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日歷史認識問題指的是什麼

Ⅰ 如何正確認識中日關系中歷史問題

歷史是不可能忘記的 忘記歷史就是背叛 日本侵華無可厚非 誰讓人家當時國強 你中國國強時候不同樣欺負人家小日本 但有一點是可以肯定的 日本早晚還得臣服於大中華

Ⅱ 中日共同歷史研究報告的歷史認識問題是中日關系的沉痾

中國與日本一衣帶水，文化交往與友好交流有著深厚的歷史淵源。然而，近代以來，兩國關系卻因為日本軍國主義分子發動的侵略戰爭走上了一條布滿荊棘的道路。盡管戰爭已結束60多年，但由於日本社會始終存在否認侵略戰爭責任的傾向，並發生了日本政要參拜靖國神社以及修改歷史教科書等事件，將中日關系推向冰凍的邊緣。
對歷史問題的認知是困擾中日兩國關系的主要症結之一。2009年8月26日發布的第五次中日聯合輿論調查（由中國日報社和日本言論NPO共同實施）顯示，中國公眾對日本「印象不好」的原因有三：一是「日本領導人曾有傷害中國人民感情的言論和行為」，二是「歷史問題還沒有得到解決」，三是「中日曾發生過戰爭」。
「歷史認識問題是影響戰後中日兩國關系的主要問題之一，戰後日本始終存在著逃避侵略戰爭責任和否認侵略戰爭歷史事實的言論與行動，這種不負責任的言行是造成中日兩國間歷史問題遲遲不能解決以致不健康環境產生的根本原因」， 中日共同歷史研究委員會中方首席委員、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所長步平說。「中日歷史問題已經受到雙方國民的關注，應當正視這段共同的歷史，這也是進行中日共同歷史研究的初衷。」
「歷史認識問題在中日兩國關系中的分量之重以至於有礙於兩國現實關系發展的現象，可算是國際關系中不多見的特例。究其原因，是由於日本社會的一些人企圖以一種迴避、掩蓋甚至歪曲歷史的方式來翻過歷史，但其結果適得其反，反而激起了中國社會對中日歷史問題的高度關注。因此，實事求是地面對歷史才是翻過歷史這一頁的不二途徑，才是中日兩國和平友好的長久之道。」 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副所長王建朗說。
事實上，中日兩國在20世紀90年代就曾嘗試通過共同研究解決兩國間的歷史問題。1995年，根據當時村山富市首相的提議，日本政府開始實施為期十年、以亞洲鄰國為主要對象的「和平交流計劃」。作為該計劃的一環，日本政府在東京的日中友好會館內設立了「日中歷史研究中心」，而在中國社會科學院中設立了「中日歷史研究中心」，組織中國學者在那一框架下進行歷史研究。中國史學會會長、時任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所長的張海鵬告訴記者，中國社會科學院接受我國外交部的委託，從1998年至2004年間「協助」日方進行歷史研究，研究主要以課題的形式進行，中日雙方研究課題各自結集出版。在這次研究中，中方雖是以「協助」姿態出現的，卻為此後的「共同」研究打下了基礎。

Ⅲ 當下的中日關系怎樣

中日關系的現狀及發展前景：
從經濟角度來講,中國是日本的第一大貿易夥伴, 日本是中國的第三大貿易夥伴，雙方經貿往來頻繁，互補性強。並且日本需要中國廣闊的市場、原料和勞動力，而中國需要日本的先進技術、市場和資金。雙方在節能環保、綠游、能源、金融等領域合作緊密，加之日本要重振長期疲軟的經濟,它沒有理由失去中國。從政治方面來講，日本與韓國的竹島問題,朝核問題,與俄的北方四島問題,聯合國的入常問題等等,都要中國支持或不想與中國另生爭端。日本在「入常」、綁架問題、8國峰會等問題上也需要中國的幫助。然而自安倍晉三和福田康夫首就任日本國內閣總理大臣以來，中日關系出現很大改善。經過破冰-融冰-迎春-暖春，雙方關系異常轉暖。此外,日本也會看美國眼色行事,現在看中美關系應該最差也是維持現在這樣,中美關系正常,日本也不會太出格. 我想最重要的是中國本身的強大,大地震表現出前所未有的凝聚力,奧運的成功舉辦,這都讓世界更好地認識了中國,這也讓中國影響力又增加了一個重重的砝碼。民間的現狀則是：近日《讀賣新聞》的調查結果顯示40%以上的中國人認為日本是可以信賴的國家，60%以上的人認為日本在戰後走和平發展道路，但70%以上的人在歷史對日本還存在怨恨。而日本只有20%左右的人認為中國可以信賴的國家，而40%以上的人持相反意見。可以說中國民眾對日情感有所改善，但在一年前日本對中國的信任度還在70%以上。
最近日本更換了新首相，麻生從他以前的言行來看有很深的鷹派背景，但他今後還會延續福田外交的部分理念。麻生雖然曾公開表示支持首相參拜靖國神社、並主張日本應該擁有核武器等被人們稱為「大嘴麻生」。但他在一次演講中說：「如果我當選將繼續改善對華關系，發展中日友好是一種手段，符合日本的國家利益，我將繼續推動日中戰略互惠關系的發展。」當他在當選總裁後再次闡述對華關系時表示：「日中友好是發展兩國戰略互惠關系的一種手段，有利於雙方的國家利益。」在競選演講中他也曾說：「以前發表的言論只代表我的個人意見，今後將及時閉嘴。」26日他在「聯合國大會一般性辯論」發言時表示：「日本今後將繼續加強與中國的互惠與互益發展日中友好。」就在今天他在國會參議院接受議員質詢時表示：「將慎重對待歷史問題，繼承村山談話和小泉首相對戰爭受害者道歉的談話的精神，推動與中國的戰略互惠關系。」總之，今後麻生太郎身為日本國內閣總理大臣，他的一言一行代表著日本的國家整體，他必然會慎重行事。安倍晉在未當首相前應該說比小泉還「右」，但上任後第一件事竟然是訪問中國，任內也沒有參拜過靖國神社，但他在上任前與卸任後都去了。不管他個人對華感情如何，但今後他必然會從國家總體利益出發，畢竟國家利益高於一切。當然他今後不會向福田首相在任時如此「親華」，但大方向不會有重大調整，只是在一些涉及到國家利益的問題上強硬一些，今後在雙方的談判桌上增加了一些難度。國家關系是由國家利益和國家力量決定的，無論是誰上台都會以國家利益為重，加強中日關系。當然我們希望麻生能夠像福田首相一樣推動中日關系向前發展，在此我也對福田康夫首相任職日本國內閣總理大臣1年間對中日關系有好向前發展做出的積極貢獻表示高度贊賞。雙方和則兩利，敵則兩害，對立甚至戰爭不利於任何一方，只要是頭腦清醒的人都應該認識到這個淺而易見的道理。日本現在內政方面危機重重，誰也不想在外交上再找麻煩。中國現今是日本的第一大貿易夥伴，加強與中國的友好關系符合日本的國家利益，如果首相有何「過激舉動」那勢必會損害日本的國家利益特別是經濟利益，一些大財閥的在華利益也會受到損害，那些老闆們想必不會讓這些政治家好過吧！中日關系向友好方向發展，這是大勢所趨的歷史必然，並不是某個人所能決定的。中日戰略互惠關系必將不斷向前發展並上升更高層次！
發展前景：從三個方面把握中日關系的未來，然而，要改善處在低谷時期的中日關系，使之健康發展，必須從如下三個方面予以把握：
首先，日本要認真解決歷史認識問題和擯棄冷戰思維。中日雙方要認真落實胡錦濤主席的五點主張精神，認真解決歷史認識問題。阻礙中日關系發展的重要原因是歷史認識問題。近10年來，日本不斷有否認和美化戰爭的行為，但日本朝野、媒體卻不顧事實，不顧被害國家的感情，將中國民眾的不滿情緒，歸結為中國進行所謂「反日」教育的結果，這種誤導和煽動日本民眾的冷戰思維是當前中日政治關系嚴重倒退的主要原因之一。日本應本著負責任的精神，盡早解決歷史問題和擯棄冷戰思維，遇到問題應保持理性、冷靜的態度，通過對話的方式解決，而不是任意惡化。
其次，重視柔性的文化外交和民間交流，促進相互理解。今天推動中日友好的力量發生了結構性的變動，老一代從事中日友好的政治勢力和民間人士逐漸退出歷史舞台，而中日大學生卻彼此缺乏了解，對雙方歷史的了解程度有相當明顯的差距。最近由筆者組織實施的一項調查顯示，中國學生對日本歷史理解的人數比例為55%，而日本學生僅為28%。尤為遺憾的是，維系兩國關系的重要紐帶——中華文化在日本民眾中正被逐漸淡忘。所以，加強文化外交和民間交流，以文化為使者，以第二軌道的民間外交為紐帶，通過心與心的溝通和理解，彌合互不信賴的鴻溝，增進互相理解勢在必行，而這也是構建未來中日關系的方策之一。
最後，客觀地認識和理解對方，培養具有未來思考型的中日青年。客觀地認識和理解對方，走出中日關系的歧路，媒體負有重要的責任。它不僅是中日理解和交流的窗口、橋梁和陣地，也是中日民間交流的文化載體。所以，媒體應以寬闊的胸懷，多方位、多視角，客觀公正地報導對方。同樣重要的是，中日雙方還必須要注重培養大量具有未來思考型、開拓性的青年，因為青年睿智則國家關系睿智，才能以史為鑒、攜手面向未來，共同走出中日關系的陰影，開創明朗、健康的兩國關系新局面。中日關系的發展，一定程度上影響中國的經濟發展，以及中國正在實施的科教興國戰略。更為重要的是，中國在抓住發展的戰略機遇期，建設小康社會的進程中，需要一個和平穩定的周邊環境，同處東亞且緊鄰的兩個大國保持穩定的雙邊關系至關重要。為了維護長期以來歷經艱難形成的中日關系大局，我們應本著「以史為鑒、面向未來」的方針，以國家和民族的根本利益為重，為構築健康、穩定的中日關系而共同努力。日本是中國的近鄰，彼此間有著充分的利益交融，在全球化的時代背景下，這一趨勢將進一步發展。友好相處，合作雙贏，是符合中日兩國根本利益的唯一正確選擇。在當前復雜多變的國際形勢下，繼續本著「以史為鑒、面向未來」的精神，實現中日關系的健康穩定發展，對中日兩國都具有重要意義。雖然日本軍國主義發動的侵略戰爭，給中國人民帶來深重災難，但中國政府始終把維護和發展中日睦鄰友好關系作為長期國策，置於對外關系的重要地位，並一向認為，中日友好關系的發展不僅有利於兩國人民，而且有利於亞洲和世界的和平與穩定。在此希望中日關系可以得到改善，希望我們中國和日本可以從此共同進步，共同發展，中日的明天會是美好。
作為中國民眾我們應以發展的眼光看待中日關系。況且也毛澤東說過：「要把軍國主義分子與日本人民區分對待，日本人民對我們還是很友好的」。以雙方關系長遠發展的大局為重我們應該牢記歷史，但更應該忘記怨恨。我們應該以史為鑒，但更應該面向未來。我們要以正確和發展的眼光看待日本，忘記怨恨，相互寬容。福田康夫首相也說過：「我們要一同前進，一同探索，一同開辟我們共同的未來。」不要受一些媒體片面報道的影響，盲目愛國，更不要盲目反日，不要總以「歷史的眼光」看待今天的日本。上一代人所犯下的錯誤，為什麼要讓他們的後代來承擔呢？歷史應該成為我們前進的動力，不應該成為我們前進的阻礙。要提醒中國民眾的是我們應該學會如何愛國、怎樣才是愛國的最佳途徑，並不是憑著一腔熱血，萬不可感情用事。 但日本國民確實對真實的歷史了解不夠，特別是年輕一代，這與政府的教育有很大關系。而且一些右翼分子對一些確鑿的歷史，加以詆毀，確實令每一個中國人感到憤怒。但我們要深知日本人民是無辜的，他們同樣是受害者。中國民眾普遍存在的心理是要讓日本將道歉掛在嘴邊上，但日本民眾大多了解那段歷史的人，都不願提起，他們認為很悲慘，不想接以前的傷疤。有這樣一句話，英國前首相帕莫斯頓爵士曾說：「沒有永遠的朋友，也沒有永遠的敵人，只有永遠的利益。」 中日友好關系是長遠的，不能因為一時的波動而否定兩國長遠的友好系。中日也應是友好的、穩定的鄰居關系。發展中日友好關系是兩國政府和人民的共同事業，任何一方的政府都不應忽視它，更不能破壞它，任何忽視、破壞中日友好的行為歸根到底是違背了中日人民的長遠利益。
中美關系的現狀及發展前景：
中美兩國，一個是世界上最大的發展中國家，擁有豐富的勞動力資源，明顯的成本優勢，廣闊的市場和無可限量的發展潛力；另一個是擁有世界上最強大經濟，科技實力的世界上最大的發達國家。中美兩國的關系，直接影響到世界經濟的發展。
在雙方共同努力下，中美關系取得良好開局。當前，國際形勢正處在復雜而深刻的變化之中，國際金融危機繼續蔓延和深化，各種全球性挑戰明顯增多。中美無論是在應對國際金融危機沖擊、推動恢復世界經濟增長方面，還是在處理國際和地區熱點問題、維護世界和平與安全方面，都擁有更加廣泛的共同利益。當前中美關系正站在新的起點上，面臨重要發展機遇。兩國應該而且能夠攜手努力，共同建設21世紀積極合作全面的中美關系。
新時期中美關系應該具有以下特點。第一，應該是積極的關系。雖然兩國社會制度、歷史背景、文化傳統、發展階段不同，但雙方都應該以積極的眼光看待對方，用積極的行動推進各領域對話和合作。第二，應該是合作的關系。雙方應該攜手應對21世紀人類社會面臨的各種復雜棘手的挑戰和問題，實現互利合作、共同發展。第三，應該是全面的關系。雙方不僅應該深化經濟、反恐、防擴散、執法、能源、氣候變化、科技、教育、文化、衛生等領域交流合作，推動兩軍交往，還要加強在國際和地區事務以及全球性問題上的溝通和協調，不斷充實兩國關系戰略內涵。
一個良好的中美關系不僅符合兩國和兩國人民根本利益，而且有利於促進亞太地區乃至世界的和平、穩定、繁榮。中方願同美方一道，堅持從戰略高度和長遠角度出發，加強對話和交流，增進互信和合作，相互尊重和照顧彼此核心利益，妥善處理分歧和敏感問題。中美雙方決定建立中美戰略與經濟對話機制，是推動新時期中美關系發展的重大舉措。相信在雙方國家元首特別代表的共同努力下，中美戰略與經濟對話一定會取得積極成果。
中美關系新定位立足新起點，面向未來，它要求雙方始終從戰略高度和長遠角度、以與時俱進的思維方式審視和處理兩國關系，尊重和照顧彼此核心利益，抓住機遇，共迎挑戰。正如美國重要智庫戰略與國際問題研究中心中國問題委員會最近發表的一份報告所言，「要解決21世紀的許多重大挑戰，美中夥伴關系不可或缺」，「美中關系向前發展的前提必須是一種致力於為全球福祉而努力的共同承諾」。
同舟共濟、合作共贏是中美關系新航程的顯著特色。中美都強調了兩國同舟共濟的重要性，美國國務卿希拉里•柯林頓前不久還引用中國古語「毋臨渴而掘井」來形容中美攜手合作的緊迫性。兩國決定建立中美戰略與經濟對話機制，這是推動新時期中美關系發展的重大舉措，雙方將繼續加強就戰略性、全局性、長期性問題的討論，不斷增進互信與合作。
在當前國際金融危機擴散和蔓延的形勢下，中美最大的共同利益就是相互支持、共渡難關，這也是當前中美合作的重點。展望明天，即使世界經濟的列車駛入較為平坦的地區，它也需要中美兩國的引擎聯手拉動持續前進。
人類社會面臨的諸多挑戰為中美加強合作開辟了廣闊的視野。雙方不僅應深化經濟、反恐、防擴散、執法、能源、氣候變化、科技、教育、文化、衛生等領域交流合作，推動兩軍交往，還要加強在國際和地區事務以及全球性問題上的溝通和協調，不斷充實兩國關系戰略內涵。
新的航程展現新的前景。只要中美兩國堅持相互尊重、求同存異、合作共贏的原則，尊重和照顧彼此核心利益，妥善處理分歧和敏感問題，中美關系就能長期健康穩定發展，就能為世界的和平、穩定與繁榮不斷作出貢獻。

Ⅳ 當前影響中日關系發展的主要原因是什麼

當前影響中日關系發展的主要原因有歷史問題、台灣問題、領土爭端問題、「中國威脅論」問題等內部因素，還有美國因素這樣的外部因素。
一、內部因素
1、歷史問題
對歷史問題的認識一直是中日間最敏感的話題。中日建交以來，這一問題始終困擾著中日關系的健康發展，成為中日關系難以開拓新局面的主要症結。中日關系中的歷史問題主要表現在日本對侵略歷史的認識與態度上。二戰以後，日本從未像德國那樣對自己的戰爭罪行進行深刻反思，反而極力否認和美化侵華戰爭，尤其是20世紀80年初日本政府制定了「政治總決算路線」後，歷史問題更加突出。20世紀80年代以來，日本政府對戰爭責任政策進行了調整、轉換和再調整，總的趨勢是推卸戰爭責任，拒絕反省和認罪；日本右翼團體和保守派結成右翼保守勢力，推動日本政府的戰爭責任政策向右調整；而日本大多數民眾由於受政府政策的影響以及右翼勢力的鼓動，對日本侵華戰爭也缺乏正確的認識和深刻的反省。於是日本社會不斷出現教科書事件、參拜靖國神社、突破《和平憲法》、拒絕對戰爭受害者賠償等為侵華戰爭歷史翻案的惡性事件。日本對歷史問題的錯誤認識極大地傷害了中國人民的感情和尊嚴，並且嚴重阻礙了中日關系的健康發展。
2、台灣問題
台灣問題是當今制約中日關系發展的主要因素之一。日本侵佔台灣50年，培育了日本人斬不斷的台灣情結。許多日本人依舊懷念著強佔台灣為殖民地的舊時代，對台灣的眷念之情難以釋懷，對被迫歸還台灣更是耿耿於懷。這些人明裡暗裡與台獨勢力勾結，妄圖把台灣從中國分離出去。在台灣問題上，中日兩國恢復邦交時，日本政府就承諾只與台灣保持民間層次的經貿關系。然而近年來，日本不斷突破與台灣的民間和經貿交往，發展與台灣的政治關系，並由低層次、隱蔽的接觸轉向較高層次、公開直接的接觸。此外，《日美防衛合作指針》及相關法，強化日美安保體制，擴大防衛合作區域，其中所謂的「周邊事態」范圍明顯包括中國台灣。這意味著一旦美國在台灣海峽捲入軍事沖突，日本很可能援引新指針及其相關法案，向美國提供援助，與美國一道阻礙中國的統一大業。日本介入台灣問題的主要目的是通過介入台灣問題對海峽兩岸關系的發展造成掣肘，延緩、阻礙中國的統一進程，制約中國的進一步強大。日本對於台灣問題的介入引起了中國人民的強烈不滿和中國政府的高度警惕，在可預見的將來，台灣問題有可能超越歷史問題而成為中日間產生摩擦的首要因素。
3、領土爭端問題
中日之間的領土爭端主要體現在兩個問題上，即釣魚島問題和東海問題。其中，釣魚島問題是中日兩國領土爭端的典型代表，它是涉及中日主權爭議的一個重要問題。釣魚島及其附屬島嶼自古以來就是中國固有領土，歷史上曾割與日本。二戰後，根據《開羅宣言》和《波茨坦公告》，日本應將通過侵略強占的釣魚島歸還中國，但因美國的介入而拖延至今。中日建交之時，中國政府提出了「擱置爭議，待日後解決」的方針，為日方所接受。但日本未信守承諾，屢屢挑起事端，致使爭議非但未被擱置反而愈演愈烈，共同開發更無從談起。針對日本在釣魚島問題上的挑釁行為，中國人民表示了強烈地反對，中國政府通過各種途徑表達了自己的嚴正立場，釣魚島問題至今得不到解決，隨著時間的發展，解決這一問題的難度將逐漸增加，這一問題仍將制約中日關系的發展。
4、「中國威脅論」問題
「中國威脅論」問題是制約中日兩國關系發展的深層次因素。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經濟迅猛發展，綜合國力不斷提升。反觀日本，由於受到泡沫經濟的沖擊，經濟的發展陷入困境。這使得中日關系逐漸由「日本強中國弱，以弱肉強食為基調的弱強型」關系向雙方都趨於強大的「強強型」關系發展。本來中日關系史上首次出現的這種「強強型」關系可以使雙方在更加平等的條件下相處，但由於兩國的社會制度和意識形態不同以及歷史上的恩恩怨怨，中國的迅速崛起和日本的政治大國化趨勢,導致兩國間的戰略猜疑和競爭意識增強。面對中國的快速崛起和中日關系新格局，日本逐步調整對華戰略，在繼續與中國進行多方合作的同時，開始視中國為競爭和戰略對手，在多個方面對中國進行牽制與防範。近年來日本對華政策日趨強硬和消極面逐步凸現就是日本外交戰略調整的體現，這不能不使中日關系的發展蒙上一層陰影。
二、外部因素——美國因素
眾所周知，在各種復雜的國際關系因素中，美日關系對中日關系影響最大。在一定意義上說，日本在美日關系中的定位決定著它同中國的態度與行為。冷戰結束後，美國為保持其唯一超級大國地位積極調整其全球及亞太戰略，不斷加強日美的同盟關系。尤其是近期美國重返亞洲戰略的實施必將使日美同盟關系進一步強化。美國的目的之一是遏制中國的進一步發展，其次是把日本作為一個棋子，牢牢地束縛在美國的全球戰略的棋局中，使之難以獨立發揮作用成為真正的政治大國。
而對於日本來說，恃強凌弱，攀附強者是日本的傳統。戰後日本選擇強大的美國作為自己的靠山和盟友，積極的追隨美國的政策以換取它的支持，努力在東亞擴張自己的勢力，企圖主導東亞。然而隨著中國的崛起，日本在東亞的地位面臨中國的挑戰，聯合美國防範和圍堵中國成為日本領導集團的重要戰略考慮。展望未來，美國因素作為制約中日關系的主要外部因素將長期存在。

Ⅳ 如何認識當代中日關系中的歷史問題

正確看待戰爭歷史，是推進中日友好的基礎，如果時而出現挑釁行為，則會直接影響中日關系。據日本媒體報道，日本海上自衛隊宣布將派遣包括日本最大噸位戰艦、准航母「加賀」號在內的3艘戰艦前往南海和印度洋。「加賀」號曾經是日本侵華時，轟炸上海、南京的主力航母，對中國犯下過滔天罪行，二戰期間被美軍擊沉。

時隔多年，日方應該認真汲取歷史教訓，希望「加賀」號的重現不是日本軍國主義企圖死灰復燃的又一次掙扎。

日本前首相鳩山由紀夫前些日子在北京說了一句話，「右手握手，左手拳頭緊攥，這樣是不會產生真友情的」。確實，中日兩國只有真誠友好、以德為鄰，才能實現世代友好。「

德不孤，必有鄰。」往事並不如煙，是不是真誠地對待鄰居，直接體現為能不能正確地認識歷史。日本社會從來不缺乏進步和正義的聲音，然而，如果政治家不能拿出正視歷史的正確姿態，右翼分子製造出來的雜音就會甚囂塵上。

中日和平友好條約的締結在兩國關系史上留下了濃重一筆，也為推動世界和平帶來深遠影響。進一步鞏固中日關系改善勢頭，不能忘記「正義必勝！和平必勝！人民必勝！」這個歷史所啟示的偉大真理。

今天紀念這場偉大的勝利，不是為了延續仇恨，而是為了緬懷先烈、居安思危、繼往開來，讓和平的陽光普照大地，在民族復興的路上不斷奪取新的勝利。

(5)中日歷史認識問題指的是什麼擴展閱讀：

歪曲歷史將誤導未來。在這里，「千里之堤毀於蟻穴」的古訓和事物從量變到質變的辯證規律暫且不論，如果歪曲、美化日本侵略歷史的教科書和社會觀念給日本未來年輕一代造成歷史記憶的錯位，必然會加深中日國民感情的思想鴻溝，影響兩國相互信賴的建立。

戰前日本的教育給日本帶來的是什麼不應忘卻，況且，中日之間的歷史問題與台灣問題密不可分，在中國陸續發生的日軍遺留化武傷人事件等歷史遺留問題所引發的現實問題並未解決。如果中國人民的感情繼續受到傷害，將嚴重削弱中國發展中日關系的民眾基礎。

從這個意義上講，中日之間的歷史問題，不僅是兩國關系的現實問題，也是關乎未來的極其重要的大問題。

日本有人認為，中國若總是對日本談歷史問題，日中關系就搞不好。這是一種誤解。中國有句俗話：「苦口良葯利於病，忠言逆耳利於行」。真正為本國利益和名譽著想的日本人，沒有必要為右翼言行受到中方的批評而「鳴不平」。

因為中日世代友好是我們共同的事業。「度盡劫波兄弟在，相逢一笑泯恩仇」——魯迅的這句名言體現了中國人的寬廣胸懷。1987年鄧小平會見日本來賓時指出：「有些不愉快的事情，需要妥善處理。

我們是亞洲國家，所以還是要對大戰反省，接受教訓。這是日本生存下去的宿命」。日方還向中方承諾，今後日本首相、外相和官房長官任內不再參拜靖國神社。同年11月，中曾根首相訪華，中方肯定了他對中日友好作出的貢獻。鄧小平還作為中央顧問委員會主任會見了他，坦率地回答了有關中國內政、外交等問題，而沒再強調歷史問題。

Ⅵ 中日矛盾的源頭在哪裡

中日關系 對中國的發展至關重要，中日之間存在著許多矛盾和問題，著重分析了 歷史認識 問題、對亞洲的主導權問題以及能源問題。中日關系錯綜復雜，歷史認識問題是中日兩國矛盾的源頭和焦點。由於中國本身的妥協軟弱導致歷史問題的產生，中國也應該承擔一定的責任。中國應該在歷史認識問題上為日本做出榜樣。安倍政權的上台可能是機遇也可能是挑戰，中國應做好充分准備，努力構建和諧世界。

Ⅶ 中日歷史問題的症結

中日間的歷史問題主要包括四個方面：（1）歷史認識問題；（2）歷史遺留問題（如日軍遺留在中國國土上的化學武器的處理問題）；（3）歷史牽連問題（如台灣問題）；（4）歷史根源問題（在中國方面，需要總結「落後就要挨打」的教訓；在日本方面則需要反省「國強就想擴張」的教訓）。但是，人們一般所說的「歷史問題」，主要是指歷史認識問題。

日本政府在歷史問題上的倒退

中日間的歷史摩擦在復交談判開始的那一刻就開始了。1972年9月25日，為復交談判訪華的日本首相田中角榮，在抵京當天出席周恩來總理舉行的歡迎宴會上講到那場戰爭時，只輕描淡寫地說了一句給中國「添了很大的麻煩」，為此受到周恩來的嚴肅批評。在整個復交談判中，中日雙方圍繞歷史問題等，多次展開激烈交鋒，以致毛澤東在同年9月27日會見田中角榮等日本客人和中方參加復交談判的代表時，問了這樣一句話：「你們吵架吵完了嗎？」

至今，30多年過去了，中日之間依然「吵個沒完」，而成為中日政治摩擦的中心問題依然是當年周總理與田中首相最初「爭吵」的那個問題──歷史問題。

1972年中日復交以來，日本政府在歷史問題上的表現雖然常有起伏，但總的趨勢應該說是有所進步的，特別是前首相村山富市在1995年8月15日發表談話說，日本在一段時間里實行了「錯誤的國策」，「由於日本的殖民統治和侵略，給亞洲各國人民造成了極大的損害與痛苦」。這一講話可以說是一次有誠意的表態，至今仍為歷任首相所承襲。

不過，自2001年4月小泉純一郎任首相以來，日本政府在歷史問題上明顯倒退，其表現之一是小泉首相固執地年年參拜靖國神社，與之相比，在20世紀八九十年代，中曾根康弘和橋本龍太郎也曾經作為首相參拜過靖國神社，但由於遭到中、韓等鄰國的反對，在第二年就停止了參拜。與前任首相對比，小泉卻採取了很不一樣的做法，他對鄰國的強烈反對置若罔聞，一意孤行，這反映了他堅持錯誤歷史觀和藐視周邊鄰國的頑固立場。

日本政府在歷史問題上明顯倒退的另一表現是給日本右翼炮製的嚴重歪曲歷史真相的所謂「新編歷史教科書」大開綠燈，「審定合格」。特別是在最近，對右翼通過修改、變本加厲地篡改歷史的教科書再次「審定合格」。其中，民間提交的某個版本的教科書中有關「獨島（日方稱其為「竹島」）問題在日韓之間存在爭議」的表述，竟被官方強制修改為「竹島是日本的固有領土」。

日本政府在歷史問題上的嚴重倒退，理所當然地遭到中國、韓國、朝鮮等鄰國政府和人民、乃至世界各國有正義感的人們的強烈反對。今年是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60周年，也是聯合國改革之年。同是二次大戰戰敗國、也是日本在當年的軸心同盟國德國、義大利，都以謙虛的態度迎接這個「歷史敏感之年」，惟有日本居然擺出傲慢的外交姿態，一方面以在歷史問題上的倒行逆施來「迎接」60周年，小泉首相還以莫須有的借口拒絕參加在莫斯科舉行的、紀念反法西斯戰爭勝利60周年的世界性活動；另一方面又理直氣壯、大言不慚地聲稱要進入聯合國常任理事國。他們似乎忘記了：聯合國的誕生是反法西斯戰爭勝利的產物；他們也似乎忘記了，小泉首相年年頂禮膜拜的甲級戰犯之所以受到歷史的審判，也是反法西斯戰爭勝利之果。

人們質疑日本爭當常任理事國的資格，並不是反對日本人民，而是針對當政的小泉內閣在歷史問題以及源於歷史問題的各種現實問題上的一系列倒行逆施。

總之，日本要真正走出「戰敗國」的陰影成為負責任的大國，唯一的途徑就是，放棄與鄰為敵的錯誤政策，誠實而謙虛地對待過去那段歷史，對維護亞洲地區乃至世界的和平與穩定表現出誠意和善意。

如何看待日本的歷史認識問題

顯然，中日兩國圍繞歷史問題發生摩擦的責任在日本方面，無論是修改歷史教科書，還是首相參拜靖國神社、內閣成員及右派政治家頻頻失言等，都是日本方面首先挑起的。日本有些人倒打一耙，說中國打「歷史牌」，老揪住日本的「歷史辮子」不放，把歷史問題的責任推到中國方面，這是沒有道理的。

我們對待歷史問題，也需要做到「知己知彼」，弄清楚日本在歷史認識問題方面的實際情況。應該承認，廣大日本人民並沒有故意否認、美化侵略戰爭歷史。過去那場戰爭也給日本人民帶來了災難，但他們親身體驗到的是戰爭接近結束時美國空軍的狂轟濫炸、特別是在廣島、長崎投下兩顆原子彈所造成的悲慘後果，對日本軍隊在中國、朝鮮等地如何加害於當地人民，日本人民既沒有親身感受，也缺乏這方面的教育，他們對這場戰爭在認識上和感情上很難達到中國人民那樣的水平，而且在一部分人們之間雖然不否認歷史卻存在著「厭煩提歷史」、「不願多說前輩的錯誤」的情緒，十分缺乏對受害國人民的同情和理解，加之戰後日本長期輕視正確的歷史教育的結果，在年輕人中間形成了一種「這是前輩乾的事」的「無責任感」。可以預料隨著時間的推移，特別是經過從20世紀到21世紀的世紀轉換，淡忘歷史將可能成為日本社會的一種風潮。

與德國相比，日本對戰爭歷史的認識已經做成了「夾生飯」，很難再重新煮成像樣的熟飯。其原因是：（1）分別是德國和日本發動戰爭的主要責任者的希特勒的下場與日本昭和天皇所受到的待遇完全不同；（2）二戰後美國對德國實行直接統治，德國內政治徹底翻了個兒，反法西斯力量登上政治舞台，而在同時期，美國對日本實行的是間接統治，即利用日本原有的政府機構進行統治，致使戰後日本的政權不但沒有轉到在戰前受迫害的反法西斯力量手中，反而讓岸信介這樣的戰犯也當上了首相。總之，由於美國佔領當局的佔領政策，使戰後日本失去了正確歷史觀的健康發育成長的機會。現在人們期待日本對歷史問題的認識水平達到和德國一樣，這看來是很難做到的，除非改寫戰後初期那段歷史，而歷史是不可能倒過來重寫的。

過去，中日關系、特別是歷史問題在一定程度上就是日本的「國內政治問題」。每當日本政府在對華關系及歷史問題上出現錯誤言行，不僅會受到中國和其他亞洲國家的批評，而且立即會成為日本國內的政治問題，遭到國內革新勢力的嚴厲批評，對執政黨形成為一種巨大的政治壓力，這種情況一直延續到1993年自民黨下台、「1955年體制」崩潰以後不久。從中曾根內閣到羽田孜內閣，前後有三名大臣（中曾根內閣的文部大臣藤尾正行、竹下登內閣的國土廳長官奧野誠亮、羽田孜內閣的法務大臣永野茂）因為在歷史問題上散布謬論而被迫辭職。

然而，隨著「1955年體制」 崩潰後革新勢力日漸式微，日本社會上的保守主義思潮日趨盛行，在對華關系及歷史問題上，日本國內對其政府、政客的錯誤言行的批評聲音日趨減弱。比如2001年小泉上台以來四拜靖國神社，雖然也曾遭到國內和平主義力量的批評和反對，但從總體上看，「四拜神社」對小泉內閣的支持率沒有影響，國外的嚴辭批評和外交施壓不僅沒有轉化為國內批評小泉的政治壓力，反而產生一定的「反效果」，更加襯托出小泉的「敢於說『不』」、「敢作敢為」的政治風格，而在日本陷於政治混沌、經濟低迷、前景不明的現狀之下，「敢於說『不』」、「敢作敢為」恰恰成為受到國民欣賞的領導人政治風格。

歷史問題的困難性、復雜性、情緒性、長期性

中國、韓國、朝鮮以及其他遭受過日本侵略與殖民統治的亞洲國家或地區，同日本之間的歷史問題仍是一個實際的、尚未解決的問題，我們應該正視這個問題的困難性、復雜性、情緒性、長期性。

第一，歷史問題的困難性表現在，在遭受過日本的侵略戰爭、殖民統治的亞洲各個鄰國方面，戰爭和殖民統治給受害國人民帶來了極大傷害和痛苦，所激起的民眾中間的仇恨感情是根深蒂固的；在日本方面，盡管廣大日本人民並沒有故意否認、美化侵略戰爭歷史，但正如上面所述他們對日本軍隊在中國、朝鮮等地如何加害於當地人民，無法感同身受，加之戰後日本在學校教育中故意「忽視」近代史教育，加上時間的推移，淡忘歷史將可能成為日本社會的一種風潮。

第二，歷史問題的復雜性表現在，它不僅包括如何正確對待歷史的「歷史認識問題」，而且包括諸如處理日軍遺棄的化學武器等的「歷史遺留問題」，釣魚島、獨島等由於歷史問題和美國安插所引起的現實的領土爭端，日本政府在這些現實爭端上的表現與其對歷史的認識緊密關聯，而對受害國來說，現實的島嶼爭端則與歷史問題互相「火上澆油」，導致舉國民情激憤的局面。由於歷史問題與「遺留問題」、「現實問題」相互牽連導致的紛繁復雜性，極可能導致日本與受害國之間的關系摩擦不斷、險象環生、「一波未平，一波又起」的局面，或者像2003年發生在齊齊哈爾「8.4」毒氣事件那樣，不定在什麼時候就會突如其來地冒出個什麼事件，引起強烈的反應。

第三，歷史問題的情緒性表現在，由於日本右翼否定甚至美化侵略歷史的言行一而再、再而三地在中國人民至今還沒有癒合的歷史傷疤上撒鹽，激起中國民眾的強烈反應和憤怒；而中國方面的反應傳到日本，又在日本一部分民眾當中引起了「中國在沒完沒了地抓日本的『歷史辮子』」，「又在打歷史牌」之類的情緒性反應。這樣，圍繞歷史等問題在一定程度上引發了兩國部分民眾之間的「感情摩擦」。

第四，鑒於上述歷史問題的困難性和復雜性，可以預料中日間的歷史問題將可能延續很長時期。需要指出，經過20世紀90年代日本新舊政治體制和新舊政治家的轉換與交接期，日本的所謂「新生代政治家」與對過去戰爭懷有負疚感和贖罪感的老一輩政治家相比，他們的「習慣用語」就是「那場戰爭在我們出生前十幾年前就結束了」，對過去的侵略戰爭歷史相當缺乏負疚感和責任感，而且在諸如修改憲法、審定歷史教科書、自衛隊派兵出國以及參拜靖國神社等問題上表現出老一輩政治家未曾有過的強硬立場，這使習慣於同田中角榮、大平正芳、竹下登等老一輩政治家打交道的中國方面感到憤怒，感到不可理解。小泉首相或許正是所謂「新生代政治家」的代表人物之一，而可能接替小泉擔任首相的政治家則早早表示一旦當上首相也要參拜靖國神社，這預示中日歷史摩擦很可能趨於長期化。

雙管齊下發展中日關系

筆者斷然不能同意有些作者關於中日間歷史問題「已經解決」的判斷。我們要堅持「正確認識歷史」這個原則，對原則性問題要一以貫之，永遠堅持，堅持什麼？就是堅持「以史為鑒、面向未來」。「以史為鑒」，就是既要繼承兩國友好交往的傳統，更要汲取發動侵略戰爭帶來的深刻教訓。

「以史為鑒」，不是要重新算歷史舊賬，而是為了共同面向和開辟未來，為了兩國人民世代友好。正如江澤民所指出：「我們一直主張侵略戰爭的責任應由軍國主義分子來負，廣大日本人民同樣也是受害者，應同它們和睦相處，發展世代友好。這一既定政策不會變化。」

中日歷史摩擦不能簡單歸結為以主張否定歷史的日本為一方，以主張正確認識歷史的中國為另一方，這兩方之間的對立和矛盾；不能認為日本方面作為一個國家、一個民族、一個政府，都在否認侵略歷史。我們既然要解決歷史問題，就應該做到「知己知彼」，應該弄清楚日本在歷史認識問題方面的實際情況。日本人民並沒有否認歷史，但在一部分人們之間確實存在著「厭倦厭煩」、「不願重提過去事情」的情緒，對受害國人民缺乏同情和理解，以及年輕人之間存在著「這是前輩乾的事，與我們無關」的「無責任感」。但是另一方面，日本的年輕人也不能永遠生活在前輩所犯下的過失的陰影之中。總之，在如何正確認識歷史這個問題上，我們對一般人的模糊認識和情緒，宜寬以待人，不要得理不饒人，努力做到使人家心服口服。而對變本加厲地篡改歷史的少數右翼則需展開堅決的斗爭，並且聯合國際上一切富有正義感的中國人、外國人，結成共同戰線，同篡改侵華戰爭、對朝鮮殖民統治的歷史、甚至翻世界反法西斯戰爭的案的日本右翼展開國際大論戰。

當然，我們在開展這場斗爭的場合，既要堅持原則性，又要限定打擊面，避免過激行為傷害到普通的日本人，對於日本政府在歷史問題上的倒退必須進行嚴正交涉甚至抗議，對少數日本右翼篡改歷史的言行則不必動不動就上升到國家之間打政治仗，這樣反而讓一貫喜歡把事情捅大的日本右翼借機擴大其市場和影響。

毛澤東說：「內因是根本，外因是條件。」從現狀看，當今日本國內反對戰爭、主張和平的力量雖比起過去有所削弱，但仍然是主流；至於一部分人在歷史認識問題上存在模糊認識，這種思想認識問題最終要靠日本人民自己來解決，我們相信人民總是要自己教育自己的，對一國人民的自我教育，別國至多發揮積極的「外因」作用，卻是無法代替的。無論是對人，還是對一個民族，思想問題是一個非常細致的問題，我們在歷史問題上也必須注意方法，避免因為方法不當而損害兩國人民之間的感情，如果形成民族間的感情對立，政治家就會更傾向於在歷史問題上採取強硬態度，因為這樣在政治上對自己更有利。

在國內，我們對民間的感情必須尊重，國家領導人和政府有關部門的負責人本身也是人民的一員，在感情上同廣大人民是完全一致的，但是，國家的外交和對外政策必須堅持以國家利益為最高原則，不能「以感情代替政策」，我們只要是以國家根本利益為出發點所制定的理性的對外政策，不管在一時如何得不到一部分人理解，終將獲得最廣大人民的支持。

在對日關繫上採取「雙管齊下」的方針，即一方面認真解決包括歷史問題在內的中日間各種重大問題，另一方面積極推動包括經貿、政治、安全、文化等各個領域在內的中日關系的發展。這種「雙管齊下」新局面很可能成為今後中日關系的一個基本特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