① 古代邊疆與內地制度有哪些不同
摘要
中國古代的邊疆是統一的多民族國家長期發展的產物和有機組成部分，不但有著較明顯的自然特徵，而且有著源遠流長的歷史特點。中國古代的邊疆政策服務於歷代王朝的大一統政治思想，至清代形成了完整的體系，其經驗與教訓至今仍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
② 歷史邊疆的內涵有哪些
首先，歷史邊疆是一個動態的空間或者說區域。在中華民族特殊的歷史演進過程中，隨著部族或種族之間的斗爭和融合，各政治共同體勢力的消長，歷代疆域、政區和民族分布是經常發生變化的，疆域的盈縮、政區的變革是隨時發生的，並非自古以來就是這么大，或幾千年來一成不變。某個朝代屬於中國疆域的邊緣地區，另一個朝代也許納入了中原王朝的行政管轄之下，成為中心的一部分，而曾經納入中原體制的地區，在某些朝代也可能重新成為邊疆地區。正如漢代王符所說：「失涼州則三輔為邊；三輔內人則弘農為邊，弘農內入則洛陽為邊。推此以往，雖盡東海，猶有邊也。」比如，唐朝人視桑乾河一帶為中國之「塞北」，過了桑於河往北才是邊塞地區，而在南宋人眼中，則出了洪澤湖進人淮河以北就已到了北部邊境了，陸游所謂「窮邊指淮淝，異域視京雒」即是明證。唐朝盛世，天山、蔥嶺才是極西，而在晚唐詩人白居易時代，因涼州(今甘肅武威)陷於吐蕃，則陝西的鳳翔以西也成了邊疆，所謂「平時安西萬里疆，今日邊防在鳳翔」。可見，邊疆的歷時性波動，導致中國歷史疆域的動態變化，使其在構成模式上顯示出階段性的特徵，故而邊疆問題在中華民族發展過程中的地位才顯得尤為突出。今天的中國邊疆在一定程度上就是這樣一個復雜的歷史過程的結果，是隨著統一多民族國家的形成和發展而逐漸形成和固定下來的。
其次，本文所要研究的中國歷史上的「邊疆」，則是中國歷史上統一的多民族帝國內部，中華文明(化)中心區域周邊的邊緣地區。區分中心區域與邊緣區域，主要在於政治、地理和文化。早在40年代，顧頡剛先生就指出「邊疆者，一國領土之外緣地帶，在地理上與內地異其部位，而在國家主權及政治制度上皆與內地合為一體。此義蓋寰宇內立國之所同」。這一見解至今仍富有啟發意義。
所謂政治，即行政上是中原王朝(政治統一體尤其是大一統時代的中華帝國)政治體系行政控制的邊緣地帶，以及中原王朝雖未行使行政管轄，但由邊疆少數民族建立政權進行統治的地區。需要注意的是，在中國歷史上，中原王朝與邊疆民族、部族和政權的關系模式是多種多樣的，國家政權的實施形式往往呈現兩種極端局面，「一種是高度的中央集權統治。甚至是軍事管制；另一種則是高度的地方自治，至於在某地實施哪種方式，則是因地制宜或因時而異。所以,從某種意義上講，歷史上的中國邊疆形式上是由國家政權的統治中心區到域外的過渡區域，即由治向不治過渡的特定區域」。從而構成大一統之下中原王朝控制中心腹地和「四夷」邊疆的格局。
至於文化，一般而言，由於自然、人文和社會條件等方面的因素，這些地區往往又是民族地區，人少地廣。居住著主體民族之外的族群。他們有自己相對獨特的經濟生活、社會形態、生活方式和文化類型，在文化和風俗習慣上不同於中原漢族地區。
同時，地理因素也是區分中心與邊緣的依據之一。顧頡剛先生曾說，中國邊疆的重要特點之一即在於地理上的特殊：「平原林麓，舟車暢通者，謂之內地，驅橐駝於大漠，浮泔筏於險懶者，謂之邊疆；冠裳楚楚,列肆如林者，謂之內地，人煙稀絕,衣氈飲酪者，謂之邊疆」。在中國歷代文人筆下。「塞外」、「域外」、「關外」等幾乎就是邊疆的代稱。
第三，雖然中心區域和邊緣區域皆呈動態，但從整個歷史上淪則又有其相對的穩定性。所謂「邊地為裔，亦四裔通以為號也」。一直到西方列強入侵以前，中國以中原內地為主幹，「四裔」為邊疆的格局大體上是得以維持的。正是在這個意義上，歷史邊疆呈現出穩定性與波動性相結合的特點。所以本文在使用「邊疆」這一概念時，為討論問題的方便，一般情況下泛指歷史上中華疆域的邊緣區域。
在這里，我們必須指出，僅僅把歷史上少數民族建立的政治共同體與中原王朝之間的地帶視為歷史邊疆是不合適的。如美國地理學家歐文·拉鐵摩爾認為，以整個亞洲內陸為視角。中國長城地帶是個中心，其南北有著草原社會（帝國或部落共同體如匈奴帝國、突厥等)和南方農業帝國兩大社會實體，兩大社會在長城沿線的持久性接觸，形成互動影響關系，「中國從有利於建立中國社會的精耕農業的環境中，逐出了一些原來與漢族祖先同族的『落後部落』，促成了草原社會的建立」。二者之間的地域遂呈現「邊疆形態」，這實際上僅僅把中華民族內部各政治共同體之間的地帶，即歷史上所說的「內邊」，視為整個中華歷史疆域的邊疆。這一觀點無視中華民族多元一體發展的歷史實際，從一定意義上仍不出王朝體系的窠臼。
第四，本文所討論的中國傳統治邊理念指歷史上中原王朝(大一統政權，包括由少數民族建立的大一統政權)經營邊疆的指導思想。而邊疆經營戰略(也可稱為治邊戰略)則指歷代大一統王朝為了實現統一邊疆和穩定邊疆，在邊疆經營中制定和實施的全局性的方略，以及籌劃和指導這些方略的原則和方法。之所以以大一統時代為代表，主要是為了探討歷代治邊理念、治邊策略與邊疆發展和演變之間內在關系的方便，並非出於中原王朝中心論而將漢族或統一的中原政權當成中國的唯一代表。因為就歷史實際而言，大一統時代中華帝國與邊疆的關系更為突出，也更具有研究的典型意義和現實意義。
③ 邊疆的歷史概念
第一，邊疆是一個政治概念，在中國歷史上，國家政權在這一區域的統治形式往往呈現兩種極端局面，一種是高度的中央集權統治，甚至是軍事管制；另一種則是高度的地方自治。至於在某地實施那種方式，則是因地制宜或因時而異。所以，從某種意義上講，歷史上的中國邊疆在形式上是由國家政權的統治中心區到域外的過渡區域，即由治向不治過渡的特定區域。
第二，邊疆有軍事方面的含義，邊疆地區是國家的國防前沿，即邊防地區，因此在軍事方面的戰略地位自然十分重要，在國家面臨外部軍事威脅或武裝侵略時就更為突出。
第三，邊疆有經濟方面的含義。由於自然環境和人文、社會條件等方面的原因，邊疆地區在經濟區域類型和發展水平方面往往與內地有著較大的差別。
第四，邊疆也有文化方面的含義。正是因為邊疆地區在以上諸方面往往與內地有著不少差異，所以其區域文化類型的形成是邊疆地區社會發展長時期、深層次演進的結果，與邊疆地區的居民構成（主要是民族或種族情況）有著十分重要的關系，但即使是同一民族在與外部的文化交流中（主要是邊疆與內地的交流），其社會文化特點也會發生變化。
顯然，中國邊疆是一個歷史的、相對的概念，只有綜合地考慮了政治、軍事、經濟、文化和地理位置等方面的因素後，才能得出一個相對明確的答案。從歷史角度看，許多少數民族自治地方（在不同時代、不同地區民族自治的本質和形式有別，如在古代有羈縻府州、土司地方等）屬於邊疆地區，但也不能就此得出自治程度高的地區就是邊疆地區的結論。
事實上，人們在研究邊疆問題時都有自己的著眼點，這其中既有綜合性考慮問題的，也有就某個局部問題進行研究的。在進行歷史上的邊疆研究時，應歷史地、多層次、多角度地考察邊疆問題，既要有重點地考察對不斷發展的統一多民族中國的邊疆進行研究，也要兼顧從邊疆的某個單一視角或對某些局部問題進行的研究。
面對十分復雜的歷史發展過程，我們之所以認為中國邊疆可以作為一個獨立完整客體供人們進行研究，這首先取決於內涵十分豐富而復雜的中國統一多民族國家及其邊疆發展的歷程問題。
④ 如何理解安史之亂是中國歷史進程由外向型向內向型轉變的開始
首先，這次戰亂之後大唐王朝不得不放棄了積極進取的對外戰略，放棄了整個西域，實行收縮之後的唐朝也失去了早期那種奮發圖強的樂觀精神，內斂保守思想開始抬頭。
其次，由於造成安史之亂的是邊關的胡人將領，加上後來的藩鎮跋扈，這讓人們開始對武夫和胡族產生了警惕，為後來的崇文抑武國策奠定了基礎，並且對開疆拓土之類行為產生了反感排斥，這些都是之後的朝代向內向型轉變的原因。
中國唐朝玄宗時期的安史之亂不僅是唐王朝由盛轉衰的轉折點，同時也是中國歷史進程由外向型向內向型轉變的開始，安史之亂前後持續達八年之久，是中國自魏晉時期的五胡亂華又一次大規模動亂局面。中國人口損失3600萬也並非聳人聽聞，唐朝安史之亂後的肅宗乾元三年，也就是公歷760年，全國各州上報的戶口為2933174戶，大致為1600萬的人口數量，同安史之亂前的玄宗天寶十三年各州上報的人口數量5200萬相比，當時人口損失大致也就是3600萬這個數字。
⑤ 各個朝代的中央政府對邊疆地區採取了哪些有效措施
和親、設置管理部門、戰爭等措施。
舉例：
古代對新疆採取的措施：
1、公元前60年，西漢政府在西域設置西域都護，這是今新疆地區正式歸屬中央的開始。
西漢統一西域後，建立了西域都護府。公元前108年，西漢出兵攻破樓蘭、車師，打敗大宛後，在輪台、渠犁駐兵屯田，建立了「使者校尉」，管理屯田事宜。
這是西漢在西域設置的最早的行政機構。公元前68年，西漢派特郎鄭吉、校尉司馬憙到渠犁一帶屯田。公元前64年，任命鄭吉為「護鄯善以西使者」，主護南道。公元前60年，任命鄭吉為「西域都護」，統管南道和北道，都護府設在烏壘城（今輪台東北）。
2、唐朝時，唐太宗在天山以南，設立安西都護府；武則天在天山以北設立北庭都護府。
3、清朝時，乾隆帝平定了新疆回部大小和卓的叛亂，並設置伊犁將軍，管理整個新疆地區。
(5)如何理解歷史進程中邊疆的內地化擴展閱讀：
古代邊疆多指四大地域：西北人煙稀少之地，東北極度苦寒之地，西南煙瘴遍布之地和東南荒島幾近無人之地。光聽名字就知道，這些地方有多荒涼。氣候惡劣，去那裡很容易水土不服。
還沒等累死，就先病死了。就算沒病死，周圍也有很多兇猛野獸神出鬼沒。而且邊疆地區很容易發生戰事，每天都要提心吊膽，稍不留神，自己就是炮灰。
⑥ 古代中央政府在不同時期是怎樣加強對邊疆地區管理
中國古代邊疆政策在促進統一多民族中國的發展、壯大進程中發揮過獨特的作用。加強中國歷史上邊疆政策的研究，對於當代中國邊疆治理具有借鑒意義。
邊疆政策：特殊國情的產物
地大物博，人口眾多，歷史悠久，文化燦爛，這是國人每每引以為自豪的。如果我們對此稍作認識上的升華和哲理上的思考，那麼，它們即是指我們的先輩為今人留下的兩項舉世囑目、無與倫比的歷史遺產：幅員遼闊的統一多民族國家和人口眾多、多元一體的中華民族，簡言之即為大一統與多民族。這是中國不同於世界上任何一個國家的特殊國情。
統一多民族的中國，是經過一個漫長而曲折的發展過程後大致定型於現代狀態的。這一過程雖然十分漫長、復雜和曲折，但總的趨勢是，自先秦時期起，在現代中國領土內開始形成一個核心區域，這一區域雖不是一成不變的，但大致在黃河中下游至長江中下游一帶。在這個中心區域建立政權的既有華夏，也有夷狄，既有漢族，也有少數民族。在國家的發展進程中，邊疆地區的發展是其有機組成部分，全國范圍的發展狀況決定了邊疆地區的發展水平，邊疆地區的發展狀況對全國范圍的發展也產生重要影響。
中華民族既是一個民族共同體概念，也是一個國族概念，「多元一體」是中華民族既有共性也有個性的民族發展大趨勢的體現。在中華民族的歷史發展過程中，「多元」的特徵，是指各民族在統一的多民族國家形成過程中所具有的「個性」和「特質」，即語言、地域、經濟、文化心理的多樣性和表現形式上的特殊性。「一體」的特徵，是指各民族的「個性」和「特質」在共同的發展過程中，相互融合、相互同化所形成的民族共同體的共同特徵和「一體化」趨勢。在中華民族形成過程中，自始至終都存在著由多元到一體的凝結特點：先是分布於黃河流域的多個部落互相融合形成了華夏族；之後華夏族又融入北狄、東夷、西戎、南蠻等多種族群而形成漢族。作為中華民族凝聚核心的漢族一經出現，就對周圍的眾多民族產生強大的吸引力，他們之間在政治、經濟、文化等多方面發生著密切的聯系，並不斷融合，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誰也離不開誰的一個整體，這就是中華民族。多元一體的中華民族有兩個值得重視的特點，一是多元中的本土特點。中華民族盡管是由眾多的民族經過數千年的不斷融合而形成，但這些民族無論是歷史上已消失的民族，還是現實生活中存在的民族，多是在中國這塊遼闊的土地上土生土長的民族，即便是有些少數民族的祖先具有外人的血統，也是在與中國境內各民族的不斷融合中形成的；二是在抵禦外侮的共同斗爭中，使中華民族凝聚力得到不斷升華。中華民族內部各民族，包括歷史上已經消失的民族，他們之間雖然也有過沖突，但數千年來相互間不斷交融已經將他們結合為一個統一的整體，中國成為他們共同的活動地域和共同的家園。當近代遭遇帝國主義列強的侵略和瓜分時，中華民族的凝聚力即被空前釋放出來。
在歷史演進中，統一多民族國家和多元一體的中華民族是相互依存、相互促進、同步發展的。統一多民族的中國與多元一體中華民族的同步發展，成為世界歷史發展史上的一道獨特的風景線。而促使這種同步發展成為可能、成為現實的一個重要原因，就是極富中國特色的邊疆政策的實施。邊疆政策的基本任務是守住一條線（邊界線），管好一片地（邊疆地區），實際上包含著物與人兩個要素。可以說，邊疆治理是一項針對人和物綜合治理的社會系統工程。在統一多民族的中國，邊疆地區是少數民族繁衍生息的主要地區。因此，邊疆政策的最重要內容之一即是處理民族關系，唯有調動邊疆地區民族上層的積極性和為廣大民族群眾打造一個穩定、發展的社會環境，才能推進統一多民族中國和多元一體中華民族的良性發展。
邊疆政策：內涵、外延與作用
中國歷史上無論哪一朝哪一代，都面臨著邊疆問題，統治者也都為鞏固統治而制定邊疆政策，展開邊疆經略。邊疆經略是歷代王朝對邊疆地區的開拓與經營。邊疆政策是實施邊疆經略的指導方針與具體措施，而治邊思想則是制定邊疆政策的重要前提之一。邊疆政策的正確與否，邊疆經略的成敗得失，治邊思想能否符合時代潮流，不僅直接影響一個朝代的興衰存亡，而且對於作為整體的統一多民族國家——中國的形成、發展也產生重大影響。
中國封建王朝的邊疆政策，自秦漢時期初具規模後，經隋、唐、元、清諸多大統一王朝邊疆經略實踐的充實、完善，形成了完整的體系，這在世界各國歷史上是頗具特色的。中國古代邊疆政策包含十分豐富的內涵，其要者有從中央到邊疆地區的管理體制、邊疆的行政建置、邊防政策、民族政策、宗教政策和經濟開發政策以及近代以來與邊界交涉相關的外交政策等，所有這一切構成了古代邊疆政策的完整體系。中國古代邊疆政策外延應該包括與治邊思想有關的世界觀、國家觀、民族觀、傳統治邊思想以及與邊疆政策有關的人、事、地、物研究和不同時期、不同類型、不同國別的邊疆開發比較研究等方面。
概而言之，中國古代邊疆政策的基本內容有以下幾個方面：
1.羈縻與懷柔。羈縻，含有聯系牽制之意，是中國歷史上中央王朝統治者統治邊疆少數民族地區經常採用的一種政策。這種政策力圖通過加強內地和邊疆政治、經濟、文化各方面聯系，在不改變邊疆地區原有政治實體內部結構的前提下，加強中原對邊疆地區的影響，促進內地與邊疆一體化的進程，從而鞏固和增強大一統的國家。唐朝是我國歷史上實行羈縻政策比較有代表性的朝代。唐武德二年（619年）閏二月，高祖李淵頒布詔書：「畫野分疆，山川限其內外；遐荒絕域，刑政殊於函夏。是以昔王御世，懷柔遠人，義在羈縻。」（《冊府元龜》，卷170，《帝王部·來遠》）李淵明確提出，邊疆民族地區情況不同於內地，應實行羈縻政策。羈縻政策的核心，是中央政權對邊疆民族地區的適度統治，在唐朝具體表現為羈縻府州的設立。與羈縻政策相配套的是懷柔政策。早在秦朝即制定了保留歸附的邊疆民族首領的王、長稱號，並在法律中給予優待。漢朝以後，歷代封建王朝對這一統治政策奉行不悖，清朝統治者對此政策進行創新改造，使之更加完善，成為治理邊疆民族的基本方針。
2.行政管理與軍事部署。歷代中央王朝都設有管理邊疆事務的機構。秦朝在中央政府中設有典客、典屬國兩個機構；漢朝中央政府設有大鴻臚，「掌諸侯及四方歸義蠻夷」「及四方夷狄封者」（《後漢書》，卷35《百官二》）。隋朝禮部中的主客司以及鴻臚寺，負責管理邊疆民族事務；唐沿隋制，在中央政府中設禮部，其中禮部司和主客司，負責處理邊疆民族事務。元朝在中央政府中設有帝師、宣政院等機構，管理邊疆民族事務，而明朝中央政府中的吏部、禮部、兵部、提督四夷館、鴻臚寺、行人司、僧錄司、五軍都督府等分掌邊疆民族的相關事務。到清朝，中央政府設立了理藩院，專理蒙古等民族事務。在加強行政管理的同時，歷代中央王朝還通過駐扎軍隊，加強對邊疆地區的治理。本來，「恩威並施」是我國歷朝統治者慣用的手法，對邊疆民族地區尤多使用。軍事部署是威的體現，是「懾之以兵」方針的具體化。
3.從和親到聯姻。我國歷史上中央王朝的統治者，為了鞏固與邊疆地區少數民族上層政治上的聯盟，加強對邊疆地區的統治，或求得邊疆地區社會秩序的穩定，往往採取和親或聯姻的措施。漢、唐、清三朝在這方面具有代表性。如漢朝的和親，主要是與北部邊疆的匈奴以及西北邊疆的烏孫。從漢高祖到漢武帝前期，漢朝先後有五位宗室之女和親匈奴。從漢武帝中期以後，漢朝為聯合烏孫反擊匈奴，便將和親重點從匈奴轉向烏孫，先後有三位公主、兩位宮女和親烏孫、龜茲和鄯善。又如清朝的聯姻，主要在滿族貴族與蒙古王公之間進行。包括兩方面內容，一是清朝統治者從蒙古王公家族中選擇後妃；二是清朝統治者把公主下嫁給蒙古王公。皇太極共有15位後妃，其中有7位是蒙古族，皇太極的兩位皇後——孝端皇後和孝庄皇後以及關睢宮的宸妃都來自內蒙古科爾沁部。順治皇帝有19位後妃，其中6位是蒙古族。康熙皇帝40位後妃中，有兩位來自蒙古族，乾隆皇帝的後妃中也有蒙古族。順治初到乾隆中後期，滿族貴族下嫁的公主，竟有13位是皇帝的親生女兒，並且聯姻范圍也由漠南蒙古發展到漠北蒙古、漠西蒙古。據不完全統計，科爾沁達爾漢王旗下有公主子孫台吉、姻親台吉2000餘人，土謝圖王旗下公主子孫台吉500餘人，敖漢旗下600人，巴林王旗下170餘人。乾隆皇帝曾作詩：「塞牧雖稱遠，姻盟向最親」（張穆：《蒙古游牧記》，卷一）。清朝的滿蒙聯姻在發展變化過程中，逐漸形成了各種制度，主要有俸祿俸緞制、入京朝覲制、生子予銜制和賜恤致祭制。當然這種政策的局限性和非人道性也是顯而易見的。以唐朝時期的和親為例，唐蕃（吐蕃）和親特別是文成公主和親吐蕃成為千古傳誦的佳話，但我們應客觀地評述唐蕃和親在雙方關系發展全局中的實際作用。文成公主在青藏高原傳播文化、播種友誼，為漢藏人民崇敬，但文成公主卻不能逆轉松贊干布逝世後唐蕃關系惡化的濁流。至於她們個人命運的悲劇色彩以及封建社會中政治婚姻對人性的摧殘，更是應予鞭撻的。
4.經濟開發。經濟發展、社會穩定是邊疆治理的前提和基礎，因而邊疆治理的一個重要內容就是經濟開發。中國封建時期的邊疆地區經濟開發主要有以下兩種形式：一是國家行為的屯田；二是中央政府採取有效措施，推動邊疆和內地的民間交往。在邊疆地區屯田，又稱之為屯墾戍邊。歷史上各個朝代都把屯墾戍邊當作開發邊疆、鞏固邊防的一項重要舉措。秦始皇時就開始了屯田戍邊活動，以後各朝中央政府尤其是統一王朝的政府都奉行不悖，成為歷代治理邊疆政策的重要組成部分。以新疆為例，從新疆屯田的發展史看，西漢、唐、清三代是規模較大、效果顯著的時期，而且依次在前代基礎上有新的發展。西漢早在公元前105年前後即開始在眩雷（今伊犁河谷地區）屯田，目的是聯合烏孫防禦匈奴。但真正大規模屯田是公元前69年以後。由於屯田既可以解決糧食等物資供應，屯田人員又可以成為戍守和維持西域社會安定的重要力量，所以屯田這一措施為漢以後歷朝各代所效仿。唐朝在西域的統治如果從公元630年開始計算，至8世紀末，前後長達160餘年。「唐自武德以來，開拓邊境，地連西域，皆置都督、府、州、縣。開元中，置朔方、隴右、河西、安西、北庭諸節度使以統之。當發山東丁壯為戍卒、繒帛為軍資，開屯田以供糗糧，設牧監畜馬牛，軍城戍邏，萬里相望」（《資治通鑒》卷223）。從有清一代新疆屯墾的發展歷史看，清朝前期，新疆是全國屯墾最發達的地區，清朝在新疆的屯墾成績更為顯著，主要表現在：一是開墾了大片耕地，推動了新疆社會經濟的發展，清朝前期各族軍民共墾地301.9萬余畝；二是完全解決了軍糧、減輕了國家財政負擔；三是促進了新疆文化教育事業的發展；四是為新疆的穩定提供了堅實的後勤保障。
在此必須指出，歷史上的邊疆政策具有鮮明的階級屬性，它的直接目的是為一朝一代的政治利益服務，但從統一多民族國家發展大趨勢的背景觀之，其歷史的積極作用不言而喻。簡言之，一是促進了多民族國家的鞏固與統一；二是協調了民族關系，推動了多元一體中華民族的演進歷程；三是有序展開了邊疆地區的經濟開發，推動了邊疆內地一體化的歷史進程。
⑦ 傳統的治邊理念以及邊疆政策與邊疆的歷史演變之間呈現出哪些復雜的關系
一方面，中國文化對外部世界的態度和處理邊疆問題的方式影響著邊疆戰略的制定和治邊實踐的開展。盡管歷代治邊政策不盡雷同，對邊疆經營與國家統一及發展所具有的意義，在認識上和相應的舉措上，也經歷了漫長的演變過程，但其背後深層的文化淵源則是相同的。另一方面，現實政治中的治邊實踐反過來又促使人們對邊疆問題進行更為系統和理性的思考。結果是，「天下一體」的世界觀、「夷夏之辨」的民族觀、政治哲學中的「王道」原則以及「經權」理論，作為一種意識形態和價值體系，共同構成了中國傳統治邊理念這一觀念系統，成為歷代治邊共同的思想依據，並在此基礎上形成了「王者無外」和「夷夏之防」兩種互為補充的傳統治邊戰略。直到近代，這一治邊理念仍然保持著很強的連續性。
⑧ 如何理解和確定中國的歷史邊疆
長期以來，學術界一直見仁見智，並未取得一致認識。如有以民族成分為劃分標準的「民族邊疆」說(認為凡是少數民族聚居的地區就是邊疆)；以文化類型為劃分標準的「文化邊疆」說(認為凡是漢文化系統之外的地區就是邊疆)；以地方行政制度為劃分標準的「行政邊疆」說(認為凡是未施行郡縣制的地區就是邊疆)，等等。
對歷史邊疆認識的不同，實際上反映了人們在歷史疆域問題認識上的分歧，而正確認識歷史疆域恰恰是確立歷史邊疆的必要前提。
⑨ 中國歷史上的疆域是怎麼劃分的
如何理解和確定中國的歷史邊疆是一個十分復雜的問題，長期以來，學術界一直見仁見智，並未取得一致認識。如有以民族成分為劃分標準的「民族邊疆」說(認為凡是少數民族聚居的地區就是邊疆)；以文化類型為劃分標準的「文化邊疆」說(認為凡是漢文化系統之外的地區就是邊疆)；以地方行政制度為劃分標準的「行政邊疆」說(認為凡是未施行郡縣制的地區就是邊疆)，等等。
對歷史邊疆認識的不同，實際上反映了人們在歷史疆域問題認識上的分歧，而正確認識歷史疆域恰恰是確立歷史邊疆的必要前提。
在關於中國歷史疆域標準的問題上，譚其驤先生和白壽彝先生曾分別提出過最有代表性的兩個觀點。譚其驤先生在主持《中國歷史地圖集》的繪制時，曾確定了一個標准：「十八世紀五十年代清朝完成統一之後、十九世紀四十年代帝國主義入侵以前的中國版圖，是幾千年來歷史發展所形成的中國的范圍。歷史時期所有在這個范圍之內活動的民族，都是中國史上的民族，他們所建立的政權，都是歷史上中國的一部分。」後來，譚先生又撰文重申此說：「從18世紀50年代到19世紀40年代鴉片戰爭以前這個時期的中國版圖作為我們歷史時期的中國范圍。所謂歷史時期的中國就以此為范圍。不管幾百年也好，幾千年也好，在這個范圍內活動的民族，我們都認為是中國歷史上的民族；在這個范圍內所建立的政權，我們都認為是中國歷史上的政權。」而白壽彝先生在批判「以歷代皇朝疆域為歷代國土的范圍，因皇權統治范圍的不同而歷代國土有所變更或伸縮」的「皇朝疆域觀」時，則提出應以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國土范圍為處理歷史上中國疆域的標准，並將這一標准用於自己主編的多卷本《中國通史》的寫作上，堅持「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疆域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境內各民族共同進行歷史活動的舞台，也就是我們撰寫中國通史所用以貫穿今古的歷史活動的地理范圍」。
但這兩個標准並未得到史學界和邊疆史地學界的一致認同。有的學者就認為，以上兩個標准「把復雜多變的中華疆域企圖以一個簡單的模式套住，不問時間、地點、條件，不從發展的變化的視角，不把問題提到一定的歷史范圍之內，不對歷史疆域作動態的考察，而是從一個既定的框框出發，這就不能正確解決問題，易造成誤區」。這些批評不能說沒有一定的合理性。的確，在數千年的中華民族多元一體的歷史進程中，中華歷史疆域有一個消長、變動與形成的復雜的動態過程，並不是「古已有之」且一成不變的，不能用一刀切的標准。但是不能一刀切並不是說不可確立標准。因為，研究歷史的最終目的無非是對各種具體現象進行總結和提升，以得出規律性的認識。歷史疆域的研究也不例外。
要確立中國歷史疆域的范圍，必須重視中國古代屬於前民族國家這一重要前提，要尊重歷史的實際。就中華文明的起源來講，考古學界幾十年來所做的探索，已經初步得出結論，即在史前的漫長歲月中，中華大地起碼長期存在著六個大的文化「區系」，這些大的文化「區系」各有自己的文化淵源、特徵和發展道路，且大致處於同步發展的狀態。同時，「區系」內部和「區系」之間又存在著互相影響的關系。在這種復雜的縱橫關系中，各文化「區系」不斷組合與重組，形成「區系」范圍內大致平衡而又不平衡的多元一體的格局，並最終促成了由原始社會向文明的突破。六大文化「區系」中，以關中(陝西)、晉南和豫西為中心的中原，華夏族(後來在與其他各中華古族後裔的相互融合中發展為漢族)因在物質文化和精神文化方面高度發達，遂成為長期穩定的文明中心和政治中心，而同屬於中華古族的其他各部族，也在中原之外其他「區系」的廣闊地帶形成一個個部落共同體或政治單元，並繼續與中原互相激盪和影響，甚至伴隨著武力征服和政權的更迭。在這一過程中，政權的包容範圍越來越大，原來大致同步發展的各文化「區系」出現了更多的相互重疊，而未曾重疊的地區，因與中心區域在經濟、文化上差距顯著，遂成為邊緣地帶。
不過，這些邊緣，也僅僅是同一「天下」的邊緣，而不是「天下」或「海內」之外的邊緣。同時，中心與邊緣又不是絕對的。因為，隨著漢文化圈的越來越大，各民族之間以漢族為主幹相互聯系、相互依存、相互交流，於是漸次形成了統一的多民族國家。秦漢以後，統一的多民族國家逐步發展與鞏固，國家對邊疆的開發也逐步深入。在這個過程中，邊疆少數民族先後以不同方式成為統一多民族國家的成員，中原王朝與邊疆各少數民族及地方政權之間的關系，完全不是今天意義上的國與國之間的關系。在秦漢以降歷代歷史學家筆下，「外國傳」或「四夷傳」中，有相當一部分指的就是邊疆少數民族地區，而並不是今天意義上「外國」的含義，所以在古人的心目中，邊疆民族建立的政權是包含在中國史之內的，一部「二十四史」，都曾把少數民族建立的政權包括於其中。如《新唐書》的作者就認為中原之外有「八蕃」(高麗、真臘、波斯、吐蕃、堅昆、突厥、革未革曷)，其外才是不屬中華帝國的「絕域」：「其外謂之絕域」。又如，歷史上，安西、西域等地，一經漢、唐開拓，此後雖與中原王朝時離時合，但一直被視為中國版圖，即南宋偏安江南一隅，人們仍將這些邊疆地區視為中國固有的疆域，比如陸游就寫過「梁州四月晚鶯啼，共憶扁舟罨畫溪，莫作世間兒女態，明年萬里駐安西」的詩句山，並勉勵大將們「遠規復燕趙」、「屯玉關之西、天山之北」。這些話雖是文人寄託之詞，但不能說不是古人疆域觀念的反映。
歷史上少數民族建立的王朝、王國、汗國，通常也並不自外於中國，而恰恰自居為「中國」，或自認為是中國的一部分。同時，歷史上中華帝國的中心與邊緣又經常處於互動關系之中。中心區域之外的各民族都曾以各種方式參與了中華歷史的創造過程，從各方面對中華民族的形成和發展做出了貢獻。反映在中國統一的多民族國家的形成和發展上，則是一個復雜的演進過程。所以，中原之外非漢族政權的存在，既是客觀的歷史存在，又有其合理性、重要性。而中國的歷史邊界，應該是譚其驤先生反復強調的，即中國的邊界決不能僅僅指中原王朝的邊界，而應該包括其他少數民族建立的政權的邊界，其他少數民族建立的政權，也是中國的一部分。歷史上某一時期中國的邊界，並不等於這一時期中原王朝的邊界，這是兩個不同的概念，不可混為一談。譚先生曾舉例說「漢朝時候，中國的北界在哪裡呢？就是匈奴的北界，一直到達貝加爾湖一帶。唐朝時候中國的北界在哪裡呢？應該就是突厥、回紇的北界，同樣，其他方向也是如此，唐朝時候(中國)西南的邊界在哪裡呢？應該就是吐蕃的邊界、南詔的邊界；東北的邊界在哪裡呢？應該是室韋的邊界，革未革曷的邊界。」據此，中華歷史疆域，就應是歷史上中原王朝及各分立的民族政權或共同體疆域范圍的總和，包括中華民族歷史上的各個部分，即不僅應包括中原王朝的中心地帶，而且還應包括歷史上各分立的邊疆政權、少數民族政權或共同體的疆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