資治通鑒中什麼什麼都成為歷史散文的名篇

㈠ 資治通鑒中有那些名篇

當然是從《史記》入手為宜。
《史記》是太史公司馬遷傾盡畢生精力的心血之作，也開了中國紀傳體史書的先河。學習中國歷史的學子，從《史記》入手，是再合適不過了啦。
《史記》記載了從三皇五帝開始，直至西漢漢武帝時期的中國歷史，是前四史的第一部，其他三部是《漢書》、《後漢書》和《三國志》。所謂的前四史，是研究中國歷史的學者最為看重的，也是繞不開的。《史記》，是敲開中國歷史大門的一把鑰匙。
《史記》的文字，也是中國古代文學成就的代表之一。司馬遷寫一家之言，希望通千古之變。他的學識和修養，是否達到了他的初衷呢？您讀讀便知。
《資治通鑒》是宋代司馬光的史學著作。《資治通鑒》的特點是，將宋以前的重大歷史事件和重要歷史人物，按照前後時間排序，再進行綜合敘述，從而克服了《史記》這一類的紀傳體史書的缺點（紀傳體是按照人物分類，然後分別敘述的）。所以，《資治通鑒》被稱為編年體史書的第一例。
《資治通鑒》的記述連貫，但較簡略。對中國歷史了解不深的讀者，也許會覺得枯燥和難懂。其實，《資治通鑒》原是所謂的帝王之書，即為了節省皇帝的時間，將史料提煉匯編而成的歷史簡報而已。這一點，從其書名就可以看出。
其實，想要系統地學習中國歷史，應該先從學好部頒《中國歷史》的教材開始。待自己的文言文功底和歷史知識的儲備，達到一定的水平之後，再開始涉獵《史記》之類的古籍。如果攻速前四史之後，感到自己還有餘力，再接觸《資治通鑒》也不遲。
另外，讀史切忌囫圇吞棗。應該一邊研讀史書，一邊查閱相關資料。只有觸類旁通，才算是真正有所收獲。 再就是，謹慎選擇閱讀的版本，比如，以中華書局的版本為佳。
以上是我的建議，也是我的親身體會。希望對你能有所幫助。

㈡ 《資治通鑒》這部歷史巨作中有哪些經典故事入選了中學課本

司馬光是文章高手，也是講故事的高手。《資治通鑒》文辭優美，敘事詳贍。尤其是許多關於戰爭的記述，已成為膾炙人口的名篇，如關於東晉與前秦的「淝水之戰」、唐代元和時期「李愬雪夜襲蔡州」，都曾經入選中學課文。可以說，《資治通鑒》是中國傳統史學長廊中的一朵奇葩。讀者朋友可以結合自己的領導工作實踐，細細閱讀、琢磨和體會這座偉大寶庫中的智慧。近期武大歷史學院開辦了精講《資治通鑒》的課程，這個班叫歷史文化與領導韜略的高級研修班。

㈢ 歷史散文有哪些呀

歷史散文代表作如下：

1、《尚書》：《尚書》是中國最古老的皇室文集，是中國第一部上古歷史文件和部分追述古代事跡著作的匯編，也是最早的歷史散文，它保存了商周特別是西周初期的一些重要史料。

2、《戰國策》：又稱《國策》，為西漢劉向編訂的國別體史書，原作者不明，一般認為非一人之作。資料年代大部分出於戰國時代，包括策士的著作和史料的記載。

3、《資治通鑒》：主要以時間為綱，事件為目，從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公元前403年）寫起，到五代後周世宗顯德六年（公元959年）征淮南停筆，涵蓋十六朝1362年的歷史。

4、《史記》：它以歷史上的帝王等政治中心人物為史書編撰的主線，各種體例分工明確，都是以寫人物為中心來記載歷史的。

5、《後漢書》：是歷史類文學作品，全書主要記述了上起漢朝東漢時期的漢光武帝建武元年（公元25年），下至漢獻帝建安二十五年（公元220年），共195年的史事。

㈣ 司馬光的《資治通鑒》

司馬光與《資治通鑒》
司馬光，生於北宋真宗天禧三年（1019年），卒於哲宗元佑元年（1086年），字君實，號迂叟，是北宋陝州夏縣涑水鄉（今山西夏縣）人，世稱涑水先生，進士出身，歷任館閣校勘、同知禮院、天章閣待制兼侍講、知諫院、御史中丞、翰林院學士兼侍讀等職。熙寧三年（1070年），他因與王安石政見不同，堅辭樞密副使，以端明殿學士出知永興軍（今陝西西安市），次年改判西京御史台，退居洛陽，專事著史15年。哲宗即位，高大後臨政，召司馬光入主國事，任命為相（尚書左僕射兼門下侍郎）。身後追贈太師，封溫國公，謚文正。

司馬光家世代為宦，父親司馬池為宋仁宗寶元慶歷間名臣，官至兵部郎中、天章閣待制，一生以清直仁厚享有盛譽。司馬光受家庭熏陶，篤誠好學，七歲時，「凜然如成人，聞講《左氏春秋》，即能了其大旨」，從此，「手不釋書，至不知飢渴寒暑」，15歲時所寫文章，時人稱許之「文辭純渾，有西漢風」，20歲時中進士甲第，可謂功名早成。但他並不以此「矜誇滿志，昆明於物，如謂大下莫己若也」，而是豪邁地提出：「賢者居世，會當履義蹈仁，以德自顯，區區外名何足傳邪！」這些話反映了青年司馬光的胸懷與器識，立志以仁德建功立業，不求虛名。因此，步入仕途後的司馬光，繼續廣泛深入地學習，達到了博學無所不通，音樂、律歷、天文、術數皆極其妙的淵博程度，其中最用心力的是對經學與史學的研究，尤其，＿對古籍閱讀極廣，考察極細，可謂通習知曉，爛熟於胸。他隨讀隨作札記，僅26歲一年所寫讀史札記，便多達30來篇，就中萌發了刪削卷帙浩繁的古史成一部編年體通史的著史想法，以方便閱讀，而更為深沉的動力，則是封建政治的需要。

當時，北宋建國近百年，已出現種種危機，具有濃厚儒家思想的司馬光，以積極用世的態度，連連上疏，陳述自己一整套的治國主張，大致是以人才、禮治、仁政、信義作為安邦治國的根本措施，這在當時，是有積極意義的。除上疏陳述主張外，在他本人的從政活動中，亦能堅持原則，積極貫徹執行有利於國家的決策方略，尤其在薦賢斥佞的斗爭中，他犯顏直諫，面折廷爭，從不顧及個人安危，被稱為社稷之臣，神宗也感慨地說：「如光者，常在左右，自可無過。」

在熙寧變法中，司馬光與主持變法的王安石發生嚴重分歧。就其竭誠為國來說，二人是一致的，但在具體措施上，各有偏向。王安石主要是圍繞著當時財政、軍事上存在的問題，通過大刀闊斧的經濟、軍事改革措施，來解決燃眉之急。司馬光則認為在守成時期，應偏重於通過倫理綱常的整頓，來把人們的思想束縛在原有制度的制約之內，即使改革，也定要穩妥，認為「治天下譬如居室，敝則修之，非大壞不更造也」，因為「大壞而更改，非得良匠美材不成，今二者皆無，臣恐風雨之不庇也」。司馬光的主張雖然偏於保守；但實際上是一種在「守常」基礎上的改革方略。從王安石變法中所出現的偏差和用人不當來看，證明了司馬光在政治上的老練和穩健，除了魄力不及王安石外，政治上是成熟的。

在政見不同、難於合作的情況下，司馬光退居洛陽，通過編纂史著，從歷史的成敗興亡中，提取治國的借鑒，「使觀者自責善惡得失」。應該說，司馬光著史，是其從政治國的另一方式。早在宋仁宗嘉佑年間（1056——1063年），他曾與劉恕商量說：「余欲托始於周威烈王命韓趙魏為諸侯，下訖五代，因丘明編年之體，仿荀悅簡要之文，網羅舊說，成一家之言。」這說明他30多歲時，已醞釀出《通鑒》的規模。宋英宗治平元年（1064年）首呈《歷年圖》25卷，二年後又呈《通志》八卷，說明他在政事活動之餘，已進行撰寫。他的著史得到宋英宗、宋神宗的稱贊、支持，宋英宗同意他設立書局，自擇官屬，神宗以此書「鑒於往事，有資於治道」而命名為《資治通鑒》，並親制序文，以示重視。除了允許其借閱國家所有的圖書資料外，神宗還將穎邸舊書3400卷，賞賜給司馬光參考。修書所需筆、墨、絹、帛，以及果餌金錢之費，盡由國家供給，為他提供了優厚的著書條件。

司馬光著史，還選取了劉恕、劉（分文）、范祖禹等人做為助手，他們既是當時第一流的史學家，又與司馬光在政治、史學上觀點一致，故能在編書中各顯其才，通力合作。《通鑒》的成功，與他們的努力分不開，但最終使《通鑒》達到光輝頂點的，還決定於主編司馬光的精心著述。正如劉恕之子劉羲仲所說：「先人在書局，只類事跡，勒成長編，其是非予奪之際，一出君實筆削。」

《通鑒》的編寫，大致分三個步驟：一、排列叢目；二、編寫長編；三、刪改定稿。一二兩步，在主編指導下由助手完成，第三步則完全由主編一人完成。全書的發凡起例由主編拿出後，編寫過程中的具體方法和原則，司馬光強調了以下幾個方面：

一、嚴格的選材。叢目、長編的取材盡量廣泛，提出「寧失於繁，毋失於略」，所選史料內容則著重在國家興亡、政策得失、君臣道德等方面，目的在提供治國借鑒，反映生民休戚的情況。這樣，所收史料除正史之外，諸如稗官野史、百家譜錄、總集別集、傳狀碑誌等總數不下300多種。長編長達650O多卷，3000多萬字。

二、精心的考異。只有真實才有價值，只有有價值才能具備借鑒作用。任何史家著史都要對史料進行考異，而司馬光除將考異所選史料收入正文之外，又將各種不同的說法和鑒別理由加以逐條說明，著成《通鑒考異》30卷，與《通鑒》一起奉上。由於考異中「抉擇幽隱，校計毫釐」的嚴謹態度，大大增強了史著的可靠性、真實性，《通鑒》以信史著稱，離不開《考異》的輔翼作用。而這種著史方式，為後世史家沿用，清代以考證史實見長的乾嘉學派，正是沿著這條路子發展起來的。

三、編制目錄。《通鑒》記載了16個朝代1362年的史實，是一部總計294卷的長篇巨著，為翻檢方便，於修史同時編寫《通鑒目錄》30卷，我國古代編年體史書因按年紀事，故沒有篇目，不作目錄，只是以年檢索。司馬光突破這種舊例，分三部分將年表、帝紀、歷法、天象、目錄、舉要、索引集於一塊，開創了編年體史書多功能目錄的新體例，使《通鑒》體更臻於完善，將我國的歷史編纂學推進到了新的水平上。

四、完善史體。編年體記事簡明扼要，但受時間限制使史事拖沓割裂，不易反映全貌。司馬光注意吸收紀傳體的優點，為交待前因後果，大量採用連載、主載、附敘、追敘、補敘等寫法，帶有以事件為線索組織材料的性質，表現出突破編年體，醞釀紀事本末體的趨勢，對南宋袁樞編纂《通鑒紀事本末》一書，有啟迪先導之功。這一改造，使古老的編年體例煥發了新的生命力，後世仿作接踵以起，形成了一個從古至今的編年史書系統。這一系統中，《通鑒》以通史成書，便干「探明變化之由，尋求演變之跡」，與唐宋以來社會上「主通明變」的思潮相吻合，也與「資治通鑒」的目的相一致。

五、加工貫通。集體寫書，由於手筆不同，風格各異，容易產生割裂駁雜的現象，但《通鑒》的語言風格如出一人之手，渾然一體，毫無雕琢彌縫的痕跡，這正是司馬光精心改編和加工的結果。有著深厚文字功底的司馬光，尤長於敘事，款款寫來，原委瞭然，文字優美而質朴，格調古雅渾厚而又簡潔曉暢，真可謂別具匠心，自成一體。有許多場面和人物描寫，已成文學史上的名篇，而大型戰爭如赤壁之戰，淝水之戰的敘述，更是勝炙人口，引人入勝，超越了所有其他史書的記載，成為歷史散文的上乘。

六、撰寫附論。我國史家借論贊以寓褒貶勸戒之意，已成傳統。司馬光在《通鑒》一書中附論，不僅數量多，而且篇幅長。全書附有180多篇，80多篇援引他人之論，其餘全為親手撰寫。所論多為治亂之因，君臣之道，是在以往所寫史論與奏疏基礎上，因史事而發揮，就時事而議論。字里行間，充滿著匡輔的誠意和情感，寓褒貶臧否於其中，體現出因事勸諫的良苦用心，無論是民族問題還是用人原則，都針對現狀提出了革除弊政的歷史借鑒，具有一定的理論和現實意義。更具匠心的是，這么多的附論，與《通鑒》的內容取捨編排，竟是這樣的渾然一體而不可分割，成為貫徹「資治」這一著史目的的點睛之筆。詳實、體例精善、敘事生動、議論深刻、文風質朴的史學巨著終於完成了。主編司馬光所耗費的心血是難以估量的。在《進通鑒表》中，他說：「研精極慮，窮竭所有，目力不足，繼之以夜。」有人見其殘稿堆積有兩屋之多，皆蠅頭小字，字字端謹，無一字潦草。書成之後，66歲的司馬光，已是「骸骨癯瘁，目視昏近，齒牙無幾，神識衰耗，目前所為，旋踵遺忘」了。所以傾畢生精力於此書，還在於寄託其治國的熱望，他懇切地希望皇帝通過觀覽此書，能夠「鑒前世之興衰，考古今之得失，嘉善矜惡，取是舍非，是以懋稽古之盛德，躋無前之至治，俾四海群生，咸蒙其福」。這樣，他也就「雖委骨九泉，志願永畢了」。這不正說明了他著史是從政治國的另一方式嗎？

實際上，《通鑒》的著述意義，已遠遠超過作者的本意，它不僅為統治者提供「資治」的借鑒，也給全社會提供了借鑒，為之作注的胡三省深暗此理。他說：「《通鑒》不特記治亂之跡而已，至於禮樂、歷數、天文、地理、尤致其詳。讀者如飲河之鼠，各充其量而已。」清代王鳴盛也說：「此天地間必不可無之書，亦學者必不可不讀之書」。近千年的歷史證明：《通鑒》已與《史記》一樣，被人們並稱為史學瑰寶，廣為流傳，教益大眾。而研究者代不乏人，使其成為一門專門學問，即「通鑒學」。如今，對《通鑒》的研究正多層次、多角度地展開，它將更多地為人類的進步提供借鑒。這一發展趨勢，是司馬光始料不及的，也是其卓絕貢獻的必然結果。

司馬光一生著述甚多，在《通鑒》系列著作中，還有《通鑒舉要歷》80卷、《歷年圖》七卷、《稽古錄》20卷、《本朝百官公卿表》六卷。另外，尚有其他著作20種，200餘卷，是他對我國史學、經學、哲學乃至醫學詩詞等各方面進行研究和著述的成果，主要代表作有《翰林詩草》、《注古文孝經》、《易說》、《注太玄經》、《注揚子》、《書儀》、《游山行記》、《續詩話》、《醫問》、《涑水紀聞》、《類篇》、《司馬文正公集》等。

司馬光雖熱心於治國，但由於政見不同而未能有更多直接參與政事的機會。直到宋元豐八年（1085年）宋神宗去世後，67歲高齡的司馬光，隨著要求廢除新法的浪潮被迎回宮中，擔任了相職，開始「元佑更化」，盡罷新法。他執政一年半，竭盡全力日夜操勞，耗盡了畢生心血之後與世長辭了。噩耗傳出，「京師人為之罷市往吊，鬻衣以致奠，巷哭以過車者，蓋以千萬數」，在靈柩送往夏縣時，送葬之「民哭公甚哀，如哭其私親。四方來會葬者蓋數萬人」。至於畫像祭奠的「天下皆是，家家掛象，飯食必祝」。一個封建社會中的宰相，能得到民眾這樣廣泛真誠的悼念，實屬罕見，也是歷史的必然。

㈤ 先秦歷史散文的代表都有什麼作品

先秦時代的歷史散文代表主要劃分為史傳和諸子兩個大類別。

在春秋戰國時期，是我們國家古代散文蓬勃發展的重要階段，出現了許許多多優秀的散文著作，可謂是百家爭鳴，這也就是後來文學史上所稱的先秦散文。

先秦散文又分別劃分為兩種，歷史散文和諸子散文。

歷史散文中包括有《尚書》、《春秋》、《左傳》、《國語》、《戰國策》等歷史著作。

㈥ 司馬光對《資治通鑒》的說明

司馬光是陝州夏縣（今山西夏縣）人，字君實，生於宋真宗天熹三年（1019）。父親司馬池官至天章閣待制。司馬光少年時即喜讀史書，嗜《春秋左氏傳》，甚至「手不釋書」，「不知飢渴寒暑」，雖有些誇張，但也可以看出少年時讀書用功的程度。宋仁宗寶元初年，司馬光考中進士，不久就做了奉禮郎、大理評事、國子直講等中央的閑散官職。後來又任並州通判，不久又任直秘閣、開封府推官、同知諫院、天章閣待制兼侍講等官職。仁宗死，宋英宗即位，司馬光又任龍圖閣直學士。英宗死，神宗繼位，司馬光升任翰林學士，曾上疏神宗論修養之書，即用仁、明、武三種品德修練自己。在治國方略上，司馬光主張取賢任能，有功必賞，有罪必罰。
在神宗時期，中國出現了一位偉大的改革家——王安石。王安石和司馬光同朝共事，但政治觀點卻大不相同，前者主張改制變法，後者則主張維持現狀，二人經常爭論不休。後來，王安石在神宗的支持下，全面推行變法。司馬光對變法措施極為不滿，聯合攻擊新法，特別是青苗法、助役法等。但宋神宗並沒改變對王安石的支持，新法繼續實行下去。道不同不相謀，司馬光在迫不得已的情況下，上疏辭去中央官職，到外地擔任永興知軍，從此以後「絕口不論事」，不再談論朝政是非了。
後來，司馬光又到洛陽，在洛陽期間，司馬光做了一件中國史學史上的大事，編撰了《資治通鑒》一書。《資治通鑒》編撰期間，宋神宗對司馬光十分關懷，開置書局，由朝廷委派助手劉恕、劉�、范祖禹及司馬光兒子司馬康作為助手，協助司馬光編撰這部中國史學名著。書成之後，神宗「以鑒於往事，有資於治道，賜名《資治通鑒》」。這標志著司馬光學術思想的成熟。
據史書記載，司馬光的性格十分固執，但是品德高尚，聲譽很好，流傳著很多他的故事。無論是中央還是地方，官員還是百姓，都十分尊敬他。在他居住洛陽的日子裡，朝野上下都把他當作真宰相來看待，稱他為司馬相公。
宋神宗死去後，王安石失去了政治上的靠山，他所推行的變法改制也無法進行下去了。王安石辭去相職。哲宗即位後，太皇太後兼政，任用司馬光為宰相。司馬光擔任宰相後，便廢棄了王安石所推行的一系列新法，如保馬法、保甲法、青苗法、市易法等。但好景不長，司馬光很快一病不起，於元�元年（公元1086）九月去世，終年68歲。死後加贈太師，溫國公，賜謚文正，故後人稱他為「司馬溫公」、「司馬文正公」。
司馬光的主要著作是《資治通鑒》。這部書卷帙浩繁，多達二百九十四卷，記述自戰國至五代時期長達一千三百多年的歷史。《資治通鑒》的編撰目的是「專取關國家盛衰，系生民休戚，善可為法，惡可為戒者以為是書。」（胡三省《新注資治通鑒序》）就是將歷史上君臣的為君之道、為臣之道及政治、軍事上的善惡忠奸、盛衰興亡、進退行失匯集在一切，以供當世的皇帝吸取借鑒，因此《資治通鑒》後來成了中國封建社會皇帝和大臣的政治教科書，對中國的政治文化起了十分重大的影響。
司馬光一生著述豐富，除了《資治通鑒》外，還有《資治通鑒考異》、《資治通鑒目錄》、《通鑒舉要歷》、《通鑒節文》、《稽古錄》、《涑水記聞》等。《涑水記錄》是司馬光的重要著作之一。《宋史·藝文志》作三十卷，陳振孫《直齋書錄解題》作十卷。清乾隆時修《四庫全書》，認為此書是司馬光未成之稿，自宋朝以來就沒有一定的卷數，將當時流行的三個不同的本子刪重合並，訂為十六卷。這個十六卷就是我們今天見到的通行本。
司馬光撰寫的《資治通鑒》是記載戰國時期至五代十國的編年體通史，然而司馬光是北宋中葉的史學家、政治家，距離北宋建國已將近百年，自己耳聞目睹、親身經歷了自北宋建國以來近百年的歷史變遷，因此十分想撰寫一部反映這一歷史時期的歷史書，而重視對近代史、當代史的研究也是中國史學的優良傳統。司馬光准備撰寫的這部反映北宋建國以來的史書擬定為《資治通鑒後記》，而《涑水記聞》一書，就是把他平時所見所聞的關於北宋建國以來與國家的軍國大事、皇位變動，將相大臣升遷黜斥、朝廷的典章禮儀及與契丹、西夏的關系等事項，隨手記錄下來，以備將來撰寫《資治通鑒後記》之用的資料匯編。關於《涑水記聞》的編撰目的，李燾撰《續資治通鑒》長編說：「文正公初與劉道厚共議：取實錄、正史，旁采異聞，作《資治通鑒後記》。屬道原早死，文正起相，元�後終，卒不果成。今世所傳記聞及日記並朔記，皆《後記》之具也。」這就說明《涑水記聞》的編寫確實是為撰寫擬議中的《資治通鑒後記》而准備的一部資料匯編性質的書。
因為這部書是隨手記錄的資料匯編，所以司馬光本人並未對該書進行整理、編排，當然也沒有刻印出來。司馬光死後，也沒有人對這部書進行整理、編排、刻印，但是在北宋末年，社會上已經流傳著這部書的鈔本，這些情況在李心傳編撰的《建炎以來系年要錄》里有所反映：初，光孫植既死，立其再從孫�真為嗣，而�真不肖，其書籍生產皆盪覆之。有得光《記聞》者，上命趙鼎諭范沖合編進入。
於是沖裒為十冊上元。上因覽沖奏，謂鼎曰：「光字畫端勁，如其為人，朕恨生太晚，不及識其風采耳。」
這是對《涑水記聞》的第一次整理，盡管當時還只是稱《記聞》二字。
在宋高宗命趙鼎諭范沖對《涑水記聞》進行整理後，卻沒有馬上印行它，因為趙鼎同范沖及司馬光的後人司馬朴及兒子司馬倬關系十分密切，而范沖又是與司馬光一起編撰《資治通鑒》的范祖禹的後人。南宋初年，趙鼎被反對抗金、力主和議的秦檜排擠出朝廷，這樣，與趙鼎關系密切的范沖所整理的司馬光的《涑水記聞》的刊刻也自然是不可能的了。
大約在紹興十五年（公元1145年），建州的私人書坊中私自刊刻了《涑水記聞》，司馬光的曾孫司馬亻及聽說這部書被刊刻後，馬上上疏皇帝，說這部書乃是假冒司馬光名義撰寫的一部偽書。因此，南宋政府又下詔命令建州的地方官把此書的書版毀棄，關於此書的禁行經過，李心傳編《建炎以來系年要錄》有以下記載：紹興十五年七月丙午，右承務郎新添差兩浙東路安托司干辦公事司馬亻及言：「建安近日刊行一書，曰《司馬溫公記聞》，其間頗關前朝故事。竊緣曾視光平日論著，既無上件文字，顯是妄借名字，售其私說。伏望降旨禁絕，庶幾不惑群聽。」詔委建州守臣將不合開板文字盡行毀棄。亻及特遷一官。
按照上述記載，司馬亻及請求禁毀《涑水記聞》的主要原因是「妄借名字，售其私說」。但是在南宋人的所有記載中，沒有一條記載和司馬亻及所說的「妄借名字，售其私說」相印證，相反，很多南宋人的論著如朱熹的《朱子語類》等書中明白無誤地說《涑水記聞》是司馬光所著。南宋晚年的陳孫振為在其所著《直齋書錄解題》卷五中有如下記載：《涑水記聞》十卷，司馬光撰。此書行於世久矣。其間記呂文靖數事，呂氏子孫頗認為諱，蓋嘗辨之，以為非溫公全書，而公之曾孫侍郎亻及季思逆從而實之，上章乞毀板，識者以為譏。
這樣看來，《涑水記聞》的被禁毀的原因是被人認為此書非司馬光所作，而由別人冒名頂替，私售其說。但既然被禁毀，肯定有原因。這原因主要有二個，一是禁毀前後的政治背景，二是此書的內容。
紹興十四年（公元1144年）四月間，高宗跟丞相秦檜提及將作監丞蘇籀提出的把當代儒學名臣撰寫的注釋經典的文字匯編起來，認為這樣一來可以使學子知道什麼是自己應該遵奉的東西，避免受到異端說教的影響。秦檜對此並沒有積極的反應，但卻提出了請高宗下令禁止野史的建議，高宗同意了秦檜的建議，很快頒發了禁止野史流布的詔令。詔令雖然頒布了，但似乎收效不大，私人撰寫的野史仍然在刊刻流布，有關的書籍仍在書肆中銷售。於是秦檜又於紹興十五年秋天再次建議高宗下詔禁止野史流布，於是高宗再次下詔禁止私撰野史流布。在第二次下詔禁書的時候，司馬光的曾孫司馬亻及沉不住氣了，就給皇帝上了一個奏章，認為《涑水記聞》不是司馬光撰寫的，而是別人冒名頂替，私售己說。於是，包括《涑水記聞》在內的大量的不應該開板雕印的文章書稿統統毀棄，南宋的第二次禁毀野史的高潮開始了。
那麼為什麼司馬亻及如此膽小如鼠地上章申明，這就不能不從《涑水記聞》的內容說起了。
《涑水記聞》因為是為編撰《資治通鑒後記》准備的資料匯編，所說司馬光的意圖十分清楚，就是寧失之於繁，勿失之於簡。因此該書依據傳聞，集錄上自太祖，下迄神宗，十分詳細的記載了北宋六朝的國家大事、朝廷要聞、宮闈秘事，而且是顯隱必聞，洪纖靡失。這樣一來，北宋朝廷的一些見不得人的醜事、趣事、軼事便被司馬光不小心地記錄下來，使後人得以窺見北宋朝廷的一些隱秘。如卷一第十七條有這樣的記載：太祖嘗彈雀於後園，有群臣稱有急事請見。太祖亟見之。其所奏，乃常事耳。上怒詰其故，對曰：「臣以為尚急於彈雀。」上愈怒，舉柱斧撞其口，墮兩齒。其人徐俯拾齒置懷中，上罵曰：「汝懷齒欲訟我耶？」對曰：「臣不能訟陛下，自當有史官書之。」上悅，賜金帛慰勞之。
在後人的心目中，宋太祖趙匡胤是一位賢明的皇帝，但這一段記載里的趙匡胤是多麼昏庸、霸道、無理，僅僅因為大臣上奏壞了自己彈雀的雅興，就把大臣的牙齒打掉，而且還不準大臣撿拾打掉的牙齒。這樣的記載是趙匡胤的子孫無論如何不願讓臣民知道的。
類似這樣的記載還有卷五第一百三十七「廢郭後」條，《涑水記聞》的記載如下：初，庄獻太後稱制，郭後恃太後勢，頗驕橫，後宮多為太後所禁遏，不得進。太後崩，上始得自縱。適美人尚氏、楊氏尤得幸。尚氏文自所由除殿直，賞賜無算，恩寵傾京師。郭後妒，屢與之忿爭。尚氏嘗於上前有侵後不遜語，後不勝忿，起批其頰，上自起救之，後誤查上頸，上大怒。閻文應勸上以爪痕示執政大臣而謀之。上以示呂夷簡，且告之故，夷簡因密勸上廢後。上疑之，夷簡曰：「光武，漢之明主也，郭後止以怨懟坐廢，況傷乘輿乎？廢之未損聖德。」上未許，外人籍籍，頗有聞之者。左司諫、秘閣校理范仲淹因登對析陳其不可，且曰：「宜早自此議，不可使有聞於外也。」夷簡將廢後，奏請敕有司無得受台諫章奏。在這一條里，郭後的專橫，仁宗皇帝面對驕後的無奈，呂夷簡的霸道，無不躍然紙上，而更令人可笑的是，看起來威嚴肅穆的宮庭生活也和平常百姓一樣，也有夫妻間的不和，且皇後的被廢居然是因為給了皇上一個耳光。這樣的記載如果讓臣民知道該是如何損傷百姓對皇室的崇敬！
《涑水記聞》有很多篇幅記載王安石變法的史事，因為司馬光堅決反對新法，故對推行新法的王安石及其支持者多所貶抑；相反，對自己的支持者卻是多所褒揚，這樣的記載很多，褒貶也十分明顯。如卷十五第一百二十四「蘇頌草罷呂誨制」條雲：介甫初參大政，章辟光上言：「岐王、嘉王不宜居禁中，請使出居於外。」太後怒與上言：「辟光離間兄弟，宜加誅竄。」辟光揚言：「王參政（王安石）、呂惠卿來教我上此書，今朝廷若深罪我，我終不能置此二人者。」惠卿懼，以告介甫（王安石）。上欲竄辟光嶺南，介甫力營救，上降監當而已。是獻可攻介甫，引辟光之言以聞於上，獻可坐罷中丞、知鄧州。
在這一條記載中可以看出王安石的專權跋扈，也可以看出宋神宗對王安石的遷就、依賴，當然，司馬光記載這件事的態度也是十分明顯的。
《涑水記聞》雖然被南宗政府下詔禁毀，但禁毀詔書也是一紙空文，並不能阻止它在民間的流行，而流行的主要原因是此書保存了北宋自太祖至神宗時期的大量原始資料。除此之外，《涑水記聞》的價值還在於它在歷史編纂學上的意義，因為司馬光在編撰《涑水記聞》時所採用的方法就是他在編撰《資治通鑒》時採用的長編法和考異法，這種歷史編纂方法對後代影響很大。南宋時期李燾編撰的長近千卷的《續資治通鑒長編》就是嚴格按照司馬光的編輯體例和指導思想所做。而且《涑水記聞》所記錄的四百九十餘條目中，有近五分之二被李燾編入《續資治通鑒長編》的正文及附註中，可以設想，如果沒有《涑水記聞》，《續資治通鑒長編》將會是另一種面目的。
再者《涑水記聞》這部書表現了作為歷史學家的司馬光的嚴謹作風，它大致依朝代先後的秩序編排條文，每條皆注述說之人、如卷六第一百六十五「真宗決獄」條自注是「張錫」述說，如果忘記材料來源，則注「不記所傳」。
當然，在《涑水記聞》里也反映出作者的保守思想，特別是關於王安石變法期間的一些記載，對王安石及其支持者的醜化和對反對派的美化都是顯而易見的，這些也都影響到《涑水記聞》的可信性。
一九八九年中華書局出有鄧廣銘、張希清點校的《涑水記聞》，書中附有《涑水記聞輯佚》、《溫公日記》、《溫公瑣語》，書後附有《涑水記聞》、《溫公日記》、《溫公瑣語》三書的人名索引，十分方便讀者。

片段：呂蒙正相公，不喜計人過。初參知政事入朝堂，有朝士於簾內指之曰：「是小子亦參政耶？」蒙正佯不聞而過之。其同列怒，令詰其官位姓名，蒙正遂止之。罷朝，同列猶不能平，悔不窮問。蒙正曰：「一知其姓名，則終身不能忘，固不如無知也。不問之何損。」時人皆服其量
《資治通鑒》：編年體通史

《資治通鑒》：司馬光奉皇帝的命令而修，主要是為了做後世治理天下的參考

語言風格：《資治通鑒》則客觀的描述史實，並做適當評價，供治世者參考。

《資治通鑒》全書共294卷，書中記載的歷史由公元前403年，也就是周威烈王23年寫起，一直到公元959年，五代的後周世宗顯德6年征淮南為止。是司馬光以為君親政，賢明之道為出發點所編寫成的一本巨著，所謂「刪削冗長，舉撮機要，專取國家盛衰，系生民休戚，善可為法，惡可為戒者，為編年一書，使先後有倫，精粗不雜。」。在橫跨中國16個朝代，一共1362年的歷史中，詳近略遠，隋唐五代371年，佔全書40%，史料價值最高。很明顯的他多次著墨在其中的賢明政治時期，如文景之治，貞觀之治等。《通鑒》於敘事之後，皆有附論，共168篇。

此書引起司馬光之後許多史學家的醒思，史學家面臨改朝換代，君臣異位的尷尬時期時，往往以資治通鑒的撰寫精神為原則，強調君臣處理事情與一般人處理事情有所不同與學習思考。這一個特點由書名也可看出，「資治」兩字意謂著幫助。「通」則意謂著博通古今，「鑒」則有引為借鏡之意。書名為宋神宗所定，取意「有鑒於往事，以資於治道」。

此書雖有不少司馬光自己的意見以「臣光曰」出現，但並非司馬光一人完成，據資料記載，他邀請了劉攽、劉恕、范祖禹成為助手，這些人都是當時著名史家，可謂一時之選。其中劉攽負責兩漢史，范祖禹負責唐代及五代史，魏晉南北朝歸劉恕，司馬光的兒子司馬康也加入一起編修《通鑒》，負責檢訂文字。此外，又出版了《資治通鑒考異》與《資治通鑒目錄》來替這本巨著做說明。

《通鑒》編修工作艱巨，先由助手搜集資料和編寫初稿，然後由司馬光綜合全書，再由司馬康檢訂文字。首先，在資料搜集方面，單是正史有十七種，參考的野史，譜錄，別集，碑誌等雜史有三百多種，加上龍圖閣等藏書，可以想見當時資料之豐富。《通鑒》在撰寫前先由天文學家劉羲叟編訂正確年歷，作為全書的骨幹，首先把史料摘錄下來，按年代順序，編成「叢目」。如果發現匯集的史料互有出入，便要進行考異工作。

司馬光撰《通鑒》，重視戰爭之描寫，如對戰國時代孫臏與龐涓的「馬陵之戰」，東漢末年曹操與袁紹 「官渡之戰」，三國時代曹魏與蜀、吳的「赤壁之戰」，東晉謝玄與苻堅的「淝水之戰」，皆詳細生動，如歷其境。司馬光留意軍事，嚴夷夏之防，目的用以積極態度抵禦外侮。

另外《通鑒》不書奇節，對往昔史料上所載奇節偉行而超乎常情者，如「商山四皓」羽翼儲君，屈原自沉汨羅江，嚴光足加光武帝腹諸事，悉闕而不錄。司馬光思想保守，主張政簡刑輕、輕徭薄賦，對於一切急進改革，均予以否定，詆毀商鞅變法，盛贊曹參謹尊蕭何律。溫公非議變法，不滿王安石之新政，他請求出任西京御史台，退居洛陽十五年（1069—1084），以書局自隨，繼續編纂《通鑒》；哲宗元佑元年（1086），在司馬光重新執政之後，盡廢新法。

《通鑒》寫作時間據資料記載一共花了19年，從宋英宗治平二年（西元1065年）開始一直到宋神宗元豐七年（西元1084年）才完成，書成之後，只有他的朋友王勝之看過一遍，其他的人只翻一頁，就哈欠連連，欠伸思睡。此書完成後兩年，司馬光逝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