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漢到今天有多少年的歷史

Ⅰ 西漢時"物品大交換"的歷史條件

西漢時"物品大交換"的歷史條件是絲綢之路的暢通。根據查詢相關咨詢信息，西漢漢武帝時期的物品大交換，除了絲綢作為漢朝的主打產品，也有一系列的農產品傳到了西方和印度，著名的就是桃和杏。中國人將桃、梨、杏傳往西方的同時，西方的大量植物也隨著商業交流而遍布中國的土地。絲綢之路是指起始於古代中國，連接亞洲、非洲和歐洲的古代商業貿易路線。絲綢之路在世界史上有重大的意義，是東西方文化交匯的橋梁。

Ⅱ 司馬遷對賈誼的論贊是什麼

如何評價西漢賈誼？
首頁 > 綜合 > 正文2021-05-21

發表自話題：千古第一雄文

一 賈誼的「悲劇」

宣室求賢訪逐臣，

賈生才調更無倫。

可憐夜半虛前席，

不問蒼生問鬼神。

——《賈生》

李商隱的這首名詩在評價孝文帝與賈誼的君臣際遇時，顯然將孝文帝形容為一個不識才、不納諫的不明之君，而賈誼則成為了懷才不遇、有志難伸的悲劇典型。



雖然李商隱的這首詩不排除有隱射時政的考慮，但他借賈誼的「悲劇」來做話題，則很可能是受到了《史記·屈原賈生列傳》的影響。

司馬遷將賈誼與屈原合為一傳，很容易讓人聯想到賈誼出貶長沙就是屈原流放汨羅的悲劇翻版。但這並非事實：孝文帝不是頃襄王，對於賈誼的才華，他自始至終都充滿欣賞；重用賈誼是他從未放棄過的打算。



當初，因為急於提拔賈誼擔任公卿，遂使得他成為列侯功臣發泄憤怒的標靶。孝文帝將賈誼貶謫長沙，當然有棄車保帥、平息眾怒的考慮，但另一方面也有讓賈誼暫時淡出權力核心，避避風頭的意思。——吳氏長沙國是當時僅存的異姓諸侯，遠離京畿，不易引人注意。

一年以後，孝文帝罷免了周勃的宰相職務，隨即又將賈誼招了回來，並在宣室接見了他。於是便有了李商隱《賈生》中描寫的那一幕：



當天，剛剛收到祭祀福胙的孝文帝跟賈誼聊起了鬼神的起源。一直聊到夜半，孝文帝的興致都沒有絲毫衰歇。他越聽越入迷，情不自禁地把自己的坐席移向了賈誼。在會見結束之後，孝文帝感嘆說：「這么長時間沒有見到賈誼，我以為自己已經超過他了，今天才知道原來還是趕不上！」

李商隱對孝文帝在這次會見中選擇的話題很不滿意。他認為孝文帝應該抓住這次難得的機會同賈誼談一點有關國計民生的重大問題，沒想到漢文帝卻選擇了不著邊際的鬼扯。但在我看來，這恰恰是孝文帝在政治上日臻成熟的表現。他沒有在這次會見當中急於同賈誼商討軍國大計，應該有兩個方面的考慮：

其一，賈誼離京的時間並不很長，一年前被功臣集團圍攻的場景還歷歷在目。孝文帝應該是懲於前鑒，才沒有單刀直入、問計軍國的。他聰明地選擇了一種類似「乒乓外交」的迂迴方式來展開談話，避免政敵的敏感。孝文帝說「我以為自己已經超過他了」，表明他對自己在政治上的進步和成熟是有自信的。

其二，在貶謫長沙之前，賈誼的仕途可說是一帆風順：從帝國最年輕的博士官起步，一年之內越級提拔為太中大夫，甚至一度成為公卿也就是總理大臣的後備人選。他的才華毋庸置疑，但沒有經歷過重大挫折的賈誼是否具備堅韌的意志品質，在被貶長沙之後他會不會日漸消沉，乃至自暴自棄，孝文帝的心裡沒有底。



因此，在這次接見賈誼的時候孝文帝有必要先做一番考察。「不問蒼生問鬼神」，就是要把孝文帝自己的傾向隱藏起來，站在相對客觀的立場上評估一番，今天的賈誼還是不是他心中那個才華橫溢、計深慮遠的青年政治家了？「今天才知道原來還是趕他不上」，孝文帝的感嘆顯示，賈誼的這次面試成績是優秀的。

既然以優秀的成績通過了面試，自然要為賈誼重新安排工作，而在這個問題上，孝文帝也著實費了一番心思。

就在宣室會談之後不久，孝文帝的任命便下達了：賈誼從長沙王太傅調任梁王劉揖的太傅。

從表面看，賈誼並沒有獲得職務上的升遷，只不過從長沙國被調到了梁國。但這次調動背後的意義卻非比尋常：

梁懷王劉揖是孝文帝最喜歡的小兒子。鑒於太子劉啟的三位哥哥都先後夭折，為防他再有不測，劉揖極有可能是作為太子的替補人選被封到梁國去的。我之所以做出這個推斷，理由主要是兩條：

其一，孝景帝劉啟前元七年（公元前150年）十月，栗太子劉榮因故被他廢黜。當時竇太後就曾經向劉啟提出，立梁孝王劉武為嗣君。竇太後提出這個建議的考慮，應該同她的丈夫孝文帝劉恆大同小異：在諸侯環伺、如履薄冰的形勢下，如果劉啟因為意外的原因不能繼續執政，國家需要一個強有力的成年君主來控扼各方勢力。在這種特定環境之下，父死子繼，不如兄終弟及。

其二，文、景時期的前後兩任梁王——梁懷王劉揖和梁孝王劉武身份都有特殊性：劉揖是孝文帝最喜歡的小兒子，劉武則是竇皇後最喜歡的小兒子。皇帝與皇後不約而同地將自己最鍾意的少子封到梁國，絕非偶然。在梁懷王劉揖意外墮馬身亡之後，賈誼曾經向孝文帝上書指出：面對著東方日益尾大不掉的劉姓諸王，梁國是藩屏中央、保衛關中最重要的前沿陣地。雖然劉揖無後，但皇帝應該把其他的親生子調往梁國，否則齊、趙等諸侯將難以控扼。



正是在賈誼的建議下，孝文帝將淮陽王劉武徙封於梁。當時的梁國北界泰山，西至高陽，實際控制大縣四十餘城。賈誼的這一布局在日後平定七國之亂的過程中發揮了關鍵作用。吳王劉濞率領的叛軍正是為梁國的金城湯池所阻，不能越而西進。最終師老兵疲，被周亞夫一舉擊潰。

梁國的形勢如此重要，梁王作為第二嗣君的身份如此特殊，孝文帝將賈誼派往梁國作太傅，顯然大有深意。



或許有人會提出質疑，為什麼孝文帝不直接派賈誼擔任太子劉啟的老師呢？其實這里頭的考慮跟孝文帝「不問蒼生問鬼神」的初衷是一致的。賈誼是功臣集團的眼中釘，他要是做了太子劉啟的老師，傳遞出的政治信號太敏感。不但賈誼將重新成為眾矢之的，甚至連太子劉啟都有可能成為功臣集團的攻擊對象

在接班人的問題上，孝文帝做出的是一個深思熟慮的布局：太子劉啟和太子家令晁錯是未來的皇帝和宰相班子人選，而梁王劉揖和太傅賈誼則是替補皇帝和替補宰相的人選。賈誼頭上的這個「替補」標簽恰是孝文帝對他的愛護。同時我們還不應該忽視的是，晁錯能做太子家令，本身就源於賈誼在《治安策》中提出的「選天下之端士孝悌博聞有道術者以翼衛之，使與太子居處出入」的建議。他本人也是賈誼削藩政策的堅定支持者。

從上述分析我們可以看出，賈誼的所謂「悲劇」是不存在的。僅僅一年的時間，去長沙兜了一圈回來的賈誼就重新受到了孝文帝的重用。

陸 「無韻之《離騷》」

魯迅曾經說過，《史記》是「史家之絕唱，無韻之《離騷》」。從前我一直認為這個評價純是積極的意思，也就是說司馬遷發奮著史，其中蘊含著同《離騷》一樣感天動地的悲劇力量。



但是，在仔細分析過《屈原賈生列傳》的敘述之後，我的看法發生了轉變。我開始意識到，魯迅說的其實是正反兩方面的意思：從積極的方面說，《史記》的文筆往往飽含感情，它對仁人志士的記載與評論足以令千年之後的讀者扼腕嘆息；但從消極的方面說，也正因為司馬遷在著文的過程中寄託了過分強烈的愛憎，使得他對歷史人物的認識與評價可能偏離相對客觀的立場。《賈生列傳》正是典型地暴露出了這個問題。在這篇傳記中，司馬遷做了這樣的記載：

文帝復封淮南厲王子四人皆為列侯。賈生諫，以為患之興自此起矣。賈生數上疏，言諸侯或連數郡，非古之制，可稍削之。文帝不聽。

——《史記·屈原賈生列傳》

這段記載的內容有不少失實之處。

在孝文帝執政的24年裡，對皇權形成重大挑戰的主要是兩方勢力：一是以周勃為代表的開國功臣集團；二是以齊國和淮南國為代表的劉姓諸侯王。孝文帝一生的執政經歷也因為同這兩方勢力的斗爭而明顯地分為了前後兩個階段。



在前一階段的執政過程中，孝文帝的主要精力被放在了削弱開國功臣的事情上。「列侯就國」與「周勃罷相」是其中的標志性事件，而這源於賈誼的建議與策劃，我已經在前文中說過。

至於後一階段，對劉姓諸侯的控制與削弱，孝文帝同樣是在賈誼的指導精神下進行的。在著名的《治安策》當中，賈誼向孝文帝提出了這樣一個斬釘截鐵的論斷：

夫樹國固必相疑之勢也，下數被其殃，上數爽其憂，甚非所以安上而全下也！

——《治安策》

賈誼的論斷是：從鞏固國家安全和維護社會穩定的角度說，封建諸侯是一個極其錯誤的政策，因為諸侯國同中央政府的矛盾根本不可調和。

不可否認，高祖劉邦逝世前留下的讓異姓功臣與同姓諸侯相互制約的權力結構曾經為西漢前期的政治穩定做出過重要貢獻（關於這一點，可以參見舊文《誅滅呂氏的周勃是漢家的功臣還是罪臣？》），甚至孝文帝的順利繼位都源於這一高祖遺策的作用。

但我們也不能因此就批評賈誼對封建諸侯的判斷太過武斷。因為在功臣集團的三巨頭陳平、灌嬰已經去世，而周勃又被罷廢的情況下，功臣集團實質上已經趨於瓦解，他們對劉姓諸侯的制衡作用正在消失。孝文帝前元三年（公元前177年）和前元六年（公元前174年）濟北王劉興居同淮南王劉長的先後謀反已經明確無誤地顯示：日益膨脹的諸侯勢力正在構成對皇權最嚴峻的挑戰。



賈誼正是在這種情況下及向孝文帝提出了「削藩」的主張。至於具體的策略，一言以蔽之，曰「眾建諸侯以少其力」，也就是以「推恩令」的形式將龐大的諸侯國拆分為若干小國，改變目前強干弱枝的危險局面。有關這個政策的推行情況，司馬遷的記載是：

文帝復封淮南厲王子四人皆為列侯。賈生諫，以為患之興自此起矣。賈生數上疏，言諸侯或連數郡，非古之制，可稍削之。文帝不聽。

——《史記·屈原賈生列傳》

這一記載本身就存在著前後矛盾：司馬遷說賈誼上書建言諸侯國封地太大，應當削藩，孝文帝對此表示拒絕。但他又說孝文帝在淮南王劉長死後封他的四個兒子為列侯。

這四個同日封侯的淮南王子，其中三位健在者後來三分了淮南國的故地，建立了三個小國。這也就是說封淮南四子為侯這件事本身就是按照賈誼「眾建諸侯以少其力」的指導思想辦的。非但淮南國，高祖時代留下的最大諸侯國即號稱「東秦」的齊國甚至被孝文帝肢解為了六個小國，這更足以證明孝文帝原則上採納了賈誼的削藩建議而非全盤否決。



至於說在淮南國的封建問題上賈誼同孝文帝產生了意見分歧，按照《漢書·賈誼傳》的記載，真實情況應該是這樣的：

淮南王劉長因謀反而貶死之後，在如何處置淮南封國的問題上，孝文帝是希望按照「眾建諸侯以少其力」的辦法將淮南國肢解，分封給劉長的兒子們。但賈誼對此表示了反對，反對的理由有兩條：

其一，淮南王劉長是因為謀反而貶死的，現在朝廷重新分封逆臣的兒子無異於打了自己的臉，天下輿論必將因此提出質疑：究竟是從前對劉長的謀反案處理錯了呢，還是現在分封淮南諸子的決策錯了呢？

其二，劉長的死已經讓他的兒子們同孝文帝結下了殺父之仇，現在就算把他們分封為王。等到這些孩子長大之後，也必將因為共同的仇恨而聯合起來反對中央，也就是說「眾建諸侯以少其力」的策略在淮南分封這個特殊問題上不起作用。



孝文帝最終沒有接受賈誼的建議很可能是出於對輿論的顧忌。淮南王劉長是孝文帝僅存的同胞兄弟，在決定將他貶往蜀地之前袁盎就曾經提醒過孝文帝，劉長性情剛烈，一旦被摧折至死，天下人一定會將「殺弟」的罪名扣在皇帝的頭上。孝文帝不聽，結果不幸被袁盎言中了。列祖列宗在前，千秋史冊在後，孝文帝當然不願意擔這個「殺弟」的惡名，於是硬著頭皮封劉長的三個兒子為王，要為自己的疏漏圓個場，結果卻給淮南地區留下了直到漢武帝時期還反復發作的諸侯謀反的痼疾。



但是從本質上說，孝文帝同賈誼在淮南問題上的意見相左只是一個局部的技術分歧，而不是宏觀的戰略分歧，不能因此就說賈誼是懷才不遇，而孝文帝是師心自用。所以班固在《漢書·賈誼傳》的論贊中特別批駁司馬遷道：

誼以夭年早終，雖不至公卿，未為不遇也。

——《漢書·賈誼傳》

就像歐陽修在《晝錦堂記》中說的那樣，「仕宦而至將相，富貴而歸故鄉」只是凡夫俗子對仕途成敗的評價標准，至於真正有理想有情懷的政治家，並不看重爵祿的隆替，而更看重他們的政治主張能否實現安邦定國的宏願，從這個意義上說，賈誼是成功的！

司馬遷對賈誼的「悲劇形象塑造」更像是借別人的酒澆自己的愁。李商隱說賈誼「不問蒼生問鬼神」，雖然在典故的使用上違背了「校練務精、捃理須核」（劉勰《文心雕龍·事類》）的原則，但是從著述體例上說，「詩以言志」，詩歌是用來抒發作者的情感和志意的，容許主觀性解讀。可是司馬遷的《史記》是正史，從著述體例上要求「實錄」，把客觀記載型的正史寫得像主觀宣洩型的詩歌，就算它是「無韻之《離騷》」，那也已經是違例了。

如果說賈誼的一生還有遺憾，那麼最大的遺憾就是他的生命太過短暫。無論孝文帝在賈誼身上寄託了多少期待，無論他怎樣費盡心機地保護賈誼，他無法預測到的是，公元前173年，梁懷王劉揖會不幸墜馬，意外身亡。這個意外事件對賈誼的打擊非常大。身為太傅的賈誼因為自責過度，在公元前168年黯然離世，死時年僅33歲。



賈誼的死讓孝文帝的文治改革失去了最重要的良師益友。此後，孤獨的他也曾一度嘗試按照賈誼最初給他的建議，「改正朔，易服色，法制度，定官名，興禮樂」。但是公元前163年，趙國人新垣平以望氣邪說紋飾太平的把戲被揭穿之後，所託非人的孝文帝絕望了，他知道自己不可能找到第二個賈誼，他和賈誼未竟的文治更化大業，將留待後來者去繼續成就……

Ⅲ 在漢代以原道宗經為綱領的區別批評中對屈原持負面態度的批評家是誰

首先對屈原及其作品提出批評的是楊雄。揚雄對屈原的批評, 主要從道家思想結合儒家明哲保身為立論根據, 認為屈原不應投江 自殺, 君子知命不優,...

Ⅳ 四大發明的紙從發明到現在有多少年的歷史

灞橋紙是在西漢時期的一種紙。1957年5月8日，在西安東郊灞橋磚瓦廠在取土時，發現了一座不晚於西漢武帝時代的土室墓葬，墓中一枚青銅鏡上，墊襯著麻類纖維紙的殘片，考古工作者細心地把粘附在銅鏡上的紙剔下來，大大小小共80多片，其中最大的一片長寬各約10厘米，專家們給它定名「灞橋紙」，現陳列在陝西歷史博物館。據專家介紹說「這是迄今所見世界上最早的紙片，它說明我國古代四大發明之一的造紙術，至少可以上溯到公元前一、二世紀。這一發現，在世界文化史上具有重大意義。
按此推算四大發明的紙從發明到現在約有2100多年的歷史

Ⅳ 公元前六世紀是西漢時期嗎

不是。公元前六世紀屬於西周時期。西漢時期的起始時間是公元前202年，結束時間是公元8年。

Ⅵ 七年級歷史東漢的興衰

七年級歷史東漢的興衰如下：

公元前9年元旦，西漢外戚王莽/奪/權/，改/國/號/為「新」。西漢/滅/亡/。王莽為鞏固/統/治/，開始實行新/政，結果事與願違，社會矛/盾/激/化，導致綠林、赤眉/起/義。綠林軍中有位將領名叫劉秀，是西漢皇/帝的遠之皇/族，此人在推翻王/莽/政/權/的關鍵時刻發揮了重要作用。

東漢從漢和帝開始，基本上都是幼年皇帝即位，外戚和宦官交替把持朝政，這兩股勢力斗爭不斷，使得漢/王/朝/日益衰退。公元189年，朝廷爆發了「黨錮之爭」，此後統/治/集團內部更為/腐/朽/，階/級/矛/盾/迅速激化。到了恆帝、靈帝時期，腐朽程度更是到了無以復加的地步，加上自然災害的侵/襲，這時的東漢/江/山已是風雨/飄/搖。

Ⅶ 孫吳時文書造假多的起因

對於這個很多人眼中的配角，甚至是「陰險小人」，歷來是不被眾人重視，經常一提起來就嗤之以鼻，然而歷史沒有配角，孫吳作為三國時代一塊極其重要的拼圖，自然也有其不可忽視的探討意義，尤其是中後期，這個政權的內政、外交、軍事、經濟各方面都呈現出別樣風采，是很有些話題的。但不感興趣之人自然視而不見，熟知歷史的人也不乏管中窺豹之感，今天就詳細聊聊這個讓人既恨又愛的地方政權。
首先，提到孫吳就不得不說到階級矛盾，這是無法迴避的話題，也是孫吳政權51年歷史的主旋律。孫家與江東豪強的恩怨情仇剪不斷，理還亂。自孫策入主江東，兩邊的關系就陷入分分合合的糾纏之中。在三國前期，由於外部軍事壓力（主要是曹操、劉備）很大，所以孫權多數時間選擇拉攏與合作，比如重用豪門背景的人，代表人物就是四大家族的顧雍、陸遜、朱桓、張溫，以及他們的子弟。另外，東吳特色的私兵制也可視為對豪強的政策傾斜。這些間接為孫權帶來了夷陵之戰的勝利，還有皇帝的寶座。
但是與蜀漢的二次結盟讓外部壓力瞬間小了很多，極具政治敏感力的孫權開始意識到江東豪門的尾大不掉將是未來一個嚴重威脅，因此蜜月期就此結束，勾心鬥角便開始愈演愈烈了。
一、
首當其沖的，是經濟方面的角逐。稍微深入了解過這段歷史的人都會清楚，三國時代最大面值的貨幣都出自孫吳，從最開始的五百大錢，到後面的大泉當千、大泉二千、大泉五千，吳國的貨幣「匯率」可以說一路狂跌，明顯經歷了一次使人咋舌的跳崖式經濟危機。從孫權稱帝的僅僅兩三年之後，吳國幾乎平均每兩年就要為了救濟百姓而頒布免租、免役等撫恤政策，看上去這個國家馬上就會完蛋了。可即便是這種眼瞅著不活了的政權，怎麼偏偏就成了三國中最後一個滅亡的？
原因之一，是我們不能簡單把現代經濟學理論套用在古代。我們今天的貨幣發行量有一個衡量標准，盡管由於美元的不講武德而導致問題層出不窮，但總體來說我們今天的貨幣有一個發行量的控制，而在更早之前的金本位貨幣體系中，發行多少貨幣要看開采出了多少黃金，以此來保證貨幣本身的價值穩定。但這些貨幣體系在三國時代是連個概念都沒有的，所以並不是說吳國貨幣貶值就一定意味著經濟崩潰。
那麼吳國的大體經濟狀況到底什麼樣呢？從嘉禾五年朝廷要求各地獻銅的情況推測，應該是被某些人牢牢控制住了。眾所周知，吳國境內的會稽郡是銅產量高居全國的，西漢初年七國之亂時，吳王劉濞就靠著巨量銅礦稱霸全國，漢廷的實力也無法與之抗衡，是真真正正的富可敵國，西漢名臣晁錯也曾稱會稽郡「乃天下膏庾」。可是到了孫權統治中期，朝廷手中竟窮困到伸手「乞討」，這不是守著金山要飯吃嗎？巨量銅礦哪裡去了？答案恐怕並不難猜吧。
同樣是嘉禾五年，孫權發行了大泉五百，同時設立了一個罪名: 盜鑄。顧名思義，就是鑄造假幣。政策有個特點，就是具有延遲性，即先有普遍現象，後有政策干預（或引導或抑制）。因此我們可以推測，嘉禾五年以前，鑄造假幣在孫吳已呈泛濫之勢。那麼誰會制假，誰又有能力制假呢？答案顯而易見，誰控制著大量銅礦，誰就有能力制假，地方豪強在這個問題上無可辯駁。
那麼如此一來，孫吳貨幣難題的根源也就撥雲見日了。豪強私自控制銅礦，一方面可以倒賣國有資產，另一方面鑄造大量假幣肥己，但是國家的生產總值又無法跟上快速膨脹的貨幣總量，結果就是貨幣匯率一跌再跌，直至摔入谷底。
孫權發行大泉五百的真正用意並不清楚，因為在貨幣理論中，良幣是無法驅逐劣幣的，反而會被劣幣淘汰，這是眾所周知的事情，那麼我們只能猜測孫權並不具備兩千年後的理論知識，單純的想用國家發行良幣來遏制假幣泛濫的局面。而另一方面，發行大面值貨幣有一個好處就是能夠通過民間流通和兌換回籠一部分假幣，從而達到抑制通脹的目的。但孫權並不可能學過這方面的知識，要麼他是無師自通，要麼是有高人指點（謝宏），要麼根本就是他意料之外的收獲。
也許是大泉五百的收效甚微，或者是效果顯著，總之孫權很快決定加大劑量，兩年後的赤烏元年，大泉當千正式發行，面值直接翻倍，在之後的八年間，孫權又先後發行了大泉二千和大泉五千。從今天的考古發掘來看，孫權的這次貨幣改革出手不輕，尤其大泉當千的出土數量相當多，可見他是下定決心要一整經濟上的頹靡和困境。然而就像剛才所說，單純發行良幣不可能遏制假幣問題，所以到赤烏九年，孫權發詔說百姓使用不便，因此所有大錢停止流通，朝廷將依據市面價格進行回收，這也意味著長達十年的貨幣新政慘敗收場，吳國的金融風暴橫掃朝野。從另一角度講，孫權向豪門低下了高傲的頭，徹底承認了經濟改革上的失敗。
在中國歷史上，像孫權一樣「寒酸」的皇帝並不多見，由於經濟命脈控制在豪強手中，因此吳國朝廷用度一向拮據，孫權在武昌稱帝，因此他的皇宮在武昌，但這個皇宮用了二十八年不捨得翻新修繕，而長期居住在建業的孫權甚至連個皇宮都沒有，幾十年都住在當年擔任車騎將軍時的府邸，那是將近四十年的老宅子，無論規格還是質量都遠遠不符合他皇帝的身份，後來在建業新建太初宮的時候，孫權還建議使用武昌皇宮拆剩下的材料，搞得百官都看不下去，建議采辦新的材料，卻被孫權一口回絕。而東海盛產的珍珠、瑪瑙、玳瑁等奢侈品孫權是從來不捨得自己用，總想著跟魏國交換軍事物資。他本人也身體力行的節儉，多次降低餐飲標准，並且倡導眾臣以他為榜樣，不要推崇奢華，還好幾次下調了官員的工資收入。所有這些，都在側面證明，吳國的經濟問題一直困擾著這位坐領江東近五十年的皇帝，而他到死也沒想到辦法徹底解決經濟頑疾。
二、
如同一個房子，政治制度是框架，經濟情況是房間內的裝修。吳國經濟之所以遇到難以解決的瓶頸，主要根源在於它的政治架構是不穩的。簡單來說，主強臣弱可以很穩，主弱臣強也可以很穩，因為總有一方是說了算的。但東吳中期是主強臣也強，兩邊還不站在一個隊里，結果就是兩邊掐架。
孫家出身寒微，不是江東的豪門，卻靠武力做了皇帝。江東豪門沒有割據一方，卻掌控著國家的命脈，這樣的兩伙人互懟起來，那一定是驚天動地的大事件。為了避免出現火星撞地球，孫權在執政中期邊拉攏邊打壓，試圖尋找一個平衡點，並且他做的其實還不錯。
首先，他找到了幾個好幫手，也就是同樣沒有背景的呂蒙、朱然、步騭、諸葛瑾、呂岱等等。諸葛瑾雖然是豪門子弟，但他的家族不在江東，並且對孫權忠心耿耿，因此孫權給了他吳國第一任大將軍的最高榮譽和權力，並且駐扎在荊州的公安。這個地方上扼三峽，下控荊吳，阻長江南北兩岸，是萬中挑一的軍事要地。當然，孫權的第一人選其實是呂蒙、孫皎、蔣欽中的一個，但這三人在奇襲荊州後的同一年一起病逝，就跟商量好了一樣，像老天爺故意要為難孫權，也難怪羅貫中要腦補出關公冤魂索命的橋段，的確太詭異。
步騭被孫權安排在西陵，也就是夷陵。這個地方的重要性不必贅述了，陸遜稱其為「國之西門」。呂岱在完成荊南和交州的一系列作戰任務後，被安排在武昌，跟陸遜一起輔佐太子，這個用意顯而易見，就是為了牽制（或者叫監視）陸遜的。朱然作為孫權的同學最受寵，被安排在重鎮江陵，雖然軍職不是最高，但「董為大督」，獲得了孫權的無限信任和期許。
與此同時，孫權提拔陸遜做上大將軍，後來還做丞相，也被安排在武昌，可是你看他身邊，諸葛瑾、朱然、步騭、呂岱……沒一個是陸遜的同黨，整個荊州就像一個牢籠，把陸遜死死困住，卻又給了他最高規格待遇和地位，甚至連很多朝廷文書都先交給陸遜過目，然後再發出，這很難不讓人一下想到四個字: 束之高閣。
四大家族的另外幾位也有相似經歷。朱桓長期被周泰壓制，牢騷滿腹，後來甚至聲稱自己得了精神病，主動放棄了兵權，盡管孫權在名義上給了他類似軍區司令的地位；張溫高居太子太傅，算是給足了張家威風，但後來以暨艷案為抓手，直接將張溫貶為庶民，一擼到底。至於張敦張純父子，職位低微，根本不入流；眾人眼中相當不錯的顧雍確實沒遭到什麼打擊報復，他在丞相位子上穩穩坐到了壽終正寢，但那不是因為孫權不想整他，而是顧雍老奸巨猾，不亂說話，向來不隨便張嘴發表觀點，明著躺平擺爛，他不僅自己恪守沉默是金的至理，也教導後輩們別作死，比如他給孫子顧譚取了個字，是「默」，沉默的默，顧譚字子默，多說多錯，少說少錯，不說不錯，這大概就是顧雍交給兒孫後代們的為官之道吧。但是顯然顧譚沒深刻領會祖宗的綱領和精神，後來在朝廷之上公然和孫權互懟，結果跟弟弟顧承兩個雙雙被流放，客死異鄉。
總而言之，孫權在對待江東豪門的態度上時而曖昧，時而冷漠，總體上採用的是胡蘿卜加大棒的策略，維持了較長時間的統治。但是這一切，都在赤烏七年的時候突然失去平衡了。
聊吳國政治就不能不聊「南魯黨爭」。其實具體細節該知道的都會知道，概括說就是太子孫和跟魯王孫霸各自糾集一黨搞內斗，最後死的死貶的貶。
我之前在很多地方詳細探討過南魯黨爭，說到底其實就是孫權跟江東豪門的一次大決戰。而所謂「南魯黨爭」分為兩次，第一次發生在赤烏七年，起因是孫權跟孫弘討論廢黜太子的事情，但是被太子安插在皇宮里的太監偷聽，然後通過一系列傳遞最終送到了荊州陸遜的耳朵里，太子黨因此發難，集體上疏勸諫，孫權因此大發雷霆，處理了一大批相關大臣，陸遜也在幾個月之後就被孫權派的使者罵死。
第二次「南魯黨爭」發生在赤烏十三年，孫權去世的兩年前。這一次是毫無徵兆的，孫權突然關押孫和，以代理丞相朱據為代表，文武百官泥頭自縛，到皇宮前請命，要求釋放孫和，其中還包括無難軍都督這樣的精銳部隊統帥，已經帶有點逼宮的意味了。孫權這種人怎麼可能任由屬下做這種事情，於是他再次大開殺戒，連丞相朱據最後也被追賜死，無難軍的兩個都督直接被族誅，張純也被處死。
說起南魯黨爭，恐怕很少有人會跟另外一件大事聯繫到一起，於是想不明白為什麼孫權在平靜安寧的六年之後突然下決心要廢黜孫和呢？要知道在此之前他相當猶豫和苦惱，在跟孫弘的談話中，孫權無奈說道:「將有袁氏之敗，為天下笑，為之奈何?」可見南魯黨爭並不是孫權想要看到的結果，他也不想大開殺戒，如同前面講過的一樣，孫權在自己執政的數十年間，對江東豪門一直是邊拉攏邊壓制，他制衡制的相當不錯，要避免的就是失衡。
當我們把焦距調高一些，從整個三國歷史的高度上去看吳國這段歷史，就會發現赤烏十三年的大開殺戒不是無緣無故，就在七個月之前，北邊的魏國爆發了核彈級的政壇巨變——高平陵之變，以司馬家為首的士族擊敗魏國皇室宗親，執掌牛耳，一躍成為舞台主角。在老孫權的眼中，怕不是已經腦補出了江東士族照葫蘆畫瓢，給他老孫家也來這么一出吧。
孫和跟孫霸走的都是依賴江東士族的路子，孫權多次勸說他們不要結交外臣，兩個兒子就是不聽話，現在魏國演了一出樣板戲，孫權還能等嗎？他不能等了，必須下手了，因為他自己知道時日無多，而且他的判斷也十分准確，兩年之後他就死了。
制衡了四十多年，堆壘出了一座高聳入雲的大廈，名叫吳國，可惜它的底座不穩，最後還是一瞬間就塌了。這大概就是吳國政治制度的悲哀，說到底，也就是吳國的悲哀。
三、
軍事是政治的延續，而政治派別又取決於利益分配的多寡。因此，底盤不穩、經濟滑坡的吳國就註定了軍事上的被動。
孫權說過一句很有哲理的話: 天下無粹白之狐，而有粹白之裘，眾之所積也。
他並沒去過北極，不知道世界上是存在純白色狐狸的。可這並不妨礙孫權一直幻想著那心嚮往之的完美世界: 齊心協力、眾志成城。
一個人越缺什麼，就越渴望什麼，東吳缺少的恰恰就是團結，君臣之間的勾心鬥角，派系之間的你爭我奪，吳國在建立之初起就可以說是一盤散沙，只有面臨生死存亡的關鍵時刻，眾人才能暫時將矛盾擱置，一致對外，比如赤壁之戰和夷陵之戰。而相對魏國和蜀漢來說，孫家既沒有過硬的人脈和人質皇帝，也沒有大眾認可的血統認證，唯一能將這一盤散沙聚集起來的法寶，只有利益。這便是東吳私兵制建立的初衷吧。
漢獻帝在位的時候，私兵還不是新鮮事，那個時候有槍便是草頭王，百十號人就能扯桿大旗稱霸一方，那是形勢使然。隨著大大小小的割據勢力逐一被消滅，私兵的規模已漸漸少到忽略不計，尤其在曹操的集權統治之下，擁有私兵儼然變成了僭越嫌疑，亂世終將要向治世轉變，軍權是不可以泛濫的。
可是沒有皇帝旗號的孫權怎麼辦？他17歲繼位的時候只是個孝廉，連個正式官職都沒有，怎麼號令一眾校尉、司馬、太守? 這一份恐懼不僅讓當時的小孫權經常被嚇到哭天抹淚，在他之後的人生中似乎也深深埋下了心理陰影。允許各大地方豪強擁有自己的私人武裝也許就是當時沒有辦法的辦法。
孫權手下的將領們各個都像帶資進組的明星大腕，好事大家攤，出事你扛著。他們的私人部曲少的幾百，多的幾萬，都是自己的私人財產，父死子繼，兄終弟及，總之輪不到孫權指揮和干涉。
對於這樣的情況，孫權想到一個辦法，就是把那些籍籍無名的小頭頭裁撤掉，整合出一支聽命於自己的部隊，這樣既保證了豪門利益，又增強自己的實力。而且他也找到了一個心腹，更是未來打仗的好苗子: 呂蒙。對於這個人，孫權悉心培養，諸多提攜，希望把他和他的部隊打磨成自己手中的一把尖刀，在暫時不能動豪強私人部曲的前提下，首先壯大自己一定不會錯的。
除呂蒙之外，孫權還大力提拔草根將領和孫氏宗親，讓他們幫自己制衡豪門將領。諸如朱然、周泰、蔣欽、步騭、呂岱、呂范、孫瑜、孫皎、孫韶，他們後來都漸漸挺起了大梁，鎮守一方，擔當中央的藩屏。夷陵之戰後，孫權更是處心積慮的對荊州進行了一番細致入微的軍事安排，這在前面已經提過，不再贅言。甚至為了防止荊州發生意外，他還額外多加了一道保險，便是派諸葛恪駐扎在陸口，也就是柴桑，這地方是荊州與江東的分界點，上保荊襄，下控吳越，一旦荊州有事能夠第一時間就地處置。而之前在此駐扎的是陸遜之子陸抗，一顆定時炸彈，孫權讓他跟諸葛恪對調，去了廬江防範魏國。
而在長江對岸，孫權派周泰扼守濡須口，朱桓作為副手，這里是北軍入江的重要通道，曹操幾次親自率兵來犯都被吳軍拚命守住，誓死不把長江讓給敵人。稍南一側的廬江境內有東關，是孫權建設起來的另一個防止敵軍入江的堡壘，雖然後來荒廢了，但吳軍在廬江的晥口和舒城一線從來沒有退縮過。
如果有人說孫吳有很大軍事野心，那麼不但我們不會同意，連孫權自己都不會同意。無論在荊州還是在淮南，吳國的軍事布置都是以守為主，伺機消耗，唯一一次稱得上規模較大的對魏軍事行動，便是孫權永遠無法抹去的黑點: 孫十萬合肥大戰張文遠。這一仗說道不少，但其實無關痛癢，也不可能為孫權平庸的軍事能力平反。總而言之，東吳的軍事乏善可陳，將領沒動力，皇帝有顧慮，先守出個雲開霧散、團結一心恐怕才是孫權要考慮的第一階段目標，只不過這個目標他也沒完成，事實上誰都很難完成。
相比於軍事戰略上的無奈和喪氣，吳軍的器械配置倒還有的一提，尤其是水軍戰艦。以船尾舵和雙桅技術為核心，東吳組建起了由斗艦為旗艦，樓船和艨艟為主要戰艦的水軍混合編隊，先進的技術優勢對北軍近乎降維打擊，龐大且精良的艦隊堪稱碾壓級別，加上對長江流域地勢地貌和自然規律的熟知和充分應用，東吳水軍更凸顯出超越時代的存在。
魏國人傅玄在他的著作《傅子》中評價孫吳的軍事時提到: 兵不妄動，故戰少敗而江南安。
其實傅玄可能還沒太明白，孫權大半輩子都在忙於跟江東豪門內斗，鮮有功夫琢磨對外作戰，唯一追求的，不過是「安全」二字罷了，他還遠遠沒有達到謀求擴張的程度，至於魏國和蜀漢心心念念的大一統，大概只是當年魯肅在榻上提那麼一嘴的時候，小孫權腦子里短暫的憧憬了幾秒鍾而已吧。
最後，對於東吳的軍事有那麼一則記載，可略窺孫權無奈的一個側面。夷陵之戰即將爆發，面對焦頭爛額的眾多煩心事，孫權派自己的親信胡綜臨時募兵組建了一支部隊，交予韓當指揮，專門對付來犯的蜀軍，他給這支隊伍取的番號是: 解煩。

Ⅷ 漢子從形成到現在有幾千年的歷史了

中華民族是一個很偉大的民族，中華文明也是最獨特的文明。世界上所有的國家裡，只有我們中國的文化是始終沒有間斷過的傳承下來，也只有我們的「漢字」是世界上唯一的古代一直演變過來沒有間斷過的文字形式。從大約是在公元前14世紀，殷商後期的「甲骨文」被認為是「漢字」的第一種形式，直到今天，各種字體紛紛誕生，綜藝體、整塊體、浮雲體、變體等等，這是祖國文化繁榮的具體表現，也是漢字發展的必然結果。

發展歷程

中國自古就有「書畫同源」一說，這是因為最早的文字來源就是圖畫，書與畫好比是兄弟，同根生，有很多內在的聯系。漢字的起源就是原始的圖畫，原始人在生活中用來表達自己的「圖畫」形式。慢慢的從原始圖畫變成了一種「表意符號」。

大約是在公元前14世紀，殷商後期。「表意符號」演變成了比較定型的「甲骨文」。這被認為是「漢字」的第一種形式。被刻在動物的骨頭上和烏龜的龜板上的文字，從殷墟中發現的文字，被認為是「現代漢字」的直系祖先，這一點就可以證明中華文明的連續性，幾千年以來，中東人都不能解讀他們祖先的象形文字。只有中國現代人能讀懂一些殷商時期的「甲骨文」。這些龜板上的文字，最先是用來起占卜吉凶的作用，古代的人認為把有關於疾病、夢境、狩獵、天時等一些疑問刻在龜板上，然後用火來烤烙這些龜板和動物的骨頭，其產生的裂縫，占卜者可以根據這些裂縫的形狀和走向來判斷所佔之事的吉凶。這就是「甲骨文」現代漢字的祖先。至今為止發現的「甲骨文」有五千多種。而可以解讀的有一千多個。
西周時期
青銅器的大量使用，而被刻在青銅的鍾鼎和石鼓上的文字即——「金文」。亦有鍾鼎文和石鼓文之稱。相傳是周宣王時期太史所創寫。至今故宮博物院內存有十個周代的石鼓，上刻有十首四言詩文。因為封建割據，四分五裂各自為政，文字也不盡相同。一直到了秦朝。秦始皇一統中國。才把文字統一起來。
秦朝時期
秦始皇統一文字，統一度量。其功績顯著的就是當時的宰相——李斯。李斯對當時的文字進行收集整理然後進行刪繁就簡美化加工後，這種統一後的文字被稱為——「小篆」，亦稱為「秦篆」。這個時候的文字幾乎已經完全沒有象形文字的痕跡了。
秦朝時期的「小篆」書寫過於規范，書寫起來速度很慢，於是民間就出現了許多的簡便字體。這種字體的特點是變「小篆」的圓為方。改「小篆」的曲為直，並分出了一些偏旁部首，被稱之為——「秦隸」。
漢朝時期
隸書十分盛行，「秦隸」並沒有完全擺脫「小篆」的結構特點，基本上是方形，而「漢隸」就完全發揮了毛筆的特點，出現了「蠶頭雁尾」的波折之筆，書寫起來輕松自如。西漢時期流行的這種隸書。稱之為——「漢隸」。
漢朝流行「漢隸」的同時，「楷書」正在萌芽階段。到魏晉南北朝的時期已經很盛行，晉代的王羲之，王獻之父子是楷書的真正創始人，同時吸取了篆書圓轉筆畫，也保留了隸書的方正平直，去掉了「蠶頭燕尾」。使漢字的結構大體的固定了下來。當時被稱之為——「真書」，後人因為以這種字體作為學習書法的楷模，即改稱之為——「楷書」。
唐朝時期
「楷書」尤為盛行，顏真卿、柳公權、歐陽詢等書法家都是當時的佼佼者，他們的書法作品至今仍被人們學習作為範例。
「草書」的起源，亦如行書，或其他書體，無法確指始於何時。史記說：「戰國時，楚懷王使屈原造憲令，草稿未上，上官氏見而欲奪之，蓋草書之祖起[1]於。」據此故有草書緣起於草稿之話，可見戰國時即已有草書的形成。因為起於草稿的字體，為了發揮速寫功能，較為省略草率，自然不能工整，草草寫成，顧名思義而為草書。但此種草書，僅能說是古篆(當時使用的字體)的草稿，真正草書的開始發現，則始自漢初，其演變過程，自應是先有「章草」，而後又有「今草」，再又有「狂草」等草體了。由於楷書的工整，為了書寫快捷的需要，和書者為了抒發自己的胸臆，寄情於筆端的創造，產生了一種流動順暢，一氣呵成，極具有韻律和藝術感染力的字體——「草書」。
介於楷書和草書之間的就是「行書」，行書沒有楷書那樣規范嚴肅，也沒有草書那樣奔放和難以識別，而是優雅歡暢的運筆，字體書寫靈活貫通。也是最受大眾喜歡最常用的一種字體。
宋朝時期
中華四大偉大發明之一，雕版印刷被畢升改進為活字印刷術，「宋體字」也應此產生。最早產生於北宋，是有楷書變化而來。有肥體和瘦體之分，可無論肥瘦，都是橫細豎粗，方方正正。顯得古樸端莊。
「仿宋體」也是模仿「宋體」而產生一種字體，這種字體的出現至今也不過七、八十年，但是發展十分迅速。是人們最喜歡使用的一種規範字體，在印刷品還有各種不同場合得到了廣泛的應用。
與此同時，「黑體」也誕生了，這種字體醒目大方，筆跡全部一樣粗細，結構醒目嚴密，筆劃粗壯有力，撇捺等筆畫不尖，使人易於閱讀。由於其醒目的特點，常用於標題，導語，標志等等。豐富了漢字的表現形式。
新中國時期
出現了綜藝體、整塊體、浮雲體、變體等等。這是祖國文化繁榮的具體表現，也是漢字發展的必然結果。 漢字，亦稱中文字、中國字、國字，是漢字文化圈廣泛使用的一種文字，屬於表意文字的詞素音節文字，為上古時代的漢族人所發明創制並作改進，確切歷史可追溯至約公元前1300年商朝的甲骨文。再到秦朝的小篆，發展至漢朝才被取名為「漢字」，至唐代楷化為今日所用的手寫字體標准——楷書。漢字是迄今為止連續使用時間最長的主要文字，也是上古時期各大文字體系中唯一傳承至今的文字，有學者認為漢字是維系中國南北長期處於統一狀態的關鍵元素之一，亦有學者將漢字列為中國第五大發明。中國歷代皆以漢字為主要官方文字。

Ⅸ 校勘記是西漢史學家司馬遷的什麼之作

不是，記述校勘情況的文字。又名校記、考異、考證。在中國，比較完整的校勘記以隋唐之間陸德明的《經典釋文》為最早。此書為《周易》、 《尚書》、《詩經》、《周禮》、《儀禮》、《禮記》、《春秋左氏傳》、《公羊傳》、《□梁傳》、《孝經》、《論語》、《老子》、《莊子》、《爾雅》14種當時稱作經典的書籍作注釋和校勘，共31卷。宋代校勘學有了較大的發展， 最著名的校勘記著作有張淳的《儀禮識誤》3卷，方崧卿的《韓集舉正》10卷，彭叔夏的《文苑英華辯證》10卷，岳珂的《相台書塾刊正九經三傳沿革例》1卷等。清代校勘學更為發展，對中國古代書籍，除了傳統的經書以外，還對不少哲學、歷史、地理、詩文集作了校勘，寫成不少有價值的校勘記。這些校勘記大部分附於所校的書內，有的則單獨刻刊，如阮元《十三經註疏校勘記

Ⅹ 西漢物品大交換產生的歷史條件是什麼

漢武帝時期的物品大交換，除了絲綢作為漢朝的主打產品，也有一系列的農產品傳到了西方和印度，最著名的就是桃和杏。在張騫之後，這兩種原產於中國的水果被絲綢商人帶到了西方，最早於公元前2世紀（一說公元1世紀）進入伊朗，之後又經過亞美尼亞、希臘到達羅馬（公元1世紀）。
1、與此同時，在公元2世紀的貴霜王迦膩色迦時代，中國的梨和桃傳入了印度。關於中國的梨和桃如何傳入印度的故事，竟然是由玄奘記錄下來的。根據玄奘的記載，由於迦膩色迦聲名遠播，位於現代中國河西走廊以外的國家紛紛送出人質前往貴霜。迦膩色迦王厚待了這些人質，每年給他們換三次地方以應付寒暑變化，並派遣了衛兵保證他們的安全。這些人質的冬日居所被稱為至那仆底，也就是漢封的意思，這個名字就演變成了這個小國的國名。這里原本沒有梨和桃，正是這些人質帶來了這兩種水果，並傳入了印度。所以，桃被稱為至那你，也就是漢持來的意思，梨被稱為至那羅闍弗呾邏，意思是漢王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