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攻有什麼歷史意義

Ⅰ 墨子「兼愛」「非攻」思想的現實意義

兼愛和非攻

兼愛就是兼相愛，交相利。就是愛人，愛百姓而達到互愛互助，而不是互怨互損。不用說，這也是墨子根據堯舜時代設計出來的大同世界的模型。兼愛還表現在大國不侵略小國，國與國之間無戰事，和平共處。現在看去，倒有點像我國提出和倡導的和平共處平等互利的外交原則了。莫非當年毛澤東和周恩來等人也是讀了《墨子》才受到的啟發？這就無從考證了。
非攻就是反對一切非正義的戰爭，對防禦戰，墨子是支持的。他自己就曾經帶人參加過好幾次幫人守城的戰爭。
兼愛和非攻是體和用的關系。兼愛是大到國家之間要兼相愛交相利，小到人與人之間也要兼相愛交相利。而非攻則主要表現在國與國之間。只有兼愛才能做到非攻，也只有非攻才能保證兼愛。
無論是古代還是現在，人與人之間的互愛互利都是社會穩定的基石，而人與人之間的互怨互損將激發矛盾引發禍亂。儒家甚至孟子竟以此攻擊墨家，說墨家無君無父，無異禽獸。由此可見墨家的進步和儒家的狹隘。
在和平發展成為時代主旋律的今天，在美國高舉霸權主義的今天，重讀墨子，重讀兼愛和非攻，就知道墨子思想有多麼的可貴。

Ⅱ 《非攻》闡述了一個什麼道理

從非攻的言論中,可以挖掘出保護自然的現實的生態倫理原則.節用而非攻思想包蘊著積極的可持續發展、維護現有生命多樣性的生態保護思想.當今,吸取墨家生態倫理智慧對現代條件下保護自然和愛護生態尤其具有現實意義.
從墨子"非攻"思想的合理性探討中國"和文化"的深厚底蘊,進一步分析其對於維護世界和平與國家安全的現實意義.

Ⅲ 略述墨子"非攻"的主要內容

非攻
「非攻」是墨學的重要范疇，是墨子軍事思想的集中體現，同時也包含著豐富的政治、哲學、科學、文化、倫理思想。
墨子的「非攻」與「兼愛」
墨子主張「兼愛」，其實質是「愛利百姓」，以「興天下大利，除天下之害」為己任。所以墨家之徒的言論行動，皆以國家、百姓、人民之利為准繩。周朝進入春秋戰國時期，戰爭頻仍，土地荒蕪，死者遍野，民不聊生，廣大人民群眾渴望彌兵息戰，休養生息。墨子體察到下層的民情，代表小生產者及廣大百姓的利益，提出了「非攻」的主張，就這一點講，是有積極意義的。自古及今，不論什麼形式的戰爭，其受害最深的首先是人民群眾。為什麼「非攻」，確立什麼樣的准則及採取什麼樣的對策才能達到目的，在《墨子》一書中大致可以歸納以下幾點。

Ⅳ 解釋《墨子·非攻》中「非攻」的含義

（一）非攻：反對攻伐掠奪的不義之戰
墨子認為，當時進行的戰爭均屬掠奪性非正義戰爭，在《非攻》諸篇中，反復申訴非攻之大義，
認為戰爭是凶事。他說，古者萬國，絕大多數在攻戰中消亡殆盡，只有極少數國家倖存。這就好比醫生醫了上萬人，僅僅有幾人痊癒，這個醫生不配稱之為良醫一親友，戰爭同樣不是治病良方。歷史上好戰而亡的統治者不可勝數。這無異於給那些企圖通過攻戰來開疆拓土吞並天下的人以當頭棒喝。所以墨子主張，以德義服天下，以兼愛來消弭禍亂。在墨子眼裡，兼愛可以止攻，可以去亂。兼愛是非攻的倫理道德基礎，非攻是兼愛的必然結果。
墨子主張非攻，是特指反對當時的「大則攻小也，強則侮弱也，眾則賊寡也，詐則欺愚也，貴則傲賤也，富則驕貧也」的掠奪性戰爭。墨子以是否兼愛為准繩，把戰爭嚴格區分為「誅」（誅無道）和「攻」（攻無罪），即正義與非正義兩類。「兼愛天下之百姓」的戰爭，如禹攻三苗、商湯伐桀、武王伐紂，是上中（符合）天之利、中中鬼之利、下中人之利的，因而有天命指示，有鬼神的幫助，是正義戰爭。反之，大攻下，強凌弱，眾暴寡，「兼惡天下之百姓」的戰爭。是非正義的。
墨子還堅決無情地揭發當時戰爭給人民帶來的沉重無盡的災難。①貽誤農時，破壞生產。農業是斬斷了老百姓的衣食之源。②搶劫財富，不勞而獲。竊入桃李，搶人犬豕雞豚、牛馬，殺人越貨者，「謂之不義」，攻小國，「入其溝境，刈其莊稼，斬其樹木」，同樣是「不與其勞就其實，以非其所有而取」的不義行為。③殘害無辜，掠民為奴。墨子指出，大國君主命令軍隊攻小國，「民之格者，則逕殺之。不格者，則系操而歸。丈夫以為仆圉胥靡，婦人以為舂酋。」

Ⅳ 戰國時期戰亂頻繁，為何墨子卻主張「兼愛」「非攻」

「兼愛」「非攻」所指的是春秋、戰國是中國歷史上一個輝煌的時代，也是出謀略的時代。從大國爭霸到秦兼並六國，多少諸侯國在戰爭的鐵蹄下化為塵埃，多少諸侯國又異軍突起，成為一代霸主。然而，你可曾想過，戰爭的背後，左右它的是實力，實力的背後呢，左右它的卻是思想、是謀略。

「非攻」是從「兼愛」中派生出來的。它旗幟鮮明地公開反對侵略，謀求和平。在侵略戰爭頻繁的東周時代，墨子公開警告侵略者，認為他們即使是戰勝者，最終也是得不償失，不會有好下場的。這一理論在百姓中、在社會上的影響力、號召力是不同尋常的。思想理論本身所具有的廣泛社會基礎，就是一種謀略的體現，因為這一理論引起的社會共鳴，足以形成制止戰爭的巨大輿論力量。

Ⅵ 墨子的「非攻」是什麼意思

墨子的「非攻」的意思是：非攻即反對攻戰，即「大不攻小也，強不侮弱也，眾不賊寡也，詐不欺愚也，貴不傲賤也，富不驕貧也，壯不奪老也。是以天下庶國，莫以水火毒葯兵刃以相害也」。當然，非攻並不等於非戰，而是反對侵略戰爭，很注重自衛戰爭。自衛是反侵略的一個重要的組成部分，不自衛就會等於不反侵略。兼愛是大到國家之間要兼相愛交相利，小到人與人之間也要兼相愛交相利。只有兼愛才能做到非攻，也只有非攻才能保證兼愛。

Ⅶ 墨家的兼愛與非攻

導語：中國古代百家文化中，出了儒家提倡仁愛，墨家也提倡“兼愛”、“非攻”，讓我們一起來了解一下墨家文化吧!

春秋無義戰。當時貴族之間不斷地進行殘酷的掠奪戰爭。墨子接近勞動者，同情小生產者、小私有者，對他們在戰爭中所遭受的痛苦有深刻的認識，因而他反對侵略戰爭的思想感情也非常強烈。他堅決地、無情地揭發了當時侵略戰爭給廣大人民群眾帶來的災難。《墨子》書中寫道：

以攻伐無罪之國，入其邊境，刈〔yi義〕其禾稼，斬其樹木，殘其城郭，以抑(填平)其溝池，焚燒其祖廟，攘殺其犧牲。 民之格者(抵抗的)，則勁拔之(殺死);不格者，則繫纍而歸(用繩子一串串牽回)。丈夫以為仆、圉〔yu雨〕、胥、靡，婦人以為舂、酋(仆、圉、胥、靡、舂、酋是指做不同工作的奴隸)。(《天志下》)

《墨子》書中詳盡描述了那些被圍困在城內的人民痛苦的遭遇：男女老幼皆參加守城，民間糧食、布帛、金錢、牛馬畜產等一切可用的物品，都被公家徵用。自圍城之日起，百姓便食不果腹，平均每天只吃三升多糧食，約合現在大半升。既有作戰死傷，又要忍餓破產。沉重的力役負擔和不可估計的財產損失已很驚人，如果戰爭長期不結束，圍城中的人民就要遭受到更多的苦難。由於和侵略者的軍隊長期相持，有時甚至弄到“易子而食，析骨而爨〔cuan竄〕”(《左傳·宣公十五年》)。至於城池被攻破後，百姓的命運將會更加悲慘。總之，在戰爭中，不管勝利或失敗，受苦受難的永遠是雙方百姓。

被侵略的戰敗國人民的命運不消說是很悲慘的，那些強大的侵略國的人民又是過著什麼樣的生活呢?他們的命運和遭遇並不比被侵略的弱小國家的人民好多少，疾病、創傷、破產、死亡的命運也在等待著他們。發勝利財的是那些王公大人;倒霉的卻還是人民群眾、小生產者。墨子也無情地揭露戰爭給侵略國人民帶來的災難：

春則廢民耕稼樹藝，秋則廢民獲斂。今唯毋廢一時，則百姓飢寒凍餒而死者，不可勝數。今嘗計軍上(據孫詒讓校，“上”字應是“出”字)，竹箭、羽旄、幄幕、甲盾、撥劼〔jie傑〕 (據吳毓江《墨子校注》改“劫”為“劼”)，往而靡弊腑冷(據畢沅說，“腑冷”即“腐爛”)，不反者，不可勝數;又與矛戟戈劍乘車其列往(整整齊齊地出發)，碎折靡弊而不反者，不可勝數;與其牛馬，肥而往，瘠而反，往死亡而不反者，不可勝數;與其塗道之修遠，糧食輟絕而不繼，百姓死者，不可勝數也;與其居處之不安，食飯之不時，飢飽之不節，百姓之道疾病而死者，不可勝數;喪師多不可勝數，喪師盡不可勝計。……國家發(廢)政，奪民之用，廢民之利，若此甚眾，然而何為為之? (《非攻中》)

罪惡的戰爭，對多數國家，對多數人民都是有害的。墨子曾用一個生動的比喻來說明戰爭的害處。他把戰爭比作醫病，說比如有一種葯，一萬人吃了，只好了四五個人，這種葯就是無效而有害的。戰爭的結果如果只便宜了荊吳之王、齊晉之君，這就肯定戰爭是極端有害的，所以應當反對(《非攻中》)。墨子在《非攻上》曾生動詳盡地論證了戰爭是虧人而自利的：

今有一人，入人園圃，竊其桃李，眾聞則非之，上為政者得則罰之。此何也?以虧人自利也。至攘人犬豕雞豚〔tun屯〕者，其不義又甚入人園圃竊桃李。是何故也?以虧人愈多，其不仁茲(滋)甚，罪益厚。至入人欄廄，取人馬牛者，其不仁義又甚攘人犬豕雞豚。此何故也?以其虧人愈多。苟虧人愈多，其不仁茲(滋)甚，罪益厚。至殺不辜人也，扡〔tuo拖〕其衣裘，取戈劍者，其不義又甚入人欄廄取人馬牛，此何故也?以其虧人愈多。苟虧人愈多，其不仁茲(滋)甚矣，罪益厚。當此，天下之君子皆知而非之，謂之不義。

今至大為攻國，則弗知非，從而譽之，謂之義。此可謂知義與不義之別乎?

我們可以看出，墨子之所以反對戰爭，完全是為了反對統治階級的侵略和掠奪，是為了勞動者、小生產者的利益著想的。事實再清楚不過，只要有戰爭，無論是大國或小國，無論是戰勝國或戰敗國，首先遭到損失的總是出錢出力的老百姓。所以墨子希望實現和平，希望“飢者得食，寒者得衣，勞者得息”，勞動者能獲得起碼的生活條件。他的主張是正義的，所以是正確的。這種憎恨侵略戰爭、嚮往和平的優良傳統，直到今天也還鼓舞著我們。如果用一句話來概括墨子哲學的全部精華，那就是他熱愛和平、反抗侵略的思想。墨子體現了中國古代勞動人民朴質、善良、堅貞不渝的性格。

墨子的“非攻”的主張不是無條件地反對一切戰爭，而是反對“強凌弱，眾暴寡”的非正義的戰爭。他並不反對抵抗暴力、保衛和平的戰爭。不但不反對，而且用實際行動來支持抵抗暴力、保衛和平的一方。他認為湯伐桀、武王伐紂的戰爭是代表人民除殘去暴的正義行為。湯對於桀，武王對於紂，雖然用兵，但不能算是侵略(攻)，應該算是討伐(誅)。討伐人民的敵人，其性質和侵略戰爭根本不同，如果混淆了這兩者的根本區別，那就是不知“類”。

如果結合墨子當時的社會歷史條件來看墨子的反對侵略戰爭的思想，就會發現他的主觀願望和歷史發展的道路是存在著矛盾的。歷史發展要求從分散割據的局面走向統一的中央集權的局面。也只有迅速地結束了分散割據的局面以後，才會真正減少戰爭，而結束分散割據的唯一方式就是通過兼並戰爭。古代的歷史就是從許多表面上看來似乎盲目的行動中，體現了歷史發展的必然規律的。歷史總是沿著必然的規律，向既定的方向前進著。墨子的`主觀願望是好的，他不愧為一個同情人民、有高度善良願望的思想家和政治活動家。但他無法科學地認識歷史發展的必然方向，因而他反對戰爭的理想固然反映了一部分現實情況(像戰爭給人民帶來的痛苦)，卻對消滅或避免戰爭提出了極不現實的辦法，這一點集中表現在墨子的“兼愛”學說中。

墨子“非攻”的主張的理論基礎就是“兼愛”的學說。

墨子不但反對一切侵略戰爭，並且企圖消除一切侵略戰爭發生的根源。他認為：

聖人以治天下為事者也，必知亂之所自起，焉(乃)能治之，不知亂之所自起，則不能治。……當察亂何自起?起不相愛。臣子之不孝君父，所謂亂也。子自愛不愛父，故虧父而自利;弟自愛不愛兄，故虧兄而自利;臣自愛不愛君，故虧君而自利，此所謂亂也。雖父之不慈子，兄之不慈弟，君之不慈臣，此亦天下之所謂亂也。父自愛也，不愛子，故虧子而自利;兄自愛也，不愛弟，故虧弟而自利;君自愛也，不愛臣，故虧臣而自利。是何也?皆起不相愛。(《兼愛上》)

根據以上的推論，墨子認為當時國與國之間的戰爭都是由於“不相愛”。如果要天下治而不亂，那隻有做到“兼相愛、交相利”，以“兼”來代替“別”。“兼”，在墨子看來是大公無私、不分彼此、關心別人如同關心自己一樣的高尚品質。具有這種高尚品質的士，墨子稱他做“兼士”;具有這種高尚品質的國君，墨子稱他做“兼君”。和“兼”相對立的是只顧自己、不為旁人設想的自私自利的惡劣品質，墨子把這種品質叫做“別”。具有這種壞品質的士，墨子稱他“別士”;具有這種壞品質的國君，墨子稱他“別君”。甚至後來墨家分化為好幾派，他們互相稱呼其他派別的墨家叫做“別墨”。

但是，墨子把戰爭的起源、社會的不合理現象，都歸結為道德品質問題，卻完全是以主觀臆測對待客觀存在的實際問題。

墨子從善良的願望出發，反對不義的戰爭，把反對戰爭的理論基礎安放在“兼愛”的學說上，卻沒有能夠找尋侵略戰爭和互相爭奪的社會根源，認為人間之所以有戰爭，是由於人們不明白“兼愛”的道理。墨子把社會混亂的根源歸結為人類的認識錯誤，這顯然是不符合事實的。

墨子把當時父子、兄弟之間的關系和國君、人民之間的關系看作同類性質的關系，這是原則上的錯誤。因為當時的國君和百姓根本不可能“兼相愛、交相利”，事實上他們之間的關系除了有相互依存的一面外，還有對抗的一面。這種對抗關系在某種情況下還可能大大激化，演變成大規模的劇烈沖突。墨子的“兼愛”的道理並不難懂，可是以墨子的鍥而不舍的精神，以墨學幾百年來的廣泛傳播，卻沒有遇到一個“兼君”，倒是教育出了一些為國君忠心服務的敢死之士，其中的道理是值得深思的。

墨子“兼愛”的主張企圖使統治者與被統治者之間相安無事，和平共處，盡量做到“強不劫弱，眾不暴寡，詐不謀愚，貴不傲賤”，可是按照墨子的辦法，上下貴賤之分和舊秩序是實際存在而不能改變的。

當然我們也不應該僅僅根據墨子的思想方法的失誤，連墨子的反映廣大人民的求生存、愛和平、反侵略的合理的願望也一筆勾銷，這對於墨子和墨學的評價是不公平的，和當時的實際情況也是不符合的。

正因為反對侵略戰爭是反映了廣大人民的正義的願望，所以墨子的“非攻”的主張，構成了他的學說中強有力的核心部分。墨子對於侵略戰爭的認識是深刻的，他完全理解戰爭給當時的小生產者、勞動者帶來的痛苦。正因為如此，在“非攻”這一問題上，他接觸到了真理。無論如何，用千百萬人民的生命，用廣大人民創造出來的財富，去進行殘酷的侵略戰爭，人民是有權利提出質問的。用千百萬人民的生命爭奪一個城市，毀掉當時最缺少的——人，以換取當時不缺少的——地，人民是有權利提出抗議的。

墨子反對侵略戰爭的理論根據，就是“兼愛”的學說。根據上文的分析，墨子所說的“兼愛”，是從精神方面、心理狀態方面出發來對待人與人的社會關系的。墨子把千百萬人民群眾的正義的呼聲——反對侵略戰爭——安放在一個善良願望的基礎上，造成了理論上致命的弱點。這一點是墨子自己不可能認識到的，反而把“兼愛”當做他和他的學派的積極主張，把“非攻”當作實現他的“兼愛”和“天志”(墨子“天志”的主張，見下文專章論述)的理想的手段，顯然頭腳倒立了。孟子發現了這個問題，全力攻擊“兼愛”學說。孟子為了世襲貴族的利益，也提出了一些反對戰爭的口號。他也反對“爭城”、“爭地”的戰爭，也反對貴族過分地剝削人民。但孟子是因為擔心貴族這樣搞下去會垮台，認為人皆有“不忍人之心”，良心上過不去，所以應當不要殺人。這和墨子所主張的為了百姓人民的大利，在基本立場上是不同的。

總之，墨子的“非攻”的主張，是有事實根據的，是墨子學說中的精華部分。但墨子把“非攻”這一正義主張，安放在“兼愛”和“天志”這樣的主觀願望的基礎上卻是錯誤的。墨子“非攻”的主張，誠然表達了當時人民群眾的主觀要求，但由於墨子受當時歷史條件的限制，還遠說不上從社會發展的整體利益來認識戰爭的意義。墨子固然也曾用“攻”和“誅”來劃分正義和非正義的戰爭，但他把正義的標准安放在“天”的意志上，認為只有不敬鬼神的暴君，觸犯了“天”的意志，才成了被討伐的對象。這樣，就把戰爭的正義或非正義的標准歸結到不可捉摸的“上帝”或“鬼神”的意志方面去，人類也就不能掌握了。這種不正確的觀點是必須加以指出的。

Ⅷ 魯迅《非攻》的現實意義

魯迅的《故事新編 非攻》人教版九年級的課外閱讀材料，文章是魯迅先生在一九三四年八月作。在收入《故事新編》前沒有在報刊上發表過。《非攻》這篇小說主要即取材於《墨子·公輸》。
墨子（約前468—前376）名翟，春秋戰國之際魯國人，曾為宋國大夫，我國古代思想家，墨家學派的創始者。他主張「兼愛」，反對戰爭，具有「摩頂放踵，利天下，為之」（孟軻語）的精神。他的著作有流傳至今的《墨子》共五十三篇，其中大半是他的弟子所記述的。
魯迅先生的《理水》和《非攻》在進行社會批判的同時，著重地寫了兩個正面人物。夏禹治水和墨子非攻在中國古史上都有記載。相傳夏禹婚後第四天就出去治水，在外八年(一說十三年)，三過家門而不入。他在人民理想中是一個公而忘私、出身下層平民的領袖。魯迅筆下的禹不僅具有勞動農民的外貌：「黑臉黃須，腿彎微曲」，一個粗手粗腳的大漢；還概括了中國農民優秀的品質：勤勞，刻苦，樸素，從沉默中顯出堅韌和力量。作品運用各種場面——文化山上學者煩瑣無聊的議論，水利局裡大員聲勢煊赫的考察，通過周圍那些卑微的靈魂和庸俗的言行，反襯出禹的高大，從而塑造了這個來自人民的英雄。墨子是一個躬自操勞的古代知識分子。和儒家相反，他是庶民階層利益的代表者，主張身體力行，提倡自我犧牲的精神。他的學說以非攻、兼愛、尚俠、好義為主。作品寫他衣衫襤褸，胼手胝足，然而卻又勇敢，機智，充滿著忘我的精神。當楚國籌劃進攻宋國，他一面晝夜兼程去勸阻楚王，一面又吩咐管黔敖作好戰斗准備：「不要只望著口舌的成功。」故事環繞著墨子的行動直接展開：一路上過宋，入楚，以正義折服楚王，憑實學戰勝公輸般。魯迅歌頌了這兩個正面形象，正如他一九三四年在一篇雜感里說的：「我們從古以來，就有埋頭苦乾的人，有拚命硬乾的人，有為民請命的人，有捨身求法的人，……雖是等於為帝王將相作家譜的所謂『正史』，也往往掩不住他們的光耀，這就是中國的脊樑。」(註：《且介亭雜文·中國人失掉自信力了嗎》)禹和墨子正是被當作「中國的脊樑」來描寫的。與此同時，魯迅還以飽飫感情的筆墨寫了墨子的學生禽滑厘，管黔敖，禹的一群面目黧黑，衣服破舊，不動、不言、不笑，象「鐵鑄一樣」的不知名的同事，還有敢於和鳥頭先生爭辯的鄉下人。這些人物以其具體的行動，共同表現出一種正面的道德觀念，從對比中壓倒了公輸般、曹公子、文化山上的學者、水利局裡的大員，在讀者心裡引起強烈的共鳴。魯迅否定後者，這是他對現實生活中牛鬼蛇神所作的撻伐；肯定前者，則又說明在他的思想里群眾已經成為積極的力量。魯迅在《答國際文學社問》里曾經說過：「在創作上，則因為我不在革命的漩渦中心，而且久不能到各處去考察，所以我大約仍然只能暴露舊社會的壞處。」但他並不自囿於這一點，於是另闢蹊徑，新編故事，借歷史人物，熱情地表達了自己對人民群眾及其代者的贊美和歌頌。

Ⅸ 墨家的非攻兼愛有什麼含義

非攻就是反對一切非正義的戰爭，對防禦戰，墨子是支持的。他自己就曾經帶人參加過好幾次幫人守城的戰爭。
兼愛和非攻是體和用的關系。兼愛是大到國家之間要兼相愛交相利，小到人與人之間也要兼相愛交相利。而非攻則主要表現在國與國之間。只有兼愛才能做到非攻，也只有非攻才能保證兼愛。

兼愛是天性人與人相愛，臣與子忠孝，君與父慈愛，大到國家之間要兼相愛交相利，小到人與人之間也要兼相愛交相利。要把別人與自己同等看待，首先是我對別人親愛和有利，然後別人也回報我以愛和利。這樣人與人之間就平等了，也就是「愛無差等」。

(9)非攻有什麼歷史意義擴展閱讀

墨家學派的主要思想觀點的影響

尚同：墨子認為，在國家出現之前，意見不能統一，各人有各人的是非標准，因而天下大亂。所以，他主張選舉天下的賢德、善良、人格高尚而又有智慧、能言善辯的人立為天子，以幫助天子統一民眾的思想。

墨子「上同」的思想，（這個「上」字，平常是用高尚的「尚」字，其實是上下的「上」字。）就是下面一切要上同，所謂「上同而不下比者」，——就是一種極權主義。以現在的新名詞說，就叫「民主集權」。

墨子的這種理論，影響到紀元前四世紀——商鞅。他在西方的秦國，實行這種「極權政治」；後來商鞅被清算死了，但這種極權制度還是存在，而且在一百年之內，把當時所謂天下居然打平，用武力來統一中國，建立所謂「秦帝國」。

帝國成立以後，極權制度仍繼續存在，焚書坑儒，毀滅文獻，禁止私家教育。這就是第三件大事。所謂極權主義的哲學思想：極權國家不但起來了，而且是大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