紅旗到底能打多久歷史背景

❶ 華為的紅旗到底能打多久 任正非

華為的紅旗到底能打多久

摘自《華為人報》第71期《要從必然王國走向自由王國》，該文選編自華為公司總裁任正非先生向中國電信調研團的匯報以及在聯通總部與處以上幹部座談會上的發言。

一個企業怎樣才能長治久安，這是古往今來最大的問題。華為的旗幟還能打多久？華為在研究這個問題時，主要研究了推動華為前進的主要動力是什麼，怎麼使這些動力能長期穩定運行而又不斷自我優化。大家越來越明白，促使核動力、油動力、煤動力、電動力、沼氣動力……一同努力的源是企業的核心價值觀，這些核心價值觀要被接班人所確認，同時接班人要有自我批判能力，接班人是用核心價值觀約束、塑造出來的，這樣才能使企業長治久安。接班人是廣義的，不是高層領導下台就產生個接班人而是每時每刻都在發生的過程，每件事、每個崗位、每條流程都有這種交替行為，是改進、改良、不斷優化的行為。我們要使各個崗位都有接班人，接班人都要承認這個核心價值觀。

華為的核心價值觀分為七條。
第一條(追求)華為的追求是在電子信息領域實現顧客的夢想，並依靠點點滴滴、鍥而不舍的艱苦追求，使我們成為世界級領先企業。
為了使華為成為世界一流的設備供應商，我們將永不進入信息服務業。通過無依賴的市場壓力傳遞，使內部機制永遠處於激活狀態。
也許大家覺得可笑，小小的華為公司竟提出這樣狂的口號，特別在前幾年。但正因為這種目標導向才使我們從昨天走到了今天，今年我們的產值在100億元左右，年底員工人數將達8000人，我們和國際接軌的距離正逐漸減小，今年我們的研發經費是8.8億元，相當於IBM的1/60，產值是它的1/65。和朗訊比，我們的研發經費是它的3.5%，產值是它的4%，這個差距還是很大的，但每年都在縮小。我們最近制定了要在短期內將接入網產品達到世界級領先水平的計劃，使我們成為第一流的接入網設備供應商。這是公司發展的一個戰略轉折點，經歷了十年的卧薪嘗膽，公司開始向高目標沖擊。
1、以客戶的價值觀為導向，以客戶滿意度作評價標准。瞄準業界最佳，以遠大的目標規劃產品的戰略發展，立足現實，孜孜不倦地追求，一點一滴地實現。
公司現在最嚴重的問題是管理落後，比技術落後的差距還大。我們發展很快，問題很多，管理不上去，效益就會下滑。現在當務之急是要向國外著名企業認真學習，我們聘請了非常多的國外大型顧問公司給我們提供顧問服務，如我們的任職資格評價體系是請美國HAY公司來作顧問的。通過自己的消化吸收，一點一點地整改，任何整改都得先刨鬆土壤，這就要先從自我批評入手才能聽得進別人的意見。
人才、技術、資金是可以引進的，管理與服務是引進不來的，必須靠自己去創造。沒有管理，人才、技術、資金形不成力量；沒有服務，管理沒有方向。
2、堅持按大於10%的銷售收入撥付研究經費，追求在一定利潤水平上的成長的最大化。我們必須達到和保持高於行業平均的增長速度和行業中主要競爭對手的增長速度以增強公司的活力、吸引最優秀的人才和實現公司各種經營資源的最佳配置。在電子信息產業中，要麼成為領先者，要麼被淘汰，沒有第三條路可走。
3、在設計中構建技術、質量、成本和服務優勢是我們競爭力的基礎。建立產品線管理制度，貫徹產品線經理對產品負責而不是對研究成果負責的制度。
4、貫徹小改進、大獎勵，大建議、只鼓勵的制度。追求管理不斷的優化與改良，構築與推動全面最佳化的有引導的自發的群眾運動。
能提大建議的人已不是一般的員工了，也不用獎勵，一般員工提大建議，我們不提倡，因為每個員工要做好本職工作。大的經營決策要有階段的穩定性，不能每個階段大家都不停地提意見，我們鼓勵員工做小改進，將每個缺憾都彌補起來，公司也就有了進步。
務虛的人干四件事，一是目標，二是措施，三是評議和挑選幹部，四是監督控制；務實的人首先要貫徹執行目標、調動利用資源、考核評定幹部，將人力資源變成物質財富。務虛是開放的務虛，大家都可暢所欲言，然後進行歸納，所以務虛貫徹的是委員會民主決策制度，務實是貫徹部門首長辦公會議的權威管理制度。
5、破釜沉舟，把危機意識和壓力傳遞到每一個員工。通過無依賴的市場壓力傳遞，使內部機制永遠處於激活狀態。
我們決心永不進入信息服務業，把自己的目標定位成一個設備供應商。這在討論中爭論很大最後被肯定下來是因為只有這樣一種方式才能完成無依賴的壓力傳遞使隊伍永遠處在激活狀態。進入信息服務業有什麼壞處呢？自己的網路、賣自己產品時內部就沒有壓力，對優良服務是企業的生命理解也會淡化，有問題也會推諉，這樣企業是必死無疑了。

第二條(員工)認真負責和管理有效的員工是華為最大的財富。尊重知識、尊重個性、集體奮斗和不遷就有功的員工是我們的事業可持續成長的內在要求。
華為公司容許個人主義的存在但必須融於集體主義之中。HAY公司曾問我是如何發現企業的優秀員工，我說我永遠都不知道誰是優秀員工就像我不知道在茫茫荒原上到底誰是領頭狼一樣，企業就是要發展一批狼，狼有三大特性：一是敏銳的嗅覺，二是不屈不撓、奮不顧身的進攻精神，三是群體奮斗。企業要擴張，必須有這三要素，所以要構築一個寬松的環境讓大家去努力奮斗，在新機會點出現時自然會有一批領袖站出來去爭奪市場先機，市場部有一個「狼狽組織」計劃，就是強調了組織的進攻性(狼)與管理性(狽)。
1、機會、人才、技術和產品是公司成長的主要牽引力。這四種力量之間存在著相互作用，機會牽引人才，人才牽引技術，技術牽引產品，產品牽引更多更大的機會。員工在企業成長圈中處於重要的主動位置。
2、我們堅持人力資本的增值大於財務資本的增值。
3、我們不搞終身僱傭制，但這不等於不能終身在華為工作。公司與員工在選擇的權利上是對等的，員工對公司的貢獻是自願的。自由僱傭制促使每個員工都成為自強、自立、自尊的強者從而保證公司具有持久的競爭力。
4、華為公司在招聘、錄用過程中，最注重員工的素質、潛能、品格、學歷其次才是經驗。
5、工資分配實行基於能力主義的職能工資制。獎金的分配與部門和個人的績效改進掛鉤；安全退休金等福利的分配依據工作態度的考評結果；醫療保險按貢獻大小對高級管理和資深專業人員與一般員工實行差別待遇，高級管理和資深專業人員除享受醫療保險外還享受醫療保健等健康待遇。
6、自動降薪。公司在經濟不景氣時期以及事業成長暫時受挫階段或根據事業發展需要，啟用自動降薪制度，避免過度裁員與人才流失確保公司渡過難關。
7、晉升與降格，我們讓最有責任心的人擔任最重要職務。到底是實行對人負責制還是對事負責制這是管理的兩個原則，我們公司確立的是對事負責的流程責任制，我們把權力下放給最明白、最有責任心的人，讓他們對流程進行例行管理，高層實行委員會制把例外管理的權力下放給委員會並不斷的把例外管理轉變為例行管理，流程中設立若干監控點由上級部門不斷執行監察控制，這樣公司才能做到無為而治。
8、職務輪換與專長培養。我們的幹部輪換有兩種：一是業務輪換，如研發人員去搞中試、生產、服務，使他真正理解什麼叫做商品，那麼他才能成為高層資深技術人員，如果沒有相關經驗，他就不能叫資深，因此，資深兩字就控制了他，使他要朝這個方向努力：另一種是崗位輪換，讓高中級幹部的職務發生變動，一是有利公司管理技巧的傳播，形成均衡發展，二是有利於優秀幹部快速成長。

第三條(技術)廣泛吸收世界電子信息領域的最新研究成果，虛心向國內外優秀企業學習，在獨立自主的基礎上開放合作地發展領先的核心技術體系，用我們卓越的產品自立於世界通信列強之林。
1、緊緊圍繞在電子信息技術領域發展，不受其他投資機會所誘惑。樹立為客戶提供一攬子解決問題的設想，全方位為客戶服務。
2、高度重視核心技術的自主知識產權。我國引進了很多工業，為什麼沒有形成自己的產業呢？關鍵核心技術不在自己手裡。掌握核心，開放周邊，使企業既能快速成長又不受制於人。
3、遵循在自主開發基礎上廣泛開放合作的原則。重視廣泛的對等合作和建立戰略夥伴關系，使自己的優勢得以提升，優勢更優勢。
4、沒有基礎技術研究的深度就沒有系統集成的高水準，沒有市場和系統集成的牽引基礎技術研究就會偏離正確的方向。

第四條(精神)愛祖國、愛人民、愛事業和愛生活是我們凝聚力的源泉。責任意識、創新精神、敬業精神與團結合作精神是我們企業文化的精髓，實事求是是我們行為的准則。
1、君子取之以道，小人趨之以利。以物質利益為基準是建立不起一個強大的隊伍的，也是不能長久的。
2、堅決反對空洞的理想，做好本職工作。沒有基層工作經驗不提拔，不唯學歷，青年學生最大的弊病就是理想太大，因此，在華為不論什麼學歷進公司一星期後學歷自動消失，所有人在同一起跑線上，憑自己的實踐獲得機會，強調後天的進步，有利於員工不斷的學習。
3、培養員工從小事開始關心他人。要尊敬父母、幫助弟妹、對親人負責，在此基礎上關心他人支持希望工程、寒門學子、燭光計劃……平時關心同事以及周圍有困難的人，修養自己。
4、華為的企業文化是建立在國家文化的基礎上的。中國的國家文化就是共產黨文化，華為把共產黨的最低綱領分解成一點一點可執行操作的目標給員工引導與鼓勵。

第五條(利益)華為主張在顧客、員工與合作者之間結成利益共同體，努力探索按生產要素分配的內部動力機制，我們決不讓雷鋒吃虧，奉獻者定當得到合理的回報。

第六條(文化)資源是會枯竭的，唯有文化才會生生不息。一切工業產品都是人類智慧創造的，華為沒有可以依存的自然資源，唯有在人的頭腦中挖掘出大油田、大森林、大煤礦……精神是可以轉化為物質的，物質文明有利於鞏固精神文明，我們堅持以精神文明促進物質文明的方針。
這里的文化，不僅包含了知識、技術、管理、情操……也包含了一切促進生產力發展的無形因素。
華為唯一可以依存的是人，當然是指奮斗的、無私的、自律的、有技能的人，如何培養造就這樣的人，是十分艱難的事情。
1、知識經濟時代企業生存和發展的方式也發生了根本的變化，過去是靠正確地做事現在更重要的是做正確的事。過去人們把創新看作是冒風險，現在不創新才是最大的風險；過去是資本僱傭勞動，資本在價值創造要素中佔有支配地位，而知識經濟時代是知識僱傭資本。知識產權和技術決竅的價值和支配力超過了資本，資本只有依附於知識才能保值和增值。
2、我們要逐步擺脫對技術的依賴，對人才的依賴，對資金的依賴，使企業從必然王國走向自由王國，建立起比較合理的管理機制。當我們還依賴於技術、人才和資金時，我們的思想是受束縛的，我們的價值評價與價值分配體系還存在某種程度的扭曲。
3、強調員工的敬業精神，選拔和培養全心全意高度投入工作的員工，實行正向激勵推動，不忌諱公司不利因素，激發員工拚命努力的熱情。
知識、管理、奮斗精神是華為創造財富的重要資源，我們在評價幹部時，常常用的一句話：此人肯投入，工作賣力，有培養前途。只有全心全意投入工作的員工才能造就成優良的幹部，我們常常把這些人放到最艱苦的地方、最困難的地方甚至對公司最不利的地方讓他們快快成熟起來。

第七條(社會責任)華為以產業報國和科教興國為己任，以公司的發展為所在社區作出貢獻。
華為經歷了十年的努力確立了自己的價值觀，這些價值觀與企業的行為逐步可以自圓其說了形成了閉合循環。因此，它將會像江河水一樣不斷地自我流動、自我優化，不斷地豐富與完善管理，不斷地流，不斷地優化，企業規模增大流量不斷自動加大，管理不斷自我豐富，存在的問題，這次不被優化，下次流量再大時一定會暴露無余。不斷地流，不斷地優化，再不斷地流，再不斷地優化，循環不止，不斷升華，慢慢地淡化了企業家對它的直接控制(不是指宏觀的控制)，那麼企業家的更替與生命終結就與企業的命運相分離了，長江就是最好的無為而治，不管你管不管它都不愧江河萬古流。
公司已確立了接班人的標准，各級崗位上正在涌現成千以後還會上萬的優秀兒女，他們承認華為的核心價值觀並擁有自我批判的能力，數十年對他們的不斷優化，不斷的成長，接班隊伍的不斷擴大，任何不合乎發展規律的東西都經不起時間的考驗，企業管理將會有良好的凈化能力，經過一代又一代的華為人的努力，華為的紅旗會一代又一代更加鮮艷。
只要我們努力，就一定可以從必然王國走向自由王國。

❷ 井岡山初期紅旗到底能打多久(字數<800字>)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一九三○年一月五日）

這是毛澤東給林彪的一封信，是為答復林彪散發的一封對紅軍前途究竟應該如何估計的徵求意見的信。毛澤東在這封信中批評了當時林彪以及黨內一些同志對時局估量的一種悲觀思想。一九四八年林彪向中央提出，希望公開刊行這封信時不要提他的姓名。毛澤東同意了這個意見。在收入本書第一版的時候，這封信改題為《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指名批評林彪的地方作了刪改。

在對於時局的估量和伴隨而來的我們的行動問題上，我們黨內有一部分同志還缺少正確的認識。他們雖然相信革命高潮不可避免地要到來，卻不相信革命高潮有迅速到來的可能。因此他們不贊成爭取江西的計劃，而只贊成在福建、廣東、江西之間的三個邊界區域的流動游擊，同時也沒有在游擊區域建立紅色政權的深刻的觀念，因此也就沒有用這種紅色政權的鞏固和擴大去促進全國革命高潮的深刻的觀念。他們似乎認為在距離革命高潮尚遠的時期做這種建立政權的艱苦工作為徒勞，而希望用比較輕便的流動游擊方式去擴大政治影響，等到全國各地爭取群眾的工作做好了，或做到某個地步了，然後再來一個全國武裝起義，那時把紅軍的力量加上去，就成為全國范圍的大革命。他們這種全國范圍的、包括一切地方的、先爭取群眾後建立政權的理論，是於中國革命的實情不適合的。他們的這種理論的來源，主要是沒有把中國是一個許多帝國主義國家互相爭奪的半殖民地這件事認清楚。如果認清了中國是一個許多帝國主義國家互相爭奪的半殖民地，則一，就會明白全世界何以只有中國有這種統治階級內部互相長期混戰的怪事，而且何以混戰一天激烈一天，一天擴大一天，何以始終不能有一個統一的政權。二，就會明白農民問題的嚴重性，因之，也就會明白農村起義何以有現在這樣的全國規模的發展。三，就會明白工農民主政權這個口號的正確。四，就會明白相應於全世界只有中國有統治階級內部長期混戰的一件怪事而產生出來的另一件怪事，即紅軍和游擊隊的存在和發展，以及伴隨著紅軍和游擊隊而來的，成長於四圍白色政權中的小塊紅色區域的存在和發展（中國以外無此怪事）。五，也就會明白紅軍、游擊隊和紅色區域的建立和發展，是半殖民地中國在無產階級領導之下的農民斗爭的最高形式，和半殖民地農民斗爭發展的必然結果；並且無疑義地是促進全國革命高潮的最重要因素。六，也就會明白單純的流動游擊政策，不能完成促進全國革命高潮的任務，而朱德毛澤東式、方誌敏⑴式之有根據地的，有計劃地建設政權的，深入土地革命的，擴大人民武裝的路線是經由鄉赤衛隊、區赤衛大隊、縣赤衛總隊⑵、地方紅軍直至正規紅軍這樣一套辦法的，政權發展是波浪式地向前擴大的，等等的政策，無疑義地是正確的。必須這樣，才能樹立全國革命群眾的信仰，如蘇聯之於全世界然。必須這樣，才能給反動統治階級以甚大的困難，動搖其基礎而促進其內部的分解。也必須這樣，才能真正地創造紅軍，成為將來大革命的主要工具。總而言之，必須這樣，才能促進革命的高潮。
犯著革命急性病的同志們不切當地看大了革命的主觀力量⑶，而看小了反革命力量。這種估量，多半是從主觀主義出發。其結果，無疑地是要走上盲動主義的道路。另一方面，如果把革命的主觀力量看小了，把反革命力量看大了，這也是一種不切當的估量，又必然要產生另一方面的壞結果。因此，在判斷中國政治形勢的時候，需要認識下面的這些要點：
（一）現在中國革命的主觀力量雖然弱，但是立足於中國落後的脆弱的社會經濟組織之上的反動統治階級的一切組織（政權、武裝、黨派等）也是弱的。這樣就可以解釋現在西歐各國的革命的主觀力量雖然比現在中國的革命的主觀力量也許要強些，但因為它們的反動統治階級的力量比中國的反動統治階級的力量更要強大許多倍，所以仍然不能即時爆發革命。現時中國革命的主觀力量雖然弱，但是因為反革命力量也是相對地弱的，所以中國革命的走向高潮，一定會比西歐快。
（二）一九二七年革命失敗以後，革命的主觀力量確實大為削弱了。剩下的一點小小的力量，若僅依據某些現象來看，自然要使同志們（作這樣看法的同志們）發生悲觀的念頭。但若從實質上看，便大大不然。這里用得著中國的一句老話：「星星之火，可以燎原。」這就是說，現在雖只有一點小小的力量，但是它的發展會是很快的。它在中國的環境里不僅是具備了發展的可能性，簡直是具備了發展的必然性，這在五卅運動⑷及其以後的大革命運動已經得了充分的證明。我們看事情必須要看它的實質，而把它的現象只看作入門的向導，一進了門就要抓住它的實質，這才是可靠的科學的分析方法。
（三）對反革命力量的估量也是這樣，決不可只看它的現象，要去看它的實質。當湘贛邊界割據的初期，有些同志真正相信了當時湖南省委的不正確的估量，把階級敵人看得一錢不值；到現在還傳為笑談的所謂「十分動搖」、「恐慌萬狀」兩句話，就是那時（一九二八年五月至六月）湖南省委估量湖南的統治者魯滌平⑸的形容詞。在這種估量之下，就必然要產生政治上的盲動主義。但是到了同年十一月至去年二月（蔣桂戰爭⑹尚未爆發之前）約四個月期間內，敵人的第三次「會剿」⑺臨到了井岡山的時候，一部分同志又有「紅旗到底打得多久」的疑問提出來了。其實，那時英、美、日在中國的斗爭已到十分露骨的地步，蔣桂馮混戰的形勢業已形成，實質上是反革命潮流開始下落，革命潮流開始復興的時候。但是在那個時候，不但紅軍和地方黨內有一種悲觀的思想，就是中央那時也不免為那種表面上的情況所迷惑，而發生了悲觀的論調。中央二月來信⑻就是代表那時候黨內悲觀分析的證據。
（四）現時的客觀情況，還是容易給只觀察當前表面現象不觀察實質的同志們以迷惑。特別是我們在紅軍中工作的人，一遇到敗仗，或四面被圍，或強敵跟追的時候，往往不自覺地把這種一時的特殊的小的環境，一般化擴大化起來，彷彿全國全世界的形勢概屬未可樂觀，革命勝利的前途未免渺茫得很。所以有這種抓住表面拋棄實質的觀察，是因為他們對於一般情況的實質並沒有科學地加以分析。如問中國革命高潮是否快要到來，只有詳細地去察看引起革命高潮的各種矛盾是否真正向前發展了，才能作決定。既然國際上帝國主義相互之間、帝國主義和殖民地之間、帝國主義和它們本國的無產階級之間的矛盾是發展了，帝國主義爭奪中國的需要就更迫切了。帝國主義爭奪中國一迫切，帝國主義和整個中國的矛盾，帝國主義者相互間的矛盾，就同時在中國境內發展起來，因此就造成中國各派反動統治者之間的一天天擴大、一天天激烈的混戰，中國各派反動統治者之間的矛盾，就日益發展起來。伴隨各派反動統治者之間的矛盾——軍閥混戰而來的，是賦稅的加重，這樣就會促令廣大的負擔賦稅者和反動統治者之間的矛盾日益發展。伴隨著帝國主義和中國民族工業的矛盾而來的，是中國民族工業得不到帝國主義的讓步的事實，這就發展了中國資產階級和中國工人階級之間的矛盾，中國資本家從拚命壓榨工人找出路，中國工人則給以抵抗。伴隨著帝國主義的商品侵略、中國商業資本的剝蝕和政府的賦稅加重等項情況，便使地主階級和農民的矛盾更加深刻化，即地租和高利貸的剝削更加重了，農民則更加仇恨地主。因為外貨的壓迫、廣大工農群眾購買力的枯竭和政府賦稅的加重，使得國貨商人和獨立生產者日益走上破產的道路。因為反動政府在糧餉不足的條件之下無限制地增加軍隊，並因此而使戰爭一天多於一天，使得士兵群眾經常處在困苦的環境之中。因為國家的賦稅加重，地主的租息加重和戰禍的日廣一日，造成了普遍於全國的災荒和匪禍，使得廣大的農民和城市貧民走上求生不得的道路。因為無錢開學，許多在學學生有失學之憂；因為生產落後，許多畢業學生無就業之望。如果我們認識了以上這些矛盾，就知道中國是處在怎樣一種皇皇不可終日的局面之下，處在怎樣一種混亂狀態之下。就知道反帝反軍閥反地主的革命高潮，是怎樣不可避免，而且是很快會要到來。中國是全國都布滿了乾柴，很快就會燃成烈火。「星火燎原」的話，正是時局發展的適當的描寫。只要看一看許多地方工人罷工、農民暴動、士兵嘩變、學生罷課的發展，就知道這個「星星之火」，距「燎原」的時期，毫無疑義地是不遠了。
上面的話的大意，在去年四月五日前委給中央的信中，就已經有了。那封信上說：

「中央此信（去年二月七日）對客觀形勢和主觀力量的估量，都太悲觀了。國民黨三次『進剿』井岡山⑼，表示了反革命的最高潮。然至此為止，往後便是反革命潮流逐漸低落，革命潮流逐漸升漲。黨的戰鬥力組織力雖然弱到如中央所雲，但在反革命潮流逐漸低落的形勢之下，恢復一定很快，黨內幹部分子的消極態度也會迅速消滅。群眾是一定歸向我們的。屠殺主義⑽固然是為淵驅魚，改良主義也再不能號召群眾了。群眾對國民黨的幻想一定很快地消滅。在將來的形勢之下，什麼黨派都是不能和共產黨爭群眾的。黨的六次大會⑾所指示的政治路線和組織路線是對的：革命的現時階段是民權主義而不是社會主義，黨（按：應加『在大城市中』五個字）的目前任務是爭取群眾而不是馬上舉行暴動。但是革命的發展將是很快的，武裝暴動的宣傳和准備應該採取積極的態度。在大混亂的現局之下，只有積極的口號積極的態度才能領導群眾。黨的戰鬥力的恢復也一定要在這種積極態度之下才有可能。……無產階級領導是革命勝利的唯一關鍵。黨的無產階級基礎的建立，中心區域產業支部的創造，是目前黨在組織方面的重要任務；但是在同時，農村斗爭的發展，小區域紅色政權的建立，紅軍的創造和擴大，尤其是幫助城市斗爭、促進革命潮流高漲的主要條件。所以，拋棄城市斗爭，是錯誤的；但是畏懼農民勢力的發展，以為將超過工人的勢力而不利於革命，如果黨員中有這種意見，我們以為也是錯誤的。因為半殖民地中國的革命，只有農民斗爭得不到工人的領導而失敗，沒有農民斗爭的發展超過工人的勢力而不利於革命本身的。」

這封信對紅軍的行動策略問題有如下的答復：

「中央要我們將隊伍分得很小，散向農村中，朱、毛離開隊伍，隱匿大的目標，目的在於保存紅軍和發動群眾。這是一種不切實際的想法。以連或營為單位，單獨行動，分散在農村中，用游擊的戰術發動群眾，避免目標，我們從一九二七年冬天就計劃過，而且多次實行過，但是都失敗了。因為：（一）主力紅軍多不是本地人，和地方赤衛隊來歷不同。（二）分小則領導不健全，惡劣環境應付不來，容易失敗。（三）容易被敵人各個擊破。（四）愈是惡劣環境，隊伍愈須集中，領導者愈須堅決奮斗，方能團結內部，應付敵人。只有在好的環境里才好分兵游擊，領導者也不如在惡劣環境時的刻不能離。」

這一段話的缺點是：所舉不能分兵的理由，都是消極的，這是很不夠的。兵力集中的積極的理由是：集中了才能消滅大一點的敵人，才能佔領城鎮。消滅了大一點的敵人，佔領了城鎮，才能發動大范圍的群眾，建立幾個縣聯在一塊的政權。這樣才能聳動遠近的視聽（所謂擴大政治影響），才能於促進革命高潮發生實際的效力。例如我們前年乾的湘贛邊界政權，去年乾的閩西政權⑿，都是這種兵力集中政策的結果。這是一般的原則。至於說到也有分兵的時候沒有呢？也是有的。前委給中央的信上說了紅軍的游擊戰術，那裡麵包括了近距離的分兵：

「我們三年來從斗爭中所得的戰術，真是和古今中外的戰術都不同。用我們的戰術，群眾斗爭的發動是一天比一天擴大的，任何強大的敵人是奈何我們不得的。我們的戰術就是游擊的戰術。大要說來是：『分兵以發動群眾，集中以應付敵人。』『敵進我退，敵駐我擾，敵疲我打，敵退我追。』『固定區域的割據⒀，用波浪式的推進政策。強敵跟追，用盤旋式的打圈子政策。』『很短的時間，很好的方法，發動很大的群眾。』這種戰術正如打網，要隨時打開，又要隨時收攏。打開以爭取群眾，收攏以應付敵人。三年以來，都是用的這種戰術。」

這里所謂「打開」，就是指近距離的分兵。例如湘贛邊界第一次打下永新時，二十九團和三十一團在永新境內的分兵。又如第三次打下永新時，二十八團往安福邊境，二十九團往蓮花，三十一團往吉安邊界的分兵。又如去年四月至五月在贛南各縣的分兵，七月在閩西各縣的分兵。至於遠距離的分兵，則要在好一點的環境和在比較健全的領導機關兩個條件之下才有可能。因為分兵的目的，是為了更能爭取群眾，更能深入土地革命和建立政權，更能擴大紅軍和地方武裝。若不能達到這些目的，或者反因分兵而遭受失敗，削弱了紅軍的力量，例如前年八月湘贛邊界分兵打郴州那樣，則不如不分為好。如果具備了上述兩個條件，那就無疑地應該分兵，因為在這兩個條件下，分散比集中更有利。
中央二月來信的精神是不好的，這封信給了四軍黨內一部分同志以不良影響。中央那時還有一個通告，謂蔣桂戰爭不一定會爆發。但從此以後，中央的估量和指示，大體上說來就都是對的了。對於那個估量不適當的通告，中央已發了一個通告去更正。對於紅軍的這一封信，雖然沒有更正，但是後來的指示，就沒有那些悲觀的論調了，對於紅軍行動的主張也和我們的主張一致了。但是中央那個信給一部分同志的不良影響是仍然存在的。因此，我覺得就在現時仍有對此問題加以解釋的必要。
關於一年爭取江西的計劃，也是去年四月前委向中央提出的，後來又在於都有一次決定。當時指出的理由，見之於給中央信上的，如下：

「蔣桂部隊在九江一帶彼此逼近，大戰爆發即在眼前。群眾斗爭的恢復，加上反動統治內部矛盾的擴大，使革命高潮可能快要到來。在這種局面之下來布置工作，我們覺得南方數省中廣東湖南兩省買辦地主的軍力太大，湖南則更因黨的盲動主義的錯誤，黨內黨外群眾幾乎盡失。閩贛浙三省則另成一種形勢。第一，三省敵人軍力最弱。浙江只有蔣伯誠⒁的少數省防軍。福建五部雖有十四團，但郭⒂旅已被擊破；陳盧⒃兩部均土匪軍，戰鬥力甚低；陸戰隊兩旅在沿海從前並未打過仗，戰鬥力必不大；只有張貞⒄比較能打，但據福建省委分析，張亦只有兩個團戰力較強。且福建現在完全是混亂狀態，不統一。江西朱培德⒅、熊式輝⒆兩部共有十六團，比閩浙軍力為強，然比起湖南來就差得多。第二，三省的盲動主義錯誤比較少。除浙江情況我們不大明了外，江西福建兩省黨和群眾的基礎，都比湖南好些。以江西論，贛北之德安、修水、銅鼓尚有相當基礎；贛西寧岡、永新、蓮花、遂川，黨和赤衛隊的勢力是依然存在的；贛南的希望更大，吉安、永豐、興國等縣的紅軍第二第四團有日益發展之勢；方誌敏的紅軍並未消滅。這樣就造成了向南昌包圍的形勢。我們建議中央，在國民黨軍閥長期戰爭期間，我們要和蔣桂兩派爭取江西，同時兼及閩西、浙西。在三省擴大紅軍的數量，造成群眾的割據，以一年為期完成此計劃。」

上面爭取江西的話，不對的是規定一年為期。至於爭取江西，除開江西的本身條件之外，還包含有全國革命高潮快要到來的條件。因為如果不相信革命高潮快要到來，便決不能得到一年爭取江西的結論。那個建議的缺點就是不該規定為一年，因此，影響到革命高潮快要到來的所謂「快要」，也不免伴上了一些急躁性。至於江西的主觀客觀條件是很值得注意的。除主觀條件如給中央信上所說外，客觀條件現在可以明白指出的有三點：一是江西的經濟主要是封建的經濟，商業資產階級勢力較小，而地主的武裝在南方各省中又比哪一省都弱。二是江西沒有本省的軍隊，向來都是外省軍隊來此駐防。外來軍隊「剿共」「剿匪」，情形不熟，又遠非本省軍隊那樣關系切身，往往不很熱心。三是距離帝國主義的影響比較遠一點，不比廣東接近香港，差不多什麼都受英國的支配。我們懂得了這三點，就可以解釋為什麼江西的農村起義比哪一省都要普遍，紅軍游擊隊比哪一省都要多了。
所謂革命高潮快要到來的「快要」二字作何解釋，這點是許多同志的共同的問題。馬克思主義者不是算命先生，未來的發展和變化，只應該也只能說出個大的方向，不應該也不可能機械地規定時日。但我所說的中國革命高潮快要到來，決不是如有些人所謂「有到來之可能」那樣完全沒有行動意義的、可望而不可即的一種空的東西。它是站在海岸遙望海中已經看得見桅桿尖頭了的一隻航船，它是立於高山之巔遠看東方已見光芒四射噴薄欲出的一輪朝日，它是躁動於母腹中的快要成熟了的一個嬰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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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釋
〔1〕 方誌敏（一八九九——一九三五），江西弋陽人，贛東北革命根據地和紅軍第十軍的主要創建人。一九二二年加入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一九二四年加入中國共產黨，曾被增補為中國共產黨第六屆中央委員會委員。一九二八年一月，在江西的弋陽、橫峰一帶發動農民舉行武裝起義。一九二八年至一九三三年，領導起義的農民堅持游擊戰爭，實行土地革命，建立紅色政權，逐步地將農村革命根據地擴大到江西東北部和福建北部、安徽南部、浙江西部，將地方游擊隊發展為正規紅軍。一九三四年十一月，帶領紅軍第十軍團向皖南進軍，繼續執行抗日先遣隊北上的任務。一九三五年一月，在同國民黨軍隊作戰中被捕。同年八月，在南昌英勇犧牲。
〔2〕 見本卷《中國的紅色政權為什麼能夠存在？》注〔9〕。
〔3〕 這里所說的「革命的主觀力量」，是指有組織的革命力量。
〔4〕 見本卷《中國社會各階級的分析》注〔9〕。
〔5〕 魯滌平（一八八七——一九三五），湖南寧鄉人。一九二八年時任國民黨湖南省政府主席。
〔6〕 指一九二九年三四月間蔣介石和廣西軍閥李宗仁、白崇禧之間的戰爭。
〔7〕 一九二八年七月至十一月，江西、湖南兩省的國民黨軍隊兩次「會剿」井岡山革命根據地失敗後，又於同年底至一九二九年初調集湖南、江西兩省共六個旅的兵力，對井岡山革命根據地發動第三次「會剿」。毛澤東等周密地研究了粉碎敵人「會剿」的計劃，決定紅軍第四軍主力轉入外線打擊敵人，以紅四軍的一部配合紅五軍留守井岡山。經過內外線的艱苦轉戰，紅軍開辟了贛南、閩西革命根據地，曾經被敵人一度侵佔的井岡山革命根據地也得到了恢復和發展。
〔8〕 指中共中央一九二九年二月七日給紅軍第四軍前敵委員會的信。本文中引錄的一九二九年四月五日紅軍第四軍前敵委員會給中央的信上，曾大略地摘出該信的內容，主要是關於當時形勢的估計和紅軍的行動策略問題。中央的這封信所提出的意見是不適當的，所以前委在給中央的信中提出了不同的意見。
〔9〕 這里是指湖南、江西兩省國民黨軍隊對井岡山革命根據地的第三次「會剿」。
〔10〕 指反革命勢力對付人民的革命力量採用血腥屠殺的手段。
〔11〕 中國共產黨第六次全國代表大會於一九二八年六月十八日至七月十一日在莫斯科舉行。會上，瞿秋白作了《中國革命與共產黨》的報告，周恩來作了組織問題和軍事問題的報告，劉伯承作了軍事問題的補充報告。會議通過了政治、蘇維埃政權組織、土地、農民等問題決議案和軍事工作草案。這次大會肯定了中國社會仍舊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中國當時的革命依然是資產階級民主革命，指出了當時的政治形勢是在兩個高潮之間和革命發展是不平衡的，黨在當時的總任務不是進攻，而是爭取群眾。會議在批判右傾機會主義的同時，特別指出了當時黨內最主要的危險傾向是脫離群眾的盲動主義、軍事冒險主義和命令主義。這次大會的主要方面是正確的，但也有缺點和錯誤。它對於中間階級的兩面性和反動勢力的內部矛盾缺乏正確的估計和適當的政策；對於大革命失敗後黨所需要的策略上的有秩序的退卻，對於農村根據地的重要性和民主革命的長期性，也缺乏必要的認識。
〔12〕 指福建西部長汀、龍岩、永定、上杭等縣的工農民主政權，它是紅軍第四軍主力一九二九年離開井岡山進入福建時新開辟的革命根據地。
〔13〕 「固定區域的割據」指工農紅軍建立比較鞏固的革命根據地。
〔14〕 蔣伯誠，當時任國民黨浙江省防軍司令。
〔15〕 郭，指國民黨福建省防軍暫編第二混成旅旅長郭鳳鳴。
〔16〕 陳盧，指福建的著匪陳國輝和盧興邦，他們的部隊在一九二六年被國民黨政府收編。
〔17〕 張貞，當時任國民黨軍暫編第一師師長。
〔18〕 朱培德（一八八九——一九三七），雲南鹽興（今祿豐縣）人。當時任國民黨江西省政府主席。
〔19〕 熊式輝（一八九三——一九七四），江西安義人。當時任國民黨江西省政府委員、第五師師長。

❸ 紙介質圖書出版的「紅旗到底能打多久」

有中國人的存在就會有紙介質圖書的存在。盡管尼采說世界沒有心，但世界總歸離不開文化，人類生存的本身就是一種文化。文化與物質最大的不同是它的意識屬性，它是一種不依賴於任何社會制度與時空條件的一種獨立存在形態，是不可磨滅的，世代傳承的。正因為它的這種傳世特性，才有了傳世圖書的概念。也正因為圖書是這樣一種載體，所以它註定了與人類共存長存的歷史生命周期。至於夕陽、朝陽本無什麼區別，一個不同的時空概念而已。我們看到的朝陽，對於另一邊的人來說就是夕陽，反之亦然。辛棄疾早就說過：當月亮升起的時候，那邊正是早晨（那邊才見，光影東頭）。
中國與美國不同，中國是一個書香民族，而美國人自己都承認他們是一個沒有歷史、沒有文化、沒有思想的國度，他們唯一的支柱就是創造與積累財物。就連他們近百萬的思想史，也就是什麼獨立宣言、解放宣言加幾個文學家而已。即使如此，他們從上個世紀就發明了電子圖書、網路出版什麼的，可是到了今日，他們的紙介質圖書不也依然居於世界前列嗎？人類有兩個特別的通病：一個是賣瓜的只喊瓜甜；一個是只承認自我存在的價值無限。可千萬別聽那些賣瓜的吆喝，就認為是世界上再沒有什麼甜品了。
網路的功能是不可漠視的，說漠視它便是麻木加無知；網路也不是可以一網打盡的天羅，誰怕了它也是無知加腦癱。最好的辦法是以明智的態度去藉助、利用它來改變傳統書業的業態。那麼網路出版到底會不會取代紙介質的傳統出版呢？不會的。十幾年來，網路出版的全口徑產值大約近千億，而圖書十幾年來也同樣由幾百個億增長到近千億，這個數字對比至少說明紙介質圖書並沒有因為網路出版的興起而衰落，那麼談何取代呢？
圖書的各種產品形態的競爭是存在的，但不是誰取代誰的問題，而是共存共榮。因為每一種文化產品形態，都有它要的特定消費對象，而且讀者、受眾對於各種形態的文化產品的消費往往是兼收並蓄的，很少有唯一性、排他性的。就像人們的飲食消費一樣，既吃飯也喝湯，有了餃子，也同樣要吃饅頭，並不因為有大米的存在，就沒人買白面了；有轉基因產品、新品種的發現，傳統產品食品就會消亡。當年電視一出現時，人們驚呼：電影完了。電影完了嗎？網路一問世，人們又驚呼：電視要被取代。取代了嗎？網路出版一興起，書業內的人們又驚呼：沒希望了，紙介質圖書成了夕陽產業。其實無非是杞人憂天。中國圖書市場的真實，無非是在競爭加劇中趨於成熟，而且十幾年來一直以較快的速度在與網路出版同步增長。有蕭條的行業，沒有蕭條的企業；有破產的企業，沒有破產的行業。問題的關鍵是我么自己怎樣去把自己的產品做好、賣好，只此兩件事而已。還是放下心來，安下心來，靜下心來，把自己能做好的事做好，做到極致，這才是真正的希望所在。（作者為北京時代華文書局總經理）

❹ 紅旗還能扛多久

人民幣匯率的合理均衡價格到底是多少？人民幣的紅旗還能扛多久？雖然經濟學家和一些國際大行各抒己見,但從實際情況看，這主要取決於中國的經濟主權和國際霸權主義的較量、中國的經濟現狀和國際短期投機力量的博弈。

不錯，從國際收支平衡表看,人民幣匯率似乎確實被「低估」：持續多年的經常項目和資本項目「雙順差」、節節攀升的外匯儲備，人民幣似乎有被操縱之嫌。

不過，從數據分析，自2002年以來的人民幣升值壓力主要來自於國際投機力量，即短期流動性資本,通稱「熱錢」，而不是來自一個國家的核心競爭力———經常項目順差。

國際收支平衡表就是一個很好的顯示屏，2004年中國經常項目順差、尤其是貿易順差佔中國GDP的比重遠低於資本項目順差；更為令人矚目的是，2004年上半年，中國的經常項目順差主要來自非居民的特別轉移，即本國居民的國外親戚朋友匯進來的「熱錢」，而非中國的外貿順差，投機力量可見一斑。

很顯然，在投機資金挾持下的人民幣匯率，根本就不是人民幣的真實國際市場價格，因此，由這種流動性較強的資產佔大比重的國際收支結構是非常扭曲的，而這種情況下形成的人民幣匯率未必就是中國經濟國際競爭力的真實體現。

事實上，始於2002年的人民幣國際升值壓力，只是美國將國內問題轉向國際的一個「借口」。2001年，共和黨接管美國政府，使柯林頓的民主黨政府積累的財政盈餘立即化為烏有，並且使美國累積了天量的經常項目和財政「雙赤字」，美元也從此邁上漫漫熊途。

從根本看，美國經常項目逆差和財政赤字連創紀錄,主要原因就是美國政府和居民肆無忌憚地揮霍以及巨大的國防開支和政府支出，致使美國的儲蓄率持續低迷，而人民幣匯率只是共和黨失敗政策的替罪羊。

而這只是歷史的重演。早在上世紀80年代，日本就成了「里根主義」的替罪羊，當時美國巫師式的減稅政策和沙文的「星球大戰」計劃，使美國的經常項目和財政赤字均創下了當時的歷史新高，而當時其最大的貿易夥伴日本理所當然地成了美國保護主義的眾矢之的，「廣場協議」只是一個手續而已。

事實上，本幣升值，出口減少，這從來就是經濟教科書上的一個「偽命題」。眾所周知，美元兌日元從1971年的360日元一路走升，升至1995年的80日元，但日本對美國的貿易順差也是一路攀升，而且這還不包括其轉移至東南亞的一些產業。

對中國來說，將人民幣盯住美國，這是一個發展中國家的「原罪」，因為在一個沒有成熟的外匯市場國家，如果其貨幣沒有一個「錨」，其外貿進出口和外商直接投資無法定價，將暴露出巨大的外匯風險。

即使如此，中國政府自2003年以來，尤其是自今年7月21日以來，對人民幣匯率的形成機製作出了不懈努力，並在人民幣匯率上作出了巨大的讓步：無論從市場的交易主體、嚴格限制的資本管制，還是培育尚在襁褓的人民幣遠期市場，包括業已升值的人民幣匯率，作為一個負責任的大國，中國的行為無可厚非。

國際上施壓人民幣的利益集團甚至到了比較可笑的地步，如外匯儲備第一大國———日本，其財務大臣谷垣禎一上周五就開始宣稱，將在本周舉行的G7(七大工業國)會議就人民幣及匯率議題進行討論。但是，根據數據顯示，8月底日本的外匯儲備再創去年12月份以來的紀錄，增至8477.66億美元,而且僅八月份就增加83.88億美元。

「以市場供求為基礎、參考一籃子貨幣進行調節、有管理的浮動匯率制度」，雖然已經使人民幣匯率初富彈性，但是人民幣還將爬多遠，什麼價格才是合理均衡的匯率，這必須適合目前中國的經濟結構、金融體系以及產品的國際競爭力，而不是國際霸權主義和短期投機勢力。

如果僅從表面上的國際收支來重估人民幣幣值，結果肯定是中國重釀東南亞金融危機的惡果。人民幣的不合實際的升值最終是中國的出口貿易部門埋單，而貿易如果持續大幅縮減或逆差，最終其他的流動性資產將會跟風而出，到時等待人民幣的將是貶值而非升值

❺ 毛澤東回答「紅旗到底打得多久」疑問的的文章是

A.《中國的紅色政權為什麼能夠存在?》 B.《井岡山的斗爭》
C.《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1928年10月毛澤東在《中國的紅色政權為什麼能夠存在？》一文中，分析了處於白色政權包圍的環境中，農村革命根據地政權發生、發展的原因和條件。
同年11月，毛澤東在《井岡山的斗爭》一文中，提出了「工農武裝割據」的思想，即以武裝斗爭為主要斗爭形式，以土地革命為中心內容，以農村革命根據地為依託，三者密不可分，是一個統一的整體。這一思想的提出，為農村包圍城市道路理論的形成奠定了基礎。
1930年1月，毛澤東針對黨內對時局估量的悲觀思想，在《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一文中，回答了「紅旗到底打得多久」的疑問。毛澤東科學地分析了中國社會的各種深刻矛盾，認為現時的紅色政權雖然還很小，但是中國革命肯定會很快發展起來，「星星之火，可以燎原」。這篇文章初步形成了以鄉村為中心，現在農村建立和發展政權，待條件成熟時再奪去全國政權的思想。

❻ 紅旗到底能夠打多久如題 謝謝了

祖國啊!問君能有幾多愁？ 住的愁，拼搏一生難買樓。吃的愁，防不勝防地溝油。 穿的愁，垃圾服裝遍地流。 喝的愁，貴州茅台二鍋頭。 病了愁，一生積蓄醫院留。 老了愁，無依無靠喝稀粥。 嬰兒愁，三氯氫氨替奶牛。 學生愁，選個學校擠破頭。 家長愁，老師校長總揩油。 開車愁，偷拍限速電子狗。 出行愁，人多車堵路難走。 旅遊愁，買這買那黑導游。 畢業愁，找個工作難糊口。 工作愁，加班加點無報酬。 吃菜愁，化肥農葯幫催熟。 吃肉愁，涮個火鍋假羊肉。 活著愁，勞苦一生白了頭。 查看更多答案>>

❼ 華為的紅旗到底能打多久

華為的紅旗我覺得還是能夠堅持挺久的，畢竟華為這個品牌還是非常值得肯定的，它的功能和性能都非常的棒。

❽ 有「紅旗到底能打多久」的原信內容嗎

沒有。
過於簡略的答案才是真實的答案。非要豐富起來，就有了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❾ 紅旗軍演的歷史背景

「紅旗」的起源可以追溯到越南戰爭期間。在越南戰爭的空中作戰中，雖然美國空軍裝備了世界上最先進的戰斗機，但空軍飛行員的空戰素質和作戰效能卻跌到了歷史最低點。具體來說，美國空軍在越南戰爭期間的戰損比只有2：1，根本無法與二戰期間的優異成績相提並論。其中的主要原因是美國空軍及其飛行員過分迷信裝備和電子技術，忽視了基本的空戰技能。越戰期間，美國空軍裝備了當時相當先進的F-4「鬼怪II」戰斗機，配備遠程機載雷達、「麻雀」中程空對空導彈和「響尾蛇」紅外製導近距格鬥導彈。然而，這些先進的戰斗機在遭遇越南空軍的「米格一17」和「米格-1 9」戰斗機時卻經常沒有還手之力，一旦F-4與這些「米格」戰斗機捲入近距空戰，F一4的空空導彈優勢無法發揮，很多美軍飛行員竟然不知道如何進行格鬥空戰，因此勝算往往掌握在越南人的手中。震驚之餘，美國空軍責成駐內華達州的內利斯空軍基地的空軍戰術戰斗機武器中心進行了一系列名為「紅男爵計劃」的研究，深入分析東南亞戰爭中的所有空對空作戰問題。
1972年，該中心正式提交了一份研究報告，其中指出了三方面的問題。首先，多用途戰斗機作戰單位的任務范圍過於廣泛，飛行員未能掌握足夠的技能，實際作戰中的表現常常是顧此失彼。第二，多數被擊落的飛行員根本沒有看到來襲的敵機，在毫不知情的情況下就被揍了下來。該報告的說辭是，美軍飛行員在空戰訓練中看慣了大尺寸的美國戰斗機，而越南人的戰斗機小巧靈活，在空中很難發現(這種借口牽強得有些過頭了)。最後，美國空軍飛行員不熟悉敵方飛行員的戰術和飛機性能，而且沒有在平時的訓練中根據敵方的弱點進行有針對性的演練。因此，在與越南戰斗機交手時，美國空軍飛行員無法適應對手快節奏的空戰機動。
除此之外，其它的一些研究項目也發現了美國空軍在訓練和空戰技能方面存在的問題。例如，獨立研究機構利頓公司就對從第一次世界大戰到越南戰爭的歷次空戰進行了研究，其結論是飛行員的最初10次實戰任務是最關鍵的，而多數不幸的飛行員都是在這些任務中被擊落的。如果飛{亍員能夠安然度過這些任務，他們在日後取勝和生存的機率就會大幅度提高。
這些研究總結出的教訓促使美國空軍對飛行員的培訓過程進行了全面改革，解決了多用途戰斗機飛行員戰斗能力不全面的問題，空軍為每一個中隊指定了主要和次要「既定作戰能力」，讓飛行員強化某些特定任務領域的作戰能力，如空對空或對地攻擊。
為了解決目視識別敵機和利用敵機弱點的問題，當時的戰術空軍司令部(TAC)要求下屬部隊開始更為真實的作戰訓練。「紅男爵」報告曾經特別指出，如果想達到更加真實的空戰對抗，就應當使用敵人的飛機或其它較真實的替代機種。為此，在飛行員的任務資格和持續訓練課目中，異型機空戰訓練(DACT)成了必修課。從1972年至1976年，美國空軍組建了4個「入侵者」中隊，裝備T-38教練機和F-5戰斗機，並且全部塗裝蘇軍的迷彩和機徽。這些假想敵中隊的飛行員全部要學習蘇聯戰斗機的空戰動作和空戰戰術。
除了空戰訓練外，美國空軍戰術司令部還在1975年啟動了一項代號「真實冠冕」的計劃，改善空軍飛行員的空對地作戰訓練。為此，美軍對相關的靶場進行了改造，增添了真實的目標、地面威脅模擬器和評估設備。而在此之前，所有空地靶場採用的目標只是一些環型的靶圈或一堆油桶，根本不可能反映出真實的敵方目標。為了達到真實的效果，大量過剩的軍事裝備被搬進了靶場，從敵地空導彈模型、防空火炮，到坦克集群，甚至還有大型工業設施。該計劃還在內華達州的內利斯空軍基地和佛羅里達州的艾格林空軍基地建立了電子戰靶場，使用地面威脅模擬器(主要是雷達模擬器)來模仿蘇聯式的一體化防空系統。這些地空導彈和高炮陣地不僅能發射敵方雷達的信號，還可以跟蹤被雷達鎖定飛機，並且記錄彈著點的誤差距離，利用計算機評估飛行員的訓練成績。

❿ 井岡山爭斗爭初期為什麼會出現井岡山的紅旗到底能打多久的疑問

國民黨大力圍剿，缺衣少穿，全國各地的革命根據地面積逐漸減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