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歷史問題是什麼樣的

A. 美國二十世紀六十年代發生了什麼經濟歷史事件，其主要內容是

經濟歷史事件：美國經濟增長出現了一個被西方經濟學家稱之為「黃金時代」的時期。

主要內容：美國的國民生產總值經過「黃金時代」的發展，從1961年的5233億美元到1971年的10634億美元。

杜魯門和艾森豪威爾政府注重以解決就業問題來促進生產和消費，並保持財政預算平衡。肯尼迪和約翰遜政府分別提出「新邊疆」和「偉大社會」施政綱領，把大規模赤字財政最為經常性政策，以降低失業率、促進經濟增長和減少貧困。

從20世紀60年代起美國經濟便開始逐步被金融寡頭所掌控，美國由此走向衰退，從一個奮發向上的國家，變成靠剪「外國羊毛」而剝削別國為生。

(1)經濟歷史問題是什麼樣的擴展閱讀：

從19世紀末到20世紀的頭二十多年，美國經濟雖然發展了，位於世界各大國之首，但其國內民眾普遍不滿，被統稱為「進步主義運動」的各種民眾運動風起雲涌。它們的目標多種多樣：實現食品安全、爭取工人權益、要求婦女平等地位、反對腐敗等等。

從1919年春開始，美國物價飛速上漲。與戰前比，1920年上升了105%。通貨膨脹與其他因素一起帶來了嚴重的罷工浪潮。

在強大的社會運動的推動下，美國政府把改革放到自己工作的首位。美國政府採取的最主要改革措施是實現稅收改革和落實反托拉斯法。美國司法部一直不遺餘力地起訴壟斷企業。最大的成果是1911年美國最高法院下令解散龐大的石油和煙草壟斷企業。

美國政府不斷地改善行政機構，增加制度供給，加強對市場的監督。地方政府則進行市政管理改革。從建立委員會制到實行市政經理制，既減少腐敗也提高專業管理水平。

1944年7月1日，在美國新罕布希州布雷頓森林召開的國際會議簽訂了《布雷頓森林協定》。它通過建立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奠定了以美元為中心的世界貨幣體系，通過建立國際復興開發銀行（世界銀行的前身）為美國支持它國經濟建設，實際上也是促進本國生產創造了條件。

關貿總協定和布雷頓森林協定奠定了美國的世界經濟霸權。

B. 中國經濟史的研究對象是什麼與史學研究對象有何區別

史學是社會科學的一個部門。研究和闡述人類社會展的具體過程及其規律性的科學。是一門反思的科學，是對各種具體歷史研究及其內在規律的探索的科學。其也是一門具有特殊性、綜合性、整體性、真實性的具體的和實證的科學。
中國經濟史研究以各個歷史時期社會經濟形態的發生、發展、演變過程為自己的研究對象，探討傳統經濟的現代化過程與建立中國特色市場經濟之間歷史的連續性，力圖揭示社會經濟發展的特點及規律。中國經濟史學從創立至今，經歷了近百年的發展，取得了輝煌的成果。
經濟史只是歷史學的一部分，其由於它的特殊性而被人們提出來單獨研究。
附：經濟史的研究方法 （相關資料）
史學研究必須以歷史資料為基礎，同時又要使用正確的研究方法，因此"方法論應當佔有與歷史資料同等重要的地位"（註：吳承明：《經濟學理論與經濟史研究》。）。由於經濟史的特殊性，歷史學和經濟學的方法是經濟史研究的兩大基本方法。
（一）歷史學方法
熊彼特明白地說經濟史"只是通史的一部分，只是為了說明而把它從其餘的部分分離出來"（註：熊彼特：《經濟發展理論》，第65頁。）。由於經濟史是史學的一部分，因此史學方法當然也是經濟史研究的基本方法。具體而言，是由於以下原因：
首先，傳統的史學長於現象描述，因此也被視為"藝術"而非"科學"。而將過去的經濟實踐清楚地描繪出來並展示給世人，乃是經濟史研究的主要目標之一。在此方面，沒有其他方法可取代傳統的史學方法。
其次，經濟制度、經濟事件等是經濟史研究的重要內容。在這些研究中，定性分析是主要的方法，而這恰恰又正是史學方法之所長。對經濟制度、經濟事件等的研究是了解過去經濟實踐的基礎，因此離開了史學方法就談不上經濟史研究。
再次，歷史學的基本方法--史料學和考據學的方法，對經濟史研究也具有極為重要的意義。胡適曾批評中國的傳統史學說："中國人作史，最不講究史料。神話、官書都可以作史料，全不問這些材料是否可靠。卻不知道史料若不可靠，所作的歷史便無信史的價值。"（註：胡適：《中國哲學史大綱》上卷，台灣里仁書局1982年版，第19頁。）傅斯年更加強調史料學的重要性，甚至認為"史學便是史料學"，原因是"史學的對象是史料，……史學的工作是整理史料，不是作藝術的建設，不是做疏通的事業，不是去扶持或推倒這個運動或那個主義"（註：傅斯年：《史學方法導論》，收於《傅斯年全集》第2冊，台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1980年版，第5、6頁）。吳承明則指出：史料是史學的根本，絕對尊重史料，言必有證，論從史出，這是我國史學的優良傳統。治史者必須從治史料開始，不治史料而徑談歷史者，非史學家。由於史料並非史實，必須經過考據、整理，庶幾接近史實，方能使用，因此史料學和考據學的方法可以說是歷史學的基本方法。從乾嘉學派到蘭克學派，中外史家都力圖通過考證分析，弄清歷史記載的真偽和可靠程度（註：吳承明：《論歷史主義》，《中國經濟史研究》1993年第2期。）。經濟史研究只能以歷史資料為依據，因此史料學和考據學的方法也是經濟史研究的基本方法。無論何人研究經濟史，都必須掌握歷史學的基本方法（註：例如趙岡估計南宋中國城市人口在總人口中所佔比重高達1/5，而該估計的基礎主要是霍林斯沃斯(T.H.Hollingsworth)根據《馬可?波羅游記》中所說的杭州胡椒消費量對南宋杭州城市人口作出的一個推測（即杭州城市人口多達500萬甚至600-700萬）。麥迪森藉助於史學家謝和耐(Jacques Gernet)和巴拉茲(Etienne Balaz)對南宋杭州人口數量所作的考證，指出霍氏之說嚴重不符史實，因而趙氏據此所得出的結論也"證據極其不足"(Angus Maddison,Chinese Economic Performance in the Long Run,p.25)。）。
運用以上方法進行研究，並不涉及社會科學和自然科學的理論。這種不重理論的做法，是傳統史學方法的基本特徵之一。這種不重理論的做法，也具有其特殊的價值，因為是否需要理論，乃是由研究的對象與目的所決定的。希克斯指出：在史學研究中，是否使用理論，在於我們到底是對一般現象還是對具體經過感興趣。"如果我們感興趣的是一般現象，那麼就與理論（經濟學理論或其他社會理論）有關。否則，通常就與理論無關"；而"歷史學家的本行，不是以理論術語來進行思考，或者至多承認他可以利用某些不連貫的理論作為前途來解釋某些特定的歷史過程"（註：John Hicks,A Theory of Economic History,p.2.）。因此對於任何一個經濟史學家來說，傳統的史學方法都是必須掌握的基本方法。
但不容否認的是，傳統史學方法也有其先天不足。巴勒克拉夫總結20世紀上半葉國際史學的發展時，把當時佔主導地位的歷史主義學派的不足作了歸納（註：傑弗里?巴勒克拉夫：《當代史學主要趨勢》，上海譯文出版社1987年版，第15-25頁。）。吳承明對此作了進一步討論，總結為以下五個方面：(1)史學是敘述式的，缺乏分析；又常是事件和史例的羅列，或用單線因果關系將它們聯系起來，而缺乏整體性、結構性的研究；(2)強調歷史事件、人物和國家的特殊性和個性，而不去研究一般模式和存在於過去的普遍規律；(3)在考察史料時採用歸納法和實證論，這種經驗主義的方法不能在邏輯上肯定認識的真實性；在解釋史料和做判斷時，由於缺乏公理原則和強調個性，就主要憑史學家的主觀推理和直覺：(4)或是根據倫理、道德取向來評議是非、臧否人物，或是認為一切是受時間、地點和歷史環境決定，無絕對的善惡；(5)脫離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來研究歷史，認為歷史學的惟一目的是真實地再現和理解過去（註：吳承明：《論歷史主義》，《中國經濟史研究》1993年第2期。）。
由於傳統史學方法存在上述問題，只依靠它們是難以深入研究經濟史的。如吳承明所指出的那樣，即使做到所用史料都正確無誤，仍然不能保證就可得出正確的結論。傳統史學所使用的基本方法是歸納法，而歸納法本身有缺陷，其中最突出的是：除非規定范圍，所得結論都是單稱命題，難以概括全體；雖然可以用概率論方法作些補救，但難用於歷史。因此不求助於其他學科的方法，是無法深入研究經濟史的。
（二）經濟學方法
從對《檢討》的反應來看，在一些學者心目中，經濟學的方法主要就是統計學的方法。這種想法不足為奇。希克斯說："凡是一種歷史理論可能適用的歷史現象，從我們對其興趣而言，都可認為其具有統計學特徵。經濟史上的大多數現象（無論我們如何廣泛地看），都確實具有這些特徵。我們要問的經濟史的問題，大都涉及那些可以具有此特徵的類別。"但是希氏接著指出："從本質上來說，這並非經濟史與其他歷史之間的差別"，因為"在史學的任何分支中，我們都會發現自己在尋求統計學上的一致性。區別在於我們是對一般現象還是對具體經過感興趣"（註：John Hicks,A Theory of Economic History,p.4.）。因此把經濟學方法等同於統計學方法的看法是很不全面的。對於那些可以獲得大量數據的研究對象（註：例如王業鍵所收集的清代的米價數據、李中清所收集的清代人口數據，都數以十萬計。），只有依靠統計學方法，才能進行研究。但是對於那些數據不豐的研究對象，統計學方法就難以奏效了，因此有的學者認為經濟學方法對於古代經濟史研究並無多大用處。但是我們要強調：經濟學方法決不僅只是統計學方法，而經濟史研究中可以利用的經濟學方法也有多種。在許多情況下，其他一些方法可能比統計學方法更為重要。
首先，經濟學方法之所以重要，是因為經濟學為經濟史研究提供了主要的理論框架。凱恩斯說："經濟學與其說是一種學說，不如說是一種方法，一種思維工具，一種構想技術。"（註：轉引自吳承明《經濟學理論與經濟史研究》。）如果沒有經濟學提供的思維方法和構想技術，是無法進行經濟史研究的。一些經濟史學者拒絕經濟學理論，但實際上他們也在不自覺地使用某種理論。至於這些理論是否正確，他們卻並不去考慮。正因如此，他們往往在無意之中會得出一些錯誤的結論。典型的例子如畝產量與勞動生產率之間的關系。在我國人口稠密的東部地區，自清代中期以來，由於可耕地開墾殆盡，增加農業產量只好主要依靠提高畝產量。不少學者囿於這種習以為常的觀念，把提高畝產量作為提高勞動生產率的惟一手段（註：在《檢討》中討論勞動生產率時，我以糧食畝產量增加作為判別勞動生產率提高的主要指標。這樣做的原因及其特定條件，拙文中已作了清楚的解釋。有的學者忽視了我所作的說明，從而對拙文產生誤解，認為我所說的勞動生產率就是糧食畝產量。其之所以會如此，主要原因即如上所述。）。而從經濟學觀點來看，畝產量與勞動生產率並非同一事。勞動生產率的提高取決於勞動、資源、技術等要素相互關系的變化。在耕地資源豐富的情況下，勞動生產率的提高也可以通過"廣種薄收"的方法達到。相反，在勞動力供給過多的情況下，畝產量雖然達到很高的水平，但卻可能恰恰表現了"內卷化"（或"過密化"）下勞動生產率的下降（註：伊懋可的"高水平平衡機制"和黃宗智"農業過密化"理論，都說的是這種情況。見伊懋可The Pattern of the Chinese Past，第16章，以及同氏The High-Level Equipment Trap:the Causes of the Decline of Invention in the Traditional Chinese Textile Instry(in Mark Elvin,Another History-Essays on China from a European Perspective,Wild Peony,1996)；黃宗智 The Peasant Economy and Social Change in North China，第8、9章，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85，以及同氏The Peasant Family Economy and Rural Development in the Yangzi Delta,1350-1988，第3、16章。）。
其次，從經濟學的一般原理出發，我們可以對經濟史上的一些問題作出更為合理的判斷。例如在宋代江南，是否由於有了"最好的耕犁"（江東犁）和因"人多地少"導致的充足的勞動力，就會導致"精耕細作的發展到了一個新的高度"呢？（註：漆俠：《宋代經濟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110、178頁。在分析精耕細作的發展問題時他還指出："這種耕作方法除犁需要改進和增加鋫刀這個墾田利器外，還必須有充足的勞動力，這兩條缺少任何一條都是不能成功的。"）從經濟學的一般原理出發來看，"精耕細作"指的是勞動密集的耕作方式，而江東犁則代表了一種節省勞動的技術。勞動力的供給與勞動密集型的耕作之間通常是一種相輔相成的關系，而與節省勞動的生產工具之間則通常是相互排斥的關系（註：大衛?勒旺(David Levine)對此作了明確的說明："由於勞動便宜而且供給充分，人們不願進行資本投資以提高勞動生產率。因為工資低，原始的生產技術仍是最有利可圖的；低水平的技術，導致勞動集約化。"見David Levine,Family Formation in an Age of Nascent Capitalism,Academic Press,1977,p.14。）。一般而言，在"人多地少"的情況下，農民通常採用的是節省土地的技術，而非使用節省勞動的技術（註：白馥蘭也指出："技藝趨向型"技術和"機械型"技術都能增加單位農田的產量，但前者可視為土地的替代物，後者則可視為勞動的替代物。要在二者之間作出合理的選擇，必須考慮在一種具體的情況下，何種投入能夠最大地提高產量(Francesca Bray,The Rice Economy:Technology and Development in Asian Societies,pp.115,156)。）。農民在使用江東犁時，首先會計算使用的成本與收益，並與被使用這種耕犁而被節省下來的勞動的收益進行比較。如果比較的結果是不合算，那麼就不會使用之（註：這一點，明末宋應星已說得非常明白。他指出：牛耕的效率大大高於人耕，但是在蘇州一帶，"會計牛值與水草之資，竊盜死病之變．不若人力亦便"（見《天工開物》乃粒第一卷稻工》。）。此外，如果沒有發達的農村工業，使用江東犁節省下來的勞力也就沒有了出路。在此情況下，農民為什麼要使用江東犁呢？
再次，對於比較具體的問題來說，經濟學方法也非常重要，舍此即難以進行研究。畝產量問題是許多學者在讀了《檢討》之後談論最多的話題之一。這里我們就以此為例來討論一下使用經濟學方法進行研究的問題。
按照范贊登(Jan Luten von Zanden)的總結，近年來歐洲經濟史學界研究近代以前畝產量所使用的主要方法有以下幾種：(1)在義大利和東歐，主要是使用種子與產量之比的材料進行分析；(2)在法國、西班牙、瑞士、匈牙利等國，主要是使用什一稅作為農業生產率的指標；(3)在英國以及法蘭德斯，越來越集中於從遺囑中獲得的有關資料來估計作物畝產量和作物布局；(4)也有一些研究一直把地租資料作為農業生產率的一個指標（註：Jan Luten von Zanden,The Development of Agricultural Proctivity in Europe,1500-1800.）。簡言之，主要的差別在於資料類型的不同。至於所採用的研究方法，主要仍是統計學方法。事實上，研究近代以前中國的畝產量的基本資料（田稅、地租、家譜、分家文書、農書等），大體也屬於上述類型。因此在中國畝產量研究中，統計學方法也是一種重要方法，但適用范圍十分有限，原因是有關數字不夠豐富，而且許多數字自身存在著各種問題。宋代畝產量記載不多，更難使用統計學方法研究畝產量，因此必須求助於其他的經濟學方法。
柏金斯(Dwight Perkins)研究中國糧食畝產量時，使用了一種宏觀分析方法：首先對一個地區人口和耕地的數量、種植制度以及人均糧食消費水平、用作交納賦稅的糧食的數量以及輸出入的糧食的數量等一一進行研究，然後以所得結果為據，求出一個平均畝產量。很明顯，只要人口等各種數據沒有大錯，那麼這個平均畝產量也不會離開實際情況太遠。同時，又從各種史料中大量收集畝產量數字並加以考證，選出其中比較可靠者，與上面得到的結果進行比較，並根據具體情況加以調整和修正，從而得出一個最接近實際情況的數字（註：Dwight Perkins,Agricultural Development in China,1368-1968,Aldine Publishing Company,1969,pp.14-23．我曾用這種方法對明後期（1620年左右）和清中期（1850年前後）江南的水稻畝產量進行了研究，得出的結果是：明後期（17世紀初期）江南的水稻畝產量大約為1.6石米，清中期（19世紀中期）則約為2.3石米；亦即後者較前者增加了0.7石，增長幅度大致為44%（參閱李伯重Agricultural Development in Jiangnan,1620-1850,pp:125-127、130-132）。這個結論與許多學者得出的結論差別頗大。）。雖然這個數字也不可能絕對准確，但是比起用其他方法得出的結果來說，應當是更接近實際情況。這種方法對於研究宋代江南糧食畝產量肯定也會很有幫助。宋代江南是一個以自然經濟為主的社會，而在這種社會中，人們主要追求的是產品的使用價值而非價值，即使剝削也有一定限度。農民生產出來的產品不可能大大低於和超過社會對這些產品的使用價值的總需求。這就為宋代江南畝產量的估計確定了一個可能的范圍。倘若我們的估計超出了這個可能的范圍，那麼肯定是有問題的。
最後，我還要指出：經濟學方法也有自身的適用范圍，不能用它去完成其不能勝任的工作。例如計量分析是經濟學的優勢，但並非任何經濟現象都可以"量化"的。有的學者讀了《檢討》之後問：為什麼你不為"什麼是經濟革命"提出一個明確的"量化"標准呢？我的回答是：為"經濟革命"提出一個"量化"的標准很困難，因為"經濟革命"的主要內容之一是重大技術進步的出現，而重大技術進步本身並非一種可以"量化"的現象。此外，宋代江南有關史料匱缺，也使得計量分析非常困難（註：例如麥迪森已指出：8-13世紀中國農業中心轉移到南方水稻地區並實行多種作物種植，導致中國人的生活水平提高，但是到底提高了多少，由於資料不足，無法量化。見Angus Maddison,Chinese Economic Performance in the Long Run，第4頁。）。因此要對宋代江南的經濟進行"量化"研究，可能已經超出經濟學力所能及的范圍。

C. 關於一些歷史的經濟問題---為什麼說，在古代宋朝時經濟最發達的朝代

宋朝是中國歷史上經濟最繁榮、科技最發達、文化最昌盛、藝術最高深、人民生活水平最富裕的朝代。宋代是為中國最爭光的朝代，也是當時世界上發明創造最多的國家。宋朝也是中國為世界貢獻最大的時期，中國歷史上的重要發明一半以上都出現在宋朝，那時中國所謂的四大發明的三項被發明或是開始得到大規模實際的運用，火 葯、指南針、印刷術、紙幣、垂線紡織，瓷器工藝的重要改革等。宋朝航海、造船、醫葯、工藝、農技等都達到了古代前所未有、後難比及的高度。宋朝還發展起一門新科學，技術科學。這些輝煌的成就與宋的綜合文明有直接聯系。宋代的GDP是佔全球的50%。國家的綜合實力無論是質量還是數量宋朝都是當時世界的第一大國。宋朝已經達到了封建王朝的頂峰，已經出現了資本主義萌芽。

一、[宋朝的經濟商業]

宋朝是中國古代唯一長期不實行"抑商"政策的王朝。宋朝開創以來，即治坑礦、組織茶鹽開發。因而大量從土地中解放出來的農民投入商業手工業中，民間經濟受到刺激，突飛猛進。創造了空前的財富與繁榮。在宋朝立國之初，宋太祖趙框胤就號召人們"多積金、市田宅以遺子孫，歌兒舞女以終天年"，宋太宗也曾下詔"令兩制議政豐之術以聞"，令官員們研究理財求富之道。宋神宗則認為"尤先理財"，發過"政事之先，理財為急"的詔令。這些政策導向使商業大潮興旺，商貿高速發展，錢庄業迅猛發展，促使宋朝在世界人類歷史上第一次出現了最早的紙幣和銀行。銀行可以貸款、異地付款。北宋時期就大量開採金、銀、銅、鐵、煤等礦藏，全國各地也出現了世界歷史上最早的製造工廠和加工工廠。如造船廠、火器廠、造紙廠、印刷工廠、織布廠、各地的官窯等。廠里的工人按期領工資。南宋時的軍器所工匠竟達七八千人。造會子局，有徒工一千二百餘人。綾錦院織工達到四百餘人。除公辦的工廠外，一些私辦的工廠也相繼大量的出現與繁榮。因為經濟的空前繁榮，宋錢幣鑄造量非常大，如宋神宗時全國年鑄幣506萬貫。（唐朝最盛的開元盛世年鑄幣32萬貫）。

宋代的貨幣形式與種類太過豐富。銅錢、銀錠是宋朝的本位貨幣。宋朝銅幣和鐵幣並用，有些宋幣含有合金成分。此外還有些銀質錢幣。宋代的錢幣無論是種類、數量上還是質量上都是中國古代歷史上造詣最多最好的錢幣。宋幣上銘刻的文字書法優美多為名家及皇帝手筆，篆隸真行草俱全，還古篆體、瘦金體。種種精美的貨幣使人愛不釋手，宋錢幣的藝術總類藝術性工藝最高。宋錢是當時周邊各國最喜歡最堅挺的貨幣。宋錢成為南海諸國的鎮國庫之寶。雖然遼國、金國等國也仿製宋幣造錢，但在金國流通最多最廣的是宋錢。直到現在出土存世的宋錢還是最多的。在今天東到日本、西至歐洲、非洲的廣大地區都有出土。足見宋的繁榮與強盛。為免攜帶大批銅錢來往之煩勞，在公元998年（咸平元年）前後在四川地區民間出現最早的紙幣"交子"。這是我國也是世界上最早的紙幣。但這種紙幣只相當於擔保的代幣券。宋朝政府先後印刷發行的紙幣種類有交子、錢引、關子、會子等幾種類型形式。公元1023年（天聖元年）宋政府開設了世界上第一個負責紙幣發行的官方機構"益州交子務"，這是世界上最早的中央人民銀行。公元1024年宋政府開始印刷發行"交子"，此種"交子"銅板彩印，上面印有鳥獸、花紋、圖案或故事等，異常精美。此種票據有如公債，分界發行。交子最初是以兩年為一界，發行新交子的同時廢止並回收舊交子，自公元1072年（熙寧五年）起，雖仍然是每兩年發行一界，但是每界交子的流通期增加到四年。交子的面值為自一貫文至十貫文的固定面值，以鐵錢為本，備有發行准備金，已經基本具備了近代本位貨幣的特徵要素。其施用愈來愈廣泛。票據的使用為商業繁榮提供了便利條件。北宋崇寧四年，在江北、華北地區發行了稱為"錢引"的新式樣的紙幣，但是只印了一界就因為流通不暢不能順利使用而停印。公元1107年（大觀元年）四川交子改稱錢引，交子務也改稱錢引務，開始大量印刷紙鈔發行，由於數量發行過大，引起了錢引的嚴重貶值。公元1110年（大觀三年）限制發行量為天聖時的125萬貫左右，對流通地區也限在鐵錢行用的四川、陝西、河東地區，後又採取了受兌、停用舊錢引，增加准備金等多種方法，使錢引的價值得到恢復。南宋時期宋政府在杭州設立"行在會子務"專門管理印製"會子"。先後印造了一千文、兩千文、三千文及二百文、三百文、五百文，六種面值的會子。會子以三年為"界"，到期作廢，逐舊造新換舊。從公元1171年到公元1240年，共發行了十八界會子。後來政府規定第十七、十八界會子可以永久流通。這是真正意義上由政府發行的紙制的純粹錢幣。紙幣逐漸代替了銅錢做為主要交換媒介。商業的高速發展起到了推動作用。

宋王朝調整了歷代立法中重刑輕民的傳統做法，義利並重相當重視經濟立法。法規內容涉及社會經濟活動的各個方面，專門設置了專賣法，如鹽法，酒法，茶法等法令。宋代成為中國古代經濟立法最為活躍的時期，其立法活動頻繁，法規內容涉及社會經濟活動的各個方面，法規的制訂、實施各方面都具有前所未有的想像力。宋的經濟法令，注意到了國家與經濟活動者之間的利益分配關系，順應商品經濟的規律。宋朝獲得龐大的財政收入是國民經濟飛速發展，工商業極度繁榮，生產力水平提高的結果。豐厚的社會財力使得政府既不必求苛稅於民又能保證政府收入。這就緩和了社會矛盾，進入治理國家的良性循環。宋朝的經濟，尤其是第二，第三產業得到了極大的發展，人民生活水平達到了空前的高度。公元1077年，北宋稅賦總收入共7070萬貫，其中農業的兩稅2162萬貫，佔30%，工商稅4911萬貫佔70%。構成國家財政收入主體的，已經不再是農業，而是工商業了，宋朝已經走出農業文明了，宋時中國的農業社會已經在開始向工商業社會那邁進了。宋朝的手工業中還出現了銅板印刷的廣告。比西方資本主義印刷的廣告要早三百多年。大學者蘇東坡曾給一做油食老婦人做過一首廣告詩，使之生意大振。沈括的貨幣流通速度論達到了現代貨幣理論水平。此外宋朝已出現類似現代報紙的"小報"了。世界的中國的最早的資本主義萌芽，誕生於大宋強盛的商業浪潮中。

宋朝是中國社會市民階級正式產生的年代，大批的手工業者、商人、小業主構成了宋朝的中產階級。他們經濟富足，又有自己獨立的價值追求。市民的富裕閑暇的生活及審美趣味和生活情趣促成了宋朝的文化高度繁榮，戲曲、雜技、音樂、詩歌、小說等都在宋代高度繁榮發展。宋代開始大規模的城市化。中國首次出現了主要以商業，而不是以行政為中心的大城市。宋朝發達的交通為人類封建史之最。宋朝每十里設一郵亭，每三十里設一驛站。各地的官道星羅棋布、四通八達。宋政府對郵驛是十分重視的"以法治郵"的做法，保證了郵驛的正常運行。"白塔橋邊賣地經，長亭短宜驛分明。"地經就是地圖，宋朝的地圖已經相當的精確。宋朝四京是東京開封府，西京洛陽府，北京大名府，南京應天府。宋代大城市人口集中，北宋首都汴梁和南宋首都臨安都是超過百萬人口的大城市。宋朝人口如泉洲一樣超過二十萬的有六個。宋朝十萬戶以上的城市由唐代的十幾個增加到四十六個。（南宋末期西方最大最繁華的城市是威尼斯只有十萬人口。）在城市所有幹道的塔上都掛有一個時針。每個鍾都有一個人看守照料。他敲著銅羅報時，即使在很在窄的小巷都會回盪著這種聲音，隨後他用文字把時刻展示給人們看。北宋富強160多年，京都汴梁（今河南開封）"比漢唐京邑，民庶十倍"，汴梁城不僅旱路暢通發達，水運也十分發達。"舳艫歲歲銜清汴"，"聯翩漕舸入神州"。"汴都數百萬戶，盡仰石炭，無一家燃薪者"。宋朝的汴梁城已經用煤（西方稱之會燃燒的石頭）而不是用木材生火做飯取暖了。當時西方都是用木頭劈柴生活作飯取暖。中國1949年解放後的各大城市都沒有達到這一點。新興的市民階層的誕生，富庶安逸的生活使宋人消費意識濃烈，極大地刺激了茶坊酒市、娛樂業等第三產業的繁榮發展。宋朝的城市不像唐朝的城市一到黑夜就一片黑暗了，宋城在黑夜裡是燦爛的光明之城。因為宋朝不像唐朝一樣實行宵禁，宋人有夜生活。一到夜裡，宋人就自己的房間里、在家門口、庭院門口都點上了燈，因而到處都有燈光。在夜晚趕路遊玩的人們都拿這各種各樣的燈籠。因此在夜晚整個城市都在閃爍。在夜晚城市裡燈火通明，叫賣聲到天明。在"瓦子"、"勾欄"等固定娛樂場所百戲伎藝競演，市民集中觀看。夜間飲食店鋪生意興隆，直到太陽從新升起街上一樣擠滿了人。"大街一兩處麵食店及市西坊西食麵店，通宵買賣、交曉不絕"，"其餘橋道坊巷，亦有夜市撲賣果子糖等物，亦有賣卦人盤街叫賣，如頂盤擔架賣市食，至三更不絕。冬月雖大雨雪，亦有夜市盤賣。"。"酒壚博塞雜歌呼，夜夜長如正月半。"，"梁園歌舞足風流，美酒如刀解斷愁。憶得少年多樂事，夜深燈火上樊樓。"，"暮然回首，那人卻在燈火闌珊處"。"山外青山樓外樓，西湖歌舞幾時休？暖風熏得遊人醉，直把杭州作汴州。"遊人不止是皇親國戚、達官貴人等少數的宋人而是城裡的廣大的市民、大多數的宋人。宋人生活得是如此富足幸福。宋朝沒有"路有凍死骨"的貧窮與"國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的悲觀絕望。只有"西湖歌舞幾時休"的醉生夢死的樂觀、繁華。 希望對你有幫助

D. 經濟與歷史的主要內容是什麼

經濟與歷史的主要內容是是指經濟領域的發展歷史和經濟狀態的變遷史。從廣義上講，經濟與歷史是指人類以往從事經濟活動過程的總稱，是獨立於人的意識之外的客觀事件，從狹義上說，經濟與歷史是指經濟史學家通過文字以及符號等對上述經濟活動活動發展規律的描述解釋。它是對於過去的經濟和經濟現象的研究。

基本特徵：
1，經濟與歷史描述再現人類社會的經濟歷史。

2，經濟與歷史在以上基礎上分析解釋經濟活動的規律。
3，經濟與歷史研究方法的特徵：以經驗歸納法與歷史分析法研究人類活動和歷史經濟發展。經濟史學綜合採用歷史的、統計的方法並應用經濟學理論分析歷史現象和組織制度。 研究課題包括商業史、財政金融史和社會歷史的交叉方面，例如人口史和勞動史。數量的（計量的）經濟史也指歷史計量學。

E. 典型歷史經濟事件及分析

王安石變法是中國歷史上的一件大事。其內容主要包括：「一均輸法；二農田水利法；三青苗法；四募役法；五方田均稅法；六市易法；七將兵法；八保甲法；九保馬法；十軍器監法。」雖然歷史學界大多數人都認為王安石變法是一次失敗的變法活動，但筆者認為，從社會關系調整的角度來看，王安石變法無疑是成功的。

一、王安石變法的背景

1、龐大的官僚機構。《中國通史》(範文瀾、蔡美彪著)中有這樣一段話：「宋統一後，舊官加新官，已經形成為一個龐大的官僚機構。真宗以後，官員不斷增加，機構更加龐大，取士越來越多。成平三年(公元1000年)，真宗下詔說：『去歲天下舉人數逾萬人，考核之際，謬爛居多。』但這年，真宗親事舉人，仍取進士、諸科(包括屢試不中者)共1800多人。」由此可見，如此龐大的官僚機構，不僅增加了政府的財政負擔，而且也為貪污腐敗埋下了隱患。

2、虧空的中央財政。據《遼史》記載：「(重熙十一年)閏月癸未，耶律仁先遣人報，宋歲增銀、絹十萬兩、匹，文書稱貢，送至白溝。」《宋史》中也說到：「傳至真宗，內則升中告成之事舉，外則和戎安邊之事滋，由是食貨之議，日盛一日。仁宗之世，契丹增幣，夏國增賜，養兵兩陲，費累百萬，然帝性恭儉寡慾，故取民之制，不至掊克。」北宋對遼、西夏作戰已耗資不少，又要給兩國付歲幣，加之中央對各級官員貪污問題處罰不嚴，中央財政則處於虧空狀態。

3、土地兼並現象嚴重。據《宋史》記載：「(仁宗初年)勢官富姓，占田無限，兼並冒偽，習以成俗，重禁莫能止焉。」「富者有彌望之田，貧者無立錐之地，有力者無田可種，有田者無力可耕」(《續資治通鑒長編》)、「官僚鄉紳有產而無稅，百姓無產而有稅」(翦伯贊：《中國史綱要》)，成為當時社會普遍的現象。

4、階級矛盾尖銳。由於要支持龐大的官僚機構運轉、支付歲幣、土地兼並現象嚴重等原因，導致北宋「國用不充」，解決財政危機的途徑則是大肆增加賦稅，而繁重的賦稅則造成百姓生活困苦，導致階級矛盾尖銳，進而引發了農民起義。「從仁宗初年開始小規模的農民起義不斷發生」，「宋仁宗慶歷三年(公元1043年)在河南、河北、山東、陝西、山西、四川等地發生過暴動。」(翦伯贊：《中國史綱要》)

二、王安石變法的影響

1、一定程度上緩和了尖銳的階級矛盾，穩定了北宋的統治。在王安石變法前，北宋階級矛盾十分尖銳，農民起義不斷發生，而王安石變法後，農民收入得以增加，階級矛盾在一定程度上得到緩和。如，《宋史·李定傳》中記載：李定，字資深，揚州人。少受學於王安石。登進士第，為定遠尉、秀州判官。熙寧二年，孫覺薦之，召至京師，謁諫官李常，常問日：「君從南方來，民謂青苗法何如?」定日：「民便之，無不喜者。」

2、增加了財政收入，使北宋的財政問題得以解決。由於長年對遼、西夏作戰和付歲幣，北宋財政虧空，而王安石變法後，「國庫、州縣府庫，無不充衍。」

3、限制了豪強兼並土地，促進了農業生產發展。在主安石變法前，北宋土地兼並問題十分嚴重，而隨著市易法和方田均稅法的實行，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豪強對土地的兼並，保護了中小產業者的利益，興修水利、提供貸款等舉措則有力地促進了農業生產發展。

三、王安石變法的評價

王安石變法歷時十五年，最終由於貴族勢力的反對而終止。我們該如何對其加以評價呢?
中國歷史上的改革變法不外乎兩種：一種是社會關系的調整，主要是階級關系的調整，這種調整往往具有短暫性和非延續性的特點；另一種是生產關系的調整，即隨著生產力的發展，客觀上要求對生產關系加以必要的調整，當這種調整以改革變法的方式來實現時，必然具有持久性、延續性的特點。
從王安石變法的背景來看，當時的主要問題並不是生產關系能否適應生產力發展的問題。而是階級矛盾異常尖銳的問題，這就決定了王安石變法的性質：其不可能是生產關系的調整，而只能是社會關系的調整。這種調整固然具有短暫性的特點，但就調整後的實際效果來看，王安石變法並非是失敗的。

F. 經濟全球化的歷史問題

1、 新航路開辟。
2、 第三次科技革命的推動。
3、① 發展中國家的經濟嚴重惡化；經濟危機強度增加。
② 提升本國的綜合國力，以發展經濟和科學技術作為國家的戰略重點，推行可持續發展戰略，打擊恐怖主義，倡導建立國際新秩序。
4、使用進口家用電器。

G. 關於社會主義經濟建設的歷史問題

1952年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提出了過渡時期總路線，要在一個相當長的時期內，逐步實現國家的社會主義工業化，並逐步實現國家對農業、手工業和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
1958年，中國共產黨提出了社會主義建設總路線
1961年 1月，中共中央決定對國民經濟實行「調整、鞏固、充實、提高（1961）」的方針，這是國民經濟的第一次調整，是一個重大的轉折。1962年初中共中央召開了有7000人參加的擴大的中央工作會議，初步總結了「大躍進」中的經驗教訓
1972年周恩來正確地提出要批判「極左思潮」,要抓生產,特別是抓產品產量，使經濟工作有了轉機
1975年鄧小平重新出來主持工作,提出了整頓的口號,抓了鐵路、鋼鐵等方面的整頓工作,效果顯著，經濟形勢有了明顯好轉
1978年12月召開的中國共產黨十一屆三中全會，確定了解放思想、實事求是的方針，作出了把工作重點轉移到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上來的戰略決策，提出要注意解決好國民經濟重大比例嚴重失調的要求，制訂了關於加快農業發展的決定，並且提出逐步改革經濟管理體制的任務。這是中國社會主義建設一次具有重大歷史意義的轉折，從此中國的現代化建設逐步走上了正確軌道
1979年 4月召開的中央工作會議上，又確定了對整個國民經濟實行「調整、改革、整頓、提高（1979）」的方針，堅決糾正了前兩年經濟工作中的失誤。其後，在1980年12月又召開了中央工作會議，對經濟建設中的「左」的指導思想進行了認真的清理，決定對國民經濟實行進一步調整。
1982年 9月召開的中國共產黨第十二次全國代表大會，提出了全面開創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新局面的偉大任務
1987年10月召開的中國共產黨第十三次全國代表大會，把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中國建設和改革的具體實際緊密結合起來，論證了中國社會仍處於社會主義的初級階段，提出了黨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基本路線

H. 當前中國哪些經濟問題是可以和歷史對比的或者是遺留問題

一:經濟高速增長,但經濟結構嚴重失衡
首先是供給結構問題突出,特別是一、二、三產業比例不協調。農業基礎較弱、工業大而不強、服務業發展滯後。其次,需求結構問題突出,投資消費關系不協調。經濟增長主要靠投資拉動,導致消費低迷,內需嚴重不足。同時,城鄉之間、地區之間發展失衡。經濟社會發展在空間上的不平衡,使邊疆穩定、社會和諧受到了嚴峻挑戰。

二:蛋糕做大了,但蛋糕的分配存在不公平
按照聯合國的貧困標准,中國至少還有一億多人生活在貧困線下。近幾年,政府、企業和居民三者之間分配關系呈現較為明顯的失衡狀況,勞動報酬增長速度長期低於GDP增長速度,城鄉之間、地區之間、行業之間的收入差距都有擴大的趨勢。

三:完成了工業產品的數量積累,但國際競爭力不強
2009年中國R&D(研究與開發)佔GDP的比重為1.52%,世界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OECD)成員國家平均達2.29%。科技進步貢獻率比發達國家低20~30個百分點,科技成果轉化率比發達國家低50~60個百分點。

四:民生大幅度改善,但公共服務領域發展滯後
2008年中國醫療衛生支出占財政支出比重為4.4%,社保與就業支出占財政支出比重為10.9%,此兩項合計佔比為15.3%,比人均GDP 3000~6000美元階段國家平均31.4%的水平,低了16.1個百分點。

五:城市化率大幅度提高,但城鄉二元結構突出
城市化提速的同時,農村問題也日益突出,優質耕地大量流失,農業經營者老齡化、兼業化,留守兒童增加,城鄉收入差距拉大等等。一些大城市的城鄉接合部「棲息」著大量流動人口,身份差異帶來的歧視、群體沖突加劇等,積累了諸多社會問題。

六:節能減排成績顯著,但生態文明建設壓力較大
中國工業能耗佔全國能源消費總量的70%,石油、鐵礦石、鋁土礦、銅礦的對外依存度越來越高(超過50%),中國政府已經提出2020年單位國內生產總值二氧化碳排放比2005年下降40%~45%的約束性指標,實現這個目標需要付出巨大努力。

七:市場經濟體制日趨完善,但改革任務艱巨
特別是為了應對金融危機,防止經濟下滑,中國宏觀經濟運行中出現了「重發展、輕改革,重政府、輕市場」的趨勢,嚴重製約了市場機製作用的發揮。

八:國際競爭的硬實力增強,但軟實力有待進一步提升
中國企業缺乏創新能力導致了企業競爭力不足,文化、服務等第三產業的落後導致了中國產業結構的不合理,環境污染增加了社會治理成本,社會保障等公共服務的缺失使老百姓缺乏安全感從而制約了內需√

I. 歷史與經濟的問題

氏族在上古炎黃堯舜為領袖時早已存在，那時的領袖領導可謂真正的「公務員」，那時不是國家，是一整個大民族。
而國家存在於階級社會，國家機構是階級統治的工具，稅收就是某國特定階級用於保持其民族國家的存在和發展，為國家機構的維護和正常使用的經費而要求國民交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