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學家吳思多少歲了

① 吳思——《潛規則》，求評價。

讀《潛規則》時除了忍俊不禁，在掩卷之餘，也還有一種莫名的失落感。我在吳思先生的「潛規則」研究中沒有感受到應有的人文價值的力量。我過多地看到了潛規則對官員的支配作用，而他們對潛規則的真實態度與情感則沒有被充分表現。這是否意味著吳思先生在揭示一種歷史真實的同時，無意中弱化了另一種真實？作為一種深入中國歷史的研究，似乎不該如此表現。吳思先生似乎也意識到這一點，因此在書中加了一些正面研究以便平衡，諸如對雷鋒的研究。然而坦率地說，這些正面研究遠遠不能發揮平衡作用。至少我對書中的正面研究印象不深，感受不強。說這些並不是希望吳思先生在「潛規則」研究中生硬地加幾句空洞的道德批判話語，而是意在指出「潛規則」的研究尚有可以深入的地方。以我的疑問為例，我希望知道貪官污吏們對「潛規則」的基本態度是什麼，無奈屈服的因素大不大？這些官吏從正面教育中得到的道德因素到底退縮到什麼地步，有沒有重新表現出來的可能？他們對有切身利害的事，和與己無關但性質相同的事的態度是否有區別？他們在對子女的教育中是如何處理正面教育與「潛規則」教育的關系的？……？這些問題吳思先生並沒有系統地研究過。但對這些問題的回答會有助於豐富和加深我們對個人道德操守與「潛規則」既妥協又沖突的復雜關系的認識，也會給正面價值一些表現的空間，從而進一步增強這本書的真實感和吸引力。

正是上述《潛規則》的一些研究荒原的存在，它的社會影響，似乎充滿了復雜性。它對每個讀者都是開放的，每個對它感興趣的人都會從中「獲益」。老百姓看了會更深刻地認識腐敗；新官可能會以教科書視之，從中吸取經驗；決策者看了能更周詳地考慮防微杜漸，既治標又治本。但就學習的實際效果與認識態度來講，各類人是不同的。老百姓雖多了些理性認識，似乎也只多些譴責的角度而已，甚至可能會對正面教育中的理想與信念產生些消極的想法。腐敗墮落者也許現學現用，更好地利用潛規則為自己謀利。而正直的官員看了會有怎樣的感觸？是妥協，還是為可能到來的悲壯命運做好心理准備？

吳思先生對於《潛規則》一書的寫作，採取了一種比較感性的手法，而且似乎對它致用於當代社會所寄予的期望要高於對它所產生的學術影響的期望。順便提一下，和筆者交情甚篤的朋友中有一位是研究明史的程博士，還有一位是研究教育的趙博士。趙博最早知道吳思先生其人其文，我次之，程博又次之。這似乎是在從小角度暗示《潛規則》的影響可能首先從非專業的讀者群開始？因此我曾經考慮過從明史專業角度來評論《潛規則》的不足是否恰當。不過為了使讀者能有一個更廣闊的參照系，評價它學術上的不足仍是必要的。就整體而言，《潛規則》的研究路徑是一角獨起，不及其餘。仍以《萬曆十五年》為對照，黃仁宇先生為著《萬曆十五年》，單是通讀《明實錄》就兩年有餘，這是許多研究明史的學者難以企及的。除此之外，黃先生還「參考奏疏筆記、各地方誌、搜尋國內外有關的新舊著作，費時更多」。在寫作上，他以當時的國際環境為襯托，將有明一代宮廷與社會鮮活的歷史，懸系於一載，大家氣度十足。而《潛規則》所用史料大都是常見的，而且研究的范圍以官場為主，沒充分展現更具廣泛基礎的社會文化生活以及其中的潛規則。這是它不足的地方。

② 中國歷史上最好的史學家是不是司馬遷

黃仁宇一九一八年生於湖南長沙。天津南開大學肄業(一九三六～一九三八)，抗戰期間及戰後，曾擔任國軍下級軍官十年；自成都中央軍官校畢業後(一九四零)，任陸軍第十四師排長及代理連長。一九四三年加入駐印軍，任新一軍上尉參謀。一九四四年五月曾在緬甸密支那負傷，受頒陸海空軍一等獎章。抗戰結束，任第三方面及東北保安司令長官司令部少校參謀。一九四六年參加全國考試後，獲保送入美國陸軍參謀大學；畢業(一九四七)後曾任國防部參謀。一九五零年以中國駐日代表團少校團員的身份退伍。再度赴美國，於密歇根大學攻讀歷史，獲博士學位（一九六四）。曾在南伊利諾大學任教，一九六八～一九八零年任紐約州立大學NewPaltz分校教授，又曾任哥倫比亞大學訪問副教授及哈佛大學東亞研究所研究員。2000年1月8日病逝於紐約上州的醫院中，享年82歲。

黃仁宇先生是史學界的異數，致學於哈佛學派和劍橋學派之間。他的「將宏觀及放寬視野這一觀念導引到中國歷史研究里去」從而高瞻遠矚地考察中國歷史的「大歷史」觀，在史學界影響深遠。他的作品在不失史家謹嚴之基本原則下，同時又能讓大眾願意去接受，使得了解歷史不再被識為畏途、不再是幾個歷史學家齋中之物。按現代大史家錢穆先生之不知一國之史則不配作一國之國民以觀之，則黃仁宇先生之欲樹國民歷史性格功不可沒。從歷史觀點和著作風格來看，他繼承了錢穆先生的特點：作一個真正的平民學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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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仁宇現象」實際上是對史學界的警示，學術研究應該走出狹小天地，從面向上層和少數精英到面向非專業化的讀者，實現為社會服務功能的轉化。
——劉志琴《黃仁宇現象》
"大歷史"觀的提出者、前不久剛剛去世的黃仁宇先生開創了一種新型的歷史隨筆，用清新俊朗的文字把謹嚴的學識和博通的史觀熔於一爐，遂使學術著作頓成大眾的精神美食。黃先生開篇說："萬曆十五年實為平平淡淡的一年。"惟其如此，才不是業余愛好者專注於"大事"的獵奇眼光，方能透過看似平靜的歷史海面，探詢傳統文化的大陸架如何突降為海床，辨析歷史劫波如何起於青萍之末。
——莊周《齊人物論》
正因為有這種積極的態度，所以，盡管作者的思索冷峻，敘述殘酷的歷史事件也不動聲色，但他的基本觀點是樂觀的。不過，他的樂觀，是歷史學家的樂觀，不是文人的樂觀。文人看歷史，往往滑入漁樵閑話：「古今多少事，都入笑談中。」今日的文藝娛樂作品，以「笑談」歷史為尚，正是文人的歷史觀與消費時代的嫁接。黃仁宇先生寫歷史用文學筆墨，但他仍是嚴肅的談歷史。
最值得深思的，是作者純粹以「私人學者」的身份鳥瞰歷史，不是在為某個團體「做項目」。他當然有時代的眼光，有所為而發；他也不寫通史，只用顯微鏡分析歷史的剖面，有機地融合了正史和野史，讀黃先生的書，我再次確信：在學術領域，個人的聲音並不微弱！
——衛建民 《讀〈關系千萬重〉》
常言道：「他山之石，可以攻玉」，黃氏在美國歷史學界一直鬱郁不得志，其代表作《萬曆十五年》出版時還頗費周折，以至他在晚年的《回憶錄》中還對此事憤憤不平，可誰曾想到，正是這本書在祖國大陸燒起了一片「野火」。
很顯然，黃氏作品之所以能迅速風靡大陸讀書界，而且二十幾年來長盛不衰，究其原因，與其文筆風格有密切關系。……他開創了一種新型的歷史隨筆，用清新俊朗的文字把謹嚴的學識和博通的史觀熔於一爐，遂使學術著作頓成大眾的精神美食。有人說，黃仁宇的文筆有一種「卡夫卡式的魔力」，這種魔力表現為敘事時特有的冷靜、剋制和精確。
——鄺海炎 《史學的「下里巴人曲線」——從黃仁宇到易中天》
黃先生的著述，以《萬曆十五年》成就最大。該書打破了學術與通俗的分界，以生動之筆演繹深刻之理，字里行間充滿了微言大義，以超然獨到的眼光，典雅曉暢的手筆，由小見大，為中國歷史的研究和寫作開辟了一塊新天地。……黃先生的史學成就，不在於對具體史實的考訂，也不在於他所倡導的「大歷史觀」有多大的效力，而在於他對中國史實、甚至是司空見慣的史實所做的深刻、新穎的剖析和解釋。黃先生是當代中國學者中，罕見的具有見微知著、融會貫通的駕馭史料能力的「通史」之才。他對中國的歷史進程所做的獨到思考，已經影響了並將繼續影響許多中國學人。
——方舟子 《悼念黃仁宇先生》
（黃仁宇的）書的好處之一是給人一種「歷史切身感」。這該是史書獨具的魅力吧，如果抽掉具體的、感性的東西，歷史將變成可疑的概念和符號，而人們之所以讀史，可不是為了聽一堆教條。
——賀兆田（社科院文學所）
考察黃仁宇的治史方法，不難發現，「從技術的角度看歷史，而不是從道德的角度檢討歷史」，這一點迥異於以儒家傳統為中心的正史觀。而重歸納、重綜合、試圖從長時段看歷史的研究風格也不同於美國漢學界主流的「顯微鏡」眼光，倒是深得法國年鑒學派的營養。
事實上，黃仁宇的讀者群幾乎涵蓋各類職業，尤以受過高等教育的非歷史專業者為主。如果不從職業而由心性劃分的話，我們不妨借用北大歷史系教授閻步克博士閑談間的一種說法：無非兩種。一種是本來就愛好歷史的人，就象有人愛好武俠、有人愛好雜文；另一種是智者型的人，他們分布在社會的各個層面。
——吳思、甘琦《 「黃仁宇旋風」風起何處？》
《萬曆十五年》在青年學人和相關學界所受歡迎程度，要遠比在歷史學界高得多，這說明歷史學界與相關學科及社會有很大的隔膜。……黃先生的成就在於，他確使人們注意到通常說法的另一面。
——趙世瑜《無可替代的黃仁宇》
黃仁宇的書並不是一般的歷史著作，也不只是給學者專家寫的，而是寫給大多數中國人看的，時代感特別強，因而能引起人們的共鳴，在中國的知識分子和改革者中，也擁有最多的讀者。
黃仁宇的經驗不但有中國的，也有西方的（如他對借貸經營金融資本一套之了解，在大陸史學界無人可及）；在學術上也是如此。換了別人，年青時拿槍桿子或握鋤把子的經歷，又與他以後的專業何干？黃仁字卻幾乎一點一滴都沒有「浪費」，所以他的著作讀來，讓人不禁心嚮往之可以說，黃仁宇是時代的產物，他通過自己的專業和歷史知識，把個體的人生發揮到了極致，同時為我們留下一大筆精神財富。今後我們只有不斷地回味他的教誨，並對他追憶。
——高王凌《黃仁宇放寬史學的視界》
黃仁宇把中國歷史從1587年即萬曆十五年橫切了一刀，這不僅使他獲得了全新的觀察角度，也使他獲得了全新的文字感覺。
——李方《給普通話寫作點穴》
——傅國涌《黃仁宇在場的歷史記錄》
就是在這樣的大毀大譽中，黃先生的學術春天燦爛登臨。一個簡單的邏輯是：毀譽越大，書的銷路越好。
一般說來，學者通常不大會成為公眾人物，除非他們有別樣的機緣。比如別開生面，比如別具一格，比如別出心裁，比如別樹一幟。而黃仁宇的公眾化，便正在於他同時扣住了文化與市場的脈搏並借了毀譽參半的出場方式而「搞掂」。相對較深厚的文化底蘊、相對較扎實而符合市場標準的亮相方式、相對強大的傳播機制、相對來說在公眾層面上喜聞樂見而在票友和專家層面上充滿爭議的話語門徑，這四個條件同時具備下的某種機緣，可能成為文化人進入公眾視野的模版。次第牽連至今天的余秋雨、易中天、於丹們，莫不如是。
黃先生對中國歷史的學術貢獻可能不足於讓其成為學界普遍認可的大師，可他的性格和創作狀態則足以使其在外國讀者、非專業讀者、迷戀於可讀性和新奇性的讀者中產生遠勝於專家們的震撼力、影響力和佈道效果。在史學同行中他更象一個作家，在追求故事和史評的讀者群中他則更象一個思想者。無論是專業人士還是歷史愛好者都可以清楚地感受到他的一些似乎嚴重不成熟的觀念，可同樣是這群人又不得不驚異於他的巨大市場。一個讓專家們羨慕有寵大的讀者群、讓讀者們欽佩有足夠見識的人物，難怪會在漫天的毀譽中成為一個新學科的研究對象：那個新學科叫作「黃學」，而那個學科的書被戲稱為「黃書」。
《萬曆十五年》的走紅還有深層的原因，那就是黃仁宇所謂的「大歷史觀」在發揮作用。它實在是一個純粹的學術問題，數十年間在史學界掀起陣陣波瀾；但是它能在當下掀起大眾閱讀的狂潮，那就不得不佩服黃先生的才智與膽識了。讀他的書，在「淺閱讀」的層面上，我也常常激動不已。我好說黃先生是「三反分子」，其一是「反道德」，他認為中國失敗與落後的結症正是「道德治國」；尤其是用道德代替技術與法律，那是很危險的事情。他認為，應當最大程度地將道德排除出歷史討論的范疇，在看待歷史時，應當考慮當事人能怎麼做，而不是應該怎麼做，道德評判並非史家的責任。其二是「反性善」，黃仁宇借萬曆皇帝的「嘴」指出，人都一樣，一身而兼陰、陽兩重性。既有道德倫理的「陽」，就有私心貪「陰」，這種「陰」也絕非人世間的力量所能加以消滅。其三是「反歷史」，黃仁宇既然有了「大歷史觀」的武器，就要評判以往的「小歷史」。他提倡在歷史的棋局上，應當從縱深去看問題，一匹馬被車吃掉，直接原因，或許是因為它被別住了腿；然而馬之所以被車吃掉，乃是從棋局開始雙方對弈之綜合結果。你不覺得這種「把一切事件的發生，均納入歷史的潮流」的作法，似乎帶著一些歷史決定論的痕跡嗎？
——俞曉群《黃仁宇：讓遊子的孤魂，牽著親人的衣襟歸來》
黃仁宇的史觀實為勝者為王的史觀，完全以近代的「大結局」作為判斷過去歷史正確與否的根據：在近代成功的文明，就證明其古代歷史是合理的、正確的；在近代失敗的文明，就證明其古代歷史是荒謬的、錯誤的。
《十六世紀明代中國之財政與稅收》自有專業價值，《萬曆十五年》的寫法創新也不容抹殺，但其他著作所論對象雖異，卻幾乎都是大歷史觀注腳，局部或有所見，大體仍屬不經，真正的史學價值甚微。黃著最大的意義，我以為在於給讀史者（尤其是初學者）提供一種異乎尋常的歷史感，其歷史比較出入古今、打通中外，並融入個人的歷史經驗，實足以引人入勝，從此角度而言，可以說他是歷史學的余秋雨。不過余氏只是散文作家，其錯誤多屬局部的史實方面，而黃氏卻以史學家的身份出台，其錯誤又屬總體的史觀方面，因此才不能以文學家標准將他輕輕放過。
他以敘事史學的手法，在學院的歷史書寫主流之外，為我們鋪陳了一條探究歷史的可能道路，而這也是當前中文歷史書寫里最為欠缺的。
這部著作的主要特色之一在於，通過書中這類維妙維肖的勾勒，黃氏為讀者創造了一個虛擬的「歷史現場」，讓讀者好似直接目擊事情發生的過程，且又得以窺見這些歷史人物的內心世界；這種樂趣通常是閱讀小說時才會獲得的。英文版《萬曆十五年》的兩則封底書評，頗值玩味。一是 David Lattimore 的看法，他認為該書「不凡而又富有思想。……懷著詩人或小說家的喜悅，將尋常的末端小節轉變為揭示其意義閃現的觀點喜悅，將尋常的末端小節轉變為揭示其意義閃現的觀點。」另一則是美國著名小說家 John Updike 的評論，他指出：」盡管深富歷史學識，然而《萬曆十五年》卻也具備著卡夫卡（Kafka）的優美而又令人頓挫之故事《中國萬里長城築成之時》（The Great Wall of China）的超現實的虛構特質。」
黃氏是把分析的工作放在一個敘事的架構里，而且在個人見解與文字表述、敘事與分析之間，並沒有任何的斷裂。遺憾的是，在大部分的職業史家的作品裡（中文世界尤然），這類斷裂的現象極其明顯，因為多數的歷史學者已不再「說故事」了。
——（台灣）江政寬《歷史、虛構與敘事論述：論黃仁宇的<萬曆十五年>》
黃仁宇先生自辟了一套名之曰「大歷史」（Macro-History）的史觀派史學，在八○年代後半期的台灣史學界投下一塊巨石，激盪出陣陣回響。
或許，稱呼先生為創作家，要允當得多。他不在乎理論體系是否周密，不在乎遣詞用字是否為同儕所認可，他真正致力的，是理念與想法的普及傳布。在生命經驗的參佐下，允許讀者以最淺白直接的影像，去掌握資本主義最精淬的內涵，然後回到二十世紀前半葉的中國史中，證成包含作者本人在內的集體記憶。誰說先生不是一名嚴謹的史學家？對先生來說，走出象牙塔，進入人群，將半生的思考與同他一起走過那個時代的人共享，才是他最終心願。他何必在乎學術界對他的評價？作為一名廣義的創作者，他在世紀末的台灣有過的影響力，遠遠超出許多嚴謹史學家們的想像之外。
——（台灣）李福鍾《黃仁宇和他的大歷史》
細繹本段文字的脈絡，黃先生所謂的「真知灼見」，並不只限於他倡議的「大歷史觀」與「數目字管理」概念，而是對所有史學研究者的一種高度期許。然而，這段文字最令我印象深刻的，仍是黃先生賦予史學「經世致用」的關懷與憂心：「我們若再猶疑，則以後所著書，恐怕全沒有人看了」。
檢討這段歷史，黃先生多次強調，要跳脫人物臧否與評價的「道德」層面，而「從技術上的角度看歷史」。至此，「數目字管理」與「大歷史觀」也就成為黃先生史學精華的一體之兩面。
——（台灣）邱澎生 《審視明清中國市場與政府關系的演變》
黃仁宇大歷史的角度觀照下，歷史上非事件性的因素受到重視。相形之下，歷史上的人，均不免變成了某種程度的常人。
甚至我們可以說，在李尉昂的小說里，背景才是主角。
——（台灣）張惠菁《當小說成了清明上河圖——歷史學家黃仁宇與小說家李尉昂》
黃仁宇的故事講得越精采，歷史的諷刺味就越濃。反之，傳統組織越是致命，黃仁宇就獲得越多的空間，越能精細刻畫這些人物的特質與長處；而讀者也越能領略中國社會的集體悲劇經驗。努力、道德、天才都被命運，也就是現代化社會的缺席所嘲弄。在中國傳統社會里，吃人的不是魯迅所說的禮教，而是管理能力。
清末的中體西用說是為「西化」論起了個張本，而黃仁宇的西體中用說，則是現代化論與歷史目的論下的調和之說。
——（台灣）陳正國《當東方遇見西方：黃仁宇的現代化論述與西方歷史》
對於黃仁宇而言，「大歷史」式的探討，最後甚至已經接近了神學的領域：「大凡將人類歷史從長時間遠視界的立場檢討，不期而然會在思量想像之中接近神學的領域」
——（台灣）劉季倫《 「大歷史」下的個人》
先生的「善意」讀評則稱其「有時未免作了太過印象化的概括，讀來竟像是一個外國人在描寫中國，不過，這種寫法也使得黃先生的文學和敘述有一種異於傳統通史教科書的新鮮感」。與讀者們經常感覺到的「大歷史」那樣，王先生說黃書「以問題為綱領切取中國歷史」
——（台灣）王煩森

③ 歷史學家吳思去哪裡了

很少在大眾面前露面。
歷史學者吳思、反腐專家李永忠以及經濟學家張維迎，都提出了特赦貪官的問題，均主張以赦免貪官原罪，喚起他們支持政改。
吳思，男，著名作家、記者、歷史學者，1957年出生於北京，1982年畢業於中國人民大學中文系。

④ 吳思的教育經歷

1992.9---1995.7: 北京師范大學統計物理學，博士
1990.9---1992.7: 北京師范大學廣義相對論，碩士
1987.9---1990.7: 北京師范大學物理學，學士

⑤ 吳思的主要著作

《潛規則：中國歷史中的真實游戲》
《潛規則：中國歷史中的真實游戲（修訂版）》（復旦大學出版社2009年出版）
《血酬定律：中國歷史中的生存游戲》
《陳永貴沉浮中南海——改造中國的試驗》
《隱蔽的秩序》
《我想重新解釋歷史》（復旦大學出版社2011年出版） 論資排輩也是好東西
洋人的「權利」我們的「分」——譯名選擇與傳統斷續
血汗替換率：當代中國的人性計算
潛規則與正式規則切換的秘密——說官話的利害計算
中美煤礦工人的命價
彎腰下跪：命-財關系曲線
「法酬」：洋旗的價值所在
出售英雄——獻給未來的英雄們
中國通史的一種讀法
當貪官的理由
惡政是一面篩子
中國：帝國及其變體的命運
最聰明最冷靜的人
吳思是我見過的最聰明也最冷靜的人，1978年上大學的時候，如果學的經濟，那麼今天中國最著名的經濟學家肯定有他一個，沒辦法，當年文學歷史才是顯學，擠不進來的，才選經濟和法律，所以，吳思是人民大學中文系畢業，畢業之後，做了報人，那點骨子裡帶來的經濟之才，只好偶爾在炒股上一試身手，據說人家屢戰屢勝，無論股市牛還是熊，總是勝多負少。一個著名書商跟我說，吳思有本炒股筆記，如果能出版，肯定賣瘋了，可惜，無論如何誘惑，人家都不肯出，顯然，吳思不想借這個出名。據說，吳思炒股，在家裡被女兒批判過，說是發不義之財。
名氣
作為職業報人的他，報告文學寫得好，也是挖新聞的能手，在業內業外很有名氣。但是，真正讓吳思出了大名的，卻不是的報告文學，而是歷史著作。試問，當今的中國，三百六十行，哪行的人士不知道「潛規則」呢？這個吳思發明的概念，跟古漢語似的，既是名詞，也是動詞，說那裡存在潛規則可以，說今天某某被潛規則了，也可以，能否變成形容詞，估計可以一試。這個詞，讓某些官家的人很不高興，因為自家那點把戲，都給吳思說破了。接下來的名詞概念，血酬定律，官家主義，發明一個，火一個。做《讀庫》的老六，乾脆稱吳思是修辭學家，嚴格說，應該是流行名詞創造的修詞學家。
吳思的大學同學，也是一個極度不務正業的傢伙李亞平說，他和吳思的大學生涯，感覺沒學什麼東西，也許是屬野狗的，非自己找食吃才舒服。因此，兩位都酷愛歷史，正史野史不挑不揀，剜到籃子里就是菜，愛到比歷史專業的人，吃得還多。但吳思的歷史著作，寫出來卻有經濟學，尤其是制度主義經濟學的味道。我沒查過吳思的閱讀記錄，但從結果來看，制度主義經濟學的理論，他十有八九看過，無論科斯還是諾斯，都有涉獵，但是，他不是不喜歡，就是沒有掉書袋的本事，因此，這些理論的形式，在他的書中找不到，但是交易、成本的精氣神，卻無處不在，書越寫，這個味道就越是濃，連推理，計算，都來了。
當然，這樣寫歷史，盡管一出來就火遍海內，洛陽紙貴，但歷史界卻沒法子接受。的確，按歷史學的規矩，無論怎樣通融，吳思的書，都沒地方擺放。因此，不能說我們歷史界中人小氣，沒肚量，關鍵是吳思太怪，沒有規矩，人文社科領地到處跑馬圈地，圈的地方太大，都趕上清朝初年的滿族的皇親國戚了。
據吳思自己說，他也是個好玩之人，愛好多項體育運動，跟我同齡，身材卻一級棒，至今走到哪兒都騎輛看起來很破個頭兒也很雄偉的自行車，風雨無阻。一次上珠海做講座，接待者是個美女，一見著我，就連說崇拜吳思，連思想帶身材，誇了一路，最後問我能不能幫她問出吳思的聯系方式——我強壓嫉妒，成人之美，把吳思的聯系方式拱手出賣，一點代價都沒要。也不知道後來吳思去講了沒有，反正他一點口風都沒露。
喜歡運動
喜歡運動的吳思，據說還下得一手好圍棋，也好這口的我，其實特想跟他手談一次，較量較量，但是，約了幾次，大家都忙，一起爽約，到今天也沒下成，因此，我可以吹牛，到今天我對吳思有保持不敗的記錄。其實，僅從平時論棋，我就有點打憷，這傢伙，頭腦太清楚，算路太精，真上手下，我肯定必敗無疑，所以，還是約而不下，保持不敗的好。
吳思現在名頭很響，人很忙，據說自己寫東西的時間越來越少，為大傢伙辦事的時間越來越多，不過，我還是希望他能偷閑幾日，再發明幾個名詞出來，好讓這個乏味的世界有一點味道。

⑥ 吳思的畢業院校

吳思學歷：
中國人民大學
吳思，男，著名作家、記者、歷史學者，「2013第八屆中國作家富豪榜最佳經典暢銷書」得主。

⑦ 公知有哪些代表人物

經濟學界的吳敬璉、厲以寧、張維迎、張曙光，社會學界的鄭也夫、李強、李銀河，法學界的朱蘇力、賀衛方、馮象、季衛東，文史哲學界的汪暉、秦暉、錢理群、徐友漁、雷頤、甘陽，政治學界的劉軍寧、俞可平。

這些人都具備了深厚的學術背景和專業訓練，能夠站在公平正義的立場上向公眾傳達出個人獨立而真實的意見，且帶有強烈的批判現實的精神，獲得公眾和媒體的大力推崇，占據了「意見市場」的多數份額。

(7)歷史學家吳思多少歲了擴展閱讀

公知們雖然通常具有一些專業知識，但是也不可能覆蓋所有領域。在一些新聞事件的判斷和評論上免不了過於依賴直覺。另一方面，由於多數公知年齡層次相對偏大，接受教育較早，知識相對也會比較老舊，有時候會跟不上現實的發展。所以公知們雖然心繫社會，也時不時會提出一些不靠譜的建議。

另外，不少公知都身處政府供養的學術機構，加上年齡、視野的局限，也使他們對一些社會現象的批判力度、深度都有所不足。

⑧ 著名公知的代表人物有哪些

公知的代表人物有以下：

經濟學家：茅於軾、吳敬璉、溫鐵軍、張五常、郎咸平、汪丁丁

法學家、律師：張思之、江平、賀衛方

歷史學家：袁偉時、朱學勤、秦暉、吳思、許紀霖、丁東、謝泳

哲學史家：杜維明、徐友漁

政治學家：劉軍寧

社會學家：李銀河、鄭也夫、楊東平

作家、藝術家：邵燕祥、北島、李敖、龍應台、王朔、林達夫婦、廖冰兄、陳丹青、崔健、羅大佑、侯孝賢

科學家：鄒承魯

公眾人物：華新民、王選、高耀潔、阮儀三、梁從誡、方舟子、袁岳傳媒人：金庸、戴煌、盧躍剛、胡舒立

(8)歷史學家吳思多少歲了擴展閱讀：

公知通常具有五個基本特點：具備學術背景和專業知識；擁有普遍價值的基本底線；保持個人獨立和正義立場；具有強烈的批判精神；能夠對重要公共事務發表真實意見。這是真正意義上的「公知」。廣義的「公知」概念，僅指對公共事務發表意見的專業知識分子。自從有公共媒體以來，就有公知的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