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怎麼考究出來的

❶ 怎樣做「歷史研究」

表面看來，調查研究、實驗研究或哲學研究比歷史研究更能顯示其現實意義。不過，歷史研究依然有其獨特的魅力。與哲學研究相比，歷史研究的魅力在於：哲學研究止於思辨和教訓，容易「徒託空言」，而歷史研究因其敘述歷史事實而更容易顯示出「深切著明」的效應。[1]與調查研究或實驗研究相比，歷史研究的魅力在於：歷史研究所面對的研究對象是比較穩定的文本。它既不像實驗研究那樣容易受無關因素的干擾，也不像調查研究那樣因缺乏資料而無話可說。而且，從歷史研究的視角來看，「現實」是一個相對的概念，並不見得調查研究的對象就是現實的而歷史研究的對象就一定是「過去」的。相反，一切「現代」都正在成為過去，而一切歷史都可以理解為當代史。
從研究的主題來看，歷史研究可分為思想史研究、制度史研究（或改革實踐史）和學術史研究三種。而從研究的方法來看，歷史研究可分為歷史的考證研究、歷史的敘事研究和歷史的解釋研究。
歷史的考證研究和歷史的敘事研究其實就是歷史的調查研究，可統稱為歷史的實證研究。一般意義上的調查是對「當下的事件」的調查，而歷史的考證研究和歷史的敘事研究是對「過去的事件」的調查。
歷史的解釋研究在面對歷史事實（主要是歷史文獻）時，它更多地依賴於研究者個人的判斷及其所選擇的視角。不同的研究者總是能夠從不同的視角提出不同的解釋，這使解釋研究不可能像其他實證研究如調查研究、實驗研究那樣顯示出「毋庸置疑」的客觀性。但是，歷史的解釋研究在提出解釋時仍然重視解釋的理由和證據，以便使自己的解釋令人信服。就此而言，歷史的解釋研究也有某種實證研究的含量而並非任意、任性地隨意發揮。

通過本章的學習，你將能夠

●了解歷史的考證研究的三個主要途徑；
●掌握歷史的發生學研究的三個主要途徑；
●學會使用歷史的話語分析法，掌握歷史的話語分析的三個主要方法；
●學會使用歷史人類學研究法；
●理解傳統的解釋學研究與隱微解釋學研究的主要差異；
●理解歷史的述評研究的技巧及容易出現的問題；
●掌握必要的翻譯技巧；
●掌握隱微解釋學研究的三個技巧並理解「解釋學的三個自信」；
●學會歷史的比較研究。
中外歷史研究幾乎都有重視史料考證的傳統。中國有「乾嘉學派」，西方有「蘭克學派」。中國史學界在18世紀已經興起「考證」之風。乾隆、嘉慶兩朝，迄於道光中葉的百餘年間，朴實的經史考證成為學術主流，時人「皆以考博為事，無復有潛心理學者」，形成「乾嘉學派」（也稱為「考據學派」）。[2]「清代是校勘碩果累累，校勘學獨立形成的時期。」[3]當時出現一大批從事校勘、版本、目錄研究學者。[4]發展至戴震（1724～1777）、章學誠（1738～1801）等人那裡，「乾嘉學派遂臻於鼎盛」。
西方史學界重視史料考證的傳統並非始於德國史學家蘭克（L. Ranke，1795～1886），但蘭克為這個傳統制定了嚴格的考訂與批判的方法，並發展成一個學派。「蘭克學派」的主要貢獻並不在於它倡導「史學即史料學」的實證主義史學，因為，「蘭克本人既沒有說過此話，他的著作也絕非史料的編排」。相反，蘭克本人一直相信「歷史背後的精神力量」，他甚至會在其著作中作出自己的價值判斷和評論。他的著作隱含了他的價值觀念和思想傾向。「蘭克學派」也並非人們想像的那樣只追求「如是直言」而不重視寫作的藝術。相反，「他的史筆，從容流暢，且有音樂節奏，……他從不諱言史家需要藝術天才和造詣，他一直認為大氣磅礴的敘事，仍是史家的重要任務。他的書不僅僅為專家而寫，也可供非專業者閱讀。」[5]蘭克學派的真正貢獻在於：它不僅收集和利用檔案資料，而且辨別檔案文獻的真偽，強調在引用史料之前，必須進行嚴格的史料辨偽或史料批判。1886年蘭克去世，3年後德國史學家伯倫漢（E. Bernheim，1850~1942，蘭克的再傳弟子）總結蘭克的史料辨偽方法，出版《史學方法論》。蘭克學派所強調的史料辨偽對後來的史學發生了持久的影響。即便後來出現的以法國「年鑒學派」為代表的「新史學」對蘭克學派提出批判[6]，但是，年鑒學派或新史學也依然重視考據。其差異只在於，年鑒學派或新史學更重視社會經濟史、文化史而不贊成蘭克學派只強調政治史以及相關的宗教史和外交史的研究。[7]
至民國初年，胡適、傅斯年、顧頡剛等人結合中國「乾嘉學派」的傳統和西方蘭克學派的精神而倡導史料的考證與辨偽，一度興起「古史辨派」（也可稱為「古史辨偽」）。[8]考證研究看似與現實無關或沒有太大的現實意義，但是，它往往為相關的思想史研究或制度史研究以及哲學研究提供重要的史料證據。學術研究可以因此而避免以訛傳訛。
史料考證的主要方法是比較。根據比較所採用的材料來看，考證研究可分為校勘法和三重證據法。考據是歷史研究的必要工具，但是，在義理和考據之間，義理優先於考據。

一、校勘法
校勘是尋找適合閱讀的文獻、做注釋或參考文獻以及撰寫文獻綜述的前提條件。與之相關的研究包括版本學研究和目錄學研究。
（一）校勘與校勘學
有關校勘的系統研究，稱為「校勘學」。狹義的校勘就是「用本子互勘」 [9]，以便發現同一部書的錯誤、錯漏，然後訂正。也有人認為，校勘學的主要工作有三：「一是發現錯誤，二是改正，三是證明所改不誤。」[10]
校勘既可以作為歷史研究中的輔助方法，也可以作為獨立的研究方法。在教育研究領域，獨立的校勘研究似乎並不多見，但在編輯教育著作或引用他人的文獻時，需要基本的校勘而且需要有一定的校勘技巧。比如，在編輯和整理杜威的早期、中期和晚期著作時，編者特別強調了「文本的校勘原則和程序」。[11]又如，有研究者對有關拉伊（W. Lay，1862～1926）的「實驗教育學」的相關簡述及其版本做了校勘，發現大量以訛傳訛的錯誤（見案例6-1）[12]。

案例6-1：拉伊和他的實驗教育學

拉伊在1903年出版了他的《實驗教學論》。這本書1905年推出第2版，1910年推出第3版。迄今未見中譯本。他在1908年出版了他的《實驗教育學》，1912年和1918年分別推出第2版和第3版。1938年由商務印書館出版中譯本；1996年由人民教育出版社再次出版中譯本。
在我國建國以前，比如，錢歌川的《現代教育學說》正確地指出了拉伊在1903年出版了《實驗教授學》，1908年出版了《實驗教育學》。雷通群在其《西洋教育通史》中說，拉伊於1903年著《實驗教授學》，但未及《實驗教育學》。
然而，如商務印書館1930年出版的《教育大辭書》中的「拉伊」目說，「1903年，發表《實驗教育學》一書」；其「實驗教授學」目，說「實驗教授學之名詞，始於拉伊所著Experimentelle Didaktik(1903)一書」。又如商務印書館1935年出版的《現代西洋教育史》說，在1903年，始才公布他的《實驗教育學》(Experimentelle Didaktik)；又提到「《實驗教育學》(Experimentelle didaktik)1912」。把拉伊的兩本書搞成一瓶漿糊了！建國以後、我國一些教育類工具書、教育理論和教育歷史的書籍，搞錯了的確實不少，比如：河南大學出版社1992年出版的《教育實驗學》第2頁，說「另一位德國教育家拉伊1903年寫出了《實驗教育學》一書」。廣東教育出版社1996年出版的《近代西方教育理論在中國的傳播》第259頁，說「拉伊於1903年寫成《實驗教育學》一書」。……之所以如此縷述拉伊的《實驗教學論》和《實驗教育學》兩本著作及其出版年份，是因為感到「以訛傳訛」實在太多了！

（二）校勘學與版本學、目錄學
傳統的校勘學主要是指對古籍的校勘，它與版本學、目錄學相關，三者一起構成「古典文獻學」。[13]版本學側重研究各種版本的源流（發生和傳播）、差異、優劣及其演變規律，並以此為校勘提供基礎；目錄學側重書名、卷數、頁碼、作者、版刻以及索引和提要。[14]而在實際的操作中，校勘學、版本學、目錄學三者往往相互支持、彼此呼應。廣義的校勘學包括了版本學和目錄學。[15]也因此有人統稱之為「目錄版本校勘學」[16]或「版本目錄學」。[17]在版本學、目錄學、校勘學領域卓有成就者，被稱為「版本目錄學家」或「校讎學家」。[18]這樣看來，校勘包括了史料辨偽。[19]中國近代興起的「古史辨偽」，也可以視為廣義的校勘和校勘學的一個部分。[20]
在現代學術研究領域，很少有學者被稱為版本學家、目錄學家或校勘學家，也很少有學者被稱為「版本目錄學家」或「古典文獻學家」。但是，版本學、目錄學和校勘學的相關知識和技術一起濃縮為「現代文獻學」或「歷史文獻學」。[21]與之相關的「文獻研究」以及「文獻綜述」成為現代學術研究的一個重要環節。
（三）校勘的時機
並非所有的研究都需要校勘，但是，當研究者遇到以下情境時，則需要做必要的校勘，以免出現學術研究中的「低級錯誤」。
第一，在閱讀文獻時，需要在不同版本之間做出選擇。如張之洞在《書目答問》的開篇所提示：「諸生好學者來問應讀何書，書以何本為善……讀書不知道要領，勞而無功。知某書宜讀而不得精校精注本，事倍功半。」[22]一般而言，可以通過考察文獻的目錄、導言、注釋以及參考文獻來對文獻的質量做一個整體的評估。然後，在比較不同版本的基礎上進行選擇。
第二，在引用文獻時，如果同一著作或論文有多種版本，則需要通過校勘的方式選擇高質量的版本。
第三，在引用文獻時，如果發現所引用的文字不順暢，則需要通過校勘的方式確認原文是否准確。
第四，在轉引他人的文獻時，需要確認所轉引的文獻是否准確。比如，在討論柏拉圖的「靈魂馬車」比喻時，不少研究者的引文與注釋出現錯誤[23]：一是引文與原來的譯文不符。二是注釋錯誤，標示的頁碼與原來的譯文不符。[24]又如，Rudck, J.和Hopkins, D.在其主編的Research as a Basis for Teaching: Reading from the work of Lawrence Stenhouse中引用了Stenhouse的What Counts as Research，其注釋所標注的出處是錯誤的。類似的錯誤同時也說明，應該引用原始文獻而不得轉引他人文獻或「文摘」式的文獻，除非研究者經過努力之後實在無法獲得原始文獻才可以採用轉引。如果發現某份文獻與原始文獻擺放在一起可以起到「互文閱讀」的效果，則可以在注釋中同時列出原始文獻和轉引的文獻。這樣做的前提是，需要對轉引的文獻與原始文獻做一些校勘，以便確認轉引的文獻是否准確。
第五，如果同一著作出現多個版本，則需要以校勘的方式確認版本的質量，一般而言，專業出版社的版本比較可信，而商業出版機構出版的作品需要警惕。本領域的學術期刊所發表的文獻比較可信，而沒有影響力的學術期刊所發表的文獻則可能難登「大雅之堂」。若同一文獻出現多種資料集，應盡量使用最早的版本或選編校勘精良的版本。
第六，如果同一著作出現了多種譯本，則需要通過校勘的方式比較譯本的質量以便選擇優質的譯本。
第七，如果同一著作出現了多次修訂版，則盡可能採用最新的版本，不過，也可以通過校勘的方式確認不同版本之間的差異，以便選用合適的版本。
第八，如果引用譯本，則需要對原文與譯文做必要的校勘，以便確認譯文的質量。如果發現譯文的語義不順暢，則立刻進入校勘狀態。

二、兩重證據法
如果把校勘理解為「用本子互勘」，那麼，這種考據的方法仍然是以文本為單一的證據，有人稱之為「以文獻考證文獻」、「以古書論古書」。[25]除了「用本子互勘」這種「單一」證據之外，還有兩重證據法和三重證據法。
兩重證據法主要指王國維所使用的地下的考古材料與地上的古書材料互勘的方法。在王國維看來：「吾輩生於今日，幸於紙上之材料外，更得地下之新材料。……此二重證據法，惟在今日始得為之。」[26]有人稱之為「物質與經籍證成一片」或「地下紙上打成一片」法。[27]
其實，王國維的考證並不止於「兩重證據」，陳寅恪將王國維的治史方法歸納為「三目法」：一是「取地下之實物與紙上之遺文互相釋證」，相當於王國維本人所說的「兩重證據法」。二是「取異族之故書與吾國之舊籍互相補正」。三是「取外來之觀念，與固有之材料互相參證」。[28]
不過，有關王國維的「三目法」更適合用來概括陳寅恪本人的治史方法。王國維在史學方法上的突破主要限於兩個方面：一是地下的考古資料與地上的文本資料相互印證，比如《殷卜辭中所見先公先王考》；二是哲學視角尤其是西方哲學的視角與歷史文本的相互印證，比如用叔本華哲學視角研究《紅樓夢》。但是，王國維本人外語水平有限（僅通曉日語和英語），很難做到「取異族之故書與吾國之舊籍互相補正」。真正能夠熟練使用這個方法的正是陳寅恪本人。據說，陳寅恪能熟練使用的外文有十六七種[29]，尤其精研「梵語」，這為陳寅恪採用「異族之書」與本國之書相互印證提供了重要的工具。陳寅恪後來也利用自己的外語優勢更正了王國維書中的某些錯誤。[30]
除了採用「異族之書」與本國之書相互印證之外，陳寅恪還採用了以詩證史的「詩史互證法」。採用此種方法的典型作品是《柳如是別傳》。
如果說王國維的史學方法的兩個特色是考古學與文獻學的互證以及哲學視角與史料的互證，那麼，陳寅恪的史學方法的兩個特色則是「異族之書」與本國之書的互證以及「詩史互證」。

❷ 取證一件歷史需要幾點

1、歷史文獻--正規史書，閱讀正規史書，史書里都會有詳細記載，比如說資質通鑒。
2、野史資料--需要多方考究，一本史書或幾本史書不足以提供充分的證據考察，需要廣泛閱讀考察，反復推敲，從多方面考察驗證
3、歷史文物--科學鑒證，科學是現在很有權威的解釋，我們在歷史驗證的時候，要同科學鑒證相結合，更有力的驗證史實，提供充足的證據
4、民間傳說--個人判斷和多方考究，可以加上自己的主觀大膽猜測，並可以通過走訪民間，從老一輩的口中獲取信息，這樣也是一方面的證據驗證

❸ 6700萬年前怎麼考究

一、看化石存在的地層。在地球的各個地質年代中，每一個地質年代都有它代表性的地層。一般來說，年代越是古老，地層就越是靠下。如果化石出土地點的地層比較明顯，那麼在哪一個地層出土的化石，就是生存在這一地質年代的生物。例如，在白堊紀地層中出土的化石，基本上可以肯定是生存在白堊紀的生物留下來的。
二、看同時出土的化石的種類。如果地層特徵不明顯，或因地質變化原因，該地層特徵已經受到破壞，可以通過確定同地層發現的其他化石的種類來確定所發現的化石的年代。例如，出土了某種未知種類的化石，也無法確定地層年代。但同時出土的化石中有中生代晚期的某種爬行動物化石，那麼就基本上可以確定未知物種也生活在中生代晚期。
三、放射性同位素測年。地球上存在著許多種類的放射性元素的同位素，在地殼中的豐度是一定的。在該化石生物活著的時候，由於生物需要與外界進行物質和能量交換，所以體內各種放射性同位素的含量與地殼中的豐度是一樣的。生物死亡後，與外界的物質交換停止了，放射性同位素的含量就會隨著時間的推移而下降。每一種放射性同位素的減少速度都是已知的，檢測化石中某種放射性同位素的含量，與該同位素衰變速率相比較，就可以確定這種生物生存的年代了。
就像，新石器時代(neolithic)，是考古學家假定的一個時間區段，該時代概念大約從1萬年前開始，結束時間從距今5000多年至2000多年不等。新石器時代指在考古學上是石器時代的最後一個階段，以使用磨製石器為標志的人類物質文化發展階段。這一名稱是英國考古學家盧伯克於1865年首先提出的，這個時代在地質年代上已進入全新時期，繼舊石器時代之後，或經過中石器時代的過渡而發展起來，屬於石器時代的後期。

❹ 歷史在什麼情況下是真實的客觀的在什麼情況下是可考究的如果歷史不可考究，那麼存在的意義是什麼

歷史如果有直接的證據指向，比如考古出土的墓葬，各種流傳下來的文物都是直接的證據，史書典籍則有可能是當時的春秋筆法，為了維護統治者的利益，而編造的歷史，如果歷史不可考究，比如商周時期，就有很多的傳說，比如武王伐紂等等，那麼就是神話傳說，這也是有意義的，它可以給予人們無限的想像力，無限的美好，就比如之後的西遊記，有很多東西就是借鑒了武王伐紂的傳說，是人類歷史上絢麗多彩的一頁。

❺ 歷史是怎麼流傳下來的

朝廷里專門有記錄歷史的史官
但是:嚴格來說是本朝修前朝的歷史,比如說清代明則清朝根據明朝的史料和自己的需要修訂明朝的歷史.
唐詩宋詞以及其他的一些文化著作之所以能流傳下來,是有專門的"史書"或某些文人,官吏甚至有時候是朝廷為了某種原因而記載下來的,這種原因或者是愛好,或者是為了宣揚盛世,或者是其他的原因,比如<永樂大典><全唐詩>等等,也有一小部分是由於某些人覺得該部詩歌文詞優美而留下來傳代的.
至於記載方式有用銘文的,有燒在瓷器上的,有寫成字畫的,有寫成書的.還有就是有些東西本來就成為了一種課本範文屬於代代傳的,比如<詩經>及啟蒙課本<千字文><三字經>等.

至於某些實在沒有流傳下來的,有專門的人去考證.推斷.猜想記載下來,這些就形成了注的一種,或者成了另著的新書.比如司馬遷的<史記>有很大一部分屬於這樣得來的.

❻ 歷史在什麼情況下是真實的客觀的在什麼情況下是可考究的如果歷史不可考究，那麼存在的意義是什麼

中國歷史有很多不解之謎。
比方說為什麼山海經是一副世界地圖。
為什麼八卦怎麼用二維圖形表現出六維空間。並且可以通過六爻來趨吉避凶。
為什麼西方人的上古傳說都是神創造了一切，而中國的上古傳說，都是祖先創造了一切，中國上古傳說中神和人是對立的。
為什麼在戰國時期，會有知識大爆發。無論是軍事、政治體制、文化、經濟戰爭。
炎帝和蚩尤、刑天這些和黃帝發生戰爭的為什麼都不是人。
中國的昆侖為什麼是在印度。
陰陽調和、五行生剋，這些對世界的認知，不僅存在於物理，更深入到醫學和思維方式。
種種跡象，中華文明應該是繼承了一個高等文明。他不是從現實中來，現在保留的僅僅是當初的皮毛。考古，最高理想就是為了尋找那個失落的高等文明。

❼ 人類早期的歷史沒有文字，那通過什麼方法來考究

（圖）蘇丹豁鼓

譬如日本陶罐，它表現了日本早期在陶藝上取得的成就，也表明燉煮已有數千年的歷史，而它內壁的鍍金則反映出後期美學主義的日本已經認識到本國獨特的文化傳統，重溫並贊頌著自己悠久的歷史：物品本身成為對自己的註解。

此外，非洲豁鼓尤其能表現物品所經歷的命運波折。它最初為小牛造型，很可能是為一個居住在剛果北部的統治者而造。隨後，它在喀土穆被改造成一件伊斯蘭物品。之後又成了基欽納伯爵的戰利品，被刻上維多利亞女王皇冠的圖案送至溫莎——這是對帝國征服故事的一件木製記錄。我不認為有任何文字能將這一段段非洲及歐洲的歷史融合起來，或是表現得如此直接有力。這是只有物品才能講述的歷史。

書中還有兩件物品以令人不安的方式展示了兩個截然不同的世界在面對社會崩潰、組織坍塌時的不同面貌。從正面看，復活節島的巨石像何瓦·何卡納奈阿以堅定的自信呈現了祖先的威力：只要後人善加供奉，他們便能保佑復活節島的平安。但在他背後卻雕刻著這一信仰的失敗：隨著復活節島的生態系統被破壞，對島民生活至關重要的鳥類進行了遷徙，焦急的人們用新的信仰代替了祖先崇拜。該社群綿延數世紀的宗教史在這尊巨石像上得到了清晰體現。

俄國革命瓷盤則與之相反，它更多地表現了人類選擇和政治博弈的結果。用帝國時期的瓷盤來承載布爾什維克的圖畫本身帶有一種欺騙性的諷刺意味，但很快，冷靜的商業智慧便戰勝了它。製作者准確地揣測到西方資本主義的收藏家願意花大價錢收藏一個同時帶有革命者的鐮刀斧頭和沙皇時期帝國徽章的瓷盤。瓷盤表現了蘇聯與自由民主國家之間綿延70 年的復雜的歷史妥協的第一步。

對斯隆爵士於1730 年在弗吉尼亞獲得的阿坎鼓的研究，是精確的材料科學與詩意想像的結合。植物與木材專家最近認定，這只鼓的原材料來自西非，它無疑曾乘坐運奴船穿越大西洋。如今，我們既已知曉它的原產地，便很難不去猜測它曾見證過的歷史事件，並在想像中陪伴它一起從西非的宮廷穿越凶險的大西洋來到北美的種植園。

我們知道，這些鼓曾用於在船上「讓奴隸們起舞」以克服抑鬱症，而在種植園，它們有時會起到召集奴隸暴動的作用。如果以物品講述歷史的目的之一便是讓聲音被淹沒的人們發出自己的聲音，那麼，這只奴隸的鼓還扮演了一個特殊的角色：它替數以百萬計被奴役、被驅逐、離家時兩手空空、無法書寫自己歷史的人們發出了聲音。

▌摘自《大英博物館世界簡史》，尼爾?麥格雷戈（著），新經典文化圖書授權合作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