① 戊戌變法的起因過程
戊戌變法指1898年（農歷戊戌年）以康有為為首的改良主義者通過光緒皇帝所進行的資產階級政治改革，主要內容是：學習西方，提倡科學文化，改革政治、教育制度，發展農、工、商業等。這次運動遭到以慈禧太後為首的守舊派的強烈反對，這年九月慈禧太後等發動政變，光緒被囚，維新派遭捕殺或逃亡國外。歷時僅一百零三天的變法終於失敗。也叫戊戌變法、百日維新。
戊戌變法又名維新變法，其高潮則為百日維新， 是中國清朝光緒年間（1898年）的一項政治改革運動。這次變法主張由光緒皇帝親自領導，進行政治體制的變革，希望中國走上君主立憲的近代化道路。
明治維新成功與戊戌變法失敗的真正原因。
變法影響
近年亦有歷史學家認為，維新運動自開始即不具有成功希望。除了光緒帝帝未具備足夠的權力和威望推行改革外，維新派人物（特別是作為智囊的康有為）對政治現實的無知，和他們對西方社會制度的粗糙了解，亦註定運動的失敗。
變法意義
戊戌變法是中國近代史上具有重大意義的事件，是一次愛國救亡運動。它要求發展資本主義經濟和擴大資產階級政治權力，符合近代中國發展的歷史趨勢，因此也是一次進步的政治改良運動。它傳播了資產階級新文化、新思想，批判封建主義舊文化、舊思想，又是一次思想啟蒙運動．它有利於資本主義發展和西方科學技術的傳播，為資產階級思想的傳播奠定了基礎．
② 戊戌政變的起因是什麼
光緒二十四年（1898）四月二十三日，光緒帝頒布《明定國是》詔諭，開始維新變法。然而，僅僅百日的維新，就以光緒帝被囚禁在南海瀛台，康有為、梁啟超被迫逃往日本，以譚嗣同為首的戊戌六君子慘遭頑固派的殺害而宣告失敗。然而，導致戊戌政變的起因至今眾說紛紜。
光緒二十四年（1898）四月二十三日，光緒帝頒布《明定國是詔》，開始維新變法。接著新政上諭，如雪片飛下，頻頻頒發，而守舊派推宕拖延，全力阻撓。新政無法實行，詔諭全成空文，兩黨形同水火，勢不兩立。七月三十日，光緒帝頒密詔給楊銳，囑咐維新派妥籌良策，推進變法。密詔中說：朕位且不能保，何況其他？光緒帝意識到將有變故，自己處在危險地位，流露出焦急心情，要維新派籌商對策。八月初二日，又由林旭帶出第二次密詔，令康有為：「汝可迅速出外，不可遲延」。康有為、梁啟超、林旭、譚嗣同等維新派的核心人物跪誦密詔，痛哭失聲，誓死搭救皇帝，不得已鋌而走險，決定實行兵變，包圍頤和園，迫使慈禧太後交權。八月初三日，譚同同夜訪法華寺，會見袁世凱，勸說袁舉兵殺榮祿，圍頤和園，對慈禧太後則或囚或殺。康有為等醞釀多時的軍事暴動未及爆發即被以慈禧太後為首的頑固派鎮壓。「百日維新」以光緒帝被囚禁在南海瀛台，完全失去自由，倡導變法維新的主將康有為、梁啟超被迫逃往日本，譚嗣同、林旭、楊銳、劉光第、楊深秀、康廣仁「戊戌六君子」慘遭頑固派的殺害而告終。戊戌變法宣告失敗。
那麼，戊戌政變的起因是什麼呢？對此，學術界向來是說法不一，歸納起來，主要有以下幾種觀點：
第一說法，袁世凱告密說。堅持這一觀點的學者認為：袁世凱是個兩面派，一面假意和維新派周旋，騙得光緒帝封他為侍郎；另一面看到慈禧的勢力根深蒂固，決定投靠舊黨。他用假話哄走了譚嗣同，八月初五日向皇帝請訓，當天乘火車回天津，向榮祿告密，出賣光緒帝和維新派。當夜，榮祿趕回北京告變。八月初六日晨，慈禧臨朝訓政，囚禁光緒，捕拿維新派，殺害六君子，「百日維新」遂告失敗。
袁世凱告密說長期流行於史學界，但近幾十年來，不少歷史學家對此提出疑問，否定了因袁世凱告密導致慈禧政變之說，其理由如下：（1）政變之初，慈禧為何不捉拿譚嗣同；（2）榮祿不可能乘火車連夜趕回北京；（3）袁世凱《戊戌日記》中所談的告密情形存在疑點，不可相信。因此，可以說戊戌政變時，袁世凱沒有八月初四日在北京告密的必要與條件。袁世凱並沒有黨附維新派，光緒帝對袁世凱的知遇之恩遠早於維新黨人，而保全光緒帝，是袁世凱保全自己的必然選擇。袁世凱之後的飛黃騰達，並非慈禧太後對其告密的獎賞。所以，不是袁世凱的告密導致西太後政變，而是西太後政變導致袁世凱告密。當然袁世凱雖非主動告密，但把圍園密謀和盤托出，總算將功補過，不但被舊黨寬容，而且受到重用。榮祿進京，袁世凱奉命署理直隸總督，其新建陸軍得賞銀四千兩。他以六君子的鮮血染紅了自己的頂子，但守舊派對他並不完全信任，慈禧太後因袁世凱參與圍園密謀，並沒有主動出手，欲加重懲。榮祿卻看中了袁世凱的才能，為袁力保，袁才能夠保全官位。如果袁世凱是主動告密，慈禧怎麼會認為袁世凱存心叵測，欲置之重典呢？
第二說法，楊崇伊致慈禧太後密折說。9月18日，御史楊崇伊通過慶親王奕勖代遞向慈禧太後呈遞密折，折中羅列了四項「即日訓政」的理由：（1）「公車上書」以來，康有為和其弟康廣仁及梁啟超來京講學，煽動天下之士心；（2）光緒帝經常召見康有為等人；（3）「兩月以來變更成法，斥逐老成，藉口言路之開，以位置黨羽」。（4）伊藤博文訪華。楊崇伊的密折雖然不長，卻足以打動太後，促使其立即採取行動。吳相湘先生於1957年就撰文指出，戊戌政變的起因不在於袁世凱的告密，而是因為御史楊崇伊致慈禧太後的密折，而在其中伊藤博文訪華是最主要的因素。房德鄰先生也堅持認為政變的原因主要是楊崇伊的密折。袁世凱雖然告密，但此時政變已經發生，聽到楊崇伊帶來政變消息，袁世凱以為事情泄漏，為保全自己，和盤托出圍園劫太後的密謀，致使事態擴大，大批維新派被捕、被革、被逐和六君子被殺。
第三種說法，伊藤博文的訪華說。孔祥吉、湯志鈞先生認為政變的導火索是伊藤博文訪華。9月11日，伊藤以「個人游歷」身份抵達天津，榮祿心懷鬼胎宴請了他。9月14日，伊藤抵達北京，康、梁等人興奮不已，朝夕問計，並上奏皇帝欲請伊藤「留作顧問官」。經過接洽，光緒帝決定於9月20日召見伊藤。伊藤的來華及維新黨人的頻繁活動，使頑固派十分惶恐。他們認為伊藤來華的目的絕非「游歷」，而是同光緒帝、康有為等一起謀劃政變，要阻止他們的行動就得趕緊先行下手。於是，9月18日楊崇伊上奏摺請慈禧「訓政」。奏摺說，伊藤之來華「將專政柄」，只有請太後「訓政」，才能「轉危為安」。9月19日，榮祿由天津趕赴北京，參加了政變密謀。是日晚上，慈禧太後便從頤和園趕回皇宮，幽禁了光緒帝，發動了戊戌政變。康有為等醞釀多時的軍事暴動未及爆發即被以慈禧太後為首的頑固派撲滅了。
第四種說法，多種因素說。與上述三種觀點不同，一些學者認為，毋庸贅言，戊戌政變的發生是多種因素合力作用的結果。「軍機四卿」的提拔和禮部堂官的罷免，開懋勤殿的召集意圖，楊崇伊等吁請重新訓政的奏摺，伊藤博文的來訪乃至多數旗人、士紳、官員對變法措施的不解和反對，激進改革造成的社會震盪和民心不穩、流言傳播等等，都成為了促使慈禧下定政變決心的誘導因素。但袁世凱的告密亦當被收入觀察視野，因為假如不這樣來觀察，若干問題便不易解釋，其中環節便難有符合邏輯的聯串。
不得不承認，戊戌政變起因之謎並沒有因為研究的深入而日漸明朗化，然而，我們相信，隨著新資料的發掘，會最終揭開戊戌政變的神秘面紗。
③ 戊戌變法發生的原因是什麼
1897年末，山東發生曹州教案，兩名德意志帝國傳教士被殺。德國乘機侵佔膠州灣（今青島），俄國同時進占旅順大連，法國進占廣州灣（今廣東湛江），英國進佔山東威海，並要求拓展九龍新界。列強意圖瓜分剛敗於日本的清朝，在朝中再次敲響了警鍾。 光緒帝雖然在1887年十七歲時已在名義上親政，但實權仍然掌握在慈禧太後的手裡。面對列強瓜分的危險，1898年（戊戌年），慈禧太後同意光緒帝進行朝政的改革。6月11日，光緒帝帝頒布《定國是詔》，表明變更體制的決心，這亦是百日維新的開始。之後光緒帝帝召見康有為， 調任他為京章行走，作為變法的智囊。 其後又用譚嗣同、楊銳、林旭、劉光第等人，協助維新。 新政內容主要有：裁汰冗員、廢八股、開學堂、練新軍、滿漢平等，等等；涵蓋教育、軍事等多方面的政策和體制。其最終目標，是推行君主立憲制。康有為向光緒帝帝贈送康有為自己的著作日本變政考和俄羅斯大彼得變政記，還有李提摩太的〈泰西新史攬要〉的譯本和其他有關各國改革的書。正在變法的時候想要推薦使把型號特別地當作明治維新的改革前進了。 戊戌政變新政一開始便遭到原來各大臣的抵制。特別是北洋大臣、直隸總督榮祿，更是保守派的頭目。9月16日，光緒帝在頤和園召見統率北洋新軍的直隸按察使袁世凱，面談後升任他為侍郎候補。另一方面，直隸總督榮祿以英俄開戰，催袁急回天津。據袁世凱的日記，之後譚嗣同於9月18日夜訪袁世凱住處，透露皇上希望袁世凱可以起兵勤王，誅殺榮祿及包圍慈禧太後住的頤和園。兩日後（9月20日），袁世凱回到天津，將譚嗣同的計劃向榮祿報告。 9月19日，慈禧太後回宮，9月21日即臨朝，宣布戒嚴，火車停駛；並即幽禁光緒帝，廢除新政，搜捕維新黨人。是為戊戌政變，結束了只有一百零三天的維新。維新黨人中，康有為早離開北京，梁啟超逃入日本使館。譚嗣同拒絕出走，表示：「各國變法，無不從流血而成；今中國未聞有因變法而流血者，此國之所以不昌也。有之，請自嗣同始。」其他數十人被捕，譚嗣同、楊銳、林旭、劉光第、楊深秀、康廣仁六人於9月28日斬於菜市口。徐致靖處以永遠監禁；張蔭桓則發放新疆；陳寶箴革職永不敘用。所有新政，除京師大學堂（即現北京大學）和各地新式學堂被保留外，其餘主要新政措施均被廢止。
④ 戊戌變法的起因
變法背景 1895年4月，日本逼迫中國在日本馬關簽定《馬關條約》的消息傳到北京，康有為發動在北京應試的1300多名舉人聯名上書光緒皇帝，痛陳民族危亡的嚴峻形勢，提出拒和、遷都、練兵、變法的主張。「公車上書」揭開了維新變法為了把維新 變法推向高潮。1895年8月，康有為、梁啟超等人在北京出版《中外紀聞》，鼓吹變法；組織強學會。1896年8月，《時務報》在上海創刊，成為維新派宣傳變法的輿論中心。1897年冬，嚴復在天津主編《國聞報》，成為與《時務報》齊名的在北方宣傳維新變法的重要陣地。1898年2月，譚嗣同、唐才常等人在湖南成立了強學會，創辦了《湘報》。在康、梁等維新志士的宣傳、組織和影響下，全國議論時政的風氣逐漸形成。到1897年底，各地已建立以變法自強為宗旨的學會33個，新式學堂17所，出版報刊19種。到1898年，學會、學堂和報館達300多個。1897年11月，德國強占膠州灣，法國強租廣州灣,英國強租借後來被成為新界的地區和威海衛，全國人心激憤，維新運動從理論宣傳轉到政治實踐。12月，康有為第五次上書，陳述列強瓜分中國，形勢迫在眉睫。1898年1月29日，康有為上《應詔統籌全局折》，4月，康有為、 梁啟超在北京發起成立保國會，為變法維新作了直接准備在維新人士和帝黨官員的積極推動下，1898年6月11日，光緒皇帝頒布「明定國是詔」詔書，宣布變法。新政從此日開始，到9月21日慈禧太後發動政變為止，歷時103天，史稱「百日維新」。 在此期間，光緒皇帝根據康有為等人的建議，頒布了一系列變法詔書和諭令。主要內容有：經濟上，設立農工商局、路礦總局，提倡開辦實業；修築鐵路，開采礦藏；組織商會；改革財政。政治上，廣開言路，允許士民上書言事；裁汰綠營，編練新軍。文化上，廢八股，興西學；創辦京師大學堂；設譯書局，派留學生；獎勵科學著作和發明。這些革新政令，目的在於學習西方文化、科學技術和經營管理制度，發展資本主義，建立君主立憲政體，使國家富強。 新政措施雖未觸及封建統治的基礎，但是，這些措施代表了新興資產階級的利益，為封建頑固勢力所不容。清政府中的一些權貴顯宦、守舊官僚對新政措施陽奉陰違，托詞抗命。慈禧太後在光緒皇帝宣布變法的第五天，就迫使光緒連下三諭，控制了人事任免和京津地區的軍政大權，准備發動政變。「百日維新」開始後，清政府中的守舊派不能容忍維新運動的發展。有人上書慈禧太後，要求殺了康有為、梁啟超；奕劻、李蓮英跪請太後「垂簾聽政」；御史楊崇伊多次到天津與榮祿密謀；甚至宮廷內外傳言將廢除光緒，另立皇帝。9月中，光緒皇帝幾次密詔維新派商議對策，但維新派既無實權，又束手無策，只得向光緒皇帝建議重用袁世凱，以對付榮祿。16、17日，光緒皇帝兩次召見袁世凱，授予侍郎；18日夜，譚嗣同密訪袁世凱，勸袁殺榮祿，舉兵救駕。事後，被袁世凱出賣。 1898年9月21日凌晨，慈禧太後突然從頤和園趕回紫禁城，直入光緒皇帝寢宮，將光緒皇帝囚禁於中南海瀛台；然後發布訓政詔書，再次臨朝「訓政」，「戊戌政變」成功。戊戌政變後，慈禧太後下令捕殺在逃的康有為、梁啟超；逮捕譚嗣同、楊深秀、林旭、楊銳、劉光第、康廣仁、徐致靖、張蔭桓等人。9月28日，在北京菜市口將譚嗣同、楊銳、劉光第、林旭、楊深秀、康廣仁六人殺害；徐致靖處以永遠監禁；張蔭桓被遣戍新疆。所有新政措施，除7月開辦的京師大學堂(今北京大學)外，全部都被廢止。從6月11日至9月21日，進行了103天的變法維新，以戊戌政變宣告失敗。
⑤ 戊戌變法發生的原因是什麼
① 政治上：甲午戰爭的失敗和民族的危亡激發民族意識。
②經濟上：19世紀末民族資本主義的初步發展，民族資產階級的壯大。
③思想上：維新思想的產生與發展。
⑥ 戊戌變法的根本原因
戊戌變法的根本原因是中國民族資本主義的發展，民族資產階級登上歷史舞台。而失敗的根本原因是資產階級維新派的軟弱性和妥協性，歸根到底是由中國資本主義發展水平決定，民族資產階級力量過於弱小。
⑦ 戊戌變法的根本原因
戊戌變法是民族危機下的急就產物，它過早的登上了歷史的前台，失敗也是歷史的必然。
（一）
自從甲午中日戰爭失敗以來，中國的民族危機一天比一天嚴重，到1897年11月德國強占膠州灣後，帝國主義列強紛紛在中國劃分勢力范圍，強占租借地，國土大面積被割占，而此時軟弱的清政府卻任憑帝國主義列強宰割。正在此時，康有為再次上書光緒帝指出：「瓜分大禍，迫在眉睫，必須當機立斷，迅速維新變法，否則皇上與諸臣求長安布衣而不可得矣！」（1）哀求光緒帝行新政，光緒鑒於民族危機也不的不考慮如何使中國富強進而抵抗外國侵略，免除亡國滅種的危機。以維護自己的統治地位。一場變法運動在民族危機的刺激下被推上了歷史的舞台。 歷史證明，無論是改革還是革命，都需要有一定的雄厚的經濟及階級來支持，但由於中國的資本主義經濟基礎薄弱，階級力量弱小，戊戌變法卻缺乏雄厚的經濟及階級來支持，中國當時存在五種經濟成分，外國資本主義經濟 、地主經濟、小農經濟、官僚資本主義經濟，。其中最弱小的是民族資本主義經濟，雖然中國在明朝中後期便出現了資本主義的萌芽，但由於中國的封建勢力以及階級力量和政治勢力十分強大，中國的資本主義一直都沒有發展成為一股強大的新興的經濟及階級力量，鴉片戰爭的爆發，外國資本主義的入侵，中國原有的資本主義經濟被扼殺，只有在洋務運動興起後，中國的資本主義經濟才逐漸興起。但是他們的力量一直都很弱小，根據統計，從洋務運動到戊戌變法前，中國總共只擁有商辦企業100多家，其中有50家是1895年甲午戰爭後才建立的。（2）頁這100多家商辦企業雖然具有資本主義性質，但是在一個有兩千多年的封建經濟大國中，只能是九牛一毛而已，況且還有50家企業是甲午戰爭後才建立的，短短的三年時間內，它的力量能夠發展到什麼程度，是可以想像到的。再者，中國民族資本主義工業產生於19世紀70年代，到了19世紀末20世紀初，中國民族資本主義便開始有了初步的發展。據資料統計，1895年到1900年創辦的資本萬元以上的企業共有104家，資本總額估計為2300 萬元。這6年興辦的廠礦數相當於甲午戰前20年的總和， 其資本總額已超過了官辦或官督商辦的企業，占據了我國工業的主要地。（3）但自19世紀70年代中國民族資產階級產生以來，他們備受帝國主義和本國封建主義的雙重壓榨，為了生存他們不的不或者依附帝國主義或者攀附本國的封建勢力，這就決定了民族資產階級一產生便帶有雙重性：一方面，它受到外國資本主義和本國封建勢力的壓迫，具有反侵略、反封建性，具有革命的要求；另一方面，它同外國資本主義和本國的封建勢力又保持著千絲萬縷的聯系，缺乏徹底的反侵略，反封建的精神，具有妥協性，如果讓帶有雙重性的資本主義力量來對抗強大的牢固的封建體制，失敗是一種必然，如果我們把時間向後推移到二十實際初，我們再看一下中國民族資主義的發展狀況，「1901到1911年，民間設廠礦386家，資本總額為8。8348億元。十年間超過此前三十年的設立的廠礦、資本額總數二倍以上。」（4）到這時，中國的民族資本主義才真正成為一股不可忽視的力量。
（二）
戊戌維新的領導人基本上是一批缺乏政治斗爭經驗的書生，他們大多飽讀詩書，憂國憂民，學問淵博，具有政治熱情抱負，卻缺少謀略和政治經驗及才幹。先看一下戊戌變法領導人康有為。
康有為生於廣東南海「世以理學傳家」（5）的官僚地主家庭。幼年隨其祖父學習四書五經，後來師從於廣東理學家朱次琦，1879年結識編修張鼎華，「盡知京朝風氣，近時人才，及各種新書，道咸同三朝掌故」，（6）開闊了眼界。康有為生活的年代，正當清王朝統治處於風雨飄搖之際，作為一名有強烈愛國思想的知識分子，為了救亡圖存，發起和領導了資產階級維新變法運動，他在七次上書和幾十道奏摺以及當時的著作中全面系統地提出了他的變法維新的思想。 1888年，康有為第二次到北京應鄉試，極感時事多艱，他發憤上書萬言，「極言時危，請及時變法」。這是他第一次上書，提出了「變成法，通下情，慎左右」的主張，強調只要「變成法」，「十年之內，富強可致，至二十年，久道化成，以恢屬地而雪恥不難矣」。（7）這是康有為第一次比較系統地發表其維新變法思想，反映了新興的資產階級關心時政的要求。 甲午戰敗以後，1895年4月， 清政府與日本政府簽訂了割地賠款的《馬關條約》。此時，康有為正在參加會試。得訊後，非常激憤，他與弟子梁啟超等聯合各省在京會試的舉人聯名上書，反對賣國條約，這是第二次上書，即歷史上著名的「公車上書」。上書提出了「拒和、遷都、變法」的主張，這次上書雖未能上達，但對於當時的一切愛國人士尤其是知識分子產生了重要的啟蒙作用，在全社會引起了強烈的反響，成為戊戌思潮發韌的起點。 不久，他又將「公車上書」中有關變法部分以個人名義單獨上書，提出「富國、舉民、教士、練兵」之策，主張發展資本主義經濟，保護民族工商業。光緒帝看到這次上書後，表示贊許。之後，他又上第四書，正式提出了「設議院以通下情」的主張，在不改變清朝統治的條件下，實行君主立憲制度，這次上書由於頑固派的阻遞，未能上呈。 1897年，德國強占膠州灣，康有為聽到消息後，再度進京上書，指出：「外國蔑視，海內離心，職憂憤迫切，謬陳大計及時變法，……如再徘徊遲疑，苟且度日，因循守舊，坐失事機，則外患內訌，間不容發……」（8）他提出了「采法俄、日以定國是」，「大集群才而謀變政」，「聽任疆臣各自變法」的三點具體計劃，希望光緒帝能「下發憤之詔」，「一意維新」。但由於頑固派的阻撓，光緒帝未能及時看到這個上書。 1898年1月，康有為奉命上第六書，即《應詔統籌全書折》。 在這次上書中，康全面闡述了變法的建議和主張，強調依靠光緒帝的權力來推行新政，走日本明治維新的道路。他指出：「觀萬國之勢，能變則全，不變則亡，全變則強，小變仍亡。」（9）並提出設立制度局的主張，認為制度局是實行變法的重要步驟。不久，他又最後一次上書，提出「中國變法，莫如法俄，以君權變法，莫如采法彼得。」（10）從他的出身、經歷、地位尤其是他所處的時代決定了他在向西方尋求真理進而構建自己的思想體系時，必將直根於中華民族文化深厚土壤中，受到中華民族特有的心理素質、民族性格和文化傳統的影響，所以，以康有為為首的維新派，在理論指導上有局限性。康有為借發揮孔子政治思想，利用傳統的儒學權威來宣傳變法的道理，他的兩部書：《新學偽經考》、《孔子改制考》，前一部書把封建主義者歷來認為神聖不可侵犯某些經典宣布為偽造文獻。後一部書，把本來偏於保守的孔子打扮滿懷進取精神提倡盡可能平等思想觀念，康有為等人從維護封建制度的傳統思想中尋找理論依據來反對封建制度，沒有完全拋棄儒家的傳統理論。充分體現了民族資產階級的軟弱性和妥協性。這兩部書都沒有充分的、有說服力的證據，不用說守舊派反對，當時的一些開明人士也不贊成。維新派某些激進的宣傳也增加社會阻力。另外，康有為是開明的地主富商要求轉化為資產階級的帶言人，是介於頑固派和革命派的半封建資本主義政治團體的代表人物。從康有為的階級屬性來分析他正處在從地主階級轉化的過程中，他的思想也正處在從傳統的封建思想向西方近代資產階級思想轉化的過程中，他主張進行資產階級性質的改革，因此他們害怕群眾甚至敵視群眾。他們主張變法，但卻反對革命。康有為認為「凡君主專制、立憲、民主三法，必當一一循序行之，若紊其序，則必大亂。」他把革命描寫得十分殘暴嚇人；「臣讀各國史，至法國革命之際，君民爭禍之劇，未嘗不掩卷而流涕也。流血遍全國，巴黎百日而伏屍百二十九萬，變革三次，君主再復，而綿禍八十年。」（11）正是基於這種認識，康有為在戊戍變法以後還死抱住保皇的主張不放，堅決反對革命，最後成了阻礙歷史前進的絆腳石。
梁啟超和他的老師康有為一樣，既想實行一些改革，又極端害怕人民，因此，他們雖然常把「民權」掛到嘴上，但這只是一張空頭支票，至於民權的實現在梁啟超等人看來那是很遙遠的事。他說：「西國之所以能立民政者，以民智既開，民力既厚也。人人有自主之權，雖屬公議，然當孩提之是時，則不難不籍父母之保護。今中國尚孩提也，孩提而強使自主，是曰助長，非徒無益，將又害之。故今日倡民政於中國，徒取亂耳。」基於這種認識，梁啟超和整個改良派所倡導的變法，就是要依靠皇帝，依靠王公大臣實行自上而下的改革。
譚嗣同很有信心，以為「國事大有可為」。其實他想錯了。正當他們不辭辛勞銳意變革的時候，頑固派也在磨刀霍霍，准備利用10月在天津閱兵的機會，廢掉光緒皇帝，徹底摧垮變法運動。形勢越來越緊迫，9月，光緒皇帝在給康有為、譚嗣同的密詔中說：「今朕位幾不保，汝康有為、楊銳、林旭、譚嗣同、劉光第等，可妥速密籌，設法相救。朕十分焦灼，不勝企望之至。」譚嗣同等跪讀詔書，不禁失聲痛哭，但又一籌莫展。最後想到袁世凱，想利用袁世凱編練的新軍來援救皇帝。他們建議皇帝召見袁世凱並賞以官職，以便拉攏。9月18日夜，譚嗣同隻身前往袁的住所法華寺，勸袁運用手中的兵力，殺掉那拉氏的親信榮祿，保護光緒皇帝。 康有為等人以為，只要抓住了皇帝好象就能無事不成，其實，光緒皇帝只不過是個空架子，實權完全掌握在頑固派那拉氏等人手裡。光緒皇帝採納康有為、梁啟超的變法圖強主張，頒發了「明定國是」詔書，積極策劃新政。那拉氏也急忙部署政變，破壞變法運動。正當康有為等躊躇滿志的時候，頑固派一個反撲，就把改良派打了下去。光緒皇帝被囚禁，譚嗣同等人被殺，康有為、染啟超逃亡國外。戊戍變法運動，前後不過百天，就這樣失敗了。
（三）
百餘年前的戊戌維新運動，是近代以來中國首次有意識地進行制度變革、因應現代化挑戰的嘗試。但這次措施並不「過激」的改革，卻以流血的悲劇結束，使中國的現代化進程嚴重受挫。這次失敗自有許多復雜深刻的原因，其中之一便是文化傳統的作用。 這次維新運動有著深刻的社會、政治、文化和國際背景，而最直接的原因則是清政府在甲午戰爭中的失敗。由於歷史上日本長期學習中國文化，所以在甲午戰爭之前，中國人一直視日本為「蕞爾島國」、「東夷小國」。但在歷時近十個月的甲午戰爭中，中國卻慘敗於向為國人小覷的日本，號稱「東方第一」的北洋水師全軍覆沒，幾十萬中國軍隊潰不成軍，日軍侵入中國本土，肆意燒殺擄掠，清政府最終簽下了割地賠款、喪權辱國的《馬關條約》，向敵乞和。 甲午戰爭的失敗後，一些先進的有識之士如康有為、梁啟超等痛定思痛，開始探索新的救國之道。他們認為，日本之所以能由「崎嶇小島」戰勝老大中華帝國，就在於向西方學習，變衣冠，改正朔，變法維新，實行君主立憲，所以中國的救亡強國之路就是要向敵人———日本學習。日本因學習西方由弱而強，中國要生存、要強大，應該而且也只能像日本那樣變法維新，學習西方。1895年5月，康有為在北京發動著名的「公車上書」，公開提出只有學習日本變法才能強國的主張。在論證了變法強國的必要性之後，他提醒說：「日本一小島夷耳，能變舊法，乃敢滅我琉球，侵我大國。前車之轍，可以為鑒。」（12）在以後兩份給光緒皇帝的上書中，他一再提出要向日本學習：「以日之小，能更化則驟強如彼，豈非明效大驗哉？」（13）日本維新說明現在「圖保自存之策，舍變法外，另無他圖。」（14）梁啟超在風靡一時的《變法通議》一文中也對日本贊不絕口：日本在維新以前曾「受俄、德、美大創，國幾不國，自明治維新，改弦更張，不三十年而奪我琉球，割我台灣也。」 他們對敵人的誇贊、要向強敵學習的疾呼，使朝野為之一震。有的表示贊同，有的堅決反對，認為是大逆不道。支持維新的光緒皇帝則深為所動，在「百日維新」開始不久就命康有為進呈所著《日本變政考》。從1898年6月21日起，康有為將自己所著15萬言、十二卷本《日本變政考》陸續進呈。《日本變政考》以編年的形式，對明治維新的內容、經過和經驗作了詳細的介紹、評說和總結，並結合中國情況向光緒帝提出變法的具體建議。在這本書中，他響亮地喊出「不妨以強敵為師資」的口號；強調「日本改定國憲，變法之全體也，總攝百千萬億政事之條理，范圍百千萬億臣民之心志，建斗運樞，提綱挈領，使天下戢戢從風，故為政不勞而後舉。」把定典章憲法作為變法的「總攝」，確是抓住了問題的關鍵。他在書後的「跋」中總結說，明治維新「其條理雖多，其大端則不外於：大誓群臣以定國是；立制度局以議憲法；超擢草茅以備顧問；紆尊降貴以通下情；多派游學以通新學；改朔易服以易人心數者」。他斬釘截鐵地斷言：「我朝變法，但采於日本，一切已足。」康氏的《日本變政考》對光緒皇帝產生了極大的影響，「百日維新」中發布的許多上諭、變法的主要內容都來自此書。 在中國被日本打敗、舉國同仇敵慨之時，同樣熱血沸騰的維新派卻沒有僅僅停留在對敵人的譴責、痛斥階段，更不是簡單地否定侵略者包括體制在內的種種優長之處，而是冷靜地提醒人們看到敵人的長處，提出要向敵人學習，確實難能可貴。因為這既需要高人一籌的識見，對世界大勢、國際格局、國內形勢有理性、清醒的認識，更要有過人的勇氣。面對群情激憤，他們提出「以強敵為師資」往往會被斥為「媚敵賣國」、「數典忘祖」，會受千夫所指、舉世痛責、身敗名裂。而維新派之所以甘冒「天下之大不韙」，承認、分析仇敵的優點，進而提出向仇敵學習，蓋因其對國家之愛至真至誠至深，正如梁啟超所說：「今天所謂愛國之士，苟其事有利於國者，則雖敗己之身，裂己之名，尤當為之。」（15）此種愛國，才是更純粹、更深沉、更清醒、更理性、更負責、更有效、更值得敬重和提倡的愛國主義。 他們這種勇氣之所以令人敬重，還因為文化守舊觀念之強大。作為觀念、文化變革的先驅，他們實居孤立無援之境。戊戌政變後，慈禧對光緒的一段怒斥頗能說明問題。政變發生當天，慈禧太後重新訓政，召集重臣跪於案右，光緒皇帝跪於案左，對光緒疾聲厲色地問道：「天下者，祖宗之天下也，汝何敢任意妄為！諸臣者，皆我多年歷選，留以輔汝，汝何敢任意不用！乃竟敢聽信叛逆蠱惑，變亂典型。何物康有為，能勝於我選用之人？康有為之法，能勝於祖宗所立之法？汝何昏憒，不肖乃爾！」「變亂祖法，臣下犯者，汝知何罪？試問汝祖宗重，康有為重，背祖宗而行康法，何昏憒至此？」光緒戰戰兢兢地回答：「是固自己糊塗，洋人逼迫太急，欲保存國脈，通融用西法，並不敢聽信康有為之法也。」太後又大聲怒斥：「難道祖宗不如西法，鬼子反重於祖宗乎？康有為叛逆，圖謀於我，汝不知乎？尚敢回護也！」光緒本已魂飛齒震，此時「竟不知所對」 （16）一句「難道祖宗不如西法，鬼子反重於祖宗」的質問便使光緒皇帝無言以對，足見其效力之強，如有「神功」。 祖宗崇拜和「華夏中心」論是中國傳統文化的重要特點。祖宗崇拜將祖先、祖制神聖化，使任何改革都非常困難，總被視為「數典忘祖」。「華夏中心」論認為，中國是居世界中心的「天朝上國」，只有中國文化最優秀，其他民族、國家、文化都是「狄」、「夷」、「蠻」、「番」，並以距離中國的遠近為標准，把「化外」的「狄夷」或「蠻夷」劃分為「生番」和「熟番」，對其他文化實際表現出一種強烈的排斥和歧視。「祖宗崇拜」與「華夏中心」結合在一起，使學習、參考外國的任何改革都被斥為「以夷變夏」的大逆不道，因而更加困難。 近代以來，「天朝上國」第一次遇到了一種更強的先進的文化的挑戰。但當林則徐、魏源等提出要了解敵人、進而提出要「師夷之長技以制夷」時，卻引起了激烈的爭論和反對，被指責為「潰夷夏之防」。主張「中體西用」、學習西方船堅炮利、引進大機器生產的洋務運動，也被頑固派攻擊為擾亂人心，是「亂階之倡」，是「變夷」、「媚外」、「崇洋」、「賣國」。維新派進而提出學習西方的政治制度，更被罵為大逆不道的「亂臣賊子」，是「認賊作父」、「認敵為師」。近代中國備受西方欺凌，處於國難頻仍的民族危機之中，這無疑是非常嚴重、極有煽動性的指責。 在近代變革與守舊的理論斗爭和文化沖突中，主變者一直沒有建立起系統的變革理論體系，沒有真正突破傳統話語，所以只能一直居於守勢，往往只有招架之功。由於傳統話語仍居主導地位，所以守舊者掌握著傳統話語的解釋權，並依靠這種話語優勢使自己居於道德、政治的優勢地位而使變革者居於道德、政治的劣勢位置和否定性境地，以此剝奪、起碼是嚴重削弱了變革的合法性，這也是中國近代變革之路曲折多難的重要原因之一。 應當承認，與洋務派相比，維新派相當重視意識形態建構，他們從古今中外變法圖強的歷史中為變革尋找合理性，特別是引入達爾文的進化論，成為有力的思想武器。但在戊戌時期，這種意識形態的建構工作才剛剛開始，影響只限於少數「讀書人」和個別官員，變法的「合理性」遠未深入人心，未獲廣泛支持，這也是變法失敗的重要之處。雖然如此，中國近代思想史的圖譜，卻是從戊戌時期開始發生了較大的變化，為今後的變革提供了思想基礎，這也是維新運動更深遠的意義所在。
（四）
守舊派勢力強大，國家的最高領導權不在維新派手中，而緊握在以西太後為首的王公、大臣手中。幾位掌實權的顯赫人物恭親王、慶親王，剛毅幾乎無例外地守舊。維新派只少數幾個人，而且在朝中沒有實權，康有為只擔任總理各國事務衙門章京行走（外交秘書），他的7次上書大多被壓下了；康有為組織學會也受到壓制，遭到封閉解散的命運。辦報受到遏制，《強學報》出了3期就被停刊。 西太後對變法的態度是八個字：容忍：她想把變法控制在一定范圍內，同意廢八股、改策論、發展商業、開辦工廠、用新式武器武裝軍隊等；控制：西太後對維新派採取兩個措施，一是將翁同龢開缺，去掉光緒身邊的參謀；二是讓榮祿到天津擔任直隸總督，控制北京及其周圍的軍權；觀察：看看光緒要干什麼。動手：只要變法觸及到清廷王公貴族利益，她就動手鎮壓。的必要。但是，就在維新伊始，百廢待興的關鍵時刻，以慈嬉、榮綠為代表的愚蠢腐朽的保守派勢力，卻在密謀著一場無恥的宮廷政變。晚清光緒時代朝廷內實際上分成為兩大黨派，以慈嬉太後和她的侄子，直隸總督兼北洋大臣榮祿、兵部尚書剛毅、刑部尚書崇禮，等等這些滿清貴族、皇親國戚勾結得寵西後的太監小人李連英形成「後黨」；而以光緒皇帝和他的老師，軍機大臣戶部尚書翁同和，御使楊深秀、大學士徐志清與工部主事、維新派代表康有為、梁啟超等人形成「帝黨」。維新前後，由於改革觸及了皇權貴族們的直接利益，使改革與保守兩派自始致終進行著殊死決斗。「帝與翁(同和)一面謀改革，太後與榮(祿)一面謀廢立」。在光緒下「明定國是」詔書的當天，太後為了打壓帝�就令光緒下旨免除改革派重臣、戶部尚書翁同和的職務，令其退職回了老家。對開制度局和官制改革，後黨攻擊道：「意在奪樞密院之權歸制度局，奪六部之權歸十二分局，奪督撫將軍之權歸各道民政局----朝論嘩然，此局一開百官皆坐廢矣」。所以，當維新進行到最後關鍵的政治改革時，一場罪惡的宮廷陰謀也在同時醞釀，後黨一面對改革敷衍塞責，一面狂攬朝廷軍政大權，布下天羅地網。光緒二十四年八月初六(1898年9月21日)，慈嬉太後調兵三千，關閉京師九城門，停運京津鐵路，下令逮捕康有為、康廣仁兄弟。步兵統領崇禮率兵三百包圍南海會館，當場拘捕康廣仁。九月十八日，慈嬉將改革派重臣譚嗣同、楊深秀、林旭、楊銳、劉光第、康廣仁，史稱「六君子」，在菜市口斬首示眾。光緒皇帝曾試問太後何故如此，慈嬉怒斥：「變亂祖法，臣下犯者，汝知何罪？試問吾祖宗重，康有為重？背祖宗而行康法，何昏慵至此？難道祖宗不如西法，鬼子反重於祖宗乎？！」慈嬉擔心「維新劇變，恐失人心」隨囚禁光緒皇帝於瀛台，宣布重新「垂簾聽政」，這場宮廷政變就是臭名昭著的「戊戌政變」。
改革不同於革命，她是一個緩慢漸進的過程，這個過程很漫長，在這個漫長的過程中，需要有一個眾人信服的理論作指導，一個堅實的階級基礎等，這樣變法才能成功，而戊戌變法卻一條也不具備，糾其原因是因為當時沒有出現一個使變法成功的環境，以及與相聯系的強大促進改革的政治和經濟力量，他們只是在民族危機的刺激下，來不及等社會條件成熟，就被推上歷史的舞台。由於他們的理論和階級力量都很薄弱，在強大的封建勢力前顯得很弱小，變法者幾乎沒有做任何抵抗，變法就失敗了，正如李侃 總結：「變法開始以前，思想上、准備上都很不充分，但迫在眉睫的民族危機使他們倉促上陣，因此難免遭到失敗的命運。」
回答者： 樂樂6868 - 高級經理 七級 12-4 15:35
--------------------------------------------------------------------------------
主要是由於資產階級維新派的軟弱性和妥協性，缺乏反帝反封建的勇氣，只採取改良的辦法，並對封建反動勢力和列強寄於幻想，遠離了民眾，又害怕民眾，因而也就得不到人民群眾的支持，歸於失敗。同時頑固派非常強大，而西方資本主義國家不希望中國走上獨立發展資本主義的道路。於是，中外反動勢力共同絞殺了維新運動。歸根到底是由中國資本主義發展水平決定，中國資本主義發展水平很低，經濟基礎還很薄弱，資產階級力量弱小。資產階級力量不足以同封建勢力相抗衡，這是戊戌變法失敗的根本原因。 戊戌變法失敗原因是極其復雜的，與中國社會當時的環境息息相關，也與與康有為認主不清、缺乏相當的政治經驗、單純依靠光緒皇帝，甚至想把皇帝和太後分開是息息相關的。但歷史發展不是後人看清後再評價的，當時人有當時的想法做法。我們今天來看已發生的歷史，免不了會發現一些歷史人物所存在的局限性，也可以說所有的歷史人物都具有局限性。但作為歷史人物在當時的所作所為都是他在那種歷史環境下所最應該採取的做法也是最為正確的做法。再回首看戊戌變法：從整個中國社會來看，當時最為緊要的就是制度的缺失與改革，這點康有為是看到了，而且提了出來。這就是康有為這個人最大的歷史意義。 主要是由於資產階級維新派的軟弱性和妥協性，缺乏反帝反封建的勇氣，只採取改良的辦法，並對封建反動勢力和列強寄於幻想，遠離了民眾，又害怕民眾，因而也就得不到人民群眾的支持，歸於失敗。同時頑固派非常強大，而西方資本主義國家不希望中國走上獨立發展資本主義的道路。於是，中外反動勢力共同絞殺了維新運動。歸根到底是由中國資本主義發展水平決定，中國資本主義發展水平很低，經濟基礎還很薄弱，資產階級力量弱小。資產階級力量不足以同封建勢力相抗衡，這是戊戌變法失敗的根本原因。
⑧ 戊戌變法的起因是什麼
（1）19世紀末民族危機嚴重。甲午戰爭的失敗和民族的危亡激發民族意識。
（2）清政府統治危機加劇。——和（1）構成了戊戌變法的必要性
（3）19世紀末（甲午戰爭後）民族資本主義初步發展。民族資產階級的壯大。——形成了經濟基礎和階級基礎。
（4）90年代：維新思想的產生與發展。
【早期維新思想：
時 間：19世紀60年代後；
原 因：西方資本主義思想的傳入和中國民族資本主義的產生。
代表人物：王韜、鄭觀應、馮桂芬。
主 張：經濟上發展民族工商業，與外國展開商戰；
文化上學習傳播西方的自然科學；
政治上主張實行君主立憲。】
（5）公車上書失敗之後，康有為、梁啟超創辦《萬國公報》，通過介紹資本主義國家的經濟情況，繼續宣傳維新變法。不久，他們聯合朝中大臣在北京組織強學會，定期集會演講。隨後，他們又把《萬國公報》改名為《中外紀聞》，作為強學會的機關報發行。維新派的政治團體形成了。
（6）德國強占膠州灣，其他列強不甘示弱。——直接原因
⑨ 1.戊戌變法的直接原因根本原因人物背景
戊戌變法
戊戌變法，又稱百日維新，是指1898年6月11日至9月21日以康有為、梁啟超為主的維新派人士通過光緒帝進行倡導學習西方，提倡科學文化，改革政治、教育制度，發展農、工、商業等的政治改良運動。但戊戌變法因損害到以慈禧太後為首的守舊派的利益所以遭到強烈抵制與反對，1898年9月21日慈禧太後等發動戊戌政變，光緒帝被囚至中南海瀛台，維新派的康有為、梁啟超分別逃往法國、日本，譚嗣同、康廣仁、林旭、楊深秀、楊銳、劉光第共6君子被殺，歷時103天的變法失敗。
主要內容：發展工農業；訓練新式陸海軍；創辦報刊，開放言論；開辦新式學堂培養人才等。同時規定，今後科舉考試廢除八股文，取消多餘的衙門和無用的官職。
戊戌變法是中國近代史上一次重要的政治改革，也是一次思想啟蒙運動，促進了思想解放，對社會進步和思想文化的發展，促進中國近代社會的進步起了重要推動作用。
國際背景
經濟
19世紀下半葉是資本主義迅速發展的階段。這個時期，科學技術的飛速發展引起了第二次工業革命。第二次工業革命促使資本主義迅速發展，並開始向壟斷階段過渡。美、德、英、法等早已建立起資本主義制度的國家位居世界前列，而原本相對落後的俄國、日本，在發展了資本主義之後，也迅速強大起來。在這種局勢下，變革舊的制度和舊的生產力，發展資本主義已經成為當時的一種世界潮流。[2]
政治
19世紀後期，歐美資本主義國家通過議會改革等，使更多的民眾獲得了選舉權和參政權，政治民主化進一步擴大。英、美等國實現了文官制度改革，整頓了吏治，提高了行政管理效率，從而保證了資本主義社會的正常運行。資本主義的政治制度在長期的發展中日趨完善。這些國家都為中國人建立資本主義制度提供了示範。[2]
國內背景
社會背景
民族危機的加深。
19世紀末，世界主要資本主義國家：英、法，美，德、意、日、俄和葡萄牙相繼進入帝國主義階段，因此加緊對落後國家和地區進行侵略，西方列強趁機掀起侵略中國的狂潮，偌大的中國被分割成了一塊塊列強的「勢力范圍」，整個國家已呈豆剖瓜分之勢。中國邊疆地區出現了新危機；《馬關條約》的簽訂，
馬關條約
中國再次遭受割地、賠款，以及大量主權進—步喪失的厄運。甲午戰爭的慘敗更加速了中國社會半殖民地化的進程。亡國滅種的危急形勢迫使一些先進的中國人開始尋找新的救國救民道路。[3] [2]
經濟基礎
中國民族資本主義的初步發展。[5]
這一時期民族資本主義得以初步發展的原因有三：一是帝國主義的入侵所帶來的刺激。《馬關條約》中允許列強在通商口岸開設工廠，列強紛紛加緊資本輸出，中國 自給自足的自然經濟遭到進一步破壞。這在客觀上促使中國城鄉的商品經濟有所發展，為中國民族工業的發展創造了一些條件；二是在洋務運動中，洋務派打著「自強」、「求富」的口號，興辦了一批近代工業企業，對中國民族資本主義的發展起到了引導和刺激作用；三是因為一些覺醒的國人把發展民族資本主義、抵制洋商洋廠看作是挽救民族危亡的手段之一，他們發出了「實業救國」的呼聲，利用有利時機大力發展民族工業。19世紀末，中國民族資本主義得到了初步發展，為資產階級開展維新變法運動提供了經濟基礎。[3] [2]
階級基礎
民族資產階級的壯大。
隨著民族資本主義的初步發展，中國民族資產階級的經濟實力不斷增強，他們開始謀求與其經濟地位相符的政治權利。民族資產階級作為新的政治力量開始登上政治舞台，為戊戌變法奠定了階級基礎。[2]
思想基礎
近代以來新思想的發展
guangxu
鴉片戰爭後中國的民族危機日益嚴重，封建統治的危機也一步步加深，先進的中國人開始思考要通過何種道路來挽救中國的問題。林則徐、魏源等主張「向西方學習」，發出了「師夷長技以制夷」的呼聲，成為學習西方的先聲。但是他們的思想由於受到種種限制，並沒有付諸實踐。洋務派將「向西方學習」的思想付諸行動。19世紀60年代到90年代的洋務運動，在「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的思想指導下，主要學習西方先進的科學技術，希望以此達到「自強」、「求富」的目的。洋務運動開啟了中國近代化的進程。但是甲午戰爭的慘敗卻表明靠洋務運動並不能救中國。 [3] [2]
早期的資產階級維新思想萌芽
早期資產階級維新派中的很多人親身參加了洋務運動的實踐。
經歷了甲午戰爭的失敗後，他們認為洋務運動僅將「制器」作為學習的重點是不夠的，中國真正要學習的是西方先進的政治制度。早期維新派主要針對一些具體問題提出了改革方案，沒有形成完整的理論體系。他們只進行一 些理論上的宣傳，很少從事實際的政治活動，有很大的局限性。盡管如此，他們掀起的維新思潮仍然產生了廣泛影響，並對康、梁維新思想的產生起到了思想先導的作用。 [2]
維新思想的進一步發展
康有為打著「托古改制」的旗號，將西方資本主義政治學說與中國傳統的儒家思想相結合來宣傳變法。他之所以要借用孔子的名義來宣傳西方的政治制度，康有為的思想在當時極具震撼力， 為維新變法奠定了理論基礎。但是他的思想中仍然帶有濃厚的封建色彩，體現了他對封建頑固勢力的妥協。[2]
梁啟超將維新思想的影響進一步擴大。梁啟超的維新思想在當時的一些愛國知識分子和開明官僚中產生了較大反響，大大增強了維新變法的聲勢。[2]
嚴復認為要挽救中國，必須維新，要維新，必須大侶「西學」。他通過發表文章和翻譯西方著作，無情抨擊了封建頑固思想，提出了「鼓民力」、「開民智」、「新民德」的維新主張。嚴復雖然沒有參加維新運動的實踐，但是他對西學的介紹和宣傳卻對近代早期知識分子起到了思想啟蒙的作用，也為醞釀中的戊戌變法提供了強有力的思想武器。 [2]
維新派與頑固派的論戰
三個「要不要」的論戰，即要不要實行維新變法，要不要改封建君主專制制度為君主立憲制度，要不要改革封建的教育制度。一種新思想的產生，必然會遭到保守思想的反對，維新派和頑固派的論戰不可避免。這是一場維新與守舊、變法與反變法的爭論，是中國的資本主義思想同封建主義思想的第一次正面交鋒。維新派利用這次機會使自己的思想廣泛傳播開來，中國的知識分子進一步開闊了眼界，解放了思想，更多的人倒向了維新陣營。
主要人物編輯
康有為
康有為出生於封建官僚家庭，祖父康贊修是道光年間的舉人，父親康達初做過江西補用知縣。康有為自幼學習儒家思想，1879年開始接觸西方文化。1882年，康有為到北京參加順天鄉試，沒有考取。南歸時途經上海，購買了大量西方書籍，吸取了西方傳來的進化論和政治觀點，初步形成了維新變法的思想體系。
康有為
1888年，康有為再一次到北京參加順天鄉試，借機第一次上書光緒帝，請求變法，受阻未上達。
1891年後，他在廣州設立萬木草堂，收徒講學，弟子有梁啟超、陳千秋等人。
1895年，他到北京參加會試，得知《馬關條約》簽訂，聯合1300多名舉人，上萬言書，即「公車上書」，又未上達。當年5月底，他第三次上書，得到了光緒帝的贊許。7月，他和梁啟超創辦《中外紀聞》，不久又在北京組織強學會。
1897年，德國強占膠州灣，康有為再次上書請求變法。次年1月，光緒皇帝下令康有為條陳變法意見，他呈上《應詔統籌全局折》，又進呈所著《日本明治變政考》、《俄羅斯大彼得變政記》二書。4月，他和梁啟超組織保國會，號召救國圖強。6月16日，光緒帝在頤和園勤政殿召見康有為，任命他為總理衙門章京，准其專摺奏事，籌備變法事宜。
梁啟超
梁啟超出生於小地主家庭，其父以塾師為生。梁啟超自幼在家接受啟蒙教育。11歲至廣州應學院試，中秀才。後在「學海堂」就讀，於經史子集無不涉獵，17歲中舉人。18歲購得《瀛環志略》，從此開始接觸西學。不久，以弟子禮拜見康有為，並於1891年受業於萬木草堂，其「一生學問之得力，皆在此年」。
梁啟超
1895年，中日甲午戰敗，遂隨其師康有為並各省1300名舉人聯名上書，此即著名的清末「公車上書」。從此開始了他鼓吹變法，高倡改革的政治活動。
1896年，任上海《時務報》主筆，發表《變法通議》、《西學書目表》等，為傳播變法思想做出了重大貢獻，成為當時知名的風雲人物。
1897年11月，赴長沙任時務學堂總教習，在教學中積極宣傳變法思想，培養出蔡松坡等高材生。
1898年，入京協助康有為等促成「百日維新」。其間，梁啟超活躍非凡，為變法事業鞠躬盡瘁，顯示了卓越的宣傳和組織才能。戊戌變法失敗後，梁啟超亡命日本等地，耳聞目睹西方之學，思想又有新變。在日本創辦《清議報》、《新民叢報》，繼續鼓吹變法維新。
從1901年至1903年短短的三年間，撰寫了近百篇文章，廣泛介紹了西方資產階級的學術思想，其人物涉及霍布士、斯賓諾莎、盧梭、培根、笛卡兒、達爾文、盂德斯鳩、康德等、其領域遍及歷史地理、教育、政治，名人等各個方面，對當時的中國思想界產生了很大的積極影響，被譽為「輿論界驕子」。
1905年以後，國內革命形勢繼續發展，但梁啟超對清廷心存幻想，思想逐漸落後於時代，成為保皇立憲的積極鼓吹者和參與者。
袁世凱
袁世凱在1896年4月受到監察御史胡景桂的彈劾，指他在小站練兵時犯下「嗜殺擅權」、「剋扣軍餉」，「誅戮無辜」等多條罪狀，榮祿當時視察新軍，為新軍軍容所動，力保袁世凱，袁世凱才得以留任。
1896年9月20日袁世凱抵達天津，1896年9月21日晚袁世凱聽到楊崇伊從北京帶來的政變消息，以為密謀已經泄露，
袁世凱
為避免自己被牽扯上叛逆罪，於是將情況告知榮祿，結果戊戌變法失敗，光緒帝失去朝廷政權並遭軟禁。[7]
⑩ 戊戌變法爆發的根本原因
清政府的昏庸腐朽導致了清朝面臨衰敗.一些有志之士為了改變當時中國的現狀,重新回到獨立自主的時代,所以決定學習前人和國外改革,進行變法.因為只有改變清政府的腐朽的封建制度,才能真正拯救中國.歸根結底,戊戌變法的最根本原因就是清政府昏庸和清朝的墮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