㈠ 「七七事變」84周年,為什麼說遺忘歷史就意味著背叛
1937年7月7日這天深夜,日軍豐台駐屯隊步兵少佐一木清直,率隊在北平西南的盧溝橋舉行演習。隨後突然以士兵志村菊次郎失蹤為理由,要求進入宛平城找人,遭到了中方守軍的嚴詞拒絕。
隨即一木清直率隊向宛平城和盧溝橋發動進攻,中國駐軍奮起反抗,「七七事變」就這樣爆發了。這場蓄謀已久,而且有針對性的武裝侵略,是日軍全面侵華的開端。在84年後的今天,我們必須要搞清楚有關這次事變的幾個問題。
有人說為什麼總是舊事重談,因為我們沒有資格代表他們去原諒那段歷史。
「歷史不會因時代變遷而改變,事實也不會因巧舌抵賴而消失。」作為後人,如果我們遺忘那段歷史,就是在背叛自己的民族。銘記歷史,居安思危,讓我們為英勇奮戰的革命前輩致敬!
㈡ 結束了中國百年來任人宰割的屈辱歷史的重大歷史事件是什麼
新中國成立。
1949年10月1日下午2時,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屆全體會議選舉產生的中央人民政府委員會在勤政殿舉行第一次會議。
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毛澤東,副主席朱德、劉少奇、宋慶齡、李濟深、張瀾、高崗,以及周恩來等56名中央人民政府委員會委員宣布就職。
會議一致決議,宣布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成立,接受《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共同綱領》為施政方針,向各國政府宣布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為中國唯一合法政府,願與遵守平等、互利及互相尊重領土主權原則的任何外國政府建立外交關系。
會議結束後,中央人民政府主席、副主席及各位委員集體出發,乘車出中南海東門,前往天安門城樓出席開國大典。下午3時,北京30萬群眾齊集天安門廣場,舉行隆重的開國大典。
毛澤東主席在天安門城樓上向全世界庄嚴宣告:"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今天成立了!」向世界宣告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成立。
新中國的成立,開辟了中國歷史的新紀元,從此,中國結束了一百多年來被侵略被奴役的屈辱歷史,真正成為了獨立自主的國家,中國人民從此站起來了,成為國家的主人。壯大了世界和平、民主和社會主義的力量,鼓舞了世界被壓迫民族和被壓迫人民爭取解放的斗爭。
(2)全方位蹂躪是指什麼歷史事件擴展閱讀:
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成立,使近代以來帝國主義列強侵略壓迫中國、欺凌奴役中國人民的苦難歷史徹底結束。一部中國近代史,是帝國主義侵略、掠奪中國並給中國人民帶來無窮災難的歷史。
根據聯合國亞太事務委員會的統計,1949年中國的人均國民收入只有27美元,不足印度57美元的一半,也遠遠低於當時整個亞洲44美元的人均收入。
新中國的成立為中國人民擺脫貧窮落後的面貌、實現國家富強和人民共同富裕,掃清了障礙,創造了根本的前提。
新中國建立起工人階級領導的、以工農聯盟為基礎的人民民主專政的社會主義國家,宣告中國人民當家作主的時代到來。
1949年9月,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通過的《共同綱領》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國家政權屬於人民。人民行使國家政權的機關為各級人民代表大會和各級人民政府。」
這是中國歷史上從未有過的人民當家作主的新型政權。新中國的國體和政體,是中國有史以來最民主的、最能反映絕大多數人民意志的政權。
宋慶齡曾感喟:「在我看來,自從1949年10月1日——這具有歷史意義的日子以來,中國最偉大的轉變就是我們的國號中有史以來第一次有了『人民』這兩個字。這兩個字不是為了裝飾點綴,它的重要意義在於同樣有史以來第一次表明我們政府巨大力量的所在——人民。」
中國人民真正成為新國家新社會的主人,這是中國人民社會地位的根本變化,從此可以集中力量從事經濟、政治、文化、社會等方面的建設,創造幸福美好的生活。
人民群眾一旦掌握自己的命運,就會迸發出極大的歷史主動性和創造精神,以嶄新的姿態,建設自己的祖國,走向光明的未來,創造美好幸福的生活。
正如毛澤東同志所說:「中國人民將會看見,中國的命運一經操在人民自己的手裡,中國就將如太陽升起在東方那樣,以自己的輝煌的光焰普照大地,迅速滌盪反動政府留下來的污泥濁水,治好戰爭的創傷,建設起一個嶄新的強盛的名副其實的人民共和國。」
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成立,空前地提高了中國的國際地位。鴉片戰爭以後,中國淪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主權受到西方列強的侵犯。
新中國成立後,實現了國家主權獨立,「我們的民族將再也不是一個被人侮辱的民族了,我們已經站起來了。」
新中國的外交政策明確規定:「不承認國民黨時代的任何外交機關和外交人員的合法地位,不承認國民黨時代的一切賣國條約的繼續存在,取消一切帝國主義在中國開辦的宣傳機關,立即統制對外貿易,改革海關制度。」要求「各國無條件承認中國,廢除舊約,重訂新約」。
這些規定,充分體現了一個獨立的主權國家的本質特點,是中國人民在世界站起來的具體體現,是近代中國無數仁人志士夢寐以求的,「是一百多年來舊中國的政府所沒有做到的」。
新中國成立後,抗美援朝戰爭的偉大勝利也向世界宣告:「現在中國人民已經組織起來了,是惹不得的。如果惹翻了,是不好辦的。」站起來了的中國人民是不可戰勝的。
中國人民歷經幾代人上下求索,終於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建立了新中國,中國人民從此站了起來,中國人民的命運從此掌握在了自己手中。
參考資料來源:網路——新中國成立
參考資料來源:中國共產黨新聞網——論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的偉大歷史意義
㈢ 南京大屠殺的資料
南京大屠殺指1931至1945年中國抗日戰爭期間,中華民國在南京保衛戰中失利、首都南京於1937年12月13日淪陷後,在華中派遣軍司令松井石根和第6師團長谷壽夫指揮下,侵華日軍於南京及附近地區進行長達6周的有組織、有計劃、有預謀的大屠殺和姦淫、放火、搶劫等血腥暴行。
南京大屠殺是侵華日軍公然違反國際條約和人類基本道德准則,是日軍在侵華戰爭期間無數暴行中最突出、最有代表性的一例之一。南京大屠殺期間,《紐約時報》、《中央日報》、《新華日報》等中外媒體,均對南京大屠殺進行了大量的揭露。
戰後,中國國民政府對南京大屠殺進行了廣泛的調查。其中,南京審判戰犯軍事法庭經調查判定,日軍集體屠殺有28案,屠殺人數19萬餘人;零散屠殺有858案,死亡人數15萬餘人,總計死亡人數達30多萬,製造了慘絕人寰的特大慘案。
(3)全方位蹂躪是指什麼歷史事件擴展閱讀:
南京大屠殺經過:
一、轟炸。
日軍早在攻入南京之前就開始對南京周邊地區的狂轟濫炸。1937年9月19日,日軍第三艦隊司令官長谷川清下令對南京等實行「無差別級」轟炸。
二、屠殺。
1、大規模集體屠殺。進城兵力約50000人,執行軍紀維持的憲兵卻僅有17人的日軍除了個別地或小規模地對南京居民隨時隨地任意殺戮之外,還對中國人,特別是解除了武裝的軍警人員進行若干次大規模的「集體屠殺」。大規模屠殺方法有機槍射殺、集體活埋等,手段極其殘忍。
2、殺人競賽。日軍第十六師團中島部隊兩個少尉軍官向井敏明和野田毅在其長官鼓勵下,彼此相約「殺人競賽」,商定誰先殺滿100人為勝者。他們從句容殺到湯山,12月10日中午,兩人在紫金山下相遇,彼此軍刀已砍缺了口。野田謂殺了105人,向井謂殺了106人。
三、強奸。
日軍侵佔南京期間強奸了成千上萬的婦女,他們不分晝夜並在受害婦女的家人面前施行強暴。有些婦女被日軍強奸了好幾次,往往有婦女受不住日軍的折磨而死。除此之外,日軍還強迫亂倫行為。估計當時發生的強暴案可能超過20000宗。
四、文化掠奪。
據查,日本侵略者佔領南京以後,派出特工人員330人、士兵367人、苦工830人,從1938年3月起,花費一個月的時間,每天搬走圖書文獻十幾卡車,共搶去圖書文獻88萬冊,超過當時日本最大的圖書館東京上野帝國圖書館85萬冊的藏書量。
五、搶劫縱火。
據國際委員會委員斯邁思所作調查統計:全市房屋,有24%毀於縱火焚燒;城外有62%的房屋被燒毀,通濟門外被燒房屋高達78%;在江寧、句容、溧水、江浦和六合(半縣)四個半縣中,共有30.08萬間房屋被毀,占這些地區房屋總數的40%,其中多數是被燒毀的。
㈣ 中國近代百年屈辱史開始和結束的標志性重大歷史事件分別是什麼
鴉片戰爭 簽訂了《南京條約》標志著中國開始淪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
抗日戰爭的勝利 日本投降 洗血了近代的恥辱 是一百多年以來對外戰爭的完全勝利
㈤ 中國近代史,最屈辱的五次歷史事件是什麼
第一次鴉片戰爭、第二次鴉片戰爭、中法戰爭、甲午中日戰爭、八國聯軍侵華戰爭等。
下面一一看看它們對於中國的惡果與危害。
1、第一次鴉片戰爭
第一次鴉片戰爭(First Opium War),英國經常稱第一次英中戰爭(First Anglo-Chinese War)或「通商戰爭」,是 1840 年至 1842 年英國對中國發動的一場戰爭,也是中國近代史的開端。
1840 年(道光二十年),英國政府以林則徐虎門銷煙等為借口,決定派出遠征軍侵華。 1840 年 6 月,英軍艦船 47 艘、陸軍 4000 人在海軍少將懿律(Anthony Blaxland Stransham)、駐華商務監督義律(Charles Elliott)率領下,陸續抵達廣東珠江口外,封鎖海口,鴉片戰爭開始。
鴉片戰爭以中國失敗並賠款割地告終。中英雙方簽訂了中國歷史上第一個不平等條約《南京條約》。 中國開始向外國割地、賠款、商定關稅,嚴重危害中國主權,開始淪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喪失獨立自主的地位,並促進了自然經濟的解體。
同時,鴉片戰爭也揭開了近代中國人民反抗外來侵略的歷史新篇章。
5、八國聯軍侵華戰爭
八國聯軍侵華戰爭(Siege of the International Legations),指公元 1900 年5 月 28 日(清光緒二十六年)。 以當時的大英帝國、美利堅合眾國、法蘭西第三共和國、德意志帝國、俄羅斯帝國、日本帝國、義大利王國、奧匈帝國為首的八個主要國家組成的對大清帝國的武裝侵略戰爭。
1900 年春,義和團運動成為了八國聯軍侵華戰爭的導火索,以此為借口,八國聯軍以鎮壓義和團之名行瓜分和掠奪大清帝國之實。
侵華軍隊總人數前後約為 5 萬人,裝備精良,聲勢浩盪,1900 年,8 月 14 日,北京城徹底淪陷,八國聯軍所到之處,殺人放火、姦淫搶掠!從紫禁城、中南海、頤和園中偷竊和搶掠的珍寶更是不計其數!其中著名的萬園之園「圓明園」繼英法聯軍之後再遭劫掠,終成廢墟。
八國聯軍總司令瓦德西在後來也承認,『』所有大清帝國此次所受毀損及搶劫之損失,其詳數將永不能查出,但為數必極重大無疑。『』
1901 年9 月 7 日,以《辛丑條約》的簽訂為標志,中國自此徹底淪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它給當時的中國和人民帶來了空前沉痛的災難。
㈥ 歷史上的7月23日
1995年7月23日 發現世紀末慧星「海爾-波普」
1995年7月23日,美國兩位業余天文學家海爾和波普在觀測人馬座球狀星團M70時,偶然發現了一顆新慧星。初步觀測數據的計算結果使天文學家大為震撼:原來它運行於一極為特殊的軌道,其軌道面與太陽系平面幾乎垂直,即它會由南向北繞過太陽再飛向太空深處,故這顆慧星將向我們提供太陽兩極的物理狀態和太陽系邊緣這個特殊方位的原始信
更力引人注目的是它那不同尋常的亮度,發現時它距地球10億千米,而亮度已有10等,比哈雷慧星1985年回歸時在相同的距離上亮250倍。後天文學家計算出當該慧星經過近日點時亮度將達到-1.7等,即比全天最亮的天狼星還要明亮,故被稱為世紀末大慧星。
海爾-波普慧星果然不負眾望,其形態的發展和亮度都與估計的基本相符:慧核至少經歷過五次爆發,並有短而粗的塵埃慧尾。1997年1月-2月氣體慧尾露面,一開始就較長,並保持兩條主尾,至4月份還是如此。1997年3月23日過近地點,4月1日過近日點,最亮時達到-0.8等。
「海爾-波普」是人類歷史上第一顆全面利用CCD(用電子掃描系統紀錄影像)技術作長時間觀測的慧星,照片的素質因此獲得極大改進。
其他歷史事件:
·1900年7月23日第一次泛非會議召開
·1903年7月23日福特公司售出第一輛汽車
·1926年7月23日法郎下跌使法國政府陷入困境
·1930年7月23日共產國際就中國革命問題作出決議
·1946年7月23日宋慶齡發表反對獨裁和內戰的聲明
·1947年7月23日毛澤東提出五年打敗蔣介石
·1950年7月23日關於鎮壓反革命活動的指示公布
·1961年7月23日桑地諾民族解放陣線成立
·1967年7月23日種族騷亂蹂躪著美國各大城市
·1972年7月23日美國發射第一顆地球資源技術衛星
·1975年7月23日我國精確測得珠穆朗瑪峰頂的海拔高度為
·1977年7月23日我國首次在四川永川縣發現一具比較完整的
·1986年7月23日安德魯王子和弗格森舉行盛大婚禮
·1995年7月23日發現世紀末慧星「海爾-波普」
·1996年7月23日佔旭剛打破三項世界紀錄
·1998年7月23日冷凍精子復活猛獁
㈦ 為什麼古代戰爭經常有落後打贏先進,而現代戰爭,武器落後一代就會被單方面蹂躪
古代戰爭再怎麼落後,也基本是陸軍打陸軍,海軍打海軍,屬於同一維度;而現代戰爭一旦落後面臨的可能就是降維打擊,比如別人空軍來打你,如果不是同樣飛在空中的導彈,你可能連夠都夠不到人家
㈧ 鴉片戰爭前後中國社會的變化
1、政治上,鴉片戰爭以前,中國是獨立自主、統一的封建國家,而鴉片戰爭後,中國開始喪失獨立自主的地位,領土主權、海關主權、司法主權等都開始遭到侵犯和破壞。
2、經濟上,由於受到洋貨的沖擊和國外市場的刺激,中國絲茶等的生產和出口貿易,開始走上了依附外國資本的道路。
3、階級關繫上,這個時期,中國產業工人雖然剛剛出現,人數不多,但卻是中國新的生產力的代表者,顯示了中國社會階級關系的新變化。
(8)全方位蹂躪是指什麼歷史事件擴展閱讀:
鴉片戰爭後,中國無產階級深受封建主義和資本主義的雙重壓迫和剝削,具有極強的革命性的斗爭性。其次,買辦商人的性質發生了變化,買辦的隊伍逐漸擴大。
買辦是鴉片戰爭前受清政府控制而不直接受雇於外商的中間代理人。戰前的中外貿易由行商控制,但實際經手的是洋行買辦。
他們初為臨時僱傭,替外人購買零星之物及起居飲食的必需品。隨著外人與華人交往日繁,承辦的事務漸多。戰後,他們成為外商自由僱傭並受其控制為其服務的工具。
有的受雇於外國商行,有的開設行棧,為外國商人推銷商品和收購出口土貨。買辦在幫助外國剝削和掠奪中國人民的過程中,迅速致富。
隨著外國資本主義勢力在中國的擴張,買辦的經濟勢力不斷發展,政治地位不斷提高,人數不斷增加。70年代後,有的買辦投資於近代企業。
㈨ 三國兩晉南北朝時期我國封建社會的大分裂時期,具體體現在哪些方面
這題目太賤了,佛也有火。
「封建社會的大分裂」,異族入侵好不好。
「民族大融合時期」,看看兩腳羊,殺胡令,你就知道啥叫民族大融合時期了。「江南地區的經濟在三國兩晉南北朝時期得到開發」,明明是東吳割據,東晉偏安。
第一題:1三國鼎立2東晉十六國3南朝:宋->齊->梁->陳,北朝:北魏->東西魏
->北齊->北周->隋。
第二題:北魏孝文帝漢化改革:禁止胡語、胡服、改鮮卑姓為漢姓。
第三題:1北人南遷2南方隨著土地墾殖,人口增長3靠著長江水上交通的便利,商業交換也有相應的發展。
其實這些答案你該自己在歷史教科書上找。
真實歷史:
北方的民族關系:
北魏從拓跋珪傳到第六代時,又出了一個具有雄才大略的卓越人物,即孝文帝拓跋宏。他與他的前輩不同,武功雖不顯赫,政治上卻很有作為。在他的一生中,進行了一系列改革活動,史稱為孝文帝改革。
孝文帝的改革,有他面臨的現實,迫使他不得不尋覓革舊布新的對策。北魏在中原建立以後,所面臨的最大問題即如何處理這一廣大地區的民族關系,其中包含如何對待漢族的先進生產方式、漢族的文化問題。隨著歷史的發展和北魏統治者政治野心的增長,這一問題就愈益突出。是繼續保存拓跋氏舊的社會制度和舊有的文化習慣,還是捐棄舊俗,接受先進的文化,在新的歷史環境中獲得新生,北魏的統治者必須作出抉擇。馬克思在談到民族問題時,有一段很精彩的論斷:「野蠻的征服者總是被那些他們所征服的民族的較高文明所征服,這是一條永恆的歷史規律。」(《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二卷第70頁)。北魏走漢化的路,可以說桌歷史發展的必然。孝文帝的改革是歷史的產物,其改革思想是順應歷史的發展的。
據史書所載,文成帝時,就已出現了此起彼伏的農民起義。孝文帝即位前後,情況更為嚴重。據統計,自471年到481年,僅僅十年間,就爆發了十八次人民反抗斗爭,造成人民起義如此繁多的原因大致有以下幾點:其一,統治者不僅本身窮奢極欲,而且還縱容整個官吏集團肆無忌憚地剝奪人民。北魏自建國以來,沒有實行過俸祿制度,帶有強烈的原始掠奪色彩,一出戰就命官兵盡力掠奪,戰勝歸來,將掠奪之物予以瓜分。北方統一後,與南朝戰爭暫告平息,官兵無法再從戰爭中獲取財物,就將貪婪的魔爪伸向北方人民。孝文帝在一份詔書中透露:「諸州刺鬼牧民之官,自頃以來,遂各怠慢,縱好納賄,背公緣私。致令賊盜並興,侵劫滋甚,姦宄之聲屢聞。」(《魏書·高祖紀二》)南朝人士也指出:「北境自染逆虜,窮苦備罹。徵調賦斂,靡有止已。所求不獲,輒致誅殞,身禍家破,闔門比屋。」(《宋書·謝靈運傳》)官吏貪贓枉法,成為北魏政治的一大弊病。
其二,北魏統治者帶有強烈民族壓迫色彩的殘暴統治,使人民,尤其是漢族人民無法生存,不得不揭竿而起。北魏「禁令苛刻,動加�誅」(《南齊書·王融傳》)。拓跋珪晚年,視殘殺為樂事,「朝臣至前,追其舊惡,皆見殺害。其餘或以顏色變動,或以喘息不調,或以行步乖節,或以言辭失措,帝皆以懷惡在心,變見於外,乃手自毆擊」(《魏書·太祖紀》)。對北魏政治頗有貢獻的幾個漢族大臣,如崔逞、雀浩等,最終都逃說不了被殺的厄運。北魏每次出戰,都「驅夏人(漢人)為肉籬」。漢人成了魏統治者殘暴驅使、蹂躪的對象。
其三,農民起義與土地問題也頗有關聯。北魏連年對外用兵,壯丁征發,田地荒蕪,出現了「良疇委而不開,柔桑枯而不採」的凄涼景象。有權勢的地主乘機霸佔良田山林,實行土地兼並。
失去土地的農民四處流離,就連京師附近也「不田者多,游食之口,三分居二」(《魏書·韓腆麟傳》)。勞動者與生產資料相分離,造成一系列社會動亂。北魏中期,許多農民起義都與之有直接關聯。
所有這些原因,都具有階級矛盾和民族矛盾的二重性,同一般的農民起義原因不盡相同。對於國內如火如荼的農民起義,北魏統治者一直採取鎮壓政策。延興二年(473)頒布了以鎮壓人民起義作為官吏升遷標準的詔令,規定:「縣令能靖劫盜者,兼治二縣,即食其祿;能靖二縣者,兼治三縣,三年遷為郡守。二千石能靖二郡上至三郡亦如之,三年遷為刺史。」(《資治通鑒》卷一三三)但盡管如此,農民起義還是此起彼伏。
嚴酷的事實不能不引起北魏統治者的苦惱,迫使他們中有見識的人另求統治之策。也就是在這種情況下,孝文帝進行了改革,堅持走漢化的路,一方面既是要改革政治、經濟上的落後狀態,另一方面也是要緩解與漢族之間的民族矛盾。
孝文帝對吏治的改革
北魏初年規定,地方官不論其治績如何,任期都是六年,期滿離任。因此,許多官吏對治理民事毫不熱心,卻竭力追求個人財富。如公孫軌當地方官時,「初來單馬執鞭,返去從車百輛」(《魏書·公孫長傳附公孫軌傳》)。這樣的事例在北魏官場中屢見不鮮。有一次,孝文帝問臣下高佑:怎樣才能使盜賊平息呢?高佑回答:盜賊,也是人。如果地方官很稱職,治化有方,就不會再有了。孝文帝聽了深以為然。這可見孝文帝對吏治問題的重視。為了整頓吏治,緩和階級矛盾,北魏統治者採取了兩條措施:一是實行俸祿制。公元484年,魏頒布法令,正式規定「戶增調帛三匹,谷二斛九斗,以為官之祿。」俸祿之外,貪污滿一匹者處死。二是對地方官任期長短不做硬性規定,而是根據治績而定,好則留,不好則去。這樣一來,官吏治績好壞與仕途升遷聯系起來了,使他們在盤剝人民時不能不有所考慮。
吏治的改革,是北魏政治上的一件大事。如實行得好,就可刷新政治,緩和階級矛盾;同時也為以後各項改革的進行打下基礎,意義是重大的。
遷都洛陽
北魏的漢化是一個曲折而漫長的歷史過程。早在建國之初,漢化就已經開始了。但是這一漢化的范圍和程度都極其有限,這主要體現在吸收漢族知識分子加入北魏統治集團和參與政治方面。拓跋燾時,建立太學,祀孔子,任用了一大批素有威望的漢人,最典型的就是崔浩。崔浩對漢族文化十分熟悉,尤長於天文歷學。拓跋燾在很長一段時期對他委以重任。通過這些漢族知識分子謀士群的努力,北魏統治集團接受了一些漢族文化,漢化的程度逐漸加深。但是,漢化在當時還沒有作為一種政策來推行。拓跋統治者的政策常有變化,對於漢族士人,時而信任,時而排斥,對於漢族文化時有抵觸。孝文帝時,開始把漢化做為一項國家基本政策加以推行。遷都洛陽是他的漢化政策中一項重大措施。
北魏的都城,在進入中原後,開始建於平城(今山西大同境)。平城地處北方,生活習慣,氣候條件都與鮮卑故土相近。但隨著北魏在中原疆土的開拓和被統治的漢人的增加,平城對於控制整個北方地區,已不適合。平城地區游食者眾多,且屢受災荒,糧食供應常發生危機。早在拓跋嗣統治時期,就有遷都之議。史書記載:「永興中,頻有水旱。神瑞二年,又不熟。京畿之內,路有行殣。帝以飢,將遷都於鄴,用博士崔浩計乃止。」(《魏書·食貨志》)孝文帝太和十一年(487)平城又遭大旱,春天到來,竟然「野無青草」。即使風調雨順之年,平城一帶也常有飢荒現象。而當時中原地區的農業經濟已較發達,逐漸成為北魏主要產糧基地。所以從關外貧瘠的平城轉移到中原經濟中心,已是當時經濟發展的客觀要求。而且平城長期作為北魏都城,功勛公老多居於此,保守勢力十分強大,他們拒不接受先進的漢族文化,因循守舊,給北魏社會發展造成阻礙。因此,從擺脫保守勢力的束縛這一點來說,遷都也是當務之急。孝文帝統治時期,北魏軍事實力雖然已逐漸衰落,但孝文帝卻抱有滅南朝、統一全國的雄心。這可由文帝所說遷都洛陽的理由是「經營天下,期於混一」(《資治通鑒》卷一三八)可證。所以,從軍事上說,平城作為國都也已遠遠不能適應形勢了。
當時新都選擇地點有二,一是洛陽,一是鄴城。洛陽是漢族政治文化中心,漢、魏、西晉都曾建都在此,是所謂「中夏正音」所在之地。鄴則是中原最富庶的地區,集中了北方財富,是河北主要的糧食和絲綿產地。單純從經濟意義上說,鄴要勝過洛陽一籌;但從吸收漢族文化的角度看,洛陽要比鄴優越。孝文帝最後把新都定在洛陽,可見遷都之舉主要還是從加速鮮卑族漢化的方面考慮的。
遷都洛陽對於世世代代居住朔方的鮮卑人來說,是一個很大的震動。這意味著,拓跋氏必須放棄過去那種以游牧業為主的生產方式,而使經濟生產農業化;同時,還意味著在生活方式上也要來一個變革。這樣一個從行動到觀念都要為之一變的遷都舉動,所遇到的阻力是難免的。
反對派的首要人物是太子元恂和拓跋氏元老元丕、陸睿、穆泰等,他們在朝中的勢力很大。孝文帝遷都之心已定,為防止節外生枝,便假稱要大舉南伐。公元493年六月,孝文帝帶領步騎三十萬人,離開平城向南進發。大軍行至洛陽,連日霖雨不止,但孝文帝仍堅持進軍南向。尚書李沖等人就出來反對,說「今者之舉,天下所不願,唯陛下欲之;臣不知陛下獨行,竟何之也?……敢以死請!」孝文帝聽了大怒,說:「吾方經營天下,期於混一,而卿等儒生,屢疑大計;斧鉞有常,卿勿復言!」安定王休等趴在地下痛哭失聲,苦苦勸諫。孝文帝這才說,如不南伐,便須就此遷都洛陽。並即宣布:「欲遷者左,不欲者右。」(《資治通鑒》卷一三八)群臣又害怕南伐,不敢再言,遷都之計就這樣定下來。
孝文帝的兒子是一個目光短淺、胸無大志又不上進的人。他體胖怕熱,到洛陽以後,「忌河洛暑熱,意每追樂北方」。他趁著孝文帝出遊嵩山,「輕騎奔代(平城)」。孝文帝聞訊大怒,為了保證漢化順利進行,毅然將太子貶為庶人,後又用毒酒將其毒死。緊接著,拓跋族元老穆泰、陸睿與鎮北大將軍樂陵王元思譽、代郡太守元珍等勾結,想據平城起兵,史載其時「代鄉舊族,同惡者多」(《魏書·於栗�傳》)。形勢十分危急,遷都與反遷都是關繫到拓跋氏漢化的關鍵。孝文帝當機立斷,派得力大臣任城王澄率兵鎮壓叛亂,再次將反對派挫敗。
洛陽終於成為拓跋氏人心目中真正的都城,成為北魏占據中原,正式接受漢化的象徵。
改革風俗的措施
太和二十年(496),孝文帝下詔改姓。孝文帝在詔書中把鮮卑氏與漢文化聯系起來,宣稱:「北人謂土為拓,後為跋。魏之先出於黃帝,以土德王,故為拓跋氏。夫土者,黃中之色,萬物之元也。宜改姓元氏。」(《資治通鑒》卷一四○)明帝建武三年,以此為例,改乙■氏為叔孫氏,丘穆氏為穆氏,獨孤氏為劉氏,素和氏為和氏。
改了姓,又下令禁穿胡服,改穿漢服,服裝樣式與南朝流行樣式大抵相同。孝文帝對禁穿胡服下了很大決心,不允許有任何鬆懈。太和二十三年(499),孝文帝從前線回到洛陽,他坐在車中,留意街上行人的服飾,見仍有人穿鮮卑舊服,大為不滿。第二天,他對群臣說:「朕昨入城,見車上婦女,冠帽而著小襦襖者,若為如此,尚書何為不察?」任城王澄作解釋:穿舊裝的少,不穿的多。孝文帝立即反駁:這話說得奇怪,你難道還想滿城都穿舊裝嗎?
孝文帝又下令禁止說鮮卑語。北魏初入中原時,以征服者自居,不僅自己講鮮卑語,還命令所有任職於魏的漢人官吏也要講鮮卑語。為了提高鮮卑族的文化水平,便於讀漢人書,接受漢文化,孝文帝下令宣布:「今欲斷諸北語,一從正音(指漢語)。年三十以上,容或不可卒革。三十以下,見在朝廷之人,語音不聽仍舊。若有故為,當降爵黜官。」(《北史·咸陽玉禧傳》)
遷都洛陽之後,孝文帝仿照南朝形式,在郊祀宗廟禮節方面,也實行了漢化,放棄了拓跋氏原來崇拜的天神,改用漢禮。在官制和律令方面也多仿漢制,進行了改革。
均田制和三長制的規定
實行均田制是孝文帝改革中一項重要內容,具有十分重大的意義。
均田制出現的原因,有政治和經濟兩方面的因素。一方面是為了增加生產,迅速改善農業生產的落後狀況;另一方面是與豪族地主爭奪人口和土地。
北魏進入中原後,農業成為主要的經濟形式。北魏諸帝多能注意勸課農桑,尤其是孝文帝即位後,更是孜孜以求,希望農業不景氣的狀況有所改善。他一再號召:「務盡地利,使農夫外布,桑婦內勤。」(《魏書·高祖紀下》)然而天災幾乎連年發生,糧食問題始終沒有解決。因此,發展農業生產,解決糧食問題,成為均田制產生的一個重要原因。
北魏統治中期,北方豪族己遍布全國,勢力很大,「時民困飢流散,豪右多有占奪」(《魏書·李孝伯傳附李安世傳》)。鮮卑貴族對土地的興趣也愈來愈強烈,他們紛紛「就耕良田,廣為產業」(《魏書·和跋傳》)。加上拓跋氏入主中原初期,曾把大量良田辟為牧場,或辟為私家園林,民無田業的現象十分突出。農民失去土地,四處飄流,或轉投豪族,成為蔭護人口,或聚集山澤,成為綠林好漢。人口流亡的情況如此嚴重,不能不引起北魏統治者的重視。因為政府掌握不了人口,也就無法獲得賦稅;而且大批浮浪人口也是構成社會不穩定的因素。所以如何使農民固定在土地上,以及把農民從豪族地主的蔭護下解脫出來,成為均田制產生的另一個重要原因。
均田制的實施還必須具備兩個基本條件。一是必須有大批荒地可供使用,二是官府必須能夠掌握、支配這些土地,也就是說皇權必須強大到能夠轄制地方豪強。北方自東漢末年以來,由於連年戰亂,以致出現「白骨露於野,千里無雞鳴」的景象。至孝文帝時,情況雖有所變化,然土地拋荒的現象仍很嚴重。而當時北魏豪族地主勢力也還未強大到能與皇權抗衡的地步。因此,孝文帝推行均田制的條件已基本具備了。
公元485年,孝文帝開始實行均田制。在此之前,北魏初期,政府曾經在京城附近實行過計口授田,均田制就是在這一基礎上推廣、改進百發展起來的。另外,中國古老的一夫受田百畝的井田制以及西晉占田制,都給了均田制以經驗借鑒。
均田制的主要內容如下:(一)男子十五歲以上,授給露田四十畝,桑田二十畝,婦人授露田二十畝。露田加倍授給,以備休耕。露田不得買賣,身死或年滿七十者歸還官府。桑田則永為個人所有,不須歸官。桑田在一定條件下可以買賣。桑田須種桑五十株、棗五株、榆三株。不宜種桑之地,男子給麻田四十畝,婦女五畝。
(二)奴婢和耕牛參加授田。奴婢依一般農民授田。耕牛每頭授田三十畝,限四牛。
(三)田地缺乏地區,允許農民「逐空荒」,遷往他郡。
(四)犯罪流徒戶或絕戶,其土地歸國家所有,作均田授田之用。
(五)地方官吏按官職高低,授以公田。刺史十五頃,郡丞、縣令六頃。公田不得買賣。
在均田制頒布的同一年,又宣布實行三長制。五家立一鄰長,五鄰立一里長,五里立一黨長。三長皆由本鄉有威望者擔任。三長制代替了過去的宗主督護制,改變了「民多隱冒,五十、三十家方為一戶」(《魏書·李沖傳》)的狀況,使趁著管理混亂,蔭庇大量人口的漢族大地主受到約束和打擊。因此他們群起而攻之。但當時掌握朝政的文明太後很有識見,她認為:「立三長,則課有常准,賦有恆分,苞蔭之戶可出,僥幸之人可止,何為而不可。」(《魏書·李沖傳》)。在她的堅持下,三長製得以推行。
與均田制、三長制相輔相成的還有新的租調制。北魏原來實行的租調制很混亂。「天下戶以九品混通,戶調帛二匹、絮二斤、粟二十石。」由於戶籍不清,人民負擔重。實行新的租調制後,規定一夫一妻出帛一匹,粟二石;其他人口、耕牛,就按此類推。家庭作為受田納稅單位,人民負擔有了一定之規。故「事(指新租調法)施行後,計省昔十有餘倍,於是海年安之」(《魏書·食貨志》)。
孝文帝改革是北魏歷史上的突出事件,其影響是值得重視的。單就北魏的統治來說,孝文帝漢化政策的實施,使鮮卑貴族在新的基礎上與其統治區內的漢族地主取得一定程度的協調,也使之與一般漢族百姓的矛盾趨向緩和,對於鞏因北魏政權,有其有利的一面。
孝文帝在社會經濟領域年的改革是有成就的。均田制的實施,可使相當一部分農民獲得了土地,得與生產資料重新結合:從而刺激了他們的生產積極性。大地主的兼並也受到一定限制。北魏朝廷大為頭痛的流民和糧食問題,在均田制實行後,情況有所改善。
北魏孝文帝的改革,不可能徹底解決社會的根本問題,而且事出空前,也難免有一定的盲目性,因而也帶來很多弊病。這些弊病因改革的成功和北魏社會矛盾的暫時緩和所掩蓋,但根源仍在,在改革幾十年後便爆發了六鎮起義。
南方經濟:
西晉末年以來,北方黃河流域不斷遭受戰爭的災難,社會受到嚴重破壞,土地荒蕪,人口減少。相對而言,長江流域遭受的破壞是比較小的。而且有自北方不斷南移的大量人口。在北方城市經濟和交換經濟因破壞而衰落的時候,南方隨著土地墾殖,人口增長,靠著長江水上交通的便利,商業交換也有相應的發展。
江南農業生產技術,原來是比北方落後的。如《史記·貨殖列傳》所描寫,江南地區因為地廣人稀,土地墾殖常常採用火耕水耨的辦法。這種火耕水耨的辦法,三國兩晉南北朝時期,仍在使用。西晉陸雲答車茂安書寫道「遏長川以為陂,燔茂草以為田」,庾信《歸田詩》有「穿渠移水碓,燒棘起山田」之句,徐陵的詩中也有「燒田雲色暗」、「野燎村田黑」。這些文字都表明,直到南朝晚期,火耕肥田的辦法還在使用。但糞肥似也在推廣。宋文帝的功臣到彥之「初以擔糞自足」,他的曾孫到溉官至吏部尚書,當時人還諷刺他:「到溉尚有餘臭,遂學作貴人。」(《南史·到彥之傳附溉傳》)到彥之由擔糞農民作了大官,這是不多見的,但農民擔糞肥田可能已是比較普遍的了。江南水鄉在前代水利建設的基礎上,水利灌溉事業有了更廣泛的整理和推廣。有了水,有了肥料,農業產量自然會提高。南朝時期,江浙的太湖流域、江西部陽湖流域、湖南洞庭湖流域和浙江東部的會稽地區,成為著名的產糧區。沈約在《宋書·孔季恭傳》就記載:「江南之為國,盛矣!丹陽、會稽……地廣野豐,民勤本業,一歲或稔,則數郡忘飢。會土帶海傍湖,良疇亦數十萬頃。膏腴上地,畝直一金:霩、杜之間(漢代農業發達地價高昂地區),不能比也。荊城跨南楚之富,揚部有全吳之沃:魚鹽杞梓之利,充初八方;絲綿布帛之饒,覆衣天下。」可見江南農業經濟,有了空前的發展。
在農業發展的基礎上,南方的商業交換也發展起來。魏晉開始,金屬貨幣在北方幾乎絕跡,谷帛代替了錢幣。但在南方,金屬貨幣的使用卻是不斷擴大。宋時,何尚之說:「晉遷江南,疆土未郭,或士習其風,錢不普用。今王略開廣,聲教遠暨,金鏹所布,爰逮荒服,昔所不及,悉已流行之矣。」(《宋書·何尚之傳》)由於錢幣的鑄造落後於社會對錢幣的需要,因而產生籌碼不足和錢幣盜鑄等問題,這是江南社會經濟問題中一個重要問題。
長江是東西交通的大動脈,江陵、夏口、建康和京口是沿長江的大都市,又是貨物的集散地。建康是南朝的政治經濟中心。
有數十萬人口。這數十萬人口的日用品,可能一部分自己生產,部分需要由外地運來,糧食自然絕大部分需要由外地運來。這也促使建康商業的繁榮。東晉安帝元興二年(404),因發生了一次大風災,便出現了「貢使商旅,方舟萬計,漂敗流斷,骸飺相望」(《晉書·食貨志》)的情況,這可見長江船隻之多。建康幾十萬市民日用百貨、糧油雜用,除市內手工業作坊供應外,要靠郊區、三吳地區供應,一部分還要由長江中上游供應,靠長江上下船隻運輸。也有一部分糧食從長江中上游運到建康來。《宋書·吳喜傳》即記載,吳喜自荊州還建康,「大艑小艑,爰及草舫,錢米布絹,無船不滿」。而糧食由長江下游往上運的情況卻是比較少的。《宋書·孔覬傳》稱:「時(孝武帝大明八年)東土大旱,都邑米貴,一斗將百錢。道存(覬弟)慮覬甚乏,遣吏載五百斛米餉之。覬見吏謂之曰:我在彼三載,去官之日,不辦有路糧。二郎至彼未幾,那能使得此米耶?可載米還彼。吏曰:自古以來,未有載米上水者,都下米貴,乞於此貨之。不聽,吏乃載米而去。」同書卷還記載:「覬弟道存,從弟徽,頗營產業。二弟請假東還,覬出渚迎之。輜重千餘船,皆是綿絹紙席之屬。覬見之偽喜,謂曰:我比睏乏,得此甚要。因命上置岸側。既而正色謂道存等曰:汝輩添預士流,何至還東作賈客耶!命左右取火燒之,燒盡乃去。」這故事也說明長江上下頗有作賈客的,其中還包含一些士流。南齊初年,三吳地區連年水災而糧價並不高漲。孔覬說:「三吳,國之關閫,比歲被水潦而糴不貴,天下錢少,非谷穰賤,此不可不察也。」(《南齊書·劉悛傳》)。因錢少而谷價漲不起來,可能有道理。但更實際的原因,可能是由於商業交換發達,糧食可以從別的地方運來,才使得縱有水災糧食減產,而糧價因之不貴。
因為商業交換發達,「關市之徵」成為南朝財政收入的必要構成部分。北魏世宗時,甄琛上疏,曾以南朝關市稅比北朝的谷帛之輸。他提出:「今偽弊相承,仍崇關鄽之稅:大魏恢博,唯受谷帛之輸。」(《魏書·甄琛傳》)北魏世宗的時代,約當南朝齊梁之際,比宋齊時代稍晚,但他既說「相承」又說「仍崇」,這段文字所說是可以包括宋齊的。那就是說,商業及商業有關的稅收在南朝稅收中佔有重要的地位。
中國和南海各地的貿易,在宋齊這一時期也有發展。廣州是南海貿易的大港口。南海各地的貨物多從這里進入中國,中國各地的貨物也多從這里輸出國外。歷史記載宋齊時期凡在廣州作官的,無不發大財。《宋書·褚叔度傳》稱:叔度任廣州刺史,「在任四年,廣營賄貨,家財豐積。……還至都,凡諸舊及有一面之款,無不厚加贈遺」。當時人有兩句話:「廣州刺史但經城門一過,便得三千萬也。」(《南齊書·王琨傳》)王琨號稱清廉,及罷任還都,還「買宅畝三十萬,余物稱是」(同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