㈠ 讓歷史文化和現代生活融為一體怎麼理解
歷史文化與高新技術發展相融合。大數據、雲計算、人工智慧等高新技術的迅猛發展，為歷史文化和現代生活融為一體提供了無限可能。比如，3D列印等技術能夠讓歷史圖景、器物得以生動再現，創造出新的文化業態。又如，利用大數據技術，可以對海量歷史文化數據進行智能化分析、關聯性搜索，從而更有效地進行利用。再如，運用新媒體傳播技術，能夠增強歷史文化的知識性、趣味性、時尚性，讓歷史典故、民俗禮儀、傳統道德規范等更為人們喜聞樂見。在城市發展進程中，要善於發揮高新技術在保護和利用歷史文化方面的重要作用，通過激活歷史文化來豐富現代人的生活。
㈡ 縱觀整個中國歷史發展進程,其發展的總體趨勢是什麼
中國是個文明古國，說中國歷史就是人類的發展史也不為過，石器時代、青銅器時代、鐵器時代、火葯時代。各種政權體制。都出現在中國歷史之中。中國的歷史發展趨勢可以說是中國各個民族融合。
如今中國是由多民族組成的團結國家整體。兒古代中國主要是指以漢族人為主體的國家政權。戰爭促使民族大融合，如今中國各族人民對外稱呼也是中國人，而不會說滿族、回族、藏族等等。歷史的發展歷程趨勢最終都是民族融合、文化融合、風俗習慣的融合。這種融合有時我們會稱之為文化侵略。
中國文化影響著西方，西方文化同樣影響著中國。在這種相互影響下，我們終將被統一。當然這種統一最終將建立在戰爭之後。戰爭伴隨著中國歷史的發展，促進中國民族的融合，
可以說中國歷史的發展如今也可看成世界歷史的發展，我們時刻在創造歷史。我們是其中的一部分。
以上僅僅代表個人觀點，歷史這東西，眾說紛紜，每個人都有自己對歷史的評價，我們的後人也會對我們進行評價，我認為幾千年前我們的先祖就認識到，歷史是一面鏡子，也是現實的翻版，如今任何事物，你都會在中國的歷史中找到其縮影。
最簡單的話來說歷史的趨勢就是 發展→繁榮→矛盾→戰爭→衰敗→體制改變→發展
㈢ 從歷史發展方向論述中國現代化的問題
政治共同體的整合問題是一份追問千年、屢遭背叛的遺囑。當下的政治共同體的政治整合，不得不被置於現代民族國家及其與社會的現實關系中予以考察。與古典的提問方式不同的是，國家與社會的現代性變遷已改變了問題的內涵，即，現代民族國家是不同於前現代國家的新型國家形式，它的出現改變了國家的治理方式，使以往忠實於地域共同體或血緣共同體的個體，不再直接作為政治共同體的整合對象，而是首先被功能性地重新聚合在彼此關聯的社會治理空間中，然後再通過國家組織上和意識形態上對社會的強力滲透，來實現政治共同體的政治整合。這樣，政治共同體的整合問題就不單純只是共同體與個人的關系，而必須將具象化為社會治理空間的社會整合涵蓋其中，也就是說，市民社會與國家的現代性分離，一方面將社會轉變為需要由國家予以整合的國家權力的指向物，另一方面又使社會成為國家藉以整合個體的外在空間形式，由此形成的作為一種社會實體的「基層社會」，既不是亘古的自然存在物，也不是超然於現代國家的獨立現象，而是一個與現代民族國家相伴生的現代性事件；而政治學意義上的「基層社會」概念，則既不直接等同於游離於國家之外的「草根社會」或「民間社會」，也不被簡單地泛指構成了鄉村和城市基本單位的村落和社區。如果我們將基層社會取代傳統鄉土社會看作事件的一端，將現代民族國家取代前現代中心國家看作事件的另一端，那麼，將此兩端聯結成一體的，便是主權國家對應基層社會所做出的政治整合方式的現代性變遷。作為現代民族國家科層式管理的對應物的基層社會的浮現，既改變了原初的政治整合問題，又使問題得以以另一種形式延續，因此，一切討論都必須從基層社會的形成及其引發的事變開始。
一、鄉土社會與傳統整合方式的終結
1、鄉土社會：超然於國家之外[4]
青年馬克思在《德意志意識形態》一書中寫道：「物質勞動和精神勞動的最大的一次分工，就是城市和鄉村的分離。城鄉之間的對立是隨著野蠻向文明的過渡、部落制度向國家的過渡、地方局限性向民族的過渡而開始的，它貫穿著全部文明的歷史並一直延續到現在。隨著城市的出現也就需要有行政機關、警察、賦稅等等，一句話，就是需要有公共的政治機構，也就是說需要政治。」[5]盡管馬克思堅決反對「把我關於西歐資本主義起源的歷史概述徹底變成一般發展道路的歷史哲學理論」，並認為這樣做「會給予我過多的榮譽，也會給我過多的侮辱」，[6]但是，上述有關歐洲城鄉分化及其與國家政權內在關聯的論斷，卻是也同樣符合中國國家與社會的發展邏輯的。
中國前現代國家時期，地方政治制度的基本結構是「王權止於縣政」，包括皇城在內的主要城市——作為吉登斯所謂之「權力集裝器」——承載了帝國有限國家權能的全部運作，[7]而在鞭長莫及的權力「邊陲」，則散布著的廣大的「鄉土社會」。[8]所謂「鄉土社會」，就其一般屬性而言，與「農村」或「鄉村」涵義幾近重合，比如：在經濟活動方式上，鄉土社會就直接等同於作為農業生產領域的農村，後者以土地作為基本的生產資料，以有生命的動植物作為生產對象、並表現出與自然再生產高度一致的生產特點；再如，從社會組織結構和社會文化形態上看，鄉土社會與「鄉村」同義，其成員以土地及其生產資料的分散為前提，「散處於全國各地，因農業和手工業的家庭結合而聚居在各個很小的地點」，並因村社制度而「使每一個這樣的小單位都成為獨立的組織，過著閉關自守的生活。」[9]恆常單一的生產方式和生活方式演生著以土地為核心的農耕文明形態，它以人與人的親緣關系作為文明的內涵、以人與自然的交換關系作為文明的外延，將人與土地凝固在鄉土社會自我封閉的時空之中。因此，單以概念的表層意義論，「鄉土社會」與「農村」或「鄉村」，在所指稱的對象上具有一致性，都是泛指城市外一切地域的空間概念，所不同的只是在具體指稱時各有側重，如學者於建嶸所說的：「'農村'主要的是一個經濟概念，表明的是一種不同於城市的經濟活動方式，是與'農業'相聯系但並不相等的概念」，「'鄉村'主要的是一個社區概念，強調的是一定社區的社會關系和社會秩序」，而「'鄉土'更多的具有文化意義，強調的是與傳統農耕文明相聯系的社會特性。」[10]
筆者以為，「鄉土社會」有別於「農村」或「鄉村」的獨特之處，在於它是一種理想類型（ideal type）層次上的概念，即，它是觀念中的類型，是對存在於一種具體社會中的普遍性質的提煉——這些性質深埋在具體社會的雜多表象里，與其他一些非本質性的內容一同支配著社會生活的各個方面；更在於它是一個只有在國家與社會的結構性關系中才具有意義的，用以說明國家與社會分離狀況的概念。之所以存在「現代社會」與「傳統社會」的區分，或者說，將「現代社會」與「傳統社會」區分開來的主要分水嶺，就在於現代社會的主權國家特徵，它突出地表現為國家與社會的高度融合。如果說「統治」意味著「國家專注於對其聲稱歸自己所有的全部領土實施正規化的行政管理」，那麼，前現代國家並不實行這種意義的統治——「它們的'政治組織'主要只限於管理統治階級內部的以及主要城市中心內部的沖突」，[11]這樣，前現代國家就在其國家機器已開始興起時，仍舊保有擁有自身獨立性的廣大社會領域，而正是由於這一點，前現代國家中「盡管'城市'和'鄉村'在某些方面相互依賴，但它們各自仍具有正相對照的獨特性。」[12]這種城鄉分治的格局存在於歐洲——如約翰·考茨基所說的，政治活動主要發生在階級內部而非階級之間，貴族、下層官僚、村莊、行會等市鎮組織均為彼此孤立的社區或團體，因而也就成為彼此獨立的政治舞台；同樣，也存在於傳統中國——如費孝通先生所述，「鄉土社會」維持的是「禮治秩序」，維持禮俗的力量不需要「橫暴權力」，且皇權因農業帝國虛弱的物質條件而難以擴張，只能轉求教化，故而，「在這里我們可以看到的是鄉土社會里的權力結構，雖則名義上可以說是'專制'、'獨裁'，但是除了自己不想持續的末代皇帝之外，在人民實際生活上看，是鬆弛和微弱的，是掛名的，是無為的。」[13]直至主權國家以及表徵著主權國家之「權力集裝器」不斷擴張的現代都市化，將鄉土社會與這種城鄉分治的格局徹底地瓦解殆盡。消解了鄉土社會的政治身份，剩下的便只是單純作為生產方式或生活方式的農村和鄉村，前者是超然於國家之外的獨立領域，而後者則只能以屈從者的身份，深陷於國家以及作為國家「權力集裝器」的城市統治之下[14]，其從屬地位曾被布羅代爾概括為：「城市只有在面對一個低級的生活形態時，才能作為城市而存在。這條規律沒有例外，任何特殊情況都不能取代它。城市無論大小必定在其周圍有鄉村，必定把部分鄉村生活納入它的勢力范圍，必定迫使四鄉參加它的集市，光顧它的店鋪，接受它的計量標准，向它的放債人借款，請教它的律師，甚至享用它的娛樂。一座城市得以存在，必須統治一個帝國，即便是蕞爾小國。」[15]
2、鄉土中國的政治整合與政治溝通
政治人類學的一個基本研究理路，是將有關人類政治生活的考察建立在特定文明與特定時代的社會結構和文化傳統基礎之上，由此形成的跨文化的多元政治形態分析，有力地滌盪了西方現代國家制度所謂「普遍性」或「普世性」的神話，為考察傳統中國的政治文明提供了較少偏見的「理解的前結構」。根據政治人類學的研究成果，非西方的傳統政治制度主要包括「非集權政治制度」和「集權政治制度」兩大類型。所謂「非集權政治制度」，是指不具有集中處理各種社會公共事務的機構的社會制度，具體包括游牧制度和部落制度，而「集權政治制度」，與前者相比，則在政權組織形式、政治決策方式、政治整合的形式與程度等方面具有集中化的趨向，其具體形態為酋邦和國家。[16]政治人類學的研究表明，並非所有文明形態中的國家都「天經地義地需要行政官、立法者以及為數眾多的公民來組成復雜的中央集權政府」，非正式制度（如果將國家制度稱作正式制度的話）在社會整合過程中曾經發揮過普遍的作用，因此，中國傳統國家並不象人們通常認為的那樣，只具有一種單一的制度機體，而是以分層的方式不同程度地體現了游群、部落、酋邦、國家等制度形式的制度特徵。用「非集權」或「中央集權」的單一化標簽，不足以完整地刻畫前現代時期中國「分治」的政治格局。
對於傳統中國的治理結構，張靜曾以「官制以外的地方治理」為題，作了頗為完善的總結。在治理結構問題上，她承接了王先明的觀點，認為傳統中國的治理結構包含上下兩個分層：其上層是中央政府，具體體現為一個自上而下的官制系統；其下層是地方性的管制單位，由族長、鄉紳或地方名流掌握。從表面上看，「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自上而下的官制系統自上而下地貫徹著帝國的整體秩序，而在實際的政治過程中，處於官制系統之外的地方權威卻實際控制著地方區域的內部事務，帝國的意志經過各級中介的層層變通，往往不能真正觸及地方。這種中央與地方「默認並謹慎對待管制領域的邊界」的治理結構，實質上就是「文化、意識形態的統一與管轄區域實際治理權的'分離'」。[17]她由此得出結論，認為傳統中國事實上有著兩個互不幹擾的秩序中心：一是存在於官制領域的國家權威，二是存在於地方體中的權威。「經過多年的實踐，這兩種秩序在各自的領域中形成了各自的權威中心，並學會了在互相的禮節性交往之外，小心避免觸及他人領地，這在兩種秩序中間形成了安全的隔層。因此，建立於多種局部地方體上的國家政治制度，為廣泛的社會整合提供的基礎主要是文化意義上的，而結構意義上的政治整合則事實上在地方體的層次上完成，並且由地方權威充任。」[18]也就是說，地方權威在國家實施文化整合的基礎上，實現著社會系統（地方體）的功能整合。
從政治溝通的研究視角出發，我們可以看出，傳統中國實際上存在著兩個彼此獨立的自穩自組溝通系統：一是具體體現為官制系統的國家，其溝通主體為君主、內臣、吏胥以及各級官僚。政治信息從帝國可被感知的各個信息源，傳輸至上述溝通主體，並以其作為信息運行和博弈的載體，通過法定的政治信息模式（即「信息控制－編碼中心」）——國家規范的篩選、翻譯、解釋和分析，認可或強化合乎規范的信息（信息正控制），擱置或糾正不合乎規范的信息（信息負控制），將處理過的源信息和反饋信息以政治決策的方式重新輸送到帝國，由此完成國家系統層次上的政治溝通；二是被費孝通先生稱作「地方體」的鄉土社會，其溝通主體為鄉土社會的權威及其成員，即族長、鄉紳、地方名流和普通鄉民。這個系統層次的政治信息，從鄉土社會可被感知的各個信息源傳輸至溝通主體，並以其作為信息運行和博弈的載體，通過共有的政治信息模式（即「信息控制－編碼中心」）——民間規范的篩選、翻譯、解釋和分析，認可或強化合乎規范的信息，擱置並糾正不合乎規范的信息，將處理過的源信息和反饋信息以政治反應的方式重新輸送到鄉土社會，由此完成社會系統層次的政治溝通。
表1：傳統中國政治整合的溝通圖示
傳統國家＊
政治輸入政治決策
（信息正控制）（信息負控制）
國家規范
鄉土社會
政治知覺政治反應
（信息正控制）（信息負控制）
民間規范
＊此處所謂之「傳統國家」僅具地域內涵，而不具有組織上的意義。
值得注意的是，如果溝通僅限於單個的溝通系統，而無法在兩個溝通系統之間實現溝通，其結果將是塞繆爾·亨廷頓所說的「缺少政治共同體的社會」，在那裡「人們對原生的社會、經濟組織——家庭、宗族、部落、村寨、宗教、社會階級——的忠誠與對在更大范圍內存在的政治制度所具有的公共權威的忠誠是兩回事，前者與後者競爭，並且常勝過後者。」[19]正如在義大利的政治文化中所表現出的那樣，義大利人在自己家庭范圍內表現出的「德行常常是其它國家人民獻身於整個國家福利的德行；義大利人真正的愛國主義就是他們對家庭的忠誠……一切官方和法律權威在被證實為友好和無害之前，統統被認為是含有敵意的」。[20]也就是說，一切來自國家系統的政治信息都被民間共有的政治信息模式所排斥，而無法進入並影響社會系統的政治溝通過程，從而造成了這個國家政治隔離、社會孤立、政局不甚穩定的政治局面。與之相比，中國傳統鄉土社會盡管超然於國家的治理結構之外，但在國家與鄉土社會的分離地帶，卻有「游士」和被稱作「中介力量」的鄉村精英，實現著國家與社會的緩沖與整合功能。「鄉村精英作為中介的重要性在於，他們既是社會主流價值理念（進而成為國家的價值理念）的感知者和認同者，也是鄉村共同利益的代表者和維護者，他們體現了國家和鄉村社會的相對分離，更體現了國家與鄉村社會的某種合一。」[21]同源於儒家文化的國家規范和民間規范，在信息格式上相互匹配並互作補充，而「游士」以及以族長、鄉紳和地方名流為代表的鄉村精英，則作為國家與鄉土社會——兩個溝通系統間的溝通主體，將國家的政治信息輸送至鄉土社會的民間規范中，至於鄉土社會的政治信息亦以他們作為運行和博弈的載體，反饋並最終上升為國家規范。[22]肖鳳霞（Helen Siu ）對中國華南地區的個案研究，從一個側面證實了國家與社會的這種溝通關聯，她發現：帝制時期的中國地方盡管離中央權力機構的行政控制較遠，但國家卻以意識形態和象徵的等級制，通過培養地方精英階層，將精英階層吸收到國家的勢力范圍內，並進而利用地方精英網路實現著對民間社會和社區生活的控制。[23]當然，這種形式的「控制」與現代民族國家直接權力運作下的「控制」，畢竟有著天壤之別。
3、回應型社會轉型中溝通型政治整合的解體
美國漢學家柯文（Paul Cohen），有感於西方中國史研究中「由於種族中心主義造成的歪曲」，而提出以關注中國社會自身發展邏輯的「中國中心觀」，來取代以往的「殖民地史」研究框架。所謂種族中心主義的「殖民地史」研究框架，在他看來主要表現為「沖擊－回應框架」、「近代化框架」和「帝國主義框架」三種研究模式，其中發端最早、影響最大的「沖擊－回應框架」，將19世紀中國社會的發展單純視為西方入侵的結果，並因此而誇大與西方入侵具有關聯的歷史側面，否定或無視中國社會對本土力量所作的回應，[24]從而「就很容易鼓勵人們把並不僅僅是，或主要並不是對西方做出回應的發展錯誤地解釋為是對西方做出的反應。」[25]盡管柯文反對的只是把「沖擊－回應」等概念「當作廣泛的囊括一切的思想框架」，而並不反對將它「嚴格而仔細地使用於一百多年來的中國歷史中出現的某些界限分明的具體過程或現象」，[26]並進而提出通過區分「層帶」的方式，[27]把「沖擊－回應」思想「所能概括的范圍交待清楚」，筆者卻絲毫看不出如此條分縷析的方法論企圖，能夠在多大程度上改變西方入侵與中國近代史的密切關聯，以及這種關聯在中國近代社會變遷過程中所起的主導作用。[28]中國本土社會當然不是「惰性十足」，只知接受西方沖擊並只對沖擊作出回應的停滯社會；它當然是「自身不斷變化的實體，具有自己的運動能力和強有力的內在方向感」；它當然既要對外來的沖擊作出回應，又要應對其自身機體的各種不良反應；但這一切都無損於這一事實，即，西方在軍事、經濟、政治、文化等方面的全面入侵，改變了中國本土文明的原有發展軌跡，其直接或者間接的影響甚至滲透到柯文所認為的「在最漫長的時間內最少受到西方入侵的影響」的「中國農村的生活方式與風格」，以及「古老的社會、經濟和政治的風俗習慣與制度」。
那麼，鄉土社會層面上的「沖擊－回應」過程究竟始於何時呢？盡管筆者贊同柯文對「作為事件的歷史」、「作為經歷的歷史」和「作為神話的歷史」的細微體察，贊同其「關於歷史的概括性結論（我認為，首先是'轉折點'或'分水嶺'一類的結論）往往比具體結論具有更多的神話成分，能更多地體現出做結論的人的感情偏好和關注重點及其所處的時代的特徵」的精闢洞見，[29]卻不能不對1900年的外來沖擊，以及1905年在科舉存廢問題上所作的回應給予特別的關注。芮瑪麗在一篇考察辛亥革命背景的論文導言部分，曾明確指出：「歷史上沒有哪一年能像1900年對於中國那樣具有分水嶺般的決定性意義。」[30]這一年的義和團事件以及隨之而來八國聯軍和《辛丑條約》，不僅使西方列強（包括日本）進一步加強了對中國政府財權的控制，迫使清廷為了開辟新的稅源，而將國家權力向超然於國家之外的鄉土社會延伸；而且還破壞了中國社會原有的「自穩自組」系統及其自我調節的功能，使社會轉型在不斷的倉促回應中愈發地心浮氣躁。正因為1900年後「國蹙患深」的緊迫時局，使得建立歐洲式的現代民族國家成為上下一體的共同訴求，致使科舉制度在世人心中由雞肋而漸至蔽帚，最終只能被要求徹底地予以革除。變革科舉的始作俑者張之洞，在議改科舉時主張：「其世族俊才，皆仍志於科舉而已。即有特科之設，然二十年一舉，為時過遠，豈能坐待？則仍為八比詩賦小楷而已。救時之才，何由可得？……故救時必自變法始，變法必自變科舉始。」[31]其回應之急切，躍然紙上，自然也就無暇顧及這場變革的長遠後果，而停科廢考的直接後果之一，便是中斷了士紳階層在國家與鄉土社會間的流動與溝通，從而在根本上瓦解了鄉土社會自身的權力組織網路。何懷宏在論及「廢除科舉對社會變遷的影響」時，揭示了科舉停辦——士紳消退——鄉土社會終結三者間的內在關聯。根據他所提供的研究成果，我們可以看出，就廢科停考的一般性後果而言，停辦科舉改變了中國社會的階級階層結構，使士紳階層的數量和影響力都遭到了大幅削弱，政治生活因失去均衡或溝通的介質而日趨動盪。在此過程中，一方面是傳統整合力量的沒落——帝國政府內外交困，傳統文化面臨質疑，如血液般運行於國家與社會機體的士紳階層「上失其根，下失其路」，「上失其根則失去對社會下層的影響力和由下層源源不斷補充的更新力，於是在辛亥最後的回光晚照之後立見枯萎；下失其路則大量破落的士紳子弟或潛在的讀書種子被驅往對社會的反抗、成為動員民眾和進行革命的先鋒。」[32]另一方面，則是新的政治整合力量的缺失和流失——「新的中、小學學生的社會地位和影響力還遠不能與舊日功名獲得者的社會地位和影響力相比，遠比不上舊日的舉人、進士，甚至比不上紮根鄉土、融於社會、年齡較大的生員，按照原來新學制建立者的設想，他們還須積以若干年月才能獲得類似功名，但後來的革命很快就把這些如一陣風似地吹跑了。這樣，由於將文化精英補充進上層的渠道實際上已經中斷，受過教育的社會精英數量就反而呈不斷下降的趨勢，文化精英的延續接替出現了'斷層'，這種'斷層'甚至意味著'斷絕'.」[33]就最為微觀的層面而言，廢除科舉直接引發了「紳士城市化」的浪潮，「他們逐漸離開鄉土，走進城市從政、求學或者經商，且愈有見識、愈具才幹者愈加如此，留在鄉村的多為一些年老力衰的紳士，一些暴發的、缺少文化的'土豪劣紳'則逐漸興起，許多並成了地方上新的頭面人物，鄉村成了一個被文化精英遺棄的地區，宗法關系淡化，地主與貧困農民的沖突開始尖銳，廣大鄉村遂成為一塊醞釀革命的溫床。」[34]綜合起來看，此時的政治信息各自孤立地運行於兩個溝通系統之中，就國家層面的溝通系統而言，由西方入侵引發的「信息超載」和「信息變異」，使國家很難再依據其原有的信息認知模塊和溝通方式，將政治輸入順利地轉化為政治決策。為了緩解系統的自身困境，國家試圖通過其「學習能力」變革「信息控制－編碼中心」，但所採取的步驟卻是拋棄傳統——損毀系統的「後備資源」，[35]如此不僅未能提高系統對外來信息的處理能力，反而使其原有的溝通程序遭到了破壞。信息數量日益增加，系統處理能力卻不斷下降，積重難返的「信息超載」最終導致了國家層面溝通系統的崩潰。與之密切相關的是，廢除科舉這一國家行為連帶毀滅了士紳階層，這樣，鄉土社會層面的溝通系統就因突然喪失了溝通介質而只能變成散沙一片。卡爾·多伊奇曾經指出，政府在維護某種可欲的狀態——如經濟上的繁榮或政治上的安定時，往往需要獲取有關混亂范圍及其進度的信息，以便據此制定相應的對策，其間「如果反應的速度太慢，或力度太小，政府就無法阻止混亂；而倘若反應過度，則有可能矯枉過正，甚至從相反的角度給自己製造新的混亂。」[36]近代中國社會轉型過程中屢屢發生的信息「矯枉過正」，與西方的持續入侵休戚相關，這也是筆者堅持「沖擊－回應」模式並對之耿耿不能釋懷的主要原因。
馬克思在提及亞洲宗法社會的終結時，提醒我們毋須因悲傷而忘記：「這些田園風味的農村公社不管初看起來怎樣無害於人，卻始終是東方專制制度的牢固基礎……。」[37]話雖如此，可真面對文明的廢墟，又怎不讓人感慨良多。時空彎曲而分岔，具有無窮的傾向和後果，難逃時空羈束的文明，因而如置於迷宮，有的只是多種多樣的可能以及永無倖免的遺憾。
二、早期基層社會的空間治理術
1、基層社會：民族國家的創構物
從任何一個通常的角度看，1900年至1949年都是不容忽視的歷史時段。在這50年間，中國為了回應全然不同於北方游牧民族的西方世界的入侵，在軍事上，通過引進西方的軍事技術和軍事組織理念，完成了舊式軍事力量的改制；在政治上，主動放棄了傳統的政治治理模式，嘗試移植西方的立憲政治和議會政治以尋求器物層面的維新；在經濟上，逐步改變了傳統小農經濟的單一格局，工商、金融、通訊等現代生產行業均得到不同程度的發展；在文化上，儒家「內外相安、上下相養」的禮俗義理和精神秩序由盛及衰，取而代之的是邏各斯中心主義的思想方式和對外在事功的急切追求；最後，所有這些「中國傳統與歐洲經驗雜交」而成的變革因素，促生了一種與軍事力量高度結合的意識形態型政黨，並在黨權政治的主導下開始了現代民族國家的創構歷程。[38]由此種種，可見這是一個舉足輕重的歷史時期，然而，在政治整合的時間序列中卻難據一席之地，理由很簡單——在1900年至1949年的50年間，只存在各式各樣的實現政治整合的意圖和相應舉措，而未形成統一的政治權威和定型化的政治整合模式，後者只是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才逐漸地成為可能。在此需要特別注意的是，鄉土社會瓦解後如馬鈴薯般散落著的城市和鄉村，也正是在主權國家的創構活動中轉而成為主權國家政治整合的對象，並由此開始具備基層社會的空間形態和組織形式的。
「基層社會」是本文的核心概念，同時也應當被看作是一個「歷史概念」，其獨特的方法論意義在於，這種類型的概念「並不是要以抽象的普遍公式來把握歷史實在，而是要以具體發生著的各組關系來把握，而這些關系必然地具有一種特別獨一無二的個體性特徵。」[39]正如馬克斯·韋伯在論及「資本主義精神」時所指出的：「這樣一個歷史概念，正因為就其內容而言它指的是一種由於其獨一無二的個體性才具有意味的現象，所以它不能按照'屬加種差'的公式來定義，而必須逐步逐步地把那些從歷史實在中抽取出來的個別部分構成為整體，從而組成這個概念。這樣，這個概念的最後的完善形式就不能是在這種考察的開端，而必須是在考察之後。」[40]下面，筆者就試圖由相關的歷史研究和理論比較入手，從主權國家建立的前後兩個時段來分層闡釋基層社會「獨一無二的個體性特徵」。
一方面，中國前現代國家時期並不存在本文所說意義上的基層社會，與之相對應的區域結構層次，前文曾一概冠之以「鄉土社會」——此概念既包含了作為邊陲社會的鄉村，同時，也必然包括作為國家「權力集裝器」的城市，兩者並無偏重，只是出於論述便利方面的考慮，而對前者潑墨較多罷了。鄉村社會事實上是游離於國家的權力鏈條之外，這一點前面已有說明，此處自然無須贅述；而承擔著帝國全部權能的傳統城市，從它自身的治理模式來看，實際上也還是與國家有所界分的，也就是說，「官」－「公」－「私」各自統轄的領域，盡管在城市中有了交錯和重疊的傾向，卻依然是條分縷析和涇渭分明的。西比勒·斯普倫克爾在《城市的社會管理》一文中強調，舊中國的「城市」與「鄉村」只是社會行為總范疇的各自部分，而非截然分開的兩個局部化范疇，「中國人的社會從來都沒有建立過擁有獨立的明確管轄權的自治市，城鎮與鄉村一樣是被兩種不同的組織機構聯合管理的；其一是自上而下，直到各家各戶的帝國中央集權轄區網，其行政治所只設於縣城內；其二是各種相互交叉的社團、陳陳相因的非官方組織，這些組織並非由於有目的，或有明確公認的權利而產生，而是由一群有經常性聯系、同住一個街坊、同參加某些活動與祭祀、有共同利益、或總體上都是休戚相關的人時時處處自發地形成的。」[41]大量的有關帝制時期（有其是晚清）中國城市的研究，都對行政轄區網路與地方社會網路間若即若離的微妙關系有所揭示，我們可以在楊念群所作總結的基礎上，得出如下一些印象：第一，中國傳統國家的支配能力，通常僅限於稅收、軍事、刑事司法等領域，除了在非常時期或可由大型水利工程、重大飢荒賑濟、政治動亂平定等「政治」事件，而對社會偶有滲透之外，一般並不顯現其「特別普遍深入的專制」。作為國家政治整合手段之一的帝國法律，所關心的「從沒有超出推行倫理規范與保障公
㈣ 如何將傳統經典與現代創造實現融合，如何讓文化傳承
中華民族具有悠久的歷史和優良的傳統。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對於凝聚和團結全國各族人民，起著重要的紐帶和基礎作用。其中諸如以人為本，講究誠信，強調和諧，重視教育，倡導德治等等，在當今中國的改革開放和文化建設中，仍然是重要資源。傳承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培育和弘揚民族精神，對於增強民族自尊心、自信心、自豪感，使全國人民始終保持奮發有為、昂揚向上的精神狀態，實現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具有特別重要的意義。
先進文化是健康的科學的向上的，是代表未來發展方向，推動社會前進的文化，是人類文明進步的結晶，它影響人的精神和靈魂，滲透於社會生活各個方面。是否擁有先進文化，是否代表先進文化的前進方向，決定一個政黨、國家和民族的素質、能力和興衰。社會主義現代化應該有繁榮的經濟，也應該有繁榮的文化。中國先進文化，是凝聚和激勵全國各族人民的重要力量。它源於中華民族五千年的文明史，又植根於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實踐，具有鮮明的時代特徵。
文化是一個民族的靈魂和血脈，是一個民族的集體記憶和精神家園，體現了民族的認同感、歸屬感，反映了民族的生命力、凝聚力。失去了民族文化傳統，就如同浮萍，沒有了根，就如同流浪者，失去了家園。文化認同與文化傳承是民族賴以生存的基礎和繼續發展的前提，其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當然，人類已經進入了21世紀第二個十年，如何應對全球化的沖擊，如何在激烈的文化競爭中生存與發展，核心是文化創新。創新是一個民族進步的靈魂，是一個國家興旺發達的不竭動力，也是一種文化生生不息的源頭活水。即使是優秀的文化傳統，也要適應時代的需要，實現現代性的創造性轉化，同時融入民主精神、科學精神、市場精神、法治精神、競爭精神、公平精神等新理念。只有永遠保持創新精神，才能譜寫新時代民族文化的新篇章，賦予其新的內涵與活力。
㈤ 現在歷史的發展趨勢是什麼謝謝各位的回答
一.
1.文明中心轉移
2.戰略空間爭奪
3.兩種制度的對立與斗爭
4.三種文化戰爭與多元文化共存
5.兩條現代化道路
6.世界大格局
7.中美之爭
8.國際戰略斗爭焦點的轉移
9.一體化的兩種前景
10.國家長治久安的兩種政體
二
1、順應世界多極化、經濟全球化、區域經濟一體化的大趨勢，積極參加區域合作與發展才能互利共贏。
從國際環境看，20世紀90年代以來，經濟全球化，區域經濟一體化，已成為國際經濟發展的主要趨勢。經濟全球化是世界經濟發展的客觀規律，是社會生產力發展、科技進步的客觀要求和必然結果，任何國家和地區都無法迴避。世界經濟正趨向形成歐盟、北美和亞太地區特別是東亞區三大板塊，區域間的競爭正成為時代的主要特徵。任何國家和地區在經濟上力圖保持孤立的狀態和封閉的體系都是不可能的。未來世界經濟競爭，不再是單個城市或地區的競爭，而是城市群和區域的競爭。從國內環境看，各區域的合作、發展與競爭有不可阻擋之勢。東、中、西部和東北四大地區、長三角、珠三角和環渤海三大經濟圈以及長江、黃河兩條經濟帶的合作與競爭，已不可避免。按照「優勢互補、互惠互利、合作共生」的基本原則，積極參加區域合作與發展，才能互利共贏。
2、認清世界科技革命趨勢，走出一條信息化帶動工業化、工業化推動城市化的跨越式發展新路子。
人類社會正全方位邁向知識經濟時代，這是世界科技革命全面推進的時代，是信息技術、生物技術、能源技術、新材料技術、先進製造技術迅速發展和廣泛應用的時代。科技創新不斷超越人類的傳統認識局限，正在宏觀和微觀兩個尺度向著最復雜、最基本的方向發展，學科的交*與融合，使重大創新更多地出現在學科交*領域。
歷史經驗和理論研究表明：技術創新和技術革命必然演變為產業革命，每一次科學技術的革命性突破或重大進步，都會導致一次大的產業革命和結構調整，從而推動一國經濟乃至世界經濟的大發展和大跨越。當代新科技革命不只是表現為單一技術、單一產業的發展，而是表現為群體突破態勢，表現為新技術群和新產業群的蓬勃發展，高新技術產業群的迅速崛起壯大，正在成為當代經濟發展的主要動力。
高新技術產業是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的戰略性和先導性產業，發展高新技術產業，已經成為當今世界經濟發展的主旋律。認清世界科技發展新趨勢，積極把握新一輪全球生產要素優化重組和產業轉移的重大機遇，大力推進高新技術產業的發展和對傳統產業的改造，力爭在具有比較優勢的科技領域和產業有新的突破和新的發展，將科技創新成果迅速有效地轉化為現實生產力。
信息化帶動工業化，工業化帶動城市化。中國城市化率由1978年的17.9%上升到2004年的41.1%。預計到2030年全世界60%的人口將生活在城市中，到2050年中國城市人口將上升到70%。2003年末，湖南省城市化率為33.5%，長株潭三市分布為49.16%、40.79%和39.68%。
1950年，全世界只有紐約、倫敦總人口達到800萬以上。1970年達到11座，2000年達到25座。聯合國估計到，到2015年800萬人口以上的城市達到33座，其中亞洲佔22座。要避免「大躍進」式的城市化。健康的城市體系應該是大中小城市以及城鎮相協調。在城市化「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的兩種模式中，應該堅持後一種模式。用行政手段推進城市化水平的「大躍進」是不可取的，政府的主要作用不是去制定什麼城市化水平的發展目標，而應該是引導和服務。
3、樹立科學發展觀，堅持走以人為本的可持續發展道路，才能推動整個社會走上生產發展、生活富裕、生態良好的文明發展道路。
人口問題、資源問題、環境問題，已成為國際社會普遍關注的三大世紀難題。是持續發展？還是發展停滯不前？這是人類有史以來面臨的最嚴峻挑戰。走可持續發展的道路，是20世紀人類的世紀覺醒。在邁入新千年的時候，以廣闊的視野和深邃的眼光，從整個人類和全球保持人口——資源——環境三者協調平衡的角度出發，綜合運用自然科學和人文、社會科學知識以及先進技術手段，形成解決世紀難題的最佳方案，找到社會發展與良性生態之間的結合點，找到既保護環境又不停止發展的有效的「度」，力求做到「經濟社會的發展必須同資源開發利用相協調，在滿足當代人需要的同時，不危及後代滿足需要的能力」，這就是當代全人類面臨的重要使命。
全世界任何一個國家實施可持續發展戰略，無一例外地必須有序地通過三個基本台階，實現三個基本目標，在理論上稱之為三大非對稱性零增長。第一台階是實現人口數量和規模(自然增長率)的零增長，同時在對應方向上實現人口質量的極大提高，把巨大的人口壓力轉變為豐富的人力資源優勢。第二台階是實現物質和能量消耗速率零增長，同時在對應方向上實現社會財富的極大提高。第三台階是實現生態和環境惡化速率的零增長，同時在對應方向上實現生態和生態安全的極大提高。
要實現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在2050年全面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也必須先後實現三個零增長。按照中國科學院可持續發展戰略研究組發布的《2004中國可持續發展戰略報告》提出的目標，到2020年，東部要走過三大「零增長」台階，即依次在2010年左右實現人口自然增長率的零增長，2015年左右實現資源和能源消耗速率的零增長，2020年左右實現城市生態環境退化速率的零增長。中部再用15年，西部再用30年走過三大零增長的台階。
4、認清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特點和內在規律，採取的方針政策才能更加符合當今中國實際。
市場經濟是在私有制和資本主義基礎上發展起來的。社會主義制度下如何搞市場經濟？市場經濟體制下如何建設社會主義？特別是在像中國這樣的大國把社會主義與市場經濟結合在一起，是前無古人的偉大創舉，這是人類社會發展進程中面臨的一個全新課題。
從大處看，中國特色的經濟制度有五點必須引起足夠重視。一是堅持以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的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二是建立統一、開放、競爭、有序的市場體系，以實現社會公正和共同富裕為目標；三是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中，支配經濟運行的客觀規律最主要的是價值規律，價值規律調節社會生產和流通；四是我國實行「財政包干，分灶吃飯」和分稅制以後，現行的財政運行模式是公共財政體制，政府投資主要用於關系國家安全和市場不能有效配置資源的經濟和社會領域，五是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發揮基礎性作用，企業是市場經濟活動的主體，政府已不是市場經濟活動的主角，而是主要從事公共管理。
5、面對全球文化多元化的挑戰，在世界性文化開放與匯流中兼收並蓄有所作為。
文化與經濟的緊密結合，是當今世界經濟社會發展的基本特徵，文化的普遍性和民族性決定了全人類文化價值交融和滲透是它的總體趨勢，其間相伴而生的「文化碰撞」和交流失誤也是不可避免的。隨著世界經濟一體化和技術的進步、交往的擴大，以及信息手段的發達，世界正在變成名符其實的地球村。經濟全球化使生產力要素及生產方式，可以在技術和理念上超越自然環境和資源地域性限制，從而弱化了民族分工和地域性生產的絕對性。
「古老的東方有一群人，他的名字叫龍的傳人；黃皮膚，黑眼睛，黑頭發，永遠永遠是龍的傳人」。「龍的傳人」實際上是不同地域不同膚色的人種聯姻的結果，也是不同文化交匯融合的結晶。龍是中華民族共同尊奉的至上之神，能遨遊四極，俯瞰八荒，「角似鹿，頭似駝，眼似龜，項似蛇，腹似蜃，鱗似魚，爪似鷹，掌似虎，耳似牛」，「能幽能明，能細能巨，能短能長，春分而登天，秋分而潛淵」，「大則興雲吐霧，小則隱介藏形；升則飛騰於宇宙之間，隱則潛伏於波濤之內」。隨著中國走向世界、世界走向中國的進程加快，不同地域不同膚色的人種通婚，不同文化的交流與融合，新時代「龍的傳人」必將得到再造，中華民族子孫的後代將更加強壯，更加聰明智慧。
6、不管人類在前進的道路上會遇到什麼險阻和曲折，人類有朝一日總會進入大同之域。
一些西方學者曾經預言：在全球形式的未來世界中，文明將從西方轉向東方。早在1972年5月和1973年5月，著名的英國史學家湯因比和日本著名社會活動家池田大作進行的《展望二十一世紀》的兩次對話中，湯因比就斷言：中國文化將是二十一世紀人類走向全球一體化、文化多元化的凝聚器和融合器。這是時代的呼喚，這是人類的希望。他甚至預言：「將來統一世界的大概不是西歐國家，也不是西歐化的國家，而是中國」。
歷史學家希望中國在人類進入大同之域時，應當有所作為，有所貢獻。他們的理論依據，是中國文化的「天人合一」、「以和為貴」、「和而不同」的傳統，能夠發揮融合器的作用。
其實，世界是豐富多彩的。很難想像用一種模式、一種價值觀來統一，由一個國家來領導。中國願意同世界各國一道，為推動建立公正、合理的國際政治經濟新秩序，實現國際關系民主化，創造一個持久和平與繁榮的新世界而努力奮斗。
㈥ 你以為傳統文化與現代文化如何和諧交融發展
傳統文化與現代文化如何和諧交融發展？
打開歷史塵封的畫卷，回眸中華上下五千年的歷史，我們會挖掘出許多價值珍貴的文化寶藏。
底蘊深厚，內涵豐富，體現著民族特徵與精神。
它們雖經過數千年的洗禮，但卻歷久彌新，在今天的當代社會卻仍然熠熠生輝，煥發出活力，影響著整個世界的發展與進程，發揮著不可估量的巨大作用。
中華傳統文化以儒家、佛家、道家三家之學為支柱，包括思想、文字、語言，之後是六藝，也就是:禮、樂、射、御、書、數，再後是生活富足之後衍生出來的書法、音樂、武術、曲藝、棋類、節日、民俗等。
傳統文化是我們生活中息息相關的，融入我們生活的，我們享受它而不自知的東西。如，「煩惱」「差別」「平等」「世界」等。
家學者們強調「禮」，追求「禮」，即是要樹立一種人類社會共同的價值觀，用以調整和約束人們的社會行為。「文」既指文字、文章、文采，又指禮樂制度、法律條文等。
古「文」字是指紋理、花紋之意。後來發展為包括美好的言語、思想、行為、待人、處世等表之於外的都稱為「文」。文明一詞就是「文」的延續。「化」是「教化」、「教行」的意思。
傳統文化與當代社會的融合——當古典遇上現代
02
千年的文化積淀，給東方文學寶庫留下了汗牛充棟般的巨著，為當代社會帶來了創作靈感，讓思想在浩瀚的書海中無限徜徉。
《紅樓夢》是一部具有世界影響力的人情小說，舉世公認的中國古典小說巔峰之作，中國封建社會的網路全書，傳統文化的集大成者。
小說以「大旨談情，實錄其事」自勉，只按自己的事體情理，按跡循蹤，擺脫舊套，新鮮別致，取得了非凡的藝術成就。
「真事隱去，假語村言」的特殊筆法更是令後世讀者腦洞大開，揣測之說久而遂多。
經典名著《紅樓夢》被多次拍成電視劇，導演無一不是藉助這一著作，來仔細雕琢人物的內心活動，服飾細節等來進行創作藝術。
不僅如此，平時閱讀文化經典，看到「人生代代無窮已，江月年年只相似」或「天高地迥，覺宇宙之無窮」，認識到作者對整個生命世界的深入思考，也會將我們的思緒引向永恆話題的遐思。
由此可見，傳統文化悄然無息地滲透著我們的生活，激發了創作的靈感，影響著我們的思想。
傳統文化與當代社會的融合——當古典遇上現代
03
古代的王朝，歷代歷朝都有建造宮殿廟宇的傳統。
傳承至今，我們還能看到所遺留下來的城池古跡。
再歷史名城北京，西安，我們還可以看到許多的皇家建築，宮殿園林等。每逢節假日可供遊人參觀游覽。
建築作為園林的要素之一是中國園林的特點，已有悠久的歷史。中國園林建築最早可以追溯到商周時代苑、囿中的台榭。
魏晉以後，在中國自然山水園中，自然景觀是主要觀賞對象，因此建築要和自然環境相協調，體現出詩情畫意，使人在建築中更好的體會自然之美。
同時自然環境有了建築的裝點往往更加富有情趣。所以中國園林建築最基本的特點就是同自然景觀融洽和諧。
一些園林建築精緻小巧，造園手法獨特，陶冶人的情性，如此多的建築中，蘊含著豐富的審美情趣。
我們還可以學習到建築的內部構造，外部材質，細節裝飾等等，這些都為當今社會建築園林等行業的從業人員所借鑒，發揮著意義重大的參考借鑒作用。
㈦ 我國歷史發展的趨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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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經濟上還是政治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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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秋戰國時期的我國歷史發展呈現的顯著趨勢：
春秋戰國歷史發展的三種趨勢
一是從分裂走向統一，二是各民族相互融合，三是奴隸社會向封建社會過渡，這三條主線，互相促進，互相影響
⑴由分裂走向統一。春秋時期，周王室衰微，諸侯爭霸，大國兼並小國，諸侯數目逐漸減少；戰國時，較大的諸侯國只剩下齊楚等七國，七國繼續進行兼並戰爭，給人民帶來了災難，人民渴望統一。秦國經商鞅變法逐漸富強，秦王贏政經過大規模兼並戰爭，於公元前221年統一全國。
②由奴隸制瓦解到封建制確立。春秋時期，由於鐵器、牛耕的使用，私田增多，魯國首先採取按畝收稅的方法，承認土地私有。一些貴族將土地出租，收取地租．轉化為地主，奴隸轉化為農民，井田制瓦解，意味著奴隸制的瓦解。戰國時期，在新興地主階級推動下，各諸侯國經過100多年的變法，廢除了舊制度，封建制度最終確立。
③春秋戰國時期，中原王朝同周邊地區各少數民族的關系都有了發展，在前代的基礎上，在頻繁的戰爭和頻繁的經濟文化交往中，民族融合進一步加快，經濟文化聯系加強。這些為後來秦朝多民族統一國家的形成打下了基礎，成為我國民族融合的重要歷史時期。
㈧ 田毅鵬丨鄉村未來社區：城鄉融合發展的新趨向
與 歷史 上早發現代化國家實現城鄉融合的演進軌跡不同，新世紀以來啟動的後發國家的城鄉融合是在新的技術條件和 社會 背景下發生的。網路信息技術、人工智慧、能源技術等新技術的出現，為城鄉融合的推進提供了最為直接的技術支持，使得新近發生的城鄉融合呈現出新的 社會 形態和發展趨向。尤其是作為城鄉融合的先導，中國的長三角區域當下正在展開的鄉村未來社區建設，為各種新技術的功能施展提供了真實的 社會 依託和憑借，極大地推動了城鄉要素的平等交換和雙向流動，形成了具有創新意義的城鄉融合平台及運作模式，揭開了新時代中國城鄉融合的新序幕。
如何以智慧鄉村等技術支持體系來打造鄉村未來社區？
以新技術實現鄉村社區生產、生活系統升級。培養新農民、推廣新技術、提升農村創業創新的「雙新雙創」成為鄉村社區發展的關鍵，因為新技術可以最大限度地提升三產融合增加值；
依託新技術建構城鄉均等化的鄉村社區公共服務體系，提升鄉村社區治理服務水平。針對鄉村 社會 的分散性特點，通過網路信息技術整合資源，建立以縣城為中心、以鄉鎮為重要連接點、以村落為基礎的公共服務體系以及新的具有共享性的民生服務體系；
克服鄉村人口外流態勢，形成鄉村社區人口的聚集效應。新技術在農業生產領域的廣泛應用，推進農業生產勞動實現明顯的去體力化，鄉村生態環境的改善和富有人文情調的多樣化文旅項目的開發，也吸引越來越多的人來到鄉村社區 旅遊 或短期居住。
更多精彩觀點
01 鄉村未來社區的構建主題
及其與城鄉融合之關聯
2019年1月，浙江省在政府工作報告中率先明確提出，浙江將啟動未來社區等標志性項目的建設。同年3月，浙江省政府印發《浙江省未來社區建設試點工作方案》，標志著浙江省未來社區建設試點工作全面啟動。從整體上看，浙江省基本上將未來社區建設限定在城市社區范圍之內，但值得注意的是，浙江衢州率先將未來社區建設延伸到鄉村領域，開啟了鄉村未來社區建設的序幕。
01 主題關聯
在鄉村未來社區構建主題的具體設想上，浙江衢州的規劃設計提出：「鄉村未來社區是以面向未來為特徵、以『可持續發展』為導向、以『高品質生活』為中心的新型鄉村社區形態和『產社人文』聚合的現代化平台，是鄉村發展從『村落』向『社區』轉型的必然趨勢，是村改居的高級表現形式，也是實現鄉村 社會 可持續發展的有效模式。」衢州提出以「人口凈流入量+三產融合增加值」為綜合指標，以特定鄉村人群為核心，重點突出「鄰里、風貌、產業、交通、教育、康養、文化、治理」八大場景的系統設計，通過改革、發展和民生之間的高度融合，實現進則配套完善創業無憂，出則鄉土田園回歸自然。
浙江衢州選擇了衡量鄉村社區發展和城鄉融合兩個最為關鍵的核心指標，觸及城鄉融合兩個最難破解的問題，即：如何使鄉村社區保留一定數量的具有活力的人口，以克服鄉村老齡化帶來的挑戰？如何通過三產融合實現鄉村產業的進一步發展，以增添鄉村活力？這兩個問題涉及如何開發鄉村的文化資本和生態資本，並且將其作為城鄉互動的重要資本中介呈現出來；
02 技術關聯
毫無疑問，無論是鄉村未來社區建設，還是當下新的 歷史 條件下城鄉融合目標的實現，都離不開對新技術的應用。觀諸 歷史 ，早發現代化國家在工業化、城市化中後期實現城鄉融合的一個重要技術背景是交通革命。「從20世紀20年代起，更加靈活的交通系統和私人小 汽車 增長促進了人群和資本從城市地區向外的分散化和去中心化，也導致城市開始走向衰落。從這個意義上來講，交通可以同時被稱作是城市的『創造者和破壞者』。」
如果我們認同上述分析思路，便會發現今天擺在我們面前的新技術表現得更為豐富，高鐵、高速公路、互聯網、能源技術以及諸多農業生產革新技術等具有時代意義的新技術必定會使今天的鄉村未來社區建設和城鄉融合過程發生一系列新的更具有根本意義的變動；
03 社會 形態關聯
值得特別提出的是，置身新世紀科學技術劇烈變革的大背景之下，無論是城鄉融合還是鄉村未來社區建設，事實上已遠遠超出了一般的 社會 功能性判斷，二者的發展以及互動和交匯實際上昭示著一種新的 社會 形態的出現。如卡斯特爾在談及網路 社會 的重大影響時即指出，網路不僅僅是一種技術，而且已構建起新的 社會 形態：作為這些過程的後果，人們在三個領域感到深刻的變革——新 社會 結構（網路 社會 ）、新經濟（「信息資本主義」）和新文化（「現實的虛擬」的互聯網文化）。在信息時代，經濟、 社會 和文化被無所不包的「網路邏輯」統治。正是在這一意義上，「網路構成我們 社會 的新 社會 形態學，而且，網路化邏輯的傳播實質性地改變生產、經驗、權力和文化過程中的活動和結果」。正是基於上述判斷，學術界對網路 社會 的理解從來就不缺乏所謂 社會 維度，認為「從技術維度講，將網路 社會 界定為由於互聯網技術連接而創造的虛擬數字 社會 ；從 社會 維度來講，將網路 社會 界定為以網路為核心生產與生活方式的整個人類 社會 新的形態」。可見，城鄉融合已不再是城與鄉的簡單相加，而是預示著一種新的 社會 形態的發生。
02 鄉村未來社區：
技術支撐背景下城鄉融合的新平台
毫無疑問，進入新世紀以來，以信息技術、人工智慧、能源技術等為代表的新技術的發展給鄉村社區建設和城鄉融合提供了空前有力的支撐。但我們必須看到，技術並不會脫離具體的 社會 空間和組織形態直接發揮作用，而是需要以若干 社會 實體形態作為中介才可以真正施展其功能。
具體言之，當下在中國長三角展開的鄉村未來社區建設，為各種新技術發揮作用提供了真實的 社會 依託和憑借，使城鄉融合可以通過未來社區建構這一帶有創新性的實踐形式，形成新的城鄉融合平台及運作模式。有學者將鄉村未來社區的具體操作方案概括為「4+1+X」的規劃策略。其中，「4」代表4個鄉村系統規劃，即空間、產業、民生、治理四大系統，代表鄉村未來社區的各個維度；「1」代表1個智慧鄉村支持系統，為鄉村未來社區的各項生產生活提供必要的技術支持；「X」則是基於上述五大系統和「人本化、生態化、數字化」三大價值坐標的X個鄉村生活場景搭建。
以新技術實現鄉村社區生產、生活系統升級。
從 歷史 上看，19世紀勃興的以工業文明為核心的技術體系改變了傳統的城鄉結構，使城市開始成為現代文明的中心，而鄉村則淪為一種邊緣化的存在。在現代 社會 的經濟體系中，作為第一產業的農業在國民生產總值中占的比重越來越小，農業從業人口也必定會越來越少，如何提高農產品的經濟價值便成為問題的關鍵。從東亞的經驗看，早在20世紀70年代末，日本便開始嘗試 探索 將農業與第二產業和第三產業結合起來以提升鄉村生產能力的做法。1979年，在日本興起的「一村一品」被稱為「1.5次產業」，意為將第二產業或第三產業的部分元素嵌入農產品中。到1993年，日本著名農學家今村奈良臣又提出六次產業，其核心內涵可以概括為：如果將第一產業農業看作1，第二產業看作2，第三產業看作3，那麼便可形成1 2 3=6和1+2+3=6的算式，故稱之為六次產業。
可見，六次產業概念實際上是1.5次產業概念的進一步深化，其實質意義在於：將作為第一產業的農業與第二、第三產業結合起來，實現農產品的增值效應。日本的上述做法在中國被稱為「三產融合」。「三產融合從根本上屬於產業融合，是基於技術創新或制度創新形成的產業邊界模糊化和產業發展一體化現象，通過產業滲透、產業交叉和產業重組等，激發產業鏈、價值鏈的分解、重構和功能升級，引發產業功能、形態、組織方式和商業模式的重大變化。就是依託農業，立足農村，惠及農民，重點在縣和縣以下，關鍵在創新。」可見，其中技術創新不可或缺。
為此，培養新農民、推廣新技術、提升農村創業創新的「雙新雙創」成為鄉村社區發展的關鍵，因為新技術可以最大限度地提升三產融合增加值。此外，「通過在地性的產業形態，並增強其與農業、農村、農民的關聯性，在一定程度上遏制了農村人口的外流，使得一些中年婦女和老人可以實現在地性就業；通過產業關聯推進了城鄉之間的交流」。
相比於新技術在農業上的應用，與農民生活密切相關的新技術范圍更加廣泛，包括網路技術、生物技術、能源技術等。其中，網路技術在激活農村資源要素方面作用巨大。2019年中辦、國辦發布的《數字鄉村發展戰略綱要》強調，「因地制宜發展數字農業、智慧 旅遊 業、智慧產業園區，促進農業農村信息 社會 化服務體系建設，以信息流帶動資金流、技術流、人才流、物資流。創新農村普惠金融服務，改善網路支付、移動支付、網路信貸等普惠金融發展環境，為農民提供足不出村的便捷金融服務。」從近年來數字鄉村建設的實踐看，以電商技術為典型代表的網路技術打通了農產品流通諸多壁障，建立起超時空的流通體系。而從國際經驗看，能源新技術在很大程度上與農村社區的生態性和發展的可持續性直接聯系在一起。「從功能上看，鄉村能源技術正由傳統的『能源服務型』向『生產服務型』『生活質量服務型』和『環境服務型』轉變。」
依託新技術建構城鄉均等化的鄉村社區公共服務體系，提升鄉村社區治理服務水平。
在工業化、城市化演進過程中，城鄉融合的實現往往與「逆城市化」形影相伴。而從「逆城市化」生成的 歷史 背景和現實條件看，以西方早發現代化國家為代表的「逆城市化」主要是在城市化高度成熟，城鄉基礎設施和公共服務實現均等化或一體化的前提下實現的。相比之下，後發現代化國家「城鄉基礎設施和公共服務差距還非常明顯」。長期以來，在城鄉二元結構體制下，我國鄉村公共服務和基礎設施因缺乏系統持續的投入而存在明顯的短板。在此背景下，鄉村未來社區建設首先要做的便是補短板，這便提出了鄉村社區化的問題，其目標是最大限度地彌補城鄉間的差距，實現城鄉公共服務的均等化。正是在這一意義上，黨的十九屆五中全會提出「實施鄉村建設行動」，強調鄉村公共服務硬體體系建設的重要性。
1
依託新技術，建立以縣城為中心、以鄉鎮為重要連接點、以村落為基礎的公共服務體系。既要建立鄉村與城市之間的密切關聯，也要建立鄉村內部的結構關聯；
2
針對鄉村 社會 的分散性特點，通過網路信息技術整合資源，建立新的具有共享性的民生服務體系；
3
社會 聯結體系的建立。「建立以共同興趣愛好為目標的社群組織，鼓勵居民積極參與鄰里活動。鼓勵多元參與共建。鼓勵開展國際合作，引入國際先進文化元素，倡導 健康 生活方式，體現社區文化多元性與包容性；鼓勵村民、居民、遊客、志願者、新型經營主體、NGO組織、政府、投資者等多元主體參與建設共享生活體系」。
克服鄉村人口外流態勢，形成鄉村社區人口的聚集效應。
如前所述，作為工業化、城市化進程中鄉村 社會 走向衰敗的一個重要表徵，鄉村人口向城市的大量流動似乎是一種不可逆轉的發展規律。正如英國城市學家霍華德所言，對農民而言，城市就是一塊具有超強吸引力的磁鐵，必定將鄉村人口不斷地吸引到城市中來，從而提出了鄉土 社會 何以可能之類的問題。因此，鄉村未來社區建設所面臨的最為直接的問題，就在於努力使鄉村保有適當密度的人口。
1
新技術在農業生產領域的廣泛應用，推進農業生產勞動實現明顯的去體力化，這使得老人、婦女在農業生產勞動中可以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
同時，鄉村民宿、農家樂等新的經營形式，也吸引了一定數量的婦女和老人實現在地性就業，甚至吸引部分年輕人返回鄉村，實現了年輕人的迴流，使鄉村人口外流的趨勢得到一定程度的遏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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鄉村生態環境的改善和富有人文情調的多樣化文旅項目的開發，吸引越來越多的人來到鄉村社區 旅遊 或短期居住，使鄉村社區出現了「混住化」現象，其人口數量獲得一定程度的增長。
浙江衢州市衢江區鄉村未來社區的策劃方案將鄉村人口的構成概括為「原鄉人」「歸鄉人」「新鄉人」，提出：「鄉村本土『原鄉人』的作用不可忽視，主體地位不可缺失。把『老鄉』的思維方式摸透弄清楚，遵循他們的思路，自下而上，上下聯動，激活鄉村自身的造血功能。提升蓮花本地居民的主體地位和自主權利，讓本地人更有歸屬感，成為蓮花社區的真正主人。充分尊重居民在鄉村中的主導地位，了解居民對於美好生活的嚮往和需求。引進和留住歸鄉人、新鄉人是促進鄉村轉型和實現可持續發展的重要力量。讓外來創業者重塑歸鄉之情，成為鄉村發展的最佳輔助。實施頭雁回歸、鄉賢助村、村巢引智計劃，吸引更多有情懷的優秀人才流向蓮花，讓廣闊的鄉村天地成為鄉村幹事創業的熱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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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鄉之間「兩地居住」現象興起，城鄉間人口流動空前活躍。
筆者在此前的研究中，曾專門探討了近年來東亞國家進入新世紀後出現的城鄉「兩地居住」現象。「一些 社會 精英階層和追求生活趣味的新中產階層對於這種遊走於城鄉之間『移動居住』的生活方式表現出濃厚的興趣，即除了在城市擁有住宅之外，還在鄉村購置帶有鄉土特色的田園式的住房，採取流動性居住的生活方式。」這種「兩地居住」現象最為突出的特點在於其體驗性和城鄉 社會 之間的「對流性」，以此為載體，城鄉之間人口形成常態性互動具備了條件。
03 新技術支持背景下城鄉對流機制的建立
告別城市中心、鄉村邊緣的傳統格局。
自工業革命發生後，在工業主義及其技術體系的作用之下，人類 社會 開啟了工業化、城市化的進程，並依託工業技術將城與鄉以新的形式連接在一起，形成了城市中心、鄉村邊緣的總體格局，長期地影響和制約著現代 社會 的發展。發達國家是這樣，發展中國家也是如此。不同的是，對發展中國家而言，為了實現現代化趕超式發展，往往將主要的資源集中在城市工業 社會 中，而對鄉村採取了單向的資源汲取，使鄉村的資源源源不斷地流向城市，形成了典型的城鄉二元結構。在這一意義上，對發展中國家來說，城鄉融合往往面臨更為嚴峻的挑戰。但無論是後發現代化國家還是早發現代化國家，其所展開的城鄉融合都不外乎「城」與「鄉」之間的融合。因此，實現城鄉融合的一個最為基礎的前提在於，改變城市中心、鄉村邊緣的傳統思維，建立起城鄉之間各種要素的平等交流，無論是「城」還是「鄉」，都應在現代 社會 體系中獲得一種真實的恰當位置。
新技術如何助力鄉村社區建設實現升級。
近年來， 社會 各界圍繞著新技術助力鄉村振興和城鄉融合展開了深入的探討和實踐，其研究視點主要集中在：如何藉助數據技術、交通技術打破城鄉之間的空間區隔，將鄉村與城市連接起來，實現一種依託於新技術的城鄉之間甚至是跨越國界的全球性的聯通；如何通過新技術的發展和應用，實現城鄉之間的資源整合，為城鄉間要素的平等交換、雙向流動提供最為重要的支持；如何通過一系列農業生產新技術使三產融合變為現實；如何通過新能源技術在鄉村建立起可持續的、綠色宜居的田園 社會 。
近年來在中國長三角區域率先掀起的鄉村未來社區建設，通過各種實體性的鄉村振興行動，使鄉村的硬體基礎設施有了比較明顯的改善，長期以來存在的鄉村與城市之間的發展差距有所縮小，同時，城市不具備的生態、環境、文化等鄉村優勢也由此激活，並獲得空前彰顯。而在新冠肺炎疫情發生的背景下，居家遠程辦公和研究授課業已成為一種新的工作生活形態，從而進一步彌合了城鄉之間的差距。由此，通過鄉村未來社區建設，城鄉融合發展新趨勢開始躍然出現在中國長三角、珠三角等發達區域。在這種情況下，如何通過新技術整合資源，破除壁壘，進一步消除城鄉之間的區隔，實現鄉村發展的升級，成為我們應認真 探索 的關鍵問題。
新技術支持下城鄉融合的 社會 邏輯。
既然城鄉融合的進程集中表徵了城市與鄉村兩大 社會 系統的結合，那麼，在城鄉融合的具體實踐過程中，新技術指標不能作為單一因素直接發揮其功能，而是必須與 社會 元素深度結合。當然，這些 社會 元素也不可能僅是一種抽象的存在，而往往通過城鄉社區組織形態的發展變遷表現出來。從目前東亞乃至世界范圍內鄉村振興的進程看，其經驗在於只有將技術深度嵌入鄉村社區的具體發展進程當中，才能通過提高鄉村社區綜合發展水平，為城鄉融合開辟道路。一般說來，城市未來社區建設往往與城市更新直接聯系在一起，構成了一系列具有可操作性和規劃性的選擇。
鄉村未來社區雖然具有更新特性，但其更新的內涵及表現方式都與城市更新存在重要差異，其更新往往不是簡單的替代，而是集繼承與更新於一體。浙江衢州主動將未來性納入鄉村社區建設過程，在全國率先提出鄉村未來社區建設的設想。如果說工業化初期以工業主義為核心的技術體系將國家發展的資源主要集中到城市，那麼在今天，以網路信息、能源技術等為核心的新技術則為突破城鄉界限，破除工業化初期建立起來的城鄉藩籬，進而實現城鄉重新整合提供了條件。
鄉村未來社區建設背景下城鄉對流機制的實現。
長期以來在城鄉二元結構的體制和框架之下，城鄉發展具有明顯的不均衡性，這種不均衡性使鄉村發展處於落後的狀態。因此，在鄉村未來社區建設中，如何使鄉村社區的發展實現真正意義上的升級，便成為一個具有核心意義的話題。之所以特別強調鄉村未來社區建設對城鄉融合的重要意義，主要是因為城鄉融合不可能憑空實現，而是要以一定的空間、平台為載體而展開。
具體言之，就是要在城鄉社區之間建立起一種對流式的交往，主要表現在不僅鄉村人要進城打工，同時也要城裡人願意走入鄉村，使城鄉人員雙向流動。這種雙向流動之所以能夠實現，一個重要的技術基礎便是互聯網等新技術的支撐。由此，便在真正意義上打破了鄉村社區傳統的封閉性，使之與外部世界建立起真實的、有意義的多重關聯。
總之，作為城鄉融合的先導，中國的長三角區域當下正在展開的鄉村未來社區建設為各種新技術發揮功能提供了真實的 社會 依託和憑借，極大地推動了城鄉要素的平等交換和雙向流動，形成了具有創新意義的城鄉融合平台及運作模式，為新時代中國城鄉融合發展提供了新的重要契機。
作者：吉林大學哲學 社會 學院院長 田毅鵬（微信有刪節）
㈨ 歷史怎麼與現代的交融
中國五千年的文明，文化既具有地域特徵和民族特徵，又具有時代特徵。在歷史性意義上，中國文化既包括源遠流長的傳統文化，也包括中國文化傳統發生劇烈演變的近代文化與現代文化。中國傳統文化是中國文化的主體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