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理解四個選擇歷史必然

Ⅰ 什麼是中國人民歷史上的四個選擇

選擇了中國共產黨（沒有共產黨，就沒有新中國）、選擇了馬克思主義（中國人民選擇馬克思主義，這是歷史的必然）、選擇了社會主義道路（中國社會經濟政治狀況不允許走資本主義道路）、選擇了改革開放（沒有改革開放，就沒有中國的今天）。

中國共產黨是馬克思列寧主義和中國工人運動相結合的產物。她與以往任何政黨不同，一開始便旗幟鮮明地表示自己是中國工人階級利益的代表，也是中國廣大人民和整個中華民族利益的代表。

(1)如何理解四個選擇歷史必然擴展閱讀：

我國成功地實現了從高度集中的計劃經濟體制到充滿活力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從封閉半封閉到全方位開放的偉大歷史轉折，經濟社會快速發展，人民生活水平逐步提高，綜合國力日益增強。可以說，沒有改革開放，就沒有中國的今天。

中國社會經濟政治狀況不允許走資本主義道路；時代條件和國際環境的新特點促使中國人民選擇走社會主義道路；中國革命的領導力量決定了中國必然走社會主義道路。

Ⅱ 如何理解社會主義制度在中國的確立是歷史的必然

當時中國要著力進行和可能進行社會主義改造的原因是： 一、社會主義性質的國營經濟力量相對來說比較強大，它是實現國家工業化的主要基礎。而國家的社會主義工業化是國家獨立和富強的當然要求和必要條件。 二、資本主義經濟力量弱小，發展困難，不可能成為中國工業起飛的基礎。而且，它對國家和國營經濟有很強的依賴性，不可避免地要向國家資本主義的方向發展。
三、對個體農業進行社會主義改造，是保證工業發展、實現國家工業化的一個必要條件。土地改革後，農業工業生產擺脫了封建生產關系的束縛，一個時期有過相當大的發展，但是，由於實行在土地私有基礎上的個體經營，這種發展又受到很大的限制。
四、當時的國際環境也促使中國選擇社會主義。新中國成立以後，長期受到美國等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經濟上、外交上和軍事上的嚴密封鎖和遏制。中國不但不可能從資本主義大國得到什麼援助，而且連進行普通的貿易和交往都很困難。 因為以上的原因，中國必須要確立社會主義基本制度。
總之，中國經濟在20世紀50年代的最重要的時間就是選擇了社會主義，成功地進行了社會主義改造。這是十分必要的、完全正確的。

Ⅲ 中國選擇社會主義道路的的歷史必然性

從近代中國歷史條件看，1840年鴉片戰爭後，太平天國運動、洋務運動、戊戌變法、辛亥革命，並未改變中國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的性質，資本主義道路在中國走不通。

從世界歷史環境看，俄國十月革命的勝利，給世界人民解放事業提供了可能和現實的道路選擇。1921年成立的中國共產黨，是以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為遠大目標的無產階級政黨。

中國共產黨領導人民經過北伐戰爭、土地革命戰爭、抗日戰爭、解放戰爭等艱苦卓絕的斗爭，建立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在完成新民主主義革命後，必然要建立一個全新的社會主義國家。

(3)如何理解四個選擇歷史必然擴展閱讀：

社會主義道路基本原則必須與中國的實際緊密結合起來。在經濟建設層面，針對我國生產力發展水平還比較落後的實際，強調以經濟建設為中心，解放和發展生產力的經濟發展道路。

在政治建設層面，始終堅持黨的領導、堅持人民民主專政、建立了人民代表大會制度、政治協商制度、民族區域自治制度和基層群眾自治制度，形成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發展道路。

在文化建設層面，堅持馬克思主義在意識形態領域的指導地位，培育和踐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形成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發展道路。

Ⅳ 如何理解歷史和人民所做出的四個選擇的歷史必然性

如何理解歷史和人民所做出的四個選擇的歷史必然性？「以史為鏡，可以知興衰」。1921－2011，中國共產黨成立90年的歷史，如波瀾般壯闊，似史詩般瑰麗。正是因為有了黨的堅強領導，我們的國家實現了民族獨立和人民解放，建立了社會主義制度，開辟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取得了翻天覆地、舉世矚目的輝煌成就；正是因為有了黨的堅強領導，我們的軍隊從無到有，從小到大，從弱到強，不斷發展壯大，從勝利走向新的勝利。不了解我們從哪裡來，怎知曉我們往哪裡去？不深刻地感觸過去，怎能獲得未來騰飛的翅膀？為了從黨光輝歷程和偉大實踐中汲取開拓未來的精神力量，進一步增強軍魂意識，更加堅定理想信念，推動國防和軍隊建設又好又快地發展，總政宣傳部與本報聯合舉辦「紀念中國共產黨成立90周年徵文」活動，熱忱歡迎大家踴躍投稿。

90年前盛夏的一個晚上，上海法租界望志路106號一幢磚木結構的小樓里，窗口透出的明亮燈光穿過漫漫長夜，13位代表著全國50多名黨員的代表，在歷史的轉瞬之間，成就了中華民族發展史上開天闢地的建黨大業。

「作始也簡，將畢也鉅」。中國共產黨成立90年來的歷史，是領導全國各族人民為實現民族獨立、人民解放和國家富強、人民幸福而不懈奮斗的歷史；是推進馬克思主義中國化，不斷探索適合中國國情的革命和建設道路的歷史；是保持和發展自身先進性，在各種風險和挑戰的考驗中發展壯大的歷史。

這90年，並由此上溯到1840年以來170年的歷史充分證明，沒有中國共產黨，就沒有新中國，就沒有中國的現代化，就沒有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光明前景。

中國共產黨在中國的領導地位和核心作用的形成，是歷史的選擇，人民的選擇！

中國共產黨代表著中國歷史的發展方向，其領導地位是近代中國歷史發展的必然選擇

「方今強鄰環列，虎視鷹瞵。……蠶食鯨吞，已效尤於接踵；瓜分豆剖，實堪慮於目前」，這是孫中山在19世紀末面對中國現狀發出的悲愴而無奈的感慨。

不堪回首，擁有5000年文明史、長期走在世界前列的中華民族，到了1840年鴉片戰爭之後，陷入政治腐敗、軍備廢弛、社會動盪、民不聊生、任人宰割的境地，面臨「數千年未有之變局」。

實現中華民族復興，是所有中國人夢寐以求、矢志不渝的願望。近代中華民族面臨著兩大歷史任務，一個是求得民族獨立和人民解放，一個是實現國家繁榮富強和人民共同富裕。這規定著中國歷史的發展方向，也決定著中國各政治力量的歷史地位：哪種政治力量能夠帶領人民實現這兩大任務，它就能夠成為引領中國歷史發展前進方向的領導力量，否則，即便是一時站在歷史舞台的中心，也必然如過眼煙雲般地退場。

歷史是公平的。在近代以來的中國政治舞台上，歷史對各階級及其政治勢力都給予了表現機會。封建地主階級、農民階級、資產階級等，先後在歷史舞台上粉墨登場，各社會階層都在探索救國救民的道路。

從太平天國農民起義到抗擊列強的義和團運動，從洋務運動、維新變法乃至第一次嚴格意義上的資產階級民主革命運動——辛亥革命，風起雲涌，「怒濤排壑，不可遏抑」。但由於找不到正確的救國道路，這些斗爭都失敗了。

這些斗爭失敗的根本原因，還在於這些階級自身的局限性。農民階級領導的太平天國運動雖然掀起了中國近代史上第一個革命高潮，但農民終究不是先進生產力和生產關系的代表者，他們要在小農經濟的基礎上製造和維護絕對平均主義的經濟秩序，是一種不切實際的烏托邦。

民族資產階級是一個先天不足、後天失調的階級，既沒有力量引發像西方那樣的資產階級革命，也沒有力量徹底沖破封建生產關系的大網。各種資產階級、小資產階級的社會改良、改造方案，終究只是「補苴罅漏」，無法從根本上解決中國所面臨的問題。資產階級革命派領導的辛亥革命雖說推翻了清王朝，「起共和而終帝制」，然而由於民族資產階級自身軟弱性和社會歷史條件的局限，也無法完成近代中國民族民主革命的任務。

中國共產黨誕生在20世紀20年代初的中國，不是偶然的。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東方大國進行革命，面對帝國主義和封建主義的強大勢力，革命任務艱巨而又復雜，迫切需要一個用先進思想武裝起來的先進政黨來領導，這是近代中國歷史得出的結論。

俄國十月革命使正在探索民族出路的中國人看到了「沉沉深夜」中的光明前景。馬克思主義與中國工人運動的結合造就了中國歷史上最先進的政黨——中國共產黨。從此，中國人民的革命斗爭有了以科學理論為行動指南的，有嚴密組織紀律性的，以實現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為奮斗目標的先進政黨的指導。一個全新的政治力量的出現，給中華民族帶來新的希望、新的生機。

「篳路藍縷，以啟山林」。90年來，黨領導人民做了在中國歷史上影響深遠的「三件大事」：推翻了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官僚資本主義的反動統治，實現了民族獨立和人民解放，建立了人民當家作主的新中國；確立了社會主義基本制度，在一窮二白的基礎上建立了獨立的比較完整的工業體系和國民經濟體系，使古老的中國以嶄新的姿態屹立在世界的東方；開創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初步建立起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大幅度提高了我國的綜合國力和人民生活水平，為全面建設小康社會、基本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開辟了廣闊的前景。由此，實現了「三大歷史性轉變」：從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到民族獨立、人民當家做主新社會的歷史性轉變，從新民主主義革命到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的歷史性轉變，從高度集中的計劃經濟體制到充滿活力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從封閉半封閉到全方位開放的歷史性轉變。這「三件大事」和「三大歷史性轉變」，是根本改變中華民族命運、深刻影響人類歷史進程的偉大變革。

中國共產黨的成立，是中華民族發展歷史上劃時代的里程碑。從中國近現代歷史發展進程中，可以清晰地看到，以中國共產黨成立為界，中華民族的歷史經歷了兩個截然不同的階段：在此之前，中國社會不斷沉淪，國家景況一天一天壞下去，在此之後，中華民族復興浪潮不斷高漲，國家景況一天一天好起來；90年前，中國人民面對的是一個滿目瘡痍、災難深重的舊中國，90年後，中國人民擁有的是一個生機勃勃、走向繁榮昌盛的偉大社會主義祖國。這充分說明，中國共產黨的領導，適應了近代中國社會進步和革命發展的客觀需要；黨為之奮斗的綱領、目標，代表著中國社會發展的正確方向。中國共產黨在中國的領導地位，不是上天賜予的，不是自封的，而是在長期革命斗爭和建設實踐中逐步形成的，是近代中國歷史發展的必然選擇。

中國共產黨是中國人民根本利益的忠實代表，其領導地位是中國人民長期比較、選擇的必然結果

國之命，在人心。

歷史的主體是人民。歷史的選擇，是通過人民對各種政治力量長期比較來實現的；歷史的走向，是通過人民的自覺活動來完成的。

「水可載舟，亦可覆舟」。一個政黨和一個政權的前途命運，最終取決於人民的選擇。不能代表人民的利益，遲早要垮台。正如胡錦濤同志曾深刻指出的：「中國人民正是在長期的歷史比較中，選擇我們黨作為自己根本利益的代表，作為國家和民族復興的領導力量。」

這種「歷史比較」，在民主革命時期，主要表現為人民對共產黨和國民黨兩大政治力量的比較，中國共產黨經過人民的嚴格「考試」，被擁上了領導者和執政者的地位。

黨一登上歷史舞台，就堅定地站在中國最廣大人民利益的立場上，把實現最廣大人民利益要求作為自己根本綱領，救民族於危亡、拯民眾於水火。農民問題是中國革命的根本問題。黨先後實行了土地革命、減租減息和徹底的土地改革等政策，不僅解放了生產力，而且把中國大多數民眾爭取到自己的身邊，這是中國共產黨領導中國革命取得勝利的主要原因之一。抗日戰爭時期，黨提出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政策，調動了各階級的積極性；解放戰爭時期，黨的政治主張代表了社會各階層和民眾的利益，陳毅元帥「淮海戰役的勝利是老區人民用小車推出來」的感嘆，就是人民選擇和擁護共產黨的真實寫照。而國民黨從代表大地主大資產階級利益立場出發，不僅始終沒有實行「耕者有其田」的政策，而且政治獨裁、經濟腐敗、盤剝民脂民膏，這就把自己置於廣大人民群眾的對立面，再也無法逃脫其在大陸覆亡的歷史命運。

「萬物有所生，而獨知守其根。」延安窯洞旁一個操場上，一代偉人曾在為一名普通戰士舉行的追悼會上發表演講，明確提出我黨我軍的唯一宗旨：「我們的共產黨和共產黨所領導的八路軍、新四軍，是革命的隊伍。我們這個隊伍完全是為著解放人民的，是徹底地為人民的利益工作的。」

正是從「打土豪、分田地」的綱領性口號中，從「砍頭只當風吹帽，笑灑熱血為大眾」的壯舉中，從露宿街頭、不擾民眾的行動中，從毛澤東的補丁衣服、朱德的扁擔、林伯渠的斷腿眼鏡中，人民認識了我們黨和黨領導的人民軍隊。

1940年3月，華僑領袖陳嘉庚率「南洋華僑回國慰問考察團」到重慶、延安考察參觀並慰問抗日將士。通過對國統區與解放區、重慶與延安的比較，他感慨地斷言：「得天下者，共產黨也！」這一感言代表著人民共同的政治嚮往。

這種「歷史比較」，在黨執政特別是長期執政的條件下，主要表現為中國與世界各國尤其是處於同一發展水平國家的比較，人民繼續堅定地選擇中國共產黨作為自己的領導者。

新中國成立後，在黨的堅強領導下，中國人民以前所未有的主人翁姿態和高漲的創造熱情，積極投入社會主義改造和國家經濟建設。盡管我們黨在發展進程中走過一段彎路甚至出現過「文革」這樣的嚴重失誤，但就像有自我凈化能力的大海那樣，黨能夠敢於並善於糾正自身的錯誤而與時俱進，在波瀾壯闊的改革開放實踐中開辟了一條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給古老的中華大地帶來了歷史性巨變。新中國成立62年來，國內生產總值以年均超過8%的速度增長，2010年躍升到世界第二位。進出口貿易總額居世界位次由1978年的第29位躍升到第3位，佔世界貿易總額的比重也由0.8%提高到7.9%。人民生活實現了由貧困到總體小康的歷史性跨越，中國已經成為拉動世界經濟發展的重要力量。

所有這些，令世界矚目，令全體中國人驕傲、自豪。這充分說明，中國共產黨是中國人民根本利益的忠實代表，是真正維護國家利益和為人民謀利益的黨。

在中國，從來沒有一個政治組織，像共產黨這樣集中了那麼多先進分子，組織得那麼嚴密和廣泛，為中華民族作出了那麼多犧牲，得到人民群眾如此廣泛的擁護和愛戴。可以說，在關系中華民族命運和前途的每一個關鍵時刻、每一個重大關頭，都是中國共產黨把握順應時代潮流，代表人民利益，帶領並依靠廣大人民群眾，不斷譜寫革命、建設和改革事業的新篇章。中國人民從綜合國力的增強和生活水平的提高中，進一步堅定了選擇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就是選擇美好生活和光明未來的信念。

美國《時代》周刊2011年3月7日的評論稱：「在中國，人民認為共產黨政權創造了迄今為止全世界最驚人的經濟增長。經濟危機期間，就在其他國家遭受重創之時，中國繼續前行。為什麼要把共產黨趕下台呢？沒幾個中國人願意冒險製造阿拉伯式的混亂。」

中國國情的特殊性，決定了歷史和人民選擇方式的特殊性

事物的發展，既有偶然性因素，也要必然性邏輯，必然性寓於偶然性之中。

中國獨特的文化背景，長期的封建社會，近代以來沒有被西方國家完全殖民的經歷，以及革命所具有的武裝斗爭特點，等等，決定中國不可能像西方國家和一些有過完全殖民經歷的國家地區那樣，通過議會和政黨競選來決定由何種政治勢力執政。中國只能以自己的方式來解決自己的問題。

在民主革命時期，歷史和人民的選擇不是通過和平民主的方式，而是通過武裝斗爭的較量。武裝斗爭是我們黨領導中國革命的主要形式。

一段時間以來，伴隨著國內外敵對勢力歪曲黨的歷史、反對黨的領導的鼓噪攻擊，詆毀中國革命的論調沉渣泛起。有人說什麼中國應該進行漸進改良而不是革命，革命的結果只能造成破壞，似乎革命是走入了「誤區」，無數先烈的犧牲是多餘的。這種看法十分荒唐。

評價歷史事件和歷史結論，不能離開一定的時間、地點和條件。認識武裝斗爭在中國革命中的地位和作用，也不能脫離當時的歷史背景。

在一個半殖民地半封建國家裡，對外受帝國主義的欺負，沒有民族獨立；對內受反動勢力的壓迫，沒有民主權利，無議會可以利用，無組織工人罷工的合法權利。處於這樣重重壓迫之下的中國人民必須拿起槍桿子，建立和掌握自己的武裝力量，義無反顧地進行革命的武裝斗爭，舍此別無他途。

當然，在歷史發展進程中，也曾出現過按照民主程序決定政治走向的機遇。中國共產黨試圖抓住這種機會，但沒有成功，最終通過軍事手段解決問題是迫不得已的，是反動勢力強加給黨和人民的。

一次是在1924年——1927年的大革命時期。在國共合作共同討伐北洋軍閥的統一戰線中，國民黨反動集團不允許我們黨這樣一種異己的、潛在的政治反對力量的存在和發展，在上海、武漢先後製造「四·一二」、「七·一五」反革命政變，大肆屠殺共產黨員和革命群眾，由此堵塞了中國和平民主的發展道路，中國共產黨人不得不拿起武器，用武裝的革命反對武裝的反革命。

第二次是在抗戰勝利以後。中國人民經歷8年抗戰，渴望和平安定。我們黨制定了和平、民主、團結的方針，提出了戰後實現社會政治改革、組建聯合政府的主張。國民黨政府雖然迫於形勢，承認了和平民主建國的方針，但通過戰爭手段消滅人民革命力量是其既定方針。黨爭取和平民主的努力再次失敗，在國民黨軍隊大舉進攻解放區的情況下，不得不通過戰爭手段來解決問題。

毛澤東同志曾多次同外國朋友談起自己的切身體會：「我是一個知識分子，當一個小學教員，也沒學過軍事，怎麼知道打仗呢？就是由於國民黨搞白色恐怖，把共產黨員殺了一大批、抓了一大批，我們才拿起槍來，上山打游擊。」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勝利雄辯地證明，「在中國，離開了武裝斗爭，就沒有無產階級的地位，就沒有人民的地位，就沒有共產黨的地位，就沒有革命的勝利」。

新中國成立以來，歷史和人民對中國共產黨的選擇，同樣不是通過西方式的民主，而是通過中國式的民主實現的，這就是以人民代表大會為根本制度的人民民主。這種民主是在馬克思主義民主理論與中國實際相結合、借鑒人類政治文明包括西方民主的有益成果、吸收中國傳統文化和制度文明中的民主性因素的基礎上產生的。中國各族人民通過在人民代表大會這一最高權力機構中享有的立法、監督、人事任免、重大事項決定等職權，牢牢地把國家和民族的前途命運掌握在自己手裡。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地位被明確載入由全國人大通過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體現在社會生活的各個方面。

實踐充分證明，人民代表大會制度是符合中國國情、體現中國社會主義國家性質、能夠保證中國人民當家做主的根本政治制度。新中國成立以來特別是改革開放30多年來，我們國家面貌發生的歷史性變化充分證明，這一制度符合我國國情，具有強大生命力。離開了人民民主，否定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企圖以西方的民主方式取而代之，中國可能就會重蹈過去那種混亂和戰爭的狀態，中華民族的復興就會成為一句空話。為此，黨一再鄭重表明，我們不搞多黨輪流執政，不搞指導思想多元化，不搞「三權鼎立」和兩院制，不搞聯邦制，不搞私有化。一些人對中國共產黨領導地位這樣那樣的質疑，其實質在於他們把西方國家的選擇執政者的方式作為惟一「合法」和「普世」的方式，並企圖用其改造中國。這顯然是不能得逞的。

始終保持和發展自身的先進性，是中國共產黨經得起歷史和人民選擇的根本原因

歷史和人民為什麼選擇中國共產黨？其根本原因還在中國共產黨自身。胡總書記曾深刻指出：「我們黨之所以能夠成為領導中國革命、建設、改革事業的核心力量，之所以能夠承擔起中國人民和中華民族的歷史重託，之所以能夠在劇烈變動的國際國內環境中始終立於不敗之地，根本原因是我們黨始終代表中國先進生產力的發展要求、代表中國先進文化的前進方向、代表中國最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始終高度重視並不斷保持和發展自己作為馬克思主義政黨的先進性」 。

先進性是馬克思主義政黨的本質屬性，是我們黨的生命所系、力量所在。

作為馬克思主義與中國工人運動相結合的產物，中國共產黨以馬克思主義這一最先進的科學理論為指導，以與大工業這一最先進的生產力相聯系的工人階級為階級基礎，以振興中華民族為崇高使命，既是中國工人階級的先鋒隊，又是中國人民和全民族的先鋒隊。這一先進性特質，使她徹底擺脫了中國其他階級及政黨所固有的自私性、狹隘性、軟弱性，能夠擔當起歷史和人民賦予的重任。

黨的先進性是歷史的、具體的。一個政黨過去先進不等於現在先進，現在先進不等於永遠先進；過去擁有不等於現在擁有，現在擁有不等於永遠擁有。

歷史和人民的選擇同樣不是一勞永逸、一成不變的。古往今來，有多少曾經先進的政治力量，因為喪失了先進性被歷史和人民所拋棄而淹沒在歷史的長河中。世界上第一個馬克思主義政黨，在建黨93年、執政74年的時候丟掉了政權，蘇共的深刻教訓發人深思。跳出「其興也勃、其亡也忽」的「歷史周期律」，保持和發展自身的先進性，是中國共產黨需要永遠面對的重大「考題」。能不能交出令歷史和人民滿意的答卷，決定著黨的生死存亡。

時代在發展，歷史和人民的選擇在繼續。新世紀新階段，世情、國情、黨情的深刻變化，以及黨面臨的執政考驗、改革開放考驗、市場經濟考驗、外部環境考驗，對中國共產黨保持和發展先進性及黨的建設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因此，必須堅持以執政能力建設和先進性建設為主線加強和改進新形勢下黨的建設，確保黨在世界形勢深刻變化的歷史進程中始終走在時代前列，在應對國內外各種風險和考驗的歷史進程中始終成為全國人民的主心骨，在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歷史進程中始終成為堅強的領導核心。中國共產黨只要能夠繼續保持和發展自身的先進性，就一定能夠經得起歷史、人民的檢驗，無愧於歷史和人民的選擇！

Ⅳ 談談對兩個了解和四個選擇的認識

兩個了解，4個認識偉大使使命的認識是最為重要的

Ⅵ 如何理解歷史和人民所作出的四個選擇的歷史必然性

在近代以來中國社會發展進步的壯闊進程中歷史和人民選擇了中國共產黨，選擇了馬克思主義，選擇了社會主義道路，選擇了改革開放。正是由於這「四個選擇」實現了中國社會的三次歷史性轉變產生了中國化馬克思主義兩大理論成果。

歷史和人民選擇了中國共產黨。中國共產黨在20世紀的成立，被稱為「開天闢地的大事變」。95年波瀾壯闊的歷史，是我們黨領導全國各族人民艱苦奮斗、為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而奮斗的光輝歷史。這部史詩，記載著中國共產黨不懈的奮斗和探索，訴說著中國共產黨為人民利益作出的犧牲和貢獻。

歷史和人民選擇了馬克思主義，解決了中國革命和建設指導思想的問題。中國共產黨所以能夠始終保持其先進性，最根本的是因為她的指導思想是馬克思主義。馬克思主義是科學的理論，它的精髓是實事求是，歷史唯物主義和辯證唯物主義是馬克思主義的根本觀點和方法。

馬克思主義傳入中國以後，中國人民就在與眾多思想和理論的比較中認識到，這是能夠指導中國發展進步的科學理論。中國共產黨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具有強大的生命力，在長期的革命和建設實踐中，之所以會有越來越多的人堅信馬克思主義，就是因為馬克思主義是科學。

歷史和人民選擇了社會主義。社會主義代替資本主義是歷史總趨勢。在《共產黨宣言》中，馬克思恩格斯指出：「資產階級的滅亡和無產階級的勝利是同樣不可避免的。」這是馬克思恩格斯運用唯物史觀分析資本主義發展規律得出的科學結論。《共產黨宣言》發表後，席捲歐洲的1848年革命爆發。

馬克思恩格斯極為關注這場斗爭，認為這是可能為社會主義革命掃清道路和准備基礎的革命。然而，無產階級革命在歐洲並沒有很快發生。

馬克思恩格斯對此作了反思，認為「在這種普遍繁榮的情況下，即在資產階級社會的生產力正以在整個資產階級關系范圍內所能達到的速度蓬勃發展的時候，也就談不到什麼真正的革命。

(6)如何理解四個選擇歷史必然擴展閱讀：

中國成立之初，中國共產黨取得了多方面的執政成就：

政治上，建立了各級人民民主政權。從新中國成立初新政權的建立過程看，新政權的建立一般經過三個步驟，先是建立軍事管制委員會，安定新解放地區的局勢。

第二步，協商產生臨時性政權；第三步，召開各界人民代表會議，選舉產生正式的政權。政權的參與者來自方方面面，受到人民群眾發自內心的擁護和支持。

經濟上，恢復了被多年戰亂破壞的國民經濟。1949年國民黨逃往台灣時，帶走了大陸多年積累的黃金、白銀、外匯和重要文物，留給共產黨的完全是一副爛攤子。有人等著看共產黨的笑話。這嚴重低估了共產黨人的能力。

我們黨內不光有經濟行家，更重要的是能用正確的政策調動各方面群眾的積極性。對農民，實行了土地制度改革，使三億多農民分得了七億畝土地；對工人，通過沒收官僚資本建立起國營經濟，使他們感到政治和經濟上都得到了解放。

對民族工商業者，不光不沒收他們的資產，反而還通過加工訂貨等方式幫助他們恢復和發展生產。這些辦法，使國民經濟到1952年底就恢復到舊中國的最高水平，還迅速解決了國民黨留下的嚴重通貨膨脹問題。

外交上，盪滌了帝國主義的污泥濁水。新中國建立前夕，黨中央還在西柏坡的時候，毛澤東就提出了新中國的外交方針。其中一條是「打掃干凈屋子再請客」。

國防上，打贏了抗美援朝戰爭。1950年朝鮮戰爭爆發後，美國為首的所謂「聯合國軍」武裝干預，戰火迅速燒到中朝邊境，嚴重威脅到新中國的安全。美軍還進入台灣海峽，直接干涉中國內政。

從1953年到1956年，中國共產黨又領導人民實現對個體農業、手工業和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建立了社會主義的基本制度，為中國的進步和發展奠定了制度基礎。公有制經濟的主體地位，保證了國家的經濟安全，能為黨的執政地位和社會主義制度提供堅實的經濟基礎。

農村土地集體所有，對於實現共同富裕有著重要作用，起碼使中國不會出現有的發展中國家的貧民窟現象。

改革開放使非公有制經濟得到很大發展，農村也全面實行家庭承包責任制，有人認為改革否定了當年的改造。這完全是誤解。當年改造建立起的公有制經濟的主體地位和農村土地集體所有的制度沒有改變，也不會改變。改革是對原有基本制度的豐富和完善，絕不是要否定它。

新中國建立初期確立的基本政治制度也發揮著很大優勢。人民代表大會制度能使來自各方面的人大代表表達自己的訴求，實現真正的當家作主。

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能使中國政治有穩定性連續性，避免多黨制國家無法避免的政治惡斗，協商民主能更好地凝聚全社會的共識。民族區域自治制度，使少數民族群眾體會到各民族的平等和祖國大家庭的溫暖。

從新中國成立，到改革開放前，中國共產黨還領導人民為建設國家做出巨大努力，建立了獨立、比較完整的工業體系和國民經濟體系，打下了國家工業化和現代化的基礎。

實現了「兩彈一星」等尖端科技的突破，奠定了中國真正的大國地位；中美關系接近導致整個西方世界同新中國關系改善，為後來的對外開放創造了前提條件；還培養了人才，積累了經驗，至今還在發揮重要作用。

Ⅶ 論述中國人民選擇馬克思主義，選擇中國共產黨，選擇社會主義的歷史必然性

鴉片戰爭以後中國逐步淪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中國人民進行了抗爭有農民階級領導的太平天國運動，最後被中外反動勢力聯合絞殺，沒有改變中國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的性質，地主階級的洋務運動也沒有使中國富強起來，資產階級領導的戊戌變法和辛亥革命，由於資產階級的軟弱性和妥協性都失敗了，也沒有中國富強起來依舊沒有改變中國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的性質，新文化運動後期促進了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傳播,自從中國共產黨誕生以後，中國人民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經過艱苦卓絕的斗爭，終於打敗了日本侵略者，推翻了國民黨的反動統治，建立了新中國完成民族獨立、人民解放，建立了社會主義制度,新中國建立以後中國共產黨有領導全國人民進行現代化建設，並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如今人民的生活水平整體已經達到小康水平，綜合國力也進一步增強。
歷史雄辯的證明：是歷史和人民選擇馬克思主義，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和社會主義道路,中國人民只有在無產階級及其政黨指導下才能完成民族獨立人民解放和國家富強兩大任務。

Ⅷ 如何理解進現代史以來中國人民所做 的4個選擇

「四個選擇」具有深刻的歷史必然性，歷史和人民所作的「四個選擇」，從根本上改變了中國人民和中華民族的前途命運，不可逆轉地結束了近代以後中國內憂外患、積貧積弱的悲慘命運，不可逆轉地開啟了中華民族不斷發展壯大、走向偉大復興的歷史進軍。

選擇馬克思主義的必然性：

事實表明，不觸動封建根基的自強運動和改良主義、舊式的農民戰爭，資產階級革命派領導的民主革命，及照搬西方資本主義的其他種種方案都不能完成救亡圖存的民族使命和反封建的歷史任務，中國期待著新的社會力量尋求先進理論。

這時俄國十月革命給中國送來了馬克思主義，而五四運動促進了其在中國的傳播和其與中國工人運動的結合，中國共產黨應運而生，所以這種全新的社會力量選擇馬克思主義作為理論基礎是必然的。

1、馬克思主義使得中國先進分子從資產階級民主主義轉向馬克思社會科學主義。

2、當時經濟文化落後，軍閥混戰，帝國列強侵略下的中國只有靠馬克思主義的指引才能找到真正的解放之路。

3、馬克思主義與中國工人運動相結合是中國革命取得成功的關鍵，它聯合了工人農民和士兵等，具有雄厚的群眾基礎。

4、馬克思主義的傳播為中國共產黨的成立創造了思想條件，其理論也成為共產黨黨內的指導理論。

歷史證明中國選擇馬克思主義是正確的，只有馬克思主義才能救中國。

選擇共產黨的必然性：

中國共產黨的成立，給因辛亥革命失敗而迷茫的人民群眾帶來了光明和希望，為他們的斗爭開拓了通向勝利的新航道。

從此，領導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斗爭、爭取民族獨立和人民解放、實現振興中華的偉大使命，歷史地落到了中國共產黨的身上。

自從有了中國共產黨，中國革命的面貌就為之一新.中國共產黨的成立是「開天闢地的大事變」，從此以後，「中國改換了方向」。

選擇社會主義的必然性：

資產階級共和國的方案不適合中國國情，不符合中國人民的意志，不為中國人民所歡迎，也是是中國國內封建勢力所不允許的。

總之民族資產階級的軟弱性和妥協性從根本上決定了資產階級共和國方案在中國行不通，中國共產黨的正確政策及其領導的中國革命的不斷勝利，促使民族資產階級放棄了「第三條道路」，資產階級的共和國讓位於人民民主專政的共和國是近代中國歷史發展的必然。

進步性：

社會主義道路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以最先進的馬克思主義思想為指導，能最大限度發展社會生產力，是人類社會的發展進程，消滅了剝削，最終達到共同富裕。

(8)如何理解四個選擇歷史必然擴展閱讀：

馬克思主義哲學誕生的背景及其影響

馬克思主義產生在十九世紀四十年代的歐洲，當時資本主義制度在西歐一些主要的國家已經確定了下來，在這些國家裡資本主義生產已經有了蓬勃的發展。

工人階級的隊伍隨之也擴大了起來，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發展使得它的內部矛盾已經充分的表現了出來，經濟危機一次接著一次的發生，跟著，工人階級的工資減少了，失業工人的人數不斷的增加，整個工人階級的生活越來越貧困了。

工人階級處在這種不堪忍受的殘酷剝削和壓榨下。就開始組織起來和資本主義進行斗爭，由於他們沒有個人私有的生產資料，並在大生產中養成了團結、互助、有組織、有紀律的習慣。因此他們眼光遠大，具有大公無私的精神和實現共產主義的決心。

在斗爭中表現得非常堅決和勇敢，為了使對資本主義所進行的斗爭取得勝利，工人階級就必須對資本主義有一個科學的認識。只有找到了資本主義真正的症結所在，然後才能認清工人階級取得解放的正確道路，才能找到推翻資本主義的有效方法。

如果這些問題得不到解決的話，那麼工人運動，無論如何高漲，工人階級的斗爭還是只能是盲目的，絕不能使他們徹底擺脫資本主義的束縛和剝削。

所有這一切都說明了，當時工人階級與資產階級的尖銳斗爭使得工人階級要求在理論上解決這一系列的問題，好使工人階級的斗爭，得到了一個理論上的指導，來推動階級斗爭走向最後的勝利。

馬克思主義一經產生，就發揮了它巨大的戰斗作用；從此工人階級找到了一盞指引前進的明燈，來照耀階級斗爭走向勝利。

馬克思主義之所以具有這樣偉大的作用，並不僅是因為它給工人階級指出社會主義光明的前途，更重要的乃是因為他的結論是從對資本主義發展的客觀規律的科學分析中得出來的，因之它就能指導工人階級及其政黨正確的去進行斗爭，取得最後的解放。

Ⅸ 什麼叫歷史的必然

多少年來，人們一直在苦苦探求什麼是人類社會發展的決定因素。歷史唯物主義就提出了「歷史必然性」這樣一個概念，而且在分析社會發展時，它一直占據非常重要的地位：人類社會的產生是歷史的必然，社會的發展是歷史的必然，舊制度的滅亡及其被新制度的替代也是歷史的必然，等等。顯而易見，「歷史必然性」其實就是歷史唯物主義者所提出的、用於解釋社會發展直接決定因素的概念。正因如此，對這一概念的正確理解便顯得非常重要了。我們是站在歷史唯物主義立場上來分析問題的，所以，在進行後面的分析之前，就必須首先搞清「歷史必然性」的精細含義，界定其邊界條件。

應當明確，我們分析的是能動的人類社會而不是自然界，也不是人化自然世界。自然界的規律是純粹客觀必然的，它是自然萬物自身相互作用的結果；人化自然世界就因人之主觀能動性作用於其中而不同於自然界，因而，雖然其規律仍然是建築於自然規律之上、也具有客觀性，但已經表現出與自然規律所不同的形式；人類社會則更不同於自然界，它是直接由人類及其能動實踐構成的，是直接處理人類（行為和思想）之間、人類與自然界之間關系的。正是因為三者內涵的這種不同，其規律的性質也就各不相同。

自然規律有著明顯的客觀性和嚴格性：人們只能認識或利用它卻不能改變它，它與自然現象或人化自然現象也基本存在嚴格的一一對應關系。如：自由落體在真空中必然下落，而且其加速度必然為9.8米/秒2，這根本不依人的意志為轉移。人化自然世界就有人之主觀能動性作用於其中，因而，其規律雖不能脫離自然客觀規律，但其表現形態與自然現象就有很大不同。如：人造的飛機就可向上飛行，因為它是人之主觀能動性作用於客觀自然界的產物（當然，這種現象也是直接建築在對客觀規律的認識之上的）。相對地講，人類社會的發展規律是由社會三種矛盾、主要是第一矛盾的演化過程決定的，它直接建築在人類的能動實踐和人類的自我意識之上，不能脫離人類的實踐和意識而獨立發展。因而，研究人類社會的發展規律不可能離開對人類實踐和人類思想意識的研究。由此可見，社會的能動性就必然地決定了社會規律不具有純粹的客觀性，而且，其嚴格性也遠不如自然規律。若換一個角度，也就是說，社會發展規律並非人力所不可抗拒的，它與社會現象也並不存在嚴格的一一對應關系。由此，邏輯上必然地就可以得出：人類社會發展規律不可能精確地、超越歷史地涵蓋全部人類社會的所有現象。正如恩格斯所指出的：「我們所研究的領域愈是遠離經濟領域，愈是接近於純粹抽象的思想領域，我們在它的發展中所看到的偶然性就愈多……」（見《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四卷，第507頁）。就連馬克思本人也否認他所揭示的理論和規律是「超歷史的」，甚至是對他幾乎窮畢生研究而得出的有關資本主義發展運動的規律也是如此，他明確提出，「這一運動（指《資本論》中揭示的資本主義發展的有關規律----引者注）的『歷史必然性』明確地限於西歐各國」。（見《馬恩全集》第19卷，第269頁）

有了上述認識，我們就可以發現，與社會發展規律之不同程度的客觀性和嚴格性相對應，歷史進程中有兩種性質截然不同的作用機制。

一種是決定性機制，我們稱之為決定律。凡是那種在正常歷史條件下必然發生的歷史現象，都由決定律所制約，這是社會深層發展規律，普遍地（而非精確地）適用於全人類社會的發展；它是歷史發展的主線，決定著社會發展的基本軌跡和主要節點。

另一種是因果性機制，我們稱之為因果律。凡是那種由某些特定歷史條件決定而必然發生的歷史現象，都由因果律制約。盡管在每一個特定的歷史環境中，這種歷史現象的出現由其必然性成分，但它所反映出的演進歷程並不具備普遍意義，並不適用於其他歷史條件。也即，它所體現的頂多是歷史過程中的一種因果關系，不可能上升為必然性規律。對受這種作用機制制約的歷史現象，我們可以在事後分析其發生的原因，卻難以事先對其發展進行預測。

兩種作用機制之間的關系主要表現為：因果律涵蓋決定律，決定律只是因果律的一種特殊情況；凡是符合決定律的歷史現象，也必然符合因果律，而符合因果律的歷史現象，卻不一定符合決定律；因果律可以較為精細地描述各種社會歷史現象，而決定律則只能對社會發展趨勢和歷史演進節點做出宏觀上的把握。

據此我們可以說：歷史現象雖然變化紛繁，似乎雜亂無章，但若揭開復雜的歷史表象就可發現，所有的歷史現象都受上述兩種機制的制約；認為歷史發展全然無規律或全部符合決定律都是不全面的，只能說它們都受制於決定律或因果律這兩種作用機制。

現在來看歷史必然性是一種什麼樣的概念。

歷史唯物主義指出：社會無窮發展進程中的「每一個階段都是必然的，因此，對它所由發生的時代和條件說來，都有它存在的理由」（《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四卷，第213頁），這大概是對歷史必然性的經典描述。我們來分析這段話：首先，這每一「階段」是只包括社會發展的某些關節點，還是包括了全部歷史「現象」？其次，這里的「必然」的意義是只符合因果律（即「對它所由發生的時代和條件來說，都有它存在的理由」）呢，還是也符合決定律（即可以按照某種普遍定律必然發生）呢？根據對這兩個方面的不同理解，可以產生四種完全不同的認識：一是認為全部歷史現象都符合決定律，二是認為只有歷史發展的某些關節點（即階段）才符合決定律，三是認為全部歷史現象都只能用因果律來解釋，四是認為只有歷史發展的某些關節點符合因果律。按照我們前面的分析：首先，第一種認識是不全面的，因為它其實就等同於認為所有歷史現象全部符合決定性規律（決定律），而迄今歷史唯物主義所提出的決定律（其基本精神即是人所周知的生產力決定生產關系、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築的基本規律）顯然只能說明社會歷史發展的主要輪廓，其主要任務並不在於解釋更為具體的特定社會歷史現象；第四種認識的理論認定面太窄，幾乎等同於認為歷史發展全部無規律（無決定律，只有部分因果律）；第二種認識對歷史關節點給出了精確解釋，但對歷史過程中的具體歷史現象卻沒有給出應有的解釋；第三種認識對所有歷史現象的發生都給出了解釋（符合因果律），但對關節點卻沒有給出更具有普遍性的理論說明。基於這種分析、結合對歷史唯物主義者上述經典論述的理解，我們可以這樣認為，歷史必然性的真正含義應當是上述第二、第三種認識的綜合，即，歷史必然性斷定：全部歷史現象都符合因果律，而且，部分歷史現象、至少是某些歷史關節點（階段）還符合決定律。

所以，從實際意義和內容上講，歷史必然性包括兩重含義：一是指部分歷史現象符合決定律，我們稱之為歷史必然定律；二是指全部歷史現象符合因果律，我們稱之為歷史必然因果。

有了上述界定，我們接下來就必須分析：是什麼因素決定了歷史必然性？那種「時代和條件」到底有什麼內涵？要回答這個問題，就必須深入探討歷史發展中的決定因素，就必須研究社會發展的規律。在本部分，我們先探討第一方面問題。第二個問題留待後面研究。

我們知道，社會是由無數個個人組成的；因之，社會現象是由無數個個人的行為實踐構成的；因之，社會發展的歷史也是由這無數個個人的實踐和思想意識（即其主觀能動性）在時間跨度內的累積形成的，是由在歷史上活動的每個人在各方向上的力量所構成的那「無數個力的平行四邊形」所形成的一個總結果。表面看來，社會現象往往並不反映個人意志，而且還經常違背和強制地統治著這些意志，以致於對個人來講，他往往感到社會力量是一種逼迫著他的異己的東西。其實，由於在一個「沒有組織的社會」中，各個人的行動、意志在現實中往往會出現沖突和不協調，而社會發展卻是這種現實的綜合。因此，盡管社會發展不可能完全體現社會中每一個成員的意志和行為，但沒有各單個力便沒有各「力的平行四邊形」，因而就更不會有「無數個力的平行四邊形」，就不會有社會行為，就不會有社會發展。因此，社會歷史正是眾多社會成員在各方向作用力的迭加；社會成員結成的整體就是社會行為的發出者，就是歷史必然性是主體。恩格斯指出：「……各個人的意志……雖都達不到自己的願望，而是融合為一個總的平均數，一個總的合力，然而從這一事實中決不應作出結論說，這些意志等於零。相反地，每個意志都對合力有所貢獻，因而是包括在這個合力裡面的」（《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四卷，第478～479頁）。

從上面的分析可以得出，人類社會向何處發展，也即歷史發展中的必然性，恰恰就是社會成員各方向行為的綜合作用，是成員意志、因而是成員精神素質外爆為其實踐的結果。只不過，由於社會成員在社會中所處地位的不同、所具能力的不同及行為方向的不同，他們對社會發展所起作用的大小和方向也有所不同罷了。

進一步來分析，由成員精神素質所決定的人之意志雖然決定了其實踐並進而影響到歷史必然性，但它也不具有本原意義，它還是要受制於當時特定的社會歷史條件。如果從歷史發展的縱向長河中分析，這一社會歷史條件就是社會物質條件。然而，每一個人生歷程、每一個社會時期、乃至每一個社會形態歷程盡管都跨越一定的時間周期，但從宏觀的、歷史的角度看，都只能算作一個歷史剖面。從方法論上講，我們分析歷史問題當然要站在這種宏觀的和歷史的角度；但要研究社會發展中的具體問題，僅有這種角度、這種方法論以及由此得出的那些觀點，就欠精細了。所以，要細致地研究社會發展問題，就必須同時把握兩個方面：一是那種分析角度和正確的方法論，一是對歷史剖面的精細分析。

如果我們再用歷史剖面的觀點來分析問題，就可以看到，那一特定的社會歷史條件實際上應當包括三個方面，我們稱之為「剖面因素」：社會物質條件、社會結構條件（包括社會組織結構條件、社會運行規則條件和成員精神素質條件）和國際環境交流。這三個剖面因素既決定了成員意志（因而決定了其實踐）的性質和水平，又決定了它所作用的環境和場合。

值得說明的是，我們此處的論述絕不同於多元論。在上述決定人類意志、行為的三個剖面因素中，後兩者不過是早期社會物質條件在人類社會及思想領域中的現實折射而已。也即：前期人類社會發展中，在一定物質條件下所形成的、具有相對獨立性的社會精神思想和社會機制條件作為一種不可能一時消亡的遺產，與後期的社會物質條件一起決定人之意志和行為。若追根溯源，社會結構因素和國際環境交流還是受制於社會物質因素的，因此，社會生產力仍然在本原意義上決定著歷史必然性。

那麼，社會生產力在本原意義上決定著歷史必然性是否就排除了我們此處論述的意義了呢？其實不然。前面的分析告訴我們，成員精神素質有著明顯的相對獨立性，而社會機制因素是否適合社會發展的需要，在很大程度上是由成員精神素質直接決定的。我們在這里所分析的不是歷史哲學，而是社會發展中的具體理論問題，主要是對社會歷史的剖面（橫斷面）進行精細分析，因此，單純一個社會生產力因素便因只有哲學上的意義而顯得有些過於籠統了。恩格斯也曾指出：「經濟狀況是基礎，但是對歷史斗爭的進程發生影響並且在許多情況下主要是決定著這一斗爭的形式的，還有上層建築的各種因素：階級斗爭的各種政治形式和這個斗爭的成果----由勝利了的階級在獲勝以後建立的憲法等等，各種法權形式以及所有這些實際斗爭在參加者頭腦中的反映，政治的、法律的和哲學的理論，宗教的觀點以及它們向教義體系的進一步發展」（《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四卷，第477頁）。

總之我們可以說，對個人來講，社會歷史的發展是異己的；然而對社會成員整體來講，歷史卻是他們的意志在一定社會物質條件下和一定社會機制框架內的作用產物，人民的意志是次本原意義上的歷史創造者。

合上述分析我們得出：

1）歷史必然性指出，社會在某一歷史條件下發展到某種狀態是必然的。但這種必然性卻包括兩種含義：一是斷定部分歷史現象、至少是某些歷史關節點符合決定律，它屬於歷史必然定律；二斷定全部歷史現象都符合因果律，它屬於歷史必然因果。

2）就內容來講，歷史必然性其實就是人之主觀能動性在社會發展中的表現，是主體與客體、人與社會相互作用的結果，是成員精神素質作用於社會基礎條件而外爆為其實踐的產物。

3）在人類歷史進程中，人類自己的意志和實踐等對社會發展有著直接的決定性影響，決定人之意志和實踐的終極因素只有一個----社會物質條件，而剖面因素卻有三個----社會物質條件、社會結構條件和國際環境交流。

4）對歷史必然性的分析應以分析特定時期人之主觀能動性及決定和制約它們的三個剖面因素作為基本出發點。

由此也可以看出，造就一個具有高度精神素質的民族對社會發展具有何等重要的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