㈠ 怎麼學好歷史政治方法
1、歷史政治的學習，需要閱讀、理解、記憶、掌握運用的知識較多，一定要提高學習效率。要找到最適合自己的學習方式：你可能更容易掌握條理化清晰的內容，雜亂的知識點一頭霧水，那麼你就需要學會梳理自己學過的知識點；你可能擅於聽老師講，自己看書效率低下，那麼你一定要抓住上課有限的時間高效的掌握；你可能需要一邊聽一邊勾勾畫畫寫寫，純粹的聽純粹的看都不會讓你注意力集中等等，找到自己學習上的一些特性，這樣才能有效有針對性的解決。
2、學習掌握速讀記憶的能力，提高學習復習效率。速讀記憶是一種高效的「眼腦直映」式的學習、復習方法。速讀記憶的練習參考《精英特全腦速讀記憶訓練軟體》，用軟體練習，每天一個多小時，一個月的時間，可以把閱讀速度提高5、6倍，記憶力、理解力等也會得到相應的提高，最終提高學習、復習效率，取得好成績。如果你的閱讀、學習效率低的話，可以好好的去練習一下。
3、在學習之後要學會整合知識點。把需要學習的信息、掌握的知識分類，做成思維導圖或知識點卡片，會讓你的大腦、思維條理清醒，方便記憶、溫習、掌握。同時，要學會把新知識和已學知識聯系起來，不斷糅合、完善你的知識體系。這樣能夠促進理解，加深記憶。
4、做題練習是少不了的，但不要一味的題海戰術，把自己搞得一塌糊塗。做題的時候堅決獨立完成、杜絕抄襲、杜絕題海戰術。試題你是永遠也做不完的，但題型是有限的，要學會反思、歸類、整理出對應的解題思路。學習中還要學會階段性的總結，了解自己最近的學習情況，進行調節和完善。
㈡ 探究歷史發展中政治、經濟、思想文化之間的關系。要求從單個歷史事件著手理清歷史事件出現的背景經過影響
比如春秋戰國時期各國的改革。背景：
政治上：王室衰微，禮崩樂壞，諸侯爭霸頻繁，新興地主階級個自耕農產生且實力增強，與奴隸主舊貴族的矛盾加劇。
經濟上：鐵器牛耕使用和推廣，井田制瓦解，土地私有制逐步確立。
文化上：私學興起，百家爭鳴出現，法家思想為改革提供了理論武器。
㈢ 如何學好歷史、政治
你好，我是一名高三文科生，希望我的經歷能給你一些幫助。
1、最根本的——基礎知識。文綜，尤其是政治歷史，最根本的就是掌握基礎知識。把幾本書反復背，大字、小字都要仔細背，歷史圖片更要重視，甚至某些特別細小的地方都要背。因為靠這些小地方不屬於超綱，而我們常常不會。
也許你會覺得光是背書有什麼用呢，但是從我的經歷，我歷史政治本來不行，高二補課時痛改前非，開始認真背書，高三開學後的幾次月考歷史分數越來越高，直到一診，考到98分。
2、很重要的一點——做題。基礎是最最重要的，做題是為了練手感，尤其是那個選擇題。有時候很奇怪，感覺做了題之後沒什麼感覺啊，結果發現考試就考得很好。我做題基本上只做選擇題（大題也很重要只是我太懶了），開始沒感覺，做了段時間後突然就有感覺了。而且文綜真的不需要做很多題就會有進步，看看我吧，我就是例子，真的沒有做很多題，只是一直做著點題，然後文綜就進步神速。
我們老師也說過，有時候老師做一道題不仔細想就能做對，而學生經過嚴密的分析還會做錯，這不是因為學生只是不到位，而是老師經過十幾年甚至幾十年的做題，視野大大開闊了，那道題就有了感覺。所以說做題不是為了能遇到原題，而是為了開闊眼界，培養能力，總而言之，就是為了練手感。
3、適當掌握技巧。這種技巧很多，比如政治主觀題答題方法、歷史專業術語、地理相關套路等。掌握這些東西是絕對有必要的，這樣可以讓你更快地找到切入點，盡可能避免失分。但是別忘了，最重要的始終是基礎知識，千萬不要喧賓奪主！
4、我能想到的最後一點——看錯題，有時間就看吧！
最後提供我平時用的記憶文綜的方法，主要是針對歷史的：
首先，那些歸納總結法我是不用的，因為歸納太麻煩了，而且很多記憶方法我都看不懂，就只有自己淺陋的方法。
1、看書的時候真的要專心，不要一邊抹鼻子一邊看，要完全集中注意力，然後拿筆，邊寫邊背，還可以讀出聲音。
2、上課的時候充分利用時間，老師問問題大聲回答，這樣可以加深映像，趁老師轉過身板書或者講笑話的時候背書。不要小瞧這種方法，一般下課的時候你這一節課的內容就都背了一遍了。3、很多人不喜歡預習，我也不喜歡。只是有次百無聊賴地預習了之後發現上課聽講竟是那樣容易，下課背書竟是那樣輕松。於是我開始對每節新內容花十分鍾左右預習，然後，效果之好，出乎我的想像。
4、背書後隔個十幾二十分鍾或者半個小時左右又花個五六分鍾把背好的內容看一遍，這樣真的就不容易遺忘了。（這是看了那個什麼遺忘曲線之後才開始用的，不過效果好啊。）
5、背書一定要背目錄上的小標題（這個地理就不必要了，最必要的是政治)，這樣形成知識網路，做主觀題的時候不容易漏掉知識點。歷史關於知識網路方面我的方法是記時間，無論什麼史，把它按時間順序發生的事情聯系起來。
提醒：平時書背得再好，對於歷史這樣的學科，考前在把書粗粗翻一遍都是有必要的。
這好像是我學習文綜的所有經驗了——背書、做題
我絕對沒有騙你，就是這樣簡單，你這樣做了應該會提高吧，真的，我就是這樣從230幾提高到270幾的。文綜很簡單，很可愛，我很喜歡文綜，希望你也喜歡。
㈣ 歷史研究方法有七種
歷史研究法
歷史研究法是運用歷史資料，按照歷史發展的順序對過去事件進行研究的方法。亦稱縱向研究法，是比較研究法的一種形式。在政治學領域中，它著重對以往的政治制度、政治思想、政治文化等的研究。
政治學家一般都承認歷史研究的重要性和價值。承認歷史的態度和方法是政治研究的一個不可缺少的基礎。歷史研究法曾經是政治學最主要的研究方法。在中國古代，許多有關政治制度的著作都是由歷史學家撰寫的。在西方，採用歷史研究法有影響的學者，有法國的孟德斯鳩、德國的沙維格尼、英國的S.H.梅因。歷史研究的目的在於解決政治制度的現狀及其演變趨向。但不是斷章取義地分析政治制度的現狀，而是系統地研究它們以往的發展及其變遷的原因。歷史研究法主要是研究政治制度的發展歷史，從各種事件的關系中找到因果線索，演繹出造成制度現狀的原因，推測該制度未來的變化。
中文名
歷史研究法
外文名
Historical research method
性質
一種研究的方法
亦稱
縱向研究法
快速
導航
介紹研究記錄問題總結
發展
行為主義政治學興起後，歷史研究法受到了批評。有些學者認為這一方法容易受歷史研究者的宗教信仰、政治黨派、種族偏見或哲學理論的影響，容易把個人因素或偶發事件視為轉變歷史方向的主要因素，從而影響研究的科學性。同時現代政治學者將研究重點從政治制度轉向政治行為，越來越多地採用心理學、社會學、人類學、生物學等學科的原則、方法及資料，使現代政治研究大大減少了對歷史研究法的依賴。
介紹
幾乎每個人都對過去發生的事有種天然的好奇心。從最廣泛的意義上來講，所謂歷史．就是過去發生的一切。但歷史研究法並不是對任何事，不管它是重要的，還是不重要的，都加以研究。因此，歷史研究法也有自己特定的研究對象和研究范圍。按照《辭海》的解釋，廣義的歷史，「泛指一切事物的發展過程，包括自然史和社會史」：一般說來，關於歷史的記述和闡釋，也稱為歷史」。從這一定義看，歷史的范圍十分廣泛。因而，歷史研究法應用的范圍也很廣泛。它不僅應用於社會學科領域，也應用於自然學科領域，如生物學研究、地理學研究(研究地球的歷史)等。只要是追根求源，追溯事物發展的軌跡，探究發展軌跡中某些規律性的東西，就屬於歷史研究的范圍，也就不可避免地要運用歷史研究法。;簡而言之，歷史研究就是以過去為中心的研究，它通過對已存在的資料的深入研究，尋找事實，然後利用這些信息去描述、分析和解釋過去的過程，同時揭示當前關注的一些問題，或對未來進行預測。;歷史研究既可以定性，也可以利用定量資料。它與其他定性研究一樣，關注一個真實情況中的自然行為，它著重於解釋在具體背景中的行為有何意義。但歷史研究不同於其他研究的一點是，歷史研究本身並不創造數據或事實，而是力圖發現正以某種形式存在的數據或事實。;歷史研究是一種很有價值的研究方法。首先表現在，通過歷史研究獲得大量史實，能為現實決策提供信息，且有助於理解現實問題。這就是「以史為鑒」的含義。歷史研究對於預測未來趨勢也十分有用。它可以預示什麼是可能的，什麼是不可能的。「誰不了解歷史上的錯誤，誰就註定要重蹈覆轍」。歷史研究可以提供我們避免重復犯錯的信息。列寧還說過：「忘記歷史就意味著背叛。」所以，歷史研究很有意義。有人把歷史研究的貢獻概括成四個字「期望」和「預防」，這是極有道理的。;歷史研究區別於其他研究方法的獨特之處在於，它探索資料而非生產資料。因為過去的變化已經發生，人們無法改變、操縱歷史。因而，歷史研究法的資料來源也有自己的特點。
研究記錄
歷史研究的記錄通常來自兩個方面，其一為書面記錄，如書籍、報紙、期刊、日記、信件、文稿、會議記錄等等。其二則為遺跡、遺址或遺骸。譬如陶器、錢幣、瓦罐、戰斧、界址以及工具、器皿的碎片等等。前者是人們(歷史上的人們)有意識地選擇用以傳遞給後代為目的的記錄，是藉助於石塊、紙片、玻璃等實現的。而後者則是無意識的，它們可能存在洞穴、墳冢之中。;歷史記錄既可以是官方的，也可以是非官方的。從真實性和有效性來看，官方記錄的價值要高於非官方記錄。但也未必盡然，因為歷史上統治階級為了自己統治的需要，也會歪曲事實。科學研究不能僅以遺址為依據．因為它提供的關於歷史活動的資料通常是不系統的、殘缺不全的，雖然有些也極有價值。通常講的歷史是指有文字記載的。在有文字可記載之前的則為史前史，對史前史的研究，其資料來源又不一樣。;歷史研究的資料通常分為第一手資料和第二手資料。第一手資料就是原來的或該事件(或活動)的首次記錄，是事件的實際目擊者或參與者所經歷的。第二手資料是至少一次以上被援引的關於該事件的敘述。如法院審理某一案件，當時的法庭記錄就是第一手資料．而新聞界對此案件及其審理的評論就是第二手資料。從信息學的觀點看，第一手資料轉變為第二手資料的過程中，會發生信息過濾，因而存在信息失真的情況。因此，以歷史為研究對象的歷史研究最好要掌握第一手資料，這是歷史研究的基本原則。第二資料應作為背景知識、觀點或熟悉該領域的方法來看待。而第一手資料的獲得，無論是對哪種研究來說．都是至關重要的。;如何判別資料是第一手的，還是第二手的?這就要求對資料進行分析。這一過程稱為歷史批判，有人也稱之為「歷史批評」。而歷史批判又可分為外在批判和內在批判兩種。;所謂外在批判，就是要回答：這些材料真實、可靠嗎?它們是如何得來的?由誰記錄的?材料的時間、地點與實際相符嗎?;內在批判則要解決材料的意義和可信度問題，強調批判材料內容本身的價值。當然．內外批判有交叉、重疊的部分。但內在批判強調內容本身，而外在批判強調資料作為來源的情況。;這二者實際是不可分離看待的。
㈤ 如何研究歷史
近代的中國人，只因我們一時科學落後，遂誤認為中國以往歷史上一切文物制度全都落後了。此實是一種可笑的推斷。最低限度講來，中國人所一向重視不斷講究的修齊治平之道，較之並世各民族，斷不能說是落後。此一分辨，近代惟孫中山先生最先提出。而且據孫先生意見，中國人所講治平之道，實在比之並世諸民族遠為先進。惟孫先生亦只是粗枝大葉地有此看法而已。若要來仔細發揮闡述，自然應該是有志研究史學者的責任。 今天我們要研究中國制度史，必須注意兩點： (一)研究制度，不該專從制度本身看，而該會通著與此制度相關之一切史實來研究。這有兩點原因，一因制度必針對當時實際政治而設立而運用。單研究制度本身而不貫通之於當時之史事，便看不出該項制度在當時之實際影響。一因每一制度自其開始到其終了，在其過程中也不斷有變動，有修改。歷史上記載制度，往往只舉此一制度之標準的一段落來作主，其實每一制度永遠在變動中，不配合當時的史事，便易於將每一制度之變動性忽略了，而誤認為每一制度常是凝滯僵化，一成不變地存在。 (二)研究制度，必須明白在此制度之背後實有一套思想與一套理論之存在。在西方歷史上，所謂政治思想家，他們未必親身參預實際政治，往往只憑著書立說來發揮其對於政治上之理想與抱負。如古代希臘之柏拉圖，如近代歐洲之盧騷、孟德斯鳩等人皆是。但中國自秦以下即為一種士人政府，許多學者極少著書純講政治理論。這並非中國人沒有政治理想，乃因他們早多親身參預了實際政治，他們所抱負的多少可在實際政治上舒展。當知中國歷代所制定所實行的一切制度，其背後都隱伏著一套思想理論之存在。既已見之行事，即不再托之空言。中國自秦以下歷代偉大學人，多半是親身登上了政治舞台，表現為一個實踐的政治家。因此其思想與理論，多已見諸其當時的實際行動措施中，自不必把他們的理論來另自寫作一書。因此在中國學術思想史上，乃似沒有專門性的有關政治思想的著作，乃似沒有專門的政論家。但我們的一部政治制度史，卻是極好的一部政治思想史的具體材料，此事值得我們注意。 我根據上述，敢於說，中國人自古代歷史開始，實已表現有一種極大的民族性的天賦能力，即是政治的能力。就空間講，能完成而統治此廣大的國土。以時間言，能綿延此一大一統規模達於幾千年之久而不墜。此何以故？一言蔽之，因其能有一種良好的政治故。何以能有此良好政治？則因中國民族天賦有此能創立優良政治制度之能力故。故我說創制立法，是中國人天賦上一種優異表現。試舉一簡單易明之例，如中國的賦稅制度，全國各地租稅全是一律。而且能輕徭薄賦，主張藏富於民。只要此制度一訂立，便易獲得全國人民心悅誠服。社會便可藉此安定幾百年。綜有變壞，經一番亂事之後，此項制度又復活了。此事似極尋常，不值得我們來誇大宣揚。但以此和西方歷史比觀，我們的賦稅正為沒有制度，遂致引起革命，產生近代的民主政治，一切預算決算都要由民選議會來通過。現在我們偏愛說中國人無法制，無定憲，永遠在帝王專制下過活，那豈非冤枉了中國歷史。這因我們自己不了解自己以往的歷史，遂誤認為自己以往一切完全要不得，於是只想抄襲別人。即就家庭作比，各國家庭，各有貧富職業種種不同，哪有能全部抄襲別人家的一套規模，來應用於自己家庭，而可以獲得理想安樂的？何況是一個國家和民族，而立國規模卻要完全向外國去學習模仿，那實在是近代中國一悲劇。 近代的中國人，每每誇耀西方，如電燈，如無線電，如原子彈和火箭等，莫不是別人家在發明。一切近代科學確是如此。但我要試問，如中國歷史上一切傳統政制，如上述宰相制度、選舉制度、考試制度和賦稅制度等，這不是一種發明嗎？這究是誰在發明的呢？我們歷史上的古人，他們究自何處抄襲這一套，而把來傳入中國的呢？我之欽佩孫中山先生，正因他不但能采人之長，補己之短，同時亦能不將自己的優良歷史文化傳統一筆抹殺。他的偉大處，在能確見中國人在政治方面之高明處，實早已凌駕在西方之上。孫先生此說絕非無據。孫先生固不是一位史學家，但他對中國傳統政治之優點，已能洞若觀火。在這一點上，他確是近代一位先知先覺者。 國家之存在，民族之綿延，歷史之持續，自當有隨時革新改進之處。但從沒有半身腰斬，把以往一刀切斷，而可獲得新生的。我們要重新創建新歷史、新文化，也決不能遽爾推翻一切原有的舊歷史、舊傳統，只盲目全部學習他人，便可重新創造自己。這並不是說西方民主制度有什麼不好，但西方有西方的傳統來歷。即如英國和美國，他們的民主制度即已各有不同。中國有中國自己的國家、民族與歷史傳統，幾千年來的國情民風，有些處迥異於他邦。若中國人不能自己創制立法，中國今天將永遠無望。我們若只知向外抄襲，不論是民主抑是極權，終究是一種行不通的一面倒主義! 我們今天來研究中國政治制度，一面固當比較參考西方的，固當要能追上世界潮流，但亦不可數典忘祖，我們實無此能力來把自己腰斬了而還能生存。我們若從頭再來研究中國傳統政治，第一步不妨先加以分門別類。如政府組織、地方自治等項目，一一弄清楚了，然後再匯在一起。須能看其乃是一整體。又須能配合現實，坐而言，能起而行。當知政治理論並不是紙上談兵。在中國古人中任意舉出一兩位，如董仲舒、司馬光，他們都絕不單是一書生。他們之作為中國的政治家，都是有抱負而又能見諸實施的。又如唐初名相房玄齡、杜如晦等，他們創立出一套制度來，垂之幾百年，即朝代換了，亦並不能完全蓋過他們，超越他們。這是中國政治家之偉大處。我們今天如能有人來寫一本中國傳統政治制度史，或中國歷史上的大政治家這一類書，必可對此下國人發生大影響。 （摘自錢穆先生著《中國歷史研究法》，標題為編者所加。錢穆（1895~1990），中國現代歷史學家，國學大師，《中國歷史研究法》一書由錢穆先生1961年在香港的8次演講匯集而成，從通史和文化史的總題及政治史、社會史、經濟史、學術史、歷史人物、歷史地理等6個分題言簡意賅地論述了中國歷史研究的大意與方法。為作者此後30年史學見解之本源所在，亦可視為錢穆先生對中國史學大綱要義的簡要敘述。）
㈥ 如何學好政治歷史
1、樹立學好思想政治課的信心。信心是獲得成功的第一步。要學好思想政治課，首先必須樹立一定能夠學好的信心。我們平時可以多了解一些「補弱」成功的例子，用榜樣的力量激勵自己。在制定目標時，我們要從小、從低開始，積極創造學習思想政治課進步的記錄，進行自我激勵，不斷提高自信心。 祝你成功 天天向上
2、培養學習的興趣。「興趣是最好的老師」。培養自己學習思想政治課的興趣可以從以下幾個方面入手：（1）用崇高遠大的理想和明確的學習目的來激發學習的興趣。（2）同思想政治課學習教好的同學組成學習小組，互相取長補短，交流學習心得，來培養學習的興趣。（3）融洽師生關系。若是由於師生關系不融洽造成學習思想 政治課興趣不高，就應努力改善師生關系，聽從老師的教誨，做到「親其師，信其道」。 祝你成功 天天向上
3、採取正確的學習方法。這可以表現在學習過程的各個方面：（1）學習環節方面。聽課時，要集中精力弄懂老師講授的內容，做 好課堂筆記，遇到不明白的問題，課余時間應主動問老師或同學 。課後的作業應及時、認真地完成。學會有意識地歸納整理所學知 識，使之系統化。平時多讀一些有關思想政治的報刊、書籍，經常收看電視新聞，了解國內外發生的重大時事。（2）學用結合方面。要堅 持理論聯系實際的原則，善於運用所學知識分析、認識社會熱點問題和身邊的生活問題，提高自己分析問題、解決問題的能力。（3）學 好思想政治課還要做到有計劃、先易後難，循序漸進，不斷提高自己學習思想政治課的成績。
對於歷史，我想說的是：關鍵在平時，臨時抱佛腳是沒有用的。尤其對考小綜合或大綜合的同學來說，平時的基礎是決定勝敗的關鍵。我自己就曾經吃過這樣的虧。教我歷史的魏獻策老師是一位非常盡職盡責的好老師。他的課彷彿有一種魔力能把你緊緊地吸引住，浩浩歷史長河在他的講解下彷彿一下子就與我們拉近了。更重要的是，他總能引導我們透過紛繁復雜的歷史現象去思考它們背後的聯系與實質。這是學習歷史的最重要的方法。在他的指導下，高一時我的歷史學得很順利。也許是讓勝利沖昏了頭腦，高二時我開始偷懶了，不再注重基礎知識的及時掌握。只是到了考試前才臨時背一背。到高三下學期總復習時，我才發現自己是多麼愚蠢。高一的知識由於有扎實的基本功，我不用再費多少力就能輕松地回憶起全部內容。而高二的課文我即使讀了好幾遍還是有忘的可能。我這才知道為什麼老師總讓我們「抓基礎、重平時」。�
高中歷史的學習與初中完全不同，並不是靠死記硬背就能解決問題的。高中歷史更需要的還是理解。最好是能每星期復習一次，每個月再總復習一次。復習時關鍵是要反復地看書，在反復中提高。書才是最根本的。離開書本談能力是不現實的。�
在讀每一節的內容時，要想想在一個歷史事件之前之後都發生了些什麼事，它們之間有沒有什麼內在的聯系，能夠說明什麼歷史道理。也可進行歷史事件間的橫向縱向的比較。例如，某兩場政變或兩種政策之間有什麼異同點，為什麼會有這樣的異同，說明了什麼。分析異同點也很簡單，無非就是從背景、性質、影響等幾個固定的版塊去想。有的書上說，要把歷史學成「立體」的。我想，所謂的「立體」，大概也就是這種橫向與縱向的聯系吧。經常這樣思考，對不同的歷史現象，我們就可以較准確地分析出它們的實質，無論碰到什麼題都能迎刃而解。這是讀書時要注意的問題。書本決不僅僅是讀過即可的，光記住一些時間、地點、事件是沒有用的，最重要的是要學會用歷史思維去思考去研究，去探索事件背後的東西。相信你不久就會發現，歷史是越讀越有味的。�
其次，做題當然也很重要。做題的過程實際上也是再回顧再思考的過程。現在的歷史題，單純考知識本身的已經很少了。往往都是考你對某一事件的分析。這就需要用到讀書時積累的那套功夫，此外也有一些技巧。例如做選擇題時，常常碰到一些諸如問「根本原因」、「實質」之類的問題，這通常要從生產力決定生產關系、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築等方面去分析。只要是有關於這幾方面的選項，一般來說就是正確的。再如「直接」與「間接」這樣的問題，在我看來，其實也很簡單。答「直接」時，你就讓頭腦變簡單些，一開始想到什麼就是什麼，完全不必拐什麼彎。除了「直接」之外的就都可放心地歸入「間接」那部分去了。�
至於問答題，則更需要你的思考與分析能力。不要指望考卷上的題目是你曾經見過的，更不必費心去背某道題，只要掌握了方法，問答題也是很好解決的。首先是分析。通過回想老師在講這部分內容時的介紹，盡量從更多的角度去思考這個問題。不要擔心想太多，只要你覺得有道理的，都有可能是正確的。更何況現在的考試一再強調「要鼓勵學生自由發揮，要有創新，有自己的觀點」，所以你就要盡可能地多想一些。�
其次是表達。最好是分條闡述，一點寫一兩行，不必太嗦，關鍵是把要點寫出，因為評卷時也是按點給分的，寫得太多，一個要點繞了好幾個彎才講完，不僅會喧賓奪主，使老師因找不到要點而扣分，還會浪費許多時間，以致來不及做完考卷。在分條時也有一個技巧，即根據所給的分數決定要分幾條。一般一個要點是兩到三分，如果一道題是八分，那麼很可能它的要點就有四個。用這種方法可以有效地減少漏答的可能，即使你實在想不出還要答些什麼，也要盡可能寫滿那個推算出的條數。同時，還要注意序列號的安排。大點小點用不同的序列號標出，就會顯得層次分明，邏輯性強，這樣也就不容易丟分。最後，字跡一定要工整。想想看，一個老師要在那麼短的時間內改完那麼多的試卷，如果字跡潦草，有哪個閱卷老師會有好心情給你高分呢？�
最後，多與老師同學交流對學習歷史也很有幫助。一個人無論怎樣細心都會有疏忽的地方，通過與同學交流筆記、與老師探討習題，往往會有許多意想不到的收獲。也可讀一讀像《歷史學習》這樣的雜志，了解一些課本上沒有的東西，提高自己思維的深度和廣度，對解題很有幫助。到高三下學期的時候，要爭取每天都花一至兩個小時在歷史上。因為歷史有一個特點，容易忘。今天記得滾瓜爛熟的東西很可能第二天就忘得一干二凈了。所以復習歷史更要注意計劃性。除了跟上老師的復習進度外，自己還應有自己的計劃，給自己定一個時間表，哪段時間復習哪段內容，注意科學合理，確保能夠按時完成。可以雙條線同時進行。一條是老師的，一條是你自己的。例如老師在復習世界史，你掌握好世界史的同時，還可再看看中國史。不僅記住了更多的內容，還有利於進行中外比較，使自己對高中三年的歷史知識有一個總體上的把握，效果要比單獨復習世界史好上幾倍。另外，專題復習也很重要。可以幫助你掌握好歷史線索，可以深入地研究一些歷史規律之類的東西，增加自己思考的深度和廣度。其實，歷史是一門很有意思的科目，不用擔心學不好它，只要肯用心，掌握方法之後，歷史會變得很簡單了。
㈦ 西方傳統政治學的研究方法
傳統政治學研究的具體方法有：1、歷史研究法，即按編年史的方法對大量的歷史事實加以搜集、整理和分析，根據豐富的史料描述某一政治制度的產生、發展和變化。目的是要找出各種歷史事件的因果關系，並據此推斷未來的發展趨勢。2、規范研究法，即從某種價值觀出發，以道德規范為評價標准研究政治現象，目的是為人類提供政治發展的方向，把握政治的實質和規律。規范研究是政治哲學和政治理論的重要工具。3、法律研究法，即從分析法律條文入手，探討由憲法。法律所規定的國家性質及活動過程等。4、制度研究法，即對當時的政治制度進行描述，並對不同的政府機構、國家制度、政體形式加以比較。
㈧ 怎樣研究歷史
學習歷史是為了牢記過去，研究歷史是為了珍惜現在和展望未來。
唐太宗李世民說的好，」以銅為鏡可以正衣冠，以人為鏡可以明得失，以史為鏡可以知興替。」泱泱浩大的五千年文明史承載著中華文明的傳承，中華民族的永續，祖先用丹青墨筆記載下了寶貴的信史資源，這是中華文明的瑰寶。
學習歷史可以讓我們深刻體會中華民族是如何從黃河岸邊的一個部落歷經滄桑，飽經磨難，堅韌不拔，風雨兼程一路走來的艱辛和不易。
會增強自己熱愛祖國，熱愛民族的一份情感。
學習歷史會在心底記錄下曾經發生在中國大地的重要往事，因為歷史會帶我們走進戰爭與和平的交替，體會發展與進步的艱難，感受文明與野蠻的抗爭，回味輝煌與落後的反差，見證民族遷徙和民族融合結出的文明碩果。
學習歷史會讓我們懂得辨別人的忠與奸，正與邪，善與惡，善政與惡政，輕輕觸摸古人的精神世界，與古人進行對話，遙想遠去的風煙往事。
學習歷史會讓我們從沉痛中得到堅強，讓中華民族懂得如何更好的保衛自己，在歷史的『鳳凰涅槃』後得到發展，在燦爛的輝煌中增強民族自豪,與國家民族同呼吸共命運。
翻閱歷史的演進過程會讓目光變得深邃，遠大，思維變得跳躍而豐富，個人的品味和修養得到提升，這都是學習歷史帶給個人的好處。
僅僅學習歷史不是最終目的，如果能夠通過學習的基礎再去思考和研究歷史才是真正的價值所在。
作為非歷史專業人士我們該如何研究歷史呢？
簡要談點個人心得；
一；首先必須尊重歷史；
這是研究歷史最最基本的要求；中國歷史是國家聖器，是中華民族的人生歷程，是中國的國家尊嚴，是民族的體面，以崇敬的心情看待中國歷史，像安撫和關心親人一般地愛護她是對喜愛中國歷史者的最基本要求。
但網路現實卻很遺憾，總有那麼一些人夾帶著濃厚的偏見，情緒和性格化來』咒罵研究』歷史，並且『振振有『義正詞嚴』，只要他們一開口侮辱，謾罵，抨擊，羞辱，詆毀中國歷史，王朝，事件和歷史人物的言語就源源不絕而來，比如有人辱罵宋朝是『慫朝』，清朝是『蟎清』，漢族是』綿羊，軟蛋，慫漢『，更甚者辱罵『靖康之恥』時期宋朝受害的皇室女性是『雞』，聽到這樣殘忍無情的言語，血都要噴出來。在中國古代皇權和皇族就是國家的象徵，就是華夏民族的象徵。我們的祖先都曾經無怨無悔地為王朝，為國家流盡自己最後一滴血，拋下一顆頭顱，祖先用生命捍衛國家尊嚴，守護民族自尊。這些辱罵中國王朝，侮辱皇室的人，民族情感何在？國家情感何在?對得起那些流血犧牲的祖先嗎？
中國王朝政權在後人眼裡永遠是一個靜態存在，因為他們所有的一切功過是非，大惡大善都融化進了中國歷史，成為中國歷史的一部份，成為中華民族人生的一部份。
沒有尊重的心態就不要說研究什麼歷史，最好的選擇是連歷史都不要去看，徒留下不健康的心理，反而得不償失。
二；客觀，公正的立場研究歷史；在用心尊重歷史的基礎上，通過歷史唯物主義辯證法是研究歷史問題的最佳利器，因為歷史是過往，曾經的事件，人物，政策，作為等一切都是過往，是是非非，恩恩怨怨，功過善惡都成過去，所以對歷史事件和人物的研究重點必須放置在歷史的天平，重點考察對歷史的影響，其次是把研究對象放置在他們對當時的時代影響，以歷史影響高於當時影響為決定標准。
而研究對象往往又具有復雜的兩面性，一正一反，一榮一辱，一功一過，一善一惡，因此不能用簡單，粗暴的』一刀切』不是好，就是歹來判定，而是結合歷史行為綜合比較，權衡之後，最後得出結論，是功大於過，或是過大於功。
比如對秦始皇的歷史評價，應該是功在千秋，罪在當代。
功在千秋；秦始皇統一中國，奠基中國本部版圖，統一文字，度量衡，建立中央集權，完善郡縣制，為中國的大一統做出巨大貢獻。
罪在當代；『焚書坑儒』毀滅先秦時期留下的大量文化典籍[同時也是罪在千秋]，嚴刑酷法，耗盡國力民力修建阿房宮和秦始皇陵，不重視休養生息，恢復生產，安定民心，給當時的人民帶來巨大的痛苦。
站在後人角度和立場一比較，我們就可以得出結論，秦始皇功大於過。
三；用串聯的思維研究歷史；
研究歷史非常忌諱那種僅以一點，一事，一言，一行確定歷史某人，某事不是好就是歹的『一根筋思維』。應該把某人，某事用歷史串聯起來進行比較，區分和判斷。
比如網友攻擊漢武帝的『罷黷百家獨尊儒術』是錯誤的決策，而應該延續『百家爭鳴，百花齊放』的國策，這就是典型的孤立看待歷史問題，缺乏對歷史的綜合考量。
思考視角要放置到春秋戰國的『百家爭鳴』和各家核心理念的比較。
百家爭鳴是春秋戰國大戰亂時代的獨特歷史產物，是百家各展所長，激烈角逐政治統治思想的產物，從百家爭鳴到漢武帝時代已經相距300-200多年，假若百家爭鳴的狀態依然繼續延續，歷史上就不會出現秦始皇統一了，也不會有漢朝的誕生了，漢族也不會出現了。自秦孝公公元前356年任用『商鞅變法』開始，法家成為秦國的絕對主導
政治思想，隨著商鞅變法的成功，秦國率先走上封建社會制度的國家體制，實現富國強兵，直到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統一中國，國家大一統後，社會本應由大亂走向大治，與民修養，愛惜民力，恢復生產，增加人口，建立社會秩序，建立人文倫理觀念的最好時機，但法家卻反其道而行，逆社會需要安定的潮流而動。
法家首開中國歷史文字獄，『焚書坑儒』，毀滅先秦以來大量中華文化典籍，一味以『性惡論』和『法，權，術，勢』作為治國理念，而嚴刑酷法，徭役深重給百姓和國家帶來巨大災難，導致農民起義，秦國經歷30年就滅亡。
法家豈能贏得當時民心？
豈能在當時社會潮流前站穩統治腳跟？
法家自此成為輔助儒家，區居第二的統治理念，也就成為歷史發展的必然。
其次；在考察道家
漢初70多年一直執行『黃老之學』的觀念治理國家，道家清靜無為，講究無為而治，重視休養生息，愛惜民離，恢復生產，增加人口，這是道家治國思想的優點。
但道家的短板也是根深蒂固，[小國寡民。使有什伯之器而不用；使民重死而不遠徙。雖有舟輿，無所乘之，雖有甲兵，無所陳之。使民復結繩而用之。
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樂其俗。鄰國相望，雞犬之聲相聞，民至老死，不相往來。]
這是老子描述的理想國境界。
道家之長在哲學，而不在政治觀念，『小國寡民老死不相往來』的超脫境界是和『大一統』理念背道而馳的。漢初政治面臨重大問題，國家統一和行政管理面對破壞，郡縣制面臨嚴峻挑戰，國家面臨再次分裂的危險。
漢景帝時期的『七國之亂』和武帝時期的淮南國之亂就是明證，劉嚊和劉安就是『黃老之學』的忠實信徒。再次；墨家
後人看來，最吸引人的是科技，的確如此。但墨家的核心理念卻問題多多，兼愛，非攻，選君，選賢。什麼意思？兼愛，就是無條件的愛，非攻，就是不打戰，反對戰爭，這和不拘手段的統一主張也是背道而弛的，墨家的『鬼神觀』，假如墨家成為治國理念，中國可能就成為『政教合一』的國家了，墨家主張『天選君』，即天子通過天選舉確立，這種主張是直接和皇權對立的。所以墨家是四大家裡最早消亡的。
最後研究儒家，漢武帝時代董仲舒向武帝建言推行『罷黷百家，獨尊儒術』的政治綱領，而儒家的核心政治觀念『天人合一』『仁政』『仁德『人本思想』，倡導的『仁義禮智信』的修身觀，教育人的最高目標』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契合了當時社會需要安定和統治者治國的實際需要，由春秋戰國經秦，漢初延續幾百年大亂的徹底結束，大亂走向大治儒家開始登上政治舞台。
政治思想的確立給完成文化，疆域，社會，民族等大一統創造了條件，在大一統理念的指導下漢族誕生了。漢族的誕生是中國歷史上最偉大的成就。
從學習歷史到研究歷史的過程可以看出，歷史帶來的最大作用；
一；中國歷史具有不可割裂的延續性，任何歷史事件，政策或人物都不能用孤立，靜態的眼光去看待，認為是想當然的結果，事實並非如此，而是經過漫長的不斷演變，運動，角逐和轉化最後才成為必然的結果。
二；中國歷史發展的結果形成了自己獨特的思想，政治，經濟，文化和人文，影響一直延續至現在，這就是我們常說的『中國國情』，即使在西方價值觀念不斷充斥下的今天，任何外來事物，無論是先進或落後，首先都必須面臨是否符合『中國國情』的考驗。
學習歷史研究歷史展望未來。
㈨ 歷史學家怎麼研究歷史的
歷史學家運用歷史資料，按照歷史發展的順序對過去事件進行研究。
歷史學家主要是研究政治制度的發展歷史，從各種事件的關系中找到因果線索，演繹出造成制度現狀的原因，推測該制度未來的變化。
歷史研究的記錄通常來自兩個方面，其一為書面記錄，如書籍、報紙、期刊、日記、信件、文稿、會議記錄等等。其二則為遺跡、遺址或遺骸。譬如陶器、錢幣、瓦罐、戰斧、界址以及工具、器皿的碎片等等。
㈩ 怎樣做「歷史研究」
表面看來，調查研究、實驗研究或哲學研究比歷史研究更能顯示其現實意義。不過，歷史研究依然有其獨特的魅力。與哲學研究相比，歷史研究的魅力在於：哲學研究止於思辨和教訓，容易「徒託空言」，而歷史研究因其敘述歷史事實而更容易顯示出「深切著明」的效應。[1]與調查研究或實驗研究相比，歷史研究的魅力在於：歷史研究所面對的研究對象是比較穩定的文本。它既不像實驗研究那樣容易受無關因素的干擾，也不像調查研究那樣因缺乏資料而無話可說。而且，從歷史研究的視角來看，「現實」是一個相對的概念，並不見得調查研究的對象就是現實的而歷史研究的對象就一定是「過去」的。相反，一切「現代」都正在成為過去，而一切歷史都可以理解為當代史。
從研究的主題來看，歷史研究可分為思想史研究、制度史研究（或改革實踐史）和學術史研究三種。而從研究的方法來看，歷史研究可分為歷史的考證研究、歷史的敘事研究和歷史的解釋研究。
歷史的考證研究和歷史的敘事研究其實就是歷史的調查研究，可統稱為歷史的實證研究。一般意義上的調查是對「當下的事件」的調查，而歷史的考證研究和歷史的敘事研究是對「過去的事件」的調查。
歷史的解釋研究在面對歷史事實（主要是歷史文獻）時，它更多地依賴於研究者個人的判斷及其所選擇的視角。不同的研究者總是能夠從不同的視角提出不同的解釋，這使解釋研究不可能像其他實證研究如調查研究、實驗研究那樣顯示出「毋庸置疑」的客觀性。但是，歷史的解釋研究在提出解釋時仍然重視解釋的理由和證據，以便使自己的解釋令人信服。就此而言，歷史的解釋研究也有某種實證研究的含量而並非任意、任性地隨意發揮。
通過本章的學習，你將能夠
●了解歷史的考證研究的三個主要途徑；
●掌握歷史的發生學研究的三個主要途徑；
●學會使用歷史的話語分析法，掌握歷史的話語分析的三個主要方法；
●學會使用歷史人類學研究法；
●理解傳統的解釋學研究與隱微解釋學研究的主要差異；
●理解歷史的述評研究的技巧及容易出現的問題；
●掌握必要的翻譯技巧；
●掌握隱微解釋學研究的三個技巧並理解「解釋學的三個自信」；
●學會歷史的比較研究。
中外歷史研究幾乎都有重視史料考證的傳統。中國有「乾嘉學派」，西方有「蘭克學派」。中國史學界在18世紀已經興起「考證」之風。乾隆、嘉慶兩朝，迄於道光中葉的百餘年間，朴實的經史考證成為學術主流，時人「皆以考博為事，無復有潛心理學者」，形成「乾嘉學派」（也稱為「考據學派」）。[2]「清代是校勘碩果累累，校勘學獨立形成的時期。」[3]當時出現一大批從事校勘、版本、目錄研究學者。[4]發展至戴震（1724～1777）、章學誠（1738～1801）等人那裡，「乾嘉學派遂臻於鼎盛」。
西方史學界重視史料考證的傳統並非始於德國史學家蘭克（L. Ranke，1795～1886），但蘭克為這個傳統制定了嚴格的考訂與批判的方法，並發展成一個學派。「蘭克學派」的主要貢獻並不在於它倡導「史學即史料學」的實證主義史學，因為，「蘭克本人既沒有說過此話，他的著作也絕非史料的編排」。相反，蘭克本人一直相信「歷史背後的精神力量」，他甚至會在其著作中作出自己的價值判斷和評論。他的著作隱含了他的價值觀念和思想傾向。「蘭克學派」也並非人們想像的那樣只追求「如是直言」而不重視寫作的藝術。相反，「他的史筆，從容流暢，且有音樂節奏，……他從不諱言史家需要藝術天才和造詣，他一直認為大氣磅礴的敘事，仍是史家的重要任務。他的書不僅僅為專家而寫，也可供非專業者閱讀。」[5]蘭克學派的真正貢獻在於：它不僅收集和利用檔案資料，而且辨別檔案文獻的真偽，強調在引用史料之前，必須進行嚴格的史料辨偽或史料批判。1886年蘭克去世，3年後德國史學家伯倫漢（E. Bernheim，1850~1942，蘭克的再傳弟子）總結蘭克的史料辨偽方法，出版《史學方法論》。蘭克學派所強調的史料辨偽對後來的史學發生了持久的影響。即便後來出現的以法國「年鑒學派」為代表的「新史學」對蘭克學派提出批判[6]，但是，年鑒學派或新史學也依然重視考據。其差異只在於，年鑒學派或新史學更重視社會經濟史、文化史而不贊成蘭克學派只強調政治史以及相關的宗教史和外交史的研究。[7]
至民國初年，胡適、傅斯年、顧頡剛等人結合中國「乾嘉學派」的傳統和西方蘭克學派的精神而倡導史料的考證與辨偽，一度興起「古史辨派」（也可稱為「古史辨偽」）。[8]考證研究看似與現實無關或沒有太大的現實意義，但是，它往往為相關的思想史研究或制度史研究以及哲學研究提供重要的史料證據。學術研究可以因此而避免以訛傳訛。
史料考證的主要方法是比較。根據比較所採用的材料來看，考證研究可分為校勘法和三重證據法。考據是歷史研究的必要工具，但是，在義理和考據之間，義理優先於考據。
一、校勘法
校勘是尋找適合閱讀的文獻、做注釋或參考文獻以及撰寫文獻綜述的前提條件。與之相關的研究包括版本學研究和目錄學研究。
（一）校勘與校勘學
有關校勘的系統研究，稱為「校勘學」。狹義的校勘就是「用本子互勘」 [9]，以便發現同一部書的錯誤、錯漏，然後訂正。也有人認為，校勘學的主要工作有三：「一是發現錯誤，二是改正，三是證明所改不誤。」[10]
校勘既可以作為歷史研究中的輔助方法，也可以作為獨立的研究方法。在教育研究領域，獨立的校勘研究似乎並不多見，但在編輯教育著作或引用他人的文獻時，需要基本的校勘而且需要有一定的校勘技巧。比如，在編輯和整理杜威的早期、中期和晚期著作時，編者特別強調了「文本的校勘原則和程序」。[11]又如，有研究者對有關拉伊（W. Lay，1862～1926）的「實驗教育學」的相關簡述及其版本做了校勘，發現大量以訛傳訛的錯誤（見案例6-1）[12]。
案例6-1：拉伊和他的實驗教育學
拉伊在1903年出版了他的《實驗教學論》。這本書1905年推出第2版，1910年推出第3版。迄今未見中譯本。他在1908年出版了他的《實驗教育學》，1912年和1918年分別推出第2版和第3版。1938年由商務印書館出版中譯本；1996年由人民教育出版社再次出版中譯本。
在我國建國以前，比如，錢歌川的《現代教育學說》正確地指出了拉伊在1903年出版了《實驗教授學》，1908年出版了《實驗教育學》。雷通群在其《西洋教育通史》中說，拉伊於1903年著《實驗教授學》，但未及《實驗教育學》。
然而，如商務印書館1930年出版的《教育大辭書》中的「拉伊」目說，「1903年，發表《實驗教育學》一書」；其「實驗教授學」目，說「實驗教授學之名詞，始於拉伊所著Experimentelle Didaktik(1903)一書」。又如商務印書館1935年出版的《現代西洋教育史》說，在1903年，始才公布他的《實驗教育學》(Experimentelle Didaktik)；又提到「《實驗教育學》(Experimentelle didaktik)1912」。把拉伊的兩本書搞成一瓶漿糊了！建國以後、我國一些教育類工具書、教育理論和教育歷史的書籍，搞錯了的確實不少，比如：河南大學出版社1992年出版的《教育實驗學》第2頁，說「另一位德國教育家拉伊1903年寫出了《實驗教育學》一書」。廣東教育出版社1996年出版的《近代西方教育理論在中國的傳播》第259頁，說「拉伊於1903年寫成《實驗教育學》一書」。……之所以如此縷述拉伊的《實驗教學論》和《實驗教育學》兩本著作及其出版年份，是因為感到「以訛傳訛」實在太多了！
（二）校勘學與版本學、目錄學
傳統的校勘學主要是指對古籍的校勘，它與版本學、目錄學相關，三者一起構成「古典文獻學」。[13]版本學側重研究各種版本的源流（發生和傳播）、差異、優劣及其演變規律，並以此為校勘提供基礎；目錄學側重書名、卷數、頁碼、作者、版刻以及索引和提要。[14]而在實際的操作中，校勘學、版本學、目錄學三者往往相互支持、彼此呼應。廣義的校勘學包括了版本學和目錄學。[15]也因此有人統稱之為「目錄版本校勘學」[16]或「版本目錄學」。[17]在版本學、目錄學、校勘學領域卓有成就者，被稱為「版本目錄學家」或「校讎學家」。[18]這樣看來，校勘包括了史料辨偽。[19]中國近代興起的「古史辨偽」，也可以視為廣義的校勘和校勘學的一個部分。[20]
在現代學術研究領域，很少有學者被稱為版本學家、目錄學家或校勘學家，也很少有學者被稱為「版本目錄學家」或「古典文獻學家」。但是，版本學、目錄學和校勘學的相關知識和技術一起濃縮為「現代文獻學」或「歷史文獻學」。[21]與之相關的「文獻研究」以及「文獻綜述」成為現代學術研究的一個重要環節。
（三）校勘的時機
並非所有的研究都需要校勘，但是，當研究者遇到以下情境時，則需要做必要的校勘，以免出現學術研究中的「低級錯誤」。
第一，在閱讀文獻時，需要在不同版本之間做出選擇。如張之洞在《書目答問》的開篇所提示：「諸生好學者來問應讀何書，書以何本為善……讀書不知道要領，勞而無功。知某書宜讀而不得精校精注本，事倍功半。」[22]一般而言，可以通過考察文獻的目錄、導言、注釋以及參考文獻來對文獻的質量做一個整體的評估。然後，在比較不同版本的基礎上進行選擇。
第二，在引用文獻時，如果同一著作或論文有多種版本，則需要通過校勘的方式選擇高質量的版本。
第三，在引用文獻時，如果發現所引用的文字不順暢，則需要通過校勘的方式確認原文是否准確。
第四，在轉引他人的文獻時，需要確認所轉引的文獻是否准確。比如，在討論柏拉圖的「靈魂馬車」比喻時，不少研究者的引文與注釋出現錯誤[23]：一是引文與原來的譯文不符。二是注釋錯誤，標示的頁碼與原來的譯文不符。[24]又如，Rudck, J.和Hopkins, D.在其主編的Research as a Basis for Teaching: Reading from the work of Lawrence Stenhouse中引用了Stenhouse的What Counts as Research，其注釋所標注的出處是錯誤的。類似的錯誤同時也說明，應該引用原始文獻而不得轉引他人文獻或「文摘」式的文獻，除非研究者經過努力之後實在無法獲得原始文獻才可以採用轉引。如果發現某份文獻與原始文獻擺放在一起可以起到「互文閱讀」的效果，則可以在注釋中同時列出原始文獻和轉引的文獻。這樣做的前提是，需要對轉引的文獻與原始文獻做一些校勘，以便確認轉引的文獻是否准確。
第五，如果同一著作出現多個版本，則需要以校勘的方式確認版本的質量，一般而言，專業出版社的版本比較可信，而商業出版機構出版的作品需要警惕。本領域的學術期刊所發表的文獻比較可信，而沒有影響力的學術期刊所發表的文獻則可能難登「大雅之堂」。若同一文獻出現多種資料集，應盡量使用最早的版本或選編校勘精良的版本。
第六，如果同一著作出現了多種譯本，則需要通過校勘的方式比較譯本的質量以便選擇優質的譯本。
第七，如果同一著作出現了多次修訂版，則盡可能採用最新的版本，不過，也可以通過校勘的方式確認不同版本之間的差異，以便選用合適的版本。
第八，如果引用譯本，則需要對原文與譯文做必要的校勘，以便確認譯文的質量。如果發現譯文的語義不順暢，則立刻進入校勘狀態。
二、兩重證據法
如果把校勘理解為「用本子互勘」，那麼，這種考據的方法仍然是以文本為單一的證據，有人稱之為「以文獻考證文獻」、「以古書論古書」。[25]除了「用本子互勘」這種「單一」證據之外，還有兩重證據法和三重證據法。
兩重證據法主要指王國維所使用的地下的考古材料與地上的古書材料互勘的方法。在王國維看來：「吾輩生於今日，幸於紙上之材料外，更得地下之新材料。……此二重證據法，惟在今日始得為之。」[26]有人稱之為「物質與經籍證成一片」或「地下紙上打成一片」法。[27]
其實，王國維的考證並不止於「兩重證據」，陳寅恪將王國維的治史方法歸納為「三目法」：一是「取地下之實物與紙上之遺文互相釋證」，相當於王國維本人所說的「兩重證據法」。二是「取異族之故書與吾國之舊籍互相補正」。三是「取外來之觀念，與固有之材料互相參證」。[28]
不過，有關王國維的「三目法」更適合用來概括陳寅恪本人的治史方法。王國維在史學方法上的突破主要限於兩個方面：一是地下的考古資料與地上的文本資料相互印證，比如《殷卜辭中所見先公先王考》；二是哲學視角尤其是西方哲學的視角與歷史文本的相互印證，比如用叔本華哲學視角研究《紅樓夢》。但是，王國維本人外語水平有限（僅通曉日語和英語），很難做到「取異族之故書與吾國之舊籍互相補正」。真正能夠熟練使用這個方法的正是陳寅恪本人。據說，陳寅恪能熟練使用的外文有十六七種[29]，尤其精研「梵語」，這為陳寅恪採用「異族之書」與本國之書相互印證提供了重要的工具。陳寅恪後來也利用自己的外語優勢更正了王國維書中的某些錯誤。[30]
除了採用「異族之書」與本國之書相互印證之外，陳寅恪還採用了以詩證史的「詩史互證法」。採用此種方法的典型作品是《柳如是別傳》。
如果說王國維的史學方法的兩個特色是考古學與文獻學的互證以及哲學視角與史料的互證，那麼，陳寅恪的史學方法的兩個特色則是「異族之書」與本國之書的互證以及「詩史互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