滿城區北宋村有多少年歷史

『壹』 河北保定的歷史有多長時間

保定市是一個有著2300年悠久歷史的文明古城，位於河北省中部，總面積2.2萬平方公里，與北京、天津三足鼎立，有著獨特而優越的地理環境和區位優勢，素有「京畿首善之地」的美稱。 保定市是全國歷史文化名城，河北省文物大市，有很多歷史名勝古跡，如全國十大園林之一的古蓮池、全國保存最完整的省級衙署直隸總督署、易縣清西陵、長信宮燈的滿城漢墓、「華北明珠」白洋淀、定州開元寺塔、冉庄地道戰遺址、國家級旅遊名勝風景區淶水野三坡等。

保定作為文化名城，蘊含著深厚的文化底蘊和光榮的革命傳統，優秀的歷史文化造就了一大批歷史名人，如：荊軻、趙匡胤、祖沖之、酈道元、關漢卿等，我國近代第一所陸軍軍官學校就建在保定市東郊，葉挺、蔣介石等都曾在此就讀；這座具有光榮革命傳統的城市，還曾是義和團活動的重要地區，北方辛亥革命的發祥地，省第一個共產黨支部誕生地，《紅旗譜》、《小兵張嘎》、《野火春風斗古城》等都記載著保定昨天的輝煌。

『貳』 河北省保定市滿城區大冊營鎮下轄村委會有哪些

河北省保定市滿城區大冊營鎮下轄村委會包括崗頭村村委會、大冊村村委會、大冊營村村委會、馬廠村村委會、方上村村委會、沿村村委會、北宋村村委會、北宋營村村委會、夜借村村委會、永南庄村村委會、蘇庄村村委會、下子口村村委會、上子口村村委會、西村村委會、六間房村村委會、王辛庄村村委會。

『叄』 北宋鎮的概況

北宋鎮位於山東省利津縣境西南部，距縣城8.5公里，轄101個自然村，91個村民委員會。有14009戶，總人口45496人，其中男22827人，女22669人，非農業人口2321人。全鎮總面積124.5平方公里，有耕地5301公頃，其中有效灌溉面積5253公頃。有中學3處，小學10處，幼兒園19處，在校學生5566人；適齡兒童入學率達100%。有衛生院1處，醫務人員77人，床位50張，有鄉村衛生室（所）95處，鄉村醫生97人，農村合作醫療覆蓋率達98%。電話普及率達到每百人19部。有50個村達到小康水平。2006年，國內生產總值12.6億元（現價，下同），其中一、二、三產業增加值分別達到2.3億元、8.1億元和2.2億元，分別比上年增長10%、24.6%和15%。工業總產值26.76億元，利稅1.33億元。農林牧漁業總產值34206萬元；全年糧食作物播種面積3921公頃，總產24121噸；瓜菜2067公頃，總產100766噸；棉花20350公頃，總產3978噸；種植業產值34206萬元。年末片林面積605公頃，森林覆蓋率達16%；林果總產9820噸，林業產值460萬元。大牲畜年末存欄7194頭，豬存欄8620頭，羊存欄24660隻，家禽存欄48萬只，畜牧業產值8960萬元。水產品總產量2350噸，漁業總產值2116萬元。有水庫38座，總蓄水能力340萬立方米。農業機械總動力57608千瓦，農村用電量1486萬千瓦時。鄉鎮企業總產值10.3億元，利稅5500萬元。地方財政收入1000.09萬元，農民人均純收入5400元，比上年增加600元。有中學3處，小學10處，幼兒園19處，在校學生5566人；適齡兒童入學率達100%。有衛生院1處，醫務人員77人，床位50張，有鄉村衛生室（所）95處，鄉村醫生97人，農村合作醫療覆蓋率達98%。電話普及率達到每百人19部。有50個村達到小康水平。

『肆』 保定 滿城縣南宋村的名稱來歷

哈哈 我是北宋的

『伍』 北宋歷史

北宋是中國歷史上以漢族為主體建立的封建王朝，建都開封(今屬河南)，其創建者為宋太祖趙匡胤。
北宋是中國歷史上一個強盛的、繁榮的王朝。它於公元960年由宋太祖趙匡胤建立，到公元1127年政權南遷的這段時間，被稱為北宋，定都開封。北宋王朝的建立，結束了自唐末而形成的四分五裂的的局面，使中國又歸於統一，但由於與宋同時代的遼、金、西夏等國的強大，使北宋政權一直處於外族的危脅之中
五代後周顯德六年(公元959年)，周世宗柴榮病死，七歲的恭帝繼位，時任殿前都點檢、歸德軍節度使的趙匡胤掌握了軍權。翌年正月初，趙匡胤在陳橋驛(今河南封丘東南陳橋鎮)發動兵變，率軍入開封，脅迫周恭帝禪位，奪取了皇位。趙匡胤即位後，仍定都開封，改國號為宋，史稱北宋。經過十餘年的南征北伐，趙匡胤消滅了後周藩鎮勢力的反抗，攻滅了荊南、後蜀、南漢、南唐等割據政權。宋太宗趙即位後，招降割據吳越的錢，平定北漢。於是自安史之亂以來，二百多年的封建軍閥割據局面基本上結束。北宋疆域東、南臨海，北境以今津海河、河北霸縣、山西雁門關一線與遼接壤，西北至今陝西白於山、甘肅東部、青海東北部與西夏、吐蕃毗鄰，西南與越南接界。

北宋共歷九帝，前後一百六十八年。這長達一百六十多年的歷史階段中，可劃分為前、中、後三個時期。

前期(公元960年－公元997年)即宋太祖、宋太宗統治時期。這一時期，北宋統治者除了致力於結束五代十國的分裂割據局面之外，著重在政治、軍事和經濟制度方面進行改革，以確保宋朝統治長治久安。其主要的改革措施有：一是軍制改革。取消禁軍最高統帥殿前都點檢、副都點檢職務，朝廷設樞密院掌管調動軍隊，但無統兵權。三帥統兵權和樞密院調兵權職責分明，相互制約，直接對皇帝負責。軍隊實行更戍法，定期換防，將帥常調，以防止官兵「親黨膠固」。二是行政改革。宰相下設數名參知政事、樞密使、三司使，以分其軍、政、財三權，使宰相無法獨攬大權。對獨霸一方的節度使，採取「稍奪其權，制其錢谷，收其精兵」的辦法，逐步從地方調回都城任閑職，其原領州郡由朝廷控制，委派文官任知州、知府，直接對朝廷負責。規定地方財政每年賦稅收入，除支度給用外，凡屬錢幣之類，「悉輦送京師」。經過改革，宋朝專制主義中央集權得到強化。這對政治穩定，結束分裂局面和經濟的發展創造了有利的條件。但是高度中央集權也帶來「強干弱枝」，地方權憲太小，軍隊戰鬥力削弱等消極後果。

中期(公元998年－公元1099年)即宋真宗至宋哲宗統治時期。這一時期是北宋歷史上一個重要的發展階段。由於實施兩稅法、代役制和租佃制等新的經濟制度，從而激發了廣大農民的生產積極性。隨之而來的是：人口的增加，墾田面積的擴大，鐵制工具製作進步，耕作技術的提高，農作物的種類和產量倍增等等。據統計，宋太宗至道三年(公元997年)，北宋戶籍上有523萬多戶，而到宋仁宗嘉八年(公元1063年)，北宋戶數已逾1246萬多戶。宋太宗至道二年(公元996年)，耕地有3億多畝，而至宋真宗天禧五年(公元1021年)，增至5.2億多畝。農業經濟的迅速發展促進了手工業、商業的發展。北宋的造船、礦冶、紡織、染色、造紙、制瓷等手工業，在生產規模和技術上都超過了前代。商業市場打破了舊的格局，大小城鎮貿易盛況空前，紙幣的出現及廣泛使用，具有劃時代的意義。這一時期也是宋代科技文化的繁榮時期。尤其是聞名於世的指南針、印刷術和火葯三大發明，開發和應用主要是在這個階段。然而，這一時期也是社會矛盾日益嚴重的時期。軍隊數量猛增，官僚機構龐大，土地兼並加劇，使國家財政連年虧空，出現積貧積弱的局面。對此，宋朝政府也試圖進行改革，以扭轉危機四伏的局面。北宋改革影響最大的是宋仁宗時期的慶歷新政和宋神宗時期的王安石變法。結果，兩次改革收效甚微，北宋逐步走向衰落。

後期(公元1100年－公元1127年)即宋徽宗、宋欽宗統治時期。這一時期是北宋王朝最腐朽黑暗的階段。由於社會生產遭到嚴重破壞，眾多的農民傾家盪產無以為生，紛紛起事反抗暴政。其間以方臘、宋江先後領導的起義影響最大。內憂不已，外患又起。北宋長期與遼、夏、金爭戰不休。與西夏戰事剛止，金軍又大舉南下。靖康元年(公元1126年)，金軍攻佔開封。次年二月六日，廢宋帝，北宋亡。

北宋經濟狀況
北宋時期的社會經濟非常發達，處於中國封建王朝的頂峰。北宋社會經濟生產總值達到了當時世界的百分之八十。
農業發展
北宋時期，農業生產技術以及推廣有很大的發展。 當時，南方農民普遍使用龍骨翻車來灌溉，同時，比龍骨翻車運轉力更大的筒車，也用來引水上山，灌溉山田。范仲淹的《水車賦》有「器以象制，水以輪濟」之句，就反映了這種有輪軸、利用水力或牛力推動的筒車。北宋政府兩次在耕牛缺乏的地區推廣「踏犁」。「踏犁」是一種較好的人力翻土工具，四五個勞動力的功效相當牛耕的一半。這對畜力不足地區解決耕田的困難起過一定的作用。 在北宋的墓葬中，往往發現成組的鐵制農具，如犁、耬、耙、鋤、鐮等，其中耙、鋤等中耕農具較多，表明了農民對精耕細作的重視和耕作程序的增多。北宋農民還很注意積肥和施肥。他們在長期生產實踐中認識到，土壤的性質不同，應施用不同的糞肥。所謂「用糞如用葯」。當時對作物栽種的深淺疏密與產量高低的關系，也有所認識。禾譜、農器譜、農書、蠶書等農業生產知識的專著，紛紛出現，反映了農業生產技術的提高。 宋太宗時，在河北地區修作陂塘，並修築長六百里的堤堰，設置斗門，引淀泊水灌溉，種植水稻，獲得豐收。 清明上河圖局部1
南方地區水利興修的成績更為顯著，其中規模較大的有江北捍海堰、浙江捍海石塘、錢塘江堤、西湖等處。如錢塘江堤前後修築多次，以真宗時所修最有成效。這次修築，吸收五代時的經驗，把石塊裝在竹籠里，堆砌成堤，堤外再打上木樁，增強了阻擋海潮沖刷的能力。西湖原灌溉良田千餘頃，年久堙廢。 哲宗時，蘇軾任杭州知府，主持了西湖的疏浚工程，使附近農田均獲其利。此外，福建莆田縣的木蘭陂，也是當時著名的工程。木蘭陂有寬80米，高10餘米，長160餘米的大壩，可攔洪、蓄水、排灌，使萬頃農田旱澇保收。至今仍十分堅固，充分顯示了勞動人民的智慧和創造能力。
手工產業
北宋時期，手工業生產有很大進步。當時，各種手工業作坊的規模和內部分工的細密程度，都超越前代。生產技術發展顯著，產品的種類、數量、質量大為增加和改進。最傑出的要算是北宋時期的各種瓷器了。 北宋的瓷器，不論在產量還是製作技術上，比前代都有很大提高。當時，燒造瓷器的窯戶，遍布全國各地，所造瓷器各具特色。 官窯（河南開封）、鈞窯（河南禹州）、汝窯（河南汝州）、定窯（河北曲陽）和哥窯（浙江龍泉），是北宋五大名窯。官窯的產品，土脈細潤，體薄色青，略帶粉紅，濃淡不一；鈞窯土脈細，釉具五色，有兔絲紋；汝窯則胭脂、硃砂兼備，色釉瑩澈；定窯以白瓷著稱，並能制紅瓷，其產品十分精美；哥窯盛產青瓷，產品被譽為「千峰翠色」。真宗景德年間，在江西新平設官窯，所造進貢瓷器的器底書「景德年制」四字，這就是後來馳名中外的景德鎮瓷器。在瓷器上雕畫花紋是北宋時的新創，劃花用刀刻，綉花用針刺，印花用板印，還有錐花用錐尖鑿成花紋，堆花用筆蘸粉堆成凸形，再施白釉。宋瓷不僅是生活日用品，而且是精美的工藝美術品。北宋瓷器大量運銷國外，近年來在亞非各地都有大量出土，證明瓷器是當時的重要輸出品。 時至今日，宋瓷已成為中國古代著名的藝術品，而享譽海內外。
采礦冶煉
北宋時，金、銀、銅、鐵、鉛、煤的開采冶煉規模都相當大。重要冶鐵中心徐州東北的利國監，有三十六冶，礦工約四千人。江西信州（上饒）及其附近盛產銅、鉛，「常募集十餘萬人，晝夜采鑿，得銅、鉛數千萬斤」。安徽繁昌冶鐵遺址中，有高約2米，面積達750平方米的廢鐵堆，反映了當時冶煉的規模。在開采冶煉規模擴大的基礎上，產品的數量大有增加。以銅和銀為例，宋神宗時歲課銅1400多萬斤，銀20多萬兩，照官府徵收十分之二稅率計算，可推知年產銅7000多萬斤，銀100多萬兩，產量都超過唐朝數倍。另外，采礦冶煉技術也有很大進步。
漕運造船
北宋定都開封，東南漕運十分重要，船隻是不可缺少的運輸工具，加之海外貿易興盛，便促進了造船業的進步。 官營作坊以造漕船為主，同時造座船、戰船、運兵船等，民營作坊則製造商船及遊船。以漕船為例，真宗時，年產量達2900多艘。北宋船隻的體積和載重量相當大，徽宗時造的出使高麗的大海船，稱為「神舟」，據估計可裝載20000石以上貨物，載重量約為1100噸。海船都是「上平如衡，下側如刃」的尖底船，具有吃水深、抗風浪強的優勢。海船上主桅桿高十丈，頭桅高八丈，共裝帆110幅。全船分作三艙，中艙又分四堂。這種隔艙防水設備是中國造船工人的首創。 更值得指出的是，當時指南針已應用於航海，這是古代中國對世界文明的偉大貢獻。北宋時，舟師在航行中，夜觀星，晝觀日，遇陰晦天，則看指南針。
城市發展
中國古代城市的發展，到北宋出現了新的轉折。北宋以前的城市，一般是坊、市分區，即住宅區與商業區嚴格分開。北宋時，隨著商品經濟的發展和城市人口的增加，徹底打破了「坊」、「市」的界線，商店可以隨處開設，不再採取集中的方式。 清明上河圖局部3
北宋都城開封是最繁華的城市，市內手工業作坊眾多，街道兩旁商店、旅舍、貨攤林立，人來車往，十分熱鬧。市場上的商品既有來自國內各地的百貨，也有來自國外的各種商品。營業時間不受限制，除白天營業外，還有夜市和曉市。城內另有固定市場和定期集市。其中大相國寺每月開放五次，規模很大。市內還出現了「瓦子」（或稱「瓦肆」），裡面有「勾欄」（歌舞場所）、酒肆和茶樓，還有說書、演戲的，成為娛樂的中心。宋人張擇端所畫《清明上河圖》，就是當時城市商業繁榮的藝術反映。 北宋時期，由於舊坊制被打破，城市中行業分區性逐漸消失，因此行會的地位更顯重要，組織更加嚴密。唐朝時，有些城市商業區域擴大到城外，叫做草市，北宋時更加發展。農村中還有定期開放的小市，北方叫做集，南方叫做墟或趕場。在草市或集、墟的貿易中，農產品和布帛竹木器等日用品佔大宗，也有一些生產工具的交易。有些草市或集、墟在交換發達的基礎上，逐漸發展成固定的市鎮。市鎮是城市和鄉村的橋梁，它的發展，有利於商品經濟的繁榮。
金錢交易
隨著北宋商品交換的發達，貨幣流通量也明顯增加。唐玄宗天寶年間每年鑄幣32萬貫，北宋從太宗時起每年就達到80萬貫。以後逐漸增加，到神宗熙寧六年（1073年），達六百餘萬貫。除銅、鐵錢外，金銀也作為半流通性貨幣使用。租稅的徵收、官俸的發給和對外貿易都使用銀兩。大城市有金銀鋪和兌房，專門買賣金銀和兌換貨幣。國家稅收中白銀所佔的比重逐漸增加，1021年（天禧五年）為883900多兩，到1120年（宣和二年）為1860萬兩。黃金雖在流通，但不佔重要地位。
交子——北宋貨幣
北宋時期還產生了中國也是世界上最早的紙幣——「交子」。北宋建立後，四川地區長期使用鐵錢，因鐵錢重，攜帶不方便，公元10世紀末葉，成都市場上遂出現所謂「交子鋪」，發行紙幣「交子」，代替鐵錢流通。仁宗天聖元年（1023年）冬，政府看到發行交子有利可圖，即借口商人爭訟不息，正式創立「交子務」，改交子為官辦，以36萬貫鐵錢為准備金，定期發行，流通區域仍限於四川。徽宗時，改交子為「錢引」，擴大流通區域。但錢引不備本錢，大量印發，於是成為人民的一大禍害。
商稅專賣
由於商業發達，北宋政府對商稅特別重視。在全國各地設置場、務等機構，專門征稅。 宋朝商稅分為兩種：過稅，每關值百抽二，是對行商抽的；住稅，值百抽三，是對坐賈抽的。正稅之外，還有雜稅。隨著商業的繁榮，商稅日益成為政府重要財源之一。真宗景德年間，商稅只有450萬貫，到仁宗時，即增加到2200萬貫。 北宋政府為了搜刮更多錢財，對鹽、茶、酒、礬等實行專賣，即由官府控制這些物品的生產並壟斷銷售。北宋專賣制度的實行，使得封建政府大獲其利，但影響了私營工商業的正常發展。
政治徭役
宋朝的政治體制大體沿襲唐朝的政治制度。但宰相不再由三省長官擔任，而是另以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為宰相。又增設參知政事為副相，通稱執政，與宰相合稱「宰執」。宋朝的相權大幅萎縮，僅負責行政職能。中書門下與樞密院合稱二府，掌文武大權。又設鹽鐵、戶部、度支三司，主管財政大權，號稱計省。這樣三司、宰執、樞密使三權互相制衡，因此削弱了相權，加強了皇權。宋朝還在御史台之外增設諫院和置諫官，這些都是監察機構，負責彈劾等事宜。 為了加強中央集權，防止將領奪權。建隆二年三月，宋太祖削去了都點檢這個重要的禁軍職位。同年七月，宋太祖通過杯酒釋兵權解除了武官的軍權，禁軍的領導機構改為殿前司和侍衛司，分別由殿前都指揮使、步軍都指揮使和馬軍都指揮使（三帥）統領。但是，三帥無發兵之權。宋朝在中央設立樞密院來負責軍務。樞密院直接對皇帝負責，其他任何官員都不得過問。而樞密院雖能發兵，卻不能直接統軍，這樣就導致了統兵權與調兵權的分離。同時，宋朝經常更換統兵將領，以 防止軍隊中出現個人勢力。宋朝的兵力部署可謂「強干弱枝」「守內虛外」。宋朝的軍隊分為四種，即禁軍、廂軍、鄉兵、藩兵。禁軍是中央軍，也是宋朝軍隊的主力。廂軍是各州的鎮兵，由地方長官控制。鄉兵則是按機關抽調的壯丁。藩兵是防守在邊境的非漢民族軍隊。 宋代的農材賦役制度，大致延續唐末的兩稅法，但增加了丁稅。而差役則甚為繁重造成人民負擔，因此王安石變法時有免役法的推行。
文學藝術
北宋在文學藝術方面，更是名人輩出。宋朝的科舉制度使文人得到了可以自由發展的空間。其中，較著名的文人有王安石、范仲淹、司馬光、蘇軾、歐陽修等人，而宋朝的詞作品也已達到了極高的水平，它與唐詩並成為我國古典文學藝術的瑰寶。在繪畫、書法藝術上，當首推張擇端的《清明上河圖》，這幅長卷通過描繪汴京的風物，使近六百人躍然紙上，成為中國繪畫史上不朽的佳作。北宋可以稱得上是中國歷史上的文學方面中最強大的封建王朝之一。
科學技術
北宋年間，由於其統一了全國的大部分地區，使得有一些地區相對安寧一些，故而生產力和科學技術都有了明顯的進步，我國的四大發明其中的活字印刷術、指南針和火葯就是在這一時期產生和發揚的。由於戰爭的需要，在宋朝時火葯被首次應用於軍事。西方各國的現代戰爭武器正是由於北宋年間經由西亞各國傳播的火葯製造工藝的基礎上發展起來的。
印刷造紙
雕板印刷術在北宋時有飛速發展，廣泛被用來刻印書籍。 國子監刻印的書，後世稱為監本。民營書坊刻印的書被稱為坊本。都城開封和浙江杭州、福建建陽、四川眉山都是印刷業的中心。 北宋紙的種類很多，竹、藤、楮、麻等都是造紙的原料。四川的布頭箋、冷金箋，歙州的凝霜、澄心，宣州的栗紙，浙江的藤紙，溫州的蠲紙等，都是有名的品種。歙州出產一種長紙，製作甚精，一幅長五十尺，竟均能做到自首至尾，勻薄如一。
絲質產業
北宋紡織業仍以絲織業佔主要地位。 絲織品的種類繁多，絹有五十多種，綾有二十七種。河北定州的緙（刻）絲，用各種顏色的絲線，織出美麗逼真的花草鳥獸。京東單州的薄縑，每匹只有百株（四兩）重，望之如霧。這些都是絲織珍品。麻織業集中在東南地區。淮南、江南、荊湖、福建、廣南等路，都產麻織布。其中黃、宜、袁、吉等州的紵布，虔州的白攽，都是當時市場上的暢銷產品。
對外關系
北宋初年失去了收復燕雲十六州的機會。遼國保持了長期威脅宋朝統治的優勢地位。而且在陝甘一帶這時又新興起了夏國。北宋政府對於遼和西夏只是屈膝求和。當時，宋軍和遼軍、西夏軍經常作戰、敗多勝少。軍事上的無作為，帶來政治、外交上的軟弱，只能靠割地賠款以求和平。宋真宋景德元年，宋戰勝了遼，反而訂立了「澶淵之盟」，規定宋每年贈遼銀十萬兩、絹二十萬匹。仁宗慶歷二年，又增銀十萬兩、絹十萬匹，並改「贈」為「納」。後來神宗時又割河東（今山西省）地七百里。北宋王朝的這種方針政策跟戰國時代六國對待秦國的方針路線很相似。 趙匡胤通過發動軍事政變取得政權，他鑒於唐末五代的藩鎮割據，便實行一系列防範武將軍權過重、地方武裝過強的措施。這些措施不但大大降低了宋朝軍隊的戰斗作用 范仲淹大力推行新政
，而且嚴重削弱了抵禦外來侵略的國防力量。 北宋中期，內外交困的局面使一部分比較開明的統治者要求變法改革。宋神宗趙頊和當時傑出的政治家王安石的新政策在公元一○六九年以後陸續實行，新法客觀上符合農民和中小地主的利益，相對地壓制了大官僚地主富商。但是這一斗爭最後是失敗了。而且後來演變成官僚集團爭奪權利的斗爭，完全失掉改革的意義。新舊黨人的紛爭一直延續到北宋滅亡。 公元十二世紀初，在契丹背後新興起的女真族建立了「金」國。金兵在公元一一二五年滅遼後，開始南下，北宋朝廷無意抵抗，公元一一二七年金兵攻破了開封，擄走徽宗欽宗，開封被搶掠一空，這一中古時期作為政治、文化與經濟中心的第一大城市遭到徹底的破壞。
北宋歷史有一個顯著特點，叫做「君明臣良而國弱」。北宋自太祖、太宗開國定製後，中間歷經真宗、仁宗、神宗等，直至徽宗以前，沒有一個昏君，哪一個皇帝都是聰穎絕慧，勤於政事。按理說，北宋君明臣良，應該使國家充滿活力，走向富強，卻為什麼事與願違，導致「國弱」了呢？究其原因，實與當時的具體國情有關。
北宋自太祖建國，到了仁宗時代，官僚機構大，吃皇糧的人繁多，土地兼並嚴重，社會財富越來越往少數人的手裡集中。按照韓非子的說法，國家好比是一駕馬車，君主好比是車夫，臣子好比是拉車的馬。耐人尋味的是，北宋臣子坐車的積極性遠遠高於拉車的積極性，雖然其中也涌現一些肯拉車的賢良臣子，車夫的趕車技術挺不錯，也很希望車子跑得更快些，很遺憾，屬於良馬拉破車———車太破了，國家體制出了毛病，以致越來越多的馬都擠到了車上，變了清一色的「乘車族」。其間縱有車夫揚鞭催進，怎禁拉車良馬不堪重負，即便累死，也前進不了多遠。有鑒於此，北宋自仁宗以來，一直致力於「修車減員」事業，尤其是到了宋神宗年代，皇帝為了支持王安石變法，更是傾注了全部力量。當時朝廷之中，不管是誰，凡是阻礙改革變法的，通通拿掉，即使像韓琦、富弼、司馬光這樣的貴重名臣，也不例外，決心不能說不大，力度不能說不強。但社會之弊積重難返，大夥都願坐車，使得改革阻力重重，難以推廣。王安石變法圖強的主張，得不到權貴階層的理解，因為這，他不知得罪了多少親朋好友，包括當年引薦過他、把他帶入政壇的文學領袖歐陽修。
反對王安石變法的大臣中，如韓琦、富弼、司馬光等，他們的治政能力、文化修養和個人品德，勿庸置疑，在歷史上都是屬一數二的。然而，他們所代表的那個上層集團，實在是太吝嗇了，捨不得犧牲一點既得特權，哪怕稍微讓利一些給下層，以維持整個社會的平衡發展。他們的這種吝嗇，使得當時世上貧者愈貧，社會的畸型傾斜愈演愈烈，失去控制，從而導致國家負擔沉重，活力衰竭，民不堪苦，政亡人息。
北宋這台破車，王安石試圖通過修修補補，裁減乘客，使它能夠繼續使用，而眾多上層權貴都不願下車，又為了不出或少出修車費，堅決拒絕修車，使王安石的修車計劃幾經挫折，終歸流產。公元1127年，完顏兀術帶著金兵南下，俘獲徽、欽二帝，滅掉北宋，等於金兀術掄起大錘，把這台破車擊得粉碎。雖然說趕車的和拉車的不再是當年的原班人馬，但誰能不說這不是北宋歷史的悲劇呢？
研究歷史，是為了昭示未來。北宋歷史告訴我們：任何社會改革，都要求每一個參與階層具備相應的承受力，如果只讓老百姓做出犧牲，權勢階層的特權一點都不願觸及，那麼，這場改革是註定沒有前途的，不管改革者的決心和魄力有多大，最終只能像莊子所說的喝酒一樣，一本正經開始，稀里糊塗結束。北宋歷史的悲劇，足以說明這一點。

『陸』 關於北宋歷史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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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宋 (公元960年－公元1127年)

北宋是中國歷史上以漢族為主體建立的封建王朝，建都開封(今屬河南)，其創建者為宋太祖趙匡胤。

五代後周顯德六年(公元959年)，周世宗柴榮病死，七歲的恭帝繼位，時任殿前都點檢、歸德軍節度使的趙匡胤掌握了軍權。翌年正月初，趙匡胤在陳橋驛(今河南封丘東南陳橋鎮)發動兵變，率軍入開封，脅迫周恭帝禪位，奪取了皇位。趙匡胤即位後，仍定都開封，改國號為宋，史稱北宋。經過十餘年的南征北伐，趙匡胤消滅了後周藩鎮勢力的反抗，攻滅了荊南、後蜀、南漢、南唐等割據政權。宋太宗趙即位後，招降割據吳越的錢，平定北漢。於是自安史之亂以來，二百多年的封建軍閥割據局面基本上結束。北宋疆域東、南臨海，北境以今津海河、河北霸縣、山西雁門關一線與遼接壤，西北至今陝西白於山、甘肅東部、青海東北部與西夏、吐蕃毗鄰，西南與越南接界。

北宋共歷九帝，前後一百六十八年。這長達一百六十多年的歷史階段中，可劃分為前、中、後三個時期。

前期(公元960年－公元997年)即宋太祖、宋太宗統治時期。這一時期，北宋統治者除了致力於結束五代十國的分裂割據局面之外，著重在政治、軍事和經濟制度方面進行改革，以確保宋朝統治長治久安。其主要的改革措施有：一是軍制改革。取消禁軍最高統帥殿前都點檢、副都點檢職務，朝廷設樞密院掌管調動軍隊，但無統兵權。三帥統兵權和樞密院調兵權職責分明，相互制約，直接對皇帝負責。軍隊實行更戍法，定期換防，將帥常調，以防止官兵「親黨膠固」。二是行政改革。宰相下設數名參知政事、樞密使、三司使，以分其軍、政、財三權，使宰相無法獨攬大權。對獨霸一方的節度使，採取「稍奪其權，制其錢谷，收其精兵」的辦法，逐步從地方調回都城任閑職，其原領州郡由朝廷控制，委派文官任知州、知府，直接對朝廷負責。規定地方財政每年賦稅收入，除支度給用外，凡屬錢幣之類，「悉輦送京師」。經過改革，宋朝專制主義中央集權得到強化。這對政治穩定，結束分裂局面和經濟的發展創造了有利的條件。但是高度中央集權也帶來「強干弱枝」，地方權憲太小，軍隊戰鬥力削弱等消極後果。

中期(公元998年－公元1099年)即宋真宗至宋哲宗統治時期。這一時期是北宋歷史上一個重要的發展階段。由於實施兩稅法、代役制和租佃制等新的經濟制度，從而激發了廣大農民的生產積極性。隨之而來的是：人口的增加，墾田面積的擴大，鐵制工具製作進步，耕作技術的提高，農作物的種類和產量倍增等等。據統計，宋太宗至道三年(公元997年)，北宋戶籍上有523萬多戶，而到宋仁宗嘉八年(公元1063年)，北宋戶數已逾1246萬多戶。宋太宗至道二年(公元996年)，耕地有3億多畝，而至宋真宗天禧五年(公元1021年)，增至5.2億多畝。農業經濟的迅速發展促進了手工業、商業的發展。北宋的造船、礦冶、紡織、染色、造紙、制瓷等手工業，在生產規模和技術上都超過了前代。商業市場打破了舊的格局，大小城鎮貿易盛況空前，紙幣的出現及廣泛使用，具有劃時代的意義。這一時期也是宋代科技文化的繁榮時期。尤其是聞名於世的指南針、印刷術和火葯三大發明，開發和應用主要是在這個階段。然而，這一時期也是社會矛盾日益嚴重的時期。軍隊數量猛增，官僚機構龐大，土地兼並加劇，使國家財政連年虧空，出現積貧積弱的局面。對此，宋朝政府也試圖進行改革，以扭轉危機四伏的局面。北宋改革影響最大的是宋仁宗時期的慶歷新政和宋神宗時期的王安石變法。結果，兩次改革收效甚微，北宋逐步走向衰落。

後期(公元1100年－公元1127年)即宋徽宗、宋欽宗統治時期。這一時期是北宋王朝最腐朽黑暗的階段。由於社會生產遭到嚴重破壞，眾多的農民傾家盪產無以為生，紛紛起事反抗暴政。其間以方臘、宋江先後領導的起義影響最大。內憂不已，外患又起。北宋長期與遼、夏、金爭戰不休。與西夏戰事剛止，金軍又大舉南下。靖康元年(公元1126年)，金軍攻佔開封。次年二月六日，廢宋帝，北宋亡。

北宋的文化：

一，蘇詩與北宋文化的議論精神

歐陽修《鎮陽讀書》詩雲：「開口攬時事，議論爭煌煌。」[1] 曾鞏「議論古今治亂得失賢不肖，必考諸道，不少貶以合世。」[2] 程頤「以天下自任，論議褒貶，無所規避。」[3] 嚴羽《滄浪詩話·詩辨》：謂「近代諸公」「以議論為詩」。[4] 《宋史》卷173《食貨志》序論稱：「世謂儒者議論多於事功，若宋人之言食貨，大率然也。」陳邦瞻《宋史紀事本末》卷56載：「宋人議論未定，（金）兵已渡河。」「議論」二字，道出了北宋文化精神至為突出的一大特色。

形成北宋文化這種議論精神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歸納起來，大致有以下幾個層次：一，與北宋政府寬宏的文化政策有關；二，與北宋諸帝文化修養高、尊重優容文士有關；三，與文官政治制度在北宋能得以全面確立有關；四，與北宋為加強中央集權並牽制相權而制定的台諫制度有關；五，與北宋為鞏固政權而提倡直諫、鼓勵議論和大開言路有關；六，與北宋科舉制度廢詩賦、試策論的改革有關；七，與北宋時期科舉考試提供的更加平等自由的競爭機會有關。

北宋文化的議論精神由北宋文化的核心——宋學發軔，正如陸游所言：「唐及國初，學者不敢議孔安國、鄭康成，況聖人乎？自慶歷以後，諸儒發明經旨，非前人所及。然排《系辭》、毀《周禮》、疑《孟子》、譏《書》之《胤征》《顧命》、黜《詩》之序，不難於疑經，況傳、注乎？」[5] 由此擴展，宋人不僅議學問、論經術，而且議時事、論政治；不僅與今人議論，而且找古人爭辯。學術、政事、文學，甚至在繪畫領域，也折射出這種議論精神。蘇軾稱論畫求「常理」[6]；沈括言書畫之妙在乎「造理入神」[7]；米友仁雲：「子雲以字為心畫，非窮理者其語不能至是，是畫之為說，亦心畫也。」[8] 等等，曰「常理」，曰「造理」，曰「窮理」，「理」正是北宋文化議論精神的核心命題。這里的繪畫之「理」，同蘇軾所謂「物一理也」[9] ，同蘇轍所謂 「萬物同一理」[10]、「萬物一理」[11] 一樣，都從一個側面反映出北宋文化的議論精神。蘇軾《鳧繹先生詩集敘》盛稱顏太初詩文「言必中當世之過」[12]、蘇轍《東坡先生墓誌銘》謂蘇軾「論古今治亂，不為空言」，與北宋文化議論精神的脈搏，正是同起同落的。蘇軾《春秋論》雲：「而聖人豈有以異乎人哉？不知其好惡之情，而不求其言之喜怒，是所謂大惑也。」[13] 這一議論，對那些奉先秦經典若神明的漢唐經學，不啻振聾發聵之當頭棒喝。

議論化，是蘇詩的突出特色。較早指出蘇詩這一特色的是宋人張戒，張戒論詩主張詞婉意微、不迫不露。從這種貴含蓄的主張出發，他在《歲寒堂詩話》里批評道：「子瞻以議論作詩，……學者未得其所長，而先得其所短，詩人之意掃地矣。」[14] 更系統而有影響的批評是嚴羽提出的，其《滄浪詩話·詩辨》主張：「所謂不涉理路，不落言荃者，上也。詩者，吟詠情性也。盛唐諸人唯在興趣，羚角掛角，無跡可求。故其妙處透徹玲瓏，不可湊泊，如空中之音，相中之色，水中之月，鏡中之象，言有盡而意無窮。」接著，他針對蘇、黃指出：「近代諸公乃作奇特解會，遂以文字為詩，以才學為詩，以議論為詩。」[15] 以後，很多論者都將議論化作為蘇詩缺憾加以詬病。究其原因，不外有二：

其一，預設立場，以唐詩(尤其是盛唐詩)為正法眼藏、鄉音鄉味。在他們心中，以唐詩為代表的主情性、不主議論的審美趣味，已成為積淀頗久的標准和習慣。以這種思維定勢去讀蘇詩，即使其議論超妙英發，至矣、工矣，終覺是旁門左道、殊方蠻語，不是吾鄉之唐音正聲、詩人之抒情本色。

其二，雖然在蘇詩中，議論化並非意味專用議論，純務理語，如玄言詩和理學詩一樣，但在蘇詩之後的江西詩派末流、道學家和偈子詩那裡，議論與形象、情感割離脫節，被推到「理障」的極致，蘇詩便被認為是始作俑者而備受不明不白的指責。

就第一點而言，唐音、宋調各有其勝，前人之論備矣。就第二點而言，其實，蘇詩的議論化並非無源之水、無本之木，葉燮《原詩》中指出：「從來論詩者，大約伸唐而絀宋。有謂『唐人以詩為詩，主性情，於《三百篇》為近；宋人以文為詩，主議論，於《三百篇》為遠』。何言之謬也! 唐人詩有議論者，杜甫是也，杜五言古，議論尤多。長篇如《赴奉先縣詠懷》《北征》及《八哀》等作，何首無議論! 而以議論歸宋人，何歟？彼先不知何者是議論，何者為非議論，而妄分時代邪! 且《三百篇》中，二《雅》為議論者，正自不少。彼先不知《三百篇》，安能知後人之詩也! 如言宋人以文為詩，則李白樂府長短句，何嘗非文! 杜甫前、後《出塞》及《潼關史》等篇，其中豈無似文之句! 為此言者，不但未見宋詩，並未見唐詩。村學究道聽耳食，竊一言以詫新奇，此等之論是也。」[16] 沈德潛《說詩晬語》襲之，而略雲：「人謂詩主性情，不主議論，似也，而亦不盡然。試思二《雅》中，何處無議論？老杜古詩中，《奉先詠懷》《北征》《八哀》諸作，近體中《蜀相》《詠懷》《諸將》諸作，純乎議論。」[17] 細思起來，《詩經》中議論之端倪豈止《二雅》，它如《伐檀》《相鼠》《七月》《碩鼠》，都可稱典型的以議論入詩。漢魏以降，趙壹《疾邪詩》、班固和左思《詠史》、曹操《步出夏門行》、鮑照《擬行路難》及陶潛的諸多詩篇，也充滿議論之辭。初唐陳子昂《登幽州台歌》絕唱千古，乃純乎議論。李白《蜀道難》開篇便：「噫，吁噓! 危乎高哉! 蜀道之難，難於上青天!」中間亦不乏議論。杜詩除沈德潛提及外，還有《戲為六絕句》《題王宰畫山水圖歌》《殿中楊監見示張旭草書圖》等，更將以議論入詩在論詩題畫領域中加以弘揚。其後，韓愈以文為詩、將文之議論入詩之作，白居易議論痛快、以理為勝之作，實已開宋詩議論化之門戶。至北宋，「國初沿襲五代之餘，士大夫皆宗白樂天詩。」[18] 到了「歐梅蘇王」， 杜、韓受推重，此時宋詩中議論化傾向已頗成氣侯。《宋詩鈔·臨川集》小序直言：「(王安石詩)獨是議論過多。」從上述不絕如縷的詩歌發展線索中，不難看出以議論入詩從孕育、產生到發展的歷史演變進程。有了這樣的歷史，蘇詩的議論化上祧《詩經》、中承陶潛等漢魏詩人之作，近繼李、杜、韓、白之詩的淵源也就一目瞭然了，可以說，蘇詩議論化正是上述固有詩歌傳統的繼承與發揚。

蘇詩的議論化固然有著上述詩歌傳統的歷史淵源，但它能成為代表有宋一代詩歌的最突出的特色，則更有著北宋文化議論精神直接而深刻的時代影響。北宋文化的議論精神當然與前述文化政策等七項外在因素有關，但說到這種議論精神之於蘇詩的影響，其關系尚未直接觸及。譬如，唐代也可謂思想解放、政治寬弘了，為何唐詩卻不以議論見長呢？究其實質，議論精神在有宋一代的特定涵義是通過尚思辨、主理意的理性主義文化精神來集中體現的，而這才是唐型文化中真正缺少的精神元素，這也正是兩種文化的重要區別所在。有唐一代雖於儒、釋、道兼收並蓄，但在中國哲學史上，唐代唯有佛教思想相對繁榮，而儒、道思想相對冷寂，尤其是對於傳統文化中具有核心地位的儒學，唐人多重註疏而輕義理，從總體水平看，其哲學思辨的發達程度，其學術思想的批判意識和理性主義精神都遠遜於趙宋。

可以說，宋型文化代表了傳統文化中理性因素的高揚，唐型文化代表了傳統文化中感性因素的高揚。宋型文化鍛鑄而成的，是對生命宇宙的思省，是對直覺感性的體悟，因而即使有粲若春花的生命情調，最終也常常歸於淡泊澄觀、寶光內蘊的人文境界。而唐型文化噴薄而出的，是對生命宇宙的歌詠，是對直覺感性的觸動，因而即使有經驗的理性思考，在表現形式上也往往還原為感性的意象。這種差別既有特定的政治、經濟等時代背景的不可抗拒的影響，同時也是中唐以來傳統文化革故鼎新的必然結果，而其中尤為重要的一個因素，則是主導文化發展的制動權已由世族手中轉移到庶族那裡。盛唐帝國由世族階層主導的文化精神，與其天宇開張的氣魄和武功相一致，是那種發散與昂揚的風貌，大力搏控，在醇酒美人、狂呼高歌中迸發出生命旺盛向上的火焰；北宋王朝由庶族知識分子展示的文化精神，與其積貧積弱的國勢相適應，是那種凝煉與沉潛的風貌，誠篤內省，在茶茗與書卷中慢啜深品，體味宇宙人生的至奧。

蘇軾詩如晴雨表一樣，敏感地反映出這種時代文化精神的遷移與嬗變，並主動適應理性化時代主題的需要與召喚，發揚漢儒以來美刺觀的詩學傳統，同時注意捨去其純教化的蒼白觀念，將魏晉六朝以來窮情寫物的審美主義融入其創作思維，「狀難寫之景，如在目前；含不盡之意，見於言外」[19]；發揚言志寫意精神之際，不廢詠物壯景之工。一方面，接受情景相生與思理議論之間固有的差別；同時，開始摸索將意興思理同性情興象有機融合、相互滲透，力圖系隱喻和意會於議論言傳，含不盡之意於抒情寫景。因此我們說，蘇詩的主要貢獻不在於舍棄宋以前的「詩要用形象思維」的傳統，代之以抽象無味的議論，而在於合理繼承形象思維的傳統，同時反映並發揚本時代文化的議論精神。反映時代精神，才能代表時代；發揚時代精神，才能領導時代。在這一點上，正由於蘇詩的議論化適時反映並發揚了北宋文化的時代精神，因而才代表並領導了中國古典詩歌由唐音轉為宋調這一歷程在藝術風格和氣象上的新的探索。也正由於此，蘇詩擴展了古典詩歌原有的表現范圍，增強了古典詩歌原有的表現能力，從而開拓出古典詩歌另一種境界。這種境界使人感受和體會到：詩的魅力不僅可以在於情景交融，也可以在於意興生發。

我們說，性情的抒發固然是詩歌的基本特徵之一，但從精神分析學看，人的心理世界是一個復雜而有機的整體系統，知、情、意、直覺、理智、潛意識之間沒有判然相隔的楚河漢界。在審美活動中，它們尤其是相互滲透和溝通著的。在詩歌的基本構成因素中，形象因素、情感因素、知性因素、理智因素的任何一種發生傾斜變化，都會導致詩歌風格、氣象的不同。蘇軾曾說：「始以奇趣為宗，反常合道為趣。」[20] 蘇詩正是蘇軾這種美學理想和追求的具體體現。感性因素和知性因素都是詩歌系統中不可缺少的，蘇詩以議論化入詩，將後者加以突出、強調和傾斜，反唐音之常，創宋調之趣。理趣就是這「趣」的重要表現之一，而議論就是這理趣的重要表現之一。

退一步講，議論與詩雖然屬於兩個不同的范疇，但並非水火不容。前者作為一種表現手法，與抒情、敘事等相並列；後者作為一種文學體裁，與散文、辭賦等相對舉。兩者如同「文以載道」和「詩以言志」的關系相似，看似針鋒相對，實則水米無干，甚或羽翼相輔。每種文學體裁都可以通過議論的手法表達；每種表現手法都不妨運用於詩。也許存在某種表現手法更適合某種文學體裁的問題，但表現手法與文學體裁、議論與詩之間並沒有天然的鴻溝。如果需要，詩可以議論，議論可以詩化，只要運用得當，完全可以各得其所，充分恰切地表現出各自的極詣。

從詩歌內部著眼，陳陳相因絕非詩歌藝術應有的發展途徑。北宋前期對唐詩模式一味模仿、襲用，而且取己所好，十分偏頗。所以，無論是白體、西昆體、晚唐體，最終都是曇花一現，影響有限。范仲淹說他們：「學步不至，效顰則多，以至靡靡增華，愔愔相濫。」[21] 梅堯臣稱：「邇來道頗喪，有作皆空言。煙雲寫形象，葩卉詠青紅。」(《答韓三子華……》） 那種廓敷空洞的言情寫景，確實已經難以適應宋人窮形盡相、致知格物的新的審美趣味。時代迫切需要詩歌在審美觀念和意識上有一場新的革命。

從詩歌之外的其它文學體裁看，這一時期古文運動的再度興起和宋詞的崛起壯大，兩面夾攻，促使宋人寫詩在創作和觀念上，不得不沿著新的道路開拓。詞在抒寫要渺的情思方面令宋詩自愧弗如，只好放棄一部分抒情的疆域，轉而占據寫意的一部分領土；古文運動更進一步加速了以文為詩的步伐，打通了詩文兩種體裁之間的隔膜。前者使宋詩在內容方面從抒情上退卻，後者使宋詩在形式方面的「破體」(散文化)上前進。二者合力，促成了古典詩歌史上的一次新的解放。

於是，這場革命的旗手和這次解放的領袖蘇拭便應時而出了。政治家和蜀學派巨子的雙重身份，是蘇詩得以以議論擅場的重要因素。蘇軾自小就「奮厲有當世志」（蘇轍《東坡先生墓誌銘》），成為北宋政治舞台上的積極參與者之後，更力倡「詩須要有為而作」（《題柳子厚詩二首》其二）；「緣詩人之義，託事以諷，庶幾有補於國」（蘇轍《東坡先生墓誌銘》）；「精悍確苦，言必中當世之過」（《鳧繹先生詩集敘》）；「寓物托諷，庶幾流傳上達」（《乞郡札子》）。他還說：「清新似庭燎，雖美未忘箴」（《次韻朱光庭喜雨》）、「春秋古史乃家法，詩筆離騷亦時用」（《過於海舶得邁寄書酒……》）。其中表現出的蘇軾對詩與政關系的認識，與杜甫、白居易以來的新樂府精神是一脈相承的。而「早歲便懷齊物志，微官敢有濟時心」（《和柳子玉過陳絕糧》）、「豈敢便為雞黍約，玉堂金殿要論思」（《次韻蔣穎叔》）的政治抱負和決心，愈發使議論在蘇詩中得以大放厥詞。

有名的烏台詩案就是因為蘇詩中的議論引發的，宋·朋九萬《東坡烏台詩案》錄《監察御史里行舒亶札子》里說：「蓋陛下發錢以本業貧民，（蘇軾）則曰『贏得兒童語音好，一年強半在城中』；陛下明法以課試郡吏，則曰『讀書萬卷不讀律，致君堯舜知無術』；陛下興水利，則曰『東海若知明主意，應教斥鹵變桑田』；陛下謹鹽禁，則曰『豈是聞韶解忘味，邇來三月食無鹽。』其他觸物即事，應口所言，無一不以譏謗為主。」[22] 政敵的摭摘，固多牽強附會、深刻求之，例如王珪對蘇軾《王復秀才所居雙檜二首》其二的曲解，連宋神宗都不以為然。[23] 但，參以《宋詩紀事》卷二十一所列烏台詩案中諸作，多涉政事，謂其有影射譏評之隱意，也並非全然無據。《後山詩話》就曾評說道：「蘇詩始學劉禹錫，故多怨刺。」[24] 官場失意，屢遭貶謫之後，坎坷的境遇使蘇軾對社會、對人生有了深刻的認識和體察，詩中議論更成為其總結以往，鑒戒今世，消解悲情，自我超脫的有效武器和途徑。

作為蜀學派巨子，蘇軾於思辨哲學有深造自得，於儒、釋、道亦融會貫通，功力不淺。黃庭堅稱蘇軾「深入理窟」[25]；秦觀也說：「蘇氏（東坡）之道，最深於性命自得之際。」[26] 而最了解他的胞弟蘇轍，回顧蘇軾的為學之道時說：「初好賈誼、陸贄書，論古今治亂，不為空言，既而讀莊子，喟然嘆息曰：『吾昔有見於中，口未能言，今見莊子，得吾心矣。』……­後讀釋氏書，深悟實相，參之孔老，博辯無礙，茫然不見其涯也。」（《東坡先生墓誌銘》）宏通廣博的才學，深造自得的識見和雄厚的文化素養無疑成為蘇詩議論化成功的內在根底。

『柒』 中國歷史經過了多少年

從有文字記載的夏朝開始，我國歷史上經歷了夏、商、周、春秋、戰國、秦、漢、三國、晉、南北朝、隋、唐、宋、元、明、清等主要朝代。

夏朝的起止年代沒有可靠的文字記載，根據資料推算，大約是從公元前二一○○年到公元前一七六○年，共存在四百多年。
商朝的起止年代也沒有搞清楚，大約是公元前一七六○年到公元前一一二○年，共存在六百多年。
周朝分好幾個階段。開始一段叫西周，從公元前一一二○年至公元前七七一年，共約三百五十年。接著是東周，從公元前七七○年至公元前二四九年，共有五百二十二年。其中前三百六十年諸侯稱霸，稱為春秋時代，後一百八十年七國爭雄，稱為戰國時代（戰國最後的二十八年東周已經滅亡）。
秦朝從公元前二二一年統一中國起，到公元前二○七年滅亡止，只存在十五年。
漢朝的前期稱西漢，從公元前二○六年至公元八年，共二百一十四年。後期稱東漢，自公元二十五年至二二○年，共一百九十六年（西漢、東漢之間有王莽稱帝等）。
東漢以後，西晉統一前，我國歷史上出現分裂局面，魏、蜀、吳三國鼎立，稱為三國時代，從公元二二○年到二八○年，共六十一年。
晉朝也分為西普、東晉兩個階段。西普從二六五年到三一六年，共五十二年。東晉從三一七年到四二○年，共一百零四年。
從東晉滅亡到隋朝統一這一段時期，歷史上叫南北朝時代，全長一百七十年。
隋朝從五三九年統一中國起到六一八年止，全長三十年。
唐朝從六一八年起到九○七年止，共二百九十年。
唐朝以後，我國歷史上又出現了分裂局面，這個時期叫做五代十國時期，從九○七年到九七九年，共七下三年。
宋朝也分為兩個階段，前一個階段稱北宋，從九六○年到一一二七年，共一百六十八年。後一個階段稱南宋，從一一二七年到一二七九年，共一百五十三年。
元朝從一二七九年滅南宋起到一三六八年止，共九十年。
明朝從一三六八年起，到一六四四年止，共二百七十七年。
清朝從一六四四年入關算起，到一九一一年辛亥革命時被推翻止，全長共二百六十八年。

我國近代史從什麼時候開始？

我國近代史是從一八四○年開始的。在這以前，中國社會是一個封建社會；在這以後，中國一步一步地變成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產生這個變化最重要的原因，是帝國主義侵入了中國。
一八四○年，英國發動了侵略中國的「鴉片戰爭「，這以後，各帝國主義國家又連續不斷地發動了很多次侵略中國的戰爭。這些侵略強盜用戰爭打敗了中國，隨後就強迫中國訂立不平等條約，侵佔中國許多領土，取得了很多經濟、政治、軍事和文化的特權，任意在中國駐扎軍隊，開辦工廠、銀行，控制中國的海關、對外貿易、通商口岸，隨便在中國傳教，辦報紙，辦學校用進行其他文化侵略。為了壓制中國人民的反抗，侵略強盜和中國反動封建統治者勾結起來，使中國的封建地主階級變成它們統治中國的支柱。就這樣，中國從一個獨立的國家，逐漸變成了一個半殖民地的國家。
另一方面，帝國主義、外國資本主義的入侵，也破壞了中國的封建經濟。農民和手工業者大批破產，商品經濟逐漸發展，又出現了一種新的，就是資本主義的生產關系。中國社會里，除了原先的地主階級和農民階級之外，又出現了兩個新階級：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中國社會已經不再是一個完整的封建社會，而是半封建社會了。
鴉片戰爭以後的中國，就是這樣從一個獨立自主的封建國家，變成了一個帝國主義及其走狗——中國封建勢力統治下的半殖民地半封建國家，並且一天天走上了殖民地化的道路。
但是，中國人民有著光榮的革命傳統，絕不甘心帝國主義及其走狗的黑暗反統治。從外國侵略者向我國發動進攻的時候起，中國人民也就同時開始了反抗外國侵略者及其走狗的斗爭。一部中國近代歷史，就是中國人民不屈不撓反抗帝國主義侵略和封建主義統治的光輝歷史。（汝豐）

林則徐和虎門銷煙

一八四○年鴉片戰爭以前，中國在清朝封建專治統治下，政治腐敗，軍備廢弛，財政困難，土地兼並劇烈，農民起義頻繁。清王朝象一座即將傾倒的大廈，搖搖欲墜。這時，西方各國已發展到資本主義較高階段，特別是英國有「世界工廠」和「海上霸主」之稱。它迫切需要開發更廣大的商品市場。地大物博、人口眾多的中國就成了它眼中的一塊肥肉。為了打開中國的大門，它竟然用鴉片作為侵略工具，把鴉片大量運到中國傾銷。
罪惡的鴉片貿易，給中國人民帶來了深重的災難。煙毒很快泛濫全國。上至官吏，下至士兵，國內吸毒者多達二百萬人，嚴重影響了清朝軍隊的戰鬥力。鴉片貿易還使中國白銀大量外流，銀階上漲。農民出售產品得來的是銅錢，交稅卻必須摺合成大量的銀兩，結果勞動人民的負擔大大加重，清政府國庫也日益空虛。
廣大人民強烈要求嚴禁鴉片，清政府中一些政治上敏感而又開明的官員也紛紛提出禁煙主張，湖廣總督林則徐就是其中最著名的代表。一八三八年，林則徐給道光皇帝上書，痛切指出如果不把鴉片嚴加禁絕，將來國家不但無人可以當兵，而且也將無錢維持財政開支。林則徐的正義主張深得人，道光皇帝也不得不考慮，如果不禁煙，他的寶座就會被鴉片沖垮。於是他採納禁煙主張，派林則徐為欽差大臣，到販毒活動的中心——廣州查禁鴉片。
一八三九年三月，林則徐到廣州，一到就明確宣告：鴉片一天不禁絕，一天不回北京，一定要全始全終，決不半途而廢。接著，他收繳鴉片，捉拿漢奸，嚴懲貪官污吏，逮捕破壞禁煙的英國煙商顛地。轟轟烈烈的禁煙運動開展起來，英美鴉片販子被迫交出鴉片二萬余箱，共二百三十七萬余斤。
一八三九六月三日，林則徐在虎門鎮口村前的海灘上，主持了舉世聞名的虎門銷煙。這一天，虎門人山人海，三聲炮響，兵勇們把水放入禁煙池內，加入食鹽成為濃鹵，隨後拋入鴉片浸泡半日，再投進石灰。頓時，池內沸騰，虎門灘頭煙霧沖天，一箱箱鴉片化為渣沫。到六月二十五日，二百多萬斤鴉片全部銷完。
虎門銷煙是一件驚天動地的壯舉，它向全世界顯示了中華民族不畏強暴堅強意志。從此，揭開了近代中國人民反封建偉大斗爭的序幕。（張林娜）

中國近代史上第一個不平等條約——南京條約

虎門銷煙的消息傳到英國，引起了很大震動，英政府決定發動對華戰爭。一八四○年六月，英國派遣侵略軍隊四千人（後增至一萬五千人），攜帶五百多門大炮，他乘四十八艘戰艦，同喬治·懿律率領，侵入廣州海面。第一次鴉片戰爭爆發了。
廣東沒海軍民在林則徐親自指揮下，嚴密防守，使英國侵略軍撈不到一點便宜，它只好改為進犯福建，又遭到閩浙總督鄧廷楨的迎頭痛擊。可是腐敗的清政府在其他港口不作任何抗敵准備，致使英國軍攻佔浙江定海，接著沿海北上，進犯大沽口，直接威脅天津。道光皇帝張皇失措，馬上轉向投降派的立場，斥責林則徐「貪功啟釁」，「誤國病民」，並派直隸總督琦善去向侵略者求和。
琦善抵達廣東後，拆除沿海工事，解散招募的丁勇，並與英國訂立了喪權辱國的《穿鼻草約》，答應永遠割讓香港，賠償煙價和開放廣州等苛刻條件。同時道光皇帝將林則徐、鄧廷楨革職充軍，想以此來解侵略者的焚煙之恨。
可是英政府並不滿足，
又進一步擴大侵華戰爭，先後攻陷廈門、鎮海、寧波等地。道光皇帝大為恐慌，派盛京將軍耆英為欽差大臣，會同原兩江大臣總督伊布里前往浙江議和。英國依丈戰爭中取勝的優勢，對清廷求和要求不予理睬，繼續攻陷吳淞口、鎮江，英艦直逼南京城下。道光皇帝心驚肉跳，發出了對侵略者「所求無不允准」的聖旨，讓耆英等大膽賣國。一八四○年八月十九日耆英等在南京與英國侵略者簽訂了出賣中華民族權益的《中英南京條約》，主要內容是：一、割與香港；二、賠款二千一百萬銀元；三、開放廣州、廈門、福州、寧波、上海五口通商；四、英商可與中國商人自由貿易；五、中國海關抽收進出口貨物稅須與英方議定，不得隨意變更。
《南京條約》簽訂後，美國、法國相繼效仿，脅迫清廷簽訂了中美《望廈條約》、中法《黃埔條約》，規定美國、法國享受《南京條約》中除割地、陪款外的一切特權。後來，沙俄、葡萄牙、荷蘭等國也爭相要求各種特權。後來，沙俄、葡萄牙、荷蘭等國也爭相要求各種特權，清廷一概允准。
《南京條約》是我國近代史上第一個不平等條約，標志著中國遭受外國資本主義奴役的開始。中國從此一步一步淪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張林娜）

金田起義

鴉片戰爭以後，封建壓迫和外國資本主義侵略，把中國人民推向了更加苦難的深淵。人民群眾走投無路，只有起來反抗。從一八四四年到一八四九年，全國各地農民起義此起彼伏，終於在一八五一年爆發了革命，領導這次革命的是洪秀全。
洪秀全，廣東花縣官祿布為，生於農民家庭，當過農村私塾教師，也曾幻想通過科舉取得功名，先後四次應考都沒考中，由此逐漸看到了科舉制度的腐朽和封建社會的黑暗。鴉片戰爭失敗，更激發了洪秀全的革命激情。一八四三年，他利用西方基督教的形式，創立了革命團體——拜上帝會。第二年年初，洪秀全和拜上帝會最早信徒馮雲山從廣東前往廣西宣傳革命和發動群眾。開始成效不大，洪秀全便返回花縣，從事理論著述。馮雲山則進入紫荊山區進行艱苦的革命組織工作。
紫荊山在廣西平縣金田村附近，山深林密，地勢險要，居住者大都是種山燒炭的貧苦農民。馮雲山進入山區後，同許多受苦人結成了朋友。經過艱苦的活動，在群眾中建立和發展了拜上帝會組織，紫荊山成了革命起義
的根據地。
一八四七年，洪秀全完成了他的理論著述來到紫荊山區。這時拜上帝會已發展到三千餘人。洪秀全一面向群眾講述他寫的《原道救世訓》等三篇革命文獻，一面率領群眾搗毀廟宇，煞地主階級威風。在斗爭中，逐漸形成了以洪秀全、馮雲山、楊秀清、肖朝貴、韋昌輝、石達開為首的革命領導核心，拜上帝會也得到迅猛發展，從紫荊山區擴大到周圍各縣以及廣東各地。
拜上帝會同地主團練間的斗爭越來越尖銳，引起了清朝政府的注意。雙方劍拔弩張，金田村已成為一觸即發的革命火山。洪秀全、馮雲山等加緊製造武器，同時發布總動員令，號召各地會眾迅速向金田集中，准備起義。無數涓涓細流，終於匯集成洶涌澎湃的革命洪流。一八五一年一月十一日，洪秀全在金田村莊嚴宣布起義，震撼世界的農民革命爆發了。
金田起義，建號太平天國。義旗所向，遍及十八個省，斗爭達十八年之久，達到了我國舊式農民革命的頂峰。（張林娜）

第二次鴉片戰爭與火燒圓明園

北京西北清華大學附近有一片廢墟，叫作圓明園。一百多年前，這是清朝明皇帝的一座極為精美的大花園，比現在的頤和園學要漂亮得多。那裡面有宮殿祠廟、亭台樓閣，有中西風格的精美雕塑，還有無價的文物珍寶。清朝皇帝用了近二百年才營建起來的這座世界上少有的壯麗宮宛，卻在一八六○年被英法侵略軍一舉焚毀。
一八五三年，太平天國定都天京（南京），不但打擊了清王朝，也引起了英法美等國的極度恐慌。它們開始自稱「中立」，派公使到天京誘脅太平天國承認它們在中國的特權。遭到了太平天國嚴詞拒絕後，它們便趁政府急危之時，先用武力馴服清政府，然後協助清政府絞殺太平天國革命，以擴大它們在第一次鴉片戰爭中年得到的權益。
一八五六年，英國借口中國水師在一艘名叫「亞羅號」的中國走私船上逮捕水盜，污辱了英國國旗；法國也借口一個傳教士在廣西內地被殺，兩國共同向中國挑起了第二次鴉片戰爭。這一行動得到了美國和沙俄的支持。
一八五七年十二月，英法侵略軍攻陷廣州，俘虜了清朝兩廣總督葉名琛，接著北犯大沽口，直撲天津。咸豐皇帝驚慌失措，只能乞降，全部接受了侵略者提出的東西方條件：向英法兩國賠款，開放南京、漢口、九江等地為通商口岸，外國傳教士可入內地自由傳教，各國派公使駐北京等等，這便是《天津條約》。
一八五九年六月,英法公使前往北京交換條約,清政府要他們從北塘登陸進京,他們卻強行率軍艦闖進大沽口,遭到中國守軍痛擊,大敗南返.一八六○年八月,英法侵略軍重整旗鼓,再次北上,攻佔大沽口和天津,直逼北京.咸豐皇帝匆匆忙忙逃往熱河.十月,侵略軍佔領北京,大肆燒殺搶掠.圓明園內的珍寶文物\書畫古董,都被搶奪一空.為了掩飾這個罪惡野蠻的行為,強盜頭子下令燒毀全園.一時煙霧迷漫,火勢三天三夜不熄.一座世界聞名園,就這樣在侵略者的野蠻搶奪下,化為焦土.這是祖國文化史和人類文化史上無可估量的損失。.
清政府在敵人威逼下,又一次屈膝投降,與英法兩國分別簽訂了《北京條約》,除全部承認《天津條約》外,又給英﹑法各賠款八百萬兩,並增開天津為商埠,將九龍割給英國.中國從此喪失了更多的主權。.

太平洋痛打洋槍隊

太平天國建都在天京後,北伐西征,取得了偉大勝利.一八六○年繼續向蘇浙進軍,兵鋒直指上海.這時上海已成為通商口岸,外國侵略者在這兒建立了租界.許多清朝官僚地主逃亡上海,他們面對太平軍的凌厲攻勢,異常驚慌,極力慫恿外國侵略者出兵干涉,於是外國侵略者一面以武力威脅太平軍「勿攻上海,否則打擊」,一面由美國流氓華爾出面招募洋人,成立一枝洋槍隊,專門對抗太平軍.。
八月，太平軍進攻松江。華爾率洋槍隊迎戰，被打的落花流水，華爾也身中五槍，狼狽逃回上海。太平軍乘勝追擊，進抵城郊。這時，英法侵略軍只好公開參戰。由於敵我力量懸殊，太平軍被迫退卻。
一八六二年初，太平軍兵分五路，又一次向上海進軍。華爾的洋槍隊，改用中國人當兵，外國人當官，人數發展到五千人，加上英法侵略軍四千人，清軍一萬人，互相配合，共同向上海郊區高橋的太平軍反撲。太平軍奮起還擊，打傷洋槍隊副領隊白齊文，華爾和英海軍提督何伯幾乎被活捉。洋槍隊和外國侵略軍用炮火猛烈轟擊，太平軍不得不從高橋退出。清政府為此賞給華爾三品頂戴，並把洋槍隊改名為「常勝軍」。上海的大買辦楊坊竟恬不知恥地把女兒獻給華爾做老婆。
一八六二年五月，太平軍第三次向上海進軍，攻克了嘉定，並向青浦進軍。華爾急忙派「常勝軍」。救援，遭到迎頭痛擊，「常勝軍」副領隊法爾思德被太平軍活捉。太平軍連續作戰，乘機進攻，攻克了除松江以外的上海附近各縣。「常勝軍」成了常敗軍。華爾最後在浙江慈溪戰斗中被太平軍擊斃。這個罪惡累累的強盜終於受到了應有的懲罰。（林納）

鎮南關大捷

現在廣西壯族自治區與越南交界的地方，有一座險要的關隘，叫友誼關，過去稱鎮南關。一八八四年中法戰爭,這里曾是聞名國內的重要戰場。
一八八三年，法國向越南侵略，並以越南為跳板，向中國發動了侵略戰爭。廣西前線的清軍在清政府投降路線的影響下，軍心渙散，全線瓦解，鎮南關為法國侵略軍佔領。法軍統帥尼格里派人在廢墟上插塊牌子，狂妄的寫道：「廣西的門戶已不在存在了！「鎮南關周圍的我國群眾針鋒相對，在關上奮筆直書：「我們將用法國人的頭顱，重建我們的門戶！」在人民群眾反侵略熱潮的激勵下，以馮子材為首的愛國清軍積極展開了抗法斗爭。
馮子材是廣東欽州人，早年曾參加農民起義，後投降清朝，被任為廣西提督，一八八二年因年老多病還鄉。法國的猖狂侵略，激發了他的民族情感，主動重返前線，奮起抗法。
馮子材到達前線，一面收集潰兵，穩定軍心；一面招募民間丁勇，積極團結邊防其它部隊，鼓勵軍民保衛國家，並在距鎮南關內十里的關前隘沿著山麓修築一道三里多的長牆，挖掘長壕，以備攻守。
一八八五年三月二十三日，法國侵略軍大舉進犯，馮子材率部下沉著應戰，不斷打退敵人進攻，激戰終日，相持不下。次晨，大霧彌漫，法軍在絕對優勢炮火的掩護下，分兵三路，猛撲長牆。炮聲震谷，槍彈雨集，長牆幾乎已被突破，形勢萬分危急。在這千鈞一發的緊要關頭，七十歲的馮子材以帕包頭，腳穿草鞋，手持長矛，一躍而出，全軍將士也一齊沖入敵陣，人人奮勇爭先，刀劈槍挑，法國侵略軍旗靡陣亂。這時關外的中越群眾一千多人也沖殺前來，里應外合，法國侵略軍全線崩潰，倉惶逃命。馮子材率軍乘勝追擊，斃敵官兵一千多人，法軍統帥尼格里也身受重傷。鎮南關清軍取得大捷，這在中國近代史上是罕見的。
法軍潰敗的消息傳到巴黎，法國菇費理內閣被迫下台，新成立的內閣急切期望與清政府妥協求和。而以慈禧太後為首的清政府害怕戰事延續下去會損害他們享樂苟安的生活，也想乘勝求和，於是派人與法國簽訂了不平等的《中漢議和條約》。打了勝仗還要投降，這真是千古奇聞，充分反映了清政府投降賣國的丑惡嘴臉。（林納）

沙俄強占我國大片領土

沙皇俄國早在十九世紀三、四十年代就加緊了對中國東北黑龍江流域地區的侵略。第一次鴉片戰爭以後，沙皇尼古拉一世任命穆拉維約夫為東部西伯利亞總督，指示他加緊部署吞並黑龍江的軍事行動。一八五○年，穆俄維拉地派海軍上校涅維爾斯科伊率兵佔領黑龍江入口處的廟街，一八五四年強佔了中國領土庫頁島，一八五四年到一八五七年間，沙俄侵略軍大規模武裝入侵黑龍江地區，強占海南泡等地，設立哨所，修築炮台，企圖長期佔領。
第二次鴉片戰爭期間，穆拉維約夫乘英法侵略軍進犯天津、威脅北京的時候，率領兵艦侵入黑龍江的璦暉，以兵力挾制黑龍江將軍奕山，逼令他在預先擬定的條約上簽字，這就是所謂的《中俄璦暉條約》。依據條約，沙俄侵佔了黑龍江以北、外興安嶺以南六十多萬平方公里的中國領土。
一八六○年，沙俄利用英法侵略軍攻佔北京的機會，趁火打劫，強迫清政府簽訂《中俄北京條約》，把烏蘇里以江以東，包括庫頁島在內，約四十萬平方公里的中國領土，也強行侵佔。
一八六四年，沙俄根據《中俄北京條約》片面擬定的中俄西段邊界「走向」，與清政府在新疆會商，勘分西部邊界。談判中，沙俄以武力相威脅，威迫清政府簽訂了《中俄勘分西北界約記》，
把中國境內的三個大湖——巴爾喀什湖、齋桑湖和伊克塞湖，連同周圍面積共達四十四萬多平方公里的土地全部割佔了去。
從《璦暉條約》到《中俄勘分西北界約記》，沙皇俄國一共從中國侵佔了一百四十四萬余平方公里的土地，是侵略、霸佔中國領土最多的國家，也是奴役、鎮壓中國人民革命最兇殘的劊子手。（林納）

中日甲午戰爭

甲午戰爭發生在農歷甲午年（一八九四年），是日本侵略中國的一場戰爭。
日本原來是一個閉關自守的封建國家，一八六八年明治維新後，建立了地主資產階級的聯合專政，極力推行擴張侵略政策。它的侵略矛頭首先指向朝鮮和中國的東北。
一八九四年，朝鮮爆發農民起義，朝鮮封建王朝向清政府求救。日本竭力勸誘清政府出兵，同時它也借口保衛僑民，派大批軍隊在朝鮮登陸。朝鮮農民起義被鎮壓後，清政府向日本提出，雙方立即從朝鮮撤軍。日軍不僅不撤，反而大量增兵，並向駐朝鮮的清軍發動突然襲擊，挑起戰爭。
這時慈禧太後正在准備慶祝六旬大壽，根本不積極籌防備戰。她幻想西方各國能出面調停，妥協了事。朝鮮前線的清軍毫無作戰准備，日本一進攻，便節節敗退，戰火很快燒到了中國邊境。
與此同時，日本的海軍在黃海也對中國北洋艦隊挑起了海戰。中國艦隊毫無准備，完全處於不利地位。主力艦「定遠」號首先被日艦炮彈擊中起火，另一艘戰艦「致遠」號艦長鄧世昌命令艦兵拚死沖鋒，撞沉敵主力艦「吉野」號，以打亂日艦陣容。日艦官兵慌忙發射水雷，擊中「致遠」號，鄧世昌和全艦二百多官兵壯烈殉國。僅剩下的「經遠」號，彈葯庫也被日艦擊中，滿船起火。艦長林永升臨危不懼，命令開足馬力，向日艦沖擊，最後全艦官兵壯烈犧牲。在這場海戰中，北洋艦隊官兵充分表現出視死如歸的崇高愛國氣節。由於他們的英勇還擊，日本艦隊也遭到了嚴重的損失。
甲午海戰結束不久，日軍便兵分兩路侵入中國：一路越過鴨綠江；另一路在山東榮成登陸，包圍威海衛，擊潰了殘留的中國北洋艦隊。清朝統治集團一片慌亂，只得派李鴻章前往日本馬關屈膝求和，簽訂了《馬關條約》，主要內容是：割讓遼東半島、台灣及所有附屬各島和澎湖列島；賠償軍費二萬萬兩；開放沙市、重慶、蘇州、杭州為通商口岸；允許日本在通商口岸設立各種工廠；默認日本對朝鮮的控制。
《馬關條約》標志著外國資本主義對中國的侵略進入了一個新的階段，中國社會半殖民地化的程度大大加深。（林納）

戊戌變法

一八九五年四月，清政府准備與日本簽訂喪權辱國的《馬關條約》。消息傳來，人民群眾激憤異常，正在北京參加考試的各省舉人，紛紛擁向都察院，堅決要求拒和。廣東舉人康有為，早就懷有改革清朝腐敗政治的決心，曾上書光緒皇帝要求變法。現在他看到「士氣可用」，就和弟子梁啟超一起串連各省舉人開會商議，連夜趕寫出一份《上皇帝書》，慷慨陳詞，提出了「拒約、遷都、變法」的主張。在這份《上皇帝書》上簽名的有一千三百多個舉人，這就是中國近代史上著名的「公車上書」事件（漢朝被舉薦的人士入京，由公家備車接送。後來就用「公車」稱呼進京會試的舉人）。這份「上皇帝書」雖然沒能送到皇上手中，但被廣為抄傳，影響很大。
「公車上書」第二天，分試放榜。康有為考取了進士，並被授予工部主事官職。但他沒有就職，而是繼續忙於變法活動，積極宣傳維新主張。一八九八年四月，康有為發起成立「保國會」，宗旨是「保國、保種（民族）、保教（孔教）。」保國會的聲勢越來越大，受到光緒皇帝的重視，同時也引起了封建頑固勢力的仇恨。
經過一段醞釀、策劃，光緒皇帝決心採納變法主張。他起用了一些維新志士，並在一八九八年（戊戌年）六月十一日頒布實行新法的號詔令。新法主要內容是；撤並閑散衙門；廣開言路，允許官民上書言事；裁減綠營兵將；廢除八股；興辦學堂，提倡西學；准許自由辦報。
新政立即遭到頑固派的反擊。慈禧太後強迫光緒皇帝將他的師傅、支持維新派新的翁同和革職逐回原籍，並將用人大權控制在自己手裡。還准備秋間「閱兵」時，發動政變，廢黜光緒皇帝。
光緒皇帝無兵無權，感到形式危急，就命令康有為設法挽救。維新派只好求助於大臣袁世凱，要他在「閱兵」那天殺掉掌握大權的頑固派榮祿，以便繼續推行新政。殊不知狡猾的袁世凱當面答應，背地裡卻向太後告了密。九月二十一日，政變突然發生，光緒被囚禁，維新派的譚嗣同、楊銳、劉光弟、林旭、楊深秀、康廣仁等六位被殺害，康有為、梁啟超逃往國外。維新派的改革措施全部被廢止。
戊戌變法失敗了，但它給人們一個深刻的教訓：在封建勢力頑強的中國，想依靠皇帝，自上而下地進行改革，是不可能取得勝利的。（亦青）

義和團英勇抗擊八國聯軍事

義和團又名義和拳，本來是北方秘密反清結社的一個支派。它的成員傳習拳棒，也畫符念咒。一八九九年，山東災情嚴重，老百姓無法生活也去，義和拳首領朱紅燈便領導高唐、茬平、長清等地的拳民起義。清政府派兵前往鎮壓，被義和拳打敗。後來朱紅燈雖被殺害，義和拳的勢力卻日益強大。山東巡撫毓賢看硬壓不行，便使用欺騙手法，假裝承認義和拳的合法地位，義和拳也把斗爭矛頭轉向帝國主義侵略勢力，提出「扶清滅洋」的口號。
毓賢沒能把義和拳鎮壓下去，各帝國主義頭子很不滿意，要求清政府派袁世凱去替換毓賢。袁世凱帶領幾千「新建陸軍」來到濟南，貼出《查禁義和拳告示》，到處殺人放火，洗劫村鎮。義和拳迅速由山東直隸（河北）發展，各地勞苦百姓踴躍參加。一九00年五、六月，義和團運動已發展到天津、北京。他們焚燒洋堂，破壞外國人的鐵路、電線，聲勢越來越大。
帝國主義侵略勢力眼看躲在幕後指揮，消滅不了義和團，就公然派出軍隊進行武裝鎮壓。六月十日，一支由英、德、俄、法、美、日、意、奧八國級成的聯軍，在英國海軍中將西摩爾率領下，從天津向北京進犯。義和團英雄手持長矛、大刀，英勇抵抗。十八日，義和團和一部分愛國清軍聯合向駐在廊坊車站的侵略軍發動進攻，大獲全勝，西摩爾被迫帶領殘兵連忙逃跑。與此同時，北京的義和團也因外國侵略軍官員開槍殺害團民、百姓而包圍了東交民巷的外國使館，並向西什庫外國教堂進攻。
在義和團強大的聲勢面前，清政府害怕自己被推翻，便耍弄起兩面手法，一面安撫、收買義和團，稱他們為「義民」，表示要和義和團一起抗擊侵略軍，並假惺惺地在六月二十一日對各帝國主義國家「宣戰」；另一方面卻又密電各駐外使節向所駐帝國主義國家「解釋苦衷」，「請求諒解「。當八國聯軍卷土重來，打向北京的時候，慈禧太後急急忙忙逃亡西安，臨走還命令清軍官兵務必協助侵略軍」剿辦「義和團。七月十四日，天津被侵略軍攻陷，八月十四日，北京被佔領。慈禧太後再次派李鴻章向敵人求和，於是一九0一年又簽訂了一個賣國的《辛丑條約》。
在中外反動派聯合鎮壓下，義和團運動失敗了，但它狠狠打擊了帝國主義，在中國人民反抗我國侵略斗爭史上，寫下了光輝的一頁。（亦青）

『捌』 定州歷史上最動盪的年代是什麼時候

歷史上，定州是一個地級市
五帝時期
公元前26-22世紀 定州歸九州之一的冀州管轄
公元前2361 定州為唐堯封地

周朝
公元前774 定州歸鮮虞國（白狄族人建立）管轄。
公元前649年 齊國國相管仲在今定州境內築一城，即後來的定州城。
公元前506年 鮮虞國改稱中山國，定都中人城（今唐縣西南一帶），定州屬中山國
公元前414年 中山國遷都於顧（即今定州城）
公元前408年 魏國攻滅中山國，顧（今定州城）歸魏國管轄。
公元前380年 中山國國君桓公勵精圖治，徹底打敗魏國，而成功復國，顧（今定城） 又重新回到中山國手中，不久，中山國將國都由顧遷到靈壽城（今石家莊靈壽縣）。
公元前323年 中山國國君稱王，全國統領26個城邑，其中包括顧（今定州城）。
公元前296年 趙國攻滅中山國，定州歸趙國管轄。
公元前228年 秦國攻滅趙國，定州歸秦國管轄。

秦朝
公元前221年 秦國統一中國，先置36郡，定州歸巨鹿郡管轄；後設47郡，定州歸恆山郡管轄。

漢朝
公元前206 秦滅亡，歸漢。
定州城，當時名叫盧奴縣，為漢高祖劉邦所設置。
公元前154年 定州仍稱盧奴，為中山國國都。定州全鏡及其所轄范圍，被稱為中山國。漢景帝（劉邦孫子）封第九子劉勝為中山國王，國都盧奴（今定州城），管轄14縣：盧奴、北平縣（今保定滿城縣）、北新城（今保定徐水縣）、唐縣、深澤、苦陘（今定州邢邑鎮邢邑村）、安國、曲逆、望都、新市、新處（今定州大辛庄鎮）、毋極（今石家莊無極縣）、陸成（今保定蠡縣）、安險（今定州固城村）。
公元25年 仍稱盧奴，為中山國國都。盧奴（今定州），管轄13縣：盧奴，北平（今保定滿城縣）、北新城（今保定徐水縣）、唐縣、深澤、苦陘（今定州邢邑鎮邢邑村）、安國、曲逆、望都、新市、毋極（今石家莊無極縣）、陸成（今保定蠡縣）、安險（今定州固城村）。

三國時期
公元221年 定州市境域仍名中山國
公元232年 仍稱盧奴，曹袞被封為中山恭王，駐地盧奴（今定州城），管轄9縣：盧奴、北平（今保定滿城縣）、新市、唐縣、望都、魏昌（由苦陘改稱，今定州邢邑鎮邢邑村）、蒲陰（今保定順平縣）、安熹（由安險改稱，今定州固城村）、廣昌（今保定淶水縣）。

西晉
公元前265年 仍稱盧奴，為中山國治所。晉武帝封司馬睦為中山王，駐地盧奴，盧奴（今定州城）管轄8縣：盧奴、北平、新市、唐縣、望都、魏昌（由苦陘改稱，今定州邢邑鎮邢邑村）、蒲陰（今保定順平縣）、安熹（由安險改稱，今定州固城村）。

東晉十六國
公元386年 定州及其所轄地，仍稱中山。鮮卑人慕容垂建後燕國，定都中山，改盧奴（今定州城）為弗違，管轄8縣：弗違（由盧奴改稱，今定州城）、北平（今保定滿城縣）、新市、唐縣、望都、魏昌（由苦陘改稱，今定州邢邑鎮邢邑村）、蒲陰、安熹（由安險改稱，今定州固城村）。

南北朝
公元397年 定州及其所轄地，仍稱中山。中山歸北魏，設置安州，治所在中山，將弗違（由盧奴改稱，今定州城）復名盧奴（今定州城）。
當時的定州城是三級行政機構的所在地，一是安州的州府所駐地，二是中山郡的郡府所駐地，三是盧奴縣的縣府所駐地。
公元400 改安州為定州，治所在中山，定州管轄5郡：中山，常山、博陵、北平、巨 鹿。中山郡治盧奴（今定州城），轄7縣：盧奴、上曲陽、新市、唐縣、毋極、魏昌、安熹。

即定州的州治在中山郡，中山郡的郡治在盧奴縣（今定州市）
這是定州這個稱謂第一次在歷史上出現，但當時定州並不是特指今天的定州城，而是指定州所管轄的整個地區。定州是古代行政劃分州、郡、縣中州的概念。

公元534 定州屬東魏，仍管轄5郡：中山、常山、博陵、北平、巨鹿。

隋朝
公元583年 設置定州總管府，駐扎鮮虞縣（由盧奴該稱安熹又改稱鮮虞，即今定州市）管轄定州、冀州、灜州三州軍事。
公元607年 改定州為博陵郡，郡治鮮虞縣，管轄10縣：鮮虞（今定州市）、北平（今保定滿城縣）、新樂、唐縣、隋昌（由魏昌改稱，原來的苦陘，即今定州邢邑鎮邢邑村）、恆陽、義豐（今保定安國縣）、深澤、安平、毋極（今石家莊無極縣）。

唐朝
公元621年 歸唐，復置定州，管轄10縣：安熹（由鮮虞改稱，即今定州市）、北平（今保定滿城縣）、新樂、唐縣、唐昌（由隋昌改稱，原來的苦陘，即今定州邢邑鎮邢邑村）、恆陽、義豐（今保定安國縣）、深澤、望都、毋極（今石家莊無極縣）。
設定州總管府，駐扎定州，管轄5州：定州、恆州、並州、灜州（州治在今滄州河間）、廉州（州治在今石家莊藁城市）。
公元623年 設置定州大總管府，駐扎定州，管轄32州：定、洛、相、磁、磁、黎、冀、深、蠡、滄、灜、魏、貝、景、博、趙、宗、觀、廉、井、邢、欒、德、衛、滿、幽、易、燕、平、營。
公元624年 將定州大總管府改為定州都督府，仍駐扎定州，管轄8州：定、恆、滿、井、趙、廉、欒、蠡。
公元780年 定州管轄10縣：安熹（今定州市）、北平（今保定滿城縣）、新樂、唐縣、陘邑（由唐昌改稱，原來的苦陘，即今定州邢邑鎮邢邑村）、曲陽、義豐（今保定安國縣）、深澤、望都。

五代十國
公元951年 設置定州義武軍節度使，駐扎定州，管轄3州：定州、易州、滄州

北宋

公元960年 歸北宋
公元1048年 設置定州路，駐扎定州，管轄8州。
公元1113年 改定州為中山府，治所在安熹（今定州市），管轄7縣：安熹、無極、曲陽、唐縣、望都、新樂、北平（今保定滿城縣）

金朝
公元1128年 定州歸金國，
公元1129 仍設中山府，府治安熹（今定州市）管轄7縣：安熹、無極、慶都（由望都改稱）、曲陽、唐縣、永平、新樂

元朝
公元1219年 歸元，仍設中山府，府治安熹（今定州市），管轄3縣：安熹、無極、新樂

明朝
公元1368年 歸明
公元1369 改中山府為定州，州治在安喜縣（今定州市），從此中山府的名字 不再出現。
公元1370 改安喜為定州，從此安喜二字不再出現，而定州二字成為現在定州城所專用，並一直延續至今。
公元1376 仍設定州（此定州為一個州的概念），州治定州（為一個縣的概念，即今定州市），管轄4縣：定州、新樂、曲陽、行唐。
公元1448年 仍設定州，州治定州，管轄3縣：定州、曲陽、新樂。

清朝
公元1649 仍設定州，州治定州，管轄3縣：定州、新樂、曲陽。
公元1724 仍設定州，由隸屬直隸省（即今河北省）正定府改為直屬直隸省，州治定州，管轄3縣：定州、曲陽、新樂
公元1734年 仍稱定州，州治定州，管轄3縣：定州、曲陽、深澤

民國
公元1912年 稱定州，州治定州，管轄3縣：定州、曲陽、深澤定州管轄3縣：曲陽、深澤、定州
公元1913 改定州為定縣。
公元1914 稱為定縣，屬保定道。
公元1937 在定州設置第十一行政督察專員公署，駐扎定縣，管轄6縣：定縣、新樂、靈壽、行唐、曲陽、阜平。

新中國
公元1954年 定縣專區撤銷，歸保定地區管轄
公元1958年 定縣、曲陽合並為定縣
公元1961年 定縣、曲陽分開
公元1986年 定縣升級為定州市。

總結：
1、中山、定州——2個歷史留下的深深烙印
現在的定州，被歷史上的2個名字打下的烙印最深，一是中山，二是定州。歷史上，中山或定州是作為一個國家或者地區的概念出現的。但是無論是中山還是定州，他們的國都或者州治確實一直在今天的定州。

2、定州——最初是一個地級市的概念
歷史上定州這兩個字是一個地區概念，指的是一個地級市，范圍遠比現在大得多。今天的定州在歷史上是一個大區域的行政中心，單從定州這兩個字上就可以印證。當我們聽到開封府、大名府、正定府時，就可以聯想到中山府。當我們聽到杭州、冀州時，就可以聯想到定州。

3、不是每個城市都有一條中山路
不是每個城市都有一條路叫中山路，不是每個城市的中山路都是她的市中心。歷史上我們的定州被以中山命名時，要遠比現在的廣東省中山市以孫中山的名字而命名的歷史早得多。

4、定州——河北省人口最多的一個縣級市
定州是河北省人口最多的一個縣級市，其實這是有很深的歷史淵源的。為什麼人口最多？我們可以直接從司馬遷的《史記》中找到答案。
據《史記.貨殖列傳》記載「中山地薄人眾，猶有沙丘紂淫地余民，民俗懁急，仰機利而食。丈夫相聚游戲，悲歌慷慨，起則相隨椎剽，休則掘冢作巧奸冶，多美物，為倡優。女子則鼓鳴瑟，跕屣，游媚貴富，入後宮，遍諸侯。」在司馬遷的這段記述中，開頭便講「地薄人眾」，意思是說中山地區——也就是現在的定州地區人口密度大。定州不單是現在人口眾多，而且一直是歷史上中國人口密度最大的地區之一。
此外，另一個依據是，公元前154年，西漢漢景帝（劉邦的孫子）分封他的兒子們為諸侯王，其中封他的第九子劉勝為中山國王，史稱中山靖王。在當時，中山國是所有皇子分封國中人口最多的一個諸侯國。劉勝共生了100多個兒子，是當時的諸侯王中生兒子最多一個王。劉勝不僅是當時最能生兒子的一個王，而且幾乎創造了中國歷史上帝王將相生兒子數目的吉尼斯紀錄。於是劉勝的眾多後代就廣泛分布在了定州大地，現在定州境內的很多劉姓人士便是劉勝的後人，跟三國時期的劉備同出一個祖先——中山靖王劉勝。現在的劉姓人口在定州排名第4位，據90年代的數據統計，定州鏡內共有劉姓人口71346人，占當時定州總人口的7.29%。定州人歷來是姓張、王、李、趙、劉的最多，於是民間便有一個說法叫「張、王、李、趙遍地劉」。

5、劉備——安熹縣尉
東漢末年，劉備與關羽、張飛在涿州桃園三結義，後在鎮壓黃巾起義中立下戰功，劉備被封為安熹縣尉。當時的安熹縣指的是今天的定州市固城村，也就是說劉備當縣尉是在固城村，而非定州縣城。

6、定州城在不同歷史時期的稱謂：
春秋戰國時期叫顧;
西漢和東漢叫盧奴縣；
三國時期叫盧奴縣；
西晉時期叫盧奴縣；
東晉十六國時期先叫盧奴後改為弗違縣；
南北朝時期先叫弗違縣後復名盧奴縣；
隋朝先叫盧奴縣後改為安熹縣又改叫鮮虞縣；
唐朝叫安熹縣；
宋朝叫安熹縣；
金朝叫安熹縣；
元朝叫安熹縣；
明朝先叫安熹縣後改叫定州；
清朝叫定州；
民國先叫定州後改叫定縣；
新中國時期先叫定縣後改叫定州市一直延續至今。

7、定州所管轄地區在不同歷史時期的稱謂：
戰國叫中山國；
漢朝叫中山國；
三國時期叫中山國；
西晉叫中山國；
東晉叫中山尹；
南北朝時期先叫安州後改為定州；
隋朝時期叫定州總管府；
唐朝叫定州、定州大總管府、定州都督府；
五代叫定州；
宋朝先叫定州路後改為中山府；
金朝叫中山府；
元朝叫中山府；
明朝先叫中山府後改為定州；
清朝叫定州；
民國時期先叫定州後叫第十一行政督察專員公署；
新中國時期先叫定縣專區後改為縣級市一直叫定州市。

8、定州和中山國
歷史上中山國分為戰國中山國和漢中山國。
戰國中山國是由中國北方的少數民族白狄族建立的，是戰國時期除戰國七雄之外實力最強的千乘國。歷史上，中山國國都幾經變遷，先是新市（今正定縣新城鋪村）、然後是中人城（今唐縣西南一帶）、再然後是顧（今定州城）、最後是靈壽（今石家莊靈壽縣）。縱觀上述幾個中山國都，隨中山國的動盪和滅亡後，均開始衰落，唯獨定州一枝獨秀，繼承了中山文化的正統，一直延續了中山文化，並發揚光大。定州是以上幾個中山國都中，中山文化唯一一個沒有出現過斷代的城市，如同中國的二十四史一樣完整，而其他的幾個國都的中山文化均是絕對的斷代史。
定州代表了中山文化的正統，是中山文化的發源地和歷史上的中心區，是歷朝歷代中山地區的特指。從戰國中山到漢中山到三國兩晉中山，再到宋金元中山府，最後到定州縣衙大門上鐫刻的「古中山國」，中山文化在定州歷史上貫穿了兩千多年。

9、定州行政歷史的獨特性無人可以復制
歷史上，定州作為歷朝歷代的州治、府治、郡治，其歷史之久、級別之高、前後延續之完整，堪稱河北之最，為其它城市所難以比擬。

『玖』 保定古時候叫什麼

保定，古稱上谷、保州、靴城、保府，位於河北省中部、太行山東麓，是京津冀地區中心城市之一 ，素有「北控三關，南達九省，畿輔重地，都南屏翰」之稱。今保定之名意為「保衛大都，安定天下」，保定向來是「京畿重地」「首都南大門」。

1、上谷郡始建於戰國燕昭王姬平二十九年，今河北省張家口市懷來縣小南辛堡鎮大古城村，因建在大山谷上邊而得名。

2、保州是如今的保定市。北宋建隆元年（960），因宋太祖祖籍所在之地，故在清苑縣置保塞軍，寓「保衛邊塞」之意。

3、保定地理位置緊鄰京城，為軍事要地，是京城立都的重要保障，軍防所需，早在明代根據地形條件，將城池就由「土城」改為「磚城」，形成似「靴狀」的平面輪廓，歷來傳誦「天子腳下立靴城」之說。而今古城保定仍保留著「靴城」遺址。

4、保府始建於宋淳化三年（公元992年），李繼宣知保州，築城關、浚外濠、葺營舍、疏一畝泉河、造船運糧，保州始成都市。元明時成為拱衛京師的重鎮，清保定府為直隸總督駐地。

(9)滿城區北宋村有多少年歷史擴展閱讀

保定歷史文化

1、方言俚語

保定話是保定市地方方言，屬漢藏語系冀魯官話保唐片，為四聲調、無入聲、部分兒化（很多er不與前面的字連讀，而是獨立成wer）、不分尖團，輕聲少於普通話，一聲較普通話更低平，少有二聲。

2、民間文藝

1）保定老調

老調又名老調梆子、老生調，從元代時尚小令「河西調」變化而來。保定老調是河北省古老地方劇種之一，也是保定特有的地方戲曲聲腔劇種。早期老調行當以生、凈為主，而生、凈兩行又是分行不分腔，同唱老生調，故稱老調，為區別於河北梆子，故名老調梆子，即老調劇種。

2）涿州皮影

涿州皮影是流傳於保北涿州、定興等地的「皮影戲」。演出時使用的文場伴奏樂器有京胡、二胡、四胡、揚琴、小三弦等，隨之就有了伴奏音樂和過門。武樂還有大鑔、大鐃等。

音樂結構屬於板腔、曲牌綜合體，主要板式有頭板、二板、琴腔、垛板、還魂調、悲調，曲牌有「三趕七」等。行當分生、旦、凈、丑，各行當都有自己獨特的唱腔。

3）滿城寸蹺

寸蹺發源於滿城縣東於河村，據說由宮庭舞演變而來，已有200餘年的歷史。20世紀九十年代初，滿城縣文化館組織人員深入鄉村對該瀕臨滅絕的古文化遺產進行發掘整理，並將其搬上舞台映屏。

4）高洛古樂

淶水縣義安鎮高洛村古名「高樂」。「高樂」是一種古老的、原生態的民間音樂，其中的祭祀音樂相傳是華夏音樂始祖伶倫4800年前所創的「黃帝家廟」祭祀音樂的變存。「高洛音樂會」是高洛村民自願參加、義務排練、義務演出的民間器樂演奏花會。

2006年，冀中笙管樂（高洛音樂會）被批准列入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名錄。

5）雄縣趙崗古樂

保定趙崗音樂會始建於清乾隆年間，傳承的樂曲內涵和譜式可追溯到唐朝晚期。由佛教曲、道教曲、民俗曲組成，表現形式有唱誦和器樂演奏，使用的樂器和傳承演奏的方式仍以傳統方式進行，吹奏樂有管子、笙、笛子、雲鑼，打擊樂有鼓、鐃、鈸、鐺子。

6）飲食文化

保定是中國第九大菜系「冀菜」發源地，從保定歷代文物中的穀物工具、熟食陶器，還有商代的爵，中山國當時的羊羹等，都印證了保定飲食的歷史。保定傳統小吃和菜餚有驢肉火燒、大慈閣香油、高碑店豆腐絲、白運章包子、鹵煮雞等等。

『拾』 保定市（包括其他縣）有那些文化歷史遺產啊

保定市擁有眾多彌足珍貴的文化遺產，其中國家級重點文物保護單位47處，省級文物保護單位111處，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項目17項，省級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項目47項。

非物質文化遺產涿州皮影

皮影藝術，俗稱「皮影戲」，在中國已有一千多年歷史，它是集造型藝術和表演藝術於一體，由藝人操縱用牛皮或驢皮雕刻的人物、道具，通過燈光照射，投幕在銀幕上進行表演的一種獨具特色的傳統藝術。在中國皮影歷史上，還有著涿州光彩的一頁。提起中國皮影史，是不能沒有「涿州」二字的。有人考證，現在北京、唐山，甚至承德、遼寧一帶的皮影的來源就是涿州的皮影。涿州的皮影，被稱之為「涿州影」。「涿州影」傳入北京，有人說是在明代晚期。1957年青年節，毛澤東觀看了皮影戲寓言故事《鶴與龜》和《鷸蚌相爭》。2005年中國唐山國際皮影藝術展演的舉辦說明，作為中國傳統文化一項內容的皮影戲不會無聲地湮沒在歷史中，它將再現生機。同時，「涿州影」作為涿州歷史上一個亮點，也理應拂去蒙塵，發出光輝。

非物質文化遺產滿城寸蹺

寸蹺發源於滿城東於河村，據說由宮庭舞演變而來，至今已有200餘年的歷史。上世紀九十年代初，縣文化館組織人員深入鄉村對這一瀕臨滅絕的古文化遺產進行發掘整理，並將其搬上舞台映屏。在1991年正月初一，由該縣編排的寸蹺舞《小羊倌》中央電視台多次播放。北台魚村和宋屯村文藝宣傳隊演出。寸蹺在1996和1997年被央視三套和七套分別做過專題報道。

非物質文化遺產淶水高洛古樂

淶水縣義安鎮高洛村古名「高樂」。這里距北燕侯國的初都——淶水縣司徒村村北4公里，距「軒轅黃帝家廟」所在地——淶水、易縣交界處的洪崖山20公里。高洛村有一種村民自願參加、義務排練、義務演出的民間器樂演奏會社——音樂會，全名「高樂藍旗音樂聖會」，也稱「音樂大善會」。經專家學者鑒定，它是一種古老的、原生態的民間音樂，其中的祭祀音樂相傳是華夏音樂始祖伶倫4800年前所創的「黃帝家廟」祭祀音樂的變存。

非物質文化遺產雄縣趙崗古樂

雄縣趙崗村音樂會一本民國年間的手抄本樂譜，記載了許多鮮為人知的古代樂曲，經專家鑒定，其中幾首在其他地方的古樂中從未發現——雄州古樂存「天籟」，該村音樂會演奏技巧較高超。由於民間活動是自發性的，而且「音樂會」不以贏利為目的，所以常常較難繼續，而該村音樂會很好地解決了這一難題，從88歲的老人到20多歲的年輕人，四代傳人共同演奏，正是這種傳承有序地繼承，所以該村的演奏非常有生氣，在管子等樂器上音準控制很好。

非物質文化遺產定州子位吹歌

子位吹歌是冀中民間鼓吹樂的典型代表，定州市子位鎮是子位吹歌誕生和流傳的地方。據子位村老藝人王成奎講述，他家已有六代家傳技藝，推測子位吹歌的歷史在200年以上。代表曲目有《放驢》、《打棗》、《萬年歡》、《一支花》等。新中國初期，音樂家楊蔭瀏、曹安和整理出版了《定縣子位村管樂曲集》，有樂曲34首，在國內外有廣泛影響。1996年文化部命名子位鎮為「中國民間音樂之鄉」。

非物質文化遺產曲陽石雕

自西漢始，曲陽石工便用大理石雕刻碑碣諸物，初為墓碑，後亦用於記事、留言，主要陳列於寺廟，被漢武帝盛贊為「雕刻之鄉」。北魏時期雕刻的佛像、雄獅已形成獨特風格，作品古拙渾朴，體形狹瘦，偏重形似。大唐盛世，佛教盛行，石雕進入了快速發展時期，曲陽成為我國北方漢白玉雕像的發源地及雕造中心，其雕刻流行圓刀法，人物、佛像造型豐富，衣飾調順、文武有姿，飛禽走獸、花鳥靜物等輪廓清晰，線條流暢，玲隴剔透。元代曲陽石雕藝術已享有盛名，作品造型優美，做工精細，奇巧生動，有不少作品成為傳世之作，雕刻藝人楊瓊所作的「一獅一鼎」作為貢品，得到元世祖忽必烈的高度贊賞，稱「此絕藝也」，並「將其編籍宮中，督燕南諸路石匠營造大都」，至今天安門前的金水橋仍放射著燦爛的光輝。清末，曲陽藝人劉普治雕刻的「仙鶴」、「干枝梅」等作品，在巴拿馬國際藝術博覽會上榮獲第二名，自此有「天下咸稱曲陽石雕」之說。民國中期，幾家較大的私營雕刻廠，如公義興、日新、永新等，在北京、南京等地均設有銷售點。新中國成立後，曲陽3000多名石雕藝人先後參加了北京人民英雄紀念碑、人民大會堂、歷史博物館、民族文化宮、軍事博物館、毛主席紀念堂的興建及天安門修復等項工程。

1995年，國務院命名曲陽為「中國雕刻之鄉」。2005年5月國際雕塑協會授予曲陽「中國雕刻第一城」稱號。

非物質文化遺產白溝泥人

白溝泥塑，俗稱白溝泥娃娃，已有300多年歷史。白溝泥塑以其獨特藝術風格，多次出國展出，並做為國家饋贈、陳列佳品。多年來，「白溝泥人」與「楊柳青年畫」齊名。泥娃娃最早起源於鎮西的北劉庄，在十八世紀末，發端於清乾隆年間，從數家糊口只末技，到風靡一方之特色，至清末，竟發展成為北方的泥人之鄉。到清朝末期，白溝的南，北劉庄、轆轤把等村，幾乎家家以此為業。古鎮街干石橋段漸次形成別具特色的泥人市場，產品遠銷華北，口外及東北各地。

非物質文化遺產曲陽定瓷

定瓷在我國陶瓷發展史上佔有重要地位。隋朝曲陽開始燒制粗瓷，至唐代便有白瓷生產，到北宋時期達到鼎盛，以生產宮廷用瓷而著稱，定窯名列當曲陽定瓷孩兒枕時五大名窯之冠。定窯燒制的白瓷胎質潔白細膩，釉色勻凈，薄而時硬，素有「白如玉、薄如紙、聲如磬」的美譽，蘇軾有詩盛譽：「定州瓷甌，顏色天下白」。1999年為慶祝建國50周年，由國際工藝美術大師陳文增創作的「四海呈祥」雲龍雕花瓶，刀法以定窯鐫刻為主，立意新奇、高雅別致，被定為國家珍品，由人民大會堂永久收藏。陳文增獨特的「瓷、詩、書」三聯藝術榮獲吉尼斯藝術成果之最，「小口刻花瓶」被中國工藝美術界稱為「華夏一絕」。

非物質文化遺產易縣易水硯

易水硯產於古易州，相傳始於戰國，盛於唐宋，為中國制硯之鼻祖，歷代宮廷之貢品。弘治《易州志》載：硯石有紫、綠、白、褐諸色，質細而硬，為硯頗佳。唐朝曾賜易州制硯、制墨大師奚超以國姓，賜名「李超」，其子李廷圭充任墨官。隨後李廷圭又將技藝傳到安徽，再傳入廣東端西，從而帶動了歙硯、徽墨和端硯的發展。到了宋代，易水硯更為趙氏皇族所垂青，名列宮廷貢品之首。宋代鑒貢家贊易硯：質地堅潤而剛，顏色嫩而純，滑中有澀，澀而不滯筆，澀而易發墨，其色尤艷。明代鑒貢家贊易水硯：質之堅潤，琢之圓滑，色之光彩，聲之清冷，體之厚重，藏之完整，為硯中之首。在清代，柳葉煙、磨盤柿和硯台並稱「易州三寶」，為清廷貢品。積二千年之歷史，制硯師汲取了其它行業的雕刻工藝，融繪畫、書法諸藝術為一體，形成了具有江南纖秀細膩和北國剛勁渾朴的獨特風格。在全國硯雕界獨樹一幟，使易水硯成為融文化、歷史、政治之內涵及各種雕塑藝術手法於一體的藝術珍品。

非物質文化遺產安新葦編畫

被譽為「華北明珠」的白洋淀，生長蘆葦歷史悠久，早在北宋《太平寰宇記》中已有「淀中有蒲柳多霞葦」的記載。淀內有葦田十二萬畝，年產蘆葦七點五萬噸。白洋淀蘆葦特有的皮薄、節長、韌性好的特點，具有很高的天然材質美。

淀內蘆葦一直用來織席、打箔，而聰明智慧的白洋淀人又賦於蘆葦藝術之魂，製作出了美輪美奐的蘆葦工藝畫，展現了白洋淀的自然風光，具有濃郁的水鄉風情，表現出獨特的藝術內涵，作品暢銷國內外。

非物質文化遺產雄縣黑陶

中華黑陶工藝源於古老的河姆渡文化、大汶口文化和龍山文化，已有七千多年的燦爛歷史。後因青銅器出現被取代而失傳近四千餘年。黑陶由原來人們的生活日用品，逐步發展成古樸、莊重、優美、高稚的藝術品，成為古代宮廷和官宦貴族階層所珍愛的工藝品。

為弘揚中華民族文化，雄縣孤庄頭村於1986年創辦起黑陶廠，在民間老藝人與中央工藝美院專家、書畫名家的幫助下，充分利用當地紅膠土作原料，經過手工拉坯成型、晾曬、軋光、畫線、雕花以及燒結等多道工藝程序，製作成烏黑、銀灰、紫靛等多種色澤的黑陶工藝品。

非物質文化遺產易縣絞胎瓷

絞胎陶瓷簡稱絞胎，始於唐代，宋代靖康之變後中斷。河北易縣張保軍1986年畢業於中央工藝美術學院陶瓷藝術系後，自願要求回到農村，專心致力於絞胎陶瓷技藝的研創。經過18年來的不懈努力，他不僅使傳統的絞胎陶瓷得以恢復，還開創了現代絞胎陶藝新體系（現已獲得11項專利）。其作品多次被黨和國家領導人作為禮品贈送外國友人。各媒體也曾先後184次予以報道。

非物質文化遺產定興琺琅

定興縣順起琺琅廠是一個有幾十年立式的生產工藝美術品的專業老廠，是華北地區生產景泰蘭產品的主要廠家。

景泰蘭又稱琺琅，始於我國明朝景泰年間，當時產品色調以蘭色為主，故稱景泰蘭，距今已有五百年的歷史。

非物質文化遺產高陽紡織

高陽紡織源遠流長，始於明末，興於晚清，盛於民初，四百年長盛不衰。高陽縣紡織遍天下，二十世紀上半葉，產量占華北地區三分之一，有"桂林山上無雜木，高陽花布四季新"之美譽。

乾隆年間，直隸總督方觀承極重農桑，在他的主持下，把種棉、紡線、織布、印染等全部工序流程繪製成16幅《棉花圖》，上呈乾隆皇帝，得到賞識。乾隆親筆御批，在每幅圖上題詩一首，命雕刻於石上以永久保存。新中國成立後，紡織業進入一個嶄新的發展階段，高陽的印花布更是獨樹一幟。時至今日，高陽紡織再現輝煌，駛入飛速發展的快車道。高陽縣被省政府命名為「紡織強縣」。

保定物華天寶，人傑地靈。古壯士荊軻，燕大夫郭隗，漢昭烈帝劉備，宋太祖趙匡胤，地理學家酈道元，數學家祖沖之，戲劇家關漢卿、著名諫臣楊繼盛、京劇藝術家蓋叫天，東晉名將祖逖等名人志士輩出。保定教育淵源，人文燦爛，宋有州學，明有府學，清有蓮池書院，北洋軍閥馮國璋、清末狀元劉春霖等一大批清代官員和教育家曾畢業於此。保定是留法勤工儉學運動發祥地，曾以此培養了蔡和森、趙世炎、周恩來、李維漢、李富春、鄧小平、陳毅、聶榮臻、蔡暢、向警予等一大批中國早期革命家。保定是將軍的搖籃，我國近代第一所陸軍軍官學校就建在保定市東郊，保定軍校曾培養出吳佩孚、孫傳芳、蔣介石、李濟深、葉挺、張治中、傅作義、陳誠、白崇禧等1800多名將軍。清末保定稱為學生城。這座具有光榮革命傳統的城市，還曾是義和團活動的重要地區，北方辛亥革命的發祥地，河北省第一個共產黨支部誕生地，《紅旗譜》、《小兵張嘎》、《野火春風斗古城》等都記載著保定昨天的輝煌。

燕下都遺址
【燕下都遺址】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位於保定城北52公里處易縣縣城東南。界於北易水和中易水之間，是戰國時期燕國的都城遺址。城址平面略呈長方形，東西長約8公里，南北寬約4公里。已發現城垛和城門各3個。宮殿區在城址的東北部，大型主體建築遺存武陽台，坐落在宮殿區中心，高11米，東西最長處140米，南北最寬處110米。武陽台以北有望景台(已無存)、張公台和老姆台，坐落在一條軸線上，以高大的夯土台作為主體建築物的基址，是戰國中期城市建築上最明顯的一個特點。武陽台東北、東南和西南，有三組宮殿建築組群遺存，每處遺存為一個大型主體建築基址和若干處有組合關系的夯土建築遺跡。手工業作坊遺址位於宮殿區西北至東南的一條弧線上，有鑄鐵器、兵器、錢幣、燒陶器、制骨器等作坊遺址，遺存豐富。市民居住遺址分布在東城的西南，中部和東部有大量的生活用具出土，墓葬區在東城的西北角，"虛糧冢"墓區有13座古墓，均有封土，排列有序。燕下都為燕昭王時所建，是燕國南部的政治、經濟中心和軍事重鎮，延續時間很長，直到秦國將燕國滅亡，才被破壞和廢棄。燕下都遺址出土的豐富遺存，是研究燕國政治、經濟、軍事和文化的實物資料。
滿城漢墓
【滿城漢墓】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位於保定城西北21公里處滿城縣陵山。是西漢中山靖王劉勝及其妻竇綰的墓葬。是中國目前保存最完整、規模最大的山洞宮殿。西漢中山靖王劉勝是漢景帝劉啟的兒子，武帝劉徹的庶兄，死於武帝元鼎四年(前113)二月，作為中山國的第一代王，統治長達42年。劉勝墓與竇綰墓均採用以山為陵的營建方式，墓道及墓室鑿山而成，呈弧形，平面布局上兩墓則大同小異。全墓分為墓道、甬道、南耳室、北耳室、中室和後室6個部分，墓室中分別修建了木結構瓦房和石板房，形成了一座功能齊備的豪華地下宮殿。墓內除了華麗的陳設和棺槨外，發掘中還出土各類文物1萬多種。其中僅金銀器、玉石器、銅器、鐵器等精品便有4000多件，各類銅燈19件，尤以長信宮燈、錯金博山爐等最為珍貴。劉勝、竇綰兩套完整的金縷玉衣，是全國考古工作中首次發現。劉勝金縷玉衣全長1.88米，用玉片2498片，金絲約1100克；竇綰玉衣全長1.72米，用玉片2160片，金絲約600克。滿城陵山漢墓的出土文物曾赴歐、亞、美等國和地區展出，受到了國內外高度贊譽。?
紫荊關
【紫荊關】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位於保定城北89公里處易縣城西北紫荊山嶺上。海拔1080米，是內長城的重要關口之一。山路崎嶇，易於戍守。東漢時名五阮關，因其崖壁峭直，狀如列屏，又稱蒲陰陘，列為太行八陘之第七陘。宋時名金陂關，後因山多紫荊樹而改今名。位於居庸、倒馬二關之間，合稱"內三關"。關的主城分東西兩部分，中間有牆相隔。東城較小，設有文武衙署；西城較大，為屯兵之地。關城東、西、南牆外有牆，形成環抱主城的三座小城池。此外，南天門兩側的陽和門外有黃土嶺城，拒馬河北岸有小新城(或稱迤西堡城)與西城隔河相望，有鐵索相連，為關城的前哨。關牆總長10516.5米。城門9座，水門4座，戰台19座。紫荊關歷史悠久，文物頗多。古代軍用井、唐代軍用碾盤至今保存完好。古棧道遺址至今清晰可辨，古印章、古貨幣、古代服裝飾品都曾多次發現。這些文物為研究中國古長城、古文字、古代軍事建制提供了資料。?
義慈惠石柱
【義慈惠石柱】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位於保定城北60公里處定興縣縣城西北石柱村。柱身刻有《標異鄉義慈惠石柱頌》，頌文3000多字。全柱分基礎、柱身和石屋三部分，通高6.65米。基礎為一巨石，近正方形，東、西兩邊各長2米，南北略短，基石上有覆蓮座柱礎，雕刻粗壯有力。柱身高4.5米，呈不等邊的八角形，用兩根淺棕色石灰石壘接而成，自下而上每高1米約內收2.5厘米，頌文和題名刻在柱身各面，筆法古樸蒼勁。柱身的頂端有一塊長方形石板，是石柱的蓋板，又是石屋的基礎。石屋建於石板之上，面闊三間，進深二間，單檐四阿式屋頂，雕有柱、大斗、方窗、闌額、檐椽、角梁、瓦壟和屋脊等。義慈惠石柱造型奇特，為研究南北朝時期古建築提供了極其可貴的實物例證。頌文記述了北魏末期統治階級鎮壓杜洛周、葛榮農民起義的情況。定興一帶曾是農民義軍和北魏王朝軍隊激戰的地方，起義失敗後，人們收拾遺骨集中埋葬，立木柱作為標志，北齊河清元年(562)統治者將木柱改為石柱，並加刻題額、頌文。?
易縣道德經幢
【易縣道德經幢】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位於保定城北60公里處易縣城內龍興觀舊址。幢高約6米，分為幢座、幢身和幢頂三部分。幢座為一石雕仰蓮。
定窯遺址
【定窯遺址】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位於保定城西南60公里處曲陽縣澗滋村和東、西燕川村一帶。該縣曾屬定州管轄，故稱定窯。

定州開元寺塔
【定州開元寺塔】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位於保定城西南62公里處定州城內南門里東側。
閣院寺
【閣院寺】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位於保定城西北150公里處淶源縣城西北隅。現存建築有天王殿、文殊殿和藏經閣，坐落在一條南北中軸線上。
開善寺
【開善寺】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俗稱"大寺"、"大佛寺"。位於保定城東北60公里處高碑店市原新城縣城內東北角。系唐時所建，明清重修。
慈雲閣
【慈雲閣】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原名大悲閣。位於保定城北51公里處定興縣城內十字街中心。建於元大德十年(1306)五月。清康熙五十二年(1713)重修。嘉慶二十五年(1820)再次重修後改名。元大德年間，龍興寺主持僧寶德因舊大悲閣毀於兵亂，發願重建，大德十年落成。龍興寺原有前、中、後三部，現僅存中部之閣。閣坐北朝南，南北長12.6米，東西寬11.4米，平面近方形，高約13米，重檐歇山布瓦頂，上下皆面闊3間，進深3間。磚木結構，檐下有斗拱承托，工藝精巧，彩繪華麗，宏偉壯觀，保存著元代建築風格。明御史李藎有碑記。
北嶽廟
【北嶽廟】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位於保定城西南83公里處曲陽縣城西部。始建於北魏宣武帝年間(500～512)，為祭祀北嶽之所，歷代沿襲成制，至清順治十七年(1660)，均在此遙祭北嶽恆山。
古蓮花池
【古蓮花池】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位於保定市區裕華西路南側。地處保定舊城中心，佔地面積3.15公頃，池水面積0.79公頃，是中國北方現存最早的一座實景園林。唐上元二年(675)在臨漪亭的基礎上建立。蒙古太祖二十二年(1227)，投降蒙古的金將張柔，由滿城移駐順天軍(金代保州為順天軍節度使駐地)，重新修築城垣，引水入城，疏浚河道，重修蓮池。從元至今700餘年來，時為別墅，時為書院，時為賓館，時為行宮。1921年修復蓮池時，北洋政府總統徐世昌書"古蓮花池"四字匾額，至今仍用該名。蓮池園林以池為主體，臨漪亭為中心，主要建築有水東樓、藏書閣、藻詠廳、君子長生館、響琴榭、高芬軒、寒綠軒及臨漪、濯錦、灑然、不如、六幢、觀瀾等亭，宛虹橋、曲橋和元建白石橋等，構成"湖中有景，景中含詩"的優美畫卷，使人領略到古典園林之美。蓮池東廊為碑林，有清乾隆、嘉慶、道光等皇帝御筆碑文7通，北廊壁上嵌有明、清書法家書寫或臨摹的碑碣88方。古蓮池兼南北園林之美，有"城市蓬萊"、"三湘七澤"、"小西湖"等美譽。1988年，以其豐富的歷史文化內涵和秀麗的風光躋身於"全國十大名園"之列。?
直隸總督署
【直隸總督署】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位於保定市區裕華西路99號。清代直隸總督處理公務的衙門。該署前身可上溯到元朝，世祖至元七年(1270)順天路(後改保定路)總管府治中周孟勘修建了宣化堂，作為衙署，明初為保定府衙，永樂年間改作大寧都司署。入清以後，幾經變化修建，於清雍正七年(1729)，奉諭大興土木，改建為直隸總督署，直到1911年清朝滅亡，歷經8帝182年的歷史，始終為直隸省的軍政樞紐機關。駐此署的總督有74人99任次，著名的有李衛、方觀承、劉墉、曾國藩、李鴻章、袁世凱等人。歷史內涵豐富，有"一座總督衙署，半部清史寫照"之譽。民國以來，則為直隸督軍、川粵湘贛經略使、直魯豫巡閱使、保定行營、河北省政府駐地。佔地總面積3萬余平方米，建築分東、中、西三路，以兩條南北更道相隔，主體建築在中路，共五進院落，均為青磚起脊小式硬山建築，保留了雍、乾時期的風貌，是中國北方典型的清代衙署建築。中路主要建築有大門、儀門、大堂、公生明牌坊、二堂、官邸、上房，並配以左右耳房、廂房等，整體建築以甬道及各堂正中為中軸線，院落之間，穿堂而過，正廂房之間，廊廡相通，意境深邃，氣氛莊重。是中國目前惟一保存完好的清代省衙。
清西陵
【清西陵】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位於保定城西北80公里處易縣梁各庄西。是清朝皇室陵墓群，建築面積5萬多平方米，佔地面積100餘平方公里。先後建有帝陵4座：雍正泰陵、嘉慶昌陵、道光慕陵、光緒崇陵；後陵3座，妃陵3座，王公、公主園寢4座，共14座陵墓，葬76人。泰陵是雍正皇帝的墓陵，建於1730～1737年，建築最早，規模最大，是清西陵的中心。其他各陵寢分別位於東、西兩側。泰陵自最南端五孔石橋算起，沿神道往北依次建立了石牌坊、石象生、隆恩殿、方城明樓和寶頂等50多座建築物。1803年建成的昌陵為嘉慶皇帝的陵墓，規模與泰陵相仿，寶頂比泰陵還要高大。道光陵墓規模小於泰、昌二陵，但楠木隆恩殿卻別具一格。光緒崇陵是中國帝後陵中的最後一座，於1915年建成，范圍規模雖小，排水系統卻很完善。清西陵擁有宮殿1000餘間，石建築和石雕100餘座，陵區內松柏如海，宏偉壯觀，富麗堂皇。
大慈閣
【大慈閣】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位於保定市區東大街南側，北大街南端。為保定古八景之一，稱"市閣凌霄"。又名大悲閣，亦稱真覺禪寺。原建於宋金時代。現在的大慈閣是乾隆年間被焚以後重修的建築，佔地面積1400平方米。清河道署
【清河道署】河北省重點文物保護單位。位於保定市區興華路西端路北。坐北朝南，建於清道光年間。最早是清代的地方政府行政機構，後成為軍閥王占元公館，抗戰勝利後為國民黨28軍軍部。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曾歸河北省供銷合作總社，現為保定市離休幹部寓所。現存門樓，後面是三進院落，各院獨立，院之間原有穿堂過廳。院內有東、西、北房，無南房。前院和中院正房面闊7間，後院正房面闊5間，進深1間，房屋之間廡廊相連，硬山式。現存建築完好，仍保留著清末官宅的特色。?
淮軍公所
【淮軍公所】河北省重點文物保護單位。位於保定市區環城西路南段。是一座具有江淮建築風格的古建築群。所址初為縣城隍廟、土地祠舊址。保定陸軍軍官學校舊址
【保定陸軍軍官學校舊址】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保定陸軍軍官學校是中國近代史上第一所正規化高等軍事學府。位於保定舊城東偏北2.5公里處，佔地100萬平方米。留法勤工儉學紀念館
【留法勤工儉學紀念館】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原為陳幼雲祠堂，1984年改今名。位於保定市金台驛街西端原育德中學內。曹錕故居光園
【曹錕故居光園】河北省重點文物保護單位。位於保定市區裕華西路中段路北。最早是明朝大寧都司右衛署故址。冉庄地道戰遺址
【冉庄地道戰遺址】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位於保定城西南30公里處清苑縣冉庄。抗日戰爭時期，冉庄人民利用地道打擊日偽軍的英雄業績，聞名全國，冉庄地道也因此馳名世界。城南庄革命紀念館
【城南庄革命紀念館】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位於保定城西南154公里處阜平縣城南庄。北靠蒼山主峰，南鄰胭脂河。抗戰期間，中共中央北方分局、晉察冀軍區司令部都設在這里，領導邊區軍民進行抗日斗爭。1948年4月，在解放戰爭進入戰略反攻的重要時刻，毛澤東、周恩來、任弼時等由陝北經山西進入阜平，將辦公地點設在此處。劉少奇、朱德、董必武等也曾在此工作。毛澤東在城南庄召開過多次重要軍事會議和整黨、土改會議，並寫下了《一九四八年的土地改革和整黨工作》、《新解放區農村工作的策略問題》、《一九四八年紀念五一勞動節口號》等著作。1973年在此處建立了紀念館，共佔地5252.6平方米，有房屋53間，其中毛澤東居住過的舊院面積1751.2平方米，有舊房21間。舊址院落及通往後山的防空洞保存完整。?
白洋淀
【白洋淀】國家風景名勝區。位於保定城東45公里處。地處安新、容城、任丘、雄縣、高陽交界處，是中國華北地區最大的淺淀湖泊，素有"北國江南"、"華北明珠"之稱。白洋淀面積362.8平方公里，85%的水域在安新縣境內。正常蓄水量4億立方米，最高蓄水量10億立方米，淀區被36個村莊和12萬畝蘆盪分割成大小不等的146個淀泊，其中百畝以上的大淀99個，有白洋淀、燒車淀、撈王淀、馬棚淀等。因白洋淀面積最大(約89萬公頃)，故以其命名。河淀相連，溝濠縱橫，水村田園交錯，蘆盪荷塘星羅棋布，是旅遊度假勝地，有"西淀風荷"、"東堤煙柳"等八景。白洋淀不僅有秀麗的風光，還有悠久的歷史和光榮的革命傳統，北宋名將楊延昭曾在此屯兵御遼，抗日戰爭時期淀上游擊隊--雁翎隊令日本侵略軍心驚膽寒。隨著旅遊事業的發展，白洋淀旅遊資源不斷得到開發，新的景點不斷建成，一年一度的"荷花節"引來眾多的海內外遊客。?
涼城風景名勝區
【涼城風景名勝區】河北省風景名勝區。涼城即淶源縣城，地處河北省西部太行山、燕山、恆山三山接壤，淶水、易水、距馬河三源交匯之處，東南距保定150公里，東北距北京200公里，是京、津、保、石旅遊圈上的重要風景區。狼牙山
【狼牙山】以八路軍五勇士浴血抗擊日寇捨身跳崖而聞名於世。其實，狼牙山還是一座雄險奇偉，景色秀麗的名山。早在兩千年前的戰國時期，「狼山競秀」就是當時燕國十景之一。
順平腰山王氏庄園
【順平縣腰山王氏庄園】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位於順平縣腰山鎮，距保定市25公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