⑴ 王安石變法徹底失敗,為何歷史上對他的評價卻很高
王安石是的政治家,對於國家的發展,他是一腔熱血,所以在當時王安石便採取變法,可惜的是王安石變法並不順利,最後失敗,因為該變法觸動了地主們的根本利益,當司馬光 掌權之後,就廢除了王安石的一系列變法措施。雖然王安石變法徹底失敗,但是在歷史上的有識之士對他的評價很高,因為在封建社會下,提出並實施變法是需要很大的勇氣。
綜上所述,王安石變法失敗還受到很高的評價,也是因為王安石能夠在封建社會下,看到本質,直面現實,並且不安於現狀,敢於站出來,為了國家和民族而努力,這在朝廷之中,並沒有人做到這個地步,只有王安石有這樣的大愛,才提出變法。
⑵ 對北宋王安石變法的評價
首先,推行王安石變法的主要目的是『富國』、『強兵』。雖然變法推行的時間不長,但得到很好的效果。在熙寧間的六、七年內,京畿及各路興修水利共一萬七百餘處,溉田三十六萬多頃,等於全國墾田數將近十分之一,令人民得到好處。 均輸、青苗、免役、市易、方田均稅等法之初步施行,有利於抑制豪強縉紳、高利貸者和富商大賈,給貧苦百姓帶來一定好處。由三司制定的國家預算,大大裁減了冗費支出,每年可節省行政費十分之四。荒地的開墾和方田的丈量也使得政府稅收有所增加。冗員冗兵的裁減,不僅使府庫比前充實,也使軍隊戰鬥力有所提高。當時全國保甲民兵約七百餘萬,為仁宗朝兵額之六倍,但訓練費用僅占以前募兵費的五分之一。神宗時對遼、西夏作戰雖仍不利,但熙寧六年曾收復了熙州、河州、洮州、岷州等地,使國防稍有改善,而神宗,哲宗二朝得獲短期之安定局面。
但是,革新是很不容易的。先要有人敢創新,後因人們習慣舊事物,不接受新事物,會用盡方法去阻撓新事物的產生。變法的內容觸犯了大地主大官僚的利益,限制了他們對農民的剝削,打擊了他們的經濟特權,因此他們紛紛向神宗遞上奏章和文書,攻擊變法。這因此成為導火線。在進行變法前,王安石為人剛愎自用,未能接納保受派的意見,使司馬光等「舊黨」大臣群起抨擊,遂使新政的推行,倍覺困難。而王安石的變法中,朝臣認為新政違反祖制,有些富豪因新政損害他們的利益,故激烈反對。而且,王安石急於求成,在短短數年內,次第頒布紛繁的法例,一事未已,一事又興,很難收到實際的成效。另用人但求擁護新法,而不問其品格,故幸進小人如曾布、魏繼宗等均為所用 ,日後在變法派中起了分裂、破壞的作用。
自宋初以來,各級官員冗濫無能,基層吏胥貪墨枉法,故欲富國強兵非先澄清吏治不可。而王安石變法注重於理財,忽略了行政之改革。以百孔千蒼之各級行政而欲其負責推行重大之變法,自不可能。在內政亟待改革的形勢下,王安石又屢啟邊釁,對西夏等用兵,結果作戰失利,使遼乘機略地,既損國威,又耗國力。加以久旱成災,飢民流離失所,守舊派遂以天怒人怨為藉口,大肆攻擊新政,使支持變法的宋神宗亦大為動搖。新法本身也有缺點,例如貸款給農民,取息二分,仍嫌過高;農民借款容易,往往超借而難以清還。以上種種因素令都是導致黃安石變法失敗的,其中變法主要在與保字勢力的激烈爭斗中敗下陣來。
⑶ 王安石的變法在當時是利大於弊還是弊大於利,他本人的歷史評價怎樣
盡管變法最終失敗,但變法本身是利大於弊.
王安石評價
《宋史》里對他的政治行為有較為詳細的評述,在性情上,說他:「性強忮,遇事無可否(從不考慮能不能辦到),自信所見,執意不回。」
而在個人生活中,則只說他「性不好華腴,自奉至儉,或衣垢不浣,面垢不洗」。看起來,王安石是個不拘小節的人是沒錯的了。這可以原諒,甚至很好理解,歷史上許多名士不是都放盪不羈嗎?他們行為的比王安石要怪異得多。(見《宋史·列傳第八十六》)
可是,這種生活習慣在蘇洵眼裡,就不那麼簡單了。他認為王安石「陰賊險狠」,那不愛干凈的外表是裝出來的。「衣臣虜之衣,食犬彘之食,囚首喪面,而談詩書,此豈其情也哉?凡事之不近人情者,鮮有不為大奸匿、豎刁……」(《辯奸論》)
在蘇洵眼睛裡,王安石的那些怪異的的行為,是一種奸詐的偽裝。一個處心積慮偽裝自己的人,必然包藏禍心,有所圖謀。
蘇洵這個觀點是不是有代表性,還值得探討。不過,王安石的某些怪異行為,也確實有些「出格」,甚至遭到了最高領導——皇帝的猜疑。在《邵氏見聞錄》里,我們看到這么一個場面:仁宗皇帝擺下「賞花釣魚宴」,王安石當時的官職是「知制誥」,也參加了。有內侍端上魚餌放在幾上,我們這位王大人,隨手拿起來就吃,不大一會兒工夫竟然全吃完了。仁宗皇帝注意到了,當時沒說什麼,事後斷言王安石是個「詐人」。仁宗的理由很簡單:你沒注意吃了一粒也就罷了,整個一盤全給吃了還沒察覺,這可能嗎?(宋·邵伯溫《邵氏見聞錄》)
這樣的事情,有些不可思議?然而,王安石在吃飯的時候,確實有心不在焉的毛病。據說在飯桌上他只吃離自己最近的菜,至於吃的是什麼,味道如何等等,全不在意。
自己不在意也就算了,可是他對別人的感覺也全不在意,可真的就有些不近人情了。在另外一個人的敘述中,我們又看到這么一個令人尷尬的場景:王安石當丞相的時候,有個兒媳婦娘家的親戚,姓蕭,到京拜訪王安石。事先約好,第二天宴請。那蕭郎如期赴宴,可是「日過午」,還不見動靜,客人肚子很餓了,又不好說什麼,只好等著,又等了好一會兒,這才「命坐」。餐桌上有酒無菜,原來酒是「干喝」的。喝得差不多了,上了倆「胡餅」,然後才拿出幾塊肉,隨後酒就不喝了,上米飯了,還上了點蔬菜。貴家出身的客人哪裡吃得慣這些?菜也不吃,只拿著那胡餅吃,吃了餅中心的瓤,餅的四邊丟棄在桌上。王安石撿起客人丟棄的餅邊就吃。於是客人「愧甚而退。」(宋·曾敏行《獨醒雜志》)
我看孟元老撰的《東京夢華錄》,宋代的飲饌其實是異常豐富、繁盛、精美的——超乎我們的想像。且不說士大夫階層,即便一般的市民階層,對吃也是相當講究的,不僅品種多,而且非常注重烹飪工藝。而貴為丞相的王安石,招待不常來的貴客,飲食竟這樣簡陋,還當著客人的面吃人家丟棄的食品,難怪對方尷尬。
王安石的節儉,在當時是出了名的,這樣的習慣,也不可全用「怪異、乖僻」之類的詞語來形容。因為,某個人如果故作姿態,可能蒙蔽別人一時,時間長了,必然本性暴露。而節儉這一品性,一般是與其做人的態度相聯系的。宋代一位文人曾鞏,他與宋神宗的一段對話頗有些意思:神宗問:「你跟王安石是老交情了,這人怎麼樣?」曾答道:「文學道德上沒的說,直追漢朝的楊雄,可是就是吝嗇一些,比不上古人。」神宗說:「這人輕富貴,不一定就是吝嗇吧?」曾又答:「我不是那個意思,我是說此人勇於有所為,可卻難以承認錯誤並改正自己的缺點。」——神宗聽了,表示同意。(見宋·陳師道《後山談叢》)
王安石的為官清廉是一直受到人們肯定的。宋代官場,貪污受賄不是什麼新鮮事,王安石品性耿介,厭惡拉攏賄賂,也屢見記述。一些與他相處比較久或對他比較熟悉的人,他們的記述,應該是比較可信的。比如曾經與他關系密切後來又疏遠了的沈括,在他著名的《夢溪筆談》里,就給我們講了一件這樣的事情:王安石患了喘病,要用「紫團山人參」來治療,可家裡沒有,又不好買到。恰好有個叫薛師正的人從河東來,有這東西,就贈送王安石幾兩人參治病。王安石拒絕接受!有人就勸,治病要緊。王安石卻不高興了:沒有人參,我不也活到今天了?——到底沒收那禮。(見沈括《夢溪筆談·人事》)
既然曾是皇帝最寵信的大臣,周圍有些拍馬屁的人也是肯定的。曾有人說過如此肉麻的話:「我恨不能早點死——這樣您就會給我寫一篇墓誌銘——我的名字在您的雄文里出現,也好傳之於後世!」(見宋·張師正《倦遊雜錄》)
然而,我們看到,王安石對此類事情並不感興趣。他平常為人也不盛氣凌人,在有些時候,甚至很恬淡、超脫。比如有一次在金陵,他「幅巾杖屨(麻鞋),獨游山寺」,遇見一群人在那裡高談闊論文史,王安石就湊過去聽。聽著聽著,人家就問,你也懂得這些?他說自己多少知道一點。於是人家就問了:你姓什麼叫什麼?王安石拱拱手,規規矩矩地回答:我姓王,叫安石——那群人「惶恐,慚俯而去。」(見宋·劉斧《青瑣高議·後集》)
還有一件事情,更說明了王安石的生活態度:王安石做了高官,其夫人吳氏見別的達官貴人三妻四妾,就給他也買了個妾。王安石見了十分驚詫,問:你是什麼人?那妾就回答說:是夫人讓我來伺候您的。王安石詳細一問方知道,這婦人原來有家,丈夫因要賠償損失的官款所以把她賣了。王安石問要多少錢才能賠償那筆損失?答:九十萬。王安石就叫來那婦人的丈夫,給他九十萬錢,讓他把女人帶了回去。(見宋·邵伯溫《邵氏見聞錄》).由此可見,王安石固然節儉,自己捨不得吃好的,甚至招待客人都很簡慢。可是,在有些地方,卻又並不吝嗇。
由於政治見解上的分歧,王安石與司馬光、蘇軾等人關系都不好。可是,從散見於各種書籍中司馬光等人對王安石的評價看,他們對王安石還是有尊敬的一面的。據《邵氏見聞錄》所引司馬光的《齋記》記載,王安石:「好讀書,能強記,雖後進投藝及程式文有美者,讀一過則成誦在口,終生不忘。其屬文,動筆如飛,初若不錯意,文成,觀者皆服其精妙。友愛諸弟,俸祿入家,數月輒無……,議論高奇,能以辯博濟其說,人莫能詘。始為小官,不汲汲於仕進。」
能提攜後進,友愛兄弟,不急於做大官等等,即使用今天的眼光看,也是值得贊賞的。
歷史上,王安石是一個倍受爭議的人物,爭論的焦點,主要集中在那場變法上。而作為一個人,他的品格行為,相對而言人們注意得比較少。關於他的大部分傳聞,又集中在諸如「怪僻」等表象上。而另外一些人,出於對他政治主張的贊許,又有意識地忽略他的一些怪異。
感覺到此人的「怪」與不近人情,恐怕是真實的。再看人們對他的變法的成敗得失的分析、評價,感覺到他的一些政治行為的成功與失敗,與他的性格是有一定的關系的。這個結論本文一開始就已經提到了。(在《宋史》里)
生活中的一些的小事情,可能真的反映了某個人的精神面貌,在這些微不足道的小事情里,我們或者可以體味到些什麼。我甚至產生了這樣的想法:一些有真知灼見的人,一些特立獨行的人,一些完全忽略別人怎麼看自己的人,很可能遭遇失敗——這不一定是因為他的主張、見解是荒謬的,而是他生活在一個群體里,群體對他的認同,關系著他的事業與命運. 這只是成敗的一個方面,關鍵是他是否能夠把握真實情況,具有充分的權力,確定正確的方向,這個才是最最困難的.其實性格差異只是一個方面,而根本是是否具有一個相應機制,來確保改革進行,恐怕是更重要的.
⑷ 如何評價王安石變法
王安石變法是指宋神宗時期,王安石發動的旨在改變北宋建國以來積貧積弱局面的一場社會改革運動。
嘉佑三年(1058年),王安石進京述職,作《上仁宗皇帝言事書》,系統地提出了變法主張。治平四年(1067年),久慕王安石之名的宋神宗即位。
熙寧元年(1068年)四月,王安石再次提出全面改革的想法。熙寧二年(1069年)二月,宋神宗任命王安石為參知政事,王安石提出當務之急在於改變風俗、確立法度,提議變法,神宗贊同,開始實行變法。
(4)歷史對王安石變法的評價如何擴展閱讀
王安石變法的先進之處:
一、大力發展農業生產。宋朝社會基本上還是建立在手工勞動基礎上的農業社會,農業是國民經濟的基礎和根本,農業發展了,農副產品豐富起來,其他一切事業才有發展的可能性。
二、大力扶持中小工商業者。宋代城市和商品貨幣經濟的發展水平明顯超越漢唐,這是宋代社會經濟最有潛力和前途的發展方向。
三、大力發展教育事業。宋初三朝的教育事業不僅遠不及漢唐盛世,而且「比五代時期還要蕭條」。宋仁宗時范仲淹等人「慶歷興學」,情況有所改善,但多數官辦學校驟興驟衰,王安石等人大規模興教辦學,成效顯著且持續發展。
⑸ 王安石變法評價
首先,推行王安石變法的主要目的是『富國』、『強兵』。雖然變法推行的時間不長,但得到很好的效果。在熙寧間的六、七年內,京畿及各路興修水利共一萬七百餘處,溉田三十六萬多頃,等於全國墾田數將近十分之一,令人民得到好處。 均輸、青苗、免役、市易、方田均稅等法之初步施行,有利於抑制豪強縉紳、高利貸者和富商大賈,給貧苦百姓帶來一定好處。由三司制定的國家預算,大大裁減了冗費支出,每年可節省行政費十分之四。荒地的開墾和方田的丈量也使得政府稅收有所增加。冗員冗兵的裁減,不僅使府庫比前充實,也使軍隊戰鬥力有所提高。當時全國保甲民兵約七百餘萬,為仁宗朝兵額之六倍,但訓練費用僅占以前募兵費的五分之一。神宗時對遼、西夏作戰雖仍不利,但熙寧六年曾收復了熙州、河州、洮州、岷州等地,使國防稍有改善,而神宗,哲宗二朝得獲短期之安定局面。
但是,革新是很不容易的。先要有人敢創新,後因人們習慣舊事物,不接受新事物,會用盡方法去阻撓新事物的產生。變法的內容觸犯了大地主大官僚的利益,限制了他們對農民的剝削,打擊了他們的經濟特權,因此他們紛紛向神宗遞上奏章和文書,攻擊變法。這因此成為導火線。在進行變法前,王安石為人剛愎自用,未能接納保受派的意見,使司馬光等「舊黨」大臣群起抨擊,遂使新政的推行,倍覺困難。而王安石的變法中,朝臣認為新政違反祖制,有些富豪因新政損害他們的利益,故激烈反對。而且,王安石急於求成,在短短數年內,次第頒布紛繁的法例,一事未已,一事又興,很難收到實際的成效。另用人但求擁護新法,而不問其品格,故幸進小人如曾布、魏繼宗等均為所用 ,日後在變法派中起了分裂、破壞的作用。
自宋初以來,各級官員冗濫無能,基層吏胥貪墨枉法,故欲富國強兵非先澄清吏治不可。而王安石變法注重於理財,忽略了行政之改革。以百孔千蒼之各級行政而欲其負責推行重大之變法,自不可能。在內政亟待改革的形勢下,王安石又屢啟邊釁,對西夏等用兵,結果作戰失利,使遼乘機略地,既損國威,又耗國力。加以久旱成災,飢民流離失所,守舊派遂以天怒人怨為藉口,大肆攻擊新政,使支持變法的宋神宗亦大為動搖。新法本身也有缺點,例如貸款給農民,取息二分,仍嫌過高;農民借款容易,往往超借而難以清還。以上種種因素令都是導致黃安石變法失敗的,其中變法主要在與保字勢力的激烈爭斗中敗下陣來。
⑹ 如何評價北宋王安石變法呢
針對生產落後、國庫空虛、軍備孱弱等問題,王安石先後有針對性地提出和推行了青苗法、免役法、方田均稅法、農田水利法、市易法、均輸法、保甲法、裁兵法等一系列變法措施,取得了巨大的成效:
1、農田水利法的推行,改良了全國的水利設施,提高了灌溉能力,提高了生產能力,單開封府每年就增產穀物數百萬石;《宋史·食貨志》載,自熙寧二年至九年,通過變法在全國發展生產而修建成的水田、民田、官田合計36萬多頃。
⑺ 王安石變法在歷史上也有積極意義,為什麼史書對王安石褒貶不一
一是因為該變法損害了某些人的利益,導致這些人紛紛「抵制」王安石;二是因為該變法太過理想化,有些變革適得其反,故而影響了評價。其實說白了,這褒貶不一的評價主要針對的是變法,而不是人品。其實在王安石提出變法之前,他的風評是非常好的。但是自他提出變法之後,他就慢慢從「聖人」淪為了「奸臣」。
後來該變法終究沒能挽回北宋的頹勢,最終以失敗告終。因為這個變法,王安石也收獲了眾多負面評價,但是不可否認他的改革出發點是很好的。
⑻ 如何評價王安石變法
王安石的多項改革,涉及將當時的中國進行大規模的商業,以及數目字管理,但不見容於當時的官宦文化,亦缺乏有關技術能力而無法取得成功。王安石的變革思想,是人類思想反抗的文明成果,正是這些成果,使人類有了擺脫野蠻統治的可能和方向。
王安石變法的客觀評價
王安石變法是中國封建社會統治者的一次重要改革活動,具有明顯的進步意義。變法期間生產有所發展,財政狀況好轉,基本上達到了富國的目的。另一方面,新法在實施過程中給勞動人民在政治上和經濟上增加了新的負擔。對王安石變法與商品經濟發展的關系,也是既承認它對商業活動的發展有不良影響,又肯定它還有對商品經濟發展起積極影響的一面。
革新是很不容易的。先要有人敢創新,後因人們習慣舊事物,不接受新事物,會用盡方法去阻撓新事物的產生。變法的內容觸犯了大地主大官僚的利益,限制了他們對農民的剝削,打擊了他們的經濟特權,因此他們紛紛向神宗遞上奏章和文書,攻擊變法。這因此成為導火線。
在進行變法前,王安石為人剛愎自用,未能接納保受派的意見,使司馬光等舊黨大臣群起抨擊,遂使新政的推行,倍覺困難。而王安石的變法中,朝臣認為新政違反祖制,有些富豪因新政損害他們的利益,故激烈反對。而且,王安石急於求成,在短短數年內,次第頒布紛繁的法例,一事未已,一事又興,很難收到實際的成效。另用人但求擁護新法,而不問其品格,故幸進小人如曾布、魏繼宗等均為所用,日後在變法派中起了分裂、破壞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