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看待五七幹校歷史

① 五七幹校的資料

自從毛澤東認為蘇聯黨已經變質、赫魯曉夫是修正主義的代表人物以來，他就一直在研究蘇聯是怎麼變的，一直考慮在中國如何防止出修正主義的問題。他通過對各種材料的分析發現，蘇聯的幹部是不勞動的，他們高高在上，脫離人民。不光如此，蘇聯幹部的子女也是特殊的。在蘇聯，黨員、幹部，要由幹部子女來當，普通勞動人民的子女不能或很少能當黨員、幹部。他還看到，中國的幹部中也有脫離群眾、脫離勞動的現象。許多幹部從來不勞動，搞特殊化。他們穿得乾乾凈凈，吃得好，還看不起工人、農民，對工人、農民搞瞎指揮，甚至打罵群眾。經過觀察和思考後，毛澤東得出了一個初步的認識：幹部搞特殊化，脫離勞動，脫離人民，是產生修正主義的重要原因。為了避免中國的幹部腐化變質，毛澤東形成了一個幹部要參加勞動，通過勞動，與人民群眾保持密切聯系的思路。毛澤東的這個思路反映在他寫的兩個批語中。
一個批語是1963年5月9日，毛澤東對《浙江省七個關於幹部參加勞動的好材料》寫的批語。毛澤東在這則批語中寫道：「階級斗爭、生產斗爭和科學實驗，是建設社會主義強大國家的三項偉大革命運動，是使共產黨員免除官僚主義、避免修正主義和教條主義，永遠立於不敗之地的確實保證，是使無產階級能夠和廣大勞動群眾聯合起來，實行民主專政的可靠保證。」另一個批語是1964年12月12日寫的。毛澤東在這個批語中寫道：「如果管理人員不到車間、小組搞『三同』（指同吃、同住、同勞動——筆者注），拜老師學一門至幾門手藝，那就一輩子會同工人階級處於尖銳的階級斗爭狀態中，最後必須要被工人階級把他們當作資產階級打倒。不學會技術，長期當外行，管理也搞不好。以其昏昏，使人昭昭，是不行的。」「走資本主義道路的領導人，是已經變成或者正在變成吸工人血的資產階級分子。這些人是斗爭對象、革命對象，社教運動絕對不能依靠他們。」
此外，毛澤東在1964年回答法國總統特使馬爾羅的提問時說：「我們採取了一些措施，避免走修正主義道路。」他所說的具體措施中，很關鍵的，就是幹部參加勞動。可見，毛澤東在20世紀60年代中期就形成了一個良好的願望——通過幹部參加勞動來防止中國出修正主義。但是，在當時，毛澤東還沒有找到一個將幹部統一組織起來參加勞動的好形式。

後來林彪寄來的一份報告，引出了毛澤東著名的「五七指示」

1966年初，毛澤東對中國政治形勢的分析已經發生了進一步的變化。此時，他認為，在中國已經有相當大的一部分領導權不在無產階級手裡，而落入了「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的手裡。「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中央有，省里有，地區一級有，縣一級有，公社一級有，甚至生產大隊、生產小隊一級也有。而且，從面上看，工廠、機關、學校、部隊裡面，都有「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
隨著毛澤東這一認識的形成，他對幹部參加勞動的問題，更加感到迫切了。可是，他看到，過去中央光是號召幹部參加勞動，但各地執行的情況很不一樣，可以說，大部分沒有認真執行。許多地方流於形式，走過場。那麼，怎樣才能找到讓幹部參加勞動的最好形式呢？
正當毛澤東認真考慮這一問題時，林彪給毛澤東寄來了一份報告。林彪寄給毛澤東的是1966年5月2日總後勤部關於進一步搞好部隊農副業生產給中央軍委的報告。這份報告說，從近幾年的情況來看，軍隊搞生產確實是一件大事，具有重大的政治意義和經濟意義：（一）恢復了我軍的老傳統；（二）可以為國家開墾一批農田；（三）可以為國家提供一批糧食；（四）全生產的部隊仍可進行一定的政治教育和軍事訓練；（五）邊疆部隊搞生產，可以同發展邊疆經濟、建設國防結合起來，具有特殊意義。我們總的想法是：假如軍隊在戰備時期多搞點生產，在三五年內為國家提供四五十億斤糧食，這就等於准備好了大約七八百萬人一年的軍糧。這是戰備的物資條件之一。
毛澤東看了這個報告後，肯定了報告中提出的五條做法和總的想法。但毛澤東考慮問題的思路，卻不限於軍隊生產的范圍。他考慮得更深更遠。他由軍隊搞生產，聯想到辦一種「大學校」的問題。這種「大學校」，各行各業都要辦。在「大學校」里，可以學政治，學軍事，學文化，又能從事生產，由此形成一個體系。這個體系，正好與他1958年所設想的辦人民公社的初期思路相合。
基於這一考慮，毛澤東於5月7日給林彪寫了一封信。信中寫道：
林彪同志：
你在5月6日寄來的總後勤部的報告，收到了，我看這個計劃是很好的。是否可以將這個報告發到各軍區，請他們召集軍、師兩級幹部在一起討論一下，以其意見上告軍委，然後報告中央取得同意，再向全軍作出適當指示。請你酌定。只要在沒有發生世界大戰的條件下，軍隊應該是一個大學校，即使在第三次世界大戰的條件下，很可能也成為一個這樣的大學校，除打仗以外，還可做各種工作。第二次世界大戰的八年中，各個抗日根據地，我們不是這樣做了嗎？這個大學校，學政治，學軍事，學文化。又能從事農副業生產。又能辦一些中小工廠，生產自己需要的若干產品和與國家等價交換的產品。又能從事群眾工作，參加工廠農村的社教「四清」運動；「四清」完了，隨時都有群眾工作可做，使軍民永遠打成一片。又要隨時參加批判資產階級的文化革命斗爭。這樣，軍學、軍農、軍工、軍民這幾項都可以兼起來。但要調配適當，要有主有從，農、工、民三項，一個部隊只能兼一項或兩項，不能同時都兼起來。這樣，幾百萬軍隊所起的作用就是很大的了。
同樣，工人也是這樣，以工為主，也要兼學軍事、政治、文化，也要搞「四清」，也要參加批判資產階級。在有條件的地方，也要從事農副業生產，例如大慶油田那樣。
農民以農為主（包括林、牧、副、漁），也要兼學軍事、政治、文化，在有條件的時候也要由集體辦些小工廠，也要批判資產階級。
學生也是這樣，以學為主，兼學別樣，即不但學文，也要學工、學農、學軍，也要批判資產階級。學制要縮短，教育要革命，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統治我們學校的現象，再也不能繼續下去了。
商業、服務行業、黨政機關工作人員，凡有條件的，也要這樣做。
以上所說，已經不是什麼新鮮意見、創造發明，多年以來，很多人已經是這樣做了，不過還沒有普及。至於軍隊，已經這樣做了幾十年，不過現在更要有所發展罷了。
這就是著名的「五七指示」。中共中央在1966年5月15日批轉「五七指示」時指出：「這是馬克思列寧主義劃時代的新發展。」從毛澤東的「五七指示」中可以看出，毛澤東此時已經把辦軍隊式的「大學校」與「黨政機關工作人員」聯系起來，認為「黨政機關工作人員」也要這樣做。此時，他的思路已經向把幹部集中起來辦「大學校」轉變了。在這個「大學校」里，不光是參加生產勞動，而且把生產勞動與學習軍事，學習政治，學習文化，批判資產階級聯系起來。但是，毛澤東的這一思路，只是初步的。他也只是在提到工人、農民、解放軍、學校都辦這種「大學校」的同時，提了一下幹部。具體怎麼辦，他還沒有考慮好。

「文化大革命」中的機構精簡，使機關幹部的安置成了一個大問題

「文化大革命」中的最主要「成果」之一，就是建立革命委員會。
1968年9月5日，西藏自治區和新疆維吾爾自治區革命委員會同時宣布成立。這樣，全國（除台灣省外）的29個省、市、自治區全部成立了革命委員會，這在當時被稱為「全國山河一片紅」。此後，成立革命委員會的重點，由地方轉入中央各部。
當時，國務院的部級機構有90個。毛澤東決定，在這些機構中也要成立革命委員會。在成立革命委員會時，要實行精簡的方針。林彪得知毛澤東的這一指示後，向毛澤東建議：現在中蘇關系緊張，可能馬上打仗，應該對一些重要的部委實行軍管。毛澤東當時也估計到有發生大規模戰爭的可能，便同意了林彪的意見。於是，林彪先後派出軍隊幹部，對18個部委實行了軍管。在這些參加軍管的軍隊幹部中，有很多是林彪的親信。這些軍隊幹部到這18個部委後，由他們組織領導班子，建立革命委員會。對那些沒有宣布軍管的部委，林彪以各種理由，向毛澤東提出建議：派軍隊代表去那些部委掌握領導權；成立革命委員會時，也要以軍隊幹部為主，建立革命委員會的核心。在建立中央各部委的革命委員會過程中，這些單位里原有的幹部，大部分沒有得到安排。這樣，就又出現了許多沒有工作的富裕幹部。
同時，在建立中央各部委的革命委員會過程中，毛澤東也考慮到了精簡問題。1968年7月11日，《人民日報》在報道《靈寶縣革委會實行領導班子革命化——精兵簡政，密切聯系群眾》時，加了一個按語，按語傳達了毛澤東的最新指示：建立革命委員會，要做好清理階級隊伍的工作，走「精兵簡政」的道路。實際上，那時地方都已經建立了革命委員會，毛澤東此時所說的「精兵簡政」，主要是針對中央各部委建立革命委員會來說的。機構精簡了、幹部編制壓縮了，多餘的幹部怎麼辦？毛澤東於1969年1月指示，幹部要下放勞動。在1969年4月召開的中共九大上，毛澤東再次強調了機構精簡的原則。在精簡原則和幹部下放勞動的號召下，中央開始全面考慮各部委建立革命委員會的問題。
1970年6月22日，中共中央批準的《關於國務院各部門設立黨的核心小組和革命委員會的請示報告》中確定：國務院各部委機構，由原來的90個精簡為27個，各部委的幹部編制總數壓掉82％，27個部委幹部只留下原來幹部編制總數的18％（實際上，原幹部留用少於18％，因為有後派來的軍隊幹部佔了一定的編制——筆者注）。各部委均建立革命委員會。在建立革命委員會的過程中，一些部委被保留；一些部委進行了合並，成立一個新的部級機構；有些部委被撤銷。這樣一來，在中央機關里，富裕出來的幹部數量就更多了。
中央國家機關幹部的精簡，直接帶動了各省、市、自治區機關及其下屬的地、縣一級幹部的精簡。接著，各企業、學校、群眾團體的幹部也大量精簡。精簡之後，多出來的幹部數量，當時雖然沒有數量上的統計，但肯定是一個龐大的數字。如何安置精簡出來的幹部，就成了一個大問題。
還有一個問題，就是被打倒的幹部的安置問題。「文化大革命」中，批鬥幹部的熱潮過去之後，有大批幹部被關進了「牛棚」。但是，當各造反派把注意力轉向爭奪本單位、本地區領導權時，大家誰也顧不上管「牛棚」了。何況誰管「牛棚」誰就要花費人力，還要承擔被關押者自殺或者逃跑的風險。於是，各造反派開始相互推來推去，最後誰也不管了。被關在「牛棚」里的幹部到底往哪兒安置？這是一個大問題。當時，許多地方的負責人，包括接管一些單位權力的軍代表、工宣隊負責人，都紛紛向上反映這一問題，請示如何處理關在「牛棚」里的幹部。這個問題自然逐級地反映到了毛澤東那裡。毛澤東一時也拿不出一個好辦法來。一時間，中國出現了一大批被精簡的幹部等待安排，一大批被關進「牛棚」的幹部等待安置的問題。

柳河「五七」幹校被樹為典型後，各地紛紛仿效

正當中央高層領導人，包括毛澤東在內，都為安置上述幹部發愁時，遠在邊陲的黑龍江省，突然冒出了一個柳河「五七」幹校。
原來，黑龍江省革命委員會也一直在為如何安排精簡下來的幹部和「牛棚」里的幹部而發愁。一開始，黑龍江省革命委員會負責人只是安排這些人打掃衛生，清理街道的垃圾，干一些雜活。但這些活畢竟有限，幹完這些活，這些人仍然閑著無事做。後來，黑龍江省革命委員會負責人想出一個辦法：把這些幹部集中安排到農村，辦一個農場，保留工資待遇，讓他們在體力勞動中「改造」自己。黑龍江省革命委員會負責人派人經過專門考察選址，最後選定了慶安縣的柳河，作為辦這種農場的試點。
柳河這個地方，自然資源比較好，也有一部分空出的房舍，安置第一批幹部不成問題。第一批幹部到達柳河後，還可以繼續建房、開荒、種樹、辦小工廠，為安置第二批幹部創造條件。去柳河的幹部，採取分期分批的形式，且在那裡的時間有長有短；幹部勞動的時間，也根據體力而有長有短；又保留原工資待遇，幹部們很容易接受。於是，黑龍江省革命委員會在1968年5月7日，毛澤東的「五七指示」發表兩周年之際，正式啟動這一計劃，當天組織第一批幹部到達柳河，並把這個農場命名為——柳河「五七」幹校。
柳河「五七」幹校初辦時還算順利。到達那裡的幹部，與當地農民建立了深厚的感情，他們的生活和勞動也得到了當地農民的幫助。這些幹部在柳河種了不少地，又新開了一些荒地，蓋了不少新房子，還種樹，搞副業生產。黑龍江省革命委員會把辦柳河「五七」幹校的經驗介紹材料進行了上報。這個材料最初在1968年9月29日《文化大革命情況匯編》第628期上發表。經驗材料中說：辦柳河「五七」幹校，「為機關革命化，改革上層建築走出了一條新路。幹校共有學員141人，主要是原省、市委機關幹部和革命委員會的工作人員。機關幹部辦農場，走與工農相結合的道路，深受廣大貧下中農的歡迎。不少幹部到幹校後，親臨三大革命第一線，接近了貧下中農，增強了對勞動人民的思想感情。目前，幹校耕種土地3000餘畝，農、林、牧、副、漁全面發展，並自力更生辦起了小型工廠、企業。實踐證明，『五七』幹校是改造和培養幹部的好地方，是實現機關革命化，搞好鬥、批、改的一種好辦法」。
毛澤東看到這個材料後，於9月30日寫了一則批語。他寫道：「此件可在《人民日報》發表。廣大幹部下放勞動，這對幹部是一種重新學習的極好機會，除老弱病殘者外都應這樣做。在職幹部也應分批下放勞動。以上請提到碰頭會上討論決定。」
姚文元接到毛澤東的上述批示後，對黑龍江省革命委員會報上來的材料又進行了一些文字上的加工修改，定題目為：《柳河「五七」幹校為機關革命化提供了新的經驗》，並在他寫的編者按中引用了毛澤東的批語。這個由姚文元寫的按語說：毛主席關於柳河「五七」幹校經驗的批語，「對反修、防修，對搞好鬥、批、改，有十分重大的意義，應引起我們各級革命幹部和廣大革命群眾的高度重視。希望廣大幹部（除老弱病殘者外），包括那些犯過錯誤的幹部，遵照毛主席的指示，在下放勞動的過程中重新學習，使自己的精神面貌來一個比較徹底的革命化。在革命委員會中工作的新老革命幹部，也要執行毛主席的指示，分期分批下放勞動，使自己不脫離勞動人民，既當『官』，又當老百姓。新幹部要特別注意不要染上脫離群眾、脫離勞動、一切依靠秘書、做官當老爺的剝削階級壞作風，要保持無產階級朝氣蓬勃的革命的青春」。姚文元寫好這一按語後，報送毛澤東審閱。毛澤東批示：「可用。」10月5日，《人民日報》刊登了《柳河「五七」幹校為機關革命化提供了新的經驗》的報道，同時刊發了姚文元寫的編者按。
這樣，柳河「五七」幹校便成了受到毛澤東肯定的典型。各地紛紛仿效柳河「五七」幹校，辦起了許多幹校。中央各機關，包括中央辦公廳，也都在外地尋找地點，分別辦起了各自的「五七」幹校。一時間，「五七」幹校在全國到處「開花」。

1979年2月17日，國務院發出了《關於停辦「五七」幹校有關問題的通知》，從此，「五七」幹校從中國的歷史舞台上陸續消失。

② 石嘴山市五七幹校博物館的發展歷史

石嘴山市五七學校歷史博物館是在國務院直屬口五七學校原址上規劃建設的一座再現「文革」期間國務院直屬口千名機關幹部、家屬、子女勞動、工作、學習經歷的歷史博物館，坐落於寧夏石嘴山市大武口區隆湖一站，佔地面積8520平方米。1966年5月7日，毛澤東看了解放軍後總後勤部《關於進一步搞好部隊農副業生產的報告》後，給林彪寫了一封信。這封信統稱《五七指示》。在這一指示精神的鼓勵下，中央國家機關的9萬名工作人員，1萬名工勤人員，3萬名家屬，5000名知青先後在全國18個省市自治區創建了106所「五七」幹校。
在我區的幾所中央國家「五七」幹校中，尤以石嘴山隆湖一站（原西大灘）國務院直屬口「五七」幹校規模最大、層次最高。該幹校成立於1968年10月，撤消於1972年4月，歷時四年多，是國務院機關根據周總理的「四條指示」所創建的。主要包括從國務院機關下放的1881名幹部、家屬（不包括14歲以下的200多個孩子）。這些人中不僅有40多名省部級領導幹部，還有葉籟士、林漢達、倪海粟、周有光等著名學者、知名人士。這些幹部職工盡管身處逆境但是那種蓬勃向上的樂觀精神和崇高的理想沒有動搖，雖然生活條件艱苦，但仍發揚吃苦耐勞的精神，積極開展生產勞動，特別是葉籟士、林漢達、倪海粟、周有光等老同志在勞動之餘經常一起探討語言文字改革方面的問題，他們這種精神值得學習。
「五七」幹校撤消後，人員一部分回京，一部分到石家莊某飛機製造廠繼續勞動鍛煉。由「五七「幹校創辦的造紙廠移交平羅縣成立了國營平羅縣農場。

③ 沙洋監獄的五七幹校

在千里漢江下游的首段右岸，有一個歷史悠久的古鎮――沙洋，這里是楚文化的發祥地之一，中國歷史上最早的縣級政權――權縣就誕生其境內，震驚中外的「郭店楚簡」和「中國第一古濕屍」也在這里出土；這里曾是充滿硝煙的古戰場，劉備與曹操大戰長坂後，斜趨漢津口，南宋名將邊居誼英勇抗元、血灑新城等歷史故事都發生在這里。如今，更因「文革」期間，曾有40餘個中央國家機關、部隊、大專院校、省直單位在此創辦「五七幹校」，而進一步加深了許多人對這個昔日濱江小鎮的印象。
得天獨厚的條件，使沙洋「五七幹校」成為當時在全國規模和影響較大的幹校
1966年5月7日，毛澤東給時任軍委副主席的林彪寫了一封信，信的大意是，部隊不但要搞軍事，還要多業並舉，並提出各行各業都要辦成亦工亦農、亦文亦武的革命化大學校的思想，又說「學生也是這樣，以學為主，兼學別樣，即不但學文，也要學工、學農、學軍，也要批判資產階級。學制要縮短，教育要革命，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統治我們學校的現象，再也不能繼續下去了。」這就是著名的「五七」指示。1968年5月7日，為紀念「五七」指示發表兩周年，黑龍江省革委會在慶安縣柳河辦了一所命名為「五七幹校」的機關農場，500名來自黑龍江省的幹部在這里勞動鍛煉。毛澤東肯定了這一做法，認為，「廣大幹部下放勞動，這對幹部是一種重新學習的極好機會，除老弱病殘外都應該這樣做。在職幹部也應分批下放勞動。」由此，「五七幹校」就如雨後春筍般迅速在全國各地涌現出來。'
據統計，「文革」期間，中央一級機關幹校共有106所，各省機關幹校有1497所，其中沙洋「五七幹校」、江西中辦幹校、奉賢幹校、河南息縣中科院幹校等的規模和影響較大。
沙洋作為湖北省八大重鎮之一，濱臨漢江，門鎖荊楚，商品經濟和交通運輸都比較發達，是鄂中地區主要的物資集散地、川鄂豫陝商品流通中心，素有「小漢口」的美譽。總部設在沙洋城區的沙洋農場（現沙洋監獄管理局）則是全國最大的勞改農場之一，整個農場分布荊門、鍾祥、京山、天門、潛江等五縣市，有廣袤的已開墾的土地和可供大批人員生活、勞動使用的房屋、農機具，得天獨厚的條件相繼被中央部委和省直各單位相中，成為他們創辦「五七幹校」的最佳選址。1969年初，沙洋農場管理局按照湖北省革委會的指示，將所屬的一農場、二農場、上羅漢寺、周磯、苗子湖等農場全部和黃土坡、范家台農場部分房屋、土地、林木、牲畜、農機具設備等先後移交給中央國家機關有關部委、省直有關單位和部隊辦幹校，而這些農場的原有幹部則被安排在七里湖農場創辦了湖北省「五七幹校」第六分校。沙洋「五七幹校」就在這樣的情況下應運而生。
1969年春節剛過，中央、省直各單位陸續來到沙洋創辦「五七幹校」。一些原准備將幹校建在東北的中直機關，因1969年3月珍寶島事件爆發，中蘇關系緊張，出於備戰的安全考慮也轉移到了沙洋。當時，在沙洋創辦「五七幹校」的中央國家機關及部委有：全國人大、政協、八大民主黨派、工商聯、社會主義學院、中華職工教育社、統戰部、外交部、財政部、二機部、三高（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公安部）、農林部、石油部、鐵道部、中央民族學院、北京外國語學院、024部隊（總參）、274（總後）等。湖北省直單位有：省革命委員會機關、省公檢法、糧食廳、水利廳、林業廳、文聯、長辦、武鍋、大橋工程局、武漢大學、湖北工學院、冶金學院、華中農學院等，共下放幹部及家屬2萬餘人。
幹校的組建一般首先來先遣小組，經過洽談、選址、建校等前期籌備後，學員們才身背行李，拖家帶口，分期分批來到沙洋，戶口、工資、糧油及其他物資供應關系也一律轉到「五七幹校」。各幹校的學員、家屬、子女不管年齡差異、性別不同，都按解放軍一樣要求，按連、排、班建制統一編隊。
1972年底，中央國家機關及各部委在沙洋創辦的「五七幹校」開始陸續解散，但到1979年2月17日，國務院發出了《關於停辦「五七」幹校有關問題的通知》後，沙洋「五七幹校」才全部撤銷，學員被安置，「五七幹校」的財產移交、帶走或變賣給沙洋農場和當地人民公社，沙洋「五七幹校」結束。經歷了短則3年、長達7年多勞動鍛煉和農村生活的幹校學員陸續回到了北京和武漢。
如今，在沙洋城區周圍的小江湖分洪區、湖北省沙洋警官學校旁、李市鎮蔣台村、七里湖勞教所等原「五七幹校」所在地，當年那些由「五七戰士」自己動手修建的一棟棟簡易紅磚瓦平房仍在，書寫在牆上的一幅幅「毛主席語錄」仍清晰可見，雖然隨著歲月的流失，那些房屋已變得破舊不堪，失去了往日的容貌，但它們卻像一個個歷史老人，仍向世人講述著「五七幹校」的故事。
思想改造的重壓，勞動鍛煉的磨礪，使「五七戰士」體驗了別樣的人生滋味，擁有了難得的生活經歷
「五七幹校」是以勞動為主體，以改造思想為目的而設立的幹部學校。沙洋「五七幹校」創建初期，因條件差，「五七戰士」們勞動和生活的環境都非常艱苦，他們吃的是粗糧小菜，睡的是在破舊不堪的瓦房裡用稻草鋪就的地鋪，往往是幾十人擠在一間小屋子裡。而且由於許多人是從北方初到南方，水土不服，拉肚子，身上長瘡，過了一段時間才逐漸適應。為了改善住宿環境，「五七戰士」自己動手建住房，他們搬磚、鋸瓦條、砌牆、……細嫩的手上打起了大泡、小泡。通過自己的辛勤勞動，很快建起了一幢幢紅磚瓦房。「五七戰士」的生活基本安頓好後，就迅速投入到種樹、種糧食、種蔬菜、喂豬等各種各樣的緊張勞動中。
每天大家出工、收工都要排著隊，邁著整齊的步伐，一路上高唱「毛主席語錄歌」。最初大部分幹部不懂農業生產，鬧出了一些至今難以忘懷的苦澀笑話：開始用牛耕田時，不知道如何讓牛轉彎，耕到田頭時就對著牛吆喝：「喂，右轉彎！」「喂，左轉彎！」,耕到中途，累了，想停下來休息一會，就對著牛喊：「牛，你站住吧！」可牛就是不聽指揮；有的人還將小麥認成韭菜。為了使「五七戰士」們盡快了解種田知識，幹校就請沙洋農場的幹警和附近生產隊懂技術的社員來指導。同時，幹校還組織「接受貧下中農再教育小組」，分別住在社員家中，和社員們同吃、同住、同勞動，向社員們學習種田技術，幫社員們干農活，做家務，為社員們做了不少好事，與社員們建立了深厚的感情。如今，每當談起這些從北京、武漢下放來的幹部，當地的一些老人仍對他們贊不絕口。
建在距沙洋城區7公里范家台農場轄區的財政部幹校的5個連隊種著2000多畝農田，由於有些沙板田土質太硬，秧用手插不進去，「五七戰士」們便用竹簽在秧田裡插個洞，然後再插秧。有的人年齡大，收割時彎不下腰，就坐在小板凳上，邊割邊向前挪動。為了實現糧、油、肉、菜的自給自足，「五七戰士」們一年到頭都十分忙碌和勞累，農忙時節，常常是清晨披星下田，晚上戴月回家，連飯都是由炊事員送到田頭來吃，雖然苦累，但大家沒有什麼牢騷和怨言，財政部「五七幹校」的學員們還創作了一首《「五七戰士」之歌》：「迎著東方初升的太陽，『五七戰士』整裝到田間；唱著那豐收的贊歌，歌聲在空中飛旋……」每到收獲的季節，看到自己親手勞作換來的一袋袋黃燦燦的稻穀、一片片綠油油的蔬菜，「五七戰士」們所有的勞累和煩惱便都煙消雲散了。
幹校耕種的農田較多，農忙時節，幹校學員忙不過來，沙洋農場、地方政府知道後，就派幹部幫忙插秧、收割。而地方上有事請幹校幫忙，幹校也有求必應。沙洋鎮組織到荊門修焦枝鐵路，沒有車輛，找幹校借車，幹校全力支持，保證了任務的完成。
在勞動之餘，幹校的學員們還積極開展歌詠、乒乓球、籃球比賽等文體活動，有的連隊還在自己的連部搭起了簡易戲台，自編自演《沙家浜》、《紅燈記》等革命現代樣板戲和小合唱、舞蹈等節目，引得十里八鄉的群眾紛紛前去觀看。中央民族學院還專門組織宣傳隊排演革命樣板戲片斷和《延邊人民熱愛毛主席》、《阿佤人民唱新歌》等歌頌毛主席的民族舞蹈到當地的江漢油田、農村慰問演出，這是幹校生活最快樂的時候。如今在財政部「五七幹校」的舊址上仍可看到當時搭建的簡易戲台、籃球架等。
幹校生活除了繁重的體力勞動外，最大的任務就是搞學習、搞運動、搞思想改造。一般是晴天勞動，雨天運動，白天勞動，晚上批鬥，還要「早請示，晚匯報」，「革命生產兩不誤」。通過這樣的斗爭和勞動，接受工農兵再教育，加強思想改造。那諸如大批判、憶苦思甜、表決心等活動都是當時那個特殊年代的特殊產物，是「五七戰士」最不願觸及的痛心回憶。
中央、省直各單位的一些幹部下到沙洋「五七幹校」後，其年齡尚小的子女也跟隨著父母來到了沙洋，他們被安排在幹校附近的紅衛小學、新燈小學、新城中學、董場中學等中小學讀書，財政部還自己辦起了「五七中學」，解決子女入學的問題。一些年齡大點的子女也響應毛澤東「知識青年到農村去」的號召，紛紛來到了父母所在的沙洋農村，接受貧下中農再教育。1972年後，沙洋「五七」幹校的學員開始陸續回北京，知青也陸續被安排工作，其中有幾十名幹校學員的子女被招工到了沙洋農場化纖廠、沙洋變電站、沙洋郵政局等單位，其他的都回到了北京。幾年後，招工到沙洋各單位的學員子女也先後調回北京，只留下了幾位已成家的學員子女，他們深深紮根於沙洋的沃土中，為沙洋的建設奉獻著自己的青春和智慧，無怨，無悔。
著名畫家周韶華回憶他1969年至1970年在沙洋「五七幹校」的經歷時，曾深情地說：「五七幹校」的生活使我學到了書本中難以學到的東西，對我以後的創作產生了較大的影響。著名作家碧野先生曾回憶，在沙洋「五七幹校」的兩三年中，他不但抵制了狂風惡浪，而且「體健心寬」，以至，連感冒都沒患過。
政壇要人、文學巨匠、社會名流在沙洋留下了他們揮灑汗水的身影和矢志不移的信念
下放到沙洋「五七幹校」的人員中不乏政壇要人、文學巨匠、社會名流：原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社會學家費孝通，中央統戰部副部長張執一，最高人民檢察院副檢察長黃火星、江文，公安部副部長胡之光，中央財經領導小組辦公室副主任李克木，原財政部部長項懷誠，財政部常務副部長吳波，「文壇祖母」冰心，作家馮亦代，畫家周紹華，數學家羅聲雄，社會活動家吳文藻，外交部副部長楊文昌，駐英國大使查培新，駐芬蘭大使張直鑒，駐聯合國副代表張義山，李宗仁先生的最後一位夫人胡友松，中國藏學研究奠基人於道泉，我國著名的刑事訴訟法專家、中國人民公安大學法律系教授崔敏，中國藏學研究院名譽院長王堯、原中共湖北省委常委、常務副省長張旺午、原湖北省政協副主席、省委統戰部部長蒙美璐等同志都到沙洋「五七幹校」勞動鍛煉、學習生活過 。

④ 幹校的五七幹校

五七幹校，是上世紀中國文化大革命時期，全國各地各部門根據毛澤東《五七指示》興辦的農場，是集中容納中國黨政機關幹部、科研文教部門的知識分子，對他們進行勞動改造、思想教育的地方。「幹校」是「幹部學校」的簡稱，名實相差懸殊，其實是一種「變相勞改」的場所。
1966年5月7日，毛澤東看了總後勤部《關於進一步搞好部隊農副業生產的報告》後，給林彪寫了一封信。在這封後來被稱為《五七指示》的信中，毛澤東要求全國各行業都要辦成「一個大學校」，這個大學校「學政治、學軍事、學文化，又能從事農副業生產，又能辦一些中小工廠，生產自己需要的若干產品和國家等價交換的產品」，「這個大學校，又能從事群眾工作，參加工廠、農村的社會主義教育運動……又要隨時參加批判資產階級的文化革命斗爭」。毛澤東還要求學校縮短學制，教育要革命，不能讓「資產階級統治」學校。
《五七指示》反映了毛澤東要在全國每個基層單位開展「批判資產階級」的思想，也表現出他對知識分子一貫的不信任態度。《五七指示》出台後，中共中央轉發了這封信。1966年8月1日，《人民日報》發表社論《全國都應該成為毛澤東思想的大學校——紀念中國人民解放軍建軍39周年》，對《五七指示》作了進一步闡述及推廣。1968年，黑龍江柳河幹校命名為「五七幹校」，成為中國第一個以此命名的幹校。此後大批的五七幹校在各地開辦，許多老幹部被「下放」到幹校勞動。「五七幹校」由此也成為了中國現代史上一個特定的名詞。
當時包括中共中央、國務院等大批國家機關在河南、湖北、江西等18個省區創辦了105所五七幹校，先後遣送、安置了10多萬名下放幹部、3萬家屬和5千名知識青年。而各省市地縣辦的五七幹校更是數以萬計，在那裡接受改造的學員有數十萬人。1971年「九·一三事件」後，《人民日報》刊發社論《懲前毖後，治病救人》（1972年4月24日），要求正確執行黨的幹部政策，「解放」了一大批老幹部和專家教授。隨著他們的返城，五七幹校也漸趨衰落、冷清。但誰也不敢貿然撤銷；仍有一批人滯留在此。大多數地方則把五七幹校當作讓幹部輪流去勞動、學習一段時間的場所。當全國掀起「批林批孔」、「批儒評法」、「學習無產階級專政理論」、「評《水滸》」運動時，各地的五七幹校則成了辦應景學習班的場所，平時則只有看守房舍和農具的留守人員。直至1979年2月國務院發出《關於停辦「五七幹校」有關問題的通知》，各地此類幹校方陸續宣告正式撤銷。
這類幹校一般選址在偏遠、貧窮的農村，去幹校的人被稱為「學員」。無論資歷深淺、品級大小，所有人都叫「五七戰士」。他們中間有機關幹部、大大小小的走資派、科技人員、大專院校教師、反動學術權威……有的還拖家帶口，未成年的小孩被托給城裡或家鄉的親友代管。在「知識分子成堆」的地方，如中國作協、中國科學院哲學社會科學學部等單位，連老弱病殘除外的政策也被置於不顧，統統攆進幹校；年紀最長的有七十（俞平伯）、六十（冰心、陳伯翰等）以上的人，喪失勞動力的、體弱的、深度近視的人就更多了。他們被不分年齡、性別，統統按照軍隊編制，編到劃定的連、排、班去，由軍宣隊或工宣隊管理。他們被規定過軍事化的生活，出工、收工，必須整隊呼口號，唱語錄歌；要「早請示、晚匯報」，例行性地一日數次集體齊聲「敬祝毛主席萬壽無疆」；甚至參加野營拉練。他們的學習內容是體力勞動：種田、挑糞、養豬、做飯、挑水、打井、蓋房……要求自食其力。有很多人因不堪重負，被勞累折磨誘發的疾病致死。美術家朱宣咸以自己親身經歷創作的木刻版畫作品《五七幹校的夜讀》，就是非常形象、生動與典型的反映了五七幹校這一歷史史實。

⑤ 歷史方面，「五七幹校」是什麼回事

1957年的 「右派」再改造幹部學校

⑥ 五七幹校的歷史產物

1966年5月7日毛澤東在給林彪的信中提出各行各業均應一業為主，兼學別樣，從事農副業生產，批判資產階級。1968年5月7日，黑龍江省在紀念毛澤東的五七指示發表兩周年時，把大批機關幹部下放勞動，在慶安縣柳河開辦一所農場，定名為五七幹校。
1968年10月5日，《人民日報》在《柳河「五七」幹校為機關革命化提供了新的經驗》一文編者按中，引述了毛澤東的有關指示：「廣大幹部下放勞動，這對幹部是一種重新學習的極好機會。」此後，全國各地的黨政機關都紛紛響應，在農村辦起五七幹校。黨政機關、高等院校、文教科技戰線的大批幹部、教師、專家、文藝工作者等知識分子被下放到農村，到五七幹校參加體力勞動，接受貧下中農再教育。中央、國務院所屬各部委及豫、贛、鄂、遼、吉、黑等18個省共創辦五七幹校106所，下放的幹部、家屬達10餘萬人。「五七幹校」是為貫徹毛澤東的指示辦起來的，強調體力勞動的重要，反對只重視腦力勞動，使大量知識分子和幹部受到了全方面的鍛煉。
1979年2月7日，國務院發出《 關於停辦「五七」幹校有關問題的通知》，各地的五七幹校陸續停辦。

⑦ 石嘴山五七幹校觀後感

可以說每個時代都打下自己的烙印，在那個特殊的年代更是如此，寧夏石嘴山市「五七幹校」就是其中的一個值得記錄的歷史符號。
石嘴山「五七幹校」只是個口頭稱呼，全稱是「國務院直屬口五七幹校」，這可不是一般的學校，來這里的不是娃子，全是高高大大的成年人，也不是當地人，都是來自千里之遙的京城人。
看當年一千多名國務院各部委的干職工，響應毛主席的號召，來到鹽鹼地的寧夏大武口開荒造地，開始了自給自足的新生活。
五七幹校的管理實行軍代表管理制，幹校的運作基本上是半軍事化狀態，幹校的基本任務是勞動鍛煉…
他們頂烈日，斗嚴寒，種植小麥、水稻、高粱、玉米、水果、蔬菜，之後又飼養牛、馬、豬、羊、雞，再後來革命熱情高漲，產業越搞越大，辦起了醋醬加工廠、造紙廠…
歷史已經翻過了時代的一頁，五七幹校也成了並不遙遠的記憶與時代符號，面對歷史，有回憶，有思索，回望歷史，有審視，有展望，但不管如何，歷史永遠都客觀存在。
五七幹校形成了一種精，正是這一輩人，給我們留下了一筆寶貴的精神財產。新時代需要這種精神，我們需要這種精神！供參考。

⑧ 湖北咸寧五七幹校歷史

那天，系裡的一位博士生問我：「什麼是『五七幹校』？」我驚愕了，難道這段歷史已經消失得無影無蹤了嗎？———它距今也才過去了四十年！ 准確地說，那是一九六八年的十月五日，《人民日報》於頭版發表了一篇文章：《柳河五七幹校為機關革命化提供了新的經驗》。柳河在哪裡？沒有人知道。但人們知道的是，這篇文章中有偉大領袖的「最高指示」：「這對幹部是一種重新學習的極好機會。」於是乎，就從這天開始，上自中央各部委，下至縣級各機關，數百萬計的機關幹部和知識分子放棄了原有的工作和專業，集中到了這個以「五七指示」為方向的「學校」里進行「重新學習」。有人統計，當年僅中央和國務院一級的機關，就在河南、湖北、江西、寧夏等地創辦了一百零六所這樣的幹校。 我打電話給北京的嚴欣久：「有空嗎？一起去咸寧看看，那裡可有咱們父輩留下的足跡……」湖北省咸寧縣是文化部五七幹校的所在地，當年共有六千餘名文化工作者———甚至包括謝冰心、沈從文、馮雪峰、周巍峙、臧克家、蕭乾、張光年、郭小川、王子野、吳仲超、周汝昌、王世襄等一大批「國寶」級的人物，被集中到了這片易名為「向陽湖」的荒湖野灘上。我明白，他們的足跡一定是蹣跚的，踟躕的，但我不能不去……那天正值酷暑，當地氣溫高達40℃，我們一行三人於武漢會合後，便結伴上路了———博士生帶著輕便錄像機，嚴欣久帶著數碼照相機，我則帶上了父親留下的《牛棚日記》。 一 感謝湖北省政府，頗有歷史眼光的他們竟將當年的這處遺址列為了重點文物保護單位－－省長蔣祝平說了，目的就是為了「銘記歷史，弘揚文化」。 位於「四五二高地」的校部－－那一幢幢的紅磚平房，如今被兩扇大鐵門圈了起來，門口掛著一塊牌子：向陽湖文化名人舊址。院內靜悄悄的，沒有一絲人跡。行至五六十米遠，是一排面對大門的平房，左首的兩間辟為了一個展覽室，面積不大，陳列著一些當年的照片和實物，還有這樣兩行文字：「原始的工具原始地品味著苦辣人生，歷史的籌碼歷史地掂量著沉重記憶。」 我沒有下放過幹校，和欣久一樣，「文革」爆發時都還是高中生，我們要走的「五七道路」是上山下鄉，是插隊落戶。然而不知怎的，當這段歷史重新撲面而來時，竟一下子慌亂了起來，不知該怎樣去「品味」，怎樣去「掂量」了。博士生緊緊地跟在我的身後，新奇地用錄像機拍下了一件又一件的展品－－陳舊的鋤頭、扁擔，破爛的衣物、炊具……整個展覽室內闃寂無聲，誰也不願去驚醒這段沉睡的往事。欣久終於開口了，她輕輕地問了這樣一個問題：「當年文化部為什麼要將幹校選在咸寧？」 兩千多年以前，這里屬於雲夢澤的一部分，水天相連，人跡罕至；兩千多年以後，這里屬於長江的泄洪通道，湖灘片片，沼澤連連。一九六九年的秋天，文化部的直屬機關－－辦公廳、政治部、電影局、藝術局、出版局、文物局、聯絡司、教育司、群文司，以及下屬的中國作協、中國文聯、故宮博物院、中國革命博物館、中國歷史博物館、北京圖書館、人民出版社、人民文學出版社、人民美術出版社、商務印書館、中華書局等眾多的單位，被一股腦兒地驅趕到了這里。僅僅是為了圍湖造田嗎？僅僅是為了「重新學習」嗎？答案似乎並不如此。－－據當年的資料表明：越是「知識分子成堆」的單位，越是要將校址選在最為貧困、最為落後的地區，或是黃泛區，或是鹽鹼區，就連兔子也不到那兒去拉屎……內務部等機關，更是跑到了血吸蟲病嚴重流行的區域內，而他們的上級竟向「學員」們嚴密封鎖了消息。國務院的直屬機關選中的是寧夏的平羅縣，那裡是戈壁荒灘，沒有公路，沒有人煙，每隔幾十里便是一座監獄；犯人們被轉移走了，「學員」們被趕了進來，四周是高牆，四角是碉堡，牢房裡散落著手銬和腳鐐，牆壁上書寫著「坦白從寬，抗拒從嚴」…… 與這些幹校相比，咸寧的自然條件要算是「比上不足，比下有餘」了。但是它的最大悲哀卻在於：其本身屬於「文化部」－－「文化大革命」既然是大革文化的命，那麼與文化有關的一切機構以及一切人，便只能首當其沖地成為革命的對象了！其實早在動身之前，軍代表的一番話已是一語中的了：「要明白，像你們這樣的單位是要徹底砸爛的，你們到幹校去是屬於安置性質，從此就在那兒勞動、改造，不要再幻想回北京了！」……就這樣，這些文化人被一鍋端地逐出了上層建築，逐出了知識領地，甚至是不分老弱病殘。上路的那天是中秋節，北京永定門火車站擠滿了送行的老人和孩子。火車剛一啟動，車上車下便哭成一片。著名舞蹈家盛婕也來送別自己的丈夫吳曉邦，她說：「車站上的氣氛很緊張，很嚇人。解放軍站成一條封鎖線，誰也不許靠近，就像是押送罪大惡極的犯人。」那天人民文學出版社的副社長韋君宜，則是被送行者，她哭了沒有，無人知道，但她卻說了這樣一句話：「沒有了單位的人，就跟沒有了媽的孩子差不多！」 如今，在展覽室的牆壁上，懸掛的都是一些高舉紅旗大踏步行進在「五七道路」上的照片。我不清楚在他們的笑容背後是否含著淚水，但我知道從此以後他們的直接領導便更換為「中國人民解放軍毛澤東思想宣傳隊」了。不可否認，在那個特殊的年代裡，經過「大熔爐」鍛造出來的軍人，立場最堅定，愛憎最分明，由他們來佔領上層建築，無疑是最讓人放心不過的事情了－－ 這是一位軍代表在五連（中國作家協會）大會上的訓話：「你們這些『臭老九』必須老老實實接受改造；否則打起仗來，先把你們『突突』了！」這是一位負責人在十四連（人民文學出版社）的公開揚言：「我們一定要把文藝黑線的根子徹底挖出來，先吃肉再喝湯，最後啃骨頭！」 ……就這樣，當知識貶為糞土、文化賤如草芥之後，讀書人終於嘗受到了「無產階級專政」的滋味，嘗受到了「打翻在地，再踏上一隻腳」的味道。 那天，就在這一幅幅的照片面前，我流下了眼淚。不為別的，只為當年他們的單純與天真－－進入幹校之前，他們又有誰不是抱著美好與期待的心情在眺望著它。一位著名的畫家甚至買來一支竹笛，想像著自己就要成為水墨畫中的那個騎在牛背上悠然自得的「牧童」了。父親也在日記中留下了這樣的記載：「唱名時有如考生聽發榜，怦然心動。」 那條大堤還在。這是首批來到這里的「學員」們為了圍湖造田而修築起來的，也是後來他們每天高舉著紅旗去上工的必經之路。當年尚屬「壯小夥子」的崔道怡這樣回憶道：「六千五百米的圍湖堤壩，兩個月便修築起來了－－數九寒天，我是光著脊樑、肩挑重擔爬上陡坡的。一千八百畝的荒灘造田，趕在春耕前開墾了出來－－沼澤地里，我是赤著雙腳、踏碎冰凌拉犁奮進的。」據說當年同樣是「強勞力」的閻綱實在熬不住了，他悄聲問嚴文井和郭小川：「延安時期，你倆都在南泥灣開過荒，同今天的圍湖造田相比，哪個更苦些？」不料兩人異口同聲地回答道：「無法相比，幹校的勞動要比南泥灣苦多了！」 年輕人尚且不堪承受，老弱病殘者就只能以生命為代價了－－我在父親的日記中找到這樣的記載：「全日在大田挖渠。手足不靈，兩次落水，極為狼狽。」「雷鳴風吼，冰雪交加，行及半途幾不能支，以心臟壓迫甚，作絞痛也。」然而比他更慘的卻比比皆是：孟超的脊椎摔斷了，仍得拄著拐杖參加勞動；侯金鏡患有嚴重的高血壓，還得於月光下加班加點，最後累死在菜園中……如此的折磨，就連當地的老百姓也看不下去了，他們紛紛出來講話：「我們種了一輩子的田，過了六十歲也都不下地了。你們怎麼能讓那麼一把年紀的人去乾重活呢？幾可憐喲！」 「文革」結束後，記者去采訪周巍峙，他這樣說道：「幹部參加勞動，益處是很多的，我們也並不厭惡勞動，重活臟活都願意干，而且干起來非常認真。但是被當成了『專政對象』，進行勞動改造，心裡很不平！」－－他一語道出的，正是「五七幹校」的性質！為了想方設法折磨這些「專政對象」們，當年在其他的幹校中，甚至還五花八門地提出了各種各樣的口號。比如說：「寧要革命化，不要機械化！」拖拉機被閑置在一旁，硬讓「學員」們用自己的身體去拉犁。又比如說：「五十米不抬頭，一百米不直腰！」這是為了防止插秧時有人「磨洋工」，田頭上竟連簡易廁所也不修造，不論男女一律在水田裡自行解決。 ……那片操場還在。這是當年批鬥「反動分子」的會場，通常是彩旗招展，口號震天。展覽室內，一張發黃的照片證實了這一切－－台下，人們高舉著胳膊呼喊口號；台上，被斗者深深地垂著頭一言不發……這個人是誰？看不清他的臉。其實又何必去辨認呢？我的心頭一陣發酸，我想起了父親，想起了他在日記中留下的文字：「……全身沸騰，幾欲發狂，卻又不得不鎮靜自己，不露聲色。」身為「牛鬼蛇神」的他，欲哭無淚，欲訴無門，只能於夜深人靜之時一個人於大堤上狂奔；他對著四周呼喊，但四周卻是一片沼澤，連一聲迴音也沒有…… 後來讀到許覺民的文章，才知道飽嘗這種生不如死滋味的人，並非父親一個。他寫道：「我不了解過去法國第三等級的人過的是什麼日子，我想我不會比他們再差了，我是一個十足的賤民！」那年，蕭乾的一家也被驅逐到了這里，他的妻子講述了這樣一個故事：一天，家中的小貓失蹤了，等到找回來時兩條腿全被人打斷。同病相憐的蕭乾嘆了一口氣：「與其看著你活活受罪，不如『安樂死』吧！」他碾碎了幾粒安眠葯，和在了牛奶里…… 不曾想，這樣的一種折磨，很快又擴大到了年輕一代的身上－－一場深挖「五一六分子」的運動於幹校中轟轟烈烈地展開了。其聲勢之大，可謂人人過關；其刑法之酷，可謂慘絕人寰－－用煙頭燙，用皮鞋踢，搞「車輪戰」，使「熬鷹法」……閻綱曾這樣描述他被帶進審訊室時的心情：「周身的熱血直沖腦門：這不是進了《紅岩》里的中美合作所嗎？」 僅僅幾年的工夫，這所美其名曰「向陽湖」的文化部「五七幹校」，終於變成了一座人間地獄！此間被折磨致死、折磨致殘的一共有多少人，已經無法統計清了。韋君宜寫過一篇文章《抹不掉的記憶》，記載了發生在她身邊的十個「無罪者」的故事。她凄楚地寫道：「當初我們是一起被趕下來的，如今卻不能一起走了……」 還需要怎樣去評述它呢？－－蕭乾說了：「建立幹校的目的，就是要一個不剩地把知識分子從上層建築中趕出去，以確保那一幫人的江山永不變色。」閻綱說了：「應該面對事實，把『五七幹校』如實地看做無產階級專政條件下整治國家幹部（特別是知識分子）的管制所。」牧惠更是發出了這樣的呼籲：「『文革博物館』就從這里開始！」 二 從校部出來，我們一行前往當年的宿舍參觀。在路上大家討論起了這樣一個問題：對於幹校的「軍事管制」方式應該如何評價？一時間，兩種意見爭論不休。 我向陪同參觀的人們講起了父親的一個故事：那是一九七○年的初冬，宿舍建成還不到三個月，他卻被派往湖中看守菜園子。也就是說，此時的他必須離開自己的住處，離開原本的集體，獨自一人搬進那個杳無人煙的荒灘里，搬進那個孤零零的草棚中。他這樣描寫自己的「新家」：「……不過是以油毛氈蓋頂、以蘆席圍牆、不到十平方米的一個工棚而已。雖有門框，卻無門扇。至於屋頂，西北風一刮，大有被隨時掀走之勢。」然而令人難以理解的是，此時的他不僅沒有絲毫的沮喪，反而是滿心的高興。他說了，不為別的，就是因為能夠「離群索居」，徹底擺脫那個令他窒息的環境！ 欣久也講了一個有關她父親的故事：當年她在內蒙插隊，曾經寫過很多封信，希望能來咸寧看一看自己的爸爸。不料一貫慈祥的父親卻堅決反對，理由是：「周圍有那麼多的眼睛在盯著我，到時候哪怕想給自己的女兒改善一下伙食，也是不可能的。他們會尋找事端，會不由分說地批評我：『你又想搞什麼陰謀？』」 望著博士生那一臉的茫然，我真想告訴他，這兩個故事正是對這種「集中營」式的管理制度的一個最好的注釋。不知是為了顯示「鋼鐵長城」的威力，還是為了更方便地管制這群早已成為「專政對象」的文化人，那支先後由北京軍區和湖北省軍區組成的「軍宣隊」，竟於整個幹校中實行了軍隊的建制－－「學員」們按照原先的單位和系統，被分成五個大隊、二十六個連隊；連的下面是排，排的下面是班。 至於管理，同樣是「准軍事化」，一切均以軍隊的紀律嚴格要求之－－白天，在連長、排長以及班長的帶領下進行勞動；晚上，則以班排為單位繼續開展「鬥批改」，就連國務院規定的每周一天的休息制度也被取消了。更有甚者的是，哪怕到了半夜，也要被哨聲喚起，進行「軍事訓練」。年屆六旬的蕭乾不堪其苦，他說：「我最怕月亮，尤其怕月圓，因為軍宣隊半夜裡會吹哨『拉練』。我只敢和衣而眠，夢中還得豎起耳朵聽著隨時可能吹響的哨子……」一次，馮雪峰在翻越一座土崗時跌倒了，蕭乾急忙上去攙扶，但是這位參加過二萬五千里長征的老幹部卻上氣不接下氣地推開他：「別管我，快跑，跟上隊伍，不然又要挨斗！」 後來，讀了別的幹校的材料，才知道這種制度並非是咸寧幹校的「專利」。在中央直屬藝術院團的幹校中，甚至出現過這樣的笑話：看露天電影時，所有的人也必須整隊，帶著小板凳，以班為單位排成一溜，班長坐在最後邊。有人要上廁所了，只能一個一個地往後傳，向班長報告；而班長的答復，同樣是一個一個地往前傳，或是「快去快回」，或是「再憋一會」。 很可能也是為了這一同樣的原因吧，在「准軍事化」的幹校中，原有的家庭結構被強行拆散了，這里只有男人和女人的區別，而無夫妻或者其他親屬的關系，一旦入校後，一律按照性別的不同，住進男生宿舍或女生宿舍里。 時間一長，問題便接二連三地出現了：青年人要解決「性」的問題，老年人要解決生活問題。至於前者，尚可想出種種辦法，甚至跑去「野合」；至於後者，便只能是「好自為之」了。－－沈從文初下幹校時已近耄耋，卻無法與隸屬於另一個大隊的夫人生活在一起，他在家書中凄涼地寫道：「……目前的困難，總還能克服。至於病，有個親人在一處，自然好得多。但如果已近於無可奈何，那也就一切聽之，接受現實了。萬一忽然完事，也極其自然，不足驚奇，到時讓大弟或小弟同來收拾一下殘局即可。」身患重病的侯金鏡，同樣不能與同在一個連隊的妻子團聚，直到咽氣，身邊也沒有一個親人。最終是「一張葦席捲起他的軀體，再用三根草繩分段捆起三道箍，像扔木頭一樣，往卡車上一扔，就開走了」……至於那些隨同父母一齊下放的孩子們－－從學齡前的兒童到十幾歲的少年，則一律被集中到了數十里外的幼兒園、小學和中學里，兩個星期才能探望一次。塗瑩跟隨父母來到幹校時只有六歲，她回憶道：「……送我坐班車去學校的日子到了，我獨自逃到山後的林子中間，失魂落魄地奔跑。我不害怕草叢中的各種蟲子甚至毒蛇，但我害怕去學校！」 欣久宛如一名記者，一路上手持相機拍個不停：甘棠鎮、魯家灣、紅旗橋、五七道……其結果，還沒到目的地，電池便消耗盡了，相機也徹底「罷」了「工」。我笑著批評她道：「不能省著點嗎？」她卻賭氣似地看了我一眼：「你說，哪處地方可以『省』掉？」我啞然了。是啊，面對著這片曾經上演過無數悲劇的土地，又有哪一處不該去記錄、不該去探尋呢？ 經過一個多小時的跋涉，我們終於來到了「王六嘴」。這是一個小小的山崗，當年十四連（人民文學出版社）的宿營地就建在這里。如今那一排排的紅磚平房依然靜靜地矗立在那裡，但所有權已經轉讓給了向陽湖奶牛良種場，成為職工們的家屬宿舍了。 一位四十多歲的房主人將我們讓進了屋子裡。我仔細地打量了一下，這是一個個用土坯隔出來的房間，既低矮又狹窄，面積不超過十平方米。當年卻被塞進了三到四個人，真不知道他們是怎樣蜷縮在一起的？－－父親在日記中這樣寫道：「空間全都占滿了，我的行李只好懸之壁上，床前之狹只可容膝……」房主人一臉的茫然，雖說「?菖?菖?菖舊居」的木牌在他家的門框上已經掛了多年，但他卻根本不知道曾經發生在這里的一切。然而，我已經很滿足了：那門、那窗、那牆、那頂……畢竟都還是歷史，它們默默地見證了那段不堪回首的往事。 當年，這里沒有孩子的歡笑，沒有家庭的溫馨，取而代之的是一個個因為「軍管」的需要而重新組合的「集體」。其中的成員，按照顧學頡的說法，一共分成了四種等級：頭等的，是上級派來的軍宣隊；二等的，是革命造反派；三等的，為一般的革命群眾；四等的，則是被批被斗的「牛鬼蛇神」……於是乎，當這四種不同階層的人被強行「集中」到了同一個屋檐下時，彼此間的「勃溪」則是不言而喻了！－－十四連就曾發生過這樣一件事情：食堂里宰殺鴨子，有人「義正辭嚴」地提出意見：鴨肉分給革命群眾，審查對象只配吃鴨頭和鴨屁股！人性終於被「階級性」所取代了。 身為第一等級的軍代表們，權力意識在不斷膨脹，傲慢情緒在不斷增長－－大言不慚地將自己比作「文革前的劉白羽」者有之，有恃無恐地猥褻女青年者也有之；明目張膽地竊取公共財物者有之，居高臨下地向被管制對象索取供奉者更有之…… 身為其他等級的人們，為了「立功贖罪」，也開始鑽營與投機了起來－－有人總結出了看「牛」的經驗，並堂而皇之地刊登在牆報上；有人則以「告密」而邀寵，以「賣友」而求榮：某某某於私下裡偷吃營養品，誰誰誰於背地裡大罵校領導…… 這讓我想起了當年同樣當過「學員」的火星寫下的一段話：「文化大革命不僅是一場『造神運動』和『造鬼運動』，同時也是一場『造奴運動』！……沒有『奴』，『神』是虛空的；沒有『奴』，百分之五的『鬼』也無由抓出。」

⑨ 五七幹校的柳河典型

正當中央高層領導人，包括毛澤東在內，都為安置上述幹部發愁時，遠在邊陲的黑龍江省，突然冒出了一個柳河「五七」幹校。
原來，黑龍江省革命委員會也一直在為如何安排精簡下來的幹部和「牛棚」里的幹部而發愁。一開始，黑龍江省革命委員會負責人只是安排這些人打掃衛生，清理街道的垃圾，干一些雜活。但這些活畢竟有限，幹完這些活，這些人仍然閑著無事做。後來，黑龍江省革命委員會負責人想出一個辦法：把這些幹部集中安排到農村，辦一個農場，保留工資待遇，讓他們在體力勞動中「改造」自己。黑龍江省革命委員會負責人派人經過專門考察選址，最後選定了慶安縣的柳河，作為辦這種農場的試點。
柳河這個地方，自然資源比較好，也有一部分空出的房舍，安置第一批幹部不成問題。第一批幹部到達柳河後，還可以繼續建房、開荒、種樹、辦小工廠，為安置第二批幹部創造條件。去柳河的幹部，採取分期分批的形式，且在那裡的時間有長有短；幹部勞動的時間，也根據體力而有長有短；又保留原工資待遇，幹部們很容易接受。於是，黑龍江省革命委員會在1968年5月7日，毛澤東的「五七指示」發表兩周年之際，正式啟動這一計劃，當天組織第一批幹部到達柳河，並把這個農場命名為——柳河「五七」幹校。
柳河「五七」幹校初辦時還算順利。到達那裡的幹部，與當地農民建立了深厚的感情，他們的生活和勞動也得到了當地農民的幫助。這些幹部在柳河種了不少地，又新開了一些荒地，蓋了不少新房子，還種樹，搞副業生產。黑龍江省革命委員會把辦柳河「五七」幹校的經驗介紹材料進行了上報。這個材料最初在1968年9月29日《文化大革命情況匯編》第628期上發表。經驗材料中說：辦柳河「五七」幹校，「為機關革命化，改革上層建築走出了一條新路。幹校共有學員141人，主要是原省、市委機關幹部和革命委員會的工作人員。機關幹部辦農場，走與工農相結合的道路，深受廣大貧下中農的歡迎。不少幹部到幹校後，親臨三大革命第一線，接近了貧下中農，增強了對勞動人民的思想感情。目前，幹校耕種土地3000餘畝，農、林、牧、副、漁全面發展，並自力更生辦起了小型工廠、企業。實踐證明，『五七』幹校是改造和培養幹部的好地方，是實現機關革命化，搞好鬥、批、改的一種好辦法」。
毛澤東看到這個材料後，於9月30日寫了一則批語。他寫道：「此件可在《人民日報》發表。廣大幹部下放勞動，這對幹部是一種重新學習的極好機會，除老弱病殘者外都應這樣做。在職幹部也應分批下放勞動。以上請提到碰頭會上討論決定。」
姚文元接到毛澤東的上述批示後，對黑龍江省革命委員會報上來的材料又進行了一些文字上的加工修改，定題目為：《柳河「五七」幹校為機關革命化提供了新的經驗》，並在他寫的編者按中引用了毛澤東的批語。這個由姚文元寫的按語說：毛主席關於柳河「五七」幹校經驗的批語，「對反修、防修，對搞好鬥、批、改，有十分重大的意義，應引起我們各級革命幹部和廣大革命群眾的高度重視。希望廣大幹部（除老弱病殘者外），包括那些犯過錯誤的幹部，遵照毛主席的指示，在下放勞動的過程中重新學習，使自己的精神面貌來一個比較徹底的革命化。在革命委員會中工作的新老革命幹部，也要執行毛主席的指示，分期分批下放勞動，使自己不脫離勞動人民，既當『官』，又當老百姓。新幹部要特別注意不要染上脫離群眾、脫離勞動、一切依靠秘書、做官當老爺的剝削階級壞作風，要保持無產階級朝氣蓬勃的革命的青春」。姚文元寫好這一按語後，報送毛澤東審閱。毛澤東批示：「可用。」10月5日，《人民日報》刊登了《柳河「五七」幹校為機關革命化提供了新的經驗》的報道，同時刊發了姚文元寫的編者按。
這樣，柳河「五七」幹校便成了受到毛澤東肯定的典型。各地紛紛仿效柳河「五七」幹校，辦起了許多幹校。中央各機關，包括中央辦公廳，也都在外地尋找地點，分別辦起了各自的「五七」幹校。一時間，「五七」幹校在全國到處「開花」。
1979年2月17日，國務院發出了《關於停辦「五七」幹校有關問題的通知》，從此，「五七」幹校從中國的歷史舞台上陸續消失。

⑩ 「五七幹校」究竟是什麼樣的學校

五七幹校，是中國文化大革命期間，為了貫徹毛澤東《五七指示》和讓幹部接受貧下中農再教育，將黨政機關幹部、科技人員和大專院校教師等下放到農村，進行勞動的場所。 柳河五七幹校歷史博物館1966年 5月7日毛澤東在給林彪的信中提出各行各業均應一業為主，兼學別樣，從事農副業生產，批判資產階級。1968年 5月7日，黑龍江省在紀念毛澤東的五七指示發表兩周年時，把大批機關幹部下放勞動，在慶安縣柳河開辦一所農場，定名為五七幹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