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概貌什麼意思

1. 什麼是經典誦讀

經典誦讀基本上分為兩大類，一類是"經"的誦讀，一類是"典"的誦讀
。對於"經"的界定，它的層級就比"典"的層次要高一些。歷史上根據文化系統，特別是人文系統的發展來說，"經"是世界各民族在獲得精神營養和後天智識這兩個層面上，能夠同時起到教育作用的一個範本或者文章。你看中國的經典、世界級的經典，大部分都有一個重要的特色，就是能夠包羅我們三維空間的知識，也能夠給我們提供精神層面的營養，或者說它能夠穿越太極圖中央陰陽兩極的弦線，能夠同步提升我們的智和慧，使智和慧這兩個系統同步提高，也就是我們常說的大腦負責記憶，負責思維判斷，而心靈負責感受，負責捕捉直覺。要想提高人類這兩個層面的知識、文化和素質，就要注重"經"的誦讀。對於"典"的作用，它注重反映歷史前人在大智慧情況下產生的一些文字記錄，基本上都是一些知識層面的，而不是文化層面的。或者說文化層面的內涵比較少一些，不具備同時穿越陰陽，包羅黑白兩個層面上的一些知識或者營養，不具備雙重作用，只是單方面的作用，也就是說"典"當中所含太極白裡面的內容比較多。而且"典"的概念，在近代社會民眾的解釋定位，通常已經改變了古代對"典"的定義，現代人們一般的定義都是將"典"與古代所定義"書"的概念同等解析和理解。社會上一般所說的經典，在典這一系統中，現在這個典字，已經成了書的代名詞。我們也要注意這種學術上和通俗中的不同。
對我們來說，人們往往注重後天智識的比較多，而注重直覺和靈感提升的就比較少，所以在我國歷史時期，凡是注重了"經"的誦讀，把"經"的誦讀作為國家重要精神課題的歷史時期，國家強盛，政治清明。比如漢代的"文景之治"，這個時期是用"黃老"的經典來指導官員們進行誦讀，並且根據這個經典來選拔治國的人才，他就帶來了文景之治的輝煌。漢代時候，由於漢武帝的專權作用和董仲舒的禁言，以及田蚡（當時的宰相，漢武帝的舅舅），他們出面聯手把《黃帝四經》清除了，而且把《老子》五千言原來比較接近原著的《德道經》顛倒為《道德經》，並且把經文內容也做了一些修改，修改成了後來《道德經》的通行本這樣一個格局。但在唐朝，在這樣的背景下仍然採用《老子》五千言，進行了全民的教育，還是帶來了唐代的輝煌，這個輝煌到目前為止在世界各國的影響還是非常深遠的。
從這個好的歷史現象中我們可以看到，凡是真正注重了"經"的誦讀教育的，培養出來的人才既能夠提升全民的人文質量，同時也給社會的昌盛中興帶來極大的幫助。但是宋明以後八股文出現了，只讀"書"而不讀"經"，只讀了《四書》而沒有提倡經典，並且在"經"裡面將最著名的《易經》也清除出去了，這個時候中國的教育就基本上進入了一個僵化時期。所以歷史發展到了"五四運動"時期，就必然出現了一個反對誦讀"書"的這樣一個歷史現象。當時由於西方文化的大量湧入，人們突然從八股文的禁錮中蘇醒過來，也發生了一些"連孩子帶水一起潑出去"的現象。
在我們現代人理解誦讀"書"和經典這個方面，誦讀"書"和誦讀"經"基本上在社會上已經同時出現了，並且從上世紀末期就已經開始了。但是如果我們只誦讀以儒學為代表的"書"，那麼它對於我們如何通過潛移默化方式，來使孩子們獲得人文素質與品格提升方面，看起來是不足的。因為全國有的地方已經推行了十年，有的地方已經推行七八年，專門選擇"書"一類的典籍，來指導孩子們進行道德教育，到了一定的層次和階段以後，由於"書"裡面的深刻內涵，對精神層面潛移默化的作用，只能夠使孩子們在品格上受到一些培養和教育，但是對內在物質能量的提升上，對同步將道德心靈與益智開慧同時開發方面，卻受到了限制，而這一點恰恰就是要通過誦讀"經"來解決的問題。
凡是能夠將"經"和"書"恰到好處的結合在一起進行誦讀，就可以突破這個瓶頸階段。就象台灣的王財貴教授，他怎樣推廣經典誦讀？在大陸他推廣的是誦讀"書"，而沒有推廣誦讀"經"，但我們看看他自己的講話裡面就有個現象：他指導自己兒子誦讀的是"經"，特別是誦讀《老子》五千言，使他原本弱智的兒子改變了現狀。這個兒子七八歲還在流口水，本來表達能力和思維水平都不行，但他就利用了一個暑期，暑假期間指導自己的兒子把《老子》五千言背誦下來，結果他的孩子的智識和慧識就同步進入了一個新的階段，通過他自己這一例子和我們在國內辦了很多這樣的試點，這些年總結出來的經驗證明：如果你誦讀"書"，只誦讀《千字文》，《弟子規》等等有關"書"方面的內容，那麼可以對孩子們的道德品格有比較良好的規范作用，但是對他們提高人文素質，真正地改變他們的智慧方面，卻遇到了明顯的局限，產生的效果並不好。如果說把"經"和"書"結合起來，特別是對八歲以後的孩子們將"經"和"書"結合的比較緊密，那麼就會既打造了道德品格，也會獲得智慧的營養滋潤。使他們的智識水平也上升到一個新層面，因為"經"裡面有精神營養能量，這種能量看不見摸不著，但是它又客觀的組合在我們古代文言文的文字和詞句的結構當中，只要我們通過誦讀，就能夠激活開啟我們內環境與外環境連接的一些門窗。這個倉庫通路一旦激活，那麼這個品格的打造，從自然當中獲得能量，也就會出現明顯的改觀。這也是在大量的經典誦讀推廣中獲得的一些體會，獲得的驗證。在"經"和"書"這兩個層面上，我們只有把這兩點都抓住，那麼也就能夠在教育過程當中既能使孩子的人文素質獲得提高，道德規范，道德品質獲得提高，也能對他們後天學習知識的智識能力，獲得全面的提升和改觀。
我們在推廣德慧智的教育過程當中，從總結出的大量經驗來看，誦讀原來的《道德經》五千言和誦讀《德道經》五千言是有區別的。為什麼要誦讀《德道經》，這裡面的差別是因為，《老子》五千言在書寫過程當中，是《德篇》在前而《道篇》在後的，它是讓人們首先培養心靈的道德品格和獲得道德能量，然後再來認識自然大道，認識天地的自然規律，這樣就能夠很輕松的把《易經》讀通、讀懂。你看現在人們一提到《易經》，大都認為是街頭擺攤算卦的，我們中國人都是這么認為《易經》的。但是為什麼在西方，人們一看到《易經》以後，認為《易經》是一部科學，西方很快的就與他的數學理論和科學理論相結合，而產生了大量的發明創造。西方人能夠從簡單的符號中悟到科學道理，而我們卻不能認識，這其中的原因在哪裡呢？
實際上，我們中國人在進行了八股文的教育以後，缺乏了直覺和靈感，無法從祖先們最簡單、最原始、最接近自然真理的符號當中，去解讀深刻的科學道理。所以我們現在如果真正把我們整個民族、孩子們的直覺和靈感都能夠培養好，應該用早期最原始、最真實，也就是《老子》五千言原本本意的《德道經》來進行誦讀。目前有一段歷史我們學術界考證的不太多，也就是對黃帝那個時代的思想教育、社會教育、文化教育這些方面史料不多，只是零星的記載。這是因為在漢代進行了一次大清理，儒家為了真正的實現獨尊儒術，罷黜百家，對黃老學說進行了一次摧殘，所以使我們對那一段歷史區間，對黃帝的教育理論技術方法的了解，可以說已經寥寥無幾了。但是自從馬王堆挖掘出了《老子》帛書版本和《易經》版本以後，我們就可以發現，在那一個歷史區間裡面的教育，是非常重視"經"的教育的。
比如說《易經》，他主要是開啟每一個孩子的科學頭腦，用最簡單的方式，運用自己的直覺和靈感，發現天地宇宙間最基本的運算規律，來進行推演，認識自然，認識世界。而《德道經》，它本來的格局是以德進道，只有具備了德的品格，同時又具備了德的能量，這樣才能夠認識自然的規律。同時掌握《易經》進行推演，進行運算，這個方面的知識基本上構成了我們道德根文化的一個系統。我們在研究歷史過程當中，運用兩部著作，一部《黃帝四經》，一部《老子》五千言的帛書版本，基本上就可以把這個歷史概貌理順清楚，使我們知道道德根文化。我們國家民族為什麼在十六世紀以前，無論是綜合國力，還是科學發明創造，一直都是走在西方的前面，然而在十六世紀以後，我們丟棄了《黃帝四經》，丟棄了老子的《德道經》，只採用儒家的《四書》來進行國民教育以後，我們民族的創造力就明顯的萎縮了，就落後到了西方各國的後面。這裡面的原因就是：我們沒有注重培養國民和民族精神當中的直覺和靈感，而只是片面的注重通過後天的智識學習前人所積累下來的經驗，而缺乏發明創造的能力。因為發明創造都是要建立在對前人知識掌握的基礎上，然後通過自己的直覺和靈感，在這個基礎上產生發明創造。實際上我們的德慧智教育理念，也是根據歷史，根據歷史教育的脈絡一層層的把它解析開來進行分析，才產生我們現在這樣一個理念。

2. 中華上下五千年第二本的戰國,秦,漢初講了什麼歷史概貌

主要是中國從戰國走向統一。

3. 北京歷史發展的四個時期及特點

史學界通常是把北京歷史分成四個大時期，十五個階段：

1，第一個時期(50多萬年前——公元前222年)，是北京地區出現古代人類活動，到城市的起源和發展時期。在這個時期內，又可分成四個階段：
一、北京地區的古代人類活動階段，時間自50多萬年前至四千多年前，即通常所說的舊石器，新石器時代。從人類社會發展階段算是屬於原始社會時期。這一階段，北京地區活躍著著名的「北京人」、「新洞人」、「山頂洞人」、「東胡林人」等北京先民，並留下了一系列的文化遺存。
二、夏商時期北京地區的方國階段，時間自公元前2000年至公元前1000餘年。時屬青銅時代，人類社會也已進入奴隸社會時期。這時北京地區已出現臣屬於殷商的小國及其都邑——薊和燕。
三、西周、春秋時期的燕、薊古城階段，時間自公元前1000餘年至公元前475年。這一階段，北京地區出現了兩個西周的分封國——薊和燕。於是，北京成為西周王朝北方封國的統治中心，諸侯領地的中心。
四、戰國時期的燕都薊城階段，時間自公元前475年至公元前222年。這一階段，北京地區是戰國七雄之一燕國的統治中心。,
2，第二個時期(公元前221——公元937年)，是北京地區從封建統一國家的東北軍事重鎮，交通貿易樞紐到北部地區的多民族大城市時期。這個時期內，又可分成四個階段：
一、秦漢時期的燕地薊城階段，時間是從公元前221年至公元前220年。這一階段秦、漢(西漢、東漢)兩朝政府在北京地區設置郡(國)、州、縣等行政機構，北京成為中原封建王朝的北方軍事重鎮和交通貿易樞紐。
二、魏晉十六國北朝時期的幽州薊城階段，時間是從公元220年至公元581年。這一階段北京地區往往是北方封建割據勢力的盤踞中心，又常常是北方少數民族南下中原的軍事前哨基地。
三、隋及唐前期的幽州階段，時間是從公元581年至755年，這一階段隋唐兩代政府大力營建這一地區，使幽州成為統一中原王朝控制下的北部地區的多民族大城市。
四、唐後期及五代時期的幽州階段，時間是從公元755年至937年。這一階段隨著安史之亂的爆發，封建王朝喪失了對幽州的控制，使這里成為了藩鎮割據的中心。
3，第三個時期(公元938——公元1949年)，是北京在封建社會中後期和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中逐漸上升為全國政治、經濟、文化中心的時期。這個時期內，可分為七個階段：
一、遼代的南京(又稱燕京)，時間是從公元938至公元1122年。這一階段燕京是遼代的陪都，是契丹人與漢人融合、凝聚的中心。
二、北宋的燕山府，時間是從公元1123年至公元1125年，這一階段燕山府是北京政府的北方邊郡，但中維持了不到三年就又歸於金人之手。
三、金代的中都，時間是從公元1126年至公元1215年。這一階段中都是金朝的皇都，是中國北半部的政治、經濟、文化中心。
四、元代的大都，時間是從公元1215年至公元1368年，這一階段大都是元朝的首都，是全國政治、經濟中心，也是東西方經濟、文化交流中心。
五、明代的北平、北京，時間是從公元1318年至公元1644年，這一階段北京是明代的首都，全國政治、文化、經濟中心。
六、清代的京師，時間是從公元1644年至公元1911年。這一階段的京師是清朝的首都，也是中國從封建社會到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演變過程中的全國統治中心。
七、民國時期的北京、北平，時間是從公元1912年至1949年，這一階段北京先為民國首都，
1928年6月以後，設北平特別市，直隸南京「國民政府」。,
4，第四個時期(公元1949年至今)，北京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首都。
以上四個時期十五個階段基本囊括了北京從古至今的歷史概貌。這其中第四個時期由於以後開設的「當代北京」要講到，所以本課就不再涉及。前三個時期中，以第三個時期最為重要。原因很顯然，因為自遼以來北京逐漸成為全國的政治、經濟、文化中心，其地位，職能作用都遠非前兩個時期所能比。因此，也是重點部分。
北京歷史悠久，內容十分豐富，初始接觸，甚至給人以紛繁駁雜之感。但還是有規律可尋的。總結起來，北京歷史有如下幾個基本特點。
總體上講，北京的歷史特點，離不開整個中華民族的歷史發展和總體規律。但由於它特定的地理環境和歷史條件，使得它又有自己獨有的特點。
(一)、文化源遠流長，歷史非常連貫，地位不斷遞升。由此又造成了北京歷史文化的豐富，厚重和區域特點非常鮮明。如我前面介紹的，北京從50多萬年前的「北京猿人」開始，到距今20萬年～10萬年的「新洞人」，再到距今一萬八千年的「山頂洞人」。新石器時期，又有東胡林人，上宅遺址和雪山文化。這些不同階段文化的連綿不斷，反映了人類在北京地區發源、成長、演進的連續過程。進入階段社會，北京又由方國中心，到北京重鎮，最後逐漸上升為陪都，北半個中國的都城，一直到全國的政治中心，這種既久遠又連貫，而且持續遞升的歷史特點，在我國其他古都的歷史上是少有的。
(二)、北京是不同民族、不同文化大融合、大交匯之地，尤其是北方草原文化和中原農業文化的交接地帶。這造成北京文化的豐富多彩，又造成北京歷史發展的復雜性和曲折性。北京處在我國南北兩大文化區——北方草原文化和中原農業文化的交接地帶。各民族長期在這里交融、匯合，所以這里民族矛盾、民族斗爭表現的十分突出。由此，一方面造成這一地區戰爭特點多，而且大多是民族戰爭，另一方面在戰或和之日，也正是各族文化大交流、大融合之時。當然在南北文化的撞擊過程中，尤其是遼、金以後，由於北方少數族軍事力量強大，南進的政治目的明確，但其經濟方式相對落後，使得北京在政治、軍事地位上不斷上升，而經濟發展卻常常出現短期倒退，社會發展也呈現復雜性。
(三)、由於多民族文化的交匯和北方民族較之後期中原政權封閉性小，使北京文化有一個突出的優點：內容豐富、斑斕多彩、吸收力強、開放性大。但另一方面由於少數民族原來的文化層次較低，使北京文化又有一個突出的缺點：在中後期趨向膚淺。北京整個歷史文化的豐富、厚重，與中後期的粗放、膚淺；文化上的開放、寬容與政治上的專制主義特色，形成明顯的反差。這一特點與中原其地方古都(如西安、洛陽)也有很大區別。
(四)北京中後期政治、軍事地位的急劇上升，與它經濟發展的落後狀況極不相稱。北京在歷史上從來不是經濟最發達的城市。但它軍事、政治地位的不斷上升又造成極大的經濟需要。這使得它對全國的經濟依賴性極大。這種突出的矛盾，也使得北京無論在經濟生活、城市建設、交通水利、人口和社會結構等方面形成不同一般中原古都的特殊需要和布局。如：
北京與周圍城鎮關系非常密切，這些城鎮擔負著軍事防禦、經濟補給等不同任務，於是在北京周圍形成一個「首都圈」，與北京形成一個相輔相成，共存共長的整體。這一特點在中原其他古都周圍並不明顯。
城市空間特徵是城市發展研究的主要內容。通過對北京發展歷史的分析，可看到北京城市發展的優勢在於其獨特的空間區位優勢、且自然地理和人文地理空間位置上的過渡性及政治地位的重要性，是北京城市空間的主要特徵，而以發展的眼光看待北京作為多民族政治與文化交融的邊緣與門戶的區位特徵，將有助於北京向國際化城市的發展。作為國都的北京，其空間區位與其它都城相比，既不位於大河流域的平原地區，也不是位置適中或靠近經濟發達的地區，糧食的供給一致困擾著城市的發展。但北京依據其優越的地理位置，獨特的多方位的銜接性而成為首都的首選區位。同時，還應注意到，對北京空間格局的認識應從發展的觀點出發。分析北京與中原文化間的關系和作用，分析北京的邊緣和門戶的含義及其對北京城市的發展的意義。
首先，北京處於中原文化與北方少數民族文化的交匯點，亦或是北京地處漢族文化的邊緣而承擔北方少數民族文化南下的門戶作用。中原文化的博大精深河寬厚的包容性，是任何一個民族所不能抗拒；而游牧民族的粗狂和質朴。也為兼收並容的漢族文化所賞識。因此，多民族文化的融合性在北京得到完美的體現。這是其他任何一個城市所不具備的。
其次，民族矛盾始終是影響多民族國家的主要矛盾。中國的少數民族雖然眾多，自古就有北狄、南蠻、西戎、東夷之稱。
再者，中國北方和南方的矛盾不僅是政治矛盾中心與經濟中心分離的矛盾，最主要的是反映了北方文化與南方文化間的差異。
最後，北京的邊緣與門戶作用，在當代北京城市向國際化城市發展的進程中依然重要。中國東部地區在世界經濟與政治格局中處於世界核心區的邊緣，同時又處於中國的核心區，而北京作為首都，依據其城市發展的空間區位優勢，仍將處於城市發展的前沿。
從空間演變的角度來研究區域城市體系。個人認為，自秦漢開始，隨著社會生產力的發展和地獄開發強度的提高，頻海地區社會經濟逐漸發達，因此，區域城市體系的格局呈現由山前向頻海延伸的過程。區域的空間布局的發展，必然需要與之相適應的城市交通體系。城市交通體系的形成與城市區域體系的發展過程有著很重要的聯系。因此，2005年1月被正式批復《北京城市總體規劃（2004-2020）》提出建立郊區新城為核心的內容，以快速軌道交通為導向，實現軌道交通與土地利用空間布局協調發展，『『構建北京兩軸兩帶多中心」的城市空間結構。

再談談北京的建築的發展：北京建築的特點
歷史悠久 千年古都
北京先70人萬年前穴居在西南郊周口店龍骨山的山洞中。近年王府井南口東方廣場工地發掘出#萬余年前古人類遺跡，在門頭溝東胡林村清水河畔的台地上發掘出距今2萬年左右的墓葬，證明此時北京先人已從山洞穴居進入河谷和平原地帶生活。
北京迄今考古發掘出最早的建築遺址為距今6000餘年的平谷北埝頭村10座殘存房址，平面呈橢圓形，周邊有木柱穴，內有夯土痕跡和朽木灰，為半地穴房屋。
北京最早建城於西周初年燕國，距今已)3000餘年，位於房山琉璃河董家林村，現仍保存古城牆、殉葬墓、車馬坑等，今建為西周燕都遺址博物館，系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
自周、秦、漢、三國、晉、南北朝至隋、唐、五代，200多年中北京一直為北方軍事重鎮。公元）年，遼太宗將當時的幽州（今北京）定為陪都，稱南京，又稱燕京；)年金海陵王遷都燕京，改稱中都。位於右安門西玉林小區的金中都南城垣下水關遺址，今建為遼金城垣博物館（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元大都基本建成，今存北城垣和西城垣北端的土城已建為遺址公園。明清北京城建成後，紫禁城作為故宮博物院保存至今。
北京從遼代作為陪都建成燕京已有千年，從金代建成中都作為帝都已有很多年。建築遺產豐富技術進步顯著北京各個歷史時期都留下寶貴的文化遺存和文物建築，其數量之多、品位之高，在全國乃至世界均屬罕見。北京現有文物保護單位列入世界文化遺產目錄的有：長城、明清故宮、北京猿人遺址、天壇、頤和園和明清皇家陵寢。北京古代建築以木結構為主，保存至今最早的為大葆台西漢墓的地下墓室，地上建築最早為建於西晉的潭柘寺。構造多採用抬梁式，昆明湖西北大船塢跨 (。重要建築外檐採用斗拱，兼有結構和裝飾功能。北京古代磚石結構主要用於地下陵墓（如明十三陵）、塔（如遼天寧寺塔）、城牆、古崖居和有特殊要求的建築（如皇史宬、鍾樓、齋宮）等。

北京近代建築以磚木結構為主，磚（石）牆、柱和木屋架、木樓板、木樓梯承重，外牆用磨磚對縫、磚雕、磚拱等；如列入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的東交民民巷使館建築群、北京大學紅樓、清華學堂等。鋼筋混凝土技術於,"世紀初傳入北京，形成磚混結構和內框架、框架；其代表為未名湖燕園建築、清華大學早期建築和北京飯店中樓等。

2000年以來，北京當代建築迅猛發展。,學習蘇聯和東歐建築科學技術，走上了建築工業化道路，自力更生，完成國慶十周年十大建築和一大批工業、民用建築；一些領域已接近當時的國際水平；十年動亂擴大了差距，從1977年代中期開始，充分吸取國內外先進技術和理念，完成較大規模住房、教科文衛建築、旅遊飯店、辦公商業服務建築以及亞運會場館等建設；近年來，建築向高大精深和多功能、綜合性方向發展；
代住宅四合院是北京古代遺存庭院式住宅的代表，採用傳統木構架雙坡瓦屋面，典型
布局是在南北向主軸線上建坐北朝南的正房，前面建東西廂房和與正房相對的南房（倒座），以房屋後牆及院牆圍成封閉的宅院。較大的宅院沿主軸線布置成「一正兩廂」多進院；更大的宅院則有幾個多進院並列，並附有花園。現存的傳統四合院多為清代所建。
北京典型四合院住宅和胡同示意圖。

列為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的東四六條崇禮住宅，建於清光緒年間，四合院建築群有三條中軸線分成三路三進院落，北為花園。西城區郭沫若故居、東城區府學胡同等一批有保存價值的四合院，分別列為全國和北京市文物保護單位。近年在景山東街、什剎海沿岸等處，拆除舊房，建成一些新四合院，布局和外觀基本不變，但功能提高，材料設備更新。20世紀初，北京建成一批以!層磚木結構為主的西式住宅。例如位於東單東北的北極閣三條協和醫學院南院住宅區為地下層、地上為單元式住宅，屋頂設有通風窗；清華園內照瀾院等聯排平房住宅，每戶各有小院。
當然，在北京也能看到高樓聳立。這也是當代建築的一個顯著標志。

2008年的奧運會上鳥巢的這個建築可謂是讓國人驕傲，讓外國人贊美。這也代表著中國與時俱進的發展現狀。

4. 潮汕的歷史概貌

「潮汕」歷史上長達近2000年稱呼為「潮州」，歷史諸如稱呼為「潮州」（隋、唐、宋王朝)，「潮州路」（元朝）、「潮州府」（明、清王朝）等，在1904之後才出現這個「潮汕」稱呼。
1858年6月（第二次鴉片戰爭結束後），清政府先後與美國、英國、法國簽訂了《天津條約》，條約規定增開潮州府等十處通商口岸，選定潮州府澄海縣沙汕頭（後改名汕頭，並取代條約口岸部分「潮州」一詞）一帶，那時「汕頭」並不為人所熟知，其面積不足一平方公里。但汕頭北通海峽（台灣海峽），身靠南海，並擁潮汕三江出海口，其地理位置極為重要，自然條件十分優越，已取代當時衰落的樟林港地位，成為潮州府屬的中心港口。至咸豐九年十二月初九日（1860年1月1日）潮州府如期對美開市，在汕頭港把門島——媽嶼島上設立「潮海關」。不久恩格斯便提到「汕頭是遠東地區唯一一個具有商業性質的城市」，（潮州府澄海縣汕頭埠開埠前已有廣州等五口通商，因此汕頭埠是當時除此五口外唯一有點商業價值的港口），可見汕頭埠地位已可與廣州港相提並論。二十世紀初，汕頭埠逐漸成為潮州府屬的濱海重鎮，其工商繁華，已崛起成為連接穗、港、滬及海外的新興港口。1904年，今廣東省梅州市梅縣區鬆口鎮人張煜南等看準這里巨大的發展潛質，便傾力組建潮汕鐵路有限公司，興建從潮州府城至汕頭埠的鐵路。1906年，潮汕線鐵路築成，同時又配置「潮汕號」機車頭並通車。由此「潮汕」一詞開始傳播 。
1907年5月22日，丁未饒平黃岡起義爆發，這是孫中山先生親自領導的推翻清封建王朝的武裝起義，乃日後諸多民主武裝革命的先聲，這次武裝起義先於1911年的辛亥武昌起義四年，在舊民主主義的革命中創下了「六個第一」，孫中山在《建國方略》中高度評價說，「此次死難的同志都屬同盟會幹部，若無此次諸烈士轟轟烈烈足喪滿虜之膽之善因，怎有辛亥武昌之義師一舉而鄂督瑞澄入軍艦之美果。」但《南洋總匯報》卻大肆指責孫中山勾結「潮汕會黨」，策動黃岡起義。「潮汕」之名由此見諸報端，從此廣為人知。
民國成立後，廣東都督府下設潮梅鎮守使，其中心駐汕頭，汕頭粵東中心城市概貌初現雛形。
1921年汕頭建市，設立省直屬市政廳，汕頭成為粵東繼潮州府城後的又一耀點。並於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躍升為全國第三大港口城市、全國十大商業城市之一，這一地位在民國黃金十年（1928-1938）得到進一步鞏固，「潮」、「汕」共榮格局自此形成，人們便開始習慣於潮汕平原、潮汕人、潮汕話等稱號。不過，受二戰至中國改革開放前的國際形勢的影響，海內外潮人聯系曾一度受阻，彼此之間的信息缺乏交流，故海外潮人迄今仍多稱自稱潮州人，籍貫也常作「潮州」。 潮州府（既今潮汕地區）為閩越地，自秦漢為了削弱閩越，將閩越拆分，潮汕劃給南越， 唐代 綜論有關歷代政治制度﹑經濟措施﹑州郡建置以及邊防政令等﹐略於遠古﹐詳於當世的全書《通典》，記載，「潮州，潮陽郡，閩越地。」唐代地理總志《十道志》也記載，「潮州，潮陽郡，閩越地。北宋地理全書 《輿地廣記》則記載潮 州為閩地，該書還記載海梅州一帶亦閩越地 ，廣泛引用了歷代史書、地誌、文集、碑刻、詩賦以至仙佛雜記，保留了大量珍貴的資料的地理全書《太平寰宇記》等書也都記載 潮州為閩越地。 明代官方典籍《永樂大典·風俗形勝》：「潮州府隸於廣，實閩越地，其語言嗜欲，與福建之下四府頗類， 廣、惠、梅、循操土音以與語，則大半不能譯，惟惠之梅州與潮為近，語音不殊，至潮、梅之間，其聲習俗又與梅陽人等 。「
潮汕各邑設置時間
潮汕為閩越地，自秦漢為了削弱閩越，將閩越拆分，潮汕一帶劃給南越，
秦始皇三十三年--西元前214年，秦王朝置揭陽戍，隸南海郡；
前111年，漢王朝置揭陽縣，隸南海郡；
331年，取消揭陽，始置海陽、潮陽，隸東官郡；
413年，晉王朝始置義安郡；
523年，饒平縣、南澳縣一帶劃回福建。
開皇十年，590年，隋王朝罷州設縣，次年，於義安縣設立潮州，以潮水往復為名，潮州名始此；
隋朝開皇十二年(西元592年)，劃回福建。
隋朝大業三年，西元607年，罷潮州為義安郡，隸揚州，再次劃回福建；
621年，唐王朝復潮州；
唐貞觀三年，西元629年再次劃回福建，隸屬江南道福建觀察使。
唐貞觀十年，西元636年，改隸屬嶺南道。
景雲二年，西元711年，再次劃回福建，潮州先後隸屬江南道福州都督府，
閩州都督府和福建經略使。 742年，改潮州為潮陽郡；
開元十年，西元751年，從江南道改為嶺南道管轄。758年，復名潮州；
1121年，宋王朝新置揭陽縣；
1279年，元王朝設潮州路；
1369年，明王朝設潮州府；
1477年，始置饒平縣；
1524年，始置惠來縣；
1526年，始置大埔縣；
1563年，始置澄海縣、普安縣；
1575年，南澳島開始分屬福建，廣東，設南澳副總兵，即「協守漳潮等處駐南澳副總兵」，分廣東、福建兩軍營。 清康熙二十四年（西元1685年）升設南澳總兵，管轄閩南、台灣、粵東海域軍事，直到1915年，南澳全島才劃給廣東。
1576年，始置南澳（鎮）；
1582年，改普安縣為普寧縣；
1738年，清王朝始置豐順縣；
1858年，辟潮州為通商口岸，同治紀元改以汕頭為商埠，隸澄海縣；
1912年，改南澳廳為南澳縣；
1914年，設潮循道尹（駐汕頭）統領廣東省東部，海陽改名潮安；
1921年，設汕頭市政廳，與澄海分治。
……
1949年大埔縣析出；
1965年豐順縣改屬梅縣地區；
成為行政區名詞
1949年10月新中國成立後原汕頭市政廳重新建制，設立潮汕專區 。
1953年1月與惠陽、興梅專區合並為粵東行署，中心設於汕頭；1956年2月原惠陽地區析出，設立汕頭專區；1965年興梅析出設興梅專區，汕頭及下轄縣改為汕頭地區。而後又幾經變動。但汕頭市均為地方或專區黨政機關所在地 。
1981年11月，汕頭市劃部分土地創辦汕頭經濟特區。
1983年7月，實行地市合並，建立市領導縣體制，汕頭下轄澄海、南澳、潮陽、揭西、普寧、揭陽、饒平、惠來八縣和潮州市（縣級）。定於1991年11月1日起正式實施。
1983年12月22日，國務院批准撤銷潮安縣，將潮安縣的行政區域並入潮州市。
1989年1月1日，潮州市被列為省轄市，享受市（地）一級經濟管理許可權。
1991年12月7日，國務院決定：潮州市升格為地級市，原潮州市（縣級）分置為湘橋區和潮安縣，汕頭市饒平縣劃歸潮州市管轄。1991年12月7日經國務院批准，從原揭陽縣析出部分區域建揭東縣，後將縣城榕城鎮及周邊城鎮合並為榕城區建立地級揭陽市。1993年4月，國務院批准普寧、潮陽撤縣設市（縣級）；
1994年4月，國家批准澄海撤縣設市（縣級）。
2003年1月29日，經國務院批准汕頭市調整行政區劃，撤銷汕頭市昇平區、金園區，設立汕頭市金平區；撤銷汕頭市河浦區、達濠區，設立汕頭市濠江區；撤銷縣級潮陽市，分別設立汕頭市潮陽區、潮南區；撤銷縣級澄海市，設立汕頭市澄海區。
2011年5月1日，汕頭經濟特區范圍擴大至全市，面積擴大近9倍 。
2012年12月24日，國務院批復揭東撤縣設區，設揭東區。
2013年6月28日，國務院批復潮安撤縣設區，設潮安區。
2013年3月，關於合並潮汕三市或升級為副省級「潮汕特區」的提案已提交全國兩會討論 。
2014年3月，國家發改委作了回函，表示將進一步深入調查研究其可行性 。

5. 漢朝以前的歷史可以讀史記，以後的歷史讀什麼

可以讀二十四史，是中國古代各朝撰寫的二十四部史書的總稱，由於《史記》的寫法被歷來的朝代納為正式的歷史寫作手法，故將和《史記》一樣用紀傳體寫作的史書稱「正史」。它上起傳說中的黃帝（約前2550年），止於明朝崇禎十七年（1644年），計3213卷，約4000萬字，用統一的有本紀、列傳的紀傳體編寫。

1921年，中華民國大總統徐世昌下令將《新元史》列入正史，與「二十四史」合稱為「二十五史」，而多數地方不將《新元史》列入，而改將《清史稿》列為「二十五史」之一，如果將兩書都列入正史，則形成了「二十六史」。

「二十四史」是中國古代24部紀傳體史書的統稱，按照各史所記朝代的先後排列，分別為：《史記》《漢書》《後漢書》《三國志》《晉書》《宋書》《南齊書》《梁書》《陳書》《魏書》《北齊書》《周書》《隋書》《南史》《北史》《舊唐書》《新唐書》《舊五代史》《新五代史》《宋史》《遼史》《金史》《元史》《明史》。「二十四史」共計3217卷（《漢書》《後漢書》《魏書》和兩《唐書》有復卷，實際為3300卷），約4700萬字（以中華書局點校本統計）。記述的范圍，自傳說中的黃帝開始，到明末崇禎皇帝止，涵蓋我國古代政治、經濟、軍事、思想、文化、天文、地理等各方面的內容。

以「二十四史」為代表的紀傳體史書，在中華文明史上佔有極其重要的地位。「二十四史」以本紀、列傳、表、志等形式，縱橫交錯，脈絡貫通，記載了各個朝代的歷史概貌；同時又以中國歷代王朝的興亡更替為框架，反映了中國錯綜復雜的歷史進程，使中國和中華民族成為世界上唯一擁有近四千年連貫、完整歷史記載的國家和民族。這是中華民族引以為榮並值得進一步發揚光大的寶貴歷史文化遺產。

點校本「二十四史」，是毛澤東主席指示，周恩來總理親自部署，由中華書局組織全國百餘位文史專家，全國學術界、出版界通力合作，歷時二十年完成的新中國最宏大的古籍整理出版工程，是代表新中國古籍整理出版事業最高成就的標志性成果。「二十四史」點校工作的探索和實踐，為傳統文獻的整理積累了豐富的經驗，確立了現代意義上的古籍整理的基本範式和標准，為古籍整理學科的建設打下了堅實的基礎。

已故國學大師張岱年先生在1997年談到中華版點校本「二十四史」的時候指出：

乾隆時代武英殿本「二十四史」在當時是標准本，但是武英殿本仍有不足之處，近代商務印書館搜求各時代的善本，編成「百衲本二十四史」，當時可謂「二十四史」的最佳版本。但是傳統的「二十四史」沒有標點，沒有斷句，讀起來仍有一定困難。五十年代，由國家領導建議，集中當時全國史家，對「二十四史」進行校訂，加上標點，是為標點本「二十四史」，實為「二十四史」的最佳版本。

三國時期社會上已有「三史」之稱。「三史」通常是指《史記》《漢書》和東漢劉珍等寫的《東觀漢記》。《後漢書》出現後，取代了《東觀漢記》，列為「三史」之一。「三史」加上《三國志》，稱為「前四史」。

歷史上還有「十史」之稱，它是記載三國、晉朝、南朝宋、南朝齊、南朝梁、南朝陳、北魏、北齊、北周、隋朝十個王朝的史書的合稱。後來又出現了「十三代史」。「十三代史」包括了《史記》《漢書》《後漢書》和「十史」。

到了宋代，在「十三史」的基礎上，加入《南史》《北史》《新唐書》《新五代史》，形成了「十七史」。

明代又增以《宋史》《遼史》《金史》《元史》，合稱「二十一史」。

清朝乾隆初年，刊行《明史》，加先前各史，總名「二十二史」。後來又增加了《舊唐書》，成為「二十三史」。後來從《永樂大典》中輯錄出來的《舊五代史》也被列入正史，經乾隆皇帝欽定，合稱「欽定二十四史」。乾隆四年至四十九年武英殿刻印的《欽定二十四史》，是中國古代正史最完整的一次大規模匯刻。

1920年，柯劭忞撰《新元史》脫稿，民國十年（1921年）大總統徐世昌以《新元史》為「正史」，與「二十四史」合稱「二十五史」。但也有人不將新元史列入，而改將《清史稿》列為二十五史之一。或者，如果將兩書都列入正史，則形成了「二十六史」。

6. 有了圓明園歷史概貌的認識，結合國慶60周年寫寫自己的感受

我覺得這個還是自己寫影響深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