㈠ 二戰後，德國的民主化改革表現在哪些方面
反法西斯戰爭的勝利為德意志國家向現代民主社會發展提供了難得的歷史契機。舊的統治和權勢勢力(如容克貴族集團、軍國主義集團、大壟斷資本巨頭等)連同他們的社會和經濟基礎遭到空前沉重的掃盪,「舊的社會秩序已經盪然無存」。二戰後西方盟國在德國西佔區實現的「非納粹化」政策,消除了納粹和軍國主義殘余勢力及對德國政治、經濟、文化教育等領域的影響,它和非軍國主義化一道為德國的民主改造鋪平了道路。西方盟國大力推動政黨政治建設,發揮德國地方自治傳統;重視對西佔區民主、自由思想的灌輸,以把德國人逐漸改造成「有民主思想和感情的人」。德國中產階級及其政黨迅速崛起(如基督教民主聯盟、基督教社會聯盟、自由民主黨等),為德國民主政治改革提供了階級基礎。西方盟國的對德改造從一定意義上說是一場政治革命,它完成了德國資產階級本應完成的任務[19](第301頁)。正如德國學者彼得·施泰因巴赫指出:「從歷史觀點來看,對20世紀德國史,俾斯麥和威廉時代是一種沉重負擔和致命障礙,正是在那一時期創建了德國專制主義國家並最終導致了希特勒的極權統治並一直延續到1945年,只是到了這個時候,新生的德國民主才最終拋棄了德國的特殊道路。」[20](第29頁)在冷戰爆發的大背景下,西佔區的建立必須符合和滿足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政治、經濟、安全方面的利益和需要。《基本法》基本上反映了西方對德國政治體制的規劃。
聯邦德國政治體制的設計同時也是借鑒魏瑪憲政教訓的結果。《基本法》的制訂者們認可西方民主自由原則,「在1948-1949年制憲議會准備聯邦德國《基本法》的反復討論中,『魏瑪教訓』扮演了重要角色」[21](第141頁)。
戰後聯邦德國民主政體的最大特點是使議會權力和作用處於中心優勢地位,避免了魏瑪共和國時期的「雙元首制」的重大體制性缺陷;在行政權方面實施了「總理原則」,強調聯邦政府的內閣性質和聯邦總理作為政府首腦的地位,賦予聯邦總理重大實權:包括人事決定權、方針制定權、單獨負責權等。《基本法》重新設計了聯邦總統的法律地位。從表面上看,聯邦總統似乎擁有許多最高權力。作為國家元首,總統是聯邦共和國的代表,與外國締結條約,任命駐外使節並接受外國使節遞交的國書。他有權任免法官、官員、軍官。聯邦總統頒布大赦令。總統有權審查法律是否符合《基本法》,並公之於眾。總統向聯邦議會提名聯邦總理,當選者由聯邦總統任命。依據聯邦總理提名,聯邦總統任免聯邦政府部長。如果聯邦總理的信任案在議會未獲通過,聯邦總統可根據聯邦總理建議解散議會,舉行新的大選。《基本法》中總統的權力實際上更多具有象徵意義和禮儀性質,是如同英國國王和日本天皇的「虛位總統」。聯邦總統由聯邦大會不經討論選舉之。聯邦大會由聯邦議院全體議員和同等數量的由各州根據人口比例選舉產生的代表所組成。凡年滿40歲,並有聯邦議會選舉權的德意志人均可以當選;總統任期五年,連選以一次為限。聯邦總統不是全國武裝力量的統帥,也不擁有《基本法》第37條規定的聯邦強制權,更無單獨宣布國家進入緊急狀態的權力。聯邦議會、聯邦參議院得以聯邦總統故意違反本《基本法》或任何其它聯邦法律向聯邦憲法法院提出彈劾。聯邦憲法法院如認定聯邦總統故意違反本《基本法》或任何其它聯邦法律,得宣告其解職。彈劾程序開始後,聯邦憲法院得以臨時命令決定停止其行使職權。
憲法所賦予的總統權力大多不能單獨行使。比如聯邦總統有權簽署法律和法令,但只能簽署由聯邦議院和聯邦參議院通過的法律,並且還必須得到聯邦總理和有關聯邦部長的副署才能生效;總統有權提名總理人選,但無權決定總理人選,因為他提名的人必須得到聯邦議院的表決通過;總統有權任免聯邦部長,但只能任命聯邦總理推薦的部長及免去被聯邦總理撤換的部長等。在特定的條件下聯邦總統可對議會進行制約:如在政府危機時他可應總理的請求,宣布解散聯邦議院;也可以應總理的請求並在聯邦參議院的參加下宣布立法緊急狀態,但出發點不是實現行政權力的總統和總理共享,而是起協調的作用,更好地維護民主政體。
「波恩再不是魏瑪」,聯邦德國建立了真正意義上的議會民主制,這是德國百年來政治民主化進程的重大進展。
二戰後，西方盟國對德國西佔區實行了一場強制性的
民主化改造，內容包括「非納粹化」、「經濟民主化」、「政
治民主化」和思想上的民主「再教育」等各個方面，涉及
范圍廣，持續時間長，造成了深遠的影響，為德國民主社
會的健康發展提供了政治保障。更為重要的是，它促使了
德意志人民對本民族的傳統進行了深刻的內省和反思，消
除了積淀在社會深層的消極因素，同時發揚光大了歷史文
化中潛藏的民主自由觀念，同外部強制性的民主化改造實
現了良性互動，最終促成了德國社會的根本轉變。
德國西佔區的民主化改造，是德國史和世界史、同時
也是國際關系學和政治學中一個極其重要的問題。深入細
致地考察和研究這一問題，無疑會對研究德國與世界和平
的穩定發展有著重大的理論意義和現實意義。
㈡ 歐洲宗教改革為何首先發生在德國心目是怎樣拉開到十四號又是怎樣擴展的結果產生了怎樣的歷史影響
宗教改革首先發生在德國的原因：羅馬教廷派人到德意志兜售贖罪券，從德意志掠奪大量財富，人們要求改革教會的願望強烈
過程：馬丁路德等宗教改革領袖否定羅馬教廷的權威，否定贖罪券，主張誰進天堂完全由上帝決定，與財富多少無關，主張信仰即可得救
影響：打破了羅馬教會的統治，衍生出許多不同的新教教派，並和不同民族的國家相結合，歐洲各個國家也因為各自的宗教信仰而加強了民眾的民族意識和國家的精神凝聚力；這場改革無形中給歐洲帶來了自由，寬容的新氣息，從最初對不同信仰的包容到後來對不同政見的包容，這場宗教促進了歐洲政治、經濟等方面的進步
㈢ 德國宗教改革的地位以及影響
改教運動在十六世紀的歐洲造成了很大的震盪，不但改變了歐洲宗教生活的面貌，更在經濟、政治、教育各方面產生了很大的轉化作用。首先從思想的角度看，改教運動代表著一個宇宙人
生觀的轉變，從中古的宇宙人生觀轉化為現代的宇宙人生觀，因此，史學家大都以改教運動為歐洲歷史的分水嶺，以它為現代史的開端。其實，歐洲科技的突飛猛進，顯然與改教運動有很大的關系。改教運動將整個歐洲的思想從亞里士多德形而上學的框架中解放出來。中古以來，神學完全被困於亞里士多德的哲學體系之內，聖經的道理被化成一套玄學思想，對於宇宙的解釋，價值的取向，完全以亞里士多德的哲學為依歸，幾百年來，歐洲人的思想被困於這框架之內，加上教會用她的勢力去確立，這思想的枷鎖便牢不可破。從這角度看，路德向中古神學體系宣戰，根本便是一種思想的革命，路德的改教運動最深遠的意義也在於此。路德公然對亞里士多德的體系提出懷疑，這便成為一種思想解放的號召，在哲學、科學方面，心中存疑已久的人便敢於將疑問拿出來，一種重新思想宇宙人生的空氣便開始擴散。沒有這種思想空氣，克卜勒（Johann Kepler，1571—1630．A．D．）的新天文學理論便根本很難孕育出來，沒有克卜勒所建立的基礎，加利略（Ga－
lileo Galilei，1564—1642．A．D．）所倡導的宇宙觀也很難建立起來。我們不要忘記，克卜勒的新思想是在十六世紀末、十七世紀初的德國出現的。
除了對傳統思想的疑問，路德的改教運動更標示每一個人都應該憑他的良心去體認真理並堅持真理，而不應受傳統的勢力所左右。這種自由思想的種子，日後開出了民主自由的花朵，也促進了歐洲在思想上百家爭鳴的局面。
在政治方面，改教運動為民主政制奠下了重要的基礎。首先是每一個人在神的面前都是祭司的觀念的出現，既然每一個人都是祭司，每一個人都有權侍立於神的面前聽命於他，每一個人都有同等責任去服事他的弟兄。在神面前，平民、平信徒原來與王孫公子，與聖職人員完全是同等，那麼中古的層級制度便開始不攻自破了，改教派的教會以這種人人平等的觀念去治理教會。例如長老會的長老，權力雖然根大，但他們也是平信徒選出來的。其他的如浸信會、公理會等會友的權力更大。當他們習慣了以民主的方式治理教會，也同時感覺這是有效的治理方式，便自然想到用同樣的方式去治理國家。美國以民主政制立國，可說完全是以治理教會的模式為藍本。在歐洲方面，這種民主的思想透過教會體制孕育生長，到美國的民主政製成形時，便產生很大的轉化作用，假若沒有改教運動，西方的民主政治不知要再等多久才被建立起來。
在經濟方面，假若我們環視一下歐洲的經濟發展，便會發現一個充滿啟發性的現象，就是幾乎所有改教派的國家都比天主教的國家進步不知多少倍。只要你將改教派的荷蘭和天主教的西班牙比較一下，將英國和義大利比較一下，將改教派影響下的德國、端士與天主教影響下的德國、瑞士比較一下，將固守天主教的南美國家與美國比較，便發現他們在經濟發展上的差距。改教派傳統下的國家似乎充滿了活力，創新、富裕，而天主教傳統下的國家，除了法國外，卻似乎是落後、貧瘠。我們要知道在固守天主教的國家中，只有法國是不受天主教會勢力的干預的。這現象給我們一種提示，就是教會勢力干預越少，信徒可以比較自由發展的國家，其經濟活力便越大，除此以外，改教派將宗教及人生其他的責任交回與平信徒，他們強調人與神立約，每一個人都有責任去用生活的每一個環節將這約表達出來。人每天的活動，包括工作、享用工作的成果，都是一種敬拜神的表達。於是工作便有了永恆的意義和價值，發揮自己的創作也有一種神聖的意味。改教派的人明白，原來工作、創作、享受都是榮耀神的活動。這便帶來很大的工作熱忱和創作活力，經濟便自然突飛猛進了。社會學家韋伯（Max Weber）認為資本主義的興起是與改教派的倫理有很大的關系。他的分析固然不無道理，但我們必須要清楚一點，就是十七世紀成形及興起的資本主義，是極度溫和及滿有責任感的資本主義，並不是只顧剝削、不理別人死活的十九世紀的資本主義。當時的資本主義滿有道德責任感，原因乃在於改教派強調人之間立約的觀念。每一個人都是看守他弟兄的，因此在勤奮工作，積聚資本中，他們都謹記，這一切都是為榮耀神，而他們是神的管家照管財富，在立約觀念的薰陶下，他們很注重對別人的道德責任，於是資本家剝削他人以自肥的傾向便大大受到抑制，到了十八世紀，啟蒙運動出現，人否定了神，否定了人與神的立約，否定了聖經中倫理責任的要求，人以自己為絕對，便形成了一種只顧自己不理他人的心態。這種心態蔓延，便決定了日後資本主義發展的路向及形態。我們可以說，造成資本主義剝削及帝國主義的侵略，其中主要因素是西方文化轉向世俗化，否定了傳統的基督教信仰，絕對地高舉人的自治、自主，對人有過份天真的樂觀，而忘記人本有的罪性。
在另一方面，改教運動也改變了歐洲教育的理念及日後發展的方向。首先，改教家認為每個信徒都應該能夠看得懂神的話話，正因如此，教育必須普及，從此時開始，受教育成為一種每一個人都應享有的基本權利。改教家也切實地推行教育普及化。路德發動改教不到五年，便委派墨蘭頓全面地建立一個新的教育制度。教育不再是貴族或神職人員的專利。從這時起德國的教育事業再不是由教會一手包辦，而是由國家承擔，但卻是根據基督教的理想施行全人教育，結合學術道德及靈性的操練。
改教運動另一個重要影響乃在家庭生活方面。過往，教會將神職人員與平信徒絕對地分開來，強調神職人員聖潔的身份，而他們聖潔的一個標記便是守獨身，由此便產生一個觀念，就是婚
姻生活與家庭生活是屬世的，是成聖的纏累。家庭生活便不自覺地受到貶抑。改教運動以後，家庭生活成為整全生命很重要的一環，不單是神所喜悅的，也是神的命令。自此以後，家庭成了信徒敬拜的地方，也成了培育敬虔後代的所在。在很多家庭中，晚禱、家人聚一起讀神的話語，成了家庭生活重要的一環。
不單家庭生活被看為聖潔，就是信徒的職業也分別為聖。改教家認為職業沒有聖俗之分，只是不同的呼召而已。以前，人以為只有聖職人員才是被召的職份，普通的職業與神的呼召是風馬牛不相及的，然而，馬丁路德卻改變了這種看法。他認為信徒無論投身什麼職業，我們必須尋求神的旨意，看是否神呼召他，要他在那崗位上完成他的使命。這樣一來，歐洲不再看職業為糊口的工作，而視之為完成神使命的生命表現，這種職業對歐洲文明的發展極為重要。
在宗教方面，聖經的權威被確定，講解神的道成為牧者主要的責任，這兩點乃是日後改教派教會的重要標記，現時的福音派承襲且極力保持這分重要的遺產，以此為不能妥協的信仰基礎。
㈣ 論述德國洪堡教育改革的意義
洪堡
19世紀德國社會教育改革發展時期，他在教育社會改革當中發揮了重要的作用。用新聞新人文主義的思想，制定了學制課程考試考試管理師資在內的一系列教育改革方案在初等教育方面，初等教育的目的是發展學生，理性，陶冶學生的道德情感培養學生的宗教情感，不學習做准備，中等教育方面，編制了，教學計劃，希臘文，德文，數學為主，學課程，重視歷史地理和自然科學的教學，高等教育方面，學術自由教學研究相結合，創建，柏林大學，這個，19世紀對德國最有影響的是，對後來歐洲高等教育的發展產生重要的影響，這不僅使大學，不應該僅僅注眼前利益而且要把大學看作是古典文學和古典大的學科從長遠利益考慮注重學術研究他創立了柏林大學。博仁大學有充分的自主權教學研究全學術自由權。聘請學藝的教授。重視教學研究培養學生研究能力。
㈤ 德國的歷史變革
德意志聯邦共和國（德語：Bundesrepublik Deutschland ，關於這個音頻文件 聽（說明·資訊），簡稱德國，德語音譯「德意志」，英語音譯「日耳曼」）[1] 是位於歐洲中部的議會制和聯邦制國家，由16個邦組成，首都柏林。德國陸上鄰國由北依順時鍾數降下來分別為丹麥、波蘭、捷克、奧地利、瑞士、法國、盧森堡、比利時、荷蘭共九個國家接壤，是鄰國最多的歐洲國家，其國際代碼為DE。
德國在1871年普法戰爭中第一次形成統一的國家。德國是第一次世界大戰和第二次世界大戰的發動國和戰敗國，二戰後，德國在1949年被美國、蘇聯、法國、英國四強分割為東德和西德兩部分 。1989年東歐民主運動蜂起，包括東德在內的各國共產黨政權紛紛垮台；在四強同意下，1990年東德和西德終於達成兩德統一。
德國是歐洲聯盟的創始會員國之一，也是聯合國、北大西洋公約組織、八國集團、地中海聯盟的成員國。德國被公認為歐洲四大經濟體(德國、法國、英國、義大利)當中最為優秀的國家，是當今歐洲乃至世界一流的強國[2][3]。德國是世界第四大經濟體（按照國際匯率計算）、世界第五大經濟體（按照購買力平價計算）、世界第二大商品出口國和第三大商品進口國[4]；德國同時在科學技術的許多個領域當中處於世界絕對領先的地位[5]。德國人口將近8200萬，在現今歐盟成員國和歐洲國家中排名第一和第二[6]。
歷史
主條目：德國歷史
考古發現證明, 德國和亞洲，歐洲許多國家一樣，有過舊石器時代和新石器時代。1871年德意志帝國在普魯士王國的基礎上建立，德國才第一次形成了民族國家。由此往後的歷史才稱為德國歷史，之前的只是德意志地區和德意志各民族的歷史。
[編輯] 日耳曼部落（前100年－300年）
主條目：日耳曼人
據推測，日耳曼部落的進化發生在青銅時代或者最晚是鐵器時代。公元前1世紀，部落開始從斯堪的納維亞半島和德國北部逐漸向南、向東和向西擴散，與伊朗人、波羅的人、凱爾特人的高盧部落以及東歐的斯拉夫人發生接觸。除了史料記載的日耳曼人與羅馬帝國的接觸以及考古發現外，科學家對早期日耳曼人歷史知之甚少[7]。
在奧古斯都的統治時代，羅馬帝國軍隊開始入侵德意志地區，日耳曼部落在抵抗過程中逐步掌握了與羅馬軍隊相類似的戰斗戰術。公元9年，舍羅斯克人首領阿米紐斯（Arminius）在條頓堡森林戰役中戰勝瓦盧斯所領導的羅馬軍團，位於萊因河和多瑙河以北的德意志地區才得以獨立於羅馬帝國之外。至公元100年，日耳曼部落已在萊因河-美因河-多瑙河沿岸定居，占據了如今德國的大部分地區。3世紀，出現了許多較大的西日耳曼部落，包括阿勒曼尼人、法蘭克人、薩克森人和弗里斯蘭人等[8]。
[編輯] 民族大遷徙和法蘭克王國（300年－843年）
主條目：民族大遷徙和法蘭克王國
376年，匈奴人對日耳曼的一支西哥德人發動襲擊。西哥德人在得到羅馬帝國皇帝的批准後，以「同盟者」的身份進入羅馬帝國控制的土地，是為民族大遷徙的開始。此後日耳曼多個部落陸續跟進，並在今天法國和西班牙的部分地區建立了一系列的短命國家。由於不堪忍受壓迫，476年，日耳曼人與部分羅馬帝國人聯合，推翻了羅馬帝國[9]。
5世紀末，克洛維一世建立法蘭克王國，日耳曼人進入法蘭克時代。法蘭克王國延續了數個世紀，經歷了墨洛溫王朝和加洛林王朝。在查理大帝的統治時期，法蘭克王國幾乎占據了整個西歐地區。由於領地內各地區間缺乏文化和經濟的聯系，封建割據勢力強大，王國在查理曼大帝死後陷入一片混戰[9]。
[編輯] 神聖羅馬帝國（843年－1806年）
主條目：神聖羅馬帝國
843年，根據《凡爾登條約》，法蘭克王國分成西、中、東三個部分，其中萊因河以西的西法蘭克王國成為後來法國的基礎；萊因河以東的東法蘭克王國成為後來德意志王國的基礎，也是其後神聖羅馬帝國和今天德國的雛形；中部則成為後來法德爭端的起源。
919年，薩克森公爵亨利一世成為東法蘭克王國國王，建立了薩克森王朝，正式開創德意志國家，這是嚴格意義上的德意志歷史的開始[9]。王國由洛林、薩克森、弗蘭肯、士瓦本、圖林根和巴伐利亞多個公國組成。962年，王國國王奧托一世由羅馬教宗加冕為神聖羅馬帝國皇帝，成為羅馬的監護人和羅馬天主教世界的最高統治者。在弗蘭肯王朝統治期間（1024年-1125年），義大利北部和勃艮第加入神聖羅馬帝國，但主教敘任權之爭使皇帝的權力被削弱。在霍恩施陶芬王朝統治期間（1138年-1254年），帝國勢力進一步擴張到斯拉夫人居住的地區。德意志北部地區的城鎮因漢薩同盟而繁榮發展。
1356年金璽詔書頒布，規定帝國皇帝由七位選帝侯選舉產生，選帝侯則來自帝國內最具勢力的公國統治者和地方大主教。這一規定成為帝國的基本國體，直至其滅亡。從15世紀初起，帝國皇帝幾乎被奧地利大公國的哈布斯堡家族占據。
馬丁·路德
1517年，馬丁·路德撰寫了質問羅馬天主教的《九十五條論綱》，由此引發了宗教改革。宗教戰爭導致了三十年戰爭的爆發，戰爭使德意志領地遭受破壞。1648年，《威斯特伐利亞和約》簽署，結束了德意志地區的宗教戰爭，但也使帝國實際上分成了眾多的獨立公國。從1740年開始，奧地利哈布斯堡王朝和普魯士王國之間的戰爭占據了18世紀的德意志歷史。1806年，在拿破崙戰爭中，帝國皇帝弗蘭茨二世被迫退位，神聖羅馬帝國徹底瓦解[10]。
[編輯] 萊茵邦聯（1806年－1813年）
1808年的萊茵聯邦
主條目：萊茵邦聯
1806年7月12日，通過簽署萊茵聯邦條約（德語：Rheinbundakte），16個在法國保護下，包括列支敦斯登、巴伐利亞、符騰堡和巴登在內的萊茵河兩岸的德意志南部、中西部邦國，脫離了神聖羅馬帝國，而建立了一個新的政治聯合體萊茵聯邦。聯邦在法蘭克福設兩院制議會，推選拿破崙為保護人，並由拿破崙支配聯邦的外交和軍事；協議同時規定，在發生戰爭時，聯邦有義務向其保護人拿破崙提供一定數量的軍隊。8月6日，已自稱奧地利皇帝的弗朗茨一世（即神聖羅馬帝國的弗朗茨二世）被迫宣布放棄神聖羅馬帝國皇帝的稱號，神聖羅馬帝國滅亡。在接著的數年，有再多23個邦國加入；弗朗茨一世的哈布斯堡王朝只能夠統治帝國剩下的領土奧地利。德意志地區內只有奧地利、普魯士、丹麥控制的霍爾斯坦和瑞典的波美拉尼亞地區未有加入邦聯，而且不計算並入法國的萊茵河西岸和艾爾福特。
根據條約，聯邦平常由一個憲法權力的組織管理，但聯邦各邦國都擁有獨立的主權。
聯邦亦是一個軍事同盟：各邦國有義務向其保護人拿破崙提供一定數量的軍隊助戰。作為回報，這些邦國的統治者將被給予較高地位：巴登、黑森、克萊韋和伯爾升為大公國，而符騰堡和巴伐利亞則升為王國。其他邦國亦可以與其他前神聖羅馬帝國的邦國合並而得到擴展。
1806年普魯士敗於法國後，很多中小德意志邦國都加入邦聯。1808年邦聯達到最大的版圖，包括三個王國、13個公國、17個侯國、及漢堡、呂貝克和不萊梅三個漢薩同盟城市。
1810年德意志西北部大片地區被迅速合並到法蘭西第一帝國，以便監控對英國的禁運，令封鎖英國的大陸封鎖能夠順利推行。
1813年10月中旬，拿破崙在萊比錫戰役中被打敗，撤退到萊茵河西岸，失去保護的聯盟內各邦國為了自身的利益，很快就倒向了反法同盟一方。10月31日，聯盟正式解體。
[編輯] 復辟和革命（1814年－1871年）
主條目：德意志邦聯
隨著拿破崙·波拿巴戰爭失敗，1814年召開了維也納會議，一個由39個主權國家組成的鬆散聯盟---德意志邦聯成立。由於不滿意復辟，德意志人民興起了追求統一和自由的自由主義運動，但隨後被邦聯議會主席克萊門斯·文策爾·馮·梅特涅策劃的措施所鎮壓。1834年，德意志關稅同盟成立，極大促進了德意志國家的經濟統一。由於受法國大革命的影響，民族主義在德意志人民特別是年輕知識份子中迅速成為一股重要的力量。用來代表此次運動的黑色、紅色和金色後來也成為了德國國旗的顏色[11]。
受1848年歐洲革命和法國建立共和國的影響，德意志知識份子和平民也發動了革命。國王腓特烈·威廉四世(普魯士)為緩和群眾的反抗情緒，同意制定憲法和成立議會，使運動暫時得以平息。1862年，威廉一世與議會斗爭日益激烈並引發了軍事變革，奧托·馮·俾斯麥被任命為普魯士宰相。俾斯麥成功贏得了1864年普丹戰爭和1866年普奧戰爭的勝利，建立了北德意志聯邦，將奧地利排除在德意志邦聯之外。
[編輯] 德意志帝國（1871年－1918年）
1871年現代德國在法國凡爾賽成立。圖中著白色制服者為俾斯麥。
主條目：德意志帝國
隨著法國在普法戰爭中失利，1871年1月18日，威廉一世在凡爾賽宮加冕為德意志皇帝，德意志帝國宣布成立。普魯士霍亨索倫王朝開始統治新的帝國，首都柏林。帝國統一了除奧地利以外的各德意志國家，稱為小德意志。1884年初，德意志帝國開始在歐洲以外建立殖民地。
在統一德意志後的最初時期內，帝國皇帝威廉一世採取的外交政策是通過建立同盟以鞏固德意志強國地位、孤立法國和避免戰爭。但是在威廉二世統治期間，帝國又採取了新帝國主義政策，導致與鄰國關系緊張。原先有帝國參加的聯盟不復存在，而新的聯盟又將帝國排斥在外。與此同時，法國卻通過《英法協約》與英國建立新的外交關系，並鞏固了與俄羅斯帝國的聯系。除了與奧匈帝國保持接觸，德意志帝國日益孤立。
德意志的帝國主義走出國內，與其它歐洲列強一道瓜分非洲。柏林會議後，德意志帝國獲得了包括德屬東非、德屬西南非、多哥和喀麥隆在內的非洲多塊土地。瓜分非洲使得列強之間的矛盾日趨激化並導致了第一次世界大戰的爆發。
1914年6月28日，奧匈帝國皇儲弗朗茨·斐迪南大公被刺身亡，成為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的直接導火線。作為被協約國戰勝的同盟國的成員，德意志帝國遭受了巨大的損失。1918年11月，德國革命爆發，威廉二世被迫退位。11月11日，德意志帝國投降，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1919年6月，德意志帝國被迫簽署《凡爾賽和約》。此次談判與以往的戰後和談不同，作為戰敗國的德意志帝國被排除以外。由於條約被認為過於苛刻且令德國蒙羞，促進了納粹主義的興起[12]。
[編輯] 威瑪共和國（1919年－1933年）
主條目：威瑪共和國
1918年11月德國革命成功後，威瑪共和國成立。1919年8月11日，《威瑪憲法》經德國總統弗里德里希·埃伯特簽字生效。1918年，羅莎·盧森堡和卡爾·李卜克內西創立德國共產黨。1919年1月，德國工人黨成立，後來成為德國國家社會主義工人黨即納粹黨。
威瑪共和國的經濟曾遭受兩次嚴重打擊，第一次是1920年代初因《凡爾賽和約》所訂下的巨額賠款造成的。雖然20年代中期經濟迅速復甦，但是經濟大蕭條再次令共和國遭受打擊，一蹶不振。同時，共和政府十分不穩定，執政聯盟屢屢變更，人們逐漸對民主制度失去信心。此外，共和政府還要面對右翼的君主主義、民意主義及納粹主義勢力的挑戰。例如很多右翼份子散播的刀刺在背傳說，即宣稱德國革命是德國在一戰失敗的原因，並把革命黨人、社民黨、共產黨人甚至猶太人定義為「十一月罪犯」，藉此打擊共和制度。而左派的共產黨也反對共和國的資本主義統治，希望以議會共產主義取而代之。
革命過後，德國選民漸漸傾向支持反對民主的政黨，無論是右翼的德國國家人民黨、納粹黨或是左派的共產黨。大蕭條以後，政局兩極化明顯。1932年的兩次議會選舉中，納粹黨分別得到37.2%和33.0%的議席，而共產黨則在第二次選舉中得到17%的議席。因此，共和國後期的議會中有很多成員都不是民主派。社民黨一類的溫和民主政黨的票數也愈來愈少。
1930年代開始，德國政局岌岌可危。部分政黨如納粹黨使用准軍事化部隊威嚇選民，並藉助高失業率與民眾的貧困爭取民意。擁有巨大影響力的精英因恐反政府的政黨，經常借用威瑪憲法第48條允許聯邦大總統以緊急法令統治國家，令民主制度漸漸崩潰。
在連續數個政府內閣失敗後，別無選擇的總統保羅·馮·興登堡在右翼部屬建議下，於1933年1月30日任命阿道夫·希特勒為新一任德國總理。
[編輯] 第三帝國（1933年－1945年）
主條目：納粹德國和第二次世界大戰
阿道夫·希特勒
1933年2月27日，國會縱火案發生，隨後頒發的緊急法令將民眾的一些基本權利取消。1933年的《授權法案》賦予了希特勒政府完全立法權。只有德國社會民主黨投票反對，而德國共產黨由於其國會議員被殺或被捕，已無法表達反對意見[13][14]。在一系列行動和法案之後，德國成為一黨專政的中央集權國家，國家經濟納入戰爭軌道。1936年，德國軍隊進入萊茵蘭非武裝區，英國首相內維爾·張伯倫的綏靖政策被證明是不恰當的。1938年後，希特勒在膨脹主義的指引下逐步建立起大德意志。為避免兩線作戰，希特勒於1939年與蘇聯簽訂《蘇德互不侵犯條約》。
1939年9月1日，德國對波蘭發動閃電戰，兩天後法國和英國對德宣戰，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德國很快就直接或間接地控制了歐洲的大部分地區。1941年，德國開始了大屠殺，有組織地殺害了約600萬猶太人、約1000萬斯拉夫人和吉普賽人以及約25萬德國籍傷殘人士等。
1941年6月22日，希特勒撕毀與蘇聯的條約，打開東方戰線並入侵蘇聯。在日本偷襲珍珠港後不久，德國對美國宣戰。雖然一開始德軍快速深入蘇聯境內，但隨後的史達林格勒戰役扭轉整個戰爭的局面。1945年5月8日，在紅軍佔領柏林後，德國投降。
[編輯] 分裂和重新統一（1945年－1990年）
主條目：盟軍佔領下的德國和兩德統一
1945年德國被分區佔領情況
戰爭使近千萬德國士兵和平民死亡，大片國土喪失，約1500萬名德國人被驅逐，多個大城市被炸毀。戰後德國領土和柏林全市被盟軍劃分為四個軍事佔領區。1949年5月23日美國、英國及法國佔領區（包含西柏林）合並，成立以波恩為首都的德意志聯邦共和國（俗稱「西德」或「聯邦德國」）；其中西柏林亦以特殊的城市地位，加盟位於波恩的聯邦政府。同年10月7日，蘇聯佔領區（包含東柏林）則單獨成立德意志民主共和國（俗稱「東德」或「民主德國」），設立首都即為東柏林。
西德遵循自由主義，是個議會民主制共和國，施行「社會市場經濟」，與美國、英國和法國聯盟。西德從1950年代初開始經歷了長期的經濟成長，於1955年加入北大西洋公約組織，1958年成為歐洲經濟共同體創始國之一。東德於1955年與蘇聯結盟，施行蘇聯模式的「計劃經濟」並迅速成為華沙公約組織中最富有、最現代化的國家，但其國民依然嚮往西德的政治自由和經濟繁榮[15]。為阻止東德人逃往西德而於1961年建造的柏林圍牆被認為是冷戰的標志。1970年代，西德總理維利·勃蘭特的東方政策在一定程度上緩解了兩德之間的緊張關系。
由於日益增多的東德人取道匈牙利逃往西德以及東歐劇變的發生，東德於1989年11月9日下令開放柏林圍牆。這一舉動加速了東德的變革，最終促成了1990年10月3日的兩德統一。根據兩德協議，合並後的東、西柏林再次成為新國家的首都。
[編輯] 統一以後（1990年－現在）
㈥ 馬丁路德的宗教改革對德國經濟產生的影響
路德及其宗教改革對後世的影響
宗教改革運動所帶來的最明顯的結果是建立了各種不同的新教派。新教團體只是基督教的一個分支而且是最小的分支。宗教改革運動所帶來的第二個重大結果是隨之而來的在歐洲廣泛進行的宗教戰爭，其中有些是叫人難以相信的血腥戰爭（例如從1618年到1648年的德國三十年戰爭）。結果是德國死了八百萬人, 從此德國的天主教人數變為少數，而德國的前身」神聖羅馬帝國沒落， 二百年後才再組成德意志，而進入現代社會更是在二戰之後。即使不考慮這些戰爭，在隨後幾個世紀中的歐洲政治舞台上,天主教徒和新教教徒之間的政治斗爭都起著一種主要的作用。
宗教改革運動在西歐文化發展中還起著一種微妙難言但非常重要的作用。在1517年之前只有一種國教——羅馬天主教，不信奉國教者就被帶上一頂持異端邪說的帽子，這種氣氛肯定不利於思想獨立。宗教改革運動以後，變了兩種教派, 長期斗爭的結果是天主教在十七世紀的改革, 引入了人民主義的色彩而出現十八世紀法國的自由思想, 而基督教卻在十八世紀沒落而發動其自己的改革, 結果產生了宗教思想自由的原則資本主義，最終產生了現代的各種思想，包括社會主義。
㈦ 德國宗教改革的過程及影響
權威回答：
15世紀初期德國的宗教改革不僅引發了德國農民戰爭，而且產生了新教。新教的抗議精神可以追溯至14世紀的一些宗教改革先行者，英國的威克里夫派以及羅拉德派、波希米亞的胡斯運動和義大利的薩伏那洛拉的信徒。16世紀20年代，馬丁·路德在德國發起了宗教改革運動，迅速的席捲了整個德國，在瑞士，加爾文的歸正運動更進一步的加深了宗教改革的影響。
到了16世紀中葉，主要宗派都以可以與舊教抗衡。因著教權與王權的權利爭奪，新教在形成的過程中受到許多民族國家或世俗政權的支持與保護。在宗教戰爭後，根據隨之而簽訂的合約，如1555年的奧格斯堡和約與1648年的威斯特法倫和約確立的教隨國定原則，形成了新教在歐洲的布局，信義宗分布於德國以及北歐諸國；歸正宗為德國、瑞士、荷蘭以及蘇格蘭。
中世紀時期，德國政治分裂，教會實力龐大，每年從德國拿走許多財富，有人戲稱德國為「教皇的乳牛」。1517年，教皇以修繕聖彼得大教堂為名，下令在天主教各國發售贖罪券。在德國發售贖罪券的使者聲稱「只要購買贖罪券的錢一敲響錢櫃，罪人的靈魂立刻就可以從煉獄升上天堂」。德國人認為這種行徑簡直是敲詐。
10月30日，維滕堡大學教授馬丁·路德在教堂門口貼出《九十五條論綱》，要求辯論贖罪票的功效，但無人向路德應戰。由此引發了宗教改革運動。此後，馬丁·路德又發表一系列文章，提出了他的宗教改革內容：
信徒皆祭司，即信徒不必通過教會，就可以和上帝直接溝通。教士不是信徒與上帝之間的中介，強調信徒可以唯因信仰稱義。
唯獨《聖經》才是信仰的權威，每個教徒都可以讀《聖經》，並且親自將《聖經》譯成了德文。
馬丁·路德的改革在很短時間內就傳遍了全國。1520年6月，教皇宣布路德的學說為異端，路德則聲稱教皇是「
異教徒」。隨後，路德的學說在瑞士等國得到響應。後來人們將路德的學說稱為新教，而且地位逐漸合法化。
宗教改革為先導，在1524年-1525年又爆發了聲勢浩大的德國農民戰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