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炎培所說的歷史周期律是什麼

A. 黃炎培說的歷史周期律的具體內容是什麼啊

在中國歷史循環往復的周期里，幾乎每一個能贏得200~300年長治久安的朝代，都是從打破原有社會結構，通過「均田」實現相對公平開始的。在農業社會里，「田」即土地，是最主要的生產資料，如同今天的資本。所謂「均田」當然是沒有土地的人均豪門的田，而不是有錢的豪門均窮人的田。

從中國的歷史進程看，在當時亂後思治的中國，是必須補上公平這一課的。孫中山先生尚且要平均地權、節制資本，1949年只能做得比中山先生更好。只有補了這一課，中華民族才能擺脫1840年以來的動盪歲月，休養生息，走上復興。

同歷史上其他朝代不同的是，新中國所處的歷史環境，決定了中國還需要補「現代化」這一課。在強敵虎視的情況下，中國需要迅速建立現代工業，而這需要大規模的、迅速的積累。如何在低水平的基礎上既能實現工業積累，又能實現大多數人的公平，是當時中國面臨的巨大挑戰。

還有，建立新體制的那一代人是精通中國歷史的。幾千年中國歷史中，那種「公平—不公平」的周期循環，也許在他們心中形成了一個難以排解的歷史之結;他們透過治亂更替的歷史風雲，也許看到了公平在中國治亂中的作用和分量，知道民可載舟，也可覆舟，從而力圖尋求一種能夠確保公平的體制，來保證中國的長治久安，來避免歷史周期的重現。

這種歷史因素交互作用，就形成了以政府調動資源為手段的，以公平為核心的新體制。在當時的情況下，只有政府才可能實現資源的集中，在較短的時間內完成西方國家在漫長的發展道路中完成的資本原始積累和再積累過程，同時保證積累的財富被用來建立中國自己的現代工業。

這種高速度的積累顯然是以壓制消費為代價的。在這種情況下，公正，尤其是分配的公正，就顯得非常重要。所以，當時對公平體制的選擇，不僅是中國幾千年歷史的總結，也是近代中國歷史的必然。

通過公平的體制來避免歷史周期，這也許就是以毛澤東先生為代表的一代人所做的歷史探索。如果我們把那場變革放在歷史的長周期中來看，是不是可以形成這樣的認識：它為中國徹底擺脫歷史周期律奠定了基礎。這一點值得後來者深思，值得後來者的後來者更加深思。

(1)黃炎培所說的歷史周期律是什麼擴展閱讀

背景

1945年7月，黃炎培到延安考察，談到「其興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稱歷朝歷代都沒有能跳出興亡周期律。毛澤東表示：「我們已經找到新路，我們能跳出這周期律。這條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讓人民來監督政府，政府才不敢鬆懈。只有人人起來負責，才不會人亡政息。」

黃炎培：

「我生六十多年，耳聞的不說，所親眼看到的，真所謂『其興也勃焉』，『其亡也忽焉』，一人，一家，一團體，一地方，乃至一國，不少單位都沒有能跳出這周期律的支配力，大凡初時聚精會神，沒有一事不用心，沒有一人不賣力，也許那時艱難困苦，只有從萬死中覓取一生。

既而環境漸漸好轉了，精神也就漸漸放下了。有的因為歷時長久，自然地惰性發作，由少數演為多數，到風氣養成，雖有大力，無法扭轉，並且無法補救。也有為了區域一步步擴大了，它的擴大，有的出於自然發展，有的為功業欲所驅使，強求發展，到幹部人才漸見竭蹶，艱於應付的時候，環境倒越加復雜起來了。

控制力不免趨於薄弱了。一部歷史，『政怠宦成』的也有，『人亡政息』的也有，『求榮取辱』的也有。總之沒有能跳出這周期律。中共諸君從過去到現在，我略略了解的了。就是希望找出一條新路，來跳出這周期律的支配。」

毛澤東：

「我們已經找到新路，我們能跳出這周期律。這條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讓人民來監督政府，政府才不敢鬆懈。只有人人起來負責，才不會人亡政息。」

黃炎培：

事後他寫下了自己對毛澤東答話的感想：「我想：這話是對的。只有大政方針決之於公眾，個人功業欲才不會發生。只有把每一地方的事，公之於每一地方的人，才能使地地得人，人人得事，用民主來打破這個周期律，怕是有效的。」

B. 什麼是「歷史周期律」

度歷史周期律是指世界上任何一個國家的政權都會經歷興衰治亂，往復循環呈現出的周期性現象。極端的不公導致社會的崩潰，從而達到新的相對公平，周而復始。

在歷史上，只有中國才有王朝興衰更替的周期律，朝代歌想必很多人都會背。夏商周秦西東漢，三國兩晉南北朝，隋唐五代和十國，遼宋夏金元明清。這些朝代很多都無法擺脫三百年左右的時間，興衰更替一次的命運，所以稱為王朝興衰更替周期律，或者周期率。前者指規律，後者指頻率。

歷史周期律（一）王朝興衰更替的周期律為何只存在於中國？
對於王朝更替周期律的分析與解答，有很多的著名的對話，書籍，點評等，很多都涉及到政治需要，基本上都是詆毀前朝，歌唱本朝，這里就不一一討論了。首先，我們從王朝的本質出發，看一看王朝更替的性質究竟是什麼？其次再看看因為這個性質所造成的東西方差異，最後我們才能得出一個符合歷史發展規律，以及事物發展邏輯，而不帶有任何政治立場的答案。

網路王朝的意思是朝代、朝廷，指的是在歷史上的一個國家由某一個家族所統治的時代。由此可見，王朝的本質其實就是一個國家政權。所謂王朝更替，就是指一個國家政權的崩潰重建。那麼，國家政權的崩潰重建是由什麼原因導致的呢？西方世界諸國為什麼在古代不會存在國家政權的崩潰重建呢？

國家政權的崩潰重建，他的前提就是國家仍然存在，沒有國家，也就不會有國家政權，也就存在政權的崩潰重建。由此，可以清晰地看出東西方的差異。

在歷史上，西方世界，或者說中華文明圈之外的所有文明國家，他們興起的時間都比較晚，存在的時間也十分短暫。這樣的例子很多，我們一個個地來說。

在河流定居時代，與夏商周三朝同時代的文明國家，是古埃及文明和兩河文明，古埃及文明形成了一個大一統帝國，而兩河文明是蘇美爾文明、巴比倫文明、亞述文明的集合體。

邁入大陸擴張時代東西擴張階段後，亞述帝國統一了兩河文明和古埃及文明兩大文明區域，但是存在的時間很短。亞述帝國統一不久，就因為國家財富飽和崩潰，國內各民族混戰。

C. 中國歷代封建王朝的周期律是什麼如何跳出周期律

「歷史周期律」是指世界上任何一個國家的政權都會經歷興衰治亂，往復循環呈現出的周期性現象。極端的不公導致社會的崩潰，從而達到新的相對公平，周而復始。

對於如何跳出周期律，毛澤東同志回答說：就是民主。

中國的歷史周期律問題，是1945年黃炎培先生在延安向毛澤東提出的問題。黃炎培先生問毛主席，中國共產黨能不能跳出歷史上"其興也勃焉，其亡也忽焉（釋義：他們的興盛很迅速，勢不可擋，他們的滅亡也很迅速，突如其來）"的歷史周期律。

毛澤東慨然答道：「我們已經找到新路，我們能跳出這周期律。這條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讓人民來監督政府，政府才不敢鬆懈。只有人人起來負責，才不會人亡政息。」毛澤東的這句話自信而簡短的回答，似乎讓我們看到了中國共產黨人自成立以來對民主的艱難探索之路。

(3)黃炎培所說的歷史周期律是什麼擴展閱讀：

「全面從嚴治黨」是中國共產黨跳出「歷史周期律」的新探索。中國共產黨充分認識到了黨的自身建設對中華民族歷史命運至關重要的關系。中國共產黨能否跳出「其興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歷史周期律，關鍵在黨自身，必須全面從嚴治黨。

跳出「歷史周期」是飽經憂患的中國人民對中國共產黨的真誠期盼，從延安時期毛澤東找到的 「民主新路」，到今天習近平提出的「全面從嚴治黨」，凝聚了幾代中國共產黨人的不懈探索。

中國共產黨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的領導核心，發揮著總攬全局、協調各方的領導核心作用。堅持中國共產黨的領導，是中華民族的命運所系，是實現四個全面戰略布局的關鍵所在。

只有堅持全面從嚴治黨，確保黨始終成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的領導核心，才能最終跳出「歷史周期律」，實現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

「開弓沒有回頭箭」，全面從嚴治黨只有進行時，沒有完成時，必須通過持之以恆的努力，不斷提高黨的執政能力和治理能力，為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提供最堅強的政治保證，才能在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征程上披荊斬棘，破浪前行。

D. 什麼是「歷史周期律」

「歷史周期律」是指中國歷史上的政權經歷興衰治亂，往復循環呈現出的周期性現象。極端的不公導致社會的崩潰，從而達到新的相對公平，周而復始。在中國，極端的貧富懸殊是歷史周期律的推手。歷史周期律問題，是1945年黃炎培先生在延安向毛澤東提出的問題。黃炎培先生問毛主席，中國共產黨能不能跳出歷史上"其興也渤焉，其亡也忽焉"的歷史周期律。毛澤東同志回答說：行，這就是民主。

規律編輯
在中國歷史循環往復的周期里，幾乎每一個能贏得200~300年長治久安的朝代，都是從打破原有社會結構，通過「均田」實現相對公平開始的。在農業社會里，「田」即土地，是最主要的生產資料，如同今天的資本。所謂「均田」當然是沒有土地的人均豪門的田，而不是有錢的豪門均窮人的田。[1]
從中國的歷史進程看，在當時亂後思治的中國，是必須補上公平這一課的。孫中山先生尚且要平均地權、節制資本，1949年只能做得比中山先生更好。只有補了這一課，中華民族才能擺脫1840年

毛澤東與黃炎培： 跳出「興勃亡忽」周期律
以來的動盪歲月，休養生息，走上復興。同歷史上其他朝代不同的是，新中國所處的歷史環境，決定了中國還需要補「現代化」這一課。在強敵虎視的情況下，中國需要迅速建立現代工業，而這需要大規模的、迅速的積累。如何在低水平的基礎上既能實現工業積累，又能實現大多數人的公平，是當時中國面臨的巨大挑戰。
還有，建立新體制的那一代人是精通中國歷史的。幾千年中國歷史中，那種「公平—不公平」的周期循環，也許在他們心中形成了一個難以排解的歷史之結;他們透過治亂更替的歷史風雲，也許看到了公平在中國治亂中的作用和分量，知道民可載舟，也可覆舟，從而力圖尋求一種能夠確保公平的體制，來保證中國的長治久安，來避免歷史周期的重現。
這種歷史因素交互作用，就形成了以政府調動資源為手段的，以公平為核心的新體制。在當時的情況下，只有政府才可能實現資源的集中，在較短的時間內完成西方國家在漫長的發展道路中完成的資本原始積累和再積累過程，同時保證積累的財富被用來建立中國自己的現代工業。這種高速度的積累顯然是以壓制消費為代價的。在這種情況下，公正，尤其是分配的公正，就顯得非常重要。所以，當時對公平體制的選擇，不僅是中國幾千年歷史的總結，也是近代中國歷史的必然。
通過公平的體制來避免歷史周期，這也許就是以毛澤東先生為代表的一代人所做的歷史探索。如果我們把那場變革放在歷史的長周期中來看，是不是可以形成這樣的認識:它為中國徹底擺脫歷史周期律奠定了基礎。這一點值得後來者深思，值得後來者的後來者更加深思。[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