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什麼是思辨化
教條化、抽象化、思辨化指囿於理論框架，囿於理論思維邏輯進行系統化的、邏輯化、系統化的演繹；
這種演義的弊端是一切以本系統理論為出發點，把所有東西都用本理論進行解釋，都納入本系統，雖然系統，但是已經僵化，沒有活力；思辯化是馬克思主義哲學的大忌，就如中世紀的經院哲學，以玩弄概念為目的；思辯和思辯化有本質區別；
一般理論都有形成、發展的過程，形成是不是那麼系統化，後期越來越系統，同時越來越囿於概念，囿於基於概念的邏輯推理，越來越僵化；這也是理論的辯證法吧：）
如果我們把思辨與分析看做是兩種具有本質區別的哲學研究的方式，那麼可以說：思辨指不以邏輯分析為主要方法的哲學研究，我們可以以邏輯方法和邏輯分析為一條清晰的界限，把思辨與分析清楚地區分開來.
對於「分析」與「思辨」的區別，一些贊同分析方法的哲學家把分析哲學描述成「分析和定義我們的根本概念，並且清晰地陳述和堅決地批判我們的根本信念」，同時為思辨的哲學提供了以下描述：思辨的哲學的「目的是接過各門科學的結果，並為這些結果加上人類宗教和倫理經驗的結果，然後對這個整體進行反思。它的希望是，通過這種方式，我們也許能夠達到一些關於宇宙本質的以及我們在宇宙中的地位和前景的一般結論」。
中國古代思想史上孔子提出的仁直到朱熹那裡才真正稱得上被理論化、思辨化、體系化了。
2. 是不是傳統儒學哲學思辨化
思辨化的儒學 與先秦、漢唐儒學不同，宋明理學的一個突出特點是它的思辨性。 佛教傳人中國以後，因其所具有的哲學精神深深吸引了儒學的知識分子，也刺激了佛教與中國的本土宗教──道教和儒家思想的發展。但相對而言，儒家的應變總體上是滯後的。...
3. 儒家思想蘊含什麼哲學智慧
隨著儒學在世界范圍的傳播，越來越多人意識到，儒學文化中蘊含的價值和智慧，為解決全球性問題提供了現實可能性。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泰勒博士曾說：「當今一個昌盛、成功的社會，在很大程度上，仍立足於孔子所確立和闡述過的很多價值觀念。這些價值觀念是超越國界、超越時代的；屬於中國，也屬於世界；屬於過去，也會鑒照今天和未來。」
4. 中國古代傳統文化主流思想的演變
《紅樓夢》中林黛玉那句「盛世無飢餒，何須耕織忙」雖然有奉承嫌疑，但她所描述的太平景象的確是國人從古至今都嚮往的。
史上著名的盛世有漢武盛世、貞觀之治、開元盛世、永樂盛世、康乾盛世等，有記載最早的一個盛世為「成康之治」。
周武王滅了商朝，又征服周邊諸多小國，為了有效控制大面積的土地，他實行分封制，讓宗親功臣各自建立大大小小的諸侯國，以藩屏周。但周武王的內心還是不安穩，他覺得鎬京所在的地方距離新征服的地方太遠，為此他開始考慮建造新都，以便管理殷商遺民。
按照周武王的設想，這個地方應該選在如今的河南洛陽一帶，定鼎中原，方便管理東方大塊版圖。
然而，周武王還沒來得及實施這個計劃就去世了。
他的兒子成王即位，成王在叔叔周公的輔佐下繼續鞏固周王朝的安定，周公制禮作樂、東征平復武庚叛亂，完善分封制和宗法制、嫡長子繼承製也在這一時期正式確立。
周成王和其子周康王在位期間出現了「成康之治」，史書記載，這一時期「天下安寧，刑錯四十餘年不用」。成康之治是整個西周最為強盛的一個階段，也是後來為儒學者稱贊的歷史時期，這個時期形成了一個非常霸氣的國號，流傳至今，連韓國、日本、越南等國都曾借用。
中國古代的王朝都有「國號」，比如漢、唐、明、清，今天所說的國號並非這層意義上的國號，更多偏向文化方面。
3000多年來，「中國」這一代指性名詞的使用始終沒有斷絕，這個國號的形成，便與西周初
5. 儒學發展思辨化何時產生標志是
答案解析：試題分析：聯系史實可知，宋明理學與先秦儒學相比，重大發展有①完成了理論化、思辨化的過程③吸收了佛教和道教的思想；而題干中的②倡導「經世致用」學說，是明清之際的進步思想的內容；④具有濃郁的人文主義精神是先秦儒學的特點。故選b項
考點：宋明理學
點評：宋明理學的特點。（一）思辨化的儒學，與先秦、漢唐儒學不同，宋明理學的一個突出特點是它的思辨性。（二）以倫理道德為核心的儒學（三）融合佛老的儒學
6. 朱子高於孔子...朱熹使儒學更具哲理性和思辨化嗎
朱子高於孔子，正是說朱熹使儒學更具哲理性和思辨化，這種觀點是正確的，看這篇論文
宋明理學在儒學發展史上是進人了一個新階段，特別在儒學哲理化方面作出了貢獻。宋代的理學正宗，一般列舉有濂、洛、關、閩四大學派，宗主是周敦頤、二程(程顥、程頤)、張載和朱熹，他們分別被稱為理學的開山祖、奠基人、集大成者。
關於儒學的哲理化問題,由於其自身思想的特點和國情的需要，儒家的政治倫理學不大著意於思辨性的提高。但經過魏晉面北朝到隋唐時期玄學和佛教的沖擊，一些正統派的儒家，感到對佛、道的駁難時，雖然政治上可以壓倒對方，而理論上卻顯得貧乏，如韓愈就是例子。不過韓愈雖然反佛，但他的道統還是受佛教思想的影響，特別是李翱的滅情復性說，雖說是羽翼《中庸》，其實所要恢復的卻是清凈寂滅的佛、老本性。但他這樣經過一番論證，思辨性卻大有提高。所以從反對聲中來融合佛老思想，從而為儒學的哲理化，又開出一條可供應用的途徑。
周敦頤(公元1017—1073)一向被認為是宋明理學的開創者。但他留下的哲學著作不多，主要有一篇二百多字的(太極圖說)和不滿三千字的《通書》，卻奠下了他在理學家中的崇高地位。他所以取得這種成就，是由於他在當時儒、佛、道思想矛盾融合的形勢下，對於《老子》和道家的「『無極』、《易傳》的『太極』、《中庸》的『誠』，以及五行陰陽等思想資料進行熔鑄改造，提出『無極而太極」的本體論，「物則不通，神妙萬物」的動靜觀，以及「主靜立人極」的倫理觀等合題，從而對宇宙生成、萬物變化，到建立符合封建統治的人倫道德標准等方面，都把問題上升到哲學的高度，作出了詞約義豐的概括。
但是由於周敦頤的著作，其中多是概括性的哲理語言，而提出的又多是論點和論綱，並未作系統的、具體的闡發和論證。逭一方面固然給人以啟迪，留有參詳餘地；但另方面卻又容易使人產生歧解。從而出現了「惟周子著書最少，而諸儒辨論，則惟周子之書最多」(《宋四子抄釋·提要》)的情況。周敦頤的學說，後來貫穿朱熹的辨論和解釋，對儒學的哲理化起到重要作用，下一部分再為詳說。
張載(公元1020—1077)生活年代與周敦頤同時。他雖然也被稱為理學創始人之一，但思想理路與周子不大相同，在哲學世界觀上他是堅持氣化論，而有別於程、朱的理本論。張載提出了「天地之性」與『氣質之性』的兩重人性起源論。他認為天地之性是善的，就是仁義禮智，是人的形體未形成之前已經存在；氣質之性則有善有惡，是人的形體形成之後才有的。兩者關系是∶「 形而後有氣質之性，善反之則天地之性存焉。」(宋張載撰：《正蒙·誠明》中華書局編校本，1978年8月，頁23。)
在張載之前，對人性善惡往往只從道德上立論，他卻把仁義禮智說成是天賦的善性來源，從而將儒家的道德倫理上升到本體論的高度，這就為後來理學家普遍推出「存天理、去人慾」的命題，提供人性上的理論依據。
在認識論上，張載又提出「聞見之知」與「德性之知」兩個認識來源，本來這是從感性到理性認識的循序漸進，但張載卻把兩者對立起來，認為「耳目內外之合」的感性認識是淺薄的，是「聞見小知」，而『德性所知，不萌於見聞」(《正蒙·大心》，同前注，頁24)。他要達到「窮神知化，與天為一」的境界(《正蒙·神化》，同前注，頁17)。主張「大其心」去『合天心」，直接去把握無限的宇宙總體，所謂『天地之道，可一言而盡』(《正蒙：天道》同前注，頁15)，這就為理學家們的天人合一宇宙論提供了認識上的根據。
張載雖然在世界觀上堅持氣化論，但由於他在人性論和認識論上的兩重性觀點，承認『上知下愚』有『不可變者也』(同注②，頁23)。應用到社會人事方面就形成為『理一分殊』理論，他寫的《西銘》因此受到程頤的重視，後來又為朱熹所充實和發揮，對儒學的哲理化，繼續起著先導的作用。
程顥(公元1032—1085)、程頤(公元1033—1107)兄弟，是宋代理學的奠基人，他倆雖曾受業於周敦頤，輩分也比張載為晚，但在正統理學中的地位卻超過周、張，在儒學哲理化的過程中起到劃時代的重要作用。
二程是首先明白無誤地將『理』或『天理』作為哲學的最高范疇，程顥曾經自負地說：『吾學雖有所受，天理二字卻是自家體貼出來.』(宋程顥、程頤撰：《河南程氏外書》，卷12， 《二程集》中華書局王孝魚點校本，1984年8月，頁424)可見這是前無古人的獨家創造。當然『理』或『天理』這個詞早巳使用，但作為世界的本體，成為造化之本，萬物之源，則確是二程的創舉。他們承認張載的氣化論，但反對作為本體。理由是『凡物之散，其氣遂盡，後復歸本原之理.』所以『天地之化,自然生生不窮』，而『往來屈伸，只是理也』(《河南程氏遺書》卷15，同前注，頁163、頁148)。他們認為氣是有聚散、生滅的，並不是永恆的絕對體，所以從本體論來講，『天下只有一個理』(《河南程氏遺書》卷18，同前注，頁196)、『理者，實也，本也』(《河南程氏遺書》卷11，同前注，頁125)、『所以謂萬物一體者， 皆有此理，只為從那裡來』(《河南程氏遺書》卷2下， 同前注，頁33)。即只有理才是真實存在的唯一本體。
二程既強調『天下無實於理者』(《河南程氏遺書》卷3，同前注，頁66)，但又不能和具體實物混同，因此又說『理，無形也』(《河南程氏粹言》卷1,同前注，頁1175)。即是說『理』不是實有其形，而是實有其體，這是永恆絕對不變的。所以說『天理雲者，這一個道理，更有甚窮已?不為堯存，不為桀亡』『這上頭來，更怎生說得存亡加減。是佗元無少欠，百理具備』 (同注⑩，頁31)。
二程遺個『理』本體，既不同於有聚散生滅的氣化物，又可以避免佛、道的虛無本體有歸於空虛寂滅的危險。二程『唯理唯實』的觀點，把本體界定為體有而非無、形化而不空的絕對體，這顯示出理學比佛、老有更高的思維水平。
在周、程之後對儒學哲理化作出重要貢獻的是南宋的朱熹(公元1130—1200年)，他是宋代正宗理學的集大成者。朱熹繼承二程以『理』作為哲學的最高范疇，但『理』怎樣會成為宇宙的本體?他是與周敦頤所講的，『太極』聯系起來，並且用很大氣力為之辯解，並作出詳細的闡釋和論證。
本文上面講過，周敦頤寫的《太極圖說》，由於是詞義豐的概括，容易使人產生歧解。同時他製作的《太極圃》雖說是對《易傳》的闡發，但正如朱彝尊在《太極圖授受考》中所說『自漢以來，諸儒言《易》，莫有及《太極圖》者。惟道家者流，有《上方大洞真元妙經》，著太極三五之說，其 後，『衍有無極、太極諸圖』。黃宗炎在《太極圖說辨》中，則指出周敦頤的《太極圖》是來自陳搏的《無極圖》。這些說法似都有所根據。在我國早期的道教著作，如東漢魏伯陽的《周易參同契》就是把周易、黃老學說和煉丹術結合在一起，以陰陽交合和八卦相配的學說來闡明煉丹成仙的理論。後來的道教徒並推衍出許多圖式，既是講煉丹術，又是講宇宙論，周敦頤的《太極圖說》揚棄了其中煉丹術的內容，使之成為宇宙發生論的式。但是他雖將道教的《無極圖》改頭換面，卻由於保留下『無極』這一術語，故為陸九淵兄弟所詬病，並斷言周說以無極加於太極之上不合儒家宗旨。
對周敦頤這些來自道教的思想，二程是採取迴避態度。他們既不提及(太極圖》，也沒有講過無極。到了朱熹時由於陸氏兄弟的駁難，他不能不為之洗刷，認為周敦頤發明《太極圖》，是『不由師傳，默契道體』，是．『得之於心，而天地萬物之理,巨細幽明，高下精粗，無所不貫，於是始為此圖以發其秘爾』(朱熹：《再定太極通書後序》，《朱文公文集》，卷76，上海：商務印書館四部叢刊編縮印明刊本，頁1398)。
不過朱子只是用「默契道體」。「得之於心」一類的話為周說辯解是不夠的，他必須對無極與太極的關系問題作出新的解釋。辦法是對《太極圖說》的首句作原則性的修訂，這是問題的關鍵所在。他看到《宋史實錄》中原來所載的《圖說》，首句是「自無極而為太極」，九江本則作「無極而生太極」。這是明白說出無極是在太極之先，痕跡過於明顯。他提出這些本子是增字失誤，卻斷定首句應為『無極而太極」，並對此作了新解：『周子所謂無極而太極，非謂太極之上，別有無極也，但言太極非有物耳.』『極，是道理之極致，總天地萬物之理，便是太極，太極只是一個實理.『無極而太極，正所謂無此形狀，而有此道理耳.」(《周子全書·太極圖說·集說》，上海：商務印書館萬，有文庫本，1938年3月，頁5)朱熹不像二程那樣對太極加以迴避，他把太極解釋為總天地萬物之理，又只是一個實理，這就將周、程的思想聯系起來，並加以概括提高。對無極與太極的關系，他是巧妙地排除無極在太極之先或是產生太極的印象，使《太極圖說》中的道教思想，得以消弭無形；而儒學傳統中的封建綱常倫理，卻以『理』這一最高范疇的普遍形式上升為宇宙本體，從而取代董仲舒儒學中『天』的地位。自是儒家的天命論演化為天理觀，天人感應的神學發展為天人一本的理學。儒家思想缺乏思辨性的弱點，隨著朱熹等人的努力而得到改善和加強，特別在哲學世界觀方面，朱熹對儒學哲理化的提高，作出了重要貢獻。
朱熹既將太極解釋為總天地萬物之理，這總的理只有一個，就是「理一」。但這個「理」又是無所不在的，是規定著萬事萬物所以然的道理。這個總的理有不同的分布點，就是『分殊』。朱熹對此加以闡釋說：「本只是一太極(理)， 而萬物各有稟受，又自各全具一太極爾，如月在天， 只一而已，及散在江湖，則隨處可見，不可謂月已分也.」(宋黎靖德編：《朱子語類》，卷94，上海：中華書局，王星賢點校本，1986年3月，頁2409)「理只是這一個，道理則同，其分不同，君臣有君臣之理，父子有父子之理.」(《朱子語類》，卷6，頁99)這里所講的就是「理一分殊」，是朱熹在促使儒學哲理化的過程中，所完成的一項重要理論建構。
上面朱熹講的『理一分殊』，這種理論是來源於佛教華嚴宗的「一多相攝」。朱熹對此並不明言，只是認為佛教也有這種思想。他說：『釋氏雲：『一月普現一切水(月)，一切水月一月攝.』這是釋氏也窺見得這些道理.』(《朱子語類》，卷18，頁399)他這里說的就是『月印萬川』的比喻，佛教和朱學都以此形象地說明一多相攝、理一分殊和萬殊一本的理論，自是君臣父子、上下尊卑的封建等級秩序，三綱五常、忠孝節義等封建政治倫理道德，都被說成是至高無上的天理，就像天空皓月一樣普照大地。在天理的籠罩下, 人們只能按照自己的本分，依從天理行事。這即是說，只要人們接受「理一分殊」的理論說教，就會自覺自願地去遵守封建道德倫理綱常。自是儒家世界觀經過哲理化的改造，
從取得的社會功效來說也是大有提高。
朱熹既然界定「理」或「天理」作為宇宙的本體，是哲學的最高范疇，那麼人們又怎樣去認識這個理呢?他一方面利用《禮記·大學篇》中講「格物致知」的古老命題，作出更為詳盡的發揮：「所謂致知在格物者，言欲致吾之知，在即物而窮其理也。蓋人心之靈，莫不有知；而天下之物，莫不有理，惟於理有未窮，故其知有不盡也。是以《大學》始教，必使學者即幾天下之物，莫不因其已知之理而益窮之，以求至乎其極，至於用力之久，而一旦豁然貫通焉，則眾物之表裡精粗無不到，而吾心之全體大用無不明矣。此謂物格，此謂知之至也。」(朱熹撰：《大學章句·補格物章》，上海：世界書局，《四書五經》宋元人注本，1936年4月，頁3)朱熹造段發揮是符合認識論原理的。因為認識就有一個由此及彼、由表及裡、由粗到精、由「零細」上升到「全體」、由『現象」深入到「本質」的過程。朱熹所理解的格物致知就表明有循序漸進的意思。至於他講的「一旦豁然貫通」這並不等於佛家的『頓悟』，因為它是在『用力既久』的格物基礎上達到的，是由「積累」到「貫通」的認識過程，因而這是含有認識飛躍的合理因素。不過另方面朱熹確也碰到一個難點。即他的『理一分殊』理論，認定萬事萬物之理只是太極這一總體之理的分殊。而這個「無人身的理性」，它流行於物中就成為「在物之理」；流行於心中則成為「在己之理」。
因此他所謂『格物致知』，表面上是人的主體作用於客體，但「物之理」與「己之理」都無非是太極之理的「流行」，所以兩者之間的「對置」是虛假的，最後還得承認是「心包萬理，萬理具於一心」(《朱子語類》，卷9，頁155)，那麼所謂「一旦豁然貫通」，與陸九洲講的「心學」就難有所區別了。
本文上面講到，張載曾提出「聞見之知」與「德性之知」兩個認識來源，並將兩者割裂開來，朱熹是想彌補這個缺陷，所以提出『欲致吾之知，在即物以窮其理也。』但他又要講「萬理具於一心」，這就使『即物窮理』與『內心求理』兩者之間難以協調，終於無法達到從感性到理性這一科學認識論的發展途徑，這是朱熹思想中所難以解脫的矛盾和局限。
本文上面還談到，張載曾提出天地之性與氣質之性的兩重人性諭，二程和朱熹對這種區分都甚為贊賞。朱熹認為：孟子講性善，說人性中潛藏著仁義禮知『四端』，這只是說到天命之性，但對惡從，何來，由於『不曾說得氣質之性，所以亦費分疏」(《朱子語類》，卷4，頁70)。至於荀子主張性惡，『只見得不好底性』(《朱子語類》，卷59，頁1389)，卻未能回答善從何來。即是說孟、荀的人性諭都各有偏頗，唯有張載、二程闡發的兩重人性淪，使原來在道德上的善惡歸屬，上升到從本體論上來解決人性來源問題。因此朱熹稱贊張載對兩種人性來源的闡發是「有功於聖門，有補於後學」。『故張、程之說立，則諸廣之說泯矣」 (問注②，頁70)。而天地之性既是天理的流行，因此又被稱為義理之性，性即理也，道德論與宇宙論合而為一，儒學哲理化的程度，又得到了提高。
總的來說，朱熹是理學的集大成者，在儒家思想哲理化的過程中，他作出了不懈的努力，使儒學的理論思維水平得到提高，對此我們要給以應有的歷史評價。
7. 理學也是儒學，理學和傳統儒學相比有哪些新發展及理學思想對中國歷史有什麼影響
宋明時期儒學發展為理學
背景
社會形勢發展變化與動盪不安，受到道、佛教的沖擊，儒學獨尊地位動搖而出現危機，佛、道、儒「三教合一」潮流的出現。
理學的概念
宋代出現的新儒學體系，即理學。理學是儒、道、佛三家融合的產物，儒學從佛、道之中吸取了有益的東晤，完成了更為理論化、思辨化的過程，成為新的儒學。
理學對儒學的發展
宋代形成理學，即道學，汲取了佛、道中的有益內容，完成了理論化、思辨化的過程而形成新儒學。北宋有程顥、程頤，他們認為，「萬物皆只是一個天理」，把天理和倫理道德直接聯系起來，認為仁是萬物俱生的；南宋朱熹是理學發展的集大成者，提出「理氣論」和「心性論」，維護封建等級制度。陸九淵提出「心學」；到明中期，王守仁進一步發展為「陽明心學」，其思想核心是「致良知」。明清兩代，理學和心學相繼占統治地位。理學從哲學方面發展了儒學，為專制等級制度製造理論根據，因此成為官方哲學。
影響
一方面是積極的，對人的人格、氣質、品行、立志、責任感等方面具有積極的影響；一方面是消極的。它所規定的「三綱五常」等倫理道德規范，這是維護君主專制的工具，摧殘、扼殺人性，壓抑思想進步。消極影響是突出的。
8. 儒家思想在宋明朝分別形成了怎樣的體系，做出了貢獻分別是
宋明時期，總的來說，形成了理學和心學。
宋元明清時期的哲學思潮。又稱道學。它產生於北宋，盛行於南宋與元、明時代，清中期以後逐漸衰理學創始人周敦頤落，但其影響一直延續到近代。廣義的理學，泛指以討論天道性命問題為中心的整個哲學思潮，包括各種程顥不同學派；狹義的理學，專指程顥、程頤、朱熹為代表的、以理為最高范疇的學說 ，即程朱理學。理學是北宋以後社會經濟政治發展的理論表現，是中國古代哲學長期發展的結果，特別是批判佛、道哲學的直接產物。理學在中國哲學史上佔有特別重要的地位，它持續時間很長，社會影響很大，討論的問題也十分廣泛。
理學流派紛紜復雜，北宋中期有周敦頤的濂學、邵雍的象數學、張載的關學、二程的洛學、司馬光的朔學，南宋時有朱熹的閩學、陸九淵兄弟的江西之學，明中期則有王守仁的陽明學等等。盡管這些學派具有不同的理論體系和特點，但按其基本觀點和影響來分，主要有兩大派別，二程、朱熹為代表的朱熹程朱理學；陸九淵、王守仁為代表的陸王心學。
作用：作為地主階級新的思想理論體系，理學一度對當時社會的發展起過好的作用。它在思辨哲學方面的發展，無疑是人類歷史上的一大進步。對於日本、朝鮮的歷史發展，理學也曾發生相當大的影響。但是，理學在強化封建禮教 、維護宗法等方面，隨著中國封建社會的不斷發展，愈益起著消極乃至反動的作用。
心學：作為儒學的一門學派，最早可推溯自孟子，而北宋程灝開其端，南宋陸九淵則大啟其門徑，而與朱熹的理學分庭抗禮。至明朝，由王守仁（號陽明，下文王陽明即此人）首度提出「心學」兩字，並提出心學的宗旨在於「致良知」，至此心學開始有清晰而獨立的學術脈絡。
心學是對理學的進一步發展，它的出現，標志著重建儒家信仰的理論任務已經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