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歷史上沒有發生過什麼事

① 歷史上究竟有沒有發生過武松打虎的故事

水滸傳》是我們都耳熟能詳的一本文學名著，其中得許多橋段都被大家津津有味的討論。其中比較有趣的有，魯智深倒把垂楊柳、林沖風雪山神廟、武松打虎等等。武松打虎這個故事最是精彩，武松喝的醉醺醺，最後還打死一隻為禍鄉里的猛虎，成了水滸當中最為典型的英雄人物。

首先，咱們要來討論一下武松打得老虎得品種——因為這很關鍵。如果武松遇到的是東北虎，個人覺得也沒啥必要討論了——赤手空拳的武松打死東北虎的可能性微乎其微。因為歷史上有人去嘗試過打東北虎，而且還不是赤手空拳，而是用弓箭。結果卻是非常的尷尬，這位「打虎勇士」落荒而逃，好在性命無憂。

這個人在歷史上也不少泛泛之輩，他就是劍聖裴旻。劍聖一開始不是使劍的，而是比較喜歡用弓箭。他喜歡用弓箭在北平一代射「老虎」，他因此而沾沾自喜。不過別人告訴他，他射殺的是「彪」而不是虎，然後讓他去射殺真正的虎，裴旻於是去找真正的虎，結果那老虎一聲吼叫裴旻就落荒而逃了。

所以，我們從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出來，以古人的武力和華南虎的體型，古代的武松打死華南虎的可能性還是存在的，因為近現代人當中強壯者都能徒手打死華南虎，所以比現代人更加強壯的古代專業武士打死華南虎是沒有什麼問題的。至於說歷史上的武松是否打死過老虎，這就不得而知了。因為歷史上隨宋江起義的武松文獻記載太少了。

② 如果一個歷史事件沒發生,世界將會有怎樣的變化論文

世界歷史中的近代社會形態變化研討範文
關於近代中國淪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的主要原因，學術界長期存在著「內因說」和「外因說」兩種不同觀點的爭論。世界歷史的視野，是研究近代中國社會形態變化需要遵循的根本方法。

近代西方的重大變化是了解近代中國重大變化的重要的外部條件。這是因為，在這一時期，歷史開始成為世界歷史，西方資本展開了向全球擴張的歷史進程，地處遠東的中國成為西方資本青睞的重點對象。正是從這一意義上，可以說「東方是由西方『發現』並帶入歷史的」［1］（P79）。與此同時，近代中國是在西方槍炮的脅逼下「被全球化」的。基於世界歷史的視野，西方資本主義的入侵，是影響近代中國逐漸淪為半殖民地半封建國家的主要原因。

一、鴉片戰爭前的西方

眾所周知，中國曾是一個在人類歷史上長時期領跑的國家，有著悠久的歷史和燦爛的文化，為人類文明作出過巨大的貢獻。15世紀以前，中國商品生產的發展程度遠高於西歐，即使到了19世紀初，商品生產和流通仍然生氣勃勃，非西方所能逾越。費正清是這樣描述的，1800年的中國，龐大的中國航運船隊來往於長江及其支流，而千百條大小船隻航行於中國沿海，把南方的水果、糖和手工藝品運到滿州，而將那裡的大豆和毛皮運到南方。

早年一位英國觀察家曾經計算過，19世紀40年代長江口上海港的貨物噸數超過倫敦港，而當時倫敦已是西方貿易的中心。［2］（P59）根據麥迪森的考證，1700年到1820年，中國的GDP不但排名世界第一，在世界經濟構成的比例也從22．3％上升到32．9％。與此同時，中國的人口總量從佔世界總量的22．9％上升到36．6％。［3］可以說，直至19世紀初，中國仍然是世界上綜合國力最強大的國家，但這一切，畢竟只是最後的輝煌罷了。而此時的英國正在冉冉升起。在從農業文明向工業文明轉變的過程中，英國不僅迅速超過了遠東的中國，也超過了歐洲大陸諸國，率先取得了實質性的突破和進展。雖然直到16－17世紀，英國還是一個封建農業國，但18世紀下半葉，具有劃時代意義的工業革命在這個國家首先發生。

工業革命始於毛紡織業，進而擴及絲紡織業和棉紡織業，然後又迅速擴及交通、采礦、冶金、製造等各個工業部門，工業迅速超越了農業的經濟地位，英國由此成為世界上第一個工業化國家。有資料表明：到1860年，英國的人口雖然僅佔世界人口的2％，但英國鋼鐵產量佔全球產量的53％，煤產量佔全球產量的50％，棉產量佔全球產量的近一半，貿易量佔全球貿易量的20％，擁有全球1／3的船舶和40－45％的工業能力，成為名副其實的「世界工廠」。［4］（P164）

馬克思和恩格斯在他們生活的時代親眼目睹了工業革命所帶來的生產力的巨大進步和跨越式的發展。在《共產黨宣言》中，他們發出了這樣的感慨：「資產階級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階級統治中所創造的生產力，比過去一切世代創造的全部生產力還要多，還要大。自然力的征服，機器的採用，化學在工業和農業中的應用，輪船的行使，鐵路的通行，電報的使用，整個整個大陸的開墾，河川的通航，彷彿用法術從地下呼喚出來的大量人口，———過去哪一個世紀料想到在社會勞動里蘊藏有這樣的生產力呢？」［5］（P277）從社會形態的視角看，與工業化相伴相隨的是資本主義對封建社會的全面替代。

馬克思和恩格斯在思考西方資本主義的起源問題時，深入分析了西歐封建社會內部存在的一種相當特殊的歷史現象。這個特殊的歷史現象是，西歐城市及其商業始終游離於封建體制之外，與封建體制相分離。具體表現為：在經濟上，城市及其商業在很大程度上沒有納入封建庄園的經濟體系之中，同時，城市自身還具有徵稅以及獨立於封建領地之外的財政管理系統；在政治上，城市是一種相對自治的單位，具有自己獨立的司法權和自己獨特的價值觀念，並不存在封主與封臣的關系。在馬克思看來，「城市和鄉村的分離還可以看作是資本和地產的分離，看作是資本不依賴於地產而存在和發展的開始，也就是僅僅以勞動和交換為基礎的所有制的開始。」［5］（P105）城市之間彼此建立了聯系，新的勞動工具從一個城市運往另一個城市，生產和交往間的分工隨即引起了各城市間在生產上的新的分工，最初的地域局限性開始逐漸消失。「不同城市之間的分工的直接結果就是工場手工業的產生，即超出行會制度范圍的生產部門的產生。」［5］（P108）馬克思還觀察到，在17世紀中葉至18世紀末，「商業和工場手工業不可阻擋地集中於一個國家———英國。

這種集中逐漸地給這個國家創造了相對的世界市場，因而也造成了對這個國家的工場手工業產品的需求，這種需求是舊的工業生產力所不能滿足的。這種超過了生產力的需求正是引起中世紀以來私有制發展的第三個時期的動力，它產生了大工業———把自然力用於工業目的，採用機器生產以及實行最廣泛的分工。」［5］（P112）正如有學者所揭示的，對於資本主義在封建社會內部發展來說，正是與封建采邑的自給自足體系並存的城市自治體系及其發展，成為最具有決定意義的方面，成為孕育資本主義產生和發展的「母胎」。［6］（P310）

在生產關系的革命和工業革命的關繫上，是生產關系的革命推動了工業革命的產生和發展而不是相反。恰是資本主義生產關系的誕生，構成工業革命發生的關鍵因素。換言之，沒有生產關系領域這一重大變化，工業革命就是一種侈談。馬克思深入考察了人類社會由前資本主義社會形態向資本主義社會形態轉變過程的具體機制，他指出：「僅僅有了貨幣財富，甚至它取得某種統治地位，還不足以使它轉化為資本。否則，古代羅馬，拜占庭等就會以自由勞動和資本來結束自己的歷史了……

在那裡，舊的所有制關系的解體，也是與貨幣財富———商業———等的發展相聯系的。但是，這種解體事實上不是導致工業的發展，而是導致鄉村對城市的統治。」［7］（P509）

反過來，工業革命進一步推動了資本主義生產關系的發展和封建生產關系的消亡，兩者之間形成了一種良性互動的關系。正如有學者指出的：「從世界歷史的角度上看，西歐工業革命的邏輯結果首先是西歐封建主義制度的徹底瓦解、作為制度的資本主義在世界歷史范圍內的最終確立；但另一方面，資本主義因素和作為制度的資本主義的一定程度的發展又是工業革命由以產生的『世界歷史條件』系統中的主導條件，也是貫穿其中的主線。」［6］（P308－309）

二、鴉片戰爭前的中國資本主義

歷史時代的來臨加速了人類發展的歷史進程。資本主義不僅促進了生產力的巨大發展，而且在空間上開創了世界歷史。

在歷史向世界歷史轉變的過程中，東方和西方的交往程度也迅速提升，超過了此前的任何一個歷史時期。馬克思在兩篇重要論著中描述了這一現象。

在《德意志意識形態》中，馬克思和恩格斯指出：資本主義「大工業創造了交通工具和現代的世界市場，控制了商業，把所有的資本都變為工業資本，從而使流通加速（貨幣制度得到發展）、資本集中。」「它首次開創了世界歷史，因為它使每個文明國家以及這些國家中的每一個人的需要的滿足都依賴於整個世界，因為它消滅了各國以往自然形成的閉關自守的狀態。」［5］（P114）在《共產黨宣言》中，馬克思和恩格斯進一步指出：「不斷擴大產品銷路的需要，驅使資產階級奔走於全球各地。它必須到處落戶，到處開發，到處建立聯系。」「資產階級，由於開拓了世界市場，使一切國家的生產和消費都成為世界性的了。」「過去那種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給自足和閉關自守狀態，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來和各方面的互相依賴所代替了。」「資產階級，由於一切生產工具的迅速改進，由於交通的極其便利，把一切民族甚至最野蠻的民族都卷到文明中來了。」［5］（P276）全球交往的廣度和深度的擴大，是資本向外拓展的特性作用下的結果，這一特性由資本追逐利潤這一本性所決定。馬克思指出：「以資本為基礎的生產，其條件是創造一個不斷擴大的流通范圍，不管是直接擴大這個范圍，還是在這個范圍內把更多的地點創造為生產地點。」「資本一方面要力求摧毀交往即交換的一切地方限制，奪得整個地球作為它的市場，另一方面，它又力求用時間去消滅空間，就是說，把商品從一個地方轉移到另一個地方所花費的時間縮減到最低限度。資本越發展，從而資本藉以流通的市場，構成資本空間流通道路的市場越擴大，資本同時也就越是力求在空間上更加擴大市場，力求用時間去更多地消滅空間。」［7］（P390，33）整個世界因由西方資本的全球擴張逐步聯結成一個整體，這是人類發展史的一個嶄新的現象。在全球整體視野中中審視此時的中國，這個東方大國已經明顯處於了相對的弱勢地位。

與掙脫封建藩籬後躍躍欲升的西方相比，中國這個曾孕育了中華文明的東方大國，在西歐各國相繼向資本主義挺進時，放慢了前行的步伐，落在了時代的後面。對於這一問題，只有藉助唯物史觀的理論和方法才能得到科學的說明。遵循這一理論和方法，所有制因素應納入分析的框架之中。

任何發展都不可能脫離一定的社會結構。社會結構的條件直接決定了發展的性質和水平。「如果把社會發展或現代化作為一種功能體現的話，那麼，這種功能的發揮必須有賴於能夠產生這種功能的結構的確立。所謂發展的差異，不過是不同社會結構的具體表徵或功能體現」［8］（P224）。

美國經濟史學家道格拉斯·諾思和羅伯特·托馬斯也認為，社會發展的關鍵在於「制度因素」。其中，財產關系的作用最為突出。一個客觀的事實是，無論是封建庄園制度的興起和衰落，還是近代產業革命的發生，都與私人財產地位的變革有直接關系。私有權不確定，私人經營的產業及其收入沒有合法保障，對個人經營的刺激沒有制度上的保障，近代工業和近代商品經濟就發展不起來。

這里所講的財產關系和所有權關系，其基礎就是生產資料所有制關系。［6］（P313－314）

生產關系變革的相對落後，是導致中國在同一時期相對落後的根本原因。資本主義生產關系之所以在西方和中國獲得了不同的歷史命運，主要是因為，繁育這一生產關系的社會土壤存在著明顯的差異。與西歐城市的特殊功能所不同的是，在整個封建社會的歷史時期，中國的城市始終保持著作為官僚政治中心———軍事堡壘的基本屬性，在經濟上始終依賴於農村。這樣，城市和鄉村之間的關系不像西歐是相對獨立的而是相互聯結的，城市從來未曾脫離當時的社會經濟政治體系，沒有演化成一種體制外的存在，而始終是一種體制內的力量。在傳統的中國社會經濟生活中，手工業和商業雖然也有一定的發展，但這種一定程度上的分化不僅沒有成長為變革傳統社會結構的破壞性力量，反而成為自給自足經濟的自然經濟的有益的補充，從而進一步穩固了封建的生產關系。沒有自給自足的自然經濟的解體，傳統的社會結構就能夠始終保持再生的能力，近代工業文明就不可能產生和發展起來。

正如侯外廬在分析這一歷史現象時所指出的：「從16世紀以來，中國的歷史沒有如歐洲那樣走向資本主義社會，關鍵在於舊的生產方式以及舊的思想影響太深，新的因素十分微弱。」清王朝是一個高度中央集權的封建專制主義政權。

為了維持固有的統治秩序，清朝統治階級採取了一系列強化封建專制主義的政策，在政治上，以天朝上國自居，將其他國家視為「朝貢」國，以「朝貢」儀式處理國與國的關系；在經濟上，將對外貿易的時間、地點和次數都做嚴格規定，力求將對外貿易納入「朝貢」的框架之中。閉關鎖國的政策導致中國與西方在經濟和科技上的差距越來越大。這一系列政策措施扼制了資本主義萌芽的發展。

因此，雖然18世紀中國社會經濟有所恢復和發展，隨之資本主義萌芽也有了一定的發展，「但它仍是難產的」。［9］這就是在西方與東方碰撞之前中國相對落後的根本原因。

三、鴉片戰爭的特殊解讀

東方和西方在近代歷史上第一次碰撞就構成了對立的存在。近代中國史是以鴉片戰爭的爆發為起點轉自:http://www.21ks.net的，這是國內外學術界的普遍共識。正如費正清所言，「無論在19世紀侵略中國的西方列強思想中，還是在那場侵略的最後階段出現的馬克思主義革命者的思想中，中國近代史都是從1840年鴉片戰爭開始的。」［2］（P58）對於近代中國而言，鴉片戰爭的意義被賦予了特殊的解讀，並構成理解近代中國史的一個重要線索。

盧森堡曾用戰爭對19世紀中國的近代史做了一個完整的勾勒。她指出：「中國近代歷史，就是一個與不發達社會進行所謂『溫和的』，『愛好和平的』商品交換的典型例子。中國近代史，從四十年代早期開始，在整個十九世紀內，是以戰爭來分段落的，而這些戰爭的目的就是用野蠻的武力來開辟通商關系。傳教士激起了對基督教徒的迫害，歐洲人挑撥了暴動，而在周期戰爭引起的血腥屠殺中，毫無准備的和平農民，被迫和歐洲列強最新式的戰爭技術相周旋。沉重的軍費造成了國債，中國於是接受歐洲借款，結果歐洲人控制了中國的財政，佔領了中國的要塞；自由港口被強制開放，修築鐵路權被破讓渡給歐洲資本家們。通過這一切，商品交換從上世紀四十年代初起到中國革命爆發為止，在中國得到了發展。」［10］（P307）在盧森堡看來，鴉片戰爭之所以作為中國歷史劃界的標尺，是因為它是一個關涉政治、經濟、文化的整體，歐洲資本主義國家的勝利本質上是歐洲資本主義社會形態對中國封建主義社會形態的勝利。因此，這場真正的結果必然摧毀中國封建的自然經濟，迫使中國接受西方的商品經濟和現代政治、文化。鴉片戰爭正是在這個意義上被稱為中國近代史的開端。［11］可見，鴉片戰爭並不構成中國近代史劃界的內在根據，只是一個具有象徵意義的標尺。這是因為，從世界歷史的角度看，正是鴉片戰爭使中國社會的封建制度第一次遭受西方資本主義強有力的沖擊，並以此為起點，逐漸影響和改變了中國的社會形態。①

鴉片戰爭的標志性意義在於：一方面，以此為起點，西方資本主義對中國的入侵伴隨著中國封建經濟的解體過程，正如馬克思所指出的：「所有這些同時影響著中國的財政、社會風尚、工業和政治結構的破壞性因素，到1840年在英國大炮的轟擊之下得到了充分的發展；英國的大炮破壞了皇帝的權威，迫使天朝帝國與地上的世界接觸。與外界完全隔絕曾是保存舊中國的首要條件，而當這種隔絕狀態通過英國而為暴力所打破的時候，接踵而來的必然是解體的過程，正如小心保存在密閉棺材裡的木乃伊一接觸新鮮空氣便必然要解體一樣。」［5］（P692）

另一方面，近代中國也由此喪失了成為一個獨立的資本主義國家的可能性，中國社會的發展方向發生了重大轉變。胡繩認為，鴉片戰爭前，中國社會內部已經醞釀著新的變化，即在經濟上已經出現了以手工業工場為代表的資本主義生產關系的萌芽，在政治上也出現了對封建專制主義傳統的懷疑和抗議。

「如果沒有外國資本主義的影響，中國也將緩慢地發展到資本主義社會。」然而，恰恰也是這個因素造成了中國難以變成資本主義國家，並喪失了成為一個獨立的資本主義國家的可能性。「以炮艦政策為前驅的西方資本主義侵略勢力的到來，嚴重地影響了中國社會變化的方向。」［12］（P41）由此，兩者的碰撞反映為毛澤東所概括描述的矛盾狀況：外國資本主義的入侵，一方面對中國封建經濟的基礎起了解體的作用，同時又給中國資本主義生產的發展造成了某些客觀的條件和可能；另一方面，帝國主義勾結中國封建勢力壓迫中國資本主義的發展。①

正如有學者所指出的，近代中國是被動地捲入世界資本主義體系之中的。「資本主義世界體系在全球的擴張，終於導致了十九世紀中葉鴉片戰爭的爆發，把中國捲入了該體系之中，確定了中國在整個世界政治、經濟格局中的弱小和不發達地位。」［13］

中國之所以沒有成長為一個資本主義國家，問題主要出在西方資本主義身上。它們侵略了中國，在不平等條約下取得了特殊權利，剝削了中國的市場和資源，壓制了中國資本主義的成長。將鴉片戰爭作為中國近代史的起點，其實已經清楚地表明，不是內因而是外因構成影響近代中國逐漸淪為半殖民地半封建國家的關鍵因素。這一結論，是在馬克思世界歷史思想和方法指導下得出的。

鴉片戰爭是資本主義本性的顯現，是資本全球擴張的必然產物。西方和東方的第一次遭遇，並不是西方以友好地傳送資本主義文明的成果為根本目的的，而是以西方試圖變東方為西方的殖民地以便構成「中心和外圍」的版圖為其根本目的的。殖民化與資本主義化「兩者相較，無疑殖民化居於主要地位，而資本主義化居於次要地位。」［14］

由資本主義的固有本性所決定，不可能所有民族都成為具有獨立主權的資本主義國家。因為任何資本主義國家的存在，都必須以某些非資本主義落後民族的存在作為自己的國際生存條件，否則，資本主義就不成其為資本主義。「正是某些國家資本主義的高度發展，堵死了像中國這樣的落後國家通向資本主義的道路。」［15］

四、「內因說」辨析然而，對於這一結論，爭論曠日持久，延續至今。在構成影響近代中國社會形態變化的因素中，研究者們都承認西方侵略的外部因素和清王朝改革的內部因素的客觀存在，根本的分歧並不在於此。根本的分歧在於這兩個方面究竟哪一個因素為主要方面，哪一個因素為次要方面。

與外因說相對立的是「問題主要出在國內」的內因說。持內因說的學者認為，雖然外部因素發揮了作用，但問題主要出在了內部。在費正清看來，外因說是馬克思列寧主義的觀點，「馬克思列寧主義主張的說法會逐漸失去憑借，但是沒有人能否認它在許多重要方面的說服力。」［2］（P130）費正清認為，1860年開始的40年裡，中國耽誤了時機，進步遲緩，最終變成了「一隻在更大的外國侵略面前坐以待斃的鴨子」。在他看來，日本在終止了它的閉關鎖國政策，巧妙地開始西化，廢除了不平等條約，向一個世界強國努力的時候，中國並沒有這樣做。有的學者認為，中國耽誤的時機不僅僅指費正清認為的第二次鴉片戰爭以後的40年，兩次鴉片戰爭之間有近20年的時間，這20年是中國學習外國、改革圖強的一個機會，但清朝統治者沒有抓住這個機遇，不思進取、無所作為，沒有進行任何改革，白白浪費了20年時間。［16］美國學者M·B·詹森（Jansen）雖然指出「西方的侵擾構成了19世紀中國歷史的最重要成分」［17］（P30），並也注意到了這種相互矛盾的狀況：19世紀的國際環境雖然給中國帶來了挑戰、刺激和榜樣，但也帶來了劣勢和屈辱。國際秩序為中國展示了諸種手段，卻又阻止中國使用這些手段；它對中國提出了挑戰，卻又限制並破壞中國起來應對這種挑戰。但是，他堅持認為，中國的國際體系和世界觀就其本身的強度和耐力來說是無與倫比的，但其內部並不存在能使中國應付得了現代世紀挑戰的重大力量源泉。問題的核心還在中國國內。［17］（P40）

在一些學者看來，無論對於現代化的先行者還是對於後來者而言，現代化過程實質上都是一種國內轉變。在此過程中，殖民統治的影響是很重要的，但也是有限的。總的來說，它既有積極的方面，也有消極的方面。認為「後發展國家和地區（殖民地、半殖民地）改變不發達狀況，改變被動局面的唯一道路，是向西方列強學習，實現社會生活的全面現代化。成敗的關鍵在國內的改革」的觀點是內因說的正宗版本。對上述觀點需要具體分析。費正清認為，「在中國經濟中資本主義沒有興起，本來是早在鴉片戰爭和帝國主義時代以前很久的事了。」［2］（P60）

在他看來，一個原因是巨大的人力供應，使機器成為不必要；另一個原因是當時幾乎沒有資本積累和信貸辦法為投資之用。其言外之意在於，中國資本主義沒有興起與西方資本主義的入侵是風馬牛不相乾的事情。這是一個首先需要加以辯駁的觀點。中國確實有資本主義萌芽，中國的資本主義也確實沒有興起，這已經是中國史學界基本認可的兩個客觀事實。費正清的這一論斷雖然承認了後一個客觀事實，但通過否定前一個事實作為論證後一個事實的根據，顯然就有失公允了。問題出在內部的一個重要根據來源於中日之間的比較。

其實，將中國和日本放在一起加以比較，以兩國不同的歷史命運論證內因說的正確性是一種似是而非的判斷。

這主要是因為，在西方殖民者看來，中國和日本的意義是不同的。M·B·詹森認識到，中日兩國各自承受的外來影響之意向和強度有所區別。「

西方在日本的冀望和意圖始終是有限的，不像在中國。日本只是一個順手牽羊的問題。對歐洲列強來說，日本地處中國的那邊，是次要對象；對美國來說，日本也只是處在通向中國的道路上。沒有人指望通過開放日本來取得什麼了不起的金融或貿易利益。在那裡能撈到的油水決不可以與中國通過鴉片交換茶葉或白銀所形成的商業利潤相比。」進一步而言，「對西方列強來說，它們在向中國進擊時如能有一個東亞同謀者，那將是很有用處的，而對日本人來說，『加入』西方行列則是十分可取的。」［17］（P36）可見，日本和中國各自所承受的西方殖民的壓力和強度不可相提並論，僅僅強調日本主動變革的有效反應並不能作為支撐內因說的有力依據。

歷史的事實是，西方的入侵嚴重抑制了中國民族資本主義的發展。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國，民族資本「一面是在國際帝國主義的卵翼下得到相當的發展，同時又受國際帝國主義的政治力經濟力所籠罩所支配，絕沒有在它們的掌握中翻過筋斗的可能」［18］（P394）。20世紀30年代，上海棉紡織業資本家等發出了這樣的呼號：「究竟中國紗廠的致命傷是什麼？」他們自己回答道：「痛痛快快地說，中國紗廠的唯一致命傷，在於帝國主義對中國的壓迫。」「中國紗廠一業的復興與繁榮，必然在現狀變化以後」［19］。

據統計，中國近代工業在工農業總產值中所佔的比重：1920年為4．9％，1936年為10．8％，1949年為17％。這個數字充分表明，中國資本主義的發展是艱難的、緩慢的。［20］

當然，將外因視為中國資本主義難以興起的關鍵因素，並不意味著為清朝統治者開脫責任。毫無疑問，清王朝的改革作為內因確實是一種影響中國社會形態變化的重要因素。中國的資本主義命運坎坷，清朝的專制統治難辭其咎。在對待資本主義的態度上，日本政府與清王朝的區別是顯而易見的。對於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在歐洲所創造的奇跡，日本政府的高層領導人表示「令我等吃驚」，為了能在最短的時間里實現「富國強兵」的戰略目標，日本對西方制度幾乎是採取了全面學習和借鑒的政策。

洋務運動雖然可以視為清王朝自強的一次努力，但「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的宗旨表明封建統治階級仍然缺乏徹底的革新意識和精神。是西方資本主義的入侵而不是清王朝的所為構成中國屈辱地走向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深淵的主要原因，這一認識是否違反了馬克思主義的辯證法呢？

回答恰恰相反，這是歷史辯證法的正確運用必然得出的結論。義大利馬克思主義者安·拉布里奧拉正確地指出：「整個歷史，除了非常古老的和我們所不知道的時期的歷史以外，是在不同部落和共同體之間，然後是在不同民族和不同國家之間的接觸和沖突的基礎上發展的；換言之，那些對某個社會內部矛盾起決定作用的原因，由於同外部世界的沖突而總是愈來愈復雜。……例如內部困難常常促使某個社會或國家參加外部沖突；有時則相反，外部沖突影響著內部關系的改變。」［21］（P111）

這一重要論述，為分析影響近代中國社會形態變化的關鍵因素提供了科學的方法論指導。在歷史轉變為世界歷史條件下，內部狀況的變化已經不可避免地受到了外部條件的影響，內部條件和外部條件之間的聯系增強。正如有學者指出的：「如果說，在近代以前中國與世界基本隔絕的情況下，中國以外的世界歷史環境對於中國來說基本上是一種典型外因的話，那麼，自資本主義開創世界歷史以來，中國與世界的關系就不僅僅是一種游離關系，而是一種滲透關系」［22］（P417）。

在這種條件下，如果簡單地搬用唯物辯證法的內外因關系原理，那麼最終只能與真理失之交臂。
參考資料: http://www.zha.com

③ 影視劇《三國演義》中，有哪些在真正歷史上根本就沒有發生過的事情

作為影視劇《三國演義》中其實有很多的內容是與歷史不符的，《三國演義》原小說就是的特點就是「七分事實，三分虛構」的，比如桃園三結義、關羽溫酒斬華雄、關公斬顏良誅文丑、關羽降曹、過五關斬六將等大量的故事並非史實，而是羅貫中進行虛構的。

《三國演義》中對於關羽也是有很多故事都是移花接木而來，比如溫酒斬華雄，殺死華雄的是江東名將孫堅；斬顏良誅文丑，斬顏良確實是關羽的功勞，但是文丑卻是徐晃的功績；關羽降曹中根據歷史記載，關羽降曹並不是為了保護皇嫂，當時劉備的妻子隨劉備在小沛；過五關斬六將中的五關在當時也是不存在的。

因此影視劇《三國演義》中有很多情節都是與歷史不符的，更多是為了故事情節編造或者是將另一個人的功績強加在主要人物的頭上。

④ 難道史料上沒有記載的事情就一定沒有發生過嗎中國的歷史學家應該怎樣看待歷史

其實正史沒有記載的,在野史也有記載的 不過野史數量很多,我們自己應該去辨認真與假

⑤ 有沒有一天歷史上沒發生過任何事

古今中外，肯定會發生一些事，舉個例子，9月27日，就是世界旅遊日，那它的確立就是大事；小到現在每一天，君不見每天都有好多國家會議在開做出重大決策或者領導人到處考察出國？
一定要說沒有發身過任何事，我只能說——未來的明天。

⑥ 指歷史上從來沒有發生過，這是什麼成語

史無前例

指的是歷史上從來沒有過的事；即前所未有。史無即歷史上沒有，前例即可前面的案例。
【出處】： 清·丘逢甲《嶺雲海日樓詩鈔》卷十二：「牢落文章第一人，天門垂翅竟何因？百年記注無前例，萬事樞機有要津。」

⑦ 如果一個歷史事件沒發生,世界將會有怎樣的變化論文

沒啥變化，歷史就是歷史，發生了誰也改不了，就算沒發生經過杜撰一樣會寫進歷史

⑧ 指歷史上從來沒有發生過，這是什麼成語

成語名稱：史無前例
成語讀音：shǐ wú qián lì
成語解釋：歷史上從來沒有過的事。指前所未有。
成語出處：清 丘逢甲《嶺雲海日樓詩抄》：「牢落文章第一人，天門垂翅竟何因？百年記注無前例，萬事樞機有要津。」
成語造句：1935年，中國工農紅軍完成了史無前例的兩萬五千里長征，揭開了中國革命的新的一頁。
近 義 詞：前所未有、空前絕後
反 義 詞：接連不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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⑨ 如果歷史上沒有出現李世民，中國的歷史會有什麼樣的發展

我覺得中國的歷史會發生翻天覆地的變化，首先就是唐朝可能需要經歷很多年，才會像李世民在的時候那麼的繁華，其次就是我想唐朝的歷史會出現很多空白的地方，比如說不會再有貞觀之治，最後就是武則天可能也不會存在了，唐朝會跟普通的朝代一樣，10分的平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