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閉關鎖國的歷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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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我國近代史中的,鴉片戰爭,是哪個國家發起的
第一次鴉片戰爭是由英國發起,第二次鴉片戰爭是英、法在俄、美支持下聯合發動的侵華戰爭。
拓展資料:
1839年7月,九龍尖沙咀村發生林維喜案。英國水兵在村內醉酒鬧事,打死村民林維喜,林則徐要求英國商務總監義律交出兇手,義律卻自己輕判了事。
1839年8月15日,林則徐下令禁止一切貿易,派兵進入澳門,更進一步驅逐英人出境。此事因而成為鴉片戰爭的導火線。1839年10月1日,英國內閣以商務受阻及大英子民生命受到威脅為理由,作出「派遣艦隊去中國海」的決定,雖然依據中國法律英國人無權在中國領土上國通商關系中斷,朕已極嚴重注意,並將繼續注意這一影向我國臣民利益與王室尊嚴的事件。
4月,英國國會對此進行激烈辯論,在維多利亞女王的影響下,最終以271票對262票通過軍事行動 ,英政府始終未正式宣戰,認為軍事行動只是一種報復(reprisal),而非戰爭。
6月,懿律率領的英國艦船40餘艘及士兵4000人的機動艦隊從印度出發到達中國海面,標志著第一次鴉片戰爭正式開始。戰爭以清政府被迫簽訂《南京條約》結束。
3. 外事夷狄是指的什麼事件
摘要 很高興為您解答,外事夷狄是指西周時期申國國君勾結夷族殺害周幽王之事。
4. 張騫兩次出使西域有什麼歷史意義
1、促進了政治,經濟和軍事,文化的交流。
漢通西域,雖然起初是出於軍事目的,但西域開通以後,它的影響,遠遠超出了軍事范圍。從西漢的敦煌,出玉門關,進入新疆,再從新疆連接中亞、西亞的一條橫貫東西的通道,再次暢通無阻。
這條通道,就是後世聞名的「絲綢之路」。「絲綢之路」把西漢同中亞許多國家聯系起來,促進了它們之間的政治,經濟和軍事,文化的交流。
2、文化交融。
由於中國歷代封建中央政府都稱邊疆少數民族為「夷」,所以張騫出使西域促進了漢夷之間的第一次文化交融。西域的核桃、葡萄、石榴、蠶豆苜蓿等十幾種植物,逐漸在中原栽培。龜茲的樂曲和胡琴等樂器,豐富了漢族人民的文化生活。
(4)驅外夷處境是哪個歷史事件擴展閱讀:
背景
建元元年(前140年)即位時,年僅十六歲。此時,漢王朝已建立六十餘年,歷經漢初幾代皇帝,奉行輕徭薄賦和「與民休息」的政策,特別是「文景之治」,政治的統一和中央集權進一步加強,社會經濟得到恢復和發展,並進入了繁榮時代,國力已相當充沛。
漢武帝正是憑借這種雄厚的物力財力,及時地將反擊匈奴的侵擾,從根本上解除來自北方威脅的歷史任務,提上了日程。也正是這種歷史條件,使一代英才俊傑,得以施展宏圖,建功立業。
5. 由秀才封王,主持半壁舊江山,為天下讀書人頓增顏色驅外夷出境,自壁千秋新事業,語中國有志者再鼓雄風(
鄭成功
古代科舉有文有武。今洪本部有條小街叫外較場,就是當年鄭軍選拔武子的場地。詩人丘逢甲給鄭成功寫的祠聯:「由秀才封王,主持半壁舊江山,為天下讀書人頓增顏色;驅外夷出境,自辟千秋新事業,語中國有志者再鼓雄風。」說明鄭成功一生是崇文尚武。
6. 閉關鎖國的中國歷史
18世紀,由於中外貿易往來日趨頻繁和人民反清起義不斷發生,清朝統治者擔心外人和漢人會結合起來反對清朝。1717年,清政府下令不許中國商船到歐洲人控制下的南洋地區進行貿易。清政府在對貿易范圍實行限制同時實行禁教,減少中外之間的往來。17世紀末,清政府允許天主教在中國傳播。隨著教會在中國影響的擴大,它開始直接干涉中國的內政。尤其是1704年羅馬教皇克雷芒十一世訂立「禁約」,禁止中國教徒尊孔祭祖。康熙嚴辭拒絕了這項要求。1720年清政府開始實行禁教政策。1727年又明確規定外國商船隻能到廣東的虎門和福建的廈門兩處。1757年正式實行閉關的政策,乾隆皇帝宣布西洋商船隻准在廣東的虎門一處停泊貿易。1759年,兩廣總督李侍堯奏准皇帝頒布了《防範外夷條規》,根據這一文件建立了「公行」機構。公行是由官方特許的商人組成的壟斷性外貿組織。外國人來廣州做買賣必須經由公行,其行動也由公行的行商負責約束。外國商人只准在規定的時間,即每年的5月至10月間來廣州進行貿易,期滿必須離去。在廣州期間他們只能住在由公行所設的「夷館」內。外商在華只能僱用翻譯和買辦,不能僱人向內地傳遞信件。中國人不準向外商借貸資本。條規還規定要加強河防,監視外國船舶的活動。這些規定在以後的嘉慶和道光年間屢被重申。清政府實行閉關政策的根本目的是維護清朝的封建統治,防範西方殖民主義者。但這種自衛措施是非常被動的 。
1757年,一道聖旨從京城傳到沿海各省,下令除廣州一地外(又稱廣州十三行)停止廈門、寧波等港口的對外貿易,這就是所謂的「一口通商」政策。這一命令,標志著清政府徹底奉行起閉關鎖國的政策。乾隆的這道聖旨常被視為是導致近代中國落後於世界的原因之一。
原因清朝統治者期望維護極權統治的心理觀念是「閉關鎖國」的根本原因 。
基於保護傳統文化。事實上是對本國國民的愚民政策。
保障本地經濟發展,免受外來力量的影響。清朝封建統治時期經濟上自給自足,不依靠同時也很抵制外來商品。
國防安全的出發,防止中外反清勢力的聯合和西方殖民主義勢力的滲透,以免有間諜盜取本國資料。
清朝政府對自己經濟和政治實力的過分盲目自大。
閉關鎖國這一政策推行了200多年。它對西方殖民者的侵略活動,起到一定自衛作用。但是,當時西方國家正在進行資產階級革命和工業革命,跨入生產力迅速發展的新時代。清政府閉關鎖國,與世隔絕,既看不到世界形式的變化,也未能適時地向西方學習先進的科學知識和生產技術,使中國在世界上逐漸落伍了。
明朝以前,中國是當時世界上經濟和技術(不是科學)比較發達的國家之一,是東方的一大強國。然而,到1840年鴉片戰爭爆發時為止,中國人均糧食產量僅有200公斤左右,美國已接近1000公斤;中國年產鐵約2萬噸,不及法國1/10,英國1/40。中國的造船業和航海業歷來比較發達,從此也迅速沒落下去。往日出沒於東南亞海面的中國船隊,隨之銷聲匿跡,被其它國家的船隊取代。中國的各項發明和技術,在明朝中後期較西方仍互有長短,但到1840年已全面落後於西方了。 閉關的目的主要在於隔絕大陸人民與台灣鄭氏抗清力量交通,防範人民集聚海上;以後則著重防禁「民夷交錯」,針對外國商人,以條規立法形式,嚴加限制對外貿易。
順治初年,清廷對來華貿易的外國商船,沿襲明朝成規,不許進入廣州,只准於澳門交易。隨後,由於東南海上鄭成功抗清力量的存在,清廷愈嚴出海之禁。順治十二年(1655年)六月,閩浙總督屯泰請於沿海省份立嚴禁,「無許片帆入海」,違者立置重典。於是清政府下令禁止官民人等擅自出海貿易,如有「將違禁貨物出洋販往番國,並潛通海賊(指鄭成功)」,「或造大船,圖利賣與番國,或將大船賃與出洋之人,分取番人貨物者,皆交刑部治罪」。但仍有人暗通線索,貪圖厚利,繼續與鄭氏貿易往來。順治帝認為此乃立法不嚴所致,於十三年,下達「禁海令」,嚴禁商民船隻私自出海,違者不論官民,俱行正法,貨物入官,本犯家產盡給告發之人。文武各官失查或不追緝,從重治罪;保甲不行首告,論死。沿海可泊船舟處,處處嚴防,不許片帆入口,如有登岸者,防守官即以軍法從事,督撫議罪。順治十八年,清廷進一步下達「遷海令」,以保證「禁海令」的施行。強迫海島和沿海居民內遷三十至五十里,設界不得逾越。又在法律上規定:凡將牛馬、軍需、鐵貨、銅錢、緞匹、綢絹、絲棉出境貿易及下海者,杖一百;若將人口軍器出境及下海者絞;因而走泄事情者斬。官吏庇縱者同罪。「禁海令」和「遷海令」使沿海居民流離失所,謀生無路,並嚴重地影響了沿海地區經濟的發展,以致沿海三十至五十里內,滿目荒涼。
清朝禁海期間,沿海官民仍在進行走私貿易。康熙帝曾說:」向雖嚴海禁,其走私貿易,何嘗斷絕「。據統計,康熙元年至二十三年間,赴日商船每年平均有三十艘左右。三藩戰後,1681年春,福建巡撫吳興祚,即奏請」應定西洋、東洋日本等國出洋貿易,以便收稅「。當時派往廣東處理三藩善後事宜的刑部侍郎宜昌阿,奏請留用原來為尚之信經營海外貿易的商人沈尚達、周文遠等130人。但在廷議時,滿洲大學士明珠與內閣學士李光地等均持異議,以為」海舡不宜入大海「,」皇上富有四海,寧少此項銀兩,何用奸人重為地方之累「。康熙帝因」海寇未靖「,台灣鄭氏尚未降附,暫停此議。1683年台灣鄭氏降清,次年七月,康熙帝決定廢止海禁,開海貿易。對奉差福建廣東回京後的內閣學士席柱說:」先因海寇,故海禁不開為是。今海氛廓清,更所何待?「又說:」凡議海上貿易不行者,皆總督巡撫自圖射利故也。「(《聖祖實錄》卷一一六)九月,康熙帝在給大學士等的詔諭中,曾對開海的目的有所說明。他說:」向令開海貿易,謂於閩粵邊海民生有益。若此二省,民用充阜,財貨流通,民生有益,各省俱有裨益。且出海貿易,非貧民所能,富商大賈,懋遷有無,薄征其稅,不致累民,可充閩粵兵餉,以免腹里省分轉輸協濟之勞。腹里省分錢糧有餘,小民又獲安養,故令開海貿易「(《聖祖實錄》卷一一六)。
1684年,清朝對海上貿易先後作了若干具體規定:一、沿海廣東、福建、江南、浙江、山東與直隸省,聽百姓裝載五百石以下船隻往海上貿易捕魚。預行稟明該地方官登記名姓,取具保結,發給印票。二、在江南、浙江、福建、廣東四省設海關,管理來往船隻,並徵收稅銀。外國貢船所帶貨物不再收稅,其餘私來貿易者,聽所差部臣照例收稅。三、直隸、山東、江南、浙江、福建、廣東各省,先定海禁處分之例,盡行停止。若有違禁將硫磺、軍器等物,私載在船出洋貿易者,仍照律處分。
當時海外貿易發展到日本、東南亞,遠至歐洲。東洋即日本,在當時中國對外貿易中居於首位。據日本長崎交易所的記載,清朝沿海城鎮,包括上海、寧波、南京,福州、泉州、廈門、漳州、潮州、高州、廣州等地,先後都有商船前往貿易。日本在長崎設」唐人館「,專供中國商人居住。到長崎貿易的華人商船,康熙二十三年為24艘,次年增為85艘,康熙二十七年多達192艘,商人船夫共一萬餘人。日本政府為了限制白銀外流,1689年(康熙二十八年)頒布」亨貞令「,對中國商船的數量與商品額進行限制,因而此後略有減少。每艘商船到長崎後都要寫一份簡要報告,後來被輯為《華夷變態》一書。據該書統計,從1685年至1714年的30年間,赴日本長崎的」唐船「共計2500多艘,平均每年85艘多(包括部分南洋商船,大部分是華僑商人)。比前此每年平均30艘左右增加二倍多。
東南亞包括巴達維亞(雅加達)、暹羅、呂宋、柬埔寨、越南、爪哇、麻六甲等國。明末清初有大批華僑來到這里墾荒經商。清朝開海後,沿海商人及東南亞的華僑商人,不僅往返交易,而且在中國——東南亞——日本之間,從事海上販運,轉手買賣。其中以雅加達的貿易最為發達。1685年,從福州、廈門開赴雅加達的商船」十餘艘「,1703年增加到二十艘。到其它國家的商船,每年為三、四艘或五、六艘不等。總計每年赴東南亞的商船,大約為三十艘到四十艘左右。
順治至康熙初年,歐洲國家,首先是荷蘭,接著是英、法、葡萄牙等國,相繼與清朝建立貢市貿易關系。1656年,准荷蘭」八年一次來朝「,1663年,」著二年來貿易一次「,1666年又定,」其二年貿易,永著停止「。英法等國的貢市貿易,1668年題准,」船不許過三隻,每船不許過百人「,但無時間限制。1685年廢止海禁後,與西方國家的海上貿易也逐漸發展起來。次年議定:荷蘭」應准五年一次,貿易處所止許在廣東福建兩省「。1684年,在廈門設立」洋行「,1686年在廣州設立十三行,實有四、五十家。分別經營進出口貿易,並代納稅銀。英法等國商船,除以澳門為居留地外,1688年又在」定海(舟山)城外道頭街西,建紅毛館一區「,作為商船停泊與中轉貿易之地。
清朝的海外貿易,輸出品主要是生絲和絲織品,其次是茶葉、瓷器、葯材、皮革、白糖、紙張、書籍等。《華夷變態》載有1686年一份赴日商船載運的貨物清單,計有」白絲三百擔,重綢五百捆零(每捆一百尺),人參六百零斤,中綢紗二百捆,紅綃五十捆,剪絨二百八十籠,什物不數,白糖四千擔,冰糖二千擔,葯材二百零擔,毛邊紙三百捆「。其中白絲三百擔,絲織品六百五十捆,合六萬五千匹。同年,有四艘荷蘭商船,在福州購買白絲五萬斤,以及大量絲織品。福建省管轄的台灣府,每年輸出紅糖二萬擔,鹿皮九萬張,在海外貿易中也佔有重要地位。輸入商品,日本主要是銅,是清朝鑄錢必需的原料,1685年,海關共辦銅二百九十六萬九千二百二十八斤,動支稅銀二十九萬六千九百二十二兩八錢。後來不斷增加。銅一向是日本對中國的主要輸出品。其次是海產品,包括海參、鮑魚、魚翅、統稱」表物「。從東南亞輸入的商品,除海產外,主要是胡椒、香料、牛角等。西歐商船帶來了一些工藝品,還販運南洋海產,並載運大量白銀,到中國購買生絲、綢緞、茶葉、瓷器等特產。據廣東巡撫楊琳奏報:1716年到廣州的法蘭西船六隻、英國船二隻,俱系載銀來廣置貨。全年統共到有外國洋船11隻,共載銀約有一百餘萬兩。廣東貨物不能買足,系各鋪戶代往江浙買貨。可見其貿易也有相當規模。
清朝在海外貿易中一直處於有利的地位。據佚名《東倭考》記述,」大抵內地價一,至倭(日本)可易得五,及回貨,則又以一得二「。據日本長崎交易所的統計,從順治五年到康熙四十七年間,日本外流金額為二百餘萬兩,銀額為三千七百多萬兩,其中有三分之二以上流入清朝。海外貿易的發展,促進了東南各省手工製造業與沿海城鎮的興起。廈門是對南洋的主要港口,廣州是對西洋貿易的主要港口,寧波是對日貿易的主要港口。康熙時期,蘇州、杭州、南京、廣州的絲織業,蘇州、廈門的造船業,福建、廣東的製糖業,佛山的冶鐵和制鍋業,景德鎮的制瓷業等的發展,都與海外貿易密切相關。康熙帝曾說:」朕南巡時,見船廠問及,咸雲每年造船出海貿易者,多至千餘「。康熙時任明史館編修的姜宸英曾對康熙二十三年開海後的情景有過一段生動的描述:」民內有耕桑之樂,外有魚鹽之資,商舶交於四省,遍於占城、暹羅、真臘、滿剌加、悖泥、荷蘭、呂宋、日本、蘇祿、琉球諸國。凡藏山隱谷方物、鑲寶可效之珍,畢至闕下,積輸入於內府,於是恩貸之詔日下,積澤汪 ,耄倪歡悅,喜見太平,可謂極一時之盛。「(《姜先生全集》卷一)姜宸英的描述,顯見有意歌頌昇平,但清朝開海後,海外貿易日漸發展,則是事實。
自開海禁之後,每年造船出海貿易者,多至千餘,回來者不過十之五六,不少人留居南洋。清政府因而擔心「數千人聚集海上,不可不加意防範」;並認為南洋各國歷來是「海賊之淵藪」,於五十六年復行南洋海禁,嚴禁與南洋往來貿易,嚴令沿海炮台攔截前往船隻,水師各營巡查。南洋海禁之後,本來一度繁榮的對外貿易,又復萎頓。沿海經濟日趨蕭條,給當地居民造成嚴重後果,以致有用四五千金建造的大船,任其朽蠹於斷港荒岸之間。而生活無著之窮民,被迫逃亡海上,或鋌而走險,「或為犯亂」。為此不少人奏請開禁。雍正五年(1727年),即南洋海禁十年後,清政府再開南洋海禁。限令出洋貿易之人三年內回國,否則不許回籍。
至乾隆時,清政府再次厲行限制對外貿易。當時,英國人為了向北方推銷其紡織品和接近產茶、絲地區,力圖在廣州以北擴張海口。英國通事洪任輝偕同英國武裝商船多次駛至浙江定海、寧波。英國武裝商船的到來,引起了清廷的重視。 為了整肅浙省海防,乾隆二十二年,清廷下令:「(夷船)將來只許在廣州收泊貿易,不得再赴寧波,如或再來,必令原船返棹至廣,不準入浙江海口。」這是清廷對外貿易政策的一大轉折,即針對外國資本主義勢力而厲行閉關政策,只准在廣州一口貿易。
在對外貿易中,清政府又實行商行制度,即廣州十三行,以進行壟斷。清政府只允許少數殷實富商設立「公行」,負責與外商從事進出口貿易,並代表清政府與洋商交涉。乾隆二十四年,兩廣總督李侍堯奏請制訂《防範夷商規條》,規定「防夷五事」。即:永行禁止外國商人在廣州過冬,必須冬住者只准在澳門居住;外商到粵,「宜令寓居行商管束稽查」;禁止中國商人借領外商資本及外商雇請漢人役使;嚴禁外商僱人傳遞消息;於外國商船停泊處撥營員彈壓稽查。「防夷五事」將對外貿易嚴加管理,有了明確的法規,使閉關政策形成為制度。嘉慶十四年(1809年),清政府又頒布《民夷交易章程》;道光十一年(1831年),先後制訂了《防範夷人章程》和《八條章程》。這些章程,除重申「防夷五事」的規定外,又規定外國兵船隻許外洋停泊,禁外國商人攜帶婦人以及在省城乘坐肩輿,等等。其中有關嚴拿販賣鴉片人船等項,則是針對外國侵略者鴉片貿易的正確禁令。 第一次鴉片戰爭
鴉片戰爭的起因:一、受中國傳統經濟體制和清政府閉關政策的影響,英國對華貿易一直處於嚴重的逆差,不利於英國工業革命的資金積累。二、英國商人藉助鴉片貿易取得大量利潤,而傷害中國的財政和社會穩定,清政府不得不派林則徐去禁煙。三、長期中英就貿易問題交涉未果,一些英國商人不斷地對政府施加壓力,鼓吹對中國採取武裝侵略政策。四、林則徐禁煙過程中,清帝下令把英國商船全部驅逐出境,斷絕中英貿易關系。這個作法激化了中英矛盾,給英國殖民者入侵中國提供了借口。 1840年6月,英國發動了對華戰爭。清政府無抵抗之力,在英軍逼近天津的時候,便試圖通過「磨難」政策來拖延時間,在廣州同英方舉行談判。在談判中,英方提出高額鴉片賠款、開放三處口岸和割讓海島的要求。中方雖表示妥協,但不能完全接受。1841年1月底英軍先攻佔沙角炮台,後強佔香港島。1月27日,無可奈何的清政府對英宣戰。然而,在清軍完成調集之前,英軍迅速佔領了廣州,隨後沿海岸北上,在一年的時間里接連攻克清軍守城,直逼南京城下。1842年8月29日,清政府代表耆英在英國軍艦上同英方代表簽訂了《南京條約》,這是中國近代史上的第一個不平等條約。 鴉片戰爭給中國歷史進程帶來了深遠的影響。戰爭的失敗歸咎於落後的體制、腐敗的清朝統治、閉關自守的對外政策和錯誤的戰爭對策。戰爭的結果使中國逐步轉變為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國家,中國被迫向西方打開大門。
第二次鴉片戰爭
第二次鴉片戰爭的起因:一、第一次鴉片戰爭之後,由於中國仍基本處於封閉狀態,外國商品依然難以進入中國。二、清政府仍然堅持閉關政策的作法。三、列強以修約為名,要求開放中國沿海各口岸及內地各城市,准許外國人自由出入進行貿易,以及准許外國使節常駐北京。對此清政府無法接受。於是,英法兩國分別為發動戰爭製造了借口,一是亞羅號商船事件,一是法國傳教士被處死的事件。 在第二次鴉片戰爭中,清政府採用了時戰時和的對策。1858年戰敗後同英法等國簽訂了《天津條約》,接受了外國公使駐京等一系列要求,商定一年後在北京正式交換條約批准書。1859年來華交換批准書的英法代表試圖率艦闖進大沽口,被清軍擊退。這次勝利使清政府盲目樂觀。1860年7月,英法聯軍的大批艦只集結在大沽口外,但清政府竟以為對方是求和而來。英法聯軍趁機在北塘登陸,攻佔大沽和天津。英法聯軍繼而攻入北京。清政府同英法代表分別簽訂了《北京條約》。 在這次戰爭中,清政府的態度時強時軟。其原因在於一方面,雖然清朝統治到此時已經顯著衰弱,但統治者決不甘心退出歷史舞台。外敵入侵不僅威脅到中國領土完整和經濟利益,而且直接傷害了大清統治者的尊嚴。所以,咸豐皇帝總想把外國人拒之京都之外,越遠越好。另一方面,第一次鴉片戰爭的失敗使清朝統治者害怕列強,盡量避免得罪洋人。這種雙重性導致其政策上的機會主義和最終的失敗。《北京條約》的簽訂最終決定了清政府閉關政策的破產。
7. 鄭成功是一個有過怎麼樣貢獻的人
鄭成功是偉大的民族英雄,這是三百多年來中國人民共同承認的。他的驅荷復台的立場和功績,維護國家主權和領土完整,不僅是中國人民崇拜的民族英雄,而且是一位維護海商權益,成為全世界人民共同崇敬的歷史名人,堪稱為「國際英雄」,更是光耀千秋。
在台灣,由於鄭成功的驅荷復台,鄭氏為團結台胞,建設台灣,施行有效措施,更是敬仰情深。在《台灣名勝楹聯》中,尤其中同治年間下令為鄭成功建祠奉祀,鼓舞人民反抗侵略的愛國情緒,表明了中國人民對愛國精神的贊揚,同時體現了民間對鄭成功崇拜的深化。
下面分二段加以說明:
一、鄭成功是國際英雄
對於鄭成功驅荷復台的功績,中外史學界認為,在17世紀西方殖民者加緊向東方擴張,侵佔殖民地,殺害當地居民,進行經濟掠奪期間,鄭成功敢於同當時被認為是西方殖民者最強大的荷蘭進行抗爭,擊敗侵略者,收復了台灣。下面引錄當年鄭成功發給荷蘭侵略者的信函和通牒,以及中外有關文獻資料,來表現鄭成功反抗殖民者、維護海商權益,驅荷復台的功績,確實是一位中外人民共同崇拜的國際英雄人物。以下從兩個方面略加評價:
1、維護中國海商的權益
從17世紀初開始,西方殖民者在太平洋區域的侵略活動越來越猖獗,相繼侵佔殖民地,進行掠奪性的貿易活動,尤其竊據我台灣的荷蘭和占據呂宋的西班牙殖民者,更經常在海上劫掠中國商船,殘害中國海商,嚴重地影響了中國與南洋各地的友好貿易關系。
荷蘭殖民者是當時西方盛極一時的強國,1602年荷蘭政府建立「東印度聯合公司」,作為向東方擴張、開拓殖民地、操縱海上貿易的侵略機構。1619年東印度公司侵佔巴達維亞[今印尼雅加達],作為西班牙、葡萄牙、英國等西方殖民者,爭奪殖民地的大本營。1624年[明天啟四年]荷蘭殖民者竊踞我台灣[荷蘭人稱為「福摩薩」]後,向我國東南沿海進行侵擾,對當時鄭成功海上基地的建立和鞏固,有一定的威脅。因此,鄭成功對荷蘭侵略者保持高度的警惕,不但經常注荷蘭殖民者的動向,並且進行針鋒相對的斗爭,主要表現在海上貿易的權益和收復台灣這兩個方面。
為了維護中國海商的權益和友好國家的貿易,鄭成功採取有效的措施:永曆六年[清順治九年,1652年]九月,台灣發生郭懷一[鄭芝龍舊部屬]領導的抗荷起義。荷蘭殖民當局在鎮壓起義軍的同時,更殘酷屠殺台灣人民,鄭成功對此十分憤怒,對東印度公司採取經濟制裁;通令各港海商,不準往台灣貿易,造成台灣因船隻不通而經濟衰落。在C、E、S的《被忽視的福摩薩》中,也承認台灣「從1652年到1657年,曾一度陷於蕭條的情況……」又據英國人甘為霖《荷蘭人侵佔下的台灣》記載:「在前瞳薩長官[指1656年在任的荷蘭駐台總督]任職期間,國姓爺曾經封閉和我方交易,禁止中國帆船或其他中國船隻,航行於中國和福摩薩之間。這個行動大大妨礙了公司[指東印度公司]在北方[指中國大陸]的商業活動。」
針對荷蘭殖民者搶劫中國商船,妨礙中國海商到呂宋、印尼、暹羅、日本、馬六甲等地貿易的商業活動,鄭成功還向荷蘭東印度公司發函警告:「本人將發布一道命令,即『無論在何種情況下,無論大小船隻,皆不準開往巴達維亞、大員[即台灣]及其他附近地方,交易任何貨物。』」——事載荷蘭人胡月涵《17世紀50年代鄭成功與荷蘭東印度公司來往的函件》。這就表明鄭成功已將經濟制裁,擴大到巴達維亞,使荷蘭侵略者受到更沉重的打擊!
永曆十一年,荷蘭侵略者派揆一繼任駐台總督。揆一於當年八月間派通事何斌[又名何延斌,南安縣人],致書鄭成功,表示每年要納貢獻寶,以求通商。據楊英《從征實錄》記載:「……由是禁絕兩年,船隻不通,貨物涌貴,夷多病歿。至是令延斌求通商,年輸餉五千兩,箭杯十萬枝,硫磺千擔,遂許通商。為維護海商權益,鄭成功在驅荷復台後,對當時侵佔呂宋的西班牙殖民者,迫害華僑和中國海商的暴行,深表憤怒。永曆十六年[清康熙元年,1662年]三月,成功派在廈門傳教的羅馬教士李科羅,攜帶信函給西班牙駐呂宋總督,信中寫道:「……爾以彈丸小邦,竟敢欺壓我們,又對我方賈舶肆行刁難……茲先遣神甫前來,冀其友善之言,能使你服從天意,承認爾之過失,並逐年來朝,向余致敬。爾若不體吾意,又不顧及本身之利害,則余之舟師迅即前來攻擊。」可惜的是李科羅從呂宋回台復命時,鄭成功已幸於當年五月初八日[公元1662年6月23日]逝世,出兵征討西班牙殖民者之事,無法實行了。
2、驅荷復台的立場和功績
永曆六年九月,台灣發生郭懷一起義,鄭成功多方支持台灣人民這一反抗殖民統治的斗爭,《被忽視的福摩薩》有如下的記述:「島上中國居民認為受公司壓迫過甚,渴望自由。他們受到國姓爺方面的鼓勵,認為可以得到國姓爺的支援,於是舉行了一次危險性的暴動。中國人民的叛亂雖然很快被鎮下去,地方秩序也已恢復常態;但公司仍然怕中國人會再次發生叛亂,甚至取得更大的成果……」台灣人民也期望鄭成功能早日赴台,趕走荷蘭殖民者;鄭成功也更堅定驅荷復台的決心。
對於收復台灣的任務,鄭軍諸鎮的看法很不一致。為了統一議取台灣的決心,鄭成功於永曆十五年正月,召集各鎮暢開門路,議取台灣:吳豪、黃延等人認為台灣航行險惡,台地又多癉癧,居住困難,而且紅夷[指荷蘭人]船堅炮猛,很難取勝,因而反對東征;陳永華、馬信、楊朝棟等人則極力贊成東征,收復台灣,認為這是一項正義的舉措。在經過一番辯論之後,高瞻遠矚的鄭成功莊重聲明:「本藩矢志收復台灣,故冒波濤進取不服之區,非貪戀海外,苟延安樂。」並堅決地宣布:「台灣非吾親征不可!」經過一番議率之後,終於取得一致的意見,決定東征復台。
鄭成功率將士二萬五千多人,戰船數十艘,於當年三月二十三日,從金門料羅灣誓師東征。四月初一日船隊駛達台灣鹿耳門港外,鄭成功鼓勵將士說:「爾等從征諸提鎮營將,勿以紅毛火炮為疑畏,當遙觀本藩益首所向,銜尾而進。」於是鄭軍從禾寮港與北線尾登陸,進攻赤嵌城[荷人稱為普羅文查堡],事載江日升《台灣外紀》。
下面引錄一些函牒和文獻,略加論證:
在圍攻赤嵌城同時,鄭成功向荷蘭當局發出通牒,勒令荷蘭人投降。如果膽限拒絕,定將屠殺無遺。荷蘭總督揆一多次遣使者來,妄圖以十萬兩銀要求鄭成功退兵;後又要求保台灣城[荷人稱為熱蘭遮],允許荷蘭人自由出入。鄭成功對荷蘭使者義正辭嚴地指出:「該島一向屬於中國的。在中國不需它之時,可以允許荷蘭人借居;現在中國人需要這塊土地,來自遠方的荷蘭客人,自應把它歸還原言,這是理所當然的事。」[事載甘為霖前揭文]。
荷蘭東印度公司的《巴達維亞日誌》中,記述1661年12月21日鄭成功的表態寫道:「我[此次]是為索回原屬泉州,現應當歸我領有的福摩薩土地和城堡而來。你們必須立即將城堡交出……」
鄭成功又警告使者,要荷蘭人立即離開台灣,允許將槍炮、財物,運回巴達維亞,並寬怒其敵對行動。並且指出:「如果你們仍舊不可理喻,違抗我的命令;如果你們一意孤行,自取滅亡……我的健兒便會向它[指赤嵌城]進攻,加以佔領,並把它夷為平地。我大軍一動,可以翻天復地;我軍所向無敵,攻無不克,戰無不勝。你們要聽從我的警告,對此加以好好考慮。」[見甘為霖前揭文]。
四月初六日[5月4日],赤嵌城荷蘭守將描蘭實叮,在城孤援絕的困境下獻城投降,鄭軍取得東征復台的第一大勝利。
於是鄭軍開始進攻台灣城,把台灣城圍得水泄不通;又挖深壕溝,切斷城內水源;同時又在海上擊退巴達維亞的援台艦隊。至永曆十五年十二月十三日[公歷1662年2月1日],揆一在無糧、無水、又無援兵的困況下,被迫投降。鄭成功以明招討大將軍名義,接受荷寇投降。揆一等二十八人代表荷蘭政府的在和約上簽名後,帶領殘兵敗將離開台灣,返回巴達維亞。
鄭成功終於打敗了當時號稱「海上霸王」的荷蘭侵略者,取得了光復台灣的最後勝利。連橫在《台灣通史》中寫道:「是役也,陷圍七月,荷兵死者一千六百人。自天啟四年至永曆十五年[1624—1662],荷蘭據有台灣凡三十八年,而為成功所逐,於是鄭成功之威名,震於寰宇。」
應該指出的是:鄭成功驅荷復台之前,在建立金廈海上基地期間,對侵擾我東南沿海地區的荷蘭侵略者,多次給予沉重的打擊,為捍衛我東南地區的海防,作出了積極的貢獻。在驅荷復台的戰斗中,台灣的高山族人,積極為鄭軍提供糧食和情報,支援鄭軍的斗爭;有些高山族人還參加戰斗,這就表明已突破了民族界限了。在復台戰斗中,鄭軍還得到日本國在軍事裝備和財力方面的贊助,這更表明突破了國家的界限。在荷蘭侵略者中有黑人兵,是荷蘭從非州黑人中強迫服役的。鄭軍在圍殲荷軍時,也得到黑人兵的配合,這更說明鄭成功的復台,也解放了在台灣的「黑奴」,這更是反對殖民統治的國際性種族斗爭。
這就說明:鄭成功抗擊荷蘭侵略者光復台灣的斗爭,是一場突破民族、國家、種族的界限,是國際性的斗爭,並且取得最後的勝利。鄭成功確實是一位威震中外的國際英雄。三百多年來,深受各國人民的共同崇敬。
二、台灣崇拜鄭成功的楹聯
楹聯也稱對聯,是我國特有的文學藝術形成,講究排比對稱,發揮鞭惡揚善的功能,具有中華民族文化的優良傳統,真是雅俗共賞,歷來為群眾所喜聞樂道。
《台灣名勝楹聯》,由常江、蘇民生主編,1985年出版。其中有關鄭成功的名勝有10處,收錄楹聯共36對。這些名勝從始建年代和題寫楹聯,充分顯示台灣民間對鄭成功驅荷復台功績的緬懷和崇敬;對鄭成功為團結台灣同胞,建設台灣施行有效法規的敬仰深情;同時也體現了民間對鄭成功崇拜的深化。
下面引錄有關景點和有代表性的楹聯,顯示台灣人民對鄭成功的敬仰和崇拜深情,以示一般:
赤嵌樓俗稱「紅毛樓」,早在鄭成功復台時期設承天府,下置天興、萬年二縣。該樓毀於地震,至光緒五年[1879年]在遺址建文昌閣和海神廟,錄有楹聯2對,表明民間早已將鄭成功崇拜為神明了。
登斯樓一空色相;
拜山佛盡屬兒孫。
赤嵌樓高,西天不遠;
白衣道廣,南海來同。
在赤嵌樓旁有大天後宮,系明寧靖王宅邸,清康熙年間始建。寧靖王是明太祖九世孫寮王的後代,明亡後避亂台灣,清軍攻佔時自縊,有五妃亦自縊。大天後宮祀的是媽祖,但其中有一對楹聯,隱涵著人民對鄭成功的緬懷和崇敬深情:
赤嵌壯璇宮,奉英靈為海外砥柱;
皇朝隆祀典,欽慈濟本湄島淵源。
台南市開元寺,是台南四大古剎之一。原是鄭經為其母建的別墅,稱「北園別館」。康熙二十九年[1690年]改為海會寺,後又改稱石榴禪寺、海靖寺,最後定名「泉州開元寺」。奉祀如來菩薩,也供奉鄭成功神位。其中有一對楹聯寫道:
開辟叢林,八百鍾聲堪警世;
元為古跡,一篇青史足傳人。
台南市建於清初的安平天後宮,祀天上聖母、延平郡王、水仙王和四海龍王,另祀鄭成功部將石將軍。其楹聯寫道:
永護郡王寧社稷;
長隨聖母保平安。
台南市區東部的延平郡王祠,是祀奉鄭成功的。始建於清初,名開山王廟,民間則稱為鄭成功祠。該廟歷經多次拓建,至同治十三年[1874年]秋,清王朝正式下各地建鄭成功祠時,乃改用延平郡王祠。該書指出:延平郡王祠在全台有五六十座紀念鄭成功的,「以本廟歷史最久,祭禮最隆。」該祠設有正殿、左殿、右殿和後殿;正殿祀鄭成功;左殿又稱寧靖祠;右殿祀鄭經、鄭克臧[鄭經子,立為世子監國]稱監國祠;後殿祀鄭成功生母翁氏。
《台灣名勝楹聯》中,收錄楹聯以延平郡王祠為最多,共有22對,其中正殿16對,左殿3對,右殿1對,後殿2對。撰聯的有清代知府或知縣,福建船政大臣和巡撫,台灣學者以及民國時期的政府官員。摘錄其中14對如下:
吳延華,清台灣邑令,其聯寫道:「鍾河嶽之靈,為勝朝綿正朔;遵海濱而處,知中國有聖人。」[勝朝指明朝,一般稱前朝為「勝朝」]。
王凱泰,清福建巡撫,其聯寫道:「忠節感蒼穹,大海忽將孤島現;經綸關運會,全山留與後人開。」[經綸:整理絲縷,引為處理國家大事。]又有一聯寫道:「孤臣秉孤忠,浩氣磅礴留千古;正人扶正氣,莫教成敗論英雄。」
周懋琦,清台灣府知府,其聯寫道:「獨奉聖朝朔;來開盤古荒。」[聖朝:指明朝。盤古:表示自古以來]。
張其光,其聯寫道:「生為遺臣,歿為正神,獨有千古;今受大名,昔受賜姓,諒哉完人。」[遺臣:鄭成功復台時明朝已亡。賜姓:明隆武帝賜鄭成功「朱姓」。]
劉銘傳,安徽合肥人,台灣巡撫,曾開辦鐵路、煤礦。其聯寫道:「賜國姓,家破君亡,永矢孤忠,創基業在山窮水盡;復父書,詞嚴義正,千秋大節,享俎豆於舜日堯天。」[俎豆:古代祭禮名。]
沈葆楨,清福建船政大臣,林則徐之婿,其聯寫道:「開萬古未曾有之奇,洪荒留此山川,作遺民世界;極一生無可如何之遇,缺憾還諸天地,是創格完人。」[洪荒:借指太古時代。缺憾:鄭成功反清復明,最後因病死於台灣。]
丘逢甲,台灣彰化縣人,愛國詩人,其聯寫道:「由秀才封王,主持半壁舊河山,為天下讀書人頓生顏色;驅外夷出境,開辟千秋新事業,願中國有志者再鼓雄風。」[鄭成功於1661年驅荷復台,使台灣重返祖國懷抱。]
陳謨,清台灣學者,任崇文書院山長,其聯寫道:「縱絕島別開生面,移山填海,三百年社稷系以存亡,仿箕子、比田橫,志士苦心,特向膠癢留氣節;是勝代第一完人,起敞扶衰,十七載勛猷明月日月,填滇海,連浙水,英雄無命,長懸肝膽照波濤。」[箕子:商代貴族
,官太師,勸讕紂王而被禁,周武王滅商後獲釋。田橫:齊國貴族,楚漢戰爭中漢滅齊,他不願稱漢臣,逃亡海島,不受漢高祖詔命,自殺。膠癢:古代稱學校為膠癢。勛猷:意指功績,指鄭成功在台灣建立行政機構:設有置縣、建立學校、屯田開荒等。]
白崇禧,廣西桂林人,國民黨桂系首腦,其聯寫道:「孤臣秉孤忠,五又奔江,留取汗青垂宇宙;正人扶正義,七鯤拓土,莫教成敗論英雄。」[汗青:即史策,文天祥《過零丁洋》詩中有「留取卑青照汗青」之句。七鯤:泛指荷軍的駐地。]
許世英,曾任國民政府外交部長,其聯寫道:「東海望台澎,風景不殊,舉目有河山之異;南天留祠宇,雄圖雖助,稱名則婦孺皆知。」[南天:泛指台灣。]
王懋官,其聯寫道:「英雄應厄運而生,赤手擎天,存故國四十年正朔;開辟在神州以外,紅毛避地,啟遐荒百萬提封。」[神州:些專指大陸。紅毛:指荷蘭侵略者。]
周懋琦在後殿祀鄭成功生母翁氏太妃,其聯寫道:「值明運窮時,故英靈不毓中土;辟炎方創局,惟烈母乃生佳兒。」[毓:養育。炎方:指南方台灣。]
該書還修錄台灣「鄭氏家廟」和「鄭家祠堂」兩處楹聯各3對,引錄如下:
鄭氏家廟在台南市忠義路,始建於明鄭時期,此地舊名五帝廟,其正殿稱「昭格堂」。其楹聯如下:
「昭烈顯宗坊,疆開毗舍;格誠興祖廟,派衍滎陽。」[毗舍:即商賈。]
「昭代偉人,不愧千秋俎豆;格天烈士,直堪萬世馨香。」
鄭以成,鄭成功四世孫,其聯寫道:「昭德啟孫謨,經文緯武;格言承祖訓,移孝作忠。」
鄭家祀堂在新竹縣關西鎮,建於清道光年間[1821—1850年],有以下3對:
「虎踞友蟠,永奠文昭武穆;蛟騰鳳起,端推人傑地靈。」
「祗父恭兄,即是祖宗肖子;光前啟後,便成天地完人。」[祗:即恭敬。肖:即孝。]
「祖有德,宗有功,淵源一脈;修其廟,陳其器,俎豆千秋。」綜上所述,表明鄭成功驅荷復台的豐功偉績,他確實是一位國際英雄。在收復台灣之後,他還制定一些治理台灣、團結高山族同胞、建設台灣的措施,深受台胞的擁護。
在台灣,崇拜鄭成功的楹聯,更是群眾所喜聞樂道的;連國民黨政府的官員,也以撰寫楹聯,表示對鄭成功的崇敬之情。
尤其是在清代後期的同治十三年[1874年],下令各地要建鄭成功祠加以奉祀,以表明在帝國主義加緊向中國侵略的清代後期,清朝統治者對這位在200多年以前,把被稱為「海上霸王」的荷蘭侵略者趕出台灣的國際英雄,給予正確的評價;並且通過為鄭成功建祠奉祀的形式,來鼓舞人民反抗侵略的愛國斗爭的精神,這是應該理解的。
事實表明:300多年來,中國人民對鄭成功的崇拜,真是越來越深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