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如何看待蒲安臣使團這一歷史現象

❶ 蒲安臣使團

1867年11月27日，擔任駐華公使已達六年之久的蒲安臣即將離任回國，在總理衙門為他舉辦的餞行宴會上，「嗣後遇有與各國不平之事，伊必十分出力，即如中國派伊為使相同。」。當時，清朝政府正在准備第一次派團出使外國，但是苦於缺乏合適的外交人才，並對禮節問題感到十分為難。恭親王奕欣上了一道奏摺，建議委任蒲安臣這個友好人士擔任中 國首任全權使節（辦理中外交涉事務大臣），代表中國政府出使美、英、法、普、俄諸國，進行中 國首次近代外交活動，這個意見隨即被採納。

❷ 中國外交近代化的表現

      中國近代外交體制的建立經歷了一個復雜的過程，從無到有，從簡到繁，反映了中國近代史的變遷。

      清朝前期，外交事務原由禮部和理藩院負責。理藩院原名蒙古衙門，本為處理邊疆民族事務的機構，也處理朝鮮、琉球等藩屬國相關事務。由於清前期與沙俄多次交涉，因此理藩院也處理對外事務。

      第一次鴉片戰爭後，由於《南京條約》開五口通商，故而設立五口通商大臣。第二次鴉片戰爭相繼訂立的《天津條約》《北京條約》再開11口通商，伴隨著通商口岸不斷增多，外交事務頻繁。第二次鴉片戰爭後，外國公使進駐北京，要求清朝設立專門的外交機構，而不是以「藩屬」的地位繼續跟清朝交涉，故而1861年總理各國事務衙門成立，成為中樞外交機構，是外交機構近代化的起步。

       1867年，清政府開始派遣駐外使節，蒲安臣使團是中國近代第一個外交使團。

      洋務運動期間，清政府相繼設置北洋大臣和南洋大臣，屬於地方外交機構，時北洋大臣實權重於南洋大臣；總理衙門對南、北洋大臣起備顧問、代傳達的作用。

      清末新政時，根據《辛丑條約》的規定，在中央裁撤總理各國事務衙門，設外務部，位居六部之上。外務部為常設的外交機構，職權趨向專一，責任日益明確，是中國建立正規外交機構的轉折點；外務部在政府機構中占突出地位，逐步成為名副其實的外交中樞。

      在地方，清政府設立地方交涉司，用以削奪地方督撫外交權力，來達到自上而下統一外交行政的結果。與此同時，清廷取消了地方大吏在中央外交機構的兼銜（比如直隸總督不再兼任北洋大臣），明確外務部對地方督撫的指揮權，設立交涉司，作為省級正式對外機構。此舉削弱了地方督撫的權力，也打擊了如盛宣懷之類的買辦大臣。

      辛亥革命後，南京臨時政府成立，設立外交部，王寵惠為第一任外交總長。南京臨時政府對外交部的改革奠定民國外交部的根基，有力推動中國外交機構近代化。  

       1912年，陸征祥出任外交總長，擬訂外交部組織法，制定《外交部官制》，創建了較為完善的外交人才培養體系。在外交人才的選拔上，廢除前清時期的保舉制，制訂了外交官領事官任用暫行章程，把兼通一國以上外國語言規定為外交官錄用的必要條件，進一步淘汰了清末外交官中的傳統型外交人員。因此，民國初期的外交部人才鼎盛，外交官素質相對較高，顏惠慶、顧維鈞、王正廷等在近代中國外交史上都扮演過重要角色。在駐外使領館方面，陸征祥收回了駐外使團的人事任免權，規定領事按年度編制預算交外交部審核，經費按月撥發，理順了駐外使領館與外交部之間的關系。

       在地方，交涉署和交涉分署的設立，都為外交部直屬機構，直接接受外交總長之命，辦理地方外交行政事務。

       從清末到民國的外交體現了以下特點：打破原有的宗藩與朝貢體制，外交逐漸近代化；正規外交機構從無到有，並逐步完善；逐步突破邊務外交體制；中央與地方二元化矛盾逐步緩解

❸ 1860中國一直未遣使出洋的原因

蒲安臣使團

清政府1868年向海外派遣了中國近代第一個正式外交使團，可是這個使團卻是由一個外國人——前美國駐華公使蒲安臣率領的，故稱作蒲安臣使團。

以下為擴展：
此事既表現了清政府外交濃厚的半殖民地色彩，同時也標志著清政府外交終於跨出了走向世界的第一步。

清政府派遣蒲安臣使團乃形勢所迫，並頗具戲劇性。1858年，在第二次鴉片戰爭中，清政府被迫與英法等國簽訂《天津條約》，其中規定允許外國公使駐京。1860年以後，西方列強便紛紛派遣公使常駐北京，而中國卻一直未曾遣使出洋。1866年，清政府曾派前山西襄陵縣知縣斌椿率其兒子和三個同文館學生，隨同回國休假的海關總稅務司英國人赫德赴歐洲游歷，開了晚清官員出洋的先例。不過那僅僅是一次試探性的觀光旅行，並非正式遣使。

當時，清政府已深深感覺到:「近來中國之虛實，外國無不熟悉，外國之情偽，中國一概茫然，其中隔閡之由，總因彼有使來，我無使往。」尤其是1858年《天津條約》規定的十年修約之期將至，清政府擔心西方列強趁修約之機「索要多端」，急欲事先遣使籠絡各國。可是使臣的遴選和中外禮儀糾葛卻成為兩大難題。無論未出過國、不通外語的總理衙門官員，或是毫無外交經驗的同文館師生，都不堪當此重任。「若不得其人，貿然前往，或致狎而見辱，轉致貽羞域外，誤我事機。」

正當主持總理衙門外交事務的恭親王奕和文祥等大臣百般焦慮、憂心忡忡之時，在歡送卸任美國公使蒲安臣的宴會上，聽到蒲安臣表示「嗣後遇有與各國不平之事，伊必十分出力，即如中國派伊為使相同」。奕等不禁靈機一動，何不幹脆請洋人為使呢？既可達到遣使出洋的實效，又能避免中外禮儀的糾葛。在取得蒲安臣的同意和赫德的支持之後，奕正式向朝廷上奏:「請派蒲安臣權充辦理中外交涉事務使臣。」奏摺中贊揚前美國公使蒲安臣「其人處事和平，能知中外大體，遇有中國為難不便之事，極肯排難解紛」。而且說明由於中外禮儀不同，「用中國人為使臣，誠不免於為難，用外國人為使臣，則概不為難」於是總理衙門開始組建清政府第一個外交使團。前美國公使蒲安臣搖身一變，成了中國皇帝的欽差，率領中國外交使團的「辦理中外交涉事務大臣」。為了維護大清帝國的面子，清政府又任命了兩名級別不太高的總理衙門章京，即記名海關道志剛和禮部郎中孫家谷，「賞加二品頂戴」，也以同樣的名義，會同蒲安臣辦理中外交涉事務。為了不得罪英國和法國，尋求列強之間的平衡，又特地聘請英國駐華使館翻譯柏卓安和法籍海關職員德善分別擔任「左協理」和「右協理」。此外，使團還包括中國隨員、譯員（大部分是同文館學生）等共30多人。

蒲安臣使團於1868年2月25日從上海出發，先乘船橫渡太平洋到美國，訪問了舊金山、紐約、華盛頓等城市。然後又橫渡大西洋赴歐洲，訪問了英國、法國、瑞典、丹麥、荷蘭、普魯士、俄國、比利時、義大利、西班牙等國，直至1870年10月18日回到上海，歷時兩年八個月，先後訪問了歐美11個國家。

弊端2

另一方面，我們也應看到，蒲安臣使團作為中國政府出訪歐美的第一個正式外交使團，畢竟跨出了晚清官員走向世界、邁向國際社會的第一步。出洋期間，蒲安臣還為使團設計了第一面中國國旗，即黃地藍鑲邊，中繪一龍，長3尺，寬2尺，「與使者命駕之時，以為前驅」。作為中國象徵的黃龍旗飄揚在歐美各國，標志著中國第一次以主權國家面目出現在國際社會之中。蒲安臣使團在一定程度上完成了「籠絡各國」的外交使命，得到了美、英等國政府不借修約干涉中國的表面上的承諾。《中美續增條約》也在客觀上對赴美華工、僑民起了某種保護作用。

蒲安臣使團也為以後中國近代外交使節制度的建立開辟了道路。當時李鴻章就指出，此次乃「權宜試辦，以開風氣之先，將來使回，如查看有效，另籌久遠章程，自不宜常令外國人充當」。19世紀70年代清政府終於開始陸續派出駐外使節。蒲安臣使團里的中國官員也通過這次出訪大開眼界，接觸新事物，吸收新思想，並鍛煉了外交才幹。如使臣志剛不僅盛贊在法國看到的鐵路、火車，「公私皆便，而利益無窮」，甚至在參觀美國國會後還肯定議會制度可使「民情達而公道存」，而且深感國際交往之必要。在出訪期間他的外交能力也得到了鍛煉，因此能在蒲安臣病逝後擔當起領導使團的重任，主持了訪問俄國等國時的交涉。參加蒲安臣使團的晚清中國官員對世界的認識、見聞和思想變化，可以從他們所寫的幾部游記，如志剛的《初使泰西紀》、孫家谷的《使西述略》、張德彝的《歐美環游記》等書中看出來

❹ 為什麼說美國政治家蒲安臣是幫助中國認識世界的第一人

因為蒲安臣帶領了中國人民建立了清政府史上第一個正式外交使團，，並對外代表中國與美國簽訂了清朝歷史上唯一一個平等條約，即蒲安臣條約。這在當時的歷史上是獨一無二的。條約給中國帶來了認識，中國人意識到了認識世界的重要性。所以他是幫助中國認識世界的第一人。

❺ 清政府為什麼會簽訂《蒲安臣條約》

1858年4月，英法聯軍進逼中國沿海城市大沽口，美、英、法、俄四國公使聯袂向清政府提出侵略要求。腐朽的清政府派出具有美國血統的薄安臣為公使，出使各國去進行談判。薄安臣一行直赴美國。把美國作為此次出使的首站，蒲安臣只所以如此，是因為他深知此次出使，他要取得成功，頭一站最為關鍵。而美國是他心裡唯一有些把握的國家，只要能把美國這一站基礎打好了，就可以利用美國的態度去影響英法俄諸國。

對於自己國家那些政界人物，蒲安臣是很熟悉的。他曾經連續三屆出任眾議院議員，均服務於外交委員會，對美國的外交政策和院外活動門道相當諳熟。更重要的是，他還與當時擔任國務卿的西華德保持著良好的私交，他們在有關美國對華的外交政策觀點上完全一致。

基於以上的考慮，蒲安臣一到美國，就開始了他最為擅長的演說，每到一處必做長篇精彩演講，以鼓動美國公眾的輿論，影響政界人物。他所到之處，果然如其預想的那樣產生了轟動效應。

然而他的雄辯口才和極富鼓動性的演說卻不完全符合事實，也有諸多不負責任之處。

在舊金山，他向美國公眾說，他的出台，意味著中國已經走上了和平與進步的道路，希望這個偉大的民族向西方文明光輝的旗幟伸出雙手的日子不久就會到來。

在紐約，他大肆鼓吹中國已經走向開放，將聘請大批的工程師去設計修築鐵路，投資辦工廠。

蒲安臣甚至煽動美國的教士們都去中國，把那裡的每座山頭和每個山谷都樹立起光輝的十字架……

蒲安臣的這些誇大其詞的演說使得在場的中國官員很覺不安，卻也不能多說什麼。等到好容易讓志剛或是孫家谷再說幾句，卻是完全另一種意思了。但是好熱情愛激動的美國公眾已經認可了蒲安臣的演說，他們大多覺得中國的確很開放了，於是各家報紙也喧鬧起來，美國的工商界、宗教界都對他的此行表示理解和歡迎。

他要的就是這個效果。在贏得廣泛的同情和支持後，蒲安臣即向美國公眾陳述他的此行宗旨：

我希望中國的自治能夠得到保持，我期待它的獨立能得到保證，我期待它能得到平等的待遇，從而使它能得到所有國家同等的特權。

這才是清政府賦予他的使命，要他說的話。

蒲安臣的驚人口才使得他的美國之行大獲成功。作為他對於熱情的美國公眾的回報，他把自己在演說中的承諾大都載入了新簽訂的《蒲安臣條約》之中了。

中國使團到達美國後不久就前往白宮，在西華德的引見下，謁見了美國總統約翰遜。隨後美國政府舉行盛大招待會，宴請中國使團。豐盛隆重的晚宴，使初次踏上美國土地的天朝帝國的臣子們的自尊和體面，得到了莫大的滿足。

在美國方面的安排下，使團的中國官員們興致勃勃地在紐約、華盛頓等地游覽了一個多月，這才坐下來開始談論正事。

有趣的是，這次事關重大的會談，竟是在兩個美國人之間進行的，即蒲安臣和他的朋友、美國國務卿西華德兩人，秘密會談了多次，商談《中美天津條約》續增條款問題。

而那些中國方面的大員志剛、孫家谷等也樂於將此責任推給蒲安臣。他們則整天地忙於各種各樣的交際應酬，陶醉於美國這個令他們新奇欣喜的國家那些有趣的享樂之中。

經過密商，一手包攬了中國方面權力的蒲安臣，與美國政府達成了《續增條約》八款。7月27日，蒲安臣偕志剛、孫家谷等一同前往美國外交部，在條約文件上簽字畫押，完成了這次重要的任務。

❻ 清末五大臣出洋：展現了怎樣的中國形象

1905年12月19日，上海吳淞口，清朝欽差大臣戴鴻慈和端方率領的政府出洋考察團，乘坐清軍的小火輪，直抵美國太平洋郵船公司的巨型郵輪「西伯利亞」號前。代表團的隨員們已經在恭候了。他們登上了「西伯利亞」號，下午2時，郵輪拉響汽笛，緩緩啟航，駛向日本。
自從西歷12月7日在北京正陽門火車站上火車，到天津後換汽車到秦皇島，再換乘當時中國最好的軍艦「海圻」號到上海，一路上都被袁世凱等官員精心安排嚴密保護。
約一個月後，1906年1月14日，中國政府出洋考察團的另一路由載澤、尚其亨、李盛鐸率領，登上法國輪船公司的「克利刀連」號後，也駛往了日本。
史無前例的出洋團
這是一個非同尋常的政府出訪團。在此前，清廷不是沒派出過官方考察團。第一次，如果可以算官派的話，很不倫不類。那是1866年，時任清政府總稅務司的英國人赫德要回國，清政府派了前山西襄陵縣知縣斌椿率其兒子和三個同文館學生一塊跟著去，算是開開眼界。
第二次，在1868年，應是朝廷正式派的代表團，但是團長卻是美國人，名蒲安臣，是剛卸任的美國駐華公使。當時中國與列強們簽的那些不平等條約要修約了，朝廷一是怕列強們「索要多端」，二是擔心中外禮儀不知怎麼擺平，靈機一動，竟然想到了派外國人去。這個使團訪問了11個國家，歷時2年8個月，走到俄國時，連團長都病故了，這樣使團中的中國人志剛才接任過來。再往後，1896年，有李鴻章訪歐美，事由是為賀俄國沙皇的加冕典禮，實際是想搞「聯俄拒日」，訪問完俄國，就順便歐洲美國游歷一番；1901年7月，因德駐華公使被殺一事，清廷特派醇親王載灃去德國道歉。
然而，以專程前往西方的政府代表團級別之高、目的之明確，這次的五大臣出訪團都是史無前例的。
五大臣中的頭一名，是載澤。載澤的身份是皇室宗親，康熙的第六代重孫，出生第二年就被封為鎮國公。他也是五大臣中年齡最小的一個，出洋時尚未滿30歲。其餘四人，都在四五十歲，最大的戴鴻慈，已經52歲。
五大臣中的端方，是個參與過戊戌變法又在地方上厲行新政的大員，時任湖南巡撫。另兩位，李盛鐸時任駐比利時大使，尚其亨是山東布政使。
出動這樣一個空前高規格的政府代表團，要去干什麼？1905年7月16日光緒發的諭旨說得很明確：「考求一切政治，以期擇善而從」。光緒說：方今時局艱難，百端待理，為什麼變法總是沒什麼實效？恐怕是承辦人員「未能洞悉原委」。所以要派人分赴東西洋各國，「悉心體察」。
1905年時的中國，義和團的庚子之亂剛剛過去數年。而在中國土地上剛剛結束的，是爭奪中國東北的日俄戰爭，立憲的日本勝出，專制的俄國落敗，這給當時中國朝野上下帶來的，又是一種立憲改革的刺激。社會上的報章雜志吵得熱火朝天，連袁世凱、張之洞等國內重臣也加入進來，聯名電奏要求立憲。
這就是清廷最終下決心派要員「考求一切政治」的背景。這份光緒的諭旨，已將身段放得相當低，昔日天朝帝國睥睨番夷諸國的威儀已經被列強打得一敗塗地，這時候，清廷的想法是：只要是富強之法，管它合不合祖宗先例，都先去看，拿來再說。
正在改變的聲望
1900年10月，美國傳教士、同文館總教習丁韙良回到美國。當時，八國聯軍剛進駐北京不久。丁韙良在紐約港上岸的時候，還挎著一桿長槍。替他搬行李的男孩問他，是不是剛打獵回來，丁回答說，是的，從亞洲，大海的那一邊回來。「打的什麼獵物？」男孩問。「老虎，哦，應該是鬣狗。」
在英語中，鬣狗代表著兇殘、陰險、貪婪。這里下意識流露出的，是西方人因義和團運動對中國人的惡劣印象，他們留辮子、打陽傘、動作呆板、抽鴉片、撒謊偷竊。
1901年，在倫敦街頭就出現過關於義和團在北京圍攻外國使館的木偶活報劇，而西方記者對義和團的報道和一批當時在北京外交官的「日記」出版，更讓西方民眾對中國人的野蠻愚昧印象深刻。
然而，清朝將派大員出洋考察政治這件事，讓外國人對中國人又有了正面看法。英國《新達泰晤士報》、《摩寧普司報》、《紐加司絡報》等紛紛發表文章評述，德國的著名漢學鼻祖福郎克在《科隆日報》上寫道：「他們此次出洋是為了學習日本、美國和重要的歐洲國家的憲法、政治制度和經濟體系，特別是有著極大的可能，將西方的憲法、政治制度和經濟體系結合中國的情況移植到中國去。」~

❼ 中國的第1個外交使團出訪歐美的11個國家是什麼

出訪的11個國家為：美國、英國、法國、瑞典、丹麥、荷蘭、普魯士、俄國、比利時、義大利、西班牙。
蒲安臣使團於1868年2月25日從上海出發，訪問十一國之後於1870年10月18日返回上海，歷時兩年零八個月。
蒲安臣是美國駐華公使，蒲安臣使團是中國近代第一個正式外交使團。

❽ 近代中日改革成敗筆之比較論文

看這篇論文
19 世紀中後期由於西方列強的勢力向東方擴展，中日兩國都開始了近代化的歷程。由於兩國的處境和面臨的任務相似，然而探索的結果卻截然不同。

其中兩國社會結構的差異是一個不能忽視的因素。
然而兩國在社會結構中的選官制度、土地所有制結構、對「商」觀念等方面的差異表現尤為突出。這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了兩國近代化的進程。
19 世紀中葉隨著西方列強勢力向東的擴展，閉關自守的兩個東亞封建國家———中國和日本均被迫打開了自己的大門。兩國的仁人志士分別開始尋找救國救民的葯方，使自己的國家開始了近代化進程。
然而兩國的結果卻截然不同———日本走上富國強民的資本主義道路，中國卻仍然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深淵里徘徊。
例如：「日本通過開國較為成功地進入了國際社會，而中國卻一步步走向半殖民地，原因之一在於中日在19 世紀中葉前的『開國准備』階段已經產生了很大差距，
中國堅持華夷思想，毫無開放進取之意，而日本實現了地理世界觀和文化世界觀的轉變，形成了開放力量。」

一、選官制度的差異
中國封建社會的科舉制始創於隋朝。
科舉考試導致統治階級內部成員不斷的更新，使社會上下階級在和平的情況下不斷地對流，從而相對緩和了階級矛盾。「科舉考試可以把全國各地，各民族的地主、商人和高利貸者的代表人物，甚至一部分被統治階級中的優秀分子吸收到中央政權中來，擴大政權的階級基礎」。
由於這種通過考試錄用人才的辦法對封建制度來說有合理的一面，
中國
一方面它可以使統治機構由統治階級中最有能力的人來組成。這對封建制度來說是一種有效的制度。
另一方面，一種對維護封建社會有效的制度自然會成為向近代社會發展的巨大障礙。科舉考試的內容主要是適應於儒家「君子」的理論而設立的具有很強的人文倫理性。它可以培養出一批具有德品的通才而不是一技之長的人才。廣大士子們對日常生活不屑一顧，不管在什麼情況下都把自己的言行嚴格的約束在封建政權要求的規范之內。因此自然科學受到很大的影響。不存在什麼創新和發展，因此，在科舉中國科學與民主就顯得很蒼白。
日本
德川幕府時代的日本是一個嚴格的等級社會。四個等級各有各的身份，各有各的生活。由於日本實行世襲制、門閥制使其他的三個等級的人不可能通過什麼途徑進入統治階級中去。一旦生產力發展的速度加快了，商品經濟和資本主義因素得到一定程度的發展，階級關系發生變化。由此，產生各種矛盾並最終導致封建制度的崩潰。「日本實行世襲、門閥制，使得有才能的下級武士不能進入高層，在幕府末期，則促使下級武士走向與舊政治制度決裂，為倒幕維新創造了必要條件」。
中國的科舉制為中小地主乃至出身貧寒的平民知識分子開辟了一條陞官的道路。中國封建社會具有較強的調節能力，很難從中分化出與之相對抗的革新勢力。
因此，中國封建制度具有一種特殊的穩定性，對近代中國社會變革產生了強大的阻力。
日本的門閥制、世襲制阻礙了一些門第較低而富有才幹下級武士、其他等級的人無緣較高職務，因此產生不滿，最終走上反對幕府統治的道路。
二、土地所有制結構的差異
中國
自秦漢以來，土地所有制的基本形式是地主土地所有制。實行地主經濟的租佃制度，該制度一直是中國封建社會中主要的剝削形式。在該制度下生產者是自耕農和租佃農而非農，從表面看中國古代社會地主制下農民對地主的人身依附關系並不太緊，農民與地主在法律上是平等的，可以自由締結或解除二者之間的租約。由於該制度中的封建關系比較靈活，很難像日本那樣分離出異己的力量。
日本
處於東亞封建農業經濟圈的邊緣，而日本則與西歐封建土地制度相似，實行的是領主制。領主對農民實施超經濟強制性剝削，使他們的身份「農奴化」。可見在這種極強的封建關系下，反而比較容易分離出異己的力量。
三、中日兩國的改革所處的時代和國際環境不同
日本
明治維新(1868年)處於國際自由資本主義時代，自由資本主義時代的重要特徵就是自由競爭，當時西方列強的侵略手段主要是商品輸出，佔領被侵略國家的市場，掠奪原料，從而牟取暴利。這就給日本明治維新的一系列改革措施(主要是發展資本主義工商業措施)提供了一個較為寬松的國際環境。
中國
戊戌變法(1898年)發生在壟斷資本主義時代，即帝國主義時代，帝國主義的一個重要特徵是搞資本輸出，在被侵略國家開礦山，建工廠，修鐵路，辦銀行，控制該國的經濟命脈，同時對被侵略國家實行領土佔領與瓜分。當時的中國地大物博、物產豐富，但在腐敗的清政府統治下積貧積弱，是西方列強侵略的重點對象，尤其是《馬關條約》簽訂後，首先是日本，接著是英、法、美、俄等國紛紛在中國投資建廠、開礦。外國企業利用它們雄厚的經濟實力、先進的生產設備和技術，以及從清政府那裡獲得的種種特權，大肆地掠奪中國的資源和勞動力，瘋狂地佔領中國的商品市場。洋務運動後期產生的中國民族資本主義，勢力極其微弱，根本無法與之競爭，中國戊戌變法的實施也就沒有寬松的國際環境和條件。
四、明治天皇與光緒帝個人條件也不同
日本
明治維新後，隨著天皇制確立，明治天皇成了全國最大的財閥和地主，成了日本名副其實的最高統治者。他早年參政，勵精圖治，左右都是維新派權臣輔弼，得以很好地發揮其統治才能。
中國
光緒帝雖有抱負，並富有年輕人的敏感和熱情，在政治上積極支持了戊戌變法，一度成為維新派的政治偶像。但他長於深宮，終其一生都跳不出那拉氏股掌。
五、英美等列強的支持程度不同
英美對明治維新競相扶植，並給予直接的物質軍事援助。
日本走上了維新之路，擺脫了亡國滅種的命運，成為非西方國家中惟一的強國。但在向西方學習的問題上，日本終因選錯了榜樣而走上歧途。明治維新後，手忙腳亂的新政權派出使團赴歐洲考察各國制度，以便為日本規劃藍圖。代表團在考察後得出結論：一切效仿德國。原因是德國相對落後，與日本的「國情」比較接近。其結局是日本實行了德式軍制，把軍隊直接置於天皇指揮下；同時效法德意志憲法，制定了一部政府不對議會負責、議會既無財權又無軍權的帝國憲法，最終把日本造就成德意志帝國那樣的軍國主義怪物。事實上，作為現代化的後起者，德意志帝國只是個發育尚未完全的「准現代」社會，明治政權有意將「西方文明」中不符合「日本國情」的若乾重要部分予以剔除，而這些恰恰是現代文明中的精髓所在，這不可不說是一個巨大的失誤。
中國封建主義自然經濟的解體過程比日本緩慢，中國封建陣營的分化沒有達到日本的程度，中央集權的程度比日本高，西學的傳播不如日本廣泛而深入。一言以蔽之，戊戌變法前的中國社會，無論是在政治、經濟、階級關系，還是在思想文化領域都沒有形成像日本那樣足以傾覆舊國家體制的歷史條件，封建勢力在各個領域里仍舊佔有絕對的優勢，這就是戊戌變法不能像日本明治維新那樣取得成功的主要原因。它充分體現了中國封建制度的特殊頑固性，而這一頑固性又是中國社會近代以來發展緩慢的根本原因。在這樣的國情條件和歷史條件下發動的戊戌變法，其失敗是必然的。
六、中日甲午戰爭是對中日兩國近代改革成果的一次檢驗。
過程
1895年3月，中國北洋大臣直隸總督李鴻章與日本政府簽訂了喪權辱國的不平等條約———《中日馬關條約》。
條約規定：（一）中國承認日本對朝鮮的權益；（二）中國向日本割讓遼東半島、台灣和澎湖列島；（三）中國向日本賠償軍費白銀兩億兩（加上贖回遼東半島的3000萬兩共2.3億兩）。
甲午戰敗及《馬關條約》的簽訂，使中國走向了更深重的災難。
1、2.3億兩白銀的巨額戰爭賠款清政府根本無力承受，只能向英法德俄列強貸款，不但利息很高，還要以海關、稅收、財政的管理權作抵押，使國家的經濟命脈完全被外國操縱。
2、大面積割讓國土直接導致帝國主義列強掀起瓜分中國的狂潮。戰後的幾年裡，列強紛紛在中國劃分勢力范圍。長城以北屬俄，長江流域十省屬英，山東屬德，雲南、兩廣屬法，福建台灣屬日。而美國這個後起的帝國主義，則打著「利益均沾」的旗號，以支持日本為主要手段，謀求在中國的更大權益。戰後朝鮮淪為日本的殖民地，成為日本侵略中國的跳板，中國東北部的安全受到嚴重威脅。
日本是甲午戰爭最大的受益者，得到了價值1億兩白銀的戰利品和2.3億兩的賠款。賠款主要用於擴軍備戰，因為日本正在向軍國主義發展，已經確立了吞並朝鮮、中國、東南亞，繼而稱霸世界的「大陸政策」。甲午戰爭後，日本的經濟和軍事實力飛速擴張，為打勝日俄戰爭創造了條件，也為其上世紀30年代大舉侵華埋下伏筆。
甲午戰敗和《馬關條約》的簽訂，使中國陷入深重的民族危機，面臨生死存亡的關頭。在中國近代的反侵略戰爭中，中日甲午戰爭可以說是規模最大，失敗最慘，影響最深，後果最重，教訓最多的一次戰爭。
規模最大：甲午戰爭比1840年以來發生的第一次鴉片戰爭，第二次鴉片戰爭，中俄戰爭，中法戰爭的規模大得多。從日本來說是蓄謀已久、經過長期准備、舉全國之力進行的一場侵略戰爭；從中國來說雖是被動的、不得已的抵抗，但也投入了海、陸軍主力。甲午戰爭從1894年7月到1895年10月，歷時1年多，從海上打到陸地，從朝鮮打到中國，經過了遼東戰役、山東戰役、台灣保衛戰等重大戰役，戰爭的規模是中國近代史上最大的。
失敗最慘：甲午戰爭中國軍隊屢戰屢敗，陸軍主力被擊潰，海軍主力被消滅，旅順、大連、威海等重要軍事基地被日軍佔領，徹底喪失了抵抗意志和戰爭力量，最後只好屈膝投降，以徹底失敗而告終。
影響最深、後果最重：在日本由此而崛起的同時，中國進一步滑向殖民地的深淵，面臨亡國的危險。當然，甲午戰爭的失敗也激發了中華民族的覺醒和奮起。甲午戰敗的當年，康有為就發動了「公車上書」，拉開了戊戌變法的序幕。第二年孫中山在廣州舉行起義，標志著資產階級革命走上歷史舞台。
教訓最多：甲午戰爭中國之敗，並不是軍事力量的懸殊造成的，而有著多方面的原因。中國日本這兩個曾在一條起跑線上的國家，在幾十年中出現了巨大的差距，決不是偶然的，甲午戰爭的勝敗也不僅僅是戰略戰術等原因能夠完全解釋的，而有其深刻的社會政治原因，這個原因我們就要從甲午戰爭前幾十年裡中日兩國不同的改革路線所產生的不同效果來探究。
七、鴉片戰爭後中國耽誤了20年時間日本卻抓住了機遇
中國
西方列強在完成了工業革命和資本主義革命後，迫切需要商品輸出和資本輸出，爭奪市場演變為爭奪殖民地，中國和日本都成為列強宰割的對象。中國遭受侵略比日本要早10多年的時間，中英第一次鴉片戰爭是1840年，而美國軍艦兵臨日本是1854年，這個10多年的時間是十分關鍵的。可惜的是，在第一次鴉片戰爭到第二次鴉片戰爭的近20年時間里，中國並沒有真正清醒過來，沒能把挑戰看做機遇，把壓力變為動力，仍然昏睡於「天朝上國」的美夢之中，固步自封，閉目塞聽，對世界大勢一片茫然。直到1860年第二次鴉片戰爭爆發，英法聯軍輕而易舉地打進北京，一把火燒了圓明園，皇帝和文武百官只能倉皇出逃，這才使中國朝野受到了極大的震動。從這時候起，中國社會出現了一股要求變革的思潮，並付諸實施，這就是洋務運動。
日本
在日本則出現了與中國不同的情況。日本當時是一個弱小的島國，它的憂患意識和危機感比中國強烈得多。第一次鴉片戰爭發生在中國，沒能使中國覺悟，但日本卻引為教訓。第一次鴉片戰爭給日本帶來了很大的震動。日本的有識之士認真總結中國失敗的教訓，有的認為中國政治腐敗、武備不修；有的認為中國不知外情、盲目自大。日本還派團來中國考察，進一步了解中國的實際情況，參加考察的政要高杉晉作說：「考慮其如此衰弱的原因，乃在彼不知防夷於海外之道……因循苟且，空度歲月，不採取對策斷然改變太平之心，不製造軍艦大炮防敵於國門之外，故由此而衰微也。因此，我日本如不欲蹈其覆轍，宜速造蒸汽船。」這簡直把中國作為反面教員看待。日本在總結中國教訓的基礎上，結合世界和日本的情況，產生了強烈的變革意識，他們把學習的目標由中國轉向荷蘭，因為荷蘭當時是世界強國之一，於是在日本興起了「蘭學」。士族階層紛紛使用荷蘭語來學習歐洲先進的科學、技術。
日本的改革從19世紀的50年代就開始了。當時日本的中央政府叫幕府，還有一些相對獨立的地方政權叫做「藩」，所以這時的改革叫幕藩改革，它為「明治維新」的深入改革提供了物質和思想基礎。日本的憂慮在1853年變成了現實，這一年美國的海軍艦隊在准將培里的率領下來到日本，由於軍艦是黑色艦體，日本稱之為「黑船事件」。美國對日本的要求和英國在鴉片戰爭時對中國的要求一樣。日本沒有抵抗，接受了美國的條件，簽訂了第一個不平等條約《日美神奈川條約》。日本遭遇了巨大的生存危機，也迎來了棄舊圖新的機遇，加快了改革的步伐。同樣能說明問題的是，魏源的著作在中國未被接受，但在日本卻引起了高度重視。
以上情況說明，中日兩國在改革的初始階段就出現了很大差異，逐漸地拉開了距離。這告訴我們，在各種壓力的沖擊面前，要增強憂患意識和緊迫感、危機感，要有迎接挑戰的信心和決心，要把握世界大勢，順應時代潮流，抓住歷史機遇，及時、果斷地推動改革。
八、對外考察
日本
岩倉使團由50多人組成，其中不少是政府的核心人物，如四個副使一個是大藏卿大久保利通，一個是內閣顧問木戶孝允，這是當時稱為明治維新三傑中的兩位，還有兩位副使是伊藤博文和山口尚方，伊藤博文後來長期擔任日本政府的內閣總理大臣。使團臨行之時，當時明治政府的另一個首腦太政大臣三條實美說：「內政、外交，前途大業，成敗在此一舉」，可見其重視程度。
使團於1871年11月出發，到1873年9月回國，歷時1年零10個月，訪問了歐美12國，寫了近百卷的考察實錄。這次考察的規模之大、規格之高、時間之長、收獲之豐，不僅是日本歷史上空前的外交壯舉，也是世界外交史上的一大奇觀。
使團的任務是重點考察和研究西方各國的軍事、政治、經濟、文教制度。岩倉使團出訪對日本產生了深刻的影響，使明治政府進一步認清了世界潮流和自己的發展方向。使團回國後，明治政府提出了三大政策，這就是文明開化、殖產興業和富國強兵。這些政策有力地推動了日本明治維新的各項改革和近代化的進程。
中國
具有諷刺意味的是，幾乎在同一時期清朝政府也向歐美派出一個使團，史稱蒲安臣使團。蒲安臣是卸任的美國駐華公使，中國的使團竟然聘請一個外國人當團長，可見信心和決心之缺乏。使團的兩個副使一個是英國人一個是法國人，成員都是清朝中下級官員，職務最高的是海關道志剛和禮部郎中孫家谷，沒有一個朝廷重臣。使團的目的也很局限，主要是安撫各國維護和約，不要再提新的要求。這樣的使團當然起不了什麼作用，蒲安臣病死在半路上，其他使團成員人微言輕，對政府的決策，對國家的發展沒有產生多大影響。岩倉使團，蒲安臣使團這雖是兩件具體事，但可以形象地看出中日兩國當時的狀態是不一樣的，出現後來的結局也是必然的。
九、社會改革
日本
一是學制改革。日本早在1871年就成立了文部省，著手近代教育改革，陸續發布《學制令》、《教育令》和《帝國大學令》，奠定了近代學制。義務教育的實行使教育迅速得以普及
二是官制改革。為了適應憲政的需要，日本於1885年廢除了帶有封建體制殘余的太政官制度，代之以內閣制，設內閣總理大臣。
三是軍制改革。1869年，明治政府成立兵部省，實行兵制改革。1873年實行徵兵制。1875年，大體上完成了近代兵制改革，從而拉大了中日軍事近代化的距離。
四是政治體制改革。1889年頒布《大日本帝國憲法》，1890年召開了首屆國會。《大日本帝國憲法》是亞洲第一部資產階級憲法，是對明治維新的一次總結，它的頒布，使日本在民主、法制的進程中邁出關鍵的一步，成為日本近代改革成功的重要標志。
中國
相比之下，同時期的中國在社會改革方面有著很大的差距。
在教育方面，雖然辦了一些新式學堂，李鴻章等洋務派也力主「另設一科取士」，但並沒有動搖與改變以八股取士的科舉制度，嚴重阻礙了近代教育的發展。
在軍制方面，洋務運動期間，除對淮軍等部分清軍採用了一些洋槍洋炮，進行了一些新式訓練以及建立新式水師外，軍制的改革十分有限。
在官制方面，雖然李鴻章在19世紀80年代後期說過「變法度必先易官制」，但又感嘆「中國文守千年，誰能驟更？」缺乏決心和膽略，也得不到支持，沒有多少實際的進展。至於實行憲政就更是清朝統治者當時不敢想、也不願想的事情。
十、官辦為主和民間為主的企業制度 影響中日工業化進程
中國
中國洋務運動所辦企業，軍事工業都是官辦，民用企業有官辦和官督商辦兩種。在封建制度下，官辦就是把企業衙門化，使企業「百病叢生」。官督商辦比官辦好一點，在初期也曾起到「以開風氣」的帶動作用。但時間一長，官督商辦也出現了「官有權，商無權」的弊端，使企業籠罩在官場習氣之中。封建末世的腐敗嚴重腐蝕著企業，很多企業存在著營私舞弊、管理不善的情況。一些洋務派官員看出問題，提議改官辦為商辦，但沒有得到朝廷的批准，官辦和官督商辦的模式必然派生壟斷經營，洋務運動中所辦的重要企業，一般都利用行政手段，授予所謂「專利權」，即在一定范圍和時間內限制興辦同類企業。官辦加上壟斷權，是束縛民族工商業發展的繩索。事實證明，在官辦的格局下，這種壟斷特權是「損華益洋」的。企業官辦和變相官辦的問題一直沒有得到解決，影響了洋務事業的成效，阻塞了一些民辦企業的生長之路，從而延誤了中國近代工業發展的時機。
日本
日本的情況大為不同，明治維新後急速的資本主義化首先表現在企業制度安排上，及時改變了初期「官營示範」的辦法，實行了「厚殖民產」、「民間為主」的政策，採取了「民營官助」的辦法。明治政府不但大力鼓勵和扶持民營企業，還把初期由官方創辦的大型企業分批賣給企業家和商人，有的甚至無償讓渡。明治政府以「民間為主」的企業制度和各項扶持政策極大地刺激了民辦企業的發展，甚至一部分官員也走上了下海創業之路。19世紀80年代，日本出現了產業革命熱潮，棉紡織業成為民間近代工業的中心，到1890年日本棉紡織品出口大於進口，開始成為紡織品出口國，而當時中國紡織品產量只佔進口量的八十分之一。私營鐵路、航運、造船和其他輕重工業均得到了較為迅速的發展。1891年日本私營鐵路達2473公里，為官營鐵路929公里的兩倍半，而同期中國只有官辦和官督商辦鐵路425公里。到1893年底，日本以民營為主的航運業有13萬噸船舶，而中國只有輪船招商局一家航運企業，有2.5萬噸船舶，不及日本船舶噸位的六分之一。這一時期日本的造船工業也迅速發展，當中國經常為要不要自己造船而爭論不休的時候，日本的私營企業已經開始為政府製造軍艦了。1892年，日本的各類企業已達5444家，工人人數達到38萬人。到1894年甲午戰爭這一年，日本已經初步實現了資本主義工業化，成為亞洲第一個實現工業化的國家，為其後日本成為世界經濟大國奠定了基礎。
十一、領導集團的態度和見識 深刻影響著改革的進程和面貌
中國
中國的近代化改革是通過洋務運動凸現的，但洋務運動不是完整意義上的國家行為，而是曾國藩、李鴻章、左宗棠、張之洞等一部分封疆大吏和奕欣、文祥等個別朝廷重臣發起和主持的。他們都掌握著很大的權力，這是洋務運動之所以能在一定范圍內和一定程度上得以開展並持續的條件。但洋務派僅僅是國家政權人格化的一部分而遠不是全部。奕欣被慈禧太後罷黜後，洋務派中樞乏人的情況就更加嚴重。洋務運動每一項改革與建設的舉措幾乎都受到頑固派的反對和阻撓。這不但給洋務事業造成重重阻力，也使洋務派背上沉重的思想包袱，不由地瞻前顧後，縮手縮腳。這說明，洋務派當時的處境是很困難的，推進洋務事業的阻力是很大的。頑固派之所以在二三十年中一直起著重要作用，與最高統治者的態度有關。慈禧太後是這段時間的實際當政者，她熱衷個人的權力，維護自己的統治地位。這是洋務事業缺乏總體設計，不能排除阻力，很難上升到更高層次，取得更大成績的重要原因。
日本
日本明治維新的領導集團是以明治天皇為旗幟，以改革派大久保利通、伊藤博文、山縣有朋等為核心，並且通過西南戰爭排除了阻礙改革的保守勢力。明治維新是國家意志、政府行為，有著明確的目標和總體布局，形成了朝野協力、上下同心的局面，保證了改革和近代化事業的順利進行。
除了最高統治者的腐朽，頑固派的掣肘，洋務派自身也有很大的局限性。
我們可以拿李鴻章和伊藤博文作一個比較。
李鴻章是洋務運動的代表人物和重要主持者，伊藤博文在大保久利通去世後4次組閣，4任樞密院議長，是明治中後期最重要的大臣。李伊二人在歷史地位和政治聲望上可以說是堪相匹敵的人物。但他們卻有著明顯的差別，主要表現在以下方面。
一是對西方的了解程度不同，世界眼光有差異。
李鴻章和他的同僚相比當然高出一籌，但他對世界的了解還是不夠直觀也比較浮淺。在整個洋務運動期間，李鴻章沒有跨出國門一步。甲午戰爭之後，除了到日本簽訂《馬關條約》，李鴻章唯一一次出國是72歲時訪問歐洲，但那已經為時太晚了，連歡迎他的德國內務大臣都調侃地說：「惟早來二十五年豈不更妙。」
伊藤博文對世界的了解比李鴻章開闊、深切的多。他精通漢語和英語，不斷從西學中獲得知識。1863年，22歲的伊藤博文曾留學英國一年，親眼看到英國的隆盛和進步，使他深感必須學習西方，變革舊的制度。伊藤博文比李鴻章小18歲，但他第一次踏上歐洲國土比李鴻章早33年。離開英國回國後的40多年裡，他又四下西洋，總計在歐美學習考察的時間共5年半，這樣豐富的西洋閱歷，使他對世界大勢有廣泛而深刻的了解。
二是知識結構和文化觀念不同，時代意識有差異。
李鴻章自幼受嚴格的儒學熏陶，又以科舉進身，他的知識結構主要是中國傳統文化。雖然他一貫奉行識時知變的經世之風，但還屬於傳統文化的范圍。如不直接、廣泛地吸收西學，很難形成新的思想體系。
伊藤博文和李鴻章不同，他是「求知識於世界」，推動「文明開化」的竭力倡導者和身體力行者。伊在德國考察期間，拜德國著名法學家乃斯特為師，幾個月里每周聽課3次、交談3次。他給岩倉具視的信中說：「將其大要一一筆記，意欲日後亦可供諸公之瀏覽也。」可見其虛心和專注的態度。在國內，他也從不間斷對世界知識的學習，當了總理大臣後還經常驅車到國家圖書館看書，最常看的是各國人物傳記和世界新聞雜志，他還命左右翻譯給其他大臣閱覽。伊藤博文以「喜好洋風」而著稱，他主持修建了一個專門接待外國政要和專家的豪華會所，名為「鹿鳴館」。伊經常參加「鹿鳴館」的活動，甚至在那裡舉行化裝舞會，他扮成威尼斯商人，一時傳為笑談。伊藤博文並不信奉基督教，但為了表現開化，經常往教堂里跑。他還有意識地帶頭吃牛肉、穿西服、喝咖啡，為了推動風氣的轉變，真是煞費苦心、不遺餘力。
三是對社會發展方向認識不同，改革態度有差異。
梁啟超在李鴻章去世不久寫了《李鴻章》一書，書中對李伊進行了比較，認為李在政治識見方面很難與伊相比，梁啟超還就李鴻章對近代國家的認識進行評判，說李「不識國民之原理，不通世界之大勢，不知政體之本原」。這一批判雖然尖銳，但確是觸及了問題的症結，這正是具有一定資本主義意識的封建官僚李鴻章和保留一定封建思想的資產階級革命家伊藤博文在政治識見上的根本差別，這個差別突出地表現在對待政治改革的態度上。李鴻章是一個變法論者，他所主張的「內須變法」主要表現在改革兵制和科舉方面，但這些改革由於缺乏支持和自身的局限性，沒有取得多大進展。李鴻章一直堅持的「吾中國之政教文物風俗，無一不優於他國」的觀念，束縛了他在政治改革方面的思考與實踐。李鴻章看到日本的改革成果，也多次感嘆「日本以海外區區小國，尚能及時改轍，知其取法，然我中國深惟窮極而通之故，夫矣可以惶然變計矣」，但又認為「中國文守千年，無法驟更」。說明政治遠見的缺乏。
伊藤博文對社會發展趨勢有著較為清醒的認識，他追求的是近代資本主義的方向。他認為政治民主化和立憲思想是時代潮流，所以不斷地推動本國改革由經濟層面向政治層面拓展。日本的第一部憲法是在他的主持下制定的，第一屆國會也是在他的主持下召開的。

這說明，最高統治者對待改革的態度，領導集團的組成結構、能力素質，對於近代中日改革與現代化的成效，起著舉足輕重的作用。可見，有一個強有力的統一的國家政權，開明創新的領導集團，有一批優秀成熟的政治家，有一個政令暢通、上下協同的幹事環境，是改革成功的重要保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