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正勝歷史教育要如何松綁

⑴ 杜正勝的人物簡介

杜正勝（1944年6月10日—）出生於台灣省高雄縣永安鄉，台灣「中央研究院」院士，同時也是知名的中國上古史學者，曾任台灣當局「教育部」「部長」。杜正勝雖然是最富爭議的官員之一，但歷任三屆「內閣」而不倒，這在走馬燈式「換血」的民進黨當局「尤屬難得」。有台灣媒體認為，杜正勝之所以能成為「政壇不倒翁」，在於屢屢出手迎合陳水扁當局的「台獨」動作，如修改島內教科書、策動「中正紀念堂」「正名」等等。杜正勝已婚，育有1子1女。

⑵ 大秦帝國的歷史啟示

重讀秦始皇統一全國的那段歷史，更加值得我們關注和討論的是，那個群雄崛起的年代，如何就造就了那樣波瀾起伏的思想革命，由此思想革命，又如何造就了那樣一種群體的精神氣質？
「如果中國歷史和其他各國文化有唯一最重要的歧異，那就是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的統一全國。隨著青銅時代的終止，全國立即完成政治的統一，這種政治上初期的早熟，創造了一個驚人的紀錄，在此後千百年間樹立了一個中央集權的傳統。」著名歷史學家黃仁宇在《中國大歷史》中這樣說。
時隔2000多年後，秦帝國的崛起依舊是一個充滿神秘感的東方政治奇跡。美國著名漢學家顧立雅說，中國在公元之前，由皇帝遣派官僚向幾千萬人民徵兵抽稅受理訴訟及刑事案件，已擁有20世紀超級國家的姿態。而春秋戰國至秦統一之間的200多年，為中國歷史上思想火山大噴發時期，士人、智者在政治、文化舞台上最為活躍。縱橫捭闔的時代，西漢人劉向所輯《戰國策》33卷中，出場人物多達600餘人，諸侯、學者、隱士、縱橫家、游士、俠客、兵家、名將，無不形象鮮活生動，飽滿濃艷。原因就在於周室衰微，群雄並起，大批下層卿士視改換門庭、權力嬗代為尋常事，各國戰事外交改革變法之頻繁，刺激了志向高遠的雄主輩出，士人們有了千載難逢的廣闊舞台。
我國著名史學家錢穆先生曾經說過，國家本為精神的產物，每個民族在自我身份認同遭遇迷茫與惶惑的時候，追溯過去的偉大與傳統是一種近乎本能的行為。從這個意義上，無論小說《大秦帝國》還是電視劇《大秦帝國》，其意義都超越了小說與電視劇本身。小說與電視劇在重述這段遙遠的歷史中做出的嘗試和探索，使我們更看重它的精神理念——它要喚醒我們靈魂中失去的東西。「很多讀者通過《大秦帝國》驀然發現，我們還有過那樣一個輝煌壯麗的時代，還有過那樣高尚、朴實、壯勇的祖先。」小說《大秦帝國》的作者孫皓暉這樣說。而在《大秦帝國之縱橫》電視劇總導演丁黑看來，秦帝國崛起與形成的年代，就是中華民族充滿朝氣、熱情和生命力的青少年時代。在今天，重溫我們這個民族的青少年時代，可能有著深刻的現實意義。這是《大秦帝國》電視劇第一部《大秦帝國之裂變》播出後反響熱烈，第二部播出令人期待，也是我們關注這部小說、關注這部電視劇的原因。
秦人的命運，其實從一開始就被歷史所註定。顧頡剛在《秦與西戎》中說，由於長期與戎狄為鄰，導致「秦人剽悍，《詩·秦風》多田獵戰伐之事」。《漢書·地理下》也有「山東出相，山西出將」的說法。宗法、封建制淡薄，國君子弟和貴族都無寸土之封，以及野蠻的人殉長期留存，秦國的落後與野蠻，反而讓其在大變局中擁有了某些先天優勢。長期酷烈的戰爭，使秦國「較早就發展出了相當高的政治控制和社會動員能力」。芝加哥大學社會歷史學專家趙鼎新稱戰國變法運動為「戰爭驅動型改革」，稱各國變法動力為「戰爭驅動型理性化」，各諸侯國頻繁的兼並與摧毀性戰爭，成為各國「變法」，瓦解世襲貴族制度、建立官僚科層化集權國家的肇因。
在這樣的大環境下，以「富國強兵，獎勵耕戰」，出於相鄰地區三晉的法家政治思想與具備濃烈軍國主義色彩秦國的結合，就顯得順理成章。《荀子·強國篇》也說，秦地百姓朴實剽悍又馴順畏官，士大夫官吏終日忙於公事無暇謀私，實在是尋求富強，致力「法治」者的天賜。
法家不過是戰國時代百家爭鳴中的一顆星辰。按照著名歷史學家杜正勝的觀點，戰國時代諸子百家思想爭鳴時代的興旺，正是西周封建制度下「官學」瓦解的結果。一方面，隨著人口增長，有資格享受「官學」教育的「國人」數量不斷增加；另一方面，世襲貴族社會的瓦解卻使得這種教育結構一並衰落，取而代之就是教育主張相對活躍自由的「私學」，出現了所謂「受教育權與智識的下移」。
春秋末期大變局中，傳統把持各諸侯國政權的世家大族紛紛陵夷，以商鞅、張儀、公孫衍為代表的「布衣將相」在變法和日後的縱橫捭闔中大顯身手。許倬雲曾經對有關戰國時代各國主政宰相的出身略作統計，在其所列的81位宰相中，出身非世族者佔到總數的58%。世家分封制解體後，俸祿制度則與取而代之的官僚行政相適應，只有祿而無封土，使得職業官僚文吏逐漸取代春秋前期的卿大夫世家貴族，成為戰國時代各諸侯國政治舞台上的主力。
「那時候的人，是帶著朝氣，凜然站在歷史舞台上的。」丁黑說。而孫皓暉則製造了一個詞彙叫「強勢生存」，認為這批人「體現了中國前3000年累積和爆發的精神力量……變法的難度和曲折、法家的犧牲精神、危亡時刻挺身而出的英雄人物以及他們的命運。這種強勢生存精神就是《大秦帝國》最重要的靈魂」。
各國為了在形勢瞬息萬變的「爭霸」中搶得先機，無不爭相延攬他國客卿。與世襲貴族政治氣息濃厚的六國不同，秦國世襲公族的勢力非常之弱，在春秋經傳中，秦國九世以上世襲貴族世家不過兩家，五代以及三至四代世襲貴族居然為零，遠遜於周室，以及齊、楚、晉等東方諸侯國，長期的人殉制度也從某種程度上打擊了世家大族通過嬗代繼承政治權力的方式，從而使得秦國變法遇到的阻力較小，中央集權的官僚體制一旦建立，幾乎無可挑戰、秦國之所以最終力壓群雄，一統天下，很大程度上要歸功於這些布衣之士，他們能夠在秦、這個阻力最小的空間里最大限度發揮其才智與勇氣。秦帝國霸業的奠基者秦孝公在公元前361年登基伊始，即發布「求賢令」，提出「賓客群臣有能出奇計強秦者，吾且尊官，與之分土」。自此，各國客卿就源源不斷湧入秦境，出自三晉或與三晉之學有淵源者眾多。除了大秦帝國制度的「總設計師」、孝公初年入秦的商鞅，其他秦代「四世而霸勝」前來助力的主要客卿中，韓非是韓國貴族，尉繚來自魏國。黃留珠在《秦客卿制度簡論》中做過統計：在秦惠文王、秦悼武王、秦昭襄王、秦孝文王、秦莊襄王、秦王嬴政六位國君統治期間，「先後擔任秦國相國要職的共有22人，其中18人是受人推薦的客卿，張儀、公孫衍、范雎、李斯……秦國遂成為戰國時代外籍布衣將相最為密集的國家，其中出身低微者眾多」。商鞅為「衛之庶公子」，范雎「家貧，無以自資」，姚賈更是出身低賤的「世監門子」。宋人洪邁在《容齋隨筆》中一針見血地指出，戰國七雄爭奪天下，爭相任用四方游士，然而在相國這個手握實權的高位上，六國都只授予諸侯宗族與本國人，只有秦國例外，且用人不疑。洪邁由此得出結論——秦國「之所以並天下者，諸人之力也」。
今天的我們，重讀那段歷史，對秦朝長久的制度利弊所造成的影響的思考固然重要，但更重要的是這樣的思想革命與精神氣質，其實才應是我們討論的重點。

⑶ 杜正勝的學術背景

杜正勝畢業於台灣大學歷史系、所，並曾赴英國倫敦大學政經學院等學府研究。
杜正勝專長為中國先秦時期的社會史、文化史及醫療史，但有些評論認為他將中國視為外國。
杜正勝的1976年起步入學界，起初在台灣東吳大學歷史學系擔任講師、隨後升等為副教授，之後再轉往「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擔任研究員、人類學組主任，1986年則又至台灣清華大學擔任歷史研究所所長，並於1992年獲選「中央研究院」院士，1995年至2000年擔任台灣「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所長。
杜正勝1944年6月10日生於台灣高雄縣永安鄉，1966年畢業於位於台灣台南市的台南師范學校（現台南大學），1970年從台灣大學歷史系畢業，1974年取得台灣大學歷史學研究所碩士學位，並轉往英國倫敦大學政經學院（London School of Economic and Political Sciences）研究2年，1976年回台後在台北東吳大學歷史學系擔任講師，升任副教授後於1980年轉任台灣「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副研究員，1983年到美國哈佛大學燕京學社做訪問學人，1984年回台後升任「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研究員，1985年3月至香港中文大學新亞書院做明耀訪問學人，1986年2月出任台灣清華大學歷史研究所教授兼所長，1987年轉任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第四組（人類學組）主任，1993年卸任，期間曾主編《大陸雜志》、《新史學》2份刊物，並於1989到1992年間兼任台灣當局「教育部」學術審議委員會委員，1992年，他當選台灣「中央研究院」第19屆院士，並由台灣當局「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資助到英國倫敦大學亞非學院（School of Oriental and African Studies）做1年訪問學人，1992年由台北允晨文化出版公司出版的《古代社會與國家》讓他回台後得到台灣當局「行政院」「新聞局」1993年的金鼎獎，1994年到1995年他兼任台灣當局「教育部」顧問室的顧問，1995年4月起，他出任台灣「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所長，直到2000年5月19日他接任台北故宮博物院院長的前1天為止，他擔任台北故宮博物院院長期間還繼續兼任台灣「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的研究員，直到2004年5月20日出任台灣當局「教育部」「部長」時才辭去。

⑷ 台灣政治大學的教育學系有特殊教育方向嗎

看網頁找不到有關特殊教育方向.其他有直接稱為特殊教育學系又很好的學校為國立台灣師范大學、國立台北教育大學、台北市立教育大學、國立彰化師范大學.

系所簡介
國立政治大學於民國四十三年在台灣復校時，教育研究所為本校首先成立的四個研究所之一，原名公民教育研究所，民國四十四年改名為教育研究所，乃台灣最早成立的教育研究所，同年大學部招生，開師資培育多元化之先河。本系大學部素以培養優秀中小學教師及教育行政人員為目標，碩士班則以培育具備教育專業研究人才為宗旨。為提升國內教育研究所的學術水準，本系更於民國六十六年成立博士班，迄八十五學年度起系所合一，自學士班至博士班，有系統培養具備獨立思考及研究能力的教育專業人才；在職專班方面：八十八學年度，開辦中等學校教師在職進修學校行政碩士班，招收中學校長、主任、組長等行政主管進修碩士學位，九十一學年度起本專班改隸屬於教育學院。歷年來，本系校友人才輩出，有傑出的學者，有卓越的校長，有優秀的教師，有知名的出版家，更有榮膺教育部長者等等，為教育的相關領域開創無數的成功之路。

在師資教育政策開放一般大學培育師資前，本系是唯一非師范校院，而同時擔起師資培育及教師進職進修主流的系所。在師資培育的部分：包括民國五十六年起，接受教育部妥托，配合實施九年國民教育，辦理台北市中等學校師資培訓的工作；其後則陸續於暑期或夜間開辦各項教育學分班，培訓無數中學合格教師；此外，也接受教育部指示，與台大、中興及成大四所大學，開辦教育學分班，供各系所學生修讀教育學分，取得合格教師資格。在民國六十九年教育部公布「師范教育法」若干年後，教育部宣布停辦四校供大學生修讀的教育學分班後，本系於民國七十六年起設立教育輔系課程，開放全校學生修讀，是當時全國唯一能提供學生修讀教育輔系的學系。直至民國八十三年修改並開放師資培育政策後，開始辦理之教育學程，即延續原來之教育輔系發展而成。同時在民國六十九年至八十三年間，本系也是全國唯一非師范校院，而同時提供一半學生公費待遇培養師資的學系。

在教師在職進修的部分：包括民國五十六年起開辦的教育學分班，供試用教師培育合格教師外，其後陸續於暑期或夜間開辦各項教育學分班，供中等學校試用教師進修，取得合格教師資格外，更於民國六十七年左右起與師大等校首創研究所層級之四十學分班進修，包括暑期、周末與花蓮巡迴班等，供合格教師進修，提升教師素質，這些都是奠定日後教師研習中心成立的基礎。

【特色】

（1）大學部功能著重中學師資培育

在傳統師范體系當中，師范學院偏重培育小學師資，師范大學偏重培育中學師資；社會上對於中、小學教師也多持有刻板印象，認為小學教師比中學教師「低一等」，其實學歷相同，工作各有專精。目的在培養相互認同尊重、相互學習交流的機會，打破社會上的刻板印象，培育健康、有自信的教師。本系大學部師資培育自87學年度起分為「小學師資組」及「中學師資組」二組招生，為全國首創。每年約招收新生60名，分別培育中小學師資，然受大環境因素影響，98學年度起「小學師資組」停招。

（2）大學部課程融合正式課程、非正式課程與潛在課程為一爐

一般大學多重視正式課程的設計，因為正式課程通常反應法令上的要求，然而相關課程理論卻指出：非正式課程與潛在課程對學生的深度影響力有時候比正式課程來得更大、更強。

本系學士班學生除了修習教育系的正式專業課程之外，大多會另外加修輔系或甚至雙主修，以提升自己的教學內涵。此外，本系學生在教師指導之下，經常舉辦各項活動或營隊，提供同學們大量參與非正式課程與潛在課程的機會，茲舉若干實例如下：
a)教育營：這是本系一個長達廿五年歷史的營隊，每年寒假本系學生到偏遠地區為國中舉辦教育營，藉由營隊活動的規劃、訓練、課程設計、參與和執行，本系學生有豐富的機會體驗領導、服務、溝通協調、課程設計、教案撰寫、團隊合作、班級經營、師生互動等技能，測試自身從事教學工作的興趣，建立正向文化觀與學習觀，並印證平日所學之教育理想，瞭解當地之教育情形。

b)愛育營：八十九學年度起配合本系小學師資組的存在，由教育營分支成立愛育營，型態與歷程與教育營相似，以偏遠地區及原住民社區的弱勢族群小學生為服務對象，輔導其身心發展，提供其快樂、豐富的假期生活，並引導多元的文化接觸，活動范圍經常從學校擴展至社區。

c)教育周：每年的五月中旬都會舉辦不同的活動，如教育影展、卡拉OK大賽等活動，藉以凝聚大一到大四同學間的情感。

d)五校聯歡：由政大教育、師大教育、市北師初教、國北師初教、高師大五個系在每年的三月底舉行五校聯合運動會，藉體育活動的競賽，聯絡五系同學的情感並達到互相交流的目的。

e)迎新宿營：青春動感學長姐為剛進大學的新鮮人所精心策劃的營隊活動。許多精採好玩的活動等著新鮮人，參加後不但回味無窮，也協助新鮮人認識本系以及教育專業社群。

（3）大學部課程與政大附設實驗小學密切合作

在本系成立小學師資組之後，與附設實驗小學的合作逐漸加強，合作項目例如：

教學觀摩：本系有許多科目涉及課程與教學、各科教材教法等方面，經常安排學生前往參觀訪問、觀摩學習。

教學實習：本系小學組教育實習的課程長期利用每周二上午八點到八點四十五的時間（為實小的教師晨會時間），安排修課學生前往附設實小進行教學實習（同時解決實小晨會時間之教學問題），學生必須事先規劃課程、撰寫教案、討論教案之後才能前往教學，於教學時相互觀摩，並於結束後進行反思檢討。學生體驗到實際帶領一個班級的挑戰，體驗到與小朋友互動的方式，並嘗試努力整合理論與實務。

個案輔導或團體輔導：本系相關課程包含個案研究、諮商輔導、團體輔導等課程，也經常安排學生前往實小承接特殊個案，在教授指導下進行個案或小團體輔導工作，獲得實務經驗，同時協助改善實小個案學生在功課上或生活上的適應問題。

陶藝教學志工班：成立於民國九十年二月，由政大教育系蔡碧璉副教授及政大實小張麗華老師發起，帶領一群對陶藝有濃厚興趣且熱心公益的政大教育系一年級學生組成教學志工服務性社團。本班成立的宗旨在於協助政大實小陶藝課程教學，教學義工以協助教學及觀摩學習為主，為未來的教學工作做預備的實習體驗，並輔以陶藝課程之學習，以充實未來成為多才多藝全方位的教師作準備。本班屬於服務性的義工團體，以教學協助及實察為主，並同時研習陶藝製作技巧，發揮創作能力。將來朝擴大成立為政大的正式社團為目標，以拓展義工服務精神及發揚陶藝創作才華，期許培育本班成員熱心公益的服務精神及陶藝創作的技巧，以為社會公益及藝術文化盡一份青年人的心力。

（4）研究生課程著重多元化之研究方法訓練

本系碩博士班之課程重視研究方法訓練，而且多元容納計量方法與質性方法。計量方法包含實驗設計、變異數分析、多元回歸、各種多變數分析方法、時間序列模式、結構方程模式等，學生可循序修課並實際操作。質性方法包含哲學分析、個案研究、行動研究、訪談法、紮根理論、生命史等，學生可適性修課並實際體驗。在博碩士論文之指導歷程中，亦重視邏輯思考培育和研究方法之適切掌握。

（5）研究生培育歷程鼓勵學術發表以及學術社群參與

本系鼓勵研究生多發表學術論文，資格考方式不限於紙筆測驗，得以經過評審、公開發表的作品，作為口試依據，以完成資格考。

此外，本系為提供學術發表機會、促進學術社群交流、提升研究風氣，每學年皆舉辦若干場學術研討會，並發行學術刊物，茲舉其活動概述如下：

學術研討會：本系曾舉辦過「2003年國立政治大學教育學術論壇暨創新與創造力研討會」、「政治大學優質世界公民通識教育教學研討會」、「2004年國立政治大學教育學術論壇：另類與創新研討會」等活動，提供系內外師生豐富的發表與交流機會。以「另類與創新：台灣本土教育經驗再出發」此研討會為例，該研討會於民國九十三年六月十九、二十日舉行，教育部長杜正勝及政大校長鄭瑞城皆親臨主持開幕，杜部長並頒獎給攀登北美最高峰歸來的四位全人中學學生。開幕式以音樂和舞蹈表演揭開另類的序幕，兩天的研討會總共發表了六十多篇論文，提供本系教師之間、師生之間、跨系之間、跨校之間的多元學術交流平台。本次研討會並有另類學校同步攤位展出，最後以朗詩的方式完成另類的閉幕。

學術演講：包括以碩博士班師生為主的專題演講，以及大學部學生為主所舉辦的演講活動，前者著重研究觀點的啟發，例如曾舉辦演講活動為劍橋大學教授Dr.Whitebread主講「Developing Self-regulation in Young Learners」。後者著重實務經驗的分享，例如最近幾次的活動包括藝術家徐畢華主講「悠遊於藝術與教育之間」、心愛幼稚園園長呂兆萍演講「與孩子溝通的藝術」等等。

學生自發性社群互動：包括網路社群互動以及讀書會等，有助於培養學生獨立自主的精神以及主動發掘問題的態度。

學術刊物：「教育與心理研究期刊」為目前台灣地區教育領域兩大TSSCI期刊之一，每年出版四期，過去長期由教育系與心理系聯合支援編輯工作，最近主要由教育學院共同支援，提供教育領域與心理領域研究人員、專家學者發表嚴謹之學術研究成果。

【本系各部設立宗旨目標】

本系學士班從八十七學年度起分為「國小師資組」及「中學師資組」二組招生，為全國首創之措施，分別培育中小學師資，然受大環境因素影響，98學年度起「小學師資組」停招。基於本校自由多元的學術環境，利用科際整合與交流，以提供有志投入「教育」志業的學生一個寬廣的專業成長學習環境。故本系大學部設立的宗旨目標有：

（1）培育國民中小學優良教師；
（2）培育優秀教育行政人員；
（3）培育有志從事教育學術研究之人才；
（4）配合國家政策提供推廣教育之服務功能。

由於未來的社會，不只是訓練『教師』，更重視『全人』與『多元』的能力培養。以政大綜合大學之異質多元的團體，與開放包容的學習環境、氣氛，更能造就適應未來社會對專才與通才的需求。由於各科系與社團的蓬勃發展，提供許多交流互動的觸機，能提供不同的視野觀點，激發學生創造力，以因應日新月異的時代。此外有更多的輔系、雙學位選擇，更能幫助學生培養多元的專長。

至於以研究為導向的碩博士班，依其專業領域於博士班分為「教育哲學組」、「教育行政組」、「教育心理與輔導組」三組，故本系碩博士班設立的宗旨目標有：

（1）培育教育哲學、教育行政、教育心理與輔導三大學術領域之研究人才；
（2）培育教育行政中、高階領導人才；
（3）培育專業化諮商輔導人才；
（4）培育具有研究能力之中小學師資（所謂「研究型教師」）。

無論那一個專業領域，本系碩博士班希望培養學生具有獨立從事學術研究的能力以及及洞察教育問題的敏銳觀察力，並加強研究方法的訓練，使學生能善用研究工具以提升研究品質。更具體而言，本系特別強調研究生應具備下列基本能力：1）能廣博並深入探究教育學門中的一個特定領域；2）能使用適當的量化或質化研究方法以分析各種的研究資料；3）能積極參與全國性及國際性學術研討會，並發表論文。

【教學目標】

本系目前設有學士班、碩士班以及博士班等班別，其教學目標分別如下：
(1)學士班：
本系學士班自八十七學年度起分為『國小師資組』及『中學師資組』二組招生，每年招收新生約六十名，分別培養小學師資及中學師資(98學年度起「小學師資組」停招)。學生亦可跨組選課，修畢二組應修學分並完成中學及小學教育實習者，可同時具備任教中學與小學之資格。

(2)碩士班：
本系碩士班八十八學年度起分『教育哲學組』、『教育行政組』及『教育心理與輔導組』三組招生，以協助學生有更明確的研究知能與專長。此外也強調理論與實務的結合，以培養兼具人文素養與教育專業知能的教學、行政人才為目標。九十五學年度開始，本系將教育哲學組及教育心理與輔導組合並，統稱為教育系碩士班，課程結構亦配合調整之，以『教育基礎理論與方法』和『教育心理與諮商輔導』為主軸，培養研究/測驗研發人才、探究型/教學領導型/教師、及諮商輔導人才。未來課程將更為彈性化，學生可依自己興趣需求選課；本系並與心理系所合作，每年從碩士班擇擾選取二名學生，修習諮商心理師課程。相關資訊可參考碩士班課程結構（規章表格－碩士生－其他）。

(3)博士班：
本系博士班八十七學年度起分『教育哲學組』、『教育行政組』及『教育心理與輔導組』三組招生，著重高深學術和高級專門實務運作之探討，藉科際整合與社會科學研究方法的訓練，從事理論研究及專題研討，在嚴謹而專精的學術環境中，培養高級教育學術研究人才，對教育學術及實務革新，提供更開創性的貢獻。

⑸ 中國古代歷史對日本的影響

日本長崎大浦孔子廟建於1893年(明治26年),是當地華僑祭祀至聖先師孔子,懷念祖國,懷念家鄉,團結聚會的地方,也是傳播中華文化、興辦教育的所在,其附屬建築十年前在我國政府支持下,由中國歷史博物館具體協助,開辟為"中國歷代博物館",並由我國提供全部文物展品,舉辦中國古代文物展,長年展出。今年,適逢孔子廟建立一百周年和中國歷代博物館建成十周年,長崎華僑界在當地市政府和社會各界熱情支持下,組織了盛大紀念活動,我館為此特將館藏珍品"滇王之印"金印送展以示慶賀。9月5日在長崎市千歲大廈二層大廳召開了"中日兩國二千年來的文化交流和'滇王之印'金印"國際學術討論會,作為紀念活動內容之一。在會上宣讀論文的有(依發言先後為序):日本九州大學文學部考古學研究室主任西谷正教授,中國歷史博物館館長俞偉超教授,日本名古屋市博物館學藝員根山勝先生,中國北京大學歷史系吳榮曾教授,日本福岡市教育委員會埋藏文化財部主席文化財主事塩屋勝利先生,中國台灣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院士杜正勝教授,日本九州大學文學部考古學研究室助教授岡村秀典先生,中國歷史博物館陳列部秦漢魏晉研究室主任張振新研究員等。

⑹ 為什麼三隻小豬不是成語說杜正勝說「三隻小豬」是成語

這是杜正勝鬧的笑話。
上次為/陳/水/扁/「罄竹難書」作新解的教育部長杜正勝，這次則是大力相挺「三隻小豬」。杜正勝23日出席相關會議時，為「三隻小豬」辯解。杜正勝先把三隻小豬的故事講了一遍，老大蓋稻草屋，老二蓋木屋，老三則蓋了堅固的磚屋，大野狼怎麼吹都吹不倒，「這個童話故事很發人深省。」杜正勝說：「如果看到小朋友寫作業太草率，我就可以對他說，你不要像三隻小豬的老大，這就是運用成語。」
杜正勝這番話出來，網友熱烈反應，說杜正勝自己的名字也可以當成語，定義是不太會做事的官員。還有網友則直接說，杜正勝就是那第四隻小豬。
轉自——正達美

⑺ 對封建教育和現實教育的看法 作文 要快！！！！

著名的「錢學森之問」已有很多討論，然而，錢老還有一段較少被引用的話：「中國還沒有大學能夠按照科學技術發明創造人才的模式去辦學，都是人雲亦雲，一般化的，沒有自己獨特創新的東西，受封建思想影響，一直是這個樣子。」錢老所提到的「受封建思想影響」值得注意。

實際上，我國的現代大學，並非在本土文化、思想、制度的土壤里自發生長，而是從國外移植來的。在國內大學開辦之初，主持創辦教育的人大都是從國外學成回國的（如張百熙、吳汝倫等），他們既有中華傳統文化的功底，也有在國外學習的背景，很好地把國外大學的制度和國內的文化傳統結合了起來。當時許多大學，基本上都是依據《大學令》（1912年頒布）設計的制度框架，按照世界大學通行的原則建校和運行的。在學校的基本制度方面，雖有「中體西用」的局限（如校長需要由政府任命），但在大學的微觀制度和文化方面，則基本上保持了與世界大學通例比較一致的「學術共同體」特徵，各校內部管理實行的都是國際通行的「教授治校」制度。尤其在蔡元培先生主持的北京大學，梅貽琦先生主持的清華大學和西南聯大等高校，其校內的最高決策機構，都是體現大學活動特點的教授會和評議會，其精神主旨是民主、科學、自由、理性。特別值得一提的是，在當時的大學中，人們對封建思想是有充分警惕的，一些享譽學界的風雲人物，都以反對封建思想而聞名，其中以陳獨秀、胡適的影響最大。早期有些大學，在創辦10年或20年之後就成為享譽國際的著名學府，其學生可以與歐美許多國家的大學進行交換。所以說，我國現代高等教育雖起步較晚，但起點並不低。

然而，建國後不久「以俄為師」，國家不僅完全接管和取締了所有的教會學校和私立學校，而且通過「院系調整」、「知識分子思想改造運動」等，對大學進行組織和思想方面的整頓。經過這樣的調整和改造，全國的高等教育不僅從通識教育向專業化教育的模式轉換，終止了長期在大學中起主導作用的自由主義傳統，而且將校改造成為清一色的公辦高校，使曾經在中國高教史上有過輝煌影響的私立大學和教會學校在國內徹底絕跡，也使教育的多樣化狀態徹底消失。不久後，蘇聯的專家治校體制也被摒棄，這個制度一直延續至今。

在此需要辨析的是，我國在解放前移植的外國大學制度並非簡單的資本主義教育制度，而是一種普適性的教育制度。遺憾的是，當時的人們尚缺乏這樣的認識，也缺乏對中外教育制度進行冷靜比較、以民主和科學的方法決定教育性質和方向的耐心和胸懷。在教育這個關乎國家文化和精神建設的重大問題上，國家相關機構並沒有組織包括教育界人士在內的、社會各方面人士廣泛參與的大討論，而幾乎是遵循政治的需要來確定教育方針。一個可與之比較的事件是，在美國建國初期，包括總統華盛頓在內的五位議員向國會提出了一個建立美國國家級大學的提案，但國會沒有通過，原因是建立具有壟斷地位的國家級大學，會破壞大學的自由競爭環境。這個決議可以說保護了美國大學的自由競爭文化和環境，使它能始終保持活力，享譽世界。

事實上，由革命領袖確定教育方針的做法如同打地基，如果打下的是禮堂的地基，那就只能修建禮堂，而不能修建住宅樓；同時它也進入了一個固定的邏輯：教育方針由革命領袖確定，其性質和宗旨必然政治化。政治化的教育方針難以辦成真正的教育，而沒有真正的教育，怎麼可能產生創新型人才呢？試看「十七年」時期的大學，作為大學教師的知識分子心情何曾安寧過：政治運動一個接一個，不斷地在各種運動中「洗澡」（學習工農兵，接受再教育，進行思想改造），恐懼、擔心、戒備，整人和被整，揭發與被揭發；為了逃避打擊和災難，多少人長期小心翼翼、謹小慎微，夾著尾巴做人。在這樣的氣氛和環境中，人們哪有心思做學問，更別說思考更高層次的創新性問題了。

回顧前30年時期的大學教育形態，一是基本上沒有尊重知識和尊重人才這個說法和意識。當時知識分子前面常常被加上「資產階級」的定語，學術權威前面則要被加上「反動」二字，而且隨時可能被安上什麼罪名遭受批評、批判、下放甚至勞改懲罰。當時許多知識分子的人格、尊嚴、權利、工作是沒有保證的，因而他們時常處於恐慌和憂慮之中。二是當時社會上最受重視（吃香）的是從戰爭年代過來的革命幹部和工農幹部，有些人在對大學的接管中擔任了各級學校的領導職務，並且引發了反右運動中的一些問題，比如黨政不分、外行領導內行、黨員教師與非黨員教師權利不平衡等。而經過各種運動的「洗禮」，可以說已經沒人敢對教育理論的是非提出任何異議和質疑了，有些人甚至失去了基本的是非評判能力，以為知識分子真的負有原罪，失去精神的根基。三是在教育為政治服務（未必以1957年提出時為限，其思想在較早的「知識分子思想改造時期」已經顯現）的思想指導下建立的教育體制，是自上而下、以行政命令為基本方式的行政化體制。這種「一切行動聽指揮」的「遵命辦學」體制，在將教育管起來的同時，也將教師和學生管起來了，使他們沒有了追求教學和學習自由的條件，沒有了大學教育中必須的質疑和批判精神。

恢復高考制度及改革開放政策，使大學重新充滿了活力和希望，上世紀80年代初期提出「尊重知識、尊重人才」，曾經使人們歡欣鼓舞。其時發布的「中共中央關於教育體制改革的決定》（1985），以及進行的一些實質性教育體制改革舉措，使原來處於地下或邊緣狀態的教育本性開始復活，並且成就了中國高等教育史上的一段黃金時代。然而，由於沒有對「文革」及其產生的原因進行徹底的反思，致使其時進行的一些改革，在沒有取得實質性突破的情況下，便突然停了下來，使教育思想退回到以前的狀態。

上世紀90年代初出現的市場經濟潮流，使高校的經濟利益追求合法化，教師「下海」、學校「創收」成為一時的潮流。而高校在招生、收費方面的「雙軌制」，使大學中的教育活動直接與經濟利益掛鉤，大學開始逐步市場化。而其後的高校擴招和上學收費，使高校可支配的資金數量巨大，也相應地加快、加深了高校墮落的速度和程度，使大學明顯地市場化、功利化、庸俗化。這種現象的更深層次發展，是大學中的權力腐敗、學術腐敗事件層出不窮。而隨著腐敗程度的不斷加深，人們對大學的負面評論也在升級，由過去的市場化、功利化、庸俗化，上升為官僚化、衙門化、權貴化，以至於有學生在網上貼出「母校，我看不起你」的文章。教育從為政治服務變成了既為政治服務又為經濟服務。令人深思的是，高校的腐敗與品格墮落，卻是在高校高調聲稱要「加強創新人才培養」的口號聲中發生的；而一些大學校長則一邊高喊要培養創新型人才，一邊卻在竭力捍衛行政化體制。難道他們真的不明白，在行政化、功利化的體制中，是根本不可能產生真正的創新型人才的。

在我國現代大學的歷史上，實質性的變革有兩次：一次是清朝末年的「廢科舉、興學校」，一次是解放後的社會主義教育體系的建立。第一次變革完成了由封建教育向現代教育的轉變，經歷了60多年，實現了我國教育的現代化轉型。第二次變革也經歷了大約60年時間，但其結論還很難確定。因為在這期間教育的形態和條件雖發生了顯著變化，但教育的實質性進步卻不明顯。比如：作為封建思想的「陞官發財」、「望子成龍」等觀念，不但沒有退出教育領域，反而有愈演愈烈的趨勢，幾乎成為普通教育和高等教育的精神底色。而在教育現實運行的體制中，還存在著許多被鄧小平稱之為封建的東西，比如：家長制、一言堂、官僚主義、權力過於集中等。這些現象及其背後依據的思想和邏輯，與當今國際上一些現代理念和方法，如充分體現公民權利、權力制約和監督、依法辦事制度相比，很難說是先進的。而正是這些思想和制度，影響了教育價值和意義的實現與發揮。

我們現在面對的問題是：影響教育發展的封建思想消除了沒有，或者說我們意識到這個問題了沒有？社會應該為此做哪些努力？而誰，才能在行動上解答「錢學森之問」呢？

封建主義、封建社會有無普遍性的爭論，在國際史壇上一直持續不斷，近年來在國內亦有所反映。本文擬從為什麼中國和西歐都有封建社會，如何才能合理地比較中國和西歐封建社會的情況，如何理解封建社會的發展問題等方面，論述中西學者關於封建社會理論的異同。

一

封建在中國並不陌生，它指的是西周時期（前1066—前771年）周天子對同姓諸侯和異姓諸侯的分封。《左傳》僖公二十四年記載，「昔周公吊二叔之不咸，故封建親戚，以蕃屏周」。這種分封大約是把土地和土地上的居民都分賜給受封者，即所謂授民授疆土。諸侯還可以把土地和人民分封給下一級的卿大夫，於是以土地為樞紐，形成統治者之間的多層等級連鎖。他們彼此之間互有權利義務，主要是受地者要向賜地者納貢服役（包括兵役）[1]。無論對於西周封建以何種解釋，但它是中國本身所固有的一種政治制度則是沒有疑問的。這種制度到了春秋戰國之時（前722—221年）逐漸變化，難以維持。秦始皇統一中國以後，廢封建而置郡縣，一般以為中國歷史上的政治封建制度遂告結束。

秦廢封建之後，中國歷史上歷朝歷代，仍不斷有分封諸侯王之事，不過這種封建，誠如後來王通所言，「至景帝令諸侯王不得治民補吏，而漢置內史以治其地，則封建之地，悉為郡縣矣」[2]。但關於封建郡縣孰優孰劣，哪個更能使統治長治久安的爭論，在中國歷史上卻是一直不斷。爭論的各方，都是把封建作為一種政治制度看待的，並未涉及封建制下的社會、經濟內容。著名的柳宗元的《封建論》，也只是指出古代封建制度的出現，是和氏族、部落勢力的存在相關的，不一定完全是人為的結果。

近代中國知識分子開始接受西方文化，了解到有社會發展階段的劃分。嚴復(1853—1921)譯亞當•斯密的《國民財富的性質和原因的研究》，把feudalism譯為拂特之制，是為音譯。後來他翻譯愛德華•詹克斯的《政治制度史》，就把feudalism譯為封建之制。嚴復在這里是經過研究的，因為這里說的是社會發展階段，他以為由唐虞以迄於周，中間二千餘年，皆封建之時代。很顯然，嚴復認為中國固有的封建制度和西方的feudalism是十分相似的，是可以類比的，所以他才把feudalism譯為封建[3]。

從嚴復起，中國的許多知識分子，已不再把封建單純理解為一種政治制度，而是兼及其社會、經濟內容。20年代末，陶希聖著《中國封建社會史》，主張周代的中國即是封建社會，春秋之際，封建制度開始分解，但封建的自然經濟則一直延長到1500年[4]。陶希聖對中國封建社會中的土地制度、庄園制度、農民狀況、分封制度等都作過分析。不久，瞿同祖又寫成《中國封建社會》。瞿氏是以西方封建社會的理論來比照分析中國的封建社會的，他以為封建社會之綜合的要點是土地所有權的有無和主人與農民的關系。「封建社會只是以土地組織為中心而確定權利義務關系的階級社會而已」[5]。這時正值中國社會性質大論戰的時期，雖然對中國社會性質的看法各有不同，但已有不少人把封建作為一個社會來認識，而不再是一種單純的政治制度了。新中國成立以後，中國史學界確立了中國社會發展階段中有封建社會的認識，對於封建社會的內容，則根據歷史唯物主義的原理，予以詳細的研究和闡述[6]。

如果說封建是中國所固有的，可是它在西歐卻是後起的。中世紀的西歐人並不知道有我們今天所說的封建制度，更沒有說過什麼封建政府、封建社會之類的言詞。現在西方史學家所說的feudalism的內容，中世紀時在西歐只是零碎地存在著，各地多有不同，記載它的習慣法更因時因地而異[7]。16世紀法國法學家開始研究封建，所依據的主要是一種封土之律(Libri Feudorum)，該律乃12世紀編定的隆巴第地方（義大利北部）的習慣法，記載著關於封臣以服軍役為條件領有封土及其相關權利義務等[8]。17世紀英國法學家斯佩爾曼也依據隆巴法，研究過英國的封建制度，所以才有是斯佩爾曼等人發現了封建主義的提法[9]。當時這些學者認為封建只是一種法律制度，因為封建法中的財產權利和羅馬法的規定十分不同，於是產生了封建制度是源於羅馬抑源於日耳曼的爭論。

18世紀的西方學者仍視封建為一種法律制度，如孟德斯鳩在其《論法的精神》一書中，在「封建法律」的題目下，分析了西歐的封建制度，涉及封君封臣關系、采邑制度、農奴制度等[10]。亞當•斯密則認為封建法律是領主統治權、裁判權，其推行原是為了加強王權，但結果王權並未加強，領主權力依然過大，形成了封建等級制[11]。這時正是西歐啟蒙思想發揚、批判舊制度的時代，封建漸被等同於貴族統治，是剝削、壓迫的根源，表現為各種領主特權、農奴制殘余、分裂混亂等，所以1789年的法國大革命才有了廢除封建制度的決定。

19世紀西方的學術發達，對封建的各個方面，如封君封臣關系、封土製度、庄園農奴、馬克公社，封建城市等，從經濟、政治、社會、法律等角度進行研究，做出了許多概括，取得了不少成績。這時出現了feudalism一詞，用以指稱封建制度。但史學家對封建主義與封建制度，仍多從政治、法律方面認識，討論。到19世紀中期，馬克思、恩格斯創立了歷史唯物主義，提出了生產方式、經濟基礎和上層建築等概念，用以劃分社會歷史發展階段，由此產生了封建生產方式、封建所有制等。這些理論也不斷得到學術界的承認，有所發展。20世紀30年代末，馬克•布洛赫寫《封建社會》一書，對西歐中世紀社會的各方面情況進行了分析。他雖然主要仍從政治制度方面、封君封臣關系等方面分析西歐封建，但他視野廣闊，也分析了社會經濟、庄園農奴等內容，無疑受了歷史唯物主義的一些影響。布洛克可說是西歐封建學說的集大成者，他的著作奠定了後人了解西歐封建社會的基礎。後來蘇聯史學家根據歷史唯物主義理論，對西歐封建主義的各個方面進行了深入的研究，為建立封建社會形態學說做了許多有益的工作。

綜上所述，無論中國和西歐，對自己的封建的理解，都有一個把它先當作法律、政治制度，後當作社會經濟形態的發展過程。不過關於這個問題的認識直到現在也並不統一。西方的大多數史學家仍然把封建當做中世紀西歐的一種特殊的政治法律制度，強調其包括三方面的內容，即(1)封建主義之間形成了特有的封君封臣關系；(2)形成了與封君封臣關系相適應的封土製度；(3)國家權力衰落，各封君在其領地內取得了獨立的行政司法權力。正是由於強調了這一特殊性，封建主義的普遍性在一些人那裡就成了問題。他們以為封建是西歐的特有產物，世界其他國家是沒有封建制度的，從而否定了封建主義的普遍性。

中國的封建雖然是固有的，但對它的深入研究無疑是在當時先進的西方史學思想影響下進行的，所以中國學者大都認為中國存在有類似西歐那樣的封建制度、封建時代。齊思和先生寫《周代錫命禮考》、《封建制度與儒家思想》，對中西封建的政治、經濟、社會諸方面，進行了對比研究，指出二者相去不遠。「蓋人類文化之發展，雖遲速不同，質文各異，然所循之途徑，則大致相同」，他還引莊子的話說，「庄生有言，『自其異者觀之，肝膽楚越也，自其同者視之，萬物皆一也』，吾人亦惟有自其同者視之而已矣」[12]。解放以後的新中國的史學家，則較一致地主張歷史發展中有一個獨立的封建社會形態，有一個封建時代。這在中國和世界其他各國歷史上都是共同的，只是封建社會存在的時間在各國有所不同而已。台灣學者杜正勝卻認為，周人封建的本質，乃是繼攻伐征服之後的武裝殖民，所以唯物史觀的封建制與傳統的封建不相干[13]。

西方學者對中國封建的認識，各有不同。一派是認為中國無封建的，這就是東方專制主義的說法，不過現在它已經不大風行了。另一派是主張中國歷史上有封建的。雖然他們對封建的認識多為政治和法律上的封建主義，但仍在中西之間找出許多共同點。美國漢學家卜德以為封建主義適應於前近代中國主要是指經濟而言，不過政治上的封建主義中國也有，就是周代（作者定為1122—256B.C.，包括春秋戰國時代），而魏晉南北朝時期（作者定為221—589年）則被認為是准封建時期[14]。顧立雅也認為，古代中國有許多和中古歐洲相似之處，值得比較研究，布洛克關於封建主義之定義，幾乎用不著改動即可應用於中國的周代[15]。

也有學者反對封建制度的普遍性。安德森就是其中的一人。他認為把封建的特徵只概括為大地產和小農的結合而忽略其上層建築如主權分割、封土製、封臣制等是不行的。因為前資本主義形態都通過超經濟強制而運行這些政治，法律的上層建築已成為前資本主義社會生產方式的本質結構，它們已直接結合在剝削剩餘價值的鏈鎖之中，因此不可能不通過其政治、法律等上層建築來確定這種生產方式的性質[16]。安德森過分強調超經濟強制在封建社會中的重要性，認為封建剝削、封建生產只有通過政治暴力才能進行，實際上就是否認封建社會是一種經濟形態，是違反歷史唯物主義原理的。其實超經濟強制之所以存在於封建社會，是小生產者生產不發達，經濟不獨立所致，隨著小生產者獨立性的加強，封建社會中的超經濟強制乃逐漸減弱，它不是封建生產的本質因素，不能對它有不適當的估價[17]。

總之，如果認為封建是一種社會形態，是大土地所有制和小生產的結合，是農民和地主對立的社會，那麼它的普遍性就是沒有疑問的，中國和西歐都存在過封建社會，有過封建時代。即使從政治、法律制度方面理解封建主義的西方學者，也有不少認為中國歷史上依然存在過封建時代，有過封建社會，不過他們大都把這個時期定為周代至春秋戰國時期，把它看的較短而已。只有極少數人才強調西歐封建的獨特性，認為世界上其他地方沒有封建制度的存在。

二

把中國和西方的封建社會拿來進行比較研究，無論中外的歷史學家，都有許多人進行過，這里只就西方學者的一些方法問題提出討論。

西方的學者大致可分為兩派。一派我以為是拿現代的西方社會，起碼是近代的西方社會來和他們所認為的過去的中國做對比，由此指出中國社會如何落後、古怪。東方專制主義說就是其典型的代表，不過現在相信它的人已經不多了。韋伯的比較也屬於這一種，他說中國只有追求贏利的資本主義而沒有合理的資本主義即為一例，下面我們還可舉韋伯的另外幾個論點。

韋伯從現代西方的法治社會觀念出發，認為中國的法律乃是個人的專斷，缺乏理性的管理和司法，全是家長式的處理方式。法律中只有刑法而私法（民法）極少有個人的自由權等[18]。可是當代的一些美國法學家和韋伯的觀點不同，他們比韋伯更了解中國歷史上的法律，也更了解西方式的法治，所以他們指出「充分發達的法治的制度性機制是近代的產物」[19]，他們在人治和法治的沖突中，並不完全強調法治。「法律的判決最終是人的判決，判決更多地是受法官個人偏見而不是正式法律的影響」[20]，所以他們贊賞中國歷史上的更多地依靠調解而不是依靠訴訟來解決糾紛的辦法，認為這一傳統應該保持。中國古代也並非沒有民法，漢代的契約關系已十分發達，其應用的范圍十分廣泛[21]。我想還應該指出的是個人的權利與自由也是近代歐洲的產物，不惟中國古代沒有，就是西方的古代和中世紀也是沒有的。

韋伯承認中國古代發展出發達的官僚制度，但他卻拿西方現代的官僚制度來和中國古代的官僚制度相比較，說「中國官僚制的精神是與公共負擔的制度相關聯的，而西方的官僚制精神則隨貨幣經濟的變動而發展」[22]。其實西方的現代官僚制度是學習中國古代的官僚制度而後逐漸發展起來的，有人認為，直到18世紀，中國的官僚制仍然要比西方的進步[23]。在這方面，韋伯就不如現在的艾森斯塔特認識全面，艾森斯塔特把西歐的專制主義國家和古代的中國國家都列為歷史上的官僚帝國，而這種官僚帝國的特徵即為傳統與現代的政治組織、政治活動並存[24]。

奇怪的是韋伯在比較西方和東方的城市時，卻舉出的是西方中世紀城市，他指出西方的城市是一個特權團體，有自治權，有城市法，城市的居民也都有自己的特殊的組織，即行會等，而東方的城市則這些都是沒有的[25]。可是韋伯也知道，西方城市的自治只是短期的現象，到了專制王權時代，西方國家的權力日益強大，城市自治也就日益衰微[26]。我們在這里不擬論證東方與西方城市之異同，只想指出，西方中世紀的城市，並無那麼多的特權與自由，它仍是受封建國家、君主、貴族主教控制的城市。並不是城市的空氣使人自由，而也許倒是鄉村的空氣使人自由。資本主義、資產階級並不是從城市中產生，而也許倒是從鄉村中產生的。西方中世紀的城市，依然是一個封建的城市。

另外一派西方學者則是拿西方的feudalism來和中國的封建相比較，以西方的封建為典型來看中國有無與之相同的情況。前述柯爾本的書即是明顯的例子。他們先對西歐的封建制度做出概括，然後拿其他國家的封建與之對比。卜德由之以為中國的周代符合西方的靜態的封建主義，魏晉南北朝則較符合動態的封建主義[27]。顧立雅也是以西方的封建為標准，說西周類似西方的早期封建主義，春秋則是晚期封建主義[28]。艾伯哈德認為中國從周代直到紀元前250年是封建主義時代，說當時是農業社會，統治階級劃分為一些等級，互相有權利義務等，這也是西方的標准[29]。他主張從中國統一之後，即進入紳士社會，而不再是封建社會了。

但我們應該注意到，西方學者把封建作為一個政治、法律制度概括時，所依據的主要是狹小的羅亞爾河、萊茵河之間地區9到13世紀的材料。用這些有限的材料概括出簡單的封建主義的理想典型[30]。這一時代，是原始的日耳曼人開始建立國家的時代，所以顯得生產落後，文化荒蕪，政治原始，被啟蒙學家稱之為黑暗時代。後來封建漸被賦予一個社會，一種經濟形態的意義，於是依附關系的統治，庄園制，農奴制，自然經濟，中央權力衰落甚至無國家等便被當做西歐封建社會的特徵，其實我以為它只是一個過渡階段，即日耳曼人的經濟政治等組織成長而未成熟的階段，不宜視作一個社會的典型階段。

我以為，封建社會由於其生產力低下，發展緩慢，所以不可能太短，而應該長一些。西歐的封建社會，不應截止於15世紀，也不應截止於17世紀，而應該截止於18世紀。現在人們往往認為哥（轉載自中國教育文摘http://www.edUzhai.net，請保留此標記。）倫布一航行，東、西方就連成一片，資本主義在西方就冉冉升起，教科書上也說的盡是資本主義萌芽，文藝復興，宗教改革之類。其實西歐的進步遠沒有這么迅速。直到工業革命以前，西歐主要仍是一個落後的農業社會。資本主義只是在西北一隅有所萌動，但在西班牙、義大利卻日漸衰落。17世紀西歐發生了經濟危機，人口減少，疾疫流行，農業停滯甚至倒退，工商業在有的地方也出現危機[31]。在政治方面，更是到處充滿了封建的統治。19世紀中期托克維爾寫成的《舊制度和大革命》，認為18世紀的歐洲，各地都充滿了封建特權，教會的貴族的各種土地，人身及司法，行政權力，對人民形成沉重的剝削和壓迫，「而且它們在歐洲的大部分地方，比法國沉重的多」[32]。英國雖然革命了，但恩格斯說，在1688年政變之後，英國資產階級方才成為統治階級的微末的得到承認的一部分，依然是貴族地主的統治[33]。至於東歐，則16—18世紀是封建統治的時代，更是沒有疑問的了。

這並非什麼新觀點。法國史學家、中古史權威勒高夫曾撰有一文，名曰《主張一個擴大的中世紀》，論證西歐中世紀應該延長。他的理由大致是，(1)文藝復興不能算是中世紀和近代的分界，從古代到近代中間有多次文藝復興。如8、9世紀的加洛林文藝復興，12世紀的文藝復興；大文藝復興，在義大利為12—14世紀，在歐洲其他地方為15、16世紀；後來還有18、19世紀的文藝復興；(2)歐洲的基本社會結構，從4世紀到19世紀一直未變。拿馬克思的封建生產方式來說，也是從羅馬滅亡直到工業革命；(3)其他的文化方面的內容還有如，基督教在意識形態中的統治，一直延長到19世紀；英、法國王具有神奇的治療瘰癧病的功能，也一直到18世紀；把社會劃分為教士、貴族、第三等級的三等級論，也是到法國大革命為止。所以勒高夫主張中世紀應該分為早期中世紀，4—9世紀，是古代世界衰落，封建制度形成時期；中期中世紀，10—14世紀，為大發展時期；晚期中世紀，14—16世紀，危機時期；封建制衰落期，亦即舊制度時期，從英國革命到法國革命[34]。

⑻ 罄竹難書是什麼意思啊

基本信息

〝罄竹難書〞是一個漢語成語，讀音：qìng zhú nán shū ，釋義：罄，用盡；竹，竹簡。意為罪惡很多，用盡竹簡也難以寫完。

• 中文名稱

  罄竹難書

• 讀音

  qìng zhú nán shū

• 釋義

  罪惡很多，用盡竹簡也難以寫完。

• 用法

  聯合式;作謂語、賓語、定語、狀語。

• 出處

  《呂氏春秋·季夏紀》

成語辨析

【成語用法】聯合式;作謂語、賓語、定語、狀語。

【近義詞】十惡不赦、罪大惡極、擢發難數、作惡多端

【反義詞】宅心仁厚、豐功偉績

【成語解釋】形容罪行多得寫不完。

成語人物

宇文化及、李密、翟讓、隋煬帝

成語出處

"罄竹難書"最早出現於《呂氏春秋·季夏紀》:"此皆亂國之所生也，不能勝數，盡荊越之竹猶不能書。"《漢書·公孫賀傳》:"南山之竹不足受我辭，斜谷之木不足為我械。"本意都是"事端繁多，書不勝書"。



《新唐書<李密傳>》:"罄南山之竹，書罪未窮;決東海之波，流惡難盡。"

成語示例

錯誤用法:

1、淪陷區的同胞在抗戰中所表現的奇跡，真是所謂罄竹難書啊。鄒韜奮《抗戰以來》

2、熱播電視劇《衛子夫》中，段宏稱贊淮南王劉安"護民之功，罄竹難書"。

原因:此詞語用來修飾罪惡很多，屬貶義詞，不能用來修飾光輝事跡及美好的事情。

成語辨析

注意字型區分:"罄"不能寫作"馨"

"罄"古同"磬"，可作"磬竹難書"

成語典故

李淵自從在太原起兵以後，自任為大將軍，積極地向隋軍進攻。

這個時候，突厥的力量很強，李淵因為一方面擔心突厥壞事，一方面又想要借用胡人剽悍的胡馬，所以聽從別人的建議，向突厥的始畢可汗合約，雙方約定:"若得攻入長安，民眾土地歸於唐，金玉繒帛歸於突厥。"

李淵為爭取人心，大開糧倉，救濟災民，並且乘機招募義兵。然而，這些義兵都是烏合之眾，沒有經過檢閱練習，所以帶領起來萬分辛苦。

此時，李密在河南省東部，擁有極大的力量，而且發表了一篇著名的檄文聲討隋煬帝，其中的名句有"罄南山之竹，書罪無窮;決東海之波，流惡難盡。"這句話的意思是，用完南山的竹子做簡策，也寫不完煬帝的罪狀。罄是用盡的意思。用東海的滔滔大水，也寫不完煬帝的罪惡。以後我們形容罪狀之多，寫都寫不完，稱之為"罄竹難書"，這就是此句成語的由來。

自從這一篇檄文一出，海內轟動，人人傳閱，李密的聲勢如日中天，各地反隋的領袖如竇建德和徐圓朗等紛紛上表，勸請李密即天子位，李密卻以為洛陽尚未拿下，還不必急在一時。

因為李密的聲勢浩大，所以李淵想要來拉攏他，遣使通書。李密自以為力量雄厚，要求李淵率領步騎數千到河南來，當面締結盟約，由李密自任盟主。

李淵不敢得罪李密，卻又不想跑到河南去。他笑著說:"李密這個人如此誇矜自大，我正准備進兵關中，如果一口回絕他，等於平白又多了一個敵人，不如拍拍他的馬屁，使他更為驕傲，然後再慢慢觀看鷸蚌相爭，好來坐收漁利。"

於是，李淵就命令溫大雅回了一封書信給李密，信上說:"天生萬民，必有司牧，當今能為司牧，作為天子者，除了你還有什麼人?老夫年逾知命(知命為五十歲)，沒有這個野心了。願意跟著大弟你，攀鱗附翼。"

李密見到信，看得眉開眼笑，樂不可支。從此，對李淵深信不疑。

成語爭議

中國台灣地區前領導人陳水扁亂用成語 "罄竹難書"鬧笑話

陳水扁亂用成語，竟然說義工的義行"罄竹難書"，成為台灣政壇一大笑話。

據報道，2006年5月20日陳水扁到海灘撿垃圾。在賣力撿了滿袋垃圾後，陳水扁贊揚台灣志工精神時說:"有很多我們的志工團體，不管是政府代表或者是民間企業幫忙等等，這些都是罄竹難書，非常感人的成功故事。"報道稱，太陽太大了，陳水扁被曬昏了吧。

不料，22日台灣的教育部門負責人杜正勝在立法院接受質詢時，還要拍馬屁"護主"。杜正勝說，"罄是用盡，竹就是竹片，是在紙張發明前的書寫工具，難是難以，書就是書寫，翻成今天現在的話，就是用盡所有的紙也寫不完，也就是要做的事實在太多。"

國民黨立委李慶安質問:"所以部長你覺得這個形容沒有錯?"杜正勝說:"單單就這四個字，沒有錯。"李慶安嘲諷說，不要因為陳水扁說錯你就硬拗。你對教育的貢獻真是"罄竹難書"!一句話讓杜正勝啞口無言。

根據台灣教育部國語辭典的解釋，"罄竹難書"的意思是:即使把所有竹子做成竹簡，也難以寫盡。《舊唐書》卷五十三《李密傳》:"罄南山之竹，書罪未窮;決東海之波，流惡難盡。"後世於是就用"罄竹難書"比喻罪狀之多，難以寫盡。

陳水扁用錯成語露怯 台官員奉迎胡解成語出醜

2006年5月22日上午，台政府教育部門負責人杜正勝在台立法院教育委員會"說文解字"，為成語"罄竹難書"下了新的批註，意思是"用盡所有的紙張都寫不完"。杜正勝胡解成語，遭到立委嘲諷和島內中文教師的反彈。

據台媒報道，陳水扁20日在白沙灣當環保志願者凈灘時表示，台灣義工的貢獻是"罄竹難書"。杜正勝22日上午在台立法院回應相關質詢時表示，"罄是用盡，竹是竹片"，"罄竹難書"用現代白話文來說就是"事情多到連紙張都寫不完"。

針對杜正勝對成語做出新的"註解"，中國國民黨籍立委李慶安則批評，這是替陳水扁說錯話在"硬拗"，她質疑，如果學生作文中出現"老師對我的恩惠真是罄竹難書"，這樣算對還是不對?杜正勝則回答說，"我不能當閱卷老師"，李慶安最後語帶嘲諷地"贊許"杜正勝對教育的貢獻"罄竹難書"。

杜正勝歪解成語也引起了島內教師的反彈，台媒引述台灣中山女中語文教師李素真的話指出，"罄竹難書"一詞源自於《呂氏春秋》，是指一個人的罪惡太多，就算用盡所有的竹子，也寫不完罪狀。罄竹難書是"負面"形容詞，不應隨便解釋。

歷史用法

負面語意

《漢書》公孫劉田王楊蔡陳鄭傳:"安世者，京師大俠也，聞賀欲以贖子，笑曰:'丞相禍及宗矣。南山之竹不足受我辭，斜谷之木不足為我械。'"意指南山的竹子寫不盡我要說的話。

此處南山之竹不足受我辭亦為負面用法，指罪行極多。

《舊唐書·李密傳》"磬南山之竹，書罪未窮"。意思是說，用光南山的竹子當竹簡，也寫不光隋煬帝的罪行。

正面語意

《皮日休文集》第九卷〈移元征君書〉:"果行是道，磬南山之竹，不足以書足下之功，窮百穀之波，不足以注足下之善。"意思是說，用光南山的竹子當竹簡，也寫不完你的功勞。

中性語意

罄竹難書最早見於《呂氏春秋》，形容"亂象極多，難以勝數"。後來多指"罪惡極多"。

《呂氏春秋·季夏紀·明理》描述亂世的各種異象，如馬有生角、雄雞五足、雞卵多毈、有豕生狗等。又說:其主不知驚惶亟革，上帝降禍，凶災必亟。"此皆亂國之所生也，不能勝數，盡荊、越之竹，猶不能書。"意謂這些怪象都是政治敗壞所產生的亂亡之兆，而且多到用盡荊、越兩地的竹子來寫都寫不完。

《孫臏兵法》:"戰者，以形相勝者也。形莫不可以勝，而莫知其所以勝之形。形勝之變，與天地相敝而不窮。形勝，以楚越之竹書之而不足。"

現代用法

罄竹難書一語，最初形容"亂象極多"，後多指"罪惡極多"。雖然亦有正面用法，指"善行"或"功績極多"，但一般引用此語時，多隻用以"形容罪狀之多"。在未說明的狀況下使用正面用法，可能會造成誤會。也可作"磬竹難書"。

辭典解釋

《漢語大詞典》:"極言事實之多，難以盡載。常指罪惡，後偶亦形容好人好事。"《漢語成語考釋詞典》:"指事實很多，難以寫盡，多用來指罪惡，間或指功績。"《辭源》:"喻項目之多，不盡期錄。"

《漢語成語考釋詞典》:"指事實很多，難以寫盡，多用來指罪惡，間或指功績。"

《辭源》:"喻項目之多，不盡期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