在於文本之外,相反,全部社會歷史都內置於文本的結構中。福柯作為一個反歷史的歷史學家公然宣稱,他書寫歷史(文本)正是為了消滅歷史(存在)。以威廉斯為代表的「文化唯物論」(cultural materialism)強調應當優先考慮社會結構的文化層面,為了反對文本自律論,提出必須修正馬克思的「歷史唯物論」。福山關於「歷史的終結」的理論,使人們陷入迷茫的困惑與哀思。哲學家卡爾?波普爾的論文《歷史主義的貧困》公然反對馬克思主義的歷史決定論。他認為歷史是開放的,從來沒有什麼必然的結果。這位哲學家對歷史發展過程中的各種因素相互糾結、交互作用的闡釋對我們理解歷史存在和歷史發展過程中的極端的復雜性和出乎意料的曲折性、歧義性、偶然性具有一定的思想啟示,但他拒斥歷史發展的總體規律,反對歸根結底意義上的歷史決定作用,顯然是不正確的。有人據此把歷史唯物主義簡化為線性的發展觀,這同樣是不符合馬克思主義歷史理論的精神實質和本來意義的。
新歷史主義作為對形式主義文論的反叛,同時又吸取和利用了形式主義文論所重視的語言符號的編碼功能,從總的思想意向上強調文本與歷史的互文性聯系,使文學重返歷史,拓展和開掘了語言結構和歷史結構的想像性和虛構性關系,在一定程度上折射出文本的歷史精神。新歷史主義與後現代主義和文化研究、文化批評相結合,表現出比較強烈的政治傾向性和意識形態性,宣揚文學的解構功能和批判精神,客觀上有助於啟發人們從政治視域觀察歷史和現實,有助於培育大眾對不合理的體制和思想的批判精神和變革意識。但是,新歷史主義的各種觀念存在著共同的理論誤區。
1?關於互文性的理論
新歷史主義的互文性理論從文學文本之間的互文性轉移到文學文本與歷史文本之間的互文性,強調文學的歷史性和歷史的文學性。
首先需要指出,文學與文學之間、文學與歷史之間,不能完全概括為互文性的關系,不同形式的文本之間的關系除具有相似性和通約性外,還存在著差異性和矛盾性。況且,這種文學與歷史之間的互文性關系,只是想像性和虛構性的關系。文學與歷史之間的互文性關系,是以把歷史變成文字文本為前提的,換言之,文學與歷史之間的互文性關系所指涉的不是文學與客觀真實存在的歷史事實的關系,而是文學與以文本形式呈現出來的歷史的關系。新歷史主義所宣揚的互文性理論好像是一個魔毯,把歷史變成了文本,把史實變成了史書,把歷史內容變成了文本的語言結構,把歷史的客觀存在變成了歷史故事,變成了對歷史存在的主觀敘述,變成了從政治和意識形態視域通過對文字記載的歷史文本的解讀和闡釋,再對真實存在的歷史事件、人物和過程進行消解、改寫和重塑。這種通過語言結構和文本形式搭台上演的互文性的魔術製造了一種披著學術外衣的障眼法,掩蓋和遮蔽了一個最基本的事實,即歷史本身的客觀存在。不論怎樣施展文學的想像、虛構和語言符號的解構功能,都沒有進入文本之中或文本之外的作為第一性的歷史存在,不管新歷史主義者如何解讀、闡釋、改寫和重塑歷史的文本形式,並不意味著對真實存在的歷史事實、歷史過程和歷史規律有什麼實質性的改變。故意混淆歷史和文本的界限,用歷史的文本形式來冒充、取代和偷換歷史,正是帶有後現代主義特徵的新歷史主義文本理論的症結所在。
所謂「文本之外無他物」的論斷,所謂「歷史只是一種修辭想像」的論斷,所謂「歷史是一個延伸的文本,文本是一段壓縮的歷史」的論斷,所謂「歷史和文本構成生活世界的一個隱喻」的論斷,所謂「歷史只有以文本的形式才能接近我們」的論斷,都是把活生生真實存在的歷史變成文學虛構、語言隱喻和修辭想像,再置放於文本中,創造出文本中的歷史。某些富有浪漫情懷的新歷史主義和後現代主義的學者們以為,通過重寫歷史文本,可以實現對歷史本身特別是對社會政治體制的改造。這只不過是天真的幻想。歷史學家可以篡改對歷史的文本記載和文本敘述,但歷史作為一種過去了的遺存,只能消失在學者們頭腦的思維中和想像里,客觀上是無法被消滅的。有的學者,如美國的理查?勒翰已經覺察到新歷史主義的「理論局限」。他清醒地意識到事實上要消解歷史是很困難的。因為「歷史模式」是人類了解事物、洞悉本質、閱讀文本所必不可少的思維向度,喪失了歷史意識,對外部的把握將陷入混亂和分裂狀態,從而喪失對歷史的清晰認識。
需要進一步指出的是,歷史的文本形式並不限於文字的文本形式,此外還有文物、器物的文本形式和制度、體制的文本形式。制度、體制的文本形式歷史地延續和積淀下來,不會憑借對歷史的文字文本的解讀而被輕松地加以消解和顛覆。至於通過歷史的文字文本對歷史的文物、器物文本的改寫幾乎是不可能的,相反,新文物和新器物的發現卻是重塑和改變歷史的文字文本形式的權威性依據。面對新的歷史發現,以往既定的對歷史的文字記載和語言敘述是蒼白無力的。事實勝於雄辯。從這個意義上說,新發現的歷史事實,更有資格充當改寫歷史文本的角色,而新歷史主義和後現代主義的文本游戲會陷入十分狼狽和尷尬的境地。
2?從歷史的客觀規律性和意識形態性的關系看
新歷史主義凸顯了歷史文本的意識形態性和政治傾向性。對這個問題的強調是有意義的。特別是官方的正史的書記官們往往受當權者的權力和利益的驅動,對歷史的人物、事件和過程往往進行偏私的甚至歪曲的描寫,使歷史的文本形式和歷史事實本身出現悖立和反差。權力和利益對左右人們的歷史行為的深層動機是不可低估的。馬克思曾說:「這種利益是如此強大有力,以至順利地征服了馬拉的筆、恐怖黨的斷頭台、拿破崙的劍,以及教會的十字架和波旁王朝的純血統。」[4]因此,充分考慮到權力、利益、意識形態性和政治傾向性對書寫或改寫歷史的作用,對正確地對待歷史是頗有助益的。但是,無論個人和集團的歷史行為怎樣富有政治傾向和意識形態訴求,至少不可能完全違背歷史發展的總體規律,相反,往往是由於他們的利益和願望大體上適應世道人心,才能獲得預期的目的。代表歷史發展方向的先進階級、勢力和集團的權力、利益、政治傾向性和意識形態性,往往表現出與歷史發展的客觀規律性的統一性和一致性。
3?從歷史發展的客觀規律性和人的主觀能動性的關系看
帶有後現代主義特徵的新歷史主義強調通過文學與歷史的互文性,主張主體向歷史的介入,主體對歷史的干預和主體對歷史的改寫。這里表現出幾種情況:第一,對已經過去了的歷史事實來說,主體只能正視它的存在,對尚無認知、未曾相識的對象,根本無法尋覓和建構文學與歷史的互文性關系,也無從對對象施展主體的虛構能力和想像能力,進行隱喻性的指涉,從事闡釋、改寫和重塑;第二,對從事歷史活動的人們來說,只有主體的主觀能動性遵從和駕馭歷史的客觀規律性,才能達到自身的目的性;第三,書寫主體對歷史題材的描述,應當盡可能地忠於歷史真實,切忌隨意把歷史主體化、人性化、道德化、情感化和意志化;第四,面對用語言形式符號書寫的歷史文本來說,作為解讀和闡釋主體的主觀能動性表現為可以按照自己的理解進行再書寫和再創造,也一定會流露出自己的愛憎好惡的情感態度,關鍵在於是否採取嚴肅的科學態度和正確的價值標准。
4?從歷史和歷史文本的共時態和歷時態的關系看
時間和空間是事物存在的形式,無空間的時間和無時間的空間都是不可思議的。把空間時間化和把時間空間化也是不妥當的。帶有後現代主義特徵的新歷史主義通過把時間空間化,忽略不同的國家、民族和地域在經濟、政治和文化諸多方面發展的不平衡性,隨意拼貼、編織和解構歷史,而不再注重歷史事實本身的多樣性和異質性,只注重作品所隱含的意義生發和意義結構,便於進行文本與文本之間的所謂「虛構的虛構」。這種文本主義的歷史觀通過強調結構的非中心範式和共時性觀念,消解歷史的深度和意義,注重文本的互相指涉的「互文性」關系,從而割斷歷史的連續性,將歷史轉化成一種共同的話語模式,生發出一種邏輯的普遍性意義。用共時性取代歷時性,用平面性取代深度感,用破碎感取代連續性,用隱喻性取代真實性,採取蒙太奇手法隨意虛構、編織和重塑歷史,令人無所適從。這種把時間空間化的歷史,使歷史變成了非歷史化的歷史。這種共時態的歷史,使不同歷史階段的不同歷史事實的真正意義遭到顛覆和瓦解,引發出一種由主觀決定歷史意義的傾向。
歷史的時間是不能回溯和倒流的。真理是具體的。不考慮時間的歷史敘事,必然會導致對歷史文本和文學文本的解讀和闡釋的錯位與謬誤。歷史原則和歷史標準是權衡和評判文藝作品的重要尺度。任何事物都存在於特定的時代環境和歷史語境中。對敘述對象的認知判斷和價值評估只有放到具體的歷史條件下、歷史范圍內和歷史過程中,才能作出恰當的理解和把握。不能用過去的眼光解讀今天的創作,也不能用現在的視野評析歷史上的文學現象。
20世紀80~90年代掀起的「重寫文學史」的運動雖然從總體上看是有意義、有成果的,但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新歷史主義社會文化思潮的影響。由於歷史使命的不同和主流意識形態的差異,對魯迅、茅盾和沈從文、林語堂的評價自然會呈現出較大的差別。20世紀初期,中國的新文化運動方興未艾,民族民主解放運動風起雲涌,啟蒙救亡運動成為主流,魯迅和茅盾成為新文化運動的旗手和主將,倡導審美和休閑的沈從文和林語堂自然不可能位居顯赫。新中國成立後,隨著時代變遷和歷史轉折,人們的審美趣味日趨豐富多樣。在這種歷史條件和文化背景下,學界開始重視沈從文和林語堂,把他們以凸顯審美特性見長的作品作為一種文學樣式加以肯定和贊揚,是完全正常的。但是,不應當通過抬高沈從文和林語堂而貶抑魯迅和茅盾,甚至譏諷魯迅和茅盾「落個死後寂寞」。這正是把中國現當代文學史空間加以共時化所造成的誤識。
D. 極端歷史主義否定了以下哪一項的存在
社會意識與社會存在發展的不平衡性。進步的社會意識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預見推斷未來，指導人們的實踐活動
E. 請問：一戰中西方列強鼓吹的極端民族主義，與西方歷史上的騎士精神有什麼關系
騎士精神和道德是上層社會的貴族文化精神，它是以個人身份的優越感為基礎的道德與人格精神，但它也積淀著西歐民族遠古尚武精神的某些積極因素。
它構成了西歐民族中所謂的「紳士精神」形成了現代歐洲人對於個人身份和榮譽的注重，對於風度。禮 騎士精神
節和外表舉止的講究；對於崇尚精神理想和尊崇婦女的浪漫氣質的嚮往；以及恪守公開競賽，公平競爭的精神品質。總之，它使現代歐洲人民族性格中既含有優雅的貴族氣質成分，又兼具信守諾言，樂於助人，為理想和榮譽犧牲的豪爽武人品格．
後冷兵器時代，騎士精神轉化成了紳士風度。這種由騎士精神轉變而來的紳士風度，已經成了現代文明生活中男人的基本人格准則，並推而廣之蔓延到了全世界。
在19世紀時，歐洲各國興起民族主義，提倡擁有共同文化、語言及歷史的民族建立屬於他們的國家，於是多個民族發動了獨立運動，成功擺脫外族的管治，建立統一及獨立的民主國家。例如有比利時脫離荷蘭的統治，在1831年取得獨立；普魯士（德意志邦國）先後打敗丹麥、奧地利帝國及法國於1871年建立統一的國家。而德意志由於長期四分五裂，而且遭遇了多次外族入侵，三十年戰爭後，神聖羅馬帝國解體，德意志民族分裂，在這片土地上先後有數位民族思想家，其中赫爾德最為著名。
但是，到了19世紀末和20世紀初，歐洲列強為了增進本民族的利益，不惜付出任何代價;試圖加強自己在歐洲及全世界的影響力，從而令這種擁護自己民族的情緒變質，成為一種危險的愛國主義。而現在還有很多民族存在這種主義，而且由於宗教、文化等方面的沖突，使得極端民族主義在新世紀有了更新的表現。
這個故事告訴我們一個事實
過猶不及
F. 絕對歷史主義的名詞解釋
它和相對主義一樣，都把客觀事物和人的認識的絕對性與相對性完全割裂開來。相對主義只承認相對性，否認絕對性;絕對主義只承認絕對性，否認相對性。絕對主義把事物絕對化，認為一切事物都是從來如此，永遠如此，不承認一切過程都有始有終，一個過程可以轉化為另一個過程。董仲舒的「天不變，道亦不變」，就是這種形而上學絕對主義的表現。它把人的認識絕對化，否認人的認識是一個不斷完善、不斷深化、永無止境的發展過程。宣揚有一成不變的事物，有永恆不變的真理，以為自己的認識具有絕對可靠性，是絕對真理。否認真理的相對性，否認絕對真理是無數相對真理的總和。它通常有兩種表現形式：或者絕對肯定一切，或者絕對否定一切。恩格斯批評這種形而上學觀點時指出：「他們在絕對不相容的對立中思維;他們的說法是：『是就是，不是就不是;除此以外，都是鬼話。』在他們看來，一個事物要麼存在，要麼不存在;同樣，一個事物不能同時是自己又是別的東西。」(《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3卷，第61頁)絕對主義在日常工作中，表現為看問題、辦事情好走極端，認為好的，一切都好;壞的，一切都壞。缺乏一分為二和具體問題具體分析的科學態度。
G. 什麼是「』本質主義『和 『極端本質主義』
「
本質主義
」和
「極端本質主義」意思接近，都是強調人的性別和性格，是由先天的生理和心理條件造成的，是一種不以社會條件和歷史環境所改變的
人性的本質
之一。即否定社會和環境對人性格行為形成的影響。
H. 什麼是極端民族主義者
關於民族主義和民族主義者，有很多定義，毀譽參半，莫衷一是。有些人認為民族主義者妄自尊大、偏激、偏執。按照我的理解，民族主義者就是堅守自己民族的利益的群體；
而極端民族主義者就是極端堅守自己民族的利益的群體，這種堅守從邏輯上講，並不必然形成對其他民族的威脅和對立；每個民族都堅守自己，通過對話、交流推進自己的文化，才有豐富多彩的世界。從這個角度講，我寧願是個極端民族主義者。在時下的中國，毀謗民族主義者的人，往往帶有漢賊、華賊色彩；相當多的右派，標榜自己是普世價值、人類利益的代言人，但在現實中往往墮落為中華民族的敗類。
中國的民族主義者絕不是太多了，毋寧說是稀少。
I. 如何認識和解決宗教極端主義
宗教極端主義是打著宗教旗號出現的一種極端主義思潮，其目的是要恢復神權統治，建立政教合一國家。冷戰結束以來，宗教極端主義思潮空前活躍。進入21世紀後，宗教極端主義又與恐怖主義和民族分裂主義結合，給國際秩序和地區穩定帶來巨大安全威脅。
宗教極端主義與特定的宗教、特定的民族沒有直接的關聯。恐怖主義、極端主義、民族分裂主義與伊斯蘭教也沒有必然的聯系。但由於宗教和一個地區一個群體的文化息息相關，因而在那些宗教傳統比較悠久、宗教氣氛比較濃厚的地方，宗教的意識形態和組織方式很容易成為政治組織進行思想動員和組織運作的工具。伊斯蘭教是崇尚和平的宗教，暴恐惡性事件的發生與伊斯蘭教沒有本質聯系。目前在世界范圍內發生的伊斯蘭教極端主義問題是伊斯蘭教在現代化、世俗化進程中出現的一個問題，而不是必然的結果。本質上屬於政治層面的極端主義具有明確的政治訴求，宗教只是它們在特定地區特定時段所搭乘的「便車」。
極端主義不是宗教，它屬於政治范疇，與此相應，極端化也是政治范疇，如果不分析極端化產生的歷史政治文化背景，而單純將極端化歸結於伊斯蘭教及其傳統，尤其是瓦哈比派，不僅無助於認識人們當前普遍關注的暴力、極端和恐怖問題的本質，而且無助於解決目前世界面臨的困境。如果一味地將問題的根源歸結於伊斯蘭教，那麼去極端化就意味著去宗教化，甚至去伊斯蘭化，這種提法或做法都是很危險的。
當代世界宗教極端主義的產生和興起是多種因素共同作用的結果。消除宗教極端主義也將是一項長期而艱巨的任務。世界各國在嚴厲打擊宗教極端主義、恐怖主義和民族分裂主義的同時，更應重視和加強全球性治理，如倡導宗教理性和宗教間的和平對話，推動建立國際政治經濟新秩序，改善發展中國家人民的生存狀態等。只有這樣，才能營造一個和諧穩定的宗教環境、和平共處的國際社會。
新疆宗教是一個多元共存的整體格局。無論我們以歷史發展的眼光來看新疆宗教，還是考察其宗教格局的現實存在，可以發現，我們談論的「新疆宗教」絕不是僅僅只涉及一種宗教，它是伊斯蘭教、佛教、道教、基督教、原生性宗教等多種宗教共同組成的一個「宗教大家庭」，但這個「大家庭」是處於動態發展之中的，教中有派，即使是新疆的伊斯蘭教內部也有不同教派，並且表現出明顯的地域差異性特徵。新疆宗教的特點可以概括為「五多」，即信教群眾多、宗教活動場所多、宗教教職人員多、少數民族信教群眾多和宗教活動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