虎方歷史上在哪裡

❶ 武松打虎在山東，李逵殺虎在山東，宋朝時，山東一帶老虎會這么多嗎

確切來說，這個答案是可以肯定的。除了今天應該沒有虎，在宋朝時期，不但小說《水滸傳》里說有虎，歷史中山東一帶也確實有老虎存在的記載，另外，宋朝時期全國各地虎患不小。而且，中國有歷史記載的虎患自春秋時期的孔子時代都毫不例外的存在。

▲ 如今動物園里的老虎，這張圖的場景是

在中國古代的老虎，宋朝之後，此後直到明清時期，由於人口增加，開荒者不斷，山東地區的老虎逐步絕跡於山林。那麼今天，老虎這個百獸之王，除了原始森林不知道有沒有，其餘的，大家可能也只有在動物園里能夠看到了。

❷ 有什麼和「虎」有關的歷史事件

三人成虎
龐蔥要陪太子到趙國去做人質，龐蔥對魏王說：「有一個人說街市上有老虎，您相信嗎」魏王說：「難以相信。」龐蔥說：「有兩個人說街市上有老虎,您相信嗎?」魏王說：「我有些懷疑了。」龐恭又說：「有三個人說街市上有老虎，您相信嗎?」魏王說：「我相信了。」龐蔥說道：「您這樣不行，我怕日後議論我的還不止三個人啊!」魏王說：「我心留有數，你去吧!」
(1)這則寓言告訴人們，對人對事不能以為多數人說的就可以輕信，而要多方面進行考察，並以事實為依據作出正確的判斷。
(2)《三人成虎》比喻流言惑眾，蠱惑人心。

❸ 虎方古國在哪裡它與三星堆文明之間，有著什麼樣的聯系

明王奉若天道，建邦設都，樹後王君公，承以大夫師長，不惟逸豫，惟以亂民。惟天聰明，惟聖時憲，惟臣欽若，惟民從乂。惟口起羞，惟甲胄起戎，惟衣裳在笥，惟干戈省厥躬。

——《尚書·說命中》

01.江西發現一座古墓，證實了虎方古國的存在

一部《尚書》，介紹了一個不一樣的商朝。各位，1989年，江西省新干縣大洋洲發現一座古墓，裡面出土了10多件青銅器。據史料記載，中國的青銅鑄造，自商周時期開始進入繁榮階段。但由於其質地偏軟、原料昂貴、采礦技術不夠成熟等原因，青銅此時主要作為禮器使用。

第三個未解之謎是，虎方在青銅器埋葬的方式上，為什麼區別於商王朝，反而與三星堆文化相一致？專家在大洋洲遺址中發現了一些祭祀坑，裡面的青銅兵器是被人為折斷的，這在三星堆遺址中比比皆是。但專家已經證實，商朝人祭祀完成後，並不把祭祀的青銅兵器折斷。難道，相差數千里之遙的虎方與三星堆之間，還有著某種未知的神秘聯系？

❹ 甲骨文中的「虎」字有何特徵

在古漢字中 「虎」字從描摹動物到突出身體局部漢字記虎 突出爪牙 在漢字中，「虎」一直是個威風凜凜的字。從被公認為保持最初始形態的「虎」字——陝西法門寺西周青銅器虎簋銘文，到金文中突出虎牙虎爪的「虎」字，老虎的爪或牙都被刻畫得活靈活現。 華東師范大學中國文字研究與應用中心的劉志基教授在接受法晚記者采訪時表示，造字的時候突出虎爪虎牙，與人們對老虎的爪子和牙齒的威力的深刻認識是分不開的。而以「虎」為偏旁的字中，也或多或少地暗含著人們對虎的認識。在虎年臨近的時候，本報通過字里看虎，為讀者介紹「虎」字演變過程背後的故事。虎文字·起源最早象形 青銅器「虎」字像圖畫華東師范大學中國文字研究與應用中心副主任劉志基教授介紹，被公認為保持最初始形態的漢字中的「虎」字，應當是陝西扶風縣法門寺出土西周晚期的青銅器虎簋銘文的兩個「虎」字，同時與年代上限可以推至新石器時代的陰山岩畫比較，可以發現，是畫還是字很難分清楚。究其緣由，劉志基認為，這與早期漢字象形特性有關，但更為深層的原因，則是古代造字者對虎這種動物的特殊關注。因為，即使在早期漢字中，具有如此充分的圖畫性的單字也並不多見。劉志基強調，虎之所以在古文字中占據如此特殊的地位，是因為這種猛獸對古代先民的生存狀況產生了巨大影響，於是便獲得了人們的另眼相看。虎文字·發展虎「爪」虎「牙」字形結構用得多劉志基說，縱觀古文字中最常見的虎字構形，會發現這樣的特徵：虎牙虎爪，是最被突出的部位，如甲骨文和金文中的「虎」。但文字畢竟不是圖畫，字形設計創意中，並不能總是將「爪」「牙」兩端兼顧周到，於是，「虎」字在後來的發展演變中，呈現在我們眼前的常常是突出「爪」「牙」兩者中之一的構形。如金文中有兩個「虎」字，將虎的爪子做了極盡誇張的描摹，另一些金文中的「虎」，則只注重了老虎牙齒的呈現。而秦簡中的「虎」，著重了老虎爪子描繪，楚簡中的「虎」，則明顯偏重於老虎牙齒凸現。古文字的基本構字原則是用筆畫描摹物象，經歷了甲骨文、小篆等古文字的演變之後，從漢魏的隸書以後，文字發生了重要變化，虎字和實際的老虎形象有很大的差距，不再像古文字那樣可以比較清楚地看出虎的樣子，只保留了虎的一些基本特徵，如虎牙變成了最大的一撇，由圖畫退化成了文字元號。虎文字·解釋為何造字突出虎的爪或牙隨著時代變遷，「虎」的「爪」「牙」特徵並沒有削弱，在《說文解字》的小篆里，「虎」的構形依然保持著這種「攻其一點，不及其餘」的狀況。直到隸書產生，「虎」字中的「爪」形依然清晰可辨，三國時代的王基碑「虎」字就是明證。為什麼古人對於老虎，最關注其爪牙呢？劉志基說，不難想像，在以狩獵為主要謀生手段的時代，獵人們對老虎的爪子和牙齒的威力一定會有極為深刻的了解。造字時代，我們的祖先已經進入農業經濟時代，劉志基說，按常理推測，人們似乎可以避免在獵場上與兇猛的老虎短兵相接。但事實並非如此，農耕經濟在其發展的初級階段，並不能完全取代採集狩獵。所以說，盡管到了文明相當發展的造字時代，人們要謀求自身生存發展，也難免要與老虎發生經常的沖突。老虎爪牙的威脅，依舊會令人刻骨銘心。虎文字·偏旁假借虎威 「虞人」戴虎首威懾野獸虎既有威，作為它最聰明的生存競爭對手，人類自然會千方百計假借虎威為己所用。「狐假虎威」這個典故中的狐，其實只是個披著狐皮的人而已。人假虎威的歷史事實，同樣在文字構形中有跡可循，屢見不鮮。在甲骨文中，「虞」字上邊是「虍」，即虎皮，下邊是「大」，即人。顯然描摹的是一個披著虎皮的人。「虞」是上古一個官職名，即所謂「虞人」。虞人是掌管田獵的官員，由此可以想像出，遠古時代的人們在狩獵之際，每每要披虎皮戴虎首以威懾野獸的場景。劉志基介紹，虎威不僅可以被人用來威懾野獸，更可以被用以威懾同類，在甲骨文和金文中，可以看到一個名叫「虎方」的敵對方國與殷周族發生武裝沖突。「虎方」的名字由來，同樣被當做是人假虎威的產物，這可以從甲骨文字形中窺見一斑。據考釋，這個字在甲骨卜辭中既可做名詞又可做動詞，做名詞時，是(虎方)戰俘的名稱，做動詞時，則表示「執獲」(虎方)戰俘，因此這個字也是「執」字的一種寫法。看這個字的形態，是描摹一個戴著虎首的人被戴上桎梏的形象。這表明，虎方人就是戴著虎首來同殷人作戰的，顯然，是期望虎首能夠給對方帶來虎一般的威力。青睞虎皮虢字借意剝虎皮老虎的毛皮，斑紋美觀，又厚又軟，極其珍貴，所以想得到虎皮是件很難的事情，這種難度也體現在了文字中。劉志基介紹，與老虎商量，要謀取它的皮，顯然是件很難辦到的事情，成語「與虎謀皮」正是以此來比喻要乾的事情難以成功。然而這個成語顯然又透露了這樣一種信息：在人們的眼裡，虎皮是非常有價值的，否則他們為什麼要冒著生命危險去「謀」呢？古人謀皮的舉動，直接表現在金文「虢」字之中。這個字形，被古文字學家考釋為是在描摹一手執虎，一手持兵器剝去其皮毛的形象。之所以要不懼艱險謀取虎皮，其實也是一種生存的需要，甲骨文「盧」字可以作出直觀的說明。「盧」，本來表示房屋，即後來的「廬」。據著名學者徐仲舒先生考證，甲骨文的這個「盧」字，上半部分就是屋頂蒙著虎皮的形象，下面的部分，表示的則是火爐食具。從中不難發現古人是非常期望在屋頂上端蒙上虎皮以避風雨的。而「虎」的偏旁「虍」也正是虎皮的形象描摹。 古人青睞虎皮，有著非常容易理解的理由，古文字「彪」可以作出很好的解釋。「彪」在金文和小篆中,類型雖有差異，造字意圖卻無二致：均為以「虎」「彡」會意，「彡」為毛飾畫文，表示光彩美觀之意義。由此可知，所謂「彪炳千古」「彪炳史冊」「彪炳春秋」中的光彩意義，原本來源於古人對於虎皮的視覺感受。

❺ 人方,鬼方羌方虎方.都在那個地方

四面八方

❻ 虎方的虎方文化面貌

雄踞鄱陽湖以西、洞庭湖以東的強大的虎方建立了國家政權，築起了土城（樟樹吳城）、創造了文字，是一個強大的政治集團，以長江為天然屏障，阻止了商人的南進，使得本地區的商代文化自成系統、獨立發展，形成了獨具特色的南土青銅文化。下面我們分別從城市、陶器、青銅器和文字四個方面簡要描述商代虎方的青銅文化。
1、國家和文明的出現在考古學方面的標志就是城市的產生，學術界目前都把這種意義上的城市理解為夏、商、周時期的邑，即「初期城市」，吳城文化已出現這種邑。樟樹吳城位於贛江支流蕭江南岸的台地上，深居贛鄱平原腹地。贛江經此向北注入鄱陽湖，匯入長江，袁水與贛江亦在此匯流，如果把贛鄱平原比喻為一個「斗」型的向北開口的盆地，吳城正處於向南通道的鬥口，故而成為古代南北交通的要道，水陸交通極為便利，是建立中心都邑的理想環境。贛鄱平原地勢平坦、水網密布，氣候溫熱，雨量充沛，土地肥沃，農業發達，早在新石器期時代就形成了「樊城堆」類型文化，吳城附近有二十餘處新石器晚時期的遺址，這說明這里聚落集中，人口稠密，為初期城市的形成奠定了很好的基礎。進入商代晚期（即吳城Ⅱ期），這里築起了土城，經勘測，土城面積61萬平方米，城內分為居住區、制陶區、冶銅區，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在城內發現了一個露天祭祀廣場，祭祀廣場與居住區之間有一條由鵝卵石和碎陶片鋪成的大道。大道兩側有柱洞，說明當年這條大道上有遮擋風雨陽光的棚子[（24）]，從而告訴我們，走在上面的人是有身份、有地位的統治者，表明這里已出現了階級分化，產生了國家政權。吳城文化的統治者在此建城的同時，還在贛江（護城河）[（25）]東岸的新干大洋洲立了三個社，1989年江西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發掘了其中一個，出土了一千多件當年立社時所瘞埋的祭器[（26）]。
商代的居民選擇吳城作為城邑，是經過精心選擇的，符合「擇天下之中而立國」[（27）]的原則。吳城可以通過蕭江與贛江——鄱陽湖水系的廣大地區勾通，還可以通過贛江支流袁水或長江與洞庭湖平原發生聯系，各地的物產通過發達的水網運抵城邑，王命也可以通過水運快速地傳達至每一個鄉邑，這種地理條件使得吳城發展成為虎方的政治、經濟和文化中心。
2、商代的虎方，是我國印紋陶的重要製造區域之一。新石器晚期產生的印紋陶至商代有了進一步的發展，印紋陶在陶器中占的比例不斷提高，以吳城遺址為例，在商代早期晚段、中期、晚期軟陶與硬陶的比例分別為79．65%∶20．35%、77．7%∶22．3%、58．5%∶41．5%，印紋紋樣不斷增加，從早期的十幾種增至三、四十種之多[（28）]。
由於地理位置和自然環境的差異，吳城類型和費家河類型的陶器在陶色、陶質上有一定差異。費家河類型的陶器有夾砂紅陶、夾砂灰陶、夾砂黑陶和泥質紅陶以及幾何形印紋硬陶、原始瓷，以紅陶為主，印紋硬陶也佔有很大比重，印紋紋樣主要有繩紋、方格紋、水波紋、弦紋、堆紋、劃紋、乳丁紋等；吳城類型的陶器有夾砂灰色軟陶、夾砂紅色軟陶、印紋硬陶等，以灰陶為主，印紋硬陶也很發達，紋樣主要有繩紋、方格紋、藍紋、圓圈紋、圈點紋、雲雷紋、S形紋等三、四十種之多[（29）]。
陶器的器型明顯可分為仿中原式和地方式兩組，第一組主要有大口缸、大口尊、假腹豆等；第二組主要有模製馬鞍形陶刀、釜形鼎、折腹盆、小口折肩罐等。陶器的組合以罐、豆為中心，或加馬鞍形陶也、陶紡輪，這種組合方式與中原地區通行的鬲盆為中心的組合判然有別[（30）]，帶有明顯的個性。
3、青銅器是文明的三大要素之一，也是研究三代社會的重要內容之一。商代的虎方已進入青銅時代，下面將從礦冶、鑄器等四個方面剖析虎方的青銅文化。
采礦與冶鑄。虎方轄區是我國重要的產銅區，新中國的考古工作者已在湖北大冶銅綠山、陽新港下、江西瑞昌銅嶺[（31）]等地發現了商周時期的采銅遺存，尤其是瑞昌銅嶺的J[，11]號礦井，年代早到商代中期，其掘進過程為：先用露采法開挖井口露天槽坑，於坑的兩幫打木樁作為檔土版牆，再由坑尾端向下開挖成為豎井，在豎井底部開拓平巷；為了保障生產安全，採用木質支護框架[（32）]，專家們認為這些遺跡表明當時人們已掌握了比較完備而又自成系統的采礦技術[（33）]。如果考慮到一種先進技術的形成要經歷一個發展過程，「蚩尤受廬山之金而作五兵」[（34）]的記載是可信的，也就是說，虎方的采礦業早在夏初就已產生，其淵源甚早，銅嶺J[，11]號豎井也是目前國內乃至國際上最早的采銅遺存[（35）]。虎方豐富的銅礦資源和源遠流長的采礦術正是其青銅文化繁榮發達的深厚的基礎。
在冶鑄方面，湖南費家河遺址發現了二十多座商代晚期的煉爐[（36）]；江西瑞昌銅嶺村附近發現了成片的紅燒土和大量煉渣堆積，早期地層所採取的古代煉渣，經分析，含銅量僅0．334%，煉渣多為片狀，色黑，表面有波紋，表明爐況正常，有較好的流動性[（37）]，它從深層透視出當時人們已掌握了較為先進的冶銅技術；吳城74FT[，13]H[，6]為一個圓形坑爐，坑壁上附著一層銅渣，坑內出土了一批石范、泥芯[（38）]，這些冶銅遺跡足以說明虎方出土的青銅器是本地鑄造的。
作為青銅器製造的鑄型有石范和泥范兩種，石范多為本地所產的紅色粉砂岩，質地松軟，便於挖鑿，主要是工具范、武器范和馬車飾件范。石范在本地區很盛行，僅吳城一地，就出土了三百多塊石范。一般說來，石范是早期鑄型，至青銅鑄造業高度發達的商周時代，便被更為先進的陶范所取代。可是，商代的江西，石范仍很普遍，並一直沿用到西周，過去一直都以此為依據，斷定江西地區在商代冶銅技術還很原始。新干大洋洲出土大批鑄造精美的青銅器，向我們展示了這一地區高度發達的陶范技術，無論是鑄造技術還是工藝水平，都已達到了甚為成熟的地步，並非停留在僅僅使用紅銅和石范鑄器的原始階段。據研究，新干大洋洲出土的青銅器以渾鑄法成形，也有一部分通過分鑄法鑄成，這兩種方法都運用得很嫻熟，其材質主要是銅、錫、鉛三元合金，從主要合金成分看，新干青銅器的成分與二里岡時期高錫青銅或高鉛低錫青銅都不同，很接近殷末周初時期的青銅合金。從微量元素看，其雜質的含量不僅比二里岡和殷墟前期青銅器的低，而且比殷末周初，乃至秦漢、明清時期銅合金都要低（一般為1—2%）。這說明新干青銅器的原材料是用很純凈的銅、錫或鉛配製而成的[（39）]。湖南出土的青銅器多屬高錫、高鉛青銅，其含量比同期中原地區的青銅器要高得多[（40）]。含錫、鉛較多，既可以降低銅的熔點，又可增加銅器硬度和光澤度，是冶鑄水平提高的重要標志，這一切都表明，商代虎方的青銅冶鑄水平已達到相當的高度，並不比同時期的中原地區遜色。
虎方青銅冶鑄術的另一個特點是紅銅與青銅並用[（41）]。紅銅器也稱紫銅器，一般也認為是冶銅原始階段的特徵，可是，在青銅冶鑄水平高度發達的虎方，商周時期仍很盛行。如湖南出土的大銅鐃、江西吳城出土的銅鼎足等器物，銅的含量都在90%以上，有的甚至超過99%[（42）]，新干大洋洲出土的大鉞上還使用了錯紅銅裝飾工藝，這是迄今所發現的最早的錯金技術實物[（43）]。紅銅熔點低，難以成形，虎方先民卻製造了造型精美，器型高大的紅銅器，從一個側面說明他們已掌握了很高的冶銅技術。
虎方地區石范與陶范、紅銅與青銅並存這一現象是過去我們不曾想到過的，它告訴我們：石范與紅銅並非僅僅是冶銅初始階段的現象，它們很有可能屬於不同的工藝傳統，虎方可能是石范和紅銅工藝傳統的發祥地[（44）]，當陶范和青銅工藝傳入此地後，石范和紅銅工藝仍循著自己的軌跡發展。石范與陶范相比，有能反復使用、取材方便等優點，對於製造成形容易、工藝簡單的工具、武器來說，還是比較適用的[（45）]，故而並沒有被中原傳入的陶范技術所完全取代。
器種與組合。虎方出土了一千多件青銅器，器種很豐富，有一部分器物頗具地方色彩，為中原地區所不及。
虎方地區迄今所出青銅器中，容器類有鼎、鬲、簋、尊、卣、瓿、豆、壺、瓚等十餘種；樂器類有鐃、bó@④二種；生產工具有犁、耒、耜、@⑤、鏟、斧、qiāng@⑥、錛、鐮、zhì@⑦、jué@⑧、刀、鑿、錐、鑽、削等十餘種；武器類有矛、戈、勾戟、鉞、長條刀、劍、匕首、鏃、胄等十餘種，可以說，中原地區所有的，除觚、爵外都有[（46）]，而且還有諸如zhì@⑦、耒、鑽、@⑤、勾戟、單翼鏃、瓚、劍等器種，系首次出土，填補了商代青銅器的很多空白。
虎方青銅器群也有一套特殊的組合方式。在青銅器之中，容器和樂器的靈敏度最高，容器是祭祖享神時煮牲、盛牲之物，樂器是娛神之物，容、樂器的組合是一定社會集團所奉行的禮儀制度的物化形態，「器以藏禮，禮以體政，政以正民」[（47）]。「禮，經國家，定社稷，序人民」[（48）]。因而作為禮器的容、樂器的組合方式可以體現使用者的族屬和社會風俗習慣。
虎方的青銅禮器組合表現為以鼎、鬲為中心的「重食組合」加樂器大鐃，與同時期中原地區通行的以觚、爵為中心的「重酒組合」加編鐃的禮器組合方式判然有別[（49）]。虎方出土了二百多件青銅容器，唯獨缺少觚和爵兩種中原殷商民族不可或缺的酒器，也就是說，虎方文化將「觚爵」酒政阻擋在長江中游以北。觚爵是殷人酒政的重要代表物，在中原殷人墓葬中，只要有青銅器，一定少不了觚和爵這兩種最為基本的酒器，即使是至西周中期的殷遺民，雖然已國破家亡、部族瓦解了幾百年，仍然頑固地堅守這一禮俗[（50）]，殷人對觚爵的迷信，由此可見一斑。因而，觚爵的缺少，從深層向我們表明：很有可能虎方與中原殷人並非同族，可能分屬不同的政治集團，有著不同的文化傳統。
虎方地區，早在新石器時代的樊城堆文化中的陶器組合方式就表現為以鼎、豆為中心的重食組合[（51）]，與同時期中原地區龍山文化中的尊、@⑨、@⑩為中心的重酒組合方式不同，也就是說，虎方地區青銅容器的重食組合早已孕育在本地區的新石器時代，有深厚而悠久的文化淵源。
造型與紋飾。造型藝術和裝飾花紋受到文化傳承、風俗習尚、生活環境等多種因素的影響，是分析青銅器風格的兩個重要內容。
虎方青銅器群的造型與紋飾有如下三個明顯特徵，其一，青銅容器型制多模仿中原地區，生產工具和武器則富有個性。如新干大洋洲出土的大方鼎、柱足圓腹鼎、胄、大鉞等都與中原同類器物完全相同，尤其是帶有早期特徵的新干大洋洲標本006號錐足鼎、008號卧虎大方鼎等表現得更為明顯。而青銅工具和武器則具有鮮明的地方特色，譬如湖南出土的削、江西新大洋洲出土的@⑤、犁、耒、耜都以本地區新石器時代流行的不同類石、骨、木器為原型，是適於南方水田耕作的特有器種，那種造型奇特的單翼鏃、勾戟和殺傷力特別強的雙翼鏤空寬體式鏃更是中原地區所不曾見到過的。這一特徵是虎方向中原學習禮制的結果。進入商代晚期的虎方，已產生了國家政權，統治者為了加強和神化自己的統治，引進了中原地區的禮儀制度，禮器便是統治者通過對祭祀的獨斷實現神權統治的保障；可是，工具和武器就不同了，它直接淵源於本地區的生產和生活中，帶有很強的區域性，它的傳播，往往受到生產和生活條件區域差異的限制，引進的價值也不大，同一時期不同地區通行的工具和武器千差萬別也是情理之中的事，是很好理解的。
其二，形體碩大、厚重。帶有明顯的寫實傾向。虎方青銅器中有一批形體碩大的器物，如湖南寧鄉月山鋪轉耳lún@⑾出象紋大鐃，重達221．5公斤、高103．5cm[（52）]，堪稱「中華鐃王」；江西新干大洋洲出土的立鹿yǎn@⑿，高105cm、重78．5公斤，系「中華yǎn@⑿王」；大洋洲出土的一件大鉞，長35．2、刃寬34．8cm，是目前所見形體最大的一件；湖南出土的人面方鼎、各種肖形尊、江西新干出土的伏鳥雙尾虎等器物都帶有很強的寫實傾向，造型奇巧，清新秀麗，明顯有別於中原地區出土的呆板的肖形器，向人們展示了虎方地區特具一格的青銅器造型藝術風格。
其三，盛行虎、羊、牛等動物紋樣和幾何形紋樣的裝飾藝術。如江西新干出土的卧虎耳鼎、立鳥耳鼎、立鹿yǎn@⑿、四羊léi@⒀、立鳥bó@④、湖南醴陵出土的象尊等器物上裝飾的圓雕虎、鳥、羊首栩栩如生。新干青銅器群以雲雷紋為主紋、以連珠紋為界紋和高扉棱的裝飾手法是中原商器所不具有的特點，富有地方特色的燕尾紋裝飾在帶有個性的工具、武器上更使人覺得新奇；大鐃上的粗線條獸面紋及其它器物上的虎頭獸面紋、牛頭獸面紋也是其它地方不曾發現過的裝飾紋樣[（53）]。
4、文字是人類文明產生的重要標志，商代的虎方，已有自己的文字系統。從目前掌握的材料來看，虎方的商代金文很少，僅見新干大洋洲標本401斧幣上的銘文「珏」[（54）]和湖南人面方鼎上的銘文「大禾」[（55）]等少數幾例，其構形與結體方式與同期中原地區甲骨文、金文中的同類字完全相同，屬同一文字系統。
虎方的商代陶文主要是吳城陶文，前後共發現8批近200個個體[（56）]，多數是單字，也有4、5、7、8個字為辭句的，多數屬吳城Ⅱ期，屬Ⅰ期和Ⅲ期的很少，有趣的是，多字為句的陶文均屬吳城Ⅰ期，引起了許多學者的興趣。唐蘭先生認為其中的74秋T[，7]⑤∶46號泥質黃陶罐肩部所刻八字和74壩基西區取土採取的泥質灰陶缽器底四字與甲骨文中的同類字相類，與甲骨文屬同一文字系統；另外兩件與商周文字截然不同，很可能是另一種已經遺失的古文字[（57）]。吳城Ⅱ期的陶文多為單個個體，有少數幾個個體也屬唐蘭先生所說的另一種文字系統，大多數與偃師二里頭和藁城台西的陶文形體完全相同，屬同一文字系統；吳城Ⅲ期陶文則全部與甲骨文中的同類字相似。吳城陶文中兩個文字系統的存在和消長，說明在夏末商初，中原文字傳入此地，使這里的文化開始發生變化，至商代晚期，中原文字系統已在這里推廣，為下層人民所接受。
綜上所述，在彭蠡以西、洞庭以東的平原地區，繼「三苗」而起的是虎方文化。虎方的陶器群、銅器群與中原商文化有質的差異，無論是下層群眾使用的陶器的組合，還是上層統治者使用的青銅禮器的組合，都與中原殷商民族習慣的組合明顯不同，這種差別並不是同一種文化空間分布上的差異，而是創造這兩種文化的主人所遵循的禮制不同的寫照，是民族同共體不同的一種表現，也就是說虎方文化不是商文化，至多隻能稱為商代文化。不過，虎方文化中還是帶有濃厚的中原商文化因素，尤其是在青銅容器和文字方面，表現得更為突出，這可能是虎方在上層建築方面向中原學習的結果，這也是經濟發達而上層建築落後的民族在國家形態上的一種特徵。商代的虎方，社會生產力高度發達，統治者為了加強和神化自己的統治，借鑒中原殷商民族先進的上層建築，以適應本地區高度發達的經濟基礎的需要，當然，虎方統治者對中原文化的借鑒、吸收是有選擇的，以不改變本地的社會風俗習慣為前提條件。虎方晚商段文化中土著因素佔主導地位，這一現象又向我們表明他們已消化了中原的先進文化因素，成功地完成了政治體制的移植，走上了獨立發展的道路，國力日漸壯大。最近的考古材料表明，商王朝勢力退出江漢平原後，虎方有可能乘機北進。湖北武漢市陽邏縣香爐山遺址出土的早商段文物與中原殷商文化完全一致；晚商段文物則帶有明顯的南土地方文化因素，諸如切繩紋粗且深、袋足鬲、幾何形印紋硬陶和原始瓷等，與虎方出同類器物如出一轍，尤其引人注目的是二件帶「st」銘文的圓鼎[（58）]，該銘可以隸定為「戈水」，說明這一考古學文化的創造者是戈人的一支。戈人也是吳城類型商文化的主要居民，有「戈@⒁」、「戈×」兩大支系[（59）]，香爐山的戈人自稱「戈水」，可能與它們居住在長江邊有關，兩地文化因素的一致，使我們完全有理由把它們劃入同一文化譜系，「戈水」很有可能是從吳城地區遷來的一支戈人。
虎方文化的推定，對我們正確認識商代文明無疑是很有幫助的。過去學術界流行的觀點是商文化鐵板一塊，在哪裡發現了商式文物，就把它劃入商王朝的版圖。近十幾年來的田野考古出土材料表明商文化周圍分布著很多與其平行發展的地方土著文化，如北方的夏家店文化、西方的光社文化，西南的三星堆文化、南方的虎方文化、東方的岳石文化等。商文化是多元的，並非只有中原一個中心，中原商文化與周邊方國文化相互交流、相互促進，從而形成了燦爛的殷商文明。

❼ 虎方的介紹

關於商代的虎方，史籍缺如。十九世紀末，河南安陽殷墟甲骨文的發現和成功釋讀，為研究殷商史提供了大批「實錄」性的史料，揭開了殷商史研究的新局面。

❽ 虎方的簡介

關於商代的虎方，史籍缺如。十九世紀末，河南安陽殷墟甲骨文的發現和成功釋讀，為研究殷商史提供了大批「實錄」性的史料，揭開了殷商史研究的新局面。甲骨學家從甲骨文中考定出虎方，並結合有關文獻記載從歷史地理學的角度對虎方的地望進行了許多有益的探討，歸納起來主要有二種意見，即淮水上游說[（1）]和漢南荊楚故地說[（2）]。1989年，江西新干縣大洋洲商墓出土了480多件鑄造精美的青銅器，具有濃厚地方特色，這批青銅器上的虎形象特別引人注目，人們據此提出贛鄱地區虎方說[（3）]，與傳統的淮水上游說、漢南說相悖。這樣，虎方的地望，因所依據的材料不同而得出了三種絕然不同的結論，孰是孰非，虎方究竟分布在何處？虎方的文化面貌如何？虎方與商王朝的關系又怎樣？這一系列問題，都很有提出來探討的必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