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如何對待中華民族傳統美德
中華文明是世界四大文明中唯一延續至今的文明,這本身就是人類文明史上的奇跡,如果探究其原因,也許只能從文化中找尋。
傳統文化常常是精華與糟粕並存。傳統道德作為傳統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也是瑕玉並現、積極與消極並存的復合體系。因此,學習借鑒傳統道德,必須堅持以歷史唯物主義為指導,辯證地分析,批判地繼承,取其精華,去其糟粕。「批判繼承」,是一個總的原則,即強調繼承是在歷史唯物主義的理論指導下,有批判、有選擇、有目的的繼承。如忠孝,古代的忠孝是為帝王服務的,統治者提倡為國盡忠。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報國盡忠就是忠於君王。
今天,我們應當去除「君讓臣死,臣不得不死,父叫子亡,子不得不亡」的愚忠愚孝思想,同時要鼓勵和提倡忠於祖國、報效祖國的崇高志向和孝敬父母、尊敬師長的傳統美德。
正確對待中華民族道德傳統,首先要堅持「四個」有利於的標准,即是否有利於推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是否有利於建設和形成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道德體系,是否有利於維護廣大人民群眾的根本利益,是否有利於培養社會主義「四有」新人的標准。做好取捨和創造性的轉化工作,努力踐行借鑒積極內容。
其次,要堅持反對文化復古主義,歷史虛無主義兩種錯誤思潮。文化復古主義認為,中國之所以落後,就是因為傳統文化特別是儒家文化傳統的失落。所以,道德建設的最終目標就是要恢復中國「固有文化」,形成以中國傳統文化為主體的道德體系,並通過這種傳統道德的復興中止和取代近代以來的科學發展模式和民主社會制度。
歷史虛無主義認為,中國傳統道德從整體上來說在今天已經失去了價值和意義,不能滿足我國現代化建設的需要,必須從整體上予以全盤否定。這兩種思潮都割裂了人類道德傳承與創新辯證統一的關系,違背了馬克思主義的歷史唯物主義原則,對於繼承和弘揚中華傳統道德文明和當前中國的社會主義道德建設都具有嚴重的消極影響,我們應當旗幟鮮明地抵制和反對。
2. 如何正確對待中華民族道德傳統
在對待中國傳統道德問題上,要堅持馬克思主義的立場、觀點和方法,既不能全盤肯定、全面照搬,也不能全盤否定、全面拋棄。要按照是否有利於推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建設事業,是否有利於建設和形成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道德體系,是否有利於維護廣大人民群眾的根本利益,是否有利於培養社會主義「四有」新人的標准,做好取捨和創造性的轉化工作。要通過分析、鑒別、取捨和改造,剔除那些帶有明顯的階級和時代局限性的成分,繼承和弘揚優良的道德傳統,特別是那些反映普遍性、共同性和一般性道德要求,對我們今天的道德實踐仍然具有借鑒意義的積極內容。根據這樣的指導思想,對中國傳統倫理道德的正確態度和基本方針,應當是批判繼承、棄糟取精、古為今用、綜合創新,使之與當代社會相適應、與現代文明相協調,保持民族性,體現時代性。批判繼承是對待中國傳統道德的基本原則,表明我們對待中國傳統道德的基本態度是,既反對文化復古主義,也反對歷史虛無主義,而是以批判為前提的繼承,以繼承為目的的批判;棄糟取精,是繼承傳統道德文化的基本要求,表明我們對中國傳統道德文化的繼承是有選擇的;古為今用是研究和繼承中國傳統道德的基本目的,這個目的就是讓中國傳統道德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德建設服務,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政治、文化和社會建設服務;綜合創新是繼承中國傳統道德的總歸宿。這里的綜合,既是指中國傳統道德文化中儒家、法家、道家、墨家以及佛教等文化和宗教流派優秀和合理的思想資源的綜合,也是指中國優良傳統道德文化與全人類一切優秀道德文化成果的綜合,尤其是指中國傳統道德文化與現時代道德文化的綜合。這里的創新,是在綜合基礎上使中國傳統道德文化與當代社會相適應、與現代文明相協調,保持民族性,體現時代性。
3. 如何看待中國傳統的道德教育
中國傳統文化博大精深,在道德教育方面更是積累了五千年的經驗,為中國傳統社會的安定和諧做出了重大貢獻。而中國傳統社會的道德教育之所以能夠奏效,是因為傳統社會的道德教育接受了儒家的觀念,切實做到了以下幾點:
第一,高度重視道德教育,樹立了道德教育的明確目標,並把道德教育視為一個由家庭教育、學校教育、社會教育和宗教教育構成的完整體系
早在《禮記·學記》上就有:「建國君民,教學為先」的觀點。這就是說,建立一個政權和領導一國的老百姓,教育是至關重要的。而「教也者,長善而救其失者也」(《禮記.學記》),教育的目的是「長善救失」,即使人的過失得以挽救,而使人善良的方面不斷增長。可見,道德教育是古代教育的核心內容。道德教育必須從修身,即達到身心和諧開始,進而處理好人與人、人與社會、人與自然乃至國與國之間的倫理關系。因此,只有教育辦好了,人心得治了,倫理關系協調了,才能從根本上保證人們真正長久的幸福生活。
而中國古代的道德教育之所以能夠奏效,是因為它是一個由家庭教育、學校教育、社會教育、宗教教育等構成的完整體系。在這個體系中,特別重視了家庭教育的重要性,強調家庭教育是道德教育的開始,社會教育是家庭教育的擴展,社會教育應當秉持孔子提出的「思無邪」的理念。因此中國古代的文藝作品,都遵循著孔老夫子的這一思想,不論音樂、歌舞、戲劇、詩詞等等,無不是以宣揚道德、弘揚正氣為主要內容,這樣才能使社會的正氣上升,邪氣下降。在科學迅猛發展的今天,網際網路滲透到人生活中的方方面面,因此社會教育對人價值觀的影響更是起著潛移默化的深遠影響。所以我們的文化部門、新聞媒體,網際網路等,更應當承擔起弘揚社會正氣的責任,為倡導和樹立正確的道德觀營造良好的社會氛圍。
此外,宗教教育在中國傳統道德教育中佔有非常重要的作用。特別是佛教,本質上就是一種教育。佛陀教育教導人「諸惡莫做,眾善奉行」與儒家重視道德教育的思想本質上是一致的。自公元67年佛教傳到中國後,受到中國朝野的歡迎,成為一種高度藝術化的教育。而這種藝術化的教育,體現在佛教的建築、雕塑、音樂、繪畫之中,成為中國傳統道德教育的重要組成部分,為形成淳樸向善的民風和達到社會的安定和諧起到了重要作用。
第二,採取了道德教育的有效方式,強調領導幹部的率先垂範作用
《說文解字》把「教」解釋為「上所施,下所效」。儒家看到道德教育的有效方式是身體力行的感化而不是空洞的說教,是開啟人的愛心、羞恥心而不是強制灌輸一種理念,因此特別了強調「正人先正己」、「身教勝於言教」,強調了作為國家和社會事務的管理者的領導人的道德示範作用。在這方面,孔子多次強調說:「君子之德風,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風,必偃。」(《論語·顏淵》)意思是說,領導人的德行好比風,老百姓的德行好比草。風向哪邊吹,草就向哪邊倒。又說:「政者,正也。子帥以正,孰敢不正?」、「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雖令不從」的說法。實踐證明,「上行則下效」:「上有克讓之風,下有不爭之俗」,「上清而無欲,則下正而民朴」,「上重義則義克利,上重利則利克義」,「大臣不廉,小臣必污;小臣不廉,風俗必敗。」由此可見,作為管理國家和社會事務的領導者的道德修養對於形成一個社會良好的社會風尚而言是至關重要的。
孟子繼承了孔子重視領導者以身作則的道德示範作用,他說:「是以惟仁者宜在高位。不仁而在高位,是播其惡於眾也。」(《孟子·離婁上》)只有仁人應處於統治地位。不仁的人處於統治地位,就會把他的罪惡傳播給廣大的群眾。追溯歷史,在「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這個士大夫階層實現政治理想的過程中,尤其重視個體品格的高低,重視個體人格的力量,良好的個體道德修養成為為官者首要而基本的條件。包拯清正廉明、不畏強權的為官品格;海瑞為民請命、剛直不阿的風范,都為統治者和平民所敬仰。
第三,把道德建設作為一項復雜的系統工程,通過各種制度建設保證推行道德教育
中國古代對道德教育的重視,並不是空洞的道德說教,而是依靠各種社會制度來加以強化。簡單地講,社會弘揚什麼,就要通過制度激勵什麼;反對什麼,就要通過制度約束什麼。英國功利主義的代表人物密爾說的好,「當社會不利於人常常運用高尚的情感時,這種情感就會由於缺乏培養而枯死。」從這個意義上說,從法律、監督機制的健全、激勵機制的完善上保障和推行道德教育,也是十分必要的。中國古人重視道德教育,但絕不意味著因此忽視了制度的完善和健全。在中國古人那裡,道德教育與制度建設這兩者之間不是非此即彼、相互對立、相互矛盾的,而是相互促進、相輔相成的。
例如,為了落實孔子「舉賢才」、「舉直措諸枉,能使枉者直」的主張,孟子進一步提出:「尊賢使能,俊傑在位,則天下之士皆悅,而願立於其朝矣。」(《孟子·公孫丑上》)這一觀點也為歷朝歷代的開明統治者所接受,因而注重從官吏的選拔、考核、監察、獎勵、培訓和管理制度上落實「進賢受上賞,蔽賢蒙顯戮」(《漢書》卷6,第167頁,中華書局出版社1962年版)的主張,這對於維護傳統社會的和諧穩定起到了重要作用。
第四,著重培養人「行有不得,反求諸己」的能力
世界所有沖突、不和諧的出現,根源在於利己與利他之間的沖突。因此,要化解沖突,每個人都要首先反省自己的不足,而不是去指責對方。孟子對這一點的闡述尤為詳盡。他說:「愛人不親,反其仁;治人不治,反其智;禮人不答,反其敬。行有不得者皆反求諸己,其身正而天下歸之。」
在《中庸》上也說,「射有似乎君子,失之正鵠,反求諸其身。」意思是說,我們做事如果沒有成功,就應當馬上反過頭來從自己身上發現不足。這正如一個射箭的人,如果他射箭偏離了靶心,他不是去尋找客觀的原因,而是回過頭來反省自己的技藝不精湛。孔孟所稱道的堯舜禹湯等古代的聖人,都是這樣「行有不得,反求諸己」的楷模。商朝的湯王,在自己洗臉的盆子上面刻了一段話,「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大學》:「湯之盤銘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時時督促自己要不斷進步。湯王遇著大旱禱雨時又提到:「朕躬有罪,無以萬方;萬方有罪,罪在朕躬」(《論語·堯曰》)。意思是說,只要我自身有罪,不要因為我的過失殃及到天下百姓的身上。天下的老百姓有罪,都是我自己沒做好,都該由我自身負責。
在中國古人看來:「天下興亡,匹夫有責」。社會風氣的好壞,與社會中的每個人息息相關,而社會上的每個人都對社會風氣的好轉負有不可推卸的責任。因此,不僅是每一個領導者,而且每一個普通的人,都應當有這樣「行有不得,反求諸己」的態度。陳寅恪說過:士大夫無恥,是為國恥。而作為讀書人,作為知識分子,更應當具有這樣的反省能力。應當說,從自己做起樹立正確的榮辱觀和道德觀,是我們每一個人都應當也必須承擔的道義責任。
古人說:各相責,天翻地覆;各自責,天清地寧。如今小至家庭夫婦之間的沖突,大至種族、國家之間的沖突,從很多的程度上都是由於彼此之間只知道責怪對方,而不能夠反躬自省而導致的。只有人人都能做到「行有不得,反求諸己」,才能最終化解沖突和矛盾,維護社會的和諧和世界的和平。
孝親觀念的現代意義
內容摘要:「孝」是傳統儒家文化的核心內容,千百年來一直作為倫理道德之本、行為規范之首而倍受推崇。現代家庭和生活方式的轉變和追求個人自由、權利意識的蔓延,使得孝親觀念越來越為人們所忽視。從而也出現了很多人倫關系失調、家庭關系紊亂等社會問題。解決這些問題的途徑是多方面的,重新認識和提倡儒家倫理中重視孝道的思想,對於從根本上解決這些社會問題具有重要的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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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題詞:家庭美德 孝敬 尊老 儒家倫理
對於現代家庭關系問題的討論,筆墨日益集中於夫妻雙方關系的處理和協調,這是否意味著現代家庭中子女越來越少地關注對父母的贍養與孝敬問題?易言之,傳統社會中濃厚的孝親觀念在現代家庭中還處於何種地位、起著多大的作用呢?帶著這個疑問,筆者對當代家庭中子女對父母的「孝敬」問題進行了訪談調查。
調查是在煙台開發區的一個居民小區中進行的。由於地處開發區,集中了許多年輕的和中年的夫婦,與地處開發區的特點有關,這里聚集的年輕人都具有較高的學歷和較好的文化素質。我們的訪談對象集中於那些與兒女生活在一起的老年人,了解他們對兒女的孝親觀念的看法。這些回答似乎反映了某一年齡段(25--35歲)、某一文化層次(大專以上學歷)的城市青年(或中年)人對孝親問題的態度。
在談及兒女對父母是否「孝敬」的問題時,這些老人的回答大都是肯定的。然而,這些肯定的回答在我們聽來,都帶有一種「知足常樂」的無奈。在他們看來,能和子女生活在一起,受到兒女的照顧,就很滿足了。而這種滿足似乎來自於與那些歧視打罵父母、吃父母的、要父母的、拿父母的兒女的對比。從他們的談話中還得知,對於洗衣、做飯、照看孩子等家務,他們也都心甘情願地承擔了,目的是為了在自己能幹活的時候,不要成為子女的包袱。至於象子女不高興了,說話時不在乎父母的感受、甚至帶有訓斥的口吻等情況,他們也以「比上不足,比下有餘」的心態接受了。他們的精神生活,更多的是來自於與孫子、外孫的感情交流,而來自於兒女的卻很少。兒女也沒有很好地意識到應該關心父母的精神生活,而把孝僅僅理解為贍養父母。這與中國傳統社會對「孝」的理解相距甚遠。
「孝」是傳統儒家文化的核心內容,千百年來一直作為倫理道德之本、行為規范之首而倍受推崇。如孔子的「君子務本,本立而道生。孝第也者,其為仁之本與!」(《論語·學而》)、孟子的「仁之實,事親也者」(《孟子·離婁上》)、《孝經》上的「孝,德之本也,教之所由生也」,都把孝視為仁、義的根本,「人倫之公理」。後世的思想家和歷代統治者也把它當作維護社會倫理關系和政治統治的重要手段,並從不同的角度、比較全面地闡述了「孝」的含義、內容以及各種具體要求。
I.
孝道為什麼這樣為古人所重視呢?
在儒家思想家看來,孝敬是性德,即本性中所具有的品德。儒家講人性本善。人性的本善體現在人生而具有的惻隱之心、是非之心、辭讓之心、羞惡之心的基礎上。而建立在父子親情這種自然的倫理關系之上的孝敬,最容易體現出人生而具有的惻隱之心等。因此,講孝最容易開發本性,使本具的性德昭顯。儒家仁的思想正是建立在孝這個根本的基礎上的。因此,這個字絕對不能疏忽。理解了這個字,也就理解了儒家思想的精髓。從孝這個字的構成來看,孝是一個會意字,上面是個老字,下面是個子字。孝這個字的含義就是說,上一代與下一代是一體、不是兩個。如果有兩個這個觀念,那就不是孝了。上一代還有上一代,過去無始;下一代還有下一代,未來無終,無始無終是一體。在外國,中國人還保持著祭祀祖先的傳統,外國人不理解,問:幾百年、幾千年前的祖先,認都不認得,還祭祀他們干什麼?但是他們不懂得「慎終追遠,民德歸厚矣」的道理。中國人祭祀祖先,這個情存的深厚!遠祖不忘,對眼前的父母哪有不孝敬的道理呢?儒家從縱的方面講孝的教育,從橫的方面,則講兄弟之間的悌,又把它推廣到「四海之內皆兄弟」。可見,孝悌教育做好了,整個社會的人倫關系就自然會井然有序了。
推行孝道責任重大的是老師。因此,孝親和尊師緊密地聯系在一起。儒家特別強調尊師重道的重要,強調老師的恩德與父母的恩德是一樣的。這在古禮中表現的特別明顯。在《禮記》中記載,男子20歲行冠禮。從此以後,他的祖父母、兄弟姐妹等親戚都不再叫他的名了,而改稱他的字,甚至連皇帝也是如此,都稱他的字表示對他的尊敬。只有父母一生都可以稱他的名,還有就是老師也可以稱他的名。可見,老師與父母的恩德是相等的。父母去世,要守喪三年;而老師去世,也要守(不穿孝服的)心喪三年。皇帝接見老師,也要降階,不能以君臣之禮接見,而必須以賓主之禮接見,即皇帝站在東面,老師站在西面。可見,儒家對師道尊嚴是何等的重視,把孝道和師道看成是教育的大根大本。
儒家講的孝的內容十分豐富,不僅要養父母之身,而且要養父母之心、父母之志,不能讓他們常常擔心。如果自己常常讓父母擔憂,那就對不起父母,就是不孝了。例如,到學校讀書,功課不好,讓母親擔憂,就是不孝;不敬老師,和同學不能相處,讓父母擔憂,就是不孝;蹋進社會,工作不認真負責、不盡心盡力,讓父母擔憂,是不孝;對長官不盡忠,是不孝,與同僚不能合作,讓父母擔憂,也是不孝。因此,《論語》上講:孝就是能夠做到「父母惟其疾是憂」,即父母僅為其疾病擔憂,而完全不必為任何其它事情擔憂。可見,一個常常懷有孝心的人,就幾乎是一個完人了。因此,古代有「求忠臣於孝子之門」的說法,是不無道理的。
II.
古代關於孝的有些論述和要求不僅在當時具有進步作用,而且對於我們今天家庭生活的和諧也仍有可供借鑒的內容。從現代社會與現代文明觀念出發,儒家所講的「孝」,其合理內容主要體現在以下三個方面:
首先,贍養父母。早在《尚書·酒誥》中就提出了「嗣爾股肱,純其藝黍稷,奔走事厥考厥長。肇牽車牛遠服賈,用孝養厥父母」。意思是說,臣民之所以努力種植各種穀物,是為了事奉他們的父兄。農功既畢,牽著牛車將穀物運到遠處去貿易,也是為了奉養他們的父母。這里就提出了贍養父母的道德問題。《詩經》上也有很多篇章,一再強調子女應報答父母的養育之恩,如《詩經·小雅》雲:「父兮生我,母兮鞠我,拊我畜我,長我育我,出我腹我」。意思是說:爹生我,娘養我。撫摸我,愛護我,養大長大教育我,照顧我啊掛念我,出門進門抱著我。因此,子女贍養父母,也是為了報答父母的養育之恩。作為儒家經典的《孝經》,更是把贍養父母作為庶人的主要孝道,指出:「用天之道,分地之利,謹身節用,以養父母,此庶人之孝也」。可見,傳統儒家倫理對於贍養父母是十分重視的。有時候,甚至超出了道德范圍而以法律形式加以保證,規定不孝在法律上要受到處罰。《孝經·五行章》有:「五行之屬三千,罪莫大於不孝」的說法,規定對不孝者要「斬首梟之」。北齊律首創「重罪十條」,而其中不孝罪為「十惡不赦」的罪名之一。唐律規定,罵祖父母與父母的要處以絞刑,毆者處以斬刑,從而對不孝的種種罪行作出了更具體的處罰。
第二,尊敬父母。一般人認為贍養父母就是盡了孝道,針對這種看法,孔子說:「今之孝者,是為能養犬馬。皆有養,不敬,何以別乎?」(《論語·為政》)。就是說,僅僅把「養」作為「孝」的標准,是遠遠不夠的。因為對於養犬馬而言,也是「養」,不敬重父母,就與養犬馬無法區別了。《禮記·祭義》上也講,「孝子之有深愛者,必有和氣,有和氣者必有愉色,有愉色者必有婉容」。事奉父母,重要的是子女從內心發出對父母的真誠的尊敬之情,保證父母在精神上得到欣慰,使他們心情愉悅。所以孔子說:「色難。有事,弟子服其勞;有酒食,先生饌,曾是以為孝乎?」(《論語·為政》)。意思是說,事奉父母時保持和顏悅色是最難的。有事情子女去做,有酒食讓父兄先吃,這樣做就能稱得上是孝了嗎?對父母和顏悅色,尤其要表現在當父母犯錯誤的時候,不能發火:「事父母幾諫。見志不從,又敬不違,勞而無怨」(《論語·里仁》)。意思是說,侍奉父母,如果他們有不對的地方,要輕微委婉的勸說,操勞而沒有怨言。可見,儒家的孝道把尊敬父母視為孝行的高層次要求。養與敬相比,敬是更根本的。因此曾子說:「孝有三:大孝尊親,其次弗辱,其下能養」(《禮記·祭義》),孟子也說:「孝子之至,莫大乎尊親」(《孟子·萬章上》)。
第三,「尊老」。儒家把孝不限於父子關系,還擴大到家族親戚之間,如《禮記·坊記》提出,「睦於父母之黨,可謂孝矣」,主張「入則孝,出則悌」,即在家孝敬父母,出外尊敬長者,把家庭敬老觀念推廣到社會。自漢代以來,儒家的尊老、愛老、養老的倫理觀念牢固地紮根於家庭、風行於社會。「老吾老以及人之老」,成為人們奉行的行為規范,要求人們不僅要孝敬自己的父母,而且也要用同樣的感情去敬愛別人的父母。
在儒家看來,至少要做到以上幾點,才能稱得上是「孝」,以這種標准來衡量今天的「孝」子,恐怕有很多人就很難名副其實了。一些在古人看來是孝敬父母的起碼要求和必備禮節,在現代許多年輕人眼中無異於「天方夜譚」。實地訪談的結果表明,要使兒女總是對父母保持和顏悅色的「愉色婉容」,已經很難做到了。至於子女偶爾不高興向父母發點脾氣,在一些家庭中已成為「家常便飯」。而這些老人卻只是默默忍受了,總覺得比起那些「不肖」子孫而言,自己的兒女已經做得不錯了。
受過高等教育的城市子女的孝親觀念尚且如此,一般社會大眾、特別是農村子女對待老人的態度就可想而知了。對這一點雖然沒有做過專門的調查,但翻開反映老農生活的報刊雜志,親生兒女(兒媳)打爹罵娘、遺棄侮辱父母、視父母為包袱或保姆等事例隨處可見,許多老人凄涼悲苦的生活活生生地展現在眼前,令人目不忍睹。這與中國儒家倫理歷來倡導的養親、尊親、敬老的傳統美德形成了強烈的反差。
III.
究竟是什麼原因導致了曾經影響中國人上千年的孝親觀念的衰退呢?
其一,對傳統孝道的猛烈批判,忽視了傳統孝親觀念中的合理成分。中國自五·四新文化運動、尤其是社會主義社會建立以後的十年文革期間,孝道連同一切封建道德受到了猛烈的批判,人們從不同角度、各個方面揭露了封建孝道的弊端與危害。不可否認,傳統孝親觀念是在重視閱歷和經驗的農耕社會中逐漸形成和發展起來的,在漫長的奴隸社會、封建社會中受到宗法等級制度的深刻影響,「孝」的內容不可避免地帶有濃厚的宗法等級色彩,有許多愚忠愚孝的內容和阻礙現代社會發展的因素。如「三年無改於父之道,可謂孝矣」(《論語·學而》)、「父母在,不遠游,遊必有方」(《論語·里仁》)、「不孝有三,無後為大」、「父為子隱,子為父隱,直在其中矣」(《論語·子路》)等等。但是,應當明確的是,這些消極的因素並不能代表儒家孝道思想的主流。同時,對儒家經典中的這些論述,也不能作斷章取義的曲解。由於一些人對傳統孝道良莠不分的批判,造成人們思想上的混亂,在當代社會產生了不良社會後果。
其二,西方極端個人主義思想的影響,淡化了子女養親敬親的義務感。隨著社會生活的變化,尤其是西方腐朽價值觀的侵蝕,一些人的個人主義、功利主義等思想意識急劇膨脹,自我表現中心,自私自利。例如有些人受到功利主義的影響,認為,老人只有消費,沒有生產,是一種累贅、一種負擔,敬老觀念日漸淡薄,甚至骨肉至親,也不喜歡家中有隨時需要照顧的老人同住。只有極少數需要老媽媽幫忙看家、煮飯、洗衣服、帶孩子的,才願意與老人同住。再就是父母本身有錢,不構成子女的負擔,兒女才樂意與他們同住,親自奉養。這些人心中只有自我,或放大了的自我,即妻子與兒女,沒有父母,不盡人子之責,不贍養扶助父母,甚至歧視、虐待父母。這不但破壞了家庭的友愛和睦,給父母在經濟上造成極大困難,在精神上造成極大痛苦,而且敗壞了整個社會的道德風氣和敬老傳統。就這樣,人們在不知不覺中把儒家的「必養且敬」的孝子標准簡化為「必養」了。具有諷刺意味的是,當社會上出現了大量打爹罵娘、不顧父母之養等「大逆不道」的現象時,那些尚能贍養父母的人就成為「孝子」。這也就不難理解那些能夠受到子女贍養照顧的老人們那種「知足常樂」的心情了。
當然,以上這些現象的產生,也是與我們社會生活的變動和教育的脫節是分不開的。在這種社會條件下,大力弘揚傳統孝德尤為重要。弘揚傳統孝德,必須首先解決思想認識問題。這是因為,現在中國正處於從傳統社會向現代社會過渡時期,一些持激進觀點的人對曾經扮演過封建道德的孝親觀念能否在現代家庭倫理關系的協調上起到積極作用持有懷疑甚至否定態度。
IV.
那麼,在當代中國弘揚傳統孝親美德的根據和價值在哪裡呢?
從道德的發展來看,社會主義道德不是憑空產生的,而是對過去人類一切優秀道德的繼承與發展。社會主義道德必須根植於民族的傳統道德。社會主義道德並不是簡單的肯定或否定,而是棄糟取精。盡管傳統道德中含有其時代的階級的局限性的內容,但又有其不可忽視的超越時代的可繼承的內容。例如,傳統孝道中的養親、尊親美德,一方面有利於維系人類的種族繁衍,符合社會生產力發展的需要,有其客觀物質的基礎;另一方面又有利於和睦親情,維系人類家庭,是血緣親情的自然表現,具有主觀心理的根據。又如傳統孝道中的敬親、尊老美德,強調「老吾老以及人之老」,把孝悌作為仁之本,「愛人」首先從愛父母做起,然後愛其族人、愛其長上、愛其民族、愛其國家。這種推己及人的自然親情,符合人的認識與情感發展的規律,易於為人們所接受。試想一個連自己的父母都不敬愛的人,怎麼可能讓他真心實意地去愛他人、愛民族、愛國家呢?可見,弘揚敬親、尊老美德,有助於維持社會秩序,形成良好的社會道德風尚。因此,孔子有「其為人也孝悌,而好犯上作亂者鮮矣」(《論語·學而》)的說法,《孝經》上也有「長幼順故上下治」的說法。可見,孝親觀念的教育是維持良好的社會倫理秩序的根本。而當代西方國家在物質文明高度發達、法治相對健全的情況下,仍然出現了犯罪率激增、少年犯年齡下降等現象,無疑與夫妻關系失調、家庭崩潰、父子失教的狀況有關。
可見,傳統孝親美德在當代社會仍具有重要的積極作用,在「孝」的觀念和行為中有值得我們去挖掘的諸多合理成分。我們不能因為它存在某種缺點就對它完全否定。對於這一點,孫中山先生在1924年談到:「一般醉心於新文化的人,便排斥舊道德,以為有了新文化,便可以不要舊道德,不知道我們固有的東西,如果是好的,當然是要保存,不好的才可以放棄」,「談到孝字,我們中國尤為特長,尤其比各國進步的多」,「所以孝字更是不能不要的」(《民族主義》第六講)。新加坡、韓國、日本等受儒家文化深刻熏陶的東方國家,在現代化的過程中充分發揮了儒家孝道的積極方面,才在發展物質文明的同時,在精神文明建設方面也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就。面對當前中國社會大量出現的不養老、不敬老現象以及新加坡、韓國、日本等東方國家在精神文明建設中取得的成就,孫中山先生的話不能不引起我們的深思。
總之,基於他國的經驗和中國的現狀,對儒家傳統孝親觀念進行全面的剖析和鑒別,吸取其中有價值的合理思想,在家庭中強調「孝」的美德,在全社會提倡養親、尊親、敬老的社會風氣,對於改善老年人的生活處境、穩定社會秩序和人倫關系、提高全民族的道德素質等都將具有重要意義。
4. 如何科學對待中國古代道德傳統
中國傳統倫理道德具有兩面性,既有積極、進步的一面,也有消極、保守、落後的一面,既有精華,也有糟粕,良莠混雜,瑕瑜互見。尤其應當指出的是,中國傳統倫理思想是在中國長期的傳統社會中逐步形成、特別是在封建社會中鞏固和發展的。漢代以後,儒家思想被封建化,成了封建社會的主導意識形態,一直延續上千年之久。因此,科學地認識中國傳統倫理道德,不僅要把握和肯定其優良方面,也要清醒地認識其陳腐方面。對於傳統道德中的積極方面,我們應當加以繼承;對於傳統倫理道德中的消極方面,我們則應當批判和摒棄。因而,正確對待中華民族道德傳統,取其精華,祛其糟粕,按照當代社會建設和發展的要求進行創造性轉換,是十分重要的。
對於中國道德傳統以至於整個中國傳統文化的認識和態度,在中國近現代史上曾經經歷過一個復雜、曲折的過程。五四運動前後,以「打倒孔家店」為主要目標的新文化運動,對於中國古代文化,特別是對以儒家為代表的傳統倫理文化,曾經進行了強有力的批判,對當時人們的思想解放起到了一定的積極作用。但是,在當時,對於儒家文化,特別是儒家的倫理道德思想,缺乏歷史的、辯證的分析態度,更沒有能夠提出積極地建設新道德的理論,因而也就沒有也不可能解決如何正確地對待中國傳統倫理道德的問題。新中國成立後,中國共產黨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正確地提出了對待歷史文化遺產,包括正確地對待傳統道德的態度和方法。但是,由於受到來自「左」的和右的錯誤思想的干擾,因而使繼承和弘揚中華民族優秀文化遺產,包括優秀道德遺產的工作,在相當長的時間內沒有很好地開展起來。即使是在「文化大革命」結束以後的一段時間內,如何對待中國傳統文化,包括中國傳統道德文化的問題,也曾出現過某些偏差。隨著改革開放的不斷深入,特別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的不斷豐富和完善,我們在如何對待中國傳統文化、包括中國傳統道德文化問題上,無論是理論上還是實踐上,我們都已經越來越走向成熟、理性和科學。
5. 怎樣看待原始社會到奴隸社會的道德
在原始社會生產方式基礎上形成的道德觀念和道德規范。是人類道德發展史上第一個歷史類型。由於原始社會生產力水平十分低下,生產資料公有,共同勞動,平均分配,沒有剝削和壓迫,由此就決定了原始社會道德。它的基本特徵:首先,維護氏族和部落的共同利益,是原始社會道德的基本原則。其次,共同勞動、相互關心以及維護氏族內部的平等,是原始社會的重要道德規范。再次,在同自然的頑強斗爭中,原始人在個人品性上也形成了諸如勇敢、剛毅、誠實等美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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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如何看待道德隨時代的變化呢
人類道德的根本和出發點永恆不變,那就是指引人們獲得精神和物質的快樂。所有的時代,所有的道德領袖制定的道德准則都是根據當時的社會環境,指引人們獲得當時所能獲得快樂最高值的行為規范。古代物質財富相對現代缺乏,主流的人們從精神層面獲得快樂的方式還是相對公平的,出現了如孔子為代表的儒家思想,仁者愛人等等。但現在社會隨著科技革命,人們獲得物質財富的數量急劇增長,更多地人能獲得物質層面的享受,也驅使著更多的人追逐物質財富。在這種情況下出現了西方為代表的功利主義思想。人類與動物最大的區別在於人類是有智慧的,是有更高層次精神方面的最求。在二十一世紀中,伴隨的物質財富越來越滿足人們物質方面的需求的情況下,更多的人會轉而更傾向於精神方面的追求。看一些世界500強企業CEO的人生經歷和價值追求,從那些卓越的商業領袖身上可以發現,現在很多人在物質滿足的情況下,從自己的早期經歷中尋找人生的終極使命。歷史有時是個循環,人類的道德也在物質快樂-精神快樂-物質快樂-精神快樂中不斷的變遷。二十一世紀,相信會出現真正引領精神快樂的道德領袖。透過顯現看本質,不能養活自己的人就需要依附別人過活。這些依附者就經常被道德批判。女人的三從四德本質上是因為女子在家需要父親養活、出嫁需要丈夫養活、夫死需要兒子養活。現在女性能夠自己養活自己了,所以封建糟粕就被推翻了。以後發展方向基本上是,人們都不去管別人的閑事。法律來負責人們不會互相傷害。
7. 怎樣看待人類社會的倫理,道德
底線倫理是一種基本主義的道德。底線倫理是一種基準的道德規范,它不要求人們將至善至美的理想與價值追求納入道德規范之中,至善至美畢竟是一種最高標準的道德人格,在社會轉型時期用這種道德准則要求人們也不符合實際。基本的道德義務是社會道德體系中最為基礎的部分,任何崇高的道德理想均離不開基本的道德義務,人們對基本道德義務的履行,對社會道德秩序的最終形成有重要的推動作用,這是每一個社會個體生存的道德平台。面對來自外部的道德沖擊,人們能夠堅守道德底線並非易事,底線倫理雖為基本道德要求,但也有一定的道德深度。
8. 你是如何看待道德文化
一、道德文化是中華文化的特徵
《漢書?藝文志》對於諸子的起源有過清楚的論述:「儒家者流,蓋出於司徒之官;道家者流,蓋出於史官;陰陽家者流,蓋出於羲和之官;法家者流,蓋出於理官;名家者流,蓋出於禮官;墨家者流,蓋出於清廟之守;縱橫家者流,蓋出於行人之官;雜家者流,蓋出於議官;農家者流,蓋出於農稷之官;小說家者流,蓋出於稗官。」不難看出,這些學派的起源都有一個顯著的特點,基本上都起源於官。這些官雖然各司其職,分工負責,但目的與功能都不外乎道德問題。
《大戴禮記》中說:「古之卿政以治天下者,冢宰之官以成道,司徒之官以成德,宗伯之官以成仁,司馬之官以成禮,司寇之官以成義,司空之官以成智。」這表明,「司徒」等官職在堯舜時期就已經設立,「道、德」治理在五帝時期就成為政治的主軸。
道德,是中華傳統文化各家學說、各個學派的總歸宿和最高境界。中華傳統文化,上溯其祖根,初創於伏羲的「易道文化」(以原始「易學」為標志),成形於黃帝的「法道文化」(以馬王堆出土《黃帝四書》內容為標志),成熟於老子創立的「道德文化」(以《道德經》為標志),她們共同組成「以易闡道、以法論道、以德證道」三部曲,為諸子百家之源頭,為中華文化之發祥,非常完美地構成中華道德文化大系統。老子創立的「道德文化」對他以後的諸子百家產生了深刻的影響,他是公認的「百家之祖」。所以,中華文化從本質來講是道德教化的文化,道德回歸、道德熏陶、道德實踐、道德修養、道德傳播等,幾乎是中華文化精神與內容的縮影。
二、道德文化的基本價值
(一)自覺憂患。內修道德,見微知著,具有高度的預見性、洞察力和判斷力,這叫做自覺。將自覺常態化,成為心靈深處亘古回盪的警鍾,則為自覺意識。大眾自覺意識的培養是社會、企業與個人規避風險的基石。
《周易》中說:「君子終日乾乾,夕惕若,厲無咎。」意識說,一個富有道德修養的人,應當終日不懈地自覺激勵,晚上也要戒懼警省,這樣即使有禍端也能避免。老子認為:「為之於其未有也,治之於其未亂也。……慎終若始,則無敗事矣。」意思說,在矛盾還沒有產生的時候就提前介入,在亂象還沒有顯現的時候就預先治理。把自覺意識貫穿始終,就不會有失敗了。在道德文化的熏陶下,中華民族涌現了大量具有自覺意識的精英,他們前瞻性地運籌帷幄,先覺地勘破迷霧,自由通達。如諸葛亮《隆中對》未出山已知天下三分,劉伯溫《時務十八策》謀定大明天下……精英們從不在危難中缺位。中國的新一輪再發,需要人民的精英,更需要精英的人民。精英意識能否復制、普及為群英團體,將是我國經濟社會可持續性發展的關鍵因素之一。
(二)自信自強。自信是什麼?它是一種軒昂的底氣,以道德修養為基礎,就有了正氣而無傲慢;以文明沉澱為內涵,就有了厚實而無浮華;以民族認同為標識,就有了尊嚴而無自卑;以中華復興為責任,就有了振作而不頹廢。中華文化的自信一開始就站在道德關懷和天下主義的制高點上,把自我心靈修養(內天下)的抱負,擴充到世界和諧大同(外天下)的責任。
西方文化從蘇格拉底開始,目光從自然中心轉到自我中心,到今天泛濫成個人貪欲。現代西方文化的自覺意識,更多的是通過征服自然滿足自我物慾的意識。西風日漸,在全球化、市場化的進程中,在經濟快速發展中如何提升全民素質,規避道德淪喪是非常迫切的課題。西方炫耀「正義就是強者的利益」的荒謬邏輯,建立在強勁軍事、經濟實力上的西方文化,以浮華耀眼的優越感給我們造成了空前的自信危機。西方科技和經濟單純發展物質文明所產生的惡果正逐漸顯現,這種「自己活不讓別人活」的達爾文主義的模式成本過於高昂,不值得效法。
(三)睿智清醒。大哲學家亞里士多德認為「閑暇(即寧靜沉思)才能產生智慧」,他特別重視在心靈美德基礎上培養智慧。恩格斯最崇拜、欣賞的品德和機智兼備的軍事家——亞歷山大就出自他的門下。
《淮南子》中說:「執元德於心而化馳若神。」意思說,只有心修道德,才能產生自由馳騁於萬事萬物的大智慧。老子說:「前識者,道之而愚之首也。」意思說,淺表層的智力,僅是思想的外在光華,看似鮮亮實則愚昧的開端。如果失去道德修養的支撐,智與慧的開發不同步,聽憑後天智力的單向發展,那麼屬於慧心的潛意識與預見性、創造性思維和靈感將難以透發,慧心也容易被蒙蔽。大智慧的精髓是「內求法」。中醫學認為,腎臟蘊藏著支撐智力活動的能量,又稱為「智德」和腎氣,而腎又生精,精氣上行補充於大腦,大腦與心靈相通,智力與慧性互補,一旦「腎精虛損」就會出現精神萎靡、反應遲鈍、記憶力下降的病理表現。凡被酒色淘空了的身軀,智慧之光必會消磨。
在世界性經濟危機的影響下,我國的經濟形勢不容樂觀,正需要靜下心來睿智地重新布局和盤活新的增長點。我們的幹部和企業主如果沉湎燈紅酒綠、歌舞昇平,同樣會磨損銳氣,耗散智慧。美國學者布熱津斯基在《第二次機遇》中反思:「誰要扮演當今全球的領袖角色,都需要有一種能夠把握世界時代精神的本能。」人文是心靈之燈,儒雅是交流的潤滑劑,雋永的智慧既可以使個體、團體與國家之間競爭的成本降低、資源得到高效整合及實現良性循環,還可以使我們肩負起引領人民克服各類艱難險阻的使命。
(四)勇擔責任。在生物世界中,生物圈的分布格局呈金字塔形,層級越高,數量越少。處於金字塔頂端的生物所起的作用最大,因為高端生物不僅生存所需要的能量和資源最多,而且它們的微小變動將引發其他生物的巨大變化,正是在這個意義上,能力最大的人所承擔的責任就最大。
老子認為,人類對待自然的責任是「能輔萬物之自然,而弗敢違」(始終遵循自然規律,竭力保持生態平衡而不敢有所違背);對待同伴是「聖人恆無心,以百姓心為心」(有高度道德修養的聖人,心胸寬廣而沒有私心,始終把百姓的冷暖放在心裡);對待國家社會的責任是「執一以為天下牧」(從道德的高度教化人民,統領社會與國家)。從而告誡:敬畏自然,共同呵護生存環境;效法聖人,一起維系人際和諧;以道德為最高宗旨,凈化社會風氣,規范大眾行為。
大禹治水居外十三年,三過家門而不入,由於長期在水中勞作,腿上的汗毛磨光了,腳趾甲脫落了,腰以下的肌肉都潰爛生蟲了。以至於人們感慨:「微禹,吾其魚乎!」意思說,要不是有大禹,我們現在早已變成魚蝦了。他的豐碑建立在大地之上,後世的人稱國土為「禹域」,就是對大禹最好的紀念。身處戰國的亂世中,孟子說:「如果想以道德來安撫治理天下,在當今之世,除了我還有誰可以肩負這個責任呢?」中華興衰,我的責任。我們的社會責任是大國崛起大志向的外在顯示和擔當,從個人生存價值向國家社會經濟進步共同的責任價值轉變,從而在個人與全局、人與區域人、人與大自然之間傳播持久的關懷和大愛。
(五)合作共贏。傳統中醫學認為,人與自然環境「天人合一」,人的機體與精神「形神合一」,所以人體是一個整體的「生態系統」。人體依賴「天人、形神」兩大生態系統而獲得健康,我國的生產與經濟活動的成功同樣依賴兩大「生態系統」:這里的「天人」是人與自然資源的生物鏈,這里的「形神」則是經濟人與經營模式的關系鏈。在區域性合作的世紀,共生共贏及合作發展才是可行的路徑,而獨占和單打與信息共享化、全球一體化的時代潮流背道而馳。所以,所有行業企業理應放棄劍拔弩張的沖動,放棄非理智的惡性競爭,杜絕殺雞取卵的同行壓價,避免一窩風的重復經營,相互容忍地生活在「生態系統」共同的屋檐下。
《易經》中的「比卦」就蘊涵親密團結、真誠合作的深意。老子說「生而弗有,長而弗宰,是謂玄德。」意思說:對創造的成果並不獨自佔有,對事業的發展並不唯我主宰,這樣的合作關系才最為穩固,因為它的核心價值觀是「玄德」——高尚無私的品德。老子不僅把市場利益視為生態資源,不允許個人擅自霸佔,而且進一步把合作成果以及合作本身視為自然生態,恢復它公正獨立、平衡共享的道德屬性,告誡合作者和競爭者要從屬、臣服於這個生態系統,遵循「天下為道」 的自然規律,而不是讓生態系統隸屬、淪落於人的私慾。即以敬畏心對待同類和生態、以「玄德」觀鞏固利益資源和合作態勢。
將互利精神引進經濟領域,制定道德約束,功利性的商業活動和資本運作才會恢復智慧、理性與溫情。在一個經濟體系裡,經濟行為主體把求自身利益與交換對方的利益結合起來,不僅關心自己的利益,而且也要關心別人的利益。這也符合「經濟最優化」的現代經濟學規律。
(六)真情包容。高尚無私的德,是萬物最大的公約數,德越淳厚,就越具有承載性和包容性,顯示出的情感就越真切無私。
究竟如何才能具備這種承載性和包容性呢?老子說:「江海之所以為百浴王者,以其善下之,是以能為百浴王。」意思說:大江大海之所以能浩淼深淵,是因為它們善於居於下位,始終把自己擺得低低的,海納百川地接納了涓涓細流,成為水中的王者。歷史上,周文王以「握發吐哺」的精神實行仁政,使天下諸侯和賢士競相歸附,形成「三分天下有其二」的形勢。正應了老子的一句話:「故居前而民弗害也,居上而民弗重也。天下樂推而弗厭也。非以其無爭與?故天下莫能與爭。」意思說:有德的人,他自然具備包容心和真感情,即使他走在前面,那是他引領大眾邁向真善美的和諧之境,對百姓絲毫不構成傷害;即使他居於尊貴的位子,那是他勇擔服務大眾的職責,肩負天下和平、眾生幸福的重任,對百姓絲毫不構成壓力。所以天下都無法與此相爭。
三、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研究道德文化、推進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重建
(一)道德文化與中華文明的興衰
中華文明歷史的沉浮就是一部道德文化的興衰史,天下有道,則國家昌明;天下無道,則國家混亂。漢代道學的興起,客觀上促進道德文化的傳播,唐代以「清靜無為」為國策,從而形成百國來朝、四海賓服的道德文化鼎盛局面。宋遼金元時期,四百餘年間,道德文化進入了一個遲緩的發展變革的新階段。明清兩代五百多年,統治者對道德文化徒用其表,外有異族入侵,內因理學禁錮,由漢唐所積累的道德資源「莫之能守」,與整個封建社會的衰落同步,道德文化步履惟艱。後儒在宋明時期的自我拔高和不斷僵化,偏離了道德文化的主線,故步自封,導致科學與人文的分離,為「西強中弱」長期格局的形成種下苦果。
改革開放以來,在西方文化的物慾主義影響下,非道德主義的思想在很大程度上改變了許多人的道德觀念和道德標准。事實證明,西方的弊端日見深重,西方自然科學、政治經濟的代表人物不約而同地把探索、欣賞和崇拜的目光投向東方的老子、孔子,絕非偶然。我們要深入研究學習中華根文化,發揚道德文化中的道德價值觀,樹立自身的道德信仰;要大力傳播道德文化,推動個人品德、家庭美德、職業道德、社會公德的修養,努力發揮道德文化在社會主義思想道德建設中的功用。
(二)道德文化是價值體系不斷成熟的最重要元素
德國哲學家雅斯貝斯,將公元前五百年左右的時期稱為歷史的「軸心期」,他說:「最不平常的事件集中在這一時期。在中國,孔子和老子非常活躍,中國所有的哲學流派,包括墨子、莊子、列子和諸子百家,都出現了。像中國一樣,印度出現了《奧義書》和佛陀,探究了一直到懷疑主義、唯物主義、詭辯派和虛無主義的全部范圍的哲學可能性。伊朗的瑣羅亞斯德傳授一種挑戰性的觀點,認為人世生活就是一場善與惡的斗爭。在巴勒斯坦,從以利亞經由以賽亞和耶利米到以賽亞第二,先知們紛紛涌現。希臘賢哲如雲,其中有荷馬、哲學家巴門立德、赫拉克利特和柏拉圖,許多悲劇作者,以及修昔底德和阿基米德。在這數世紀內,這些名字所包含的一切,幾乎同時在中國、印度和西方這三個互不知曉的地區發展起來。」
現在看來,雅斯貝斯所說的軸心期也就是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的萌芽期,它以「道」的形式在中國的老子、孔子及其門生的的作中出現了,在西方以宗教的形式出現,並發展延續下來,直到出現了馬克思主義。從這個時期開始,人類的價值體系開始進化,在與舊價值體系激烈沖突的過程中,新價值體系發展起來,這期間經過了許多曲折,經過多少代人的傳承發展,並與西方文化傳統的優秀成果馬克思主義匯聚融合,經過無產階級革命斗爭,上升為統治的意識形態,再經過長期執政的考驗,最終形成了科學理性的價值體系——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人類的歷史便是這種價值體系的成長史,這同時也是人性與獸性沖突的歷史,是叢林法則與和諧法則沖突的歷史。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就是這一過程的成果,它是老子、孔子、蘇格拉底、柏拉圖、康德、馬克思的理想的忠實繼承和最終實現,是人類進化過程的共同精神遺產。
從軸心期開始到我們現在提出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的2500年的歷史即是人的誕生成長期。直到馬克思主義的問世,在列寧和毛澤東領導的奪取政權並建立無產階級專政的革命斗爭中,新的價值體系長出了主幹,直到提出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新的價值體系成型,人性趨向成熟。
(三)馬克思主義與道德文化同源性
李約瑟先生曾經說:「辯證唯物主義淵源於中國,由耶穌會士介紹到西歐,經過馬克思主義者們一番科學化後,又回到了中國。」
大文豪郭沫若還專門寫了一篇《馬克思進孔廟》,馬克思描繪成孔子的學生。郭沫若寫道:「馬克思(對孔子)說:『我想不到兩千年前,在遠遠的東方,已經有了你這樣的一位老同志,你我的見解完全是一致的,怎麼有人曾說我的思想和你的不合,和你們中國國情不合,不能施行於中國呢?』」他們的對話幽默詼諧又令人深省。
越南前國防部長武元甲元帥就公開表示過:他之所以信仰了馬克思主義,走上了革命道路,是因為他早年所接受的儒家思想的教育。
馬克思是一個徹底的人道主義者和道德實踐家,他的道德觀曾批判性地汲取了基督教神學道德觀、黑格爾唯心主義道德觀、康德自律論倫理觀、費爾巴哈觀點等諸多觀點的有益部分,最終確立了以辨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論為基本原則的馬克思主義道德觀。馬克思主義認為,道德是建立在一定社會經濟基礎上的思想關系,是一種特殊的社意識形態或上層建築,作為一種特殊的社會意識形態,道德又具有區別於其它意識形式的特殊本質和規定性,從而使道德成為憑借善與惡、正義與非正義、公正與偏私、誠實與虛偽等觀念來把握現實世界的「實踐精神」。馬克思主義的這一道德本質觀,為我們研究當今社會的錯綜復雜的道德文化現象提供了基本的理論依據和方法指導。
馬克思主義哲學的唯物辯證法中,與老子《道德經》的辯證觀有許多接近性,來布尼茲、康德、黑格爾等都曾對老子的辨證觀大為贊賞。道德文化和馬克思主義哲學思想,從世界觀和方法論到人與自然關系都是相通的。隨著我國現代化建設和伴隨而來的社會改革,需要我們架通中國道德文化與馬克思主義世界觀和方法論的橋梁,在新的時代背景下及時將道德文化和毛澤東思想、鄧小平理論、「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特別是馬克思主義的普遍原理相結合,這既是中國社會主義和諧社會建設的內在要求,也是大國崛起有力的力量源泉。
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是中國傳統文化的升華和創新,弘揚中國優秀的傳統文化與建設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並行不悖、互相促進。我們今天研究和探索道德文化,就是要以文化傳播和道德覺醒的形式,堅持馬克思主義基本觀點,發揚馬克思主義的道德思想,堅持馬克思主義的道德實踐,發展馬克思主義的道德理論,為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的重建增加豐厚的養分。
9. 如何正確對待中華民族的優良道德傳統
對待中華民族道德傳統,我們應該:
一、將傳承發展中華傳統美德與弘揚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有機結合起
當前,傳承發展中華傳統美德,一個重要目的是用其滋養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
中華傳統美德承載著中華倫理文化的基因,對應著中華民族長期形成的文化心理結構,具有易於為廣大人民群眾所接受的天然優勢,對人們良好道德品行的養成能夠產生「潤物細無聲」的作用,是我國社會主義思想道德的重要來源,是培育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重要資源。
二、站在黨治國理政的高度傳承發展中華傳統美德
中華民族在長期實踐中培養和形成的傳統美德規范,是中華民族在漫長歷史長河中能夠生生不息、不斷壯大的一個重要支撐力量。
這就告訴我們,中華傳統美德是中華民族發展壯大最基本的文化基因,是中華民族和中國人民在修齊治平、尊時守位、知常達變、開物成務、建功立業過程中逐漸形成的有別於其他民族的獨特標識。當前,我們應站在黨治國理政的高度來傳承發展中華傳統美德。
三、繼承和弘揚我國人民在長期實踐中培育和形成的傳統美德
要把中華傳統美德融入社會生產生活,轉化為人民群眾的行為方式和習慣,在全社會形成崇德向善的風尚。傳承發展中華傳統美德需要不斷推進、持續發力,不可能畢其功於一役。
要有戰略眼光,從民族繁衍發展和復興強盛的高度對待中華傳統美德的傳承發展。要腳踏實地,著眼現實需要,吸取歷史經驗教訓,把握中華傳統美德傳承發展的基本規律,健全體制機制,持續推進中華傳統美德的傳承發展。
(9)如何對待人類歷史上的道德擴展閱讀:
中華民族道德傳統表現為:
一、愛國
中華民族自古崇尚「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殺身以成仁」的民族節氣。愛國主義作為民族精神,更是中華民族傳統美德的核心。
歷史上,中國屢遭外敵入侵,國破則家亡,使人們的愛國之情強烈地表現出來,並升華成為國獻身的情操和精神,因此出現了岳飛的「精忠報國」、魏源的「師夷長技以制夷」、孫中山的「驅除韃虜,恢復中華」。愛國主義成為推動中華民族不斷前進的巨大力量。
二、利義
中華民族傳統美德,強調建立一種和諧協調的人倫關系。主張「義以為上」,「以義統利」,「先義後利」,要求「見利思義」,「見得思義」。
「義」是指民族利益和國家利益,「利」是指個人利益,而得是指得到的。強調社會利益高於個人利益,強調個體對整體的道德義務。這是一種植根於社會文化的群體精神,進而擴展到整個民族和國家的集體主義精神。
三、仁愛
孔子提倡「仁者愛人」,孟子提出「君輕民重」的思想。這種要求一切人都要用「仁愛」之心去尊重人、理解人、關心人、愛護人、幫助人的思想,是中華民族傳統美德中最具有人民性的道德遺產
參考資料來源:人民網—人民日報:用中華傳統美德成風化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