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哪個史官記錄歷史時

1. 傳說黃帝有一位史官,名叫倉頡

倉頡，原姓侯岡，名頡，俗稱倉頡先師 ，又史皇氏。《說文解字》記載倉頡是黃帝時期造字的左史官，見鳥獸的足跡受啟發，分類別異，加以搜集、整理和使用，在漢字創造的過程中起了重要作用，被尊為「造字聖人」[1] 。
據《河圖玉版》、《禪通記》記載，倉頡曾經自立為帝，號倉帝，是上古時期的一部落首領。倉頡在位期間曾經於洛汭之水拜受洛書。[2-3]
倉頡也是道教中文字之神。據史書記載，倉頡有雙瞳四個眼睛，天生睿德，觀察星宿的運動趨勢、鳥獸的足跡，依照其形象首創文字，革除當時結繩記事之陋，開創文明之基，因而被尊奉為「文祖倉頡」。

「史」本是官職名 黃帝時代史官名叫倉頡氏
國學小知識
過去的事兒，我們叫做歷史，然而，「史」的本意不是指歷史，而是一種官職名。東漢許慎的《說文解字》如此解釋：「史，記事者也。」也就是說，「史」是記事的官吏。《周禮》又說：「史，掌管官書以贊治。」這里「史」又是管理書籍的官吏。
古代的記事之官，每天拿著小本子，在國君前後跟著，有什麼事就記下來，這因此讓中國的歷史書籍很有現場感，很耐讀。
傳說早在黃帝時代就有史官了，那時的史官名叫倉頡氏，因為他是傳說中文字的發明者，所以很有名。還有一個史官，就不怎麼有名了，名叫沮頌。漸漸地，人們將史官所記錄的書，也稱為「史」。
史官權力不大，但國君或者皇帝還是忌憚他們的，因為百年後蓋棺定論，就看他們的記錄了。宋朝某位史官妨礙了趙匡胤打鳥，老趙敲掉他兩顆牙齒，但事後又害怕，馬上賠禮道歉並附加賠償，但打史官這事還是被記下來了。

2. 歷史是誰記載的

除了我們所熟知的一些文化名人外，在每個朝代都有記錄歷史的史官。

3. 史官最早出現在哪個朝代，屬於哪個部門

傳說倉頡是黃帝時期的造字史官。倉頡，原姓侯岡，名頡，是中國上古傳說中的人物，曾把流傳於先民中的文字加以搜集、整理和使用，在漢字創造的過程中起了重要作用，為中華民族的繁衍和昌盛作出了不朽的功績。被後人尊為「造字聖人」。

夏朝時，已經設置了史官，《呂氏春秋·先識篇》記載：夏桀荒淫無道，太史令終古出其圖法進行勸諫，無效，即棄而奔商。太史名終古者就是當時的史官。

宋代，有國史院、實錄院、起居院和日歷所，各有史職。遼有國史院，金有國史院和記注院，元有翰林兼國史院，明以翰林院掌史事。清代，以翰林院掌國史、圖籍管理與侍讀等，以國史館、實錄館修史，以起居注衙門掌起居之事。

4. 請教.各朝記錄檔案或者歷史事件的官員名稱是什麼

中國歷代均設置專門記錄和編撰歷史的官職，統稱史官。各朝對史官的稱謂與分類多不相同，但主要的可以分類記錄類和編纂類兩者。史官剛剛出現的時候以及發展過程中的很長時間，這兩者是不大分別的，後來演化出專門負責記錄的起居注史官和史館史官，前者隨侍皇帝左右，記錄皇帝的言行與政務得失，皇帝不能閱讀這些記錄內容，後者專門編纂前代王朝的歷史。
在中國歷史上，設立史官，記錄國家大政和帝王言行，是一種由來已久的制度和傳統。

夏商周
在夏代的奴隸制國家機構中，已設置了史官。《呂氏春秋·先識篇》記載：夏桀荒淫無道，太史令終古出其圖法進行勸諫，無效，即棄而奔商。
商周時代，甲骨文中有「作冊」、「史」、「尹」等字。《說文解字》：「史，記事者也，從又持中。」即史的初義是指古代記事之官吏，即史官。金文有「作冊內史」、「作冊尹」的記錄。據王國維在《觀堂集林》中考證，「作冊」和「內史」是同樣的官職，其長官稱「尹」，都是掌管文書、記錄時事的史官。《周禮·春官》記載周王室設有五史。
（一）大史 職位很高。新王登基，大史參加策命典禮。王為國家大事有時還會訪問大史。如《國語·晉語》載胥臣曰：「文王訪於辛、尹（辛甲、尹佚，二人皆周大史）。」有時大史還命令百官規誡王的缺點，如《左傳》襄公四年載：「魏絳曰：昔周辛甲之為大史也，命百官箴王缺。」此外，大史還掌記錄時事，保管文書等。
（二）小史 秩卑，金毓黻說：在古代史籍中一般稱之為「史」。《周禮》雲：「凡國事用禮法時，佐大史，掌其小事。」
（三）內史其秩最尊。《周禮》說內史掌策命諸侯及孤卿大夫，掌書王命。如《左傳》僖公二十八年載：「王命內史叔興父策命晉侯為侯伯。」有時，內史還奉王命出使諸侯國，《左傳》僖公十六年載：「周內史叔興騁於宋。」
（四）外史 秩卑，《周禮》雲其職務是「掌四方之志，掌三皇五帝之書。」
（五）御史秩卑，又一名柱下史。其職務是掌管圖書等。

春秋時期
春秋時期，「君舉必書」，有大史、小史、內史、外史、左史、右史等史官。「大史掌國之六典，小史掌邦國之志，內史掌書王命，外史掌書使乎四方，左史記言，右史記事。」（劉知幾：《史通·史官建置》）。《禮記·玉藻》說是「動則左史書之，言則右史書之」。可見，史官的分工和職責是十分細致、明確的。

秦漢以後
秦漢以後史官制度的演變。
漢承秦制，至武帝時置太史令，以司馬談任其職。談卒，其子司馬遷繼其任。司馬父子，是為西漢著名史官。遷卒，知史務者皆出於他官，而太史不復掌史事，僅限於天文歷法職掌范圍。這是古代史官職責的一大變化。漢武帝置史官，除太史令外，似在宮中置女史之職，以記皇帝起居，故有 《禁中起居注》；東漢因之。後世以「起居」作為史官的一種職掌和名稱，與此有很大關系。東漢時，以他官掌史官之事，如班固以蘭台令史之職撰述國史。三國魏明帝置史官，稱著作郎，隸屬中書。晉時，改稱大著作，專掌史任，並增設佐著作郎人，隸屬秘書。宋、齊以下，改佐著作郎為著作佐郎。齊、梁、陳又置修史學士（亦稱撰史學士）之職。十六國、北朝，大多設有史職，或有專稱，或雜取他官。其體制、名稱，多源於魏、晉而有所損益。三國兩晉南北朝時期，中國古代史學形成多途發展的趨勢，而皇朝「正史」撰述尤為興盛，故史官當中，名家輩出，被譽為「史官之尤美，著作之妙選」。其間，關於起居之職，魏、晉以著作兼掌。北齊、北周，著作、起居二職逐步分開。隋煬帝時，以著作如外史，於內史省置起居舍人如內史。
唐代，因正式設立了史館，史官制度乃趨於規范化。史館以宰相為監修，稱監修國史；修撰史事，以他官兼領，稱兼修國史；專職修史者，稱史館修撰；亦有以卑品而有史才者參加撰史，稱直史館。著名政治家房玄齡、魏徵、朱敬則，著名史學家劉知幾、吳兢，著名文學家、思想家韓愈，著名詩人杜牧等，都先後參與史館工作，並擔任各種修史職務。自史館設立而以宰相監修史事，由是著作局始罷史職，這是古代史官制度的又一重大變化。唐初，於門下省置起居郎，後又在中書省置起居舍人，分為左右，對立於殿，掌起居之事，故有時也曾稱為左右史。其所撰起居注送交史館，以備修史之用。
五代迄清，史官制度多因唐制而各有損益，其名稱雖因代而異，而職掌略同。其中以宋、清兩朝較為繁復。宋有國史院、實錄院、起居院和日歷所，各有史職。遼有國史院，金有國史院和記注院，元有翰林兼國史院，明以翰林院掌史事。清以翰林院掌國史、圖籍管理與侍讀等職，以國史館、實錄館掌纂修事，以起居注衙門掌起居之事，其史職則多以他官兼任。

史官與帝王
歷代帝王對於史官們載言記事，都是字斟句酌，斤斤計較。至於"君舉必書"，卻是有選擇、有條件的。有了功績，做了好事，當然要大書特書。就是沒有功績，沒干好事，也要虛構一些載入史冊；或者「假人之美，藉為私惠」；或者顛倒黑白，把壞事說成好事。總之，「自稱我長，相謂彼短」，「略外別內，掩惡揚善」（劉知幾：《史通》），凡是對自己有利的事，"必書"無疑；凡是對自己不利的事，萬萬不可見諸史冊。帝王們或多或少都會干一些壞事，那些賊臣逆子、淫君亂主，乾的壞事就更多，但是干歸干，舉歸舉，要載入史冊，傳之後代，是絕對不允許的。"穢跡彰於一朝，惡名披於千載"，有哪一個帝王願意把自己的"穢跡"載入史冊呢?所謂"君舉必書"，不過是一句假話。只有在古代史書作為宮廷秘籍，由太史負責的時候，史官有記載特權，皇帝是不能察看史官記載。
史官們對於「君舉必書」的態度頗為認真。中國古代的史官有「秉筆直書」好傳統，尤其是司馬遷這樣一個特殊的史官，成為後世史官競相繼承的品操和史德。他們都知道"史之為務，申以勸誡，樹之風聲"，"夫所謂直筆者，不掩惡，不虛美，書之有益於褒貶，不書無損於勸誡"（劉知幾：《史通》）。因此，對帝王們的言行，隨時都要記錄下來，不管你"舉"得對不對，都要"直書其事"。那怕把屠刀架在脖子上，也要說真話，不說假話。"寧為蘭摧玉折，不為蕭敷艾榮"，絕對不能"蘭艾相雜，朱紫不分"。
帝王和史官，一個要"自稱我長"、"掩惡揚善"，一個要"直書其事，不掩其瑕"；一個要文過飾非，一個要"君舉必書"；一個要為自己樹碑立傳，一個要對後人"申以勸誡"。兩種目的，兩個標准，南轅北轍，形成兩種力量的尖銳矛盾和較量。較量的結果，常常是權力壓倒亢直者，屠刀強過筆桿子。在封建君主專制下，史官們屢遭厄難，原因就在這里。
起居錄則是史官對帝王言行的嚴格把控與記載，早在周已有，那時稱為「內史」。歷經秦漢魏晉南北隋唐宋……而不衰，皇帝皆無權干預，但這種風氣卻被李世民打破。至此以後，有唐以來，帝王閱著並非罕見之事，卻使得歷史逐漸朝著扭曲的方向發展。

5. 歷史上的事件是誰記載

歷朝歷代都有史官存在，史官的工作就是記錄當時發生的事件的，而且起初的史官都是代代相傳的，比如司馬遷就是一個史官家族的傳人。

我國最早的史官出現於商朝，那個時候的史官主要還是負責祭祀，後來慢慢演變成負責記事的職務了。這些史官都有記錄留下，甚至有人編寫成書。

因此，在西漢司馬遷寫史記之前已經有很多史書存在了，
比如孔子編纂的《尚書》，是我國第一部上古歷史文件和部分追述古代事跡著作的匯編，它保存了商周特別是西周初期的一些重要史料。《尚書》中的盤庚等篇就是商代原著。

還有《春秋》是中國傳世最早的一部按年月日順序記錄的編年體史書。它原是魯國的國史，全書一萬八千餘字，出自魯國史官之手，後來也經過孔子的整理。

以及編年體的《左傳》、《公羊傳》、《穀梁傳》；略具國別斷代史性質的《國語》、《戰國策》；最早的譜牒之書《世本》；以地理為主兼有神話傳說的《山海經》以及發抒哲學思想、政見和史觀的諸子百家之書等。

司馬遷寫史記時離秦始皇焚書坑儒的時代不是很久遠，因此除了上述這些書以外，他還通過尋訪民間百姓，從百姓口中獲取某些史實。所以不能說是無實物考證。

6. 古代記錄歷史的官員稱什麼

稱為史官。

中國歷代均設置專門記錄和編撰歷史的官職，統稱史官。各朝對史官的稱謂與分類多不相同，但主要的可以分類記錄類和編纂類兩者。

史官剛剛出現的時候以及發展過程中的很長時間，這兩者是不大分別的，後來演化出專門負責記錄的起居注史官和史館史官，前者隨侍皇帝左右，記錄皇帝的言行與政務得失，皇帝不能閱讀這些記錄內容，後者專門編纂前代王朝的歷史。

(6)有哪個史官記錄歷史時擴展閱讀：

1.史官與帝王的關系

在中國歷史上，設立史官，記錄國家大政和帝王言行，是一種由來已久的制度和傳統。

歷代帝王對於史官們載言記事，都是字斟句酌，斤斤計較。至於"君舉必書"，卻是有選擇、有條件的。有了功績，做了好事，當然要大書特書。

就是沒有功績，沒干好事，也要虛構一些載入史冊;或者「假人之美，藉為私惠」;或者顛倒黑白，把壞事說成好事。總之，「自稱我長，相謂彼短」，「略外別內，掩惡揚善」(劉知幾：《史通》)，凡是對自己有利的事，"必書"無疑;凡是對自己不利的事，萬萬不可見諸史冊。

帝王們或多或少都會干一些壞事，那些賊臣逆子、淫君亂主，乾的壞事就更多，但是干歸干，舉歸舉，要載入史冊，傳之後代，是絕對不允許的。

"穢跡彰於一朝，惡名披於千載"，有哪一個帝王願意把自己的"穢跡"載入史冊呢?所謂"君舉必書"，不過是一句假話。只有在古代史書作為宮廷秘籍，由太史負責的時候，史官有記載特權，皇帝是不能察看史官記載。

史官們對於「君舉必書」的態度頗為認真。中國古代的史官有「秉筆直書」好傳統，尤其是司馬遷這樣一個特殊的史官，成為後世史官競相繼承的品操和史德。

他們都知道"史之為務，申以勸誡，樹之風聲"，"夫所謂直筆者，不掩惡，不虛美，書之有益於褒貶，不書無損於勸誡"(劉知幾：《史通》)。

因此，對帝王們的言行，隨時都要記錄下來，不管你"舉"得對不對，都要"直書其事"。那怕把屠刀架在脖子上，也要說真話，不說假話。"寧為蘭摧玉折，不為蕭敷艾榮"，絕對不能"蘭艾相雜，朱紫不分"。

帝王和史官，一個要"自稱我長"、"掩惡揚善"，一個要"直書其事，不掩其瑕"，一個要文過飾非，一個要"君舉必書"，一個要為自己樹碑立傳，一個要對後人"申以勸誡"。

兩種目的，兩個標准，南轅北轍，形成兩種力量的尖銳矛盾和較量。較量的結果，常常是權力壓倒亢直者，屠刀強過筆桿子。在封建君主專制下，史官們屢遭厄難，原因就在這里。

2.史官怎樣記載歷史

如何記載歷史是史官的工作，而根本不是皇帝可能幹預的了的，史官沒有必要也沒有義務要對皇帝負責，他只需要對事實負責，而皇帝更沒有權力對史書進行修改。

正是為了保證這一點，古代史官並不是由皇帝任命，而是採取世襲制度的，就比如《史記》的作者司馬遷，他的史官職務並不是由漢武帝封給他的，而是他由其父親太史公那裡世襲下來的。

古代史官的世襲制保證了史官的人事權力不受執政者干預，史官成為了一個獨立的系統處於王權控制范圍之外，所以古代史官的地位是很高的。

據說當年曾經有一個人去投奔趙鞅子，趙鞅子因為有事就讓那個人等了很久，後來趙鞅子見到那個人，問那個人會做什麼?來人說，我沒有什麼本事，我只會每天跟著你，把你每天所做的醜事都記錄下來。

趙鞅子連忙為自己的失禮向這個人道歉。

史官獨立，當權者不能幹涉史官的工作，但這並不表示當權者不會對秉筆直書的史官進行打擊報復，事實是在相當一段時期史官文化獨立恰恰是由無數史官用自己的鮮血和生命來加以捍衛的。

參考資料來源：網路——史官

7. 史記里記錄的史官叫什麼名字

記錄歷史的史官很多人，由太史令統一領導。

8. 中國有將近5000年的有文字可考的歷史，你知道記錄歷史的官員叫什麼嗎

漢代叫 太史令
中國古代的史官制度，起源很早。唐劉知幾說：「蓋史之建官，其來尚矣。昔軒轅氏受命，倉頡、沮誦實居其職。至於三代，其數漸繁。」[1]認為黃帝時已有史官，這當然是一種傳說。但有可靠證據表明，至少在商代，我國已出現了史官和官方記事制度。甲骨卜辭中便有「作冊」、「史」、「尹」等史官名稱。《尚書·多士》謂「惟殷先人，有冊有典」，指的也是當時官方記載和保存文書之制。及至西周，史職日繁，出現了太史、中史、內史等名目，不僅周天子有史官，一些諸侯國也先後設置了史官。《左傳》定公四年記周初分封諸侯的情形說：「分魯公以大路、大旂……分之土田陪敦，祝、宗、卜、史，備物典策，官司彝器……分唐叔以大路、密須之鼓、闕鞏、沽洗，懷姓九宗，職官五正。」可見魯、晉兩國在分封之初，周天子便為其配置了史官。至春秋時，虢、衛、邾、齊、鄭、宋諸國也都設有太史，秦有內史，楚有左史，由此形成了整個華夏地區從周天子到諸侯國的史官系統。
有跡象表明，中國古代國家形成之初，巫師集團曾在統治階層中佔有十分特殊的地位。中國古代，巫風一度甚盛，至於周代，此風依然不息。諸夏中，虞、夏、殷之遺族和南方楚人，尤其如此。其時巫被視為能「知人生死存亡、禍福壽夭，期以歲月旬日，如神」者，凡主持祭祀、占卜、祈禳、驅邪避鬼、祈福免災、預測豐歉、治療疾病，皆其專門技能。有的還負擔著保存和傳播本部族歷史傳說之職。巫成為「官」後，隨著國家機器和官方禮儀制度的復雜化，內部分工日細，至殷末周初，已派生出祝、宗、卜、史等名目。
周代的史官，按照《周禮·春官宗伯》的說法，分為大、小、內、外、御五史，各有職掌。但其時史官仍多與巫官並提，屬同一系統。至其地位，則頗受尊重，遇凡國家大政，周天子或各國諸侯皆須征詢史官意見，以便從前代歷史中求得借鑒。
中國古代的史官制度，一般以為至唐方始定型。其制大抵以起居郎隸門下省，專記帝王與大臣議政情況；又別置史館於禁中，掌編國史，以他官兼領，命宰臣監修。在史官的職能上，一是明確了史官與歷法官的分途。二是強調了記注與撰述分工，一般著作郎、佐郎等主撰述，起居舍人、起居郎等掌起居注。
至宋代，更建立起了包括起居院、日歷所、實錄院、國史院、玉牒所、會要所等在內的龐大修史機構，分別修纂起居注、時政記、日歷、實錄、會要、國史等。
宋以後，遼、金、元三代史官制度大體與之相同，但不如它那樣繁瑣，一般分國史院和起居注兩個系統，國史院設監修國史、史館學士、史館修撰、修國史等官；起居注則屬起居郎和起居舍人左右兩史職掌。元代並集賢院為翰林國史集賢院，置有修撰、編修、檢閱等官，其制已開明清翰林院制度之先。

9. 每個朝代都有史官嗎

在中國歷史上，設立史官，記錄國家大政和帝王言行，是一種由來已久的制度和傳統。

商周時代，甲骨文中有"作冊"、"史"、"尹"等字。金文有"作冊內史"、"作冊尹"的記錄。據王國維在《觀堂集林》中考證，"作冊"和"內史"是同樣的官職，其長官稱"尹"，都是掌管文書、記錄時事的史官。

春秋時期，"君舉必書"，有大史、小史、內史、外史、左史、右史等史官。"大史掌國之六典，小史掌邦國之志，內史掌書王命，外史掌書使乎四方，左史記言，右史記事。"(劉知幾：《史通·史官建置》)。《禮記·玉藻》說是"動則左史書之，言則右史書之"。可見，史官的分工和職責是十分細致、明確的。

秦漢以後，史官的名稱繁多，職務各異，但史官的設置卻一直保留下來。秦有太史令，漢置太史公，唐設起居郎，還有蘭台令、柱下史、著作郎、左右史等等，歷朝歷代都有史官。

唐朝劉知幾著《史通》，對古代史官建置的起源與演變，有詳細記述。他認為史之為用，是"記功司過、彰善癉惡、得失一朝、榮辱千載"的大事。假如沒有史官，就會善惡不分，是非不辨，功過不清，結果是"墳土未乾，妍媸永滅"。因此他說："苟史官不絕，竹帛長存，則其人已亡，杳成空寂，而其事如在，皎同星漢。用使後之學者，坐披囊篋，而神交萬古；不出戶庭，而窮覽千載。見賢而思齊，見不賢而內自省。若乃春秋成而逆子懼，南史至而賊臣書。其記事載言也則如彼，其勸善懲惡也又如此。由斯而言，則史之為用，其利甚博。乃生人之急務，為國家之要道。有國有家者，其可缺之哉!"其實，對於"史之為用"，歷代帝王心裡也很明白。不過，他們設置史官，沿用"君舉必書"的春秋傳統，並不考慮什麼彰善癉惡、激濁揚清的問題，目的只是為自己樹碑立傳，流芳百世。《史記·孟嘗君傳》載："孟嘗君待客坐語，而屏風後常有侍史，主記君所與客語。"侍史記些什麼?後人不得而知。大概是記述他"好客自喜"的善舉，總不會讓侍史記述他在路經趙國時，只因趙人出觀，笑稱他"乃眇小大夫"，便擊殺數百人的罪行吧。

《史記·廉頗藺相如傳》載有秦趙二主鼓瑟擊缶的故事，很有意思。在"完璧歸趙"以後，秦王懷恨在心，連續兩次伐趙，殺了兩萬多人，然後又要與趙國和好，約趙王在澠池相會。見面後，秦王趁機羞辱趙王，便在酒酣耳熱之際對趙王說："寡人竊聞趙王好音，請奏瑟。"趙王鼓瑟之後，秦御史立刻記入史冊："某年月日，秦王與趙王會飲，令趙王鼓瑟。"藺相如看了，心裡不是滋味，便以牙還牙，對秦王說："趙王竊聞秦王善為秦聲，請奏盆缶，以相娛樂。"秦王怒，相如進缶跪請。秦王仍然不肯擊缶，相如便威脅說："五步之內，相如請得以頸血濺大王矣!"於是"秦王不懌，為一擊缶。"相如立刻要趙御史記錄在案："某年月日，秦王為趙王擊缶。"這樣，我為你鼓瑟，你為我擊缶，雙方就扯平了。

歷代帝王對於史官們載言記事，都是字斟句酌，斤斤計較。至於"君舉必書"，卻是有選擇、有條件的。有了功績，做了好事，當然要大書特書。就是沒有功績，沒干好事，也要虛構一些載入史冊；或者"假人之美，藉為私惠"；或者顛倒黑白，把壞事說成好事。總之，"自稱我長，相謂彼短"，"略外別內，掩惡揚善"(劉知幾：《史通》)，凡是對自己有利的事，"必書"無疑；凡是對自己不利的事，萬萬不可見諸史冊。帝王們或多或少都會干一些壞事，那些賊臣逆子、淫君亂主，乾的壞事就更多，但是干歸干，舉歸舉，要載入史冊，傳之後代，是絕對不允許的。"穢跡彰於一朝，惡名披於千載"，有哪一個帝王願意把自己的"穢跡"載入史冊呢?所謂"君舉必書"，不過是一句假話。

史官們就不同了。他們對於"君舉必書"的態度頗為認真。中國古代的史官有"秉筆直書"的好傳統，成為後世史官競相繼承的品藻和史德。他們都知道"史之為務，申以勸誡，樹之風聲"，"夫所謂直筆者，不掩惡，不虛美，書之有益於褒貶，不書無損於勸誡"(劉知幾：《史通》)。因此，對帝王們的言行，隨時都要記錄下來，不管你"舉"得對不對，都要"直書其事"。那怕把屠刀架在脖子上，也要說真話，不說假話。"寧為蘭摧玉折，不為蕭敷艾榮"，絕對不能"蘭艾相雜，朱紫不分"。

帝王和史官，一個要"自稱我長"、"掩惡揚善"，一個要"直書其事，不掩其瑕"；一個要文過飾非，一個要"君舉必書"；一個要為自己樹碑立傳，一個要對後人"申以勸誡"。兩種目的，兩個標准，南轅北轍，形成兩種力量的尖銳矛盾和較量。較量的結果，常常是權力壓倒亢直者，屠刀強過筆桿子。在封建君主專Zhi下，史官們屢遭厄難，原因就在這里。

二

歷史的辯證法是這樣：歪曲歷史的暴虐者，他們生前的萬般風光是以死後接受歷史的審判為代價的；而秉筆直書的史官，他們生時遭受的厄難卻常常獲得歷史賜予的花環。

"晉之董狐，書法不隱"；"齊之南史，直書崔弒"。這是我國幾千年來傳為美談的兩個故事，也是古代史官"秉筆直書"的兩位先驅者。

董狐，是春秋時期晉國晉靈公在位時的一個史官。晉靈公年紀很輕就繼位為國君，不但幼稚，而且驕橫。例如他在高台上用彈弓射擊行人，以此取樂；他的廚子因為煮熊掌煮得不合他的口味，他一怒之下竟然把廚子殺了。對晉靈公的胡作非為，國相趙盾屢次諫諍，可是晉靈公不但不聽，反而要殺趙盾。在這種形勢下，趙盾只得逃出都城，到外地避難。這時，趙盾的同族趙穿舉兵殺死靈公，然後把趙盾叫回都城，另立晉成公為國君，趙盾繼續擔任國相，主持國政。對這一件事，晉國史官董狐認為，殺死靈公的真正責任者應該是趙盾，所以就直言不諱地在史冊上記下："趙盾弒其君"。趙盾見了，大為吃驚，解釋自己並無弒君之罪。董狐說："你身居相位，出去既沒有走出國境，回來也沒有懲辦兇手，這弒君的罪名，不是你是誰呢?"趙盾無可奈何，長嘆曰："嗚呼!我之懷矣，自詒伊戚，其我之謂矣。"《左傳·宣公二年》載有這段故事。於是，孔子對董狐稱贊道："董狐，古之良史也，書法不隱。"不過，孔子也稱贊趙盾，說道："趙宣子(即趙盾)，古之良大夫也，為法受惡，惜也，越境乃免。"孔子的評論是否正確，姑且不論。但無論如何，後來人們稱贊正直的史官，就叫做"董狐"；把直書其事的文筆，贊為"董狐之筆"。

有人提出問題，董狐之"書法不隱"固然值得稱贊，但他並沒有遇到什麼麻煩。為什麼?劉知幾說："夫為於可為之時則從，為於不可為之時則凶。如董狐之書法不隱，趙盾之為法受屈，彼我無忤，行之不疑，然後能成其良直，擅名今古。"(《史通·直書言》)按照劉知幾的說法，董狐擅名今古，有趙盾成其良直，是為於可為之時。如果不是趙盾"為法受屈"，恐怕董狐就凶多吉少了，這似乎有點道理。史官的直書其事，確實需要有一個較為寬松的客觀環境和讓人說話的條件。不過，尊重客觀事實，直書其事，是史官的責任。在"不可為之時"，是不是就不為了呢?齊之南史，就是在"不可為之時"而為之的不怕死的史官。

春秋時期，齊國的大臣崔抒與齊庄公為爭奪美女發生矛盾。崔抒借機殺了齊庄公，立了齊景公，自己做了國相。對此，齊國太史記道："崔抒弒其君"。崔抒不願意在歷史上留下弒君的惡名，下令把這個太史殺了。繼任的太史還是這樣寫，又被殺了。第三個太史仍然這樣寫，也被殺了。第四個太史照樣直書其事，崔抒感到正直的史官是殺不絕的，只好作罷。這時，齊國另一位史官南史氏，聽說接連有三位太史因實錄國事被殺，惟恐沒有人再敢直書其事，便帶上寫有"崔抒弒其君"的竹簡向宮廷走去，中途得知第四位太史照實記錄沒有被殺，就回去了。《左傳·襄公二十五年》記載了齊太史"身膏斧鉞"的事跡，齊南史的不畏強暴，秉筆直書，幾千年來被譽為中國古代史官的典範。

有了董狐、南史這樣的光輝榜樣，中國歷代的史官就更加懂得了自己的社會責任，增強了秉筆直書的膽氣。不過，在高度的中央集權制度下，帝王的意志和尊嚴是不容侵犯的，真正秉筆直書的史官並不多見。因為任何一個帝王，即使是極英明的帝王，也不會喜歡像董狐、南史這樣的史官，不會允許史官把自己做過的壞事記錄在案，傳之後代。他們手中的權力足可以控制史官的行為，決定史官的命運。所以，正直的史官從來命運多蹇，就像劉知幾所說，他們或"身膏斧鉞"，或"取笑當時"，或"書填坑窖"，或遭秘密殺害而"無聞後代"。然而盡管如此，直書其事的史官仍然不絕如縷，中華民族的歷史還是要寫下去。

三

在史官的厄難史上，我們不能不首先說到司馬遷。

司馬遷是董狐、南史這類史官最傑出的代表之一。正因為如此，他不可避免地要經歷厄運的磨難。司馬遷的時代，是雄才大略的漢武帝在位的時代。可是就在這樣的漢家盛世，司馬遷卻因為替人說了幾句好話，便蒙受一場千古冤獄，遭受了令人無法忍受的奇恥大辱。司馬遷歷時十餘載發憤著書，寫出了涵蓋從黃帝到漢武帝三千年歷史的鴻篇巨著《史記》，可是在很長的歷史時期里，《史記》卻被視為"謗書"。現實對司馬遷是不公正的，歷史卻對司馬遷作出了高度的評價。劉向、楊雄稱司馬遷為史之良才，魯迅把《史記》譽為"史家之絕唱，無韻之《離騷》"。歷史終於還了司馬遷一個公道。

司馬遷出生在一個史官世家，他的父親司馬談就是漢朝的太史令。司馬談一心要寫一部繼孔子《春秋》之後記錄"明主賢君忠臣死義之士"的史書，可惜壯志未酬身先死。司馬遷繼承父親的遺志寫《史記》，不幸到了公元前98年，寫到第七年的時候，一場大禍突然落在他的身上。

當時，在與北方匈奴的戰爭中，漢朝大將李陵奉命率領五千步兵出擊，直搗匈奴單於的大本營，殺得敵人膽戰心驚。後來，匈奴方面增加八萬多騎兵將李陵部隊包圍，李陵在沒有援兵、孤軍奮戰、矢盡弦絕、傷亡慘重的情況下，被迫投降了匈奴。消息傳到長安，滿朝官員都指責李陵辱國。漢武帝詢問司馬遷的意見時，司馬遷直抒己見，認為李陵轉戰千里，英勇奮戰，實在是因為敵強我弱，後無援兵，不得已才暫時降敵，相信他會尋找機會再立一份與其失敗相當的功勞來報效朝廷。退一步說，即使他後來什麼事也沒有干成，那麼以前他的赫赫戰功也足可以抵罪了。

司馬遷的直言，觸怒了漢武帝，以為他是"誣罔主上"，下令將他關進監獄治罪。第二年，謠傳李陵幫助匈奴練兵以對付漢軍，漢武帝信以為真，下令將李陵的母親、妻兒全家處死，司馬遷也被判為死刑。漢朝的法律規定，死刑可以出七贖罪或者改為宮刑。司馬遷兩袖清風，沒有錢贖罪，但他要活下去，只好接受殘酷的宮刑。

李陵事件，對司馬遷是極為嚴重的打擊。他所遭受的宮刑，不僅使肉體蒙受了巨大痛苦，也給他帶來了無比的恥辱。由於宮刑是對人體那個神秘敏感的器官施刑，是一種不把人當人看待的酷刑，所以受宮刑也就因其人格受辱而為人們所不齒。何況司馬遷是為了活命而主動請求改為宮刑的，這就更加遭到當時很多人的鄙視和辱罵。然而那些看風駛舵、落井下石的勢利小人們哪裡知道，司馬遷是為了完成一部恢宏的歷史著作，為了實現一個遠大的人生理想才忍辱負重的?這是司馬遷心靈上一種難言的隱痛。

司馬遷的受辱，本來就是一樁冤案，可是當這個冤案永遠也無法平反的時候，他心裡該蒙受多大的委屈和痛苦呢?當年，司馬遷為李陵辨誣，如果說這只是一時蒙冤，日後還有希望說清楚的話，那麼隨著人們的推波助瀾，司馬遷蒙受的已經是不白之冤了。因為無論如何，到後來李陵畢竟是"投降"了。這個"事實"證明了司馬遷的辨誣是"錯"的。可是，李陵是在什麼情況下才"投降"的呢?李陵被俘後，漢武帝立刻把他的全家下了獄，在聽到傳言說是李陵為匈奴訓練部隊時，又不問青紅皂白地把李陵全家通通殺光。到後來查清為匈奴訓練部隊的不是李陵而是李緒時，已經被殺的人還能再活嗎?直到這時李陵才深感漢武帝刻薄寡恩，一氣之下"投降"了匈奴。從此，李陵留下了罵名，司馬遷的冤案也就再也說不清楚了。這樁歷史公案的罪人究竟是誰呢?這種不白之冤和巨大恥辱將司馬遷逼向了死亡的邊緣。但是司馬遷不能死，他發現了一個輝煌的"重如泰山"的人生目標，他決心以最大的隱忍精神完成《史記》的寫作。可是，隱忍比恥辱更加痛苦。在寫作過程中，司馬遷幾乎每天都在痛斷肝腸地想著這種恥辱。他在《報任安書》中說自己"腸一日而九回，居則忽忽若有所亡，出則不知其所往。每念斯恥，汗未嘗不發背沾衣也。"然而，司馬遷終於以頑強的意志戰勝了當時關於"君子不生於大辱"的觀念。他從歷代前賢發憤著書的事例中汲取力量，使自己奮發振作起來。他在《報遷安書》和《史記·太史公自序》中兩次用同一段話來激勵自己。他說："蓋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賦《離騷》；左丘失明，厥有《國語》；孫子臏足，《兵法》修列；不韋遷蜀，世傳《呂覽》；韓非囚秦，《說難》、《孤憤》；《詩》三百篇，大抵聖賢發憤之所為作也。"在司馬遷身上，中國史官的堅毅精神又一次大放異彩。

不錯，司馬遷的厄難，不是因為秉筆直書，而是由於忠言直諫；不是導源於著作《史記》，而是起因於李陵事件。然而，秉筆直書的史官，也是忠言直諫的諍臣；李陵事件的因果，磨礪了一個史官的人格。司馬遷的傑出之處就在於，他能夠在蒙冤受辱之後把一切災難、恥辱、痛苦和困厄轉化為發憤、抗爭、信心和力量，能夠以清醒的頭腦思考他所面臨的生靈塗炭的苦難現實。這樣，他的人格和精神就獲得了一次前所未有的升華，《史記》的主題和內容也由此得到進一步深化。在司馬遷的心靈經過這次洗禮之後，在他的人格經受巨大考驗之後，一部"史家之絕唱，無韻之《離騷》"便誕生了。

四

司馬遷去世500年以後，北魏太平真君十一年(公元450年)，發生了一次駭人聽聞的崔浩《國書》血案，在史官的厄難史上給人們留下了一道永遠抹不去的心理陰影。

崔浩，字伯淵，出身於清河望門大族，父親崔玄伯是北魏道武帝、明元帝時期的重臣，他自己在北魏前期歷史上立有大功，深受太武帝拓跋燾的寵信和器重。公元429年，崔浩奉太武帝之命修撰北魏史書--《國書》。後來，太武帝又命崔浩監秘書事，綜理史務。但是，到了太平真君十一年，《國書》修成之日，崔浩突然被太武帝處死了。崔浩被殺的原因就是："實錄"。

在太武帝命崔浩修撰《國書》、綜理史務的時候，他曾經叮囑崔浩要"述成史書，務存實錄"。話雖如此說，到了真正"實錄"以後，他就翻臉不認人了。崔浩卻是很認真的，他召集一些文人按照古代史官"秉筆直書"的精神修撰《國書》，書成之後，自己非常滿意。但他過高地估計了太武帝對自己的信任，竟然有失檢點，同意著作令史閔堪和郗標的建議，在京都郊外大路旁將這部《國書》刻石立碑，佔地130步，讓人們自由瀏覽。在這部史書中，崔浩實錄了拓跋部的早期歷史和入關前後的經歷，甚至把拓跋人自己都秘而不宣的事情也實錄了下來。拓跋人看到崔浩的《國書》竟然如此"備而不典"，把本該忌諱的歷史在顯眼地方公開出來，極為震怒和惶恐，連忙報告了太武帝。太武帝知道後大怒，當即下令追查嚴懲，於是一場大禍從天而降。

崔浩的"備而不典"究竟是什麼呢？據史學家周一良先生研究，崔浩的《國書》實錄了前奏符堅滅代（北魏初期稱代）時，生擒了代君拓跋什翼犍，並將後來成為北魏開國之君的拓跋圭流放到蜀國的事實。這是拓跋氏不光彩的歷史。同時，《國書》還實錄了拓跋氏的婚姻關系。原來，什翼犍的兒子是獻明帝拓跋寔，獻明帝和賀後所生的兒子是拓跋圭。獻明帝死後，什翼犍娶賀後為妻，也就是公公娶了兒媳婦。符堅生擒什翼犍的時候，因為不熟悉內情，錯把拓跋圭當作什翼犍的兒子，結果爺爺變成了父親，鎰穎涑閃碩櫻殖雋舜笮啊F涫擔蔽和匕鮮匣適業幕橐齬叵擋⒉幌窈鶴迦四茄厥勇桌碇刃潁⒍備鏡氖鹵靜蛔鬮妗5牽攪頌淶弁匕響饈保ナ芎鶴邐幕跋歟嘶溲雲涫隆4蘚撲賴煤芄幀A儺糖埃?被置檻內，送於城南，使衛士數十人溲其上（往頭上排泄小便），呼聲嗷嗷，聞於行路。"不僅如此，"清河崔氏無遠近，及范陽盧氏、太原郭氏、河東柳氏，皆浩之姻親，盡夷其族。其秘書郎史以下盡死。"（《北史·崔浩傳》據史家考斑點，這次殺戮共死了2000遠銷人。難怪事隔300多年以後，唐朝的大文學家韓愈作為史臣一想到崔浩的《國書》血案，還心有餘悸，感嘆直筆太難（《答劉秀才論史書》）。

像這樣的史學大案，在清朝還發生過一次，這就是清初牽連最廣、釘戮最慘的"庄氏史案"。

順治十八年，浙江烏程（今湖州）南潯鎮雙目失明的富戶庄廷龍有感於太史公"左丘失明，厥有《國語》"之說，也想效法前賢，著書立說，正好他的鄰居家中藏有一部明代天啟年間做過內閣大學士朱國楨草擬的明史稿本，他的父親庄允誠便用1000兩銀子買下來作為兒子著書立說之用。庄廷龍招募賓客，在朱國楨原稿基礎上，增補內容，潤色文字，編成《明史輯略》一書。庄廷龍不久去世，其父為實現亡子遺願，決定刻印此書，同時又聘請了十多位名人參與校閱，以示重視，由於朱國楨的原稿在明亡後頗多犯忌之處，滿清皇朝得到此書如臨大敵，嚴加懲處。庄氏一家被滿門抄斬，已經死了的也被掘墓戮屍。除此以外，凡是與此書有涉的人，包括作序者、校閱者、資助者，就連刻字、印書、賣書、買書、藏書、讀此書者都一並處死，有人根據禍及700家的記載推算，認為被殺掉的至少在1000人左右。

清初詩人陳恭尹有詩雲：才生文字即風波，鬼哭雖然吏亦歌。三尺龍泉方寸印，不知誰較殺人多。

可憐庄氏並非史官，卻也遭受到了史官的厄難。

五

應當說明的是，在我國歷史上，並不是所有的史官都能秉筆直書，當然也不是所有的史官都會遭受厄難。

劉知幾說："古來惟聞以直筆見誅，不聞以曲詞獲罪。"在劉知幾那個時代，他已經深切感到"近古良直，卻如披沙揀金"，所以一再感嘆"世途之多隘，實錄之難遇"，"古之書事也，令賊臣逆子懼：今之書事也，使忠臣義士羞。若使南、董有靈，必切齒於九泉之下矣。""史之不直，代有其書"。為什麼？劉知幾認為，追根究底是因為孔夫子在稱贊董狐書法不隱的同時，又提出了"子為父隱，直在其中"的謬論。劉知幾指出："蓋子為父隱，直在其中，《論語》之順也。略外別內，掩惡揚善，《春秋》之義也，自茲已降，率由舊章，史有事涉君親，必言多隱諱。雖直道不正，而名教存焉。"有了"子為父隱"的倫理觀念，有了"為長者諱"、"為尊者諱"、"為君親諱"的道德標准，那些曲筆阿時的利祿之徒就有了歪曲歷史的理論根據。他們或者"舞詞弄札，飾非文過"；或者"由首臆說，威福行於筆端"；或者"事每憑虛，詞多烏有"；或者"假人之美，藉為私惠"；或者"誣人之惡，持報已仇"。劉知幾認為這些人都是"記言之奸賊，載事之凶人"。應當"肆諸市朝，投畀豺虎"。

10. 歷史上的好史官有哪些（寫清楚他們的事跡，別太短，一個事跡至少要有兩行，還要有人物介紹）

於一個國家來講，這個國家所擁有的歷史越久遠，越是一件值得自豪的事情。老外來了我們中國，我們都會自豪的告訴他們，我們中華民族擁有五千年的歷史，老外一聽，唬住了，伸出大拇指，說，你們中國人真了不起！尤其是在美國人面前，你們美國人不是牛×嘛，往長城一帶，指著一個磚頭說，我們國家一塊磚頭的歷史都比你們國家歷史長！

當然，這事美國人不能較真，你懂得哦。 其實，我們有據可查的歷史也就3000年左右，這個「有據可查」，指的就是有文字記錄的歷史，提到這個，我們就不得不提一個相關的職業：史官。

一說到史官，許多人都已經很陌生了，估計大部分人估計能想起一個司馬遷來。「史官」顧名思義就是記錄歷史的人，別以為這是一件輕松的工作，搞不好，隨時就要掉腦袋。因為，作為一個史官，必須要如實的記錄歷史。

我們之所以知道歷史上發生了哪些事情，就是因為有這些史官，比如，某年某月，哪裡發生災難，是因為什麼引起的，作為皇帝應該負什麼責任，這個必須要記，作為史官必須要有一個硬骨頭，你不能寫，某年某月，某地發生災難，在皇帝大人的領導下，在各級官員的積極指揮下，取得抗災的勝利，然後就沒事了，也不問什麼原因，也不問責。

這叫拍馬屁！作為一個史官，如果你拍馬屁可以盡早滾蛋，簡直是糟蹋歷史。很可惜的是，我們現在有了個宣傳部，裡面盡是溜須拍馬之徒，以糟蹋篡改歷史為榮，結果，搞的我們近現代的歷史一塌糊塗，真害怕哪天，他們直接把古代史也改了，把我黨成立的時間也提到5000年前。

史官還有一個作用，那就是限制皇權。有人就疑惑了，史官怎麼能限制皇權呢！原來，歷朝歷代有一個規矩，史官怎麼寫是自己的事情，皇帝活著的時候是無權干涉的，功過只能由後人評說。再混蛋的皇帝也不願給自己留個壞名聲是吧，所以，他們往往選擇兩條途徑：一是，做個好皇帝，二是，篡改歷史。

很不幸的是，多數皇帝選擇第二條。

很幸運的是，多數史官都是硬骨頭。

公元前548年，因為，不堪忍受自己的老婆給自己戴綠帽子，崔杼發動政變殺死了自己的頂頭上司，就是和自己老婆通姦的齊庄公。你說，那時候的人多有骨氣啊，不像現在的人，得知自己的領導泡自己的老婆，吭都不敢吭一下，不要臉的人還沾沾自喜，更不要臉的人主動就把自己的老婆的獻上，以圖陞官發財。

齊國的太史公得知這件事後，在史書上如實寫下這幾個字：崔杼弒其君。崔杼還憋著一肚子火呢，二話不說，上去就把史官殺了。太史公的兩個弟弟繼承了哥哥的事業，接著如此書寫：崔杼弒其君。結果又被崔杼殺了。這時候，第三個弟弟又站出來，繼續要這么寫。崔杼估計都崩潰了，這人怎麼這么多的弟弟啊！

崔杼對太史公的第三個弟弟說：你三個哥哥都死了，你難道不怕死嗎？你還是按我的要求，把庄公之死寫成得暴病而死來寫吧。這兄弟一臉正色的回答：據事直書，是史官的職責，失職求生，不如去死。你做的這件事，遲早會被大家知道的，我既使不寫，也掩蓋不了你的罪責，反而成為千古笑柄。

崔杼聽到後無話可說，只得放了他，也任他把「崔杼弒其君」這幾個字寫在史書上。對於歷史，就要如實的記載，無論功與過，發生過的事情，誰也改變不了。其實，即使崔杼能把齊國所有的史官殺掉，也改變不了歷史。當時其他國家有一個叫做南史的史官，聽說崔杼連續殺死多名史官，便准備好筆墨竹簡，抱著必死的決心，前往齊國宮廷。聽說最後還是如實書寫了，才中途返回。

這才是對待歷史的態度，對待自己職責的態度。作為一個記錄時代的人，如果不能如實的記載，反而誇張彎曲，阿諛奉承，這種人活著還不如死了算了。

雖然，歷史上沒有留下他們的名字，但是，他們用自己的信念捍衛了歷史的尊嚴，也捍衛了自己的尊嚴！

這也是歷史的力量，一個人真想做到留名青史，只能靠堂堂正正的做人，踏踏實實的做事。歷史是可以美化，但是，你能美化多少，除非你能讓所有人都失憶，你能讓所有人都閉嘴！

宋太祖趙匡胤，有個癖好，喜歡拿彈弓打鳥玩，這事要放到現在，只有小孩子才玩，但是宋朝的彈弓和現在的不一樣，得有武力才行。這事在當時很流行，深受時尚青年們的喜愛，宋太祖年輕時就是一個時尚青年，刺青，泡妞，打鳥，樣樣都來，這當了皇帝後，對打鳥這事依然樂此不疲。

有一天，他正彈得高興，下面報告說，有大臣急事求見。宋太祖就接見了大臣，結果這大臣報告了半天，只是普通事情。宋太祖生氣了，正玩著高興呢 ，問道：為什麼這樣不重要的事，你就專挑這時候來報告啊，故意的吧。那大臣不軟不硬的說了一句：這事雖不重要，但至少比打鳥重要！

宋太祖一聽，面子上過不去，抓起彈弓就朝大臣打去，打下兩顆門牙，那大臣一言不發，彎下腰來，撿牙裝進口袋。宋太祖說：你撿門牙，是不是要到大理寺去告我啊！大臣說：我怎麼敢告皇上你啊，這件事，自有史官去寫。宋太祖一聽，不僅把醫葯費給人家付了，還給人家賠了一筆精神損失費，犯不著因為這事就在史書上落個壞名聲是吧。

不過，這事還得看皇帝知不知恥，遇到極度不要臉的皇帝，只圖眼前快活，哪管你死後罵聲一片，遇到這種人，史官也沒辦法，所以有一句話說的好啊，人不要臉，天下無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