① 誰能改寫歷史
世上有許多昏話，比如說某某人取得某某成就，於是這個人和這個成就被贊為「改寫了什麼什麼的歷史」。 誰能改寫歷史？歷史就是歷史，丑也好，美也罷，就那麼發生過，怎麼著？一切都在成為歷史，這是時間在流動，非常牢固地流動。你可以進入歷史，但不可以改寫歷史，管你是個英雄或者小丑。關於改寫歷史的口氣，我感覺只有在我們這個浮躁的人群中比較流行，就像各類晚會營造的誇張氣氛，完全脫離我們這個人群的真實生活。 我們的真實生活中充斥著委瑣，可我們偏偏常聽見或看見豪邁的宣傳，這是一件可惡的事，至少它讓我本人不自信。比如我們這群人自古就崇尚仁義禮智信，自詡為禮儀之邦，可事實上我們都很清楚，我們是非常缺乏禮儀的一群人，通過城市街道邊的狗糞、煙頭、痰跡即可窺一斑。 多年前我們討論過「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准」這句話，如今在我看來也很難受。《現代漢語詞典》對真理的解釋是：「真實的道理，即客觀事物及其規律在人的意識中的正確反映。」那麼，真理需要檢驗嗎？真理是不變的，永恆的，也是極其 簡單的，真正需要檢驗的是我們貌似高深、復雜的智商。我們可以通過實踐去接近、發現真理，一旦發現，那就是我們的運氣，談什麼「檢驗」？如果把實踐定為檢驗真理的「唯一」標准，那就更顯得絕對化了，而按照我們現在通行的哲學來看，這世上並沒有「絕對」的東西。又要「檢驗真理」，又給了個「唯一標准」，這是很矛盾的，是對真理的不尊重，簡直想把真理當成礦藏整治了，口氣也實在太誇張了。 這個世界上，沒有誰能改寫歷史，也沒有誰能檢驗真理。我們這群人的口氣自古以來就虛誇，做實事卻比不過世界上的許多民族（人群），比如美利堅，比如德意志，比如日本。當我們在大談「改寫歷史」的時候，人家在改進汽車的發動機；當我們在「檢驗真理」的時候，人家在檢查柯林頓的桃色褲衩。我們這個世上最龐大的人群在豪言壯語中顯得目光短淺心胸狹隘，正所謂大愚若智、大怯若勇。
② 歷史可以改寫嗎
應該可以：我個人認為歷史就像電影一樣，都是由一張張照片組成的。當我們回到以前的時間就像是電影回放，不過從那一刻起，電影內容就改變了。
③ 歷史可以改寫嗎改寫的後果是什麼
誕生前夜的爭論
1939年春天，核物理學家們在爭相討論原子彈的可能性。尼爾斯·玻爾，這位量子物理的奠基人，列舉了15條理由來說明原子核的裂變無法具備實用價值，他當時無法預見，美國人用了3年時間和20億美元擊敗了他提出的每一個不可能。而奧托·哈恩，這位將因發現核裂變而獲得諾貝爾獎的人，在1939年春天與朋友的辯論中脫口而出：「這是違背上帝的旨意的！」
二戰前，科學走過了一段「理想年代」，盧瑟福所在的劍橋，尼爾斯·玻爾所在的哥本哈根，以及德國哥廷根，同為物理學的三大中心。他們彼此之間聯系緊密，存在著難以分清的師承關系。在這樣的氣氛下，許多物理系的學生同時也研究拉丁語的詩歌，一些富有想像力的念頭隨時會打破物理學嚴謹的基石。恩里科·費米在對學生講課時說：「你們按照我的方法，可以得到結果，但是請不要問我這個方法的根據。」
1933年，哥廷根陷入納粹種族清洗的危機中，玻爾向受難的同行拋出了橄欖枝，哥本哈根比以前更加熱鬧了。而這一年，愛因斯坦把自己的家從柏林搬到了美國的普林斯頓。
等到1939年春天，他們中的許多人，尤其是猶太裔，都到了美國。費米也無法再守住他的羅馬學派，他的妻子是猶太人，他們於1938年12月趁著領取諾貝爾獎的機會出國，並到了美國定居。在戰後許多人討論為什麼是美國而不是德國首先造出原子彈，這肯定是至關重要的因素。
1939年訪問美國時，玻爾泄漏了原子彈的秘密，他不僅向新大陸的聽眾介紹了哈恩的工作，還闡述了梅特納和弗利士的解釋。一位聽眾，後來被稱作「美國原子彈之父」的奧本海默後來回憶說：「我當時頭腦里就有了關於原子彈的概念。」回家之後，奧本海默做了關於爆炸所需要的臨界質量的計算。
而另外一位科學家利奧·西拉德則試圖讓美國政府重視這個問題，他通過過去在歐洲的關系，了解到有跡象表示德國可能已經開始動手研究原子彈了。西拉德找到了羅斯福總統的非正式顧問亞歷山大·薩克斯，薩克斯對此表示支持。為了能夠引起總統的重視，西拉德又找到了愛因斯坦，愛因斯坦在給羅斯福的信上簽了名。
1939年10月11日，薩克斯得到機會把信件呈遞給羅斯福，疲憊的總統未加註意。第二天他們還有見面的機會，薩克斯徹夜未眠，終於想到了一個具有說服力的典故：在拿破崙時代，美國發明家富爾頓曾經建議這位皇帝建立一支蒸汽機動力的艦隊，以便在任何天氣下都能在英國登陸，拿破崙因為對這種艦隊聞所未聞而將富爾頓趕了出去。如果當權者能夠對科學多一些了解的話，歷史將會沿著完全不同的曲線發展。羅斯福被他說服了，美國的原子彈計劃開始啟動。初期對這個計劃熱衷的科學家，大部分來自歐洲，他們對一點深信不疑，即納粹德國已經開始著手研製原子彈。
玻爾：原子彈的「雙重生父」
2005年春天，為了紀念「世界物理年」而在北京一所大學里上演的一出科學戲劇惹惱了一位80多歲的老先生。物理史家、翻譯家戈革發表了兩篇文章指斥中國版的《哥本哈根》扭曲了玻爾的形象，體現出對物理史的無知。戈革對玻爾有著特別的感情，他認為玻爾對於現代物理的重要性，不在愛因斯坦之下。遺憾的是，玻爾的名字在中國不僅沒有傳揚開去，而且隨著時間的流逝，這個名字所具有的榮光不僅被公眾，也被諸多的物理學家所淡忘。
如果一定要給原子彈找出一位教父的話，玻爾毫無疑問是最合適的人選。1913年，玻爾提出了著名的原子理論，對原子結構模型的研究為他贏得了1922年的諾貝爾物理獎。玻爾不僅從科學的角度為原子彈的誕生提供了最基礎的理論，也從精神上照管這個核物理的嬰兒：在原子彈尚未試驗之前，玻爾就指出，如果原子能掌握在世界上愛好和平的人民手中，這種能量就會保障世界的持久和平；如果它被濫用，就會導致文明的毀滅。戰後他獲得了美國首屆和平利用原子能獎。
玻爾有猶太血統，丹麥被德國佔領後，他被困在了哥本哈根。玻爾的學生，德國原子能研究的核心人物海森堡在1941年秋天拜訪了玻爾，他們謹慎地談到了鈾的分裂、核武器等等敏感問題。海森堡在戰後被認定為德國核研究的領導者，1939年費米曾經想說服海森堡也到美國去，但海森堡拒絕了。
戰後，海森堡和支持者辯護說，他在戰爭中表面與當權者和解，實際上則進行了積極的抵抗，即讓德國的原子彈計劃無限期拖延。但在戈革看來，這樣的說法可以被上百個事實駁倒。「1941年，海森堡作為一個特殊的使者訪問了所有被德國佔領的國家，他當時已經是凱撒·威廉物理研究院的院長。在這樣的氣候下，很難想像玻爾和他之間有什麼開誠布公的談話。」作為《玻爾全集》的譯者，戈革認為，這次談話加深了玻爾對「德國的原子彈研究已經開始了」的印象。
1943年，知道研究所再也保不住了的玻爾終於出走了，英國皇家空軍把他安置在投彈倉里，像一件貴重物品那樣運到英國，然後他去了美國。這時候研製原子彈的曼哈頓工程已經開始了一年多，盡管羅斯福總統在1939年10月就說過：「對此事要加緊辦理。」但真正的大額撥款決議直到1941年12月6日才通過。
美國的理論物理學家費曼這時候也在曼哈頓工程區，他俏皮地說：「這里本來有許多大腕，玻爾來到洛斯-阿拉莫斯後，所有的人都成小人物了。」
但玻爾並沒有給美國的原子彈計劃帶來什麼新的推動力。在戰後，惠勒回憶說：「玻爾來美國，不是幫我們製造原子彈，而是對使用原子彈的後果提建議來了。」
催產士：政治
除了奧本海默，還有一位重要人物在1939年專心聆聽了玻爾關於原子彈的演講，他就是恩里克·費米。
費米是一個計算天才，在1945年7月，當人類第一顆原子彈試爆的沖擊波抵達他的位置時，他拋灑出手中的紙片，並通過紙片被吹飛的距離計算出原子彈產生的威力，結果和儀器檢測結果非常接近。不過他偶爾也有失手的時候。1939年他舉家搬遷到美國時，費米夫人由於寒冷提出要裝擋風窗，費米計算後發現擋風窗對提升室內溫度的作用幾乎可以忽略，於是沒有裝擋風窗。好幾個月後，窗子還是裝了，因為費米發現他上次的計算把小數點挪錯了一位。
費米的反應堆
從玻爾的演講現場回到家，費米對妻子解釋其中包含的意義：「打碎一個鈾原子，要用掉一個中子，然後假設這個鈾原子在裂變時，釋放出兩個中子，這兩個中子將擊中另外兩個鈾原子，分裂它們，這兩個分裂的原子將發射出4個中子，如此繼續下去，開始時我們僅需很少的幾個人造中子來進行轟擊，但最後這種反應會自發地持續下去，直到所有的鈾原子都被分裂為止。」
但這還是一個理論，中子太輕，極容易被周圍的隨便什麼物質吸收，空氣和水，都可以輕易在它們撞擊原子核之前捕獲它們。同事和朋友加入進來，其中有利奧·西拉德，他建議用碳使中子的運行速度變慢，他們一起想到了一種設計，把純石墨(天然碳)和鈾分層堆放起來，高純度的石墨可以預防中子逃逸。1940年，美國軍方贈與他們6000元購買石墨，費米和安德森在實驗室里把這些石墨砌成堆。
當石墨被堆到天花板之後，費米開始想把房間里的空氣抽掉，因為還是有不少中子從空氣中逃跑了，費米於是定製了一個巨大的鐵罐。他的朋友赫伯特·安德森更加富有想像力，他向一家橡膠公司定製了一個正方形的氣球，為此他不得不向橡膠公司解釋正方形的氣球同樣能夠飛行。
1942年的冬天，一個更大的被氣球籠罩的反應堆矗立在芝加哥大學的網球場上。12月2日，在費米的指揮下，一根根吸收中子的鎘棒被抽了出來，反應堆的輻射強度越來越高，它在按照人的意志釋放出潛在的能量。
這個反應堆第一次運轉成功大大鼓勵了官方的士氣。此時，曼哈頓計劃已經正式啟動了，萊斯利·格羅夫斯被任命為項目主管，他是一個喜歡冒險的人，在費米的實驗尚未取得成功時，格羅夫斯就把建造反應堆的計劃交給了杜邦公司。
在世界第一顆原子彈的製造過程中，許多項目都是這樣超常地進行的。
與德國的競爭
1942年秋天，格羅夫斯和奧本海默在火車上第一次見面，格羅夫斯此時已經晉升為准將，而奧本海默經過康普頓的推薦，成為一個美國歷史上最大實驗室的主任。在1945年後，他們一個被稱為「原子彈將軍」，一個被稱為「原子彈之父」。在奧本海默的提議下，位於新墨西哥州的洛斯-阿拉莫斯成為建造新實驗室的地點。
1943年，奧本海默整整40歲，雖然已經頗有名氣，但和玻爾或者康普頓這樣的前輩相比，還是差了一大截，但奧本海默用他的文學素養和口才彌補了這一不足。曼哈頓計劃羅織了當時在美國最好的一批核物理學家，洛斯-阿拉莫斯實驗室的雇員很快超過1萬人。
在同時期的德國，原子彈計劃由於希特勒的自信已經胎死腹中。1942年6月，海森堡向德國供應部長報告說，從理論上來說，從反應堆內部獲得爆炸物質是完全可能的。但德國在佔領了大半個歐洲後，希特勒相信他的閃電戰可以征服世界，因此對於一切在6個月內拿不出成果的研究不感興趣。
然而，美國人相信德國人已經開始了原子彈計劃，這使美國感到他們必須加快速度。曼哈頓工程迅速膨脹到一個投入達20億美元，雇員超過15萬的人大工程，許多項目僅僅在理論上證明可行就匆匆上馬。格羅夫斯回憶說，當時他曾和人開玩笑說，應該在國會山旁邊買房子，以預備項目失敗後在那裡隨時准備迎接國會的質詢。
1944年8月，物理學家高德米斯和一個秘密小組來到巴黎，尋找德國研製原子彈進程的證據。到1944年11月，他們發現的證據已經足以說明，德國在原子能方面至少落後於盟國兩年，德國沒有能力生產出原子彈，甚至原子彈所需的原料。高德米斯對一位軍官說，既然德國沒有原子彈，盟國終於可以不生產原子彈了。軍官回答令他很吃驚：「既然我們有這東西，我們當然應當利用它。」
1945年春天，曾經是美國原子彈計劃的建議者西拉德再次拜訪愛因斯坦，希望他在一份新的信上簽字，這封信企圖說服美國總統放棄使用原子彈。此前，1944年6月，玻爾曾經面見過羅斯福與丘吉爾，希望他們能在原子能問題上與蘇聯協商，達成世界和平的格局，而丘吉爾因此懷疑玻爾是共產主義的同情者。
這封信還躺在總統辦公室的時候，羅斯福意外地去世了，杜魯門成為總統，他讀到有愛因斯坦簽名的信了嗎？從他的回憶錄里一點也沒有反映出來。
反對使用原子彈的風潮也刮進了洛斯-阿拉莫斯，許多參與項目的科學家開始發起討論和簽名，但是這個項目的總負責人，格羅夫斯將軍，卻是在使用原子彈問題上立場堅定：「我一直把建議使用原子彈看成是我的職責。」
沒有什麼力量能使它停下來，德國投降後，洛斯-阿拉莫斯的工作節奏反而加快了。1945年春天，馬歇爾將軍指示格羅夫斯確定原子彈的投擲目標。目標不再是德國，而是日本。
驚天動地的降生
1945年7月16日凌晨5時30分，世界上第一顆原子彈在美國新墨西哥州的沙漠地區爆炸成功，爆炸把方圓800米內的沙粒燒成翠綠的玻璃。無數的作品以史詩般的語言記載了這一刻。
每個目睹者的心情都各自不同。具有詩人氣質的奧本海默霎那間湧上心頭的是一句印度古詩：我是死神，是世界的毀滅者。卡爾松·馬克想起了幾個月前的一場爭論，即原子彈爆炸是否會點燃大氣層，現在看上去，那些火球似乎要吞噬一切。費米根據他灑下的紙條，大概估計出爆炸所產生的沖擊相當於兩萬噸TNT炸葯。此前沒有一個科學家估計到它的威力。
最初，科學家們訂購了一個很大的鋼罐，准備在鋼罐內進行爆炸，以回收大部分貴重金屬，同時防止爆炸物擴散引起污染。但臨到試驗時，這個厚度在6到14英寸之間的罐子被放棄了，因為核爆的威力即便低於某些人所估計的250噸炸葯的威力，也是鋼罐所不能承受的。試爆後，人們發現爆炸中心的溫度達到了1億華氏度，相當於太陽表面的一萬倍，如果那個鋼罐還擺在那裡，它會被瞬間氣化。
早在一年前，格羅夫斯和奧本海默等人就商議決定，第一顆試爆的原子彈應當是內爆式原子彈(他們稱它為「胖子」)，以檢測它復雜的內爆系統。在內爆式原子彈的內部是兩個半圓球體，當球面合在一起，兩個半球的鈾重合在一起，就達到了發生鏈式反應的臨界質量。在球體的外面是烈性炸葯，在引爆原子彈時，先引爆外面的炸葯，然後由炸葯產生高溫高壓，刺激內部的球狀鈈。採用這種方法的原因是原料不夠，但後來卻成為一種普遍使用的方法：在試驗氫彈的時候，就先用炸葯點燃了一顆原子彈，然後再用原子彈點燃氫彈。
那個想出了原子彈自分裂方式的弗利士計算出了這個臨界點，實現這一過程的不是自動機械，而是靠手工完成，試驗因此充滿危險，弗利士差一點因此死在洛斯-阿拉莫斯。
爆炸的結果很快送給總統，在波茨坦會議上，丘吉爾意識到杜魯門突然變得更強硬了，在會上以更堅決地語氣告訴俄國人，某些要求是不可能得到的。到了7月22日他才知道謎底，然後他和杜魯門協商，決定告訴斯大林。
然而，斯大林的反應比較平淡，這讓丘吉爾認為，斯大林根本沒有理解他們的談話內容。然而，一位叫斯米爾諾夫的俄國歷史學家卻這樣記下了當時的情況：「斯大林從會上回來後，就當著我的面把杜魯門告訴他的話，告訴了莫洛托夫。莫洛托夫立即說道：他這是在為自己抬高價碼。斯大林笑笑說：讓他抬吧，必須與庫爾恰托夫談談加快我們工作的事情了。」
庫爾恰托夫是蘇聯核計劃的負責人。在間諜機關的幫助下，斯大林在7月20日或21日就獲悉這個消息。回到莫斯科後，斯大林召開核緊急會議，曾經為諸多科學家所預測的核競爭開始了。
結束一場戰爭，開啟一種恐怖
在1939年那封有愛因斯坦簽名的給羅斯福的信中，有一個技術性細節，專家們估計原子彈太重不適於使用飛機投放。但到了1940年，這個問題就解決了，因為波音B-29重型轟炸機誕生了。
B-29超級轟炸機是二戰中最大，也是最成功的轟炸機，它創下了多個轟炸機之最：載彈量 9 噸、航程 6,000 公里、能在萬米高空巡航、極速600公里/小時。在B-29轟炸機出現之前，日美兩國隔著太平洋，只能進行海上消耗戰。而B-29出現之後，戰局大變，美國掌握了制空權。
1943年9月，B-29 被選為原子彈載機。此時科學家們還無法確定原子彈的外形，所以B-29彈艙內安裝了可以調節的 H 形桁架和原子彈裝載釋放系統。1944年2月28日，B-29 在加州慕洛克機場(後來的愛德華茲空軍基地)進行了原子彈模擬投放測試。到了8月，已經有46架B-29具備了原子彈投放能力。
與此同時，機組人員的訓練也在緊張進行。這項特別計劃由保羅·蒂貝茨上校指揮，他曾在歐洲和北非開過B-17，經驗豐富，直接參與了B-29的試飛。
小男孩發威
一切都准備好了。1945年7月25日，杜魯門做出了一項重要的決定，如果日本拒絕接受波茨坦公告，就對日本使用原子彈。
美軍最初的投擲目標達17個城市之多，格羅夫斯親自負責挑選投彈目標，廣島最終被定為首選。廣島是重要的軍事要塞，而且是日本除京都外，當時未受美國空襲的最大的城市。
1945年8月5日早晨，有徵兆表明，第二天將是個好天氣。下午，提尼安島，原子彈「小男孩」被水壓梯舉起安裝到位。這顆炸彈的外殼由黑鋼片製成，重達4400公斤，像「一個延伸長的鰭狀垃圾桶」。「小男孩」被配備好雷達、計時器和氣壓計，然後被安裝到轟炸機上，用鏈條固定。
6日零點，最終指示下達。
執行任務的「恩諾拉·蓋伊」號共有20名包括地勤在內的機組人員。駕駛員是蒂伯茨上校，投彈手是費雷比少校，軍械師是帕桑斯海軍上校，電子技術軍官是傑普遜海軍上尉。龐大的轟炸機為銀色，機翼長43米，機身上的名字閃閃奪目——Enola Gay，是以蒂伯茨上校的母親命名的。
蒂伯茨提醒機組人員要使用護目鏡。據天氣預報稱，廣島黎明有風，天氣晴朗。由於要在凌晨2點45分出發，他們沒睡好。2點27分，引擎發動，飛機負重6800千克，有點超重，但它順利通過了兩英里長的跑道。在塞班島上空，帕桑斯和傑普遜爬進艙內完成炸彈的組裝。上午8點50分，他們進入日本領空，高度為9500米，離廣島已經很近了。
廣島居民看到了兩架飛機，但不以為意，街上有人在照常行走。廣島時間上午8點15分，由定時器和氣壓計扣動扳機，原子彈爆炸了。
在起飛之前，飛行員曾詢問一位科學家，如何才能最快地離開投彈點，得到的答案是最大可能地急轉彎，沿切線飛離目標。所以當原子彈在廣島上空1000米爆炸時，轟炸機已飛到11英里以外，但它如同被高射炮擊中一般搖晃並吱吱嘎嘎作響。
蒂伯茨回憶說，「廣島原子彈沒有形成蘑菇雲。它形成的東西，我們稱之為一條細繩。它往上沖，漆黑漆黑的，有光亮和顏色，裡面有白光和灰色，頂部就像折起來的聖誕樹。」另一名飛行員將場景比作「燃燒黑色石油的鍋」。
爆炸過後是死一般的寂靜。接下來，地獄般的景象慘不忍睹：氣溫高達2980℃，爆炸附近的受害者瞬間蒸發，昏迷中的倖存者像夢游一樣行走，他們被撕破的皮像破布一樣在肉上垂著。木屋、公園、樹在猛烈的爆炸中熊熊燃燒。河裡漂浮著燒焦了的屍體。一剎那間，廣島這座城市不復存在了。
④ 用什麼可以把歷史改寫
用發明、用創造，用奇跡能夠改寫歷史。
例如：2006年7月12日以前，人們跑110米欄最快速度（歷史）是12.88秒以下，之後110米欄的歷史就是劉翔創造12.88秒；110米欄的歷史被劉翔改寫。
⑤ 歷史能否改寫如題 謝謝了
可以的，我們眼中的歷史只是我們現在所認識的歷史。當我們對其認識不斷加深，就要不斷改寫之前我們所自認為謂的"歷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