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主義的本質是什麼意思

⑴ 「唯物主義歷史理論其根本本質與辨證唯物主義有何區別

唯物主義：認為物質決定意識，世界就其本質來說是物質的，是不依賴於人的意識而客觀存在的，意識是物質存在在人腦中的反映的哲學觀點。

歷史唯物主義：是關於人類社會發展普遍規律的科學，是無產階級的歷史觀。歷史唯物主義認為，社會歷史的發展有其自身固有的客觀規律。認為：物質生活的生產方式決定社會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一般過程；社會存在決定社會意識，社會意識又反作用於社會存在；生產力和生產關系之間的矛盾、經濟基礎與上層建築之間的矛盾，是推動一切社會發展的基本矛盾；

兩者研究的對象就不一樣，一個研究是整個世界，一個研究人類歷史

⑵ 新歷史主義與歷史主義相比，有哪些變化

新歷史主義社會文化思潮的出現,標志著當代西方學術思想的一次重要轉向。新歷史主義的基本理論是「互文性」理論。新歷史主義實質上是一種與歷史發生虛構、想像或隱喻聯系的語言文本和文化文本的歷史主義,帶有明顯的批判性、消解性和顛覆性等後現代主義特徵,強調主體對歷史的干預和改寫。新歷史主義的出現是對傳統的歷史主義和形式主義的雙重反撥,它突破了文學學科的森嚴壁壘,拓展出多維的研究空間,走向開闊的跨學科研究。新歷史主義與文化研究相結合,表現出強烈的政治傾向性和意識形態性,具有既消解又補充歷史唯物主義的雙重性。
[關鍵詞] 新歷史主義;社會文化思潮;對比分析
新歷史主義的問世,是伴隨著當代西方學術界的「文化轉向」而出現的「歷史轉向」。新歷史主義作為一種帶有後現代主義特徵的社會文化思潮,對傳統的歷史觀和歷史題材的創作理念產生了十分重要的影響。因此,有必要對這種復雜的社會文化思潮進行宏觀辯證的綜合分析。
一、一次重要的學術思想轉向
新歷史主義的基本特徵顯示出對所謂傳統的歷史主義和形式主義的雙重反撥。新歷史主義到現在還是一個沒有共同理論綱領的學術流派,是一個還沒有得到公認的尚不確定的概念。正因為這樣,對新歷史主義的解釋很不相同。從國別來說,美國學派與英國學派存在著差異。英國學派宣揚的「文化唯物論」雖然處於邊緣,但表現出比較強烈的政治文化色彩。美國學派注重對社會文化領域的重建,新歷史主義作為後現代主義和後結構主義式微之後的新理論和新批評,表現出強勁的勢頭。由於不同學者所持歷史觀念的多樣,對新歷史主義的解讀更是人言人殊。有人認為,「歷史」表現為占統治地位的權力關系和權力斗爭的敘述。有人主張「歷史」是由各種聲音講述的包括處於邊緣的勢力和人物的權力故事。有人把歷史理解為文學文本與社會存在的內部和外部的復雜關系。還有人對新歷史主義表示非議和反感,譏諷那些傾心「文化批評垃圾」的「追新族」們妄圖通過顛覆偉大的文學經典,藉助文學來改造社會,只能是一種「文明的野蠻人」的幻想。
新歷史主義的重要代表人物是斯蒂芬•格林布拉特(Stephen Greenblatt)。1982年,他在《文類》雜志的一期專刊的前言中,打出「新歷史主義」的旗號。斯蒂芬•格林布拉特的學術夥伴,還有路易斯•蒙特洛斯、喬納森•多利莫爾、海登•懷特及查理•勒翰與卡瑞•利伯特等人,他們的理論既有自身的獨特性,又具有共同性。海登•懷特通過賦予歷史一種想像的詩性結構,從而把歷史事實和對歷史事實的語言表述混為一談。他的著作《元歷史》、《話語轉喻學》、《形式之內容》都越來越明顯地把歷史詩學化,認為歷史是一種語詞建構起來的文本,是一種「文學虛構的歷史文本」,是一種具有文學性的歷史文本,是一種「敘事」的「話語」文本,從而把「史學」變成了「詩學」。後現代主義的歷史觀認為歷史學本質上是一種歷史詩學,是一種「語言的虛構」,從根本上否定歷史的客觀性、真實性、規律性和科學性。隨著20世紀80年代「解構批評」向各種解釋學的轉移,各種解釋學的闡釋模式,特別是對文學與歷史的接受反應理論和闡釋理論都在一定程度上融進新歷史主義的文化思潮之中。
這是一次歷史性的轉折。西方文論的主流不再把文學限定在文本自律的狹小圈子裡,而是一反過去對政治的厭惡,向歷史、政治、種族、性別和意識形態傾斜。形式主義掩蓋了理論的社會功能與政治功能,忽略了民族權力和婦女權力問題,遮蓋了各階級之間的矛盾和沖突。新歷史主義文學研究的興趣開始從對文學的「內部」研究轉向對文學的「外部」研究,恢復和重新確立文學的歷史和社會背景。
較之於形式主義而言,新歷史主義表現出很強的學理優勢。文學學科的森嚴壁壘開始被突破,走向開闊的跨學科研究。原先那種只局限於封閉的文本研究的文學觀念開始向歷史學、社會學、政治學、倫理學、人類學、民族學、精神分析學開放,拓展出多維的研究空間。文學理論的各種跨學科聯系互滲、互融、互釋、互動,形成闡釋的通約性和連貫性。文學自身的審美特性和特殊規律的研究受到冷落,甚至表現出用文化研究排斥文學研究的傾向。文學理論發展的整體趨勢走向廣義的文化研究和新歷史主義文化詩學。
新歷史主義與文化研究相結合,表現出強烈的政治傾向性和意識形態性。文學理論轉向和側重文化研究,更加關注意識形態、權力斗爭、民族問題、文化特性,從政治視角對被視為不合理的社會制度及其政治思想體系和原則進行批判。新歷史主義的文化批判運動帶有正負兩面性,既抨擊了資本主義社會的荒誕和異化現象,同時又抹殺了資本主義社會的進步的歷史作用,只強調被壓抑形成的「單面人」的痛苦,不承認資本主義和資產階級的雙重性。
新歷史主義具有強烈的歷史意識形態性。新歷史主義通過批評運動激發、調動和利用文學和文化研究的消解性和顛覆性,向主流意識形態進行抗爭和挑戰,從語言層面達到重寫歷史、文化史和文學史的目的。但這種帶有強烈的意識形態性的文化研究和文化批判往往不尊重歷史的客觀實在性和客觀規律性,從語言文字層面對歷史文本的改寫同樣帶有明顯的正負兩面性,有的把被誤讀和漏讀了的歷史正過來和補上去,有的則把本來是正讀和正寫了的歷史隨意加以歪曲和顛倒。
新歷史主義通過建立文本與歷史的整體聯系,從文化研究的視域對歷史進行整體審視。新歷史主義打破語言符號和形式結構的牢籠,克服文本主義和形式主義的非歷史化的傾向,重新探討文學與歷史的關系。但是這種整體透視往往流於表層化和平面化,忽略、遮蔽或消解了主要的社會歷史結構中的基本的、首要的和主導的方面和過程。新歷史主義面對歷史語境,重新解讀文學作品的意義,作為對文本中心主義文論學理系統的反撥和矯正,成為一種既不同於傳統的歷史主義,也不同於形式主義的新的文學觀念和批評方法。正因為如此,新歷史主義往往遭到來自各式各樣的歷史主義文論學理系統和各式各樣的形式主義文論學理系統的雙向夾擊。

二、新歷史主義的基本理論

怎樣理解歷史,怎樣理解歷史與當代的關系?研究歷史不是最終目的。人們多半不是為了研究歷史而研究歷史,總是想通過研究歷史而有助於當代歷史的正常的健康的發展。歷史只不過是今天的過去時,而今天只不過是歷史的現在時。當代只不過是歷史的延續、活化和不斷生成。克羅齊說,一切歷史都是當代史。黑格爾指出,一切歷史都具有當代性。久遠而厚重的歷史積淀著豐富而寶貴的人類的族群經驗和集體智慧。人們為了求得現實的詩意的生存和祈盼美好的未來,總會以史為師,向歷史老人請教,或以古鑒今,或借古喻今,或借古諷今。為了解決現實生活中的某些重大的社會問題和人生問題,人們往往發掘歷史資源,利用古人的思想、服裝和語言,演出當代歷史的新活劇。人們對歷史的理解歷來是帶有雙重性的,或者說成是歷史事實,或者說成是歷史故事。被稱為歷史學之父的古希臘的希羅多德認為,歷史是指真實發生的故事,從追求歷史真實出發,形成歷史科學;從敘述歷史故事出發,可以訴諸文學的虛構和想像。從根源上說,靠文學的虛構、想像和敘述的歷史故事,實質上是從真實發生的歷史事實中派生和演繹出來的,不應當隨心所欲地用文學的虛構、想像和敘述遮蓋、改變和取代真實發生的歷史事實。這里產生了一些重要的理論問題和實踐問題,即歷史的思性和詩性、歷史的科學性與文學性、歷史真實與藝術真實的關系問題。
為了解決上述一些重大的理論問題和實踐問題,西方學者提出了一種互文性(intertextuality)的理論。俄國學者巴赫金的詩學所提出的復調理論、對話理論已經包含有互文性的因子。比較系統地倡導互文性理論的,當推法國女權主義批評家朱麗婭•克里斯蒂娃。她的《符號學》論述了文本與文本之間的通約性,認為不同的文本都可以作為對方的鏡子,相互嵌入和相互映照,彼此相互吸收、相互轉化,形成一個從歷時態和共時態兩個維度向文本不斷生成的開放網路。互文性理論開始主要表現為一種關於文學文本的闡釋理論。值得注意的是,當這種互文性理論滲透到文化研究領域,特別是進入到新歷史主義批評中,已經從文學文本與文學文本之間的互文性轉換為文學文本與歷史文本之間的互文性。互文性理論向歷史領域的進軍,雖然為文學和文化研究打開了更加宏闊的學術視野,但由於新歷史主義文化批評中把互文性理論的重心轉移到文學文本與歷史背景和文化語境的關繫上,這種超越使互文性理論不可避免地產生文學和歷史的界限的混淆,引發出新歷史主義的一句名言:「文本的歷史性和歷史的文本性」[1]。新歷史主義強調著眼於當代視野,泛用文學文本與歷史文本和歷史語境之間的互文性的雙向指涉,來解釋過去的歷史文本,進而將文學文本重構為歷史客體。以海登•懷特為代表的新歷史主義者隨意把文學性的概念加以泛化和強化,把「文學性」從狹義的文學的「文學性」,包容和放大為歷史的「文學性」,使賦予文學性的歷史敘事變成了對歷史的文本建構,靠語言層面的虛構和想像發揮建構功能,實現歷史領域中的自我塑造。
新歷史主義實質上是一種文本歷史主義,是一種與歷史發生虛構、想像或隱喻聯系的語言文本和文化文本的歷史主義,是一種帶有明顯的批判性、消解性和顛覆性特徵的後現代主義的歷史主義。某些新歷史主義者認為,歷史的客觀性、真實性和規律性是不存在的。所謂歷史的「本來面目」只不過是作者的歷史觀念的自我塑造的產物,只不過是意識形態對塵封的僵死的史料進行選擇、編織、闡釋和重塑的結果。正像海登•懷特所認為的那樣,所有的歷史不過都是「關於歷史的文本」,而所有的歷史文本不過都是一種「修辭想像」。歷史只存在於具有文學性的歷史文本之中。「歷史是一個延伸的文本,文本是一段壓縮的歷史。歷史和文本構成生活世界的一個隱喻。文本是歷史的文本,也是歷時與共時統一的文本。」[2]後結構主義的領軍人物德里達斷言:「文本之外無他物。」詹姆遜認為,「歷史只有以文本的形式才能接近我們,換言之,我們只有通過預先的文本才能接近歷史」。[3]全部社會歷史不是存在於文本之外,相反,全部社會歷史都內置於文本的結構中。福柯作為一個反歷史的歷史學家公然宣稱,他書寫歷史(文本)正是為了消滅歷史(存在)。以威廉斯為代表的「文化唯物論」(cultural materialism)強調應當優先考慮社會結構的文化層面,為了反對文本自律論,提出必須修正馬克思的「歷史唯物論」。福山關於「歷史的終結」的理論,使人們陷入迷茫的困惑與哀思。哲學家卡爾•波普爾的論文《歷史主義的貧困》公然反對馬克思主義的歷史決定論。他認為歷史是開放的,從來沒有什麼必然的結果。這位哲學家對歷史發展過程中的各種因素相互糾結、交互作用的闡釋對我們理解歷史存在和歷史發展過程中的極端的復雜性和出乎意料的曲折性、歧義性、偶然性具有一定的思想啟示,但他拒斥歷史發展的總體規律,反對歸根結底意義上的歷史決定作用,顯然是不正確的。有人據此把歷史唯物主義簡化為線性的發展觀,這同樣是不符合馬克思主義歷史理論的精神實質和本來意義的。
新歷史主義作為對形式主義文論的反叛,同時又吸取和利用了形式主義文論所重視的語言符號的編碼功能,從總的思想意向上強調文本與歷史的互文性聯系,使文學重返歷史,拓展和開掘了語言結構和歷史結構的想像性和虛構性關系,在一定程度上折射出文本的歷史精神。新歷史主義與後現代主義和文化研究、文化批評相結合,表現出比較強烈的政治傾向性和意識形態性,宣揚文學的解構功能和批判精神,客觀上有助於啟發人們從政治視域觀察歷史和現實,有助於培育大眾對不合理的體制和思想的批判精神和變革意識。但是,新歷史主義的各種觀念存在著共同的理論誤區。

1•關於互文性的理論

新歷史主義的互文性理論從文學文本之間的互文性轉移到文學文本與歷史文本之間的互文性,強調文學的歷史性和歷史的文學性。
首先需要指出,文學與文學之間、文學與歷史之間,不能完全概括為互文性的關系,不同形式的文本之間的關系除具有相似性和通約性外,還存在著差異性和矛盾性。況且,這種文學與歷史之間的互文性關系,只是想像性和虛構性的關系。文學與歷史之間的互文性關系,是以把歷史變成文字文本為前提的,換言之,文學與歷史之間的互文性關系所指涉的不是文學與客觀真實存在的歷史事實的關系,而是文學與以文本形式呈現出來的歷史的關系。新歷史主義所宣揚的互文性理論好像是一個魔毯,把歷史變成了文本,把史實變成了史書,把歷史內容變成了文本的語言結構,把歷史的客觀存在變成了歷史故事,變成了對歷史存在的主觀敘述,變成了從政治和意識形態視域通過對文字記載的歷史文本的解讀和闡釋,再對真實存在的歷史事件、人物和過程進行消解、改寫和重塑。這種通過語言結構和文本形式搭台上演的互文性的魔術製造了一種披著學術外衣的障眼法,掩蓋和遮蔽了一個最基本的事實,即歷史本身的客觀存在。不論怎樣施展文學的想像、虛構和語言符號的解構功能,都沒有進入文本之中或文本之外的作為第一性的歷史存在,不管新歷史主義者如何解讀、闡釋、改寫和重塑歷史的文本形式,並不意味著對真實存在的歷史事實、歷史過程和歷史規律有什麼實質性的改變。故意混淆歷史和文本的界限,用歷史的文本形式來冒充、取代和偷換歷史,正是帶有後現代主義特徵的新歷史主義文本理論的症結所在。
所謂「文本之外無他物」的論斷,所謂「歷史只是一種修辭想像」的論斷,所謂「歷史是一個延伸的文本,文本是一段壓縮的歷史」的論斷,所謂「歷史和文本構成生活世界的一個隱喻」的論斷,所謂「歷史只有以文本的形式才能接近我們」的論斷,都是把活生生真實存在的歷史變成文學虛構、語言隱喻和修辭想像,再置放於文本中,創造出文本中的歷史。某些富有浪漫情懷的新歷史主義和後現代主義的學者們以為,通過重寫歷史文本,可以實現對歷史本身特別是對社會政治體制的改造。這只不過是天真的幻想。歷史學家可以篡改對歷史的文本記載和文本敘述,但歷史作為一種過去了的遺存,只能消失在學者們頭腦的思維中和想像里,客觀上是無法被消滅的。有的學者,如美國的理查•勒翰已經覺察到新歷史主義的「理論局限」。他清醒地意識到事實上要消解歷史是很困難的。因為「歷史模式」是人類了解事物、洞悉本質、閱讀文本所必不可少的思維向度,喪失了歷史意識,對外部的把握將陷入混亂和分裂狀態,從而喪失對歷史的清晰認識。
需要進一步指出的是,歷史的文本形式並不限於文字的文本形式,此外還有文物、器物的文本形式和制度、體制的文本形式。制度、體制的文本形式歷史地延續和積淀下來,不會憑借對歷史的文字文本的解讀而被輕松地加以消解和顛覆。至於通過歷史的文字文本對歷史的文物、器物文本的改寫幾乎是不可能的,相反,新文物和新器物的發現卻是重塑和改變歷史的文字文本形式的權威性依據。面對新的歷史發現,以往既定的對歷史的文字記載和語言敘述是蒼白無力的。事實勝於雄辯。從這個意義上說,新發現的歷史事實,更有資格充當改寫歷史文本的角色,而新歷史主義和後現代主義的文本游戲會陷入十分狼狽和尷尬的境地。

2•從歷史的客觀規律性和意識形態性的關系看

新歷史主義凸顯了歷史文本的意識形態性和政治傾向性。對這個問題的強調是有意義的。特別是官方的正史的書記官們往往受當權者的權力和利益的驅動,對歷史的人物、事件和過程往往進行偏私的甚至歪曲的描寫,使歷史的文本形式和歷史事實本身出現悖立和反差。權力和利益對左右人們的歷史行為的深層動機是不可低估的。馬克思曾說:「這種利益是如此強大有力,以至順利地征服了馬拉的筆、恐怖黨的斷頭台、拿破崙的劍,以及教會的十字架和波旁王朝的純血統。」[4]因此,充分考慮到權力、利益、意識形態性和政治傾向性對書寫或改寫歷史的作用,對正確地對待歷史是頗有助益的。但是,無論個人和集團的歷史行為怎樣富有政治傾向和意識形態訴求,至少不可能完全違背歷史發展的總體規律,相反,往往是由於他們的利益和願望大體上適應世道人心,才能獲得預期的目的。代表歷史發展方向的先進階級、勢力和集團的權力、利益、政治傾向性和意識形態性,往往表現出與歷史發展的客觀規律性的統一性和一致性。

3•從歷史發展的客觀規律性和人的主觀能動性的關系看

帶有後現代主義特徵的新歷史主義強調通過文學與歷史的互文性,主張主體向歷史的介入,主體對歷史的干預和主體對歷史的改寫。這里表現出幾種情況:第一,對已經過去了的歷史事實來說,主體只能正視它的存在,對尚無認知、未曾相識的對象,根本無法尋覓和建構文學與歷史的互文性關系,也無從對對象施展主體的虛構能力和想像能力,進行隱喻性的指涉,從事闡釋、改寫和重塑;第二,對從事歷史活動的人們來說,只有主體的主觀能動性遵從和駕馭歷史的客觀規律性,才能達到自身的目的性;第三,書寫主體對歷史題材的描述,應當盡可能地忠於歷史真實,切忌隨意把歷史主體化、人性化、道德化、情感化和意志化;第四,面對用語言形式符號書寫的歷史文本來說,作為解讀和闡釋主體的主觀能動性表現為可以按照自己的理解進行再書寫和再創造,也一定會流露出自己的愛憎好惡的情感態度,關鍵在於是否採取嚴肅的科學態度和正確的價值標准。
4•從歷史和歷史文本的共時態和歷時態的關系看

時間和空間是事物存在的形式,無空間的時間和無時間的空間都是不可思議的。把空間時間化和把時間空間化也是不妥當的。帶有後現代主義特徵的新歷史主義通過把時間空間化,忽略不同的國家、民族和地域在經濟、政治和文化諸多方面發展的不平衡性,隨意拼貼、編織和解構歷史,而不再注重歷史事實本身的多樣性和異質性,只注重作品所隱含的意義生發和意義結構,便於進行文本與文本之間的所謂「虛構的虛構」。這種文本主義的歷史觀通過強調結構的非中心範式和共時性觀念,消解歷史的深度和意義,注重文本的互相指涉的「互文性」關系,從而割斷歷史的連續性,將歷史轉化成一種共同的話語模式,生發出一種邏輯的普遍性意義。用共時性取代歷時性,用平面性取代深度感,用破碎感取代連續性,用隱喻性取代真實性,採取蒙太奇手法隨意虛構、編織和重塑歷史,令人無所適從。這種把時間空間化的歷史,使歷史變成了非歷史化的歷史。這種共時態的歷史,使不同歷史階段的不同歷史事實的真正意義遭到顛覆和瓦解,引發出一種由主觀決定歷史意義的傾向。
歷史的時間是不能回溯和倒流的。真理是具體的。不考慮時間的歷史敘事,必然會導致對歷史文本和文學文本的解讀和闡釋的錯位與謬誤。歷史原則和歷史標準是權衡和評判文藝作品的重要尺度。任何事物都存在於特定的時代環境和歷史語境中。對敘述對象的認知判斷和價值評估只有放到具體的歷史條件下、歷史范圍內和歷史過程中,才能作出恰當的理解和把握。不能用過去的眼光解讀今天的創作,也不能用現在的視野評析歷史上的文學現象。
20世紀80~90年代掀起的「重寫文學史」的運動雖然從總體上看是有意義、有成果的,但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新歷史主義社會文化思潮的影響。由於歷史使命的不同和主流意識形態的差異,對魯迅、茅盾和沈從文、林語堂的評價自然會呈現出較大的差別。20世紀初期,中國的新文化運動方興未艾,民族民主解放運動風起雲涌,啟蒙救亡運動成為主流,魯迅和茅盾成為新文化運動的旗手和主將,倡導審美和休閑的沈從文和林語堂自然不可能位居顯赫。新中國成立後,隨著時代變遷和歷史轉折,人們的審美趣味日趨豐富多樣。在這種歷史條件和文化背景下,學界開始重視沈從文和林語堂,把他們以凸顯審美特性見長的作品作為一種文學樣式加以肯定和贊揚,是完全正常的。但是,不應當通過抬高沈從文和林語堂而貶抑魯迅和茅盾,甚至譏諷魯迅和茅盾「落個死後寂寞」。這正是把中國現當代文學史空間加以共時化所造成的誤識。

⑶ 歷史主義的產生及分類，急啊，請速回，姐給跪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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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形式
在荷馬的有神論或更確切地說多神論的解釋中，歷史是神的意志的產物。但荷馬的諸神並不制定歷史發展的普遍法則。荷馬試圖強調和解釋的不是歷史的統一性，而恰恰相反，是歷史沒有統一性。歷史舞台上戲劇的作者不是獨一無二的上帝；形形色色的神祇全都涉筆於此。荷馬的解釋與猶太人的解釋的共同之處是某種模糊不清的命運感和有關種種幕後力量的觀念。但荷馬並未揭示出終極命運，與相對應的猶太人的解釋不同，荷馬的解釋仍是神秘主義性質的[1]。第一位提出更為顯著的歷史主義學說的希臘人是赫西奧德，他或許受到源於東方埃及的影響。他使用了歷史發展普遍傾向或趨勢這個觀念。他對歷史的解釋是悲觀主義的。他相信人類在自黃金時代以後的發展過程中，註定在物質和道德這兩方面要退化。早期希臘哲學家提出各種歷史主義觀念，其中，柏拉圖的歷史主義最為精緻，他在解釋希臘各部落，尤其是雅典人的歷史和社會生活的嘗試中，為世界描繪了一幅宏偉壯觀的哲學圖景。在其歷史主義中，他受到各位先驅，特別是赫西奧德的強烈影響[1]。在柏拉圖看來，是宇宙法則——對所有被創造物或生成物都適用的法則的一部分。一切流變物，一切生成物註定要退化。和赫拉克利特一樣，柏拉圖意識到在歷史上發揮作用的力量是宇宙力量。然而，可以肯定的是，柏拉圖相信這個衰敗法則並非全部實情。在柏拉圖的某些著作中，有「大年」的提法（其時間長短似乎是36000個普通年），其改進或生成時期，大概相當於春夏兩季，蛻化或衰亡時期，相當於秋冬兩季[1]。黃金時代，即克羅諾斯時代，一個克羅諾斯本人統治世界，人們在地球上產生的時代。之後是我們自己的時代，即宙斯時代，這一時代中，眾神拋棄了世界，任世界獨立運轉，因而這個時代順理成章地是一個日益衰敗的時代。而且《政治家篇》的敘述還示意，在徹底衰敗到最低點之後，神將再度為宇宙這艘船掌舵，事情將開始改善。柏拉圖在多大程度上相信《政治家篇》中的這個故事，人們尚不能確定[1]。他相當清楚地表明他不相信故事全然真實。另一方面，幾乎勿庸置疑，他在宇宙背景中去想像歷史；他相信他自己的時代是一個腐敗深重——或許是所能達到的至深程度的時代，先前的整個歷史時期都受內在的衰敗趨勢支配，這一趨勢是歷史發展和宇宙發展二者共有的。他是否相信一旦衰敗達到極點，這種趨勢必然註定要終結，這一點我無法確定。但他肯定相信通過人為的、或更確切地說是超人的努力，我們有可能克服這個致命的歷史趨勢，終結衰敗過程[1]。柏拉圖（通過蘇格拉底）建造一個理想的城市（理想國）而這，就是他終結衰敗過程的辦法。這個城市的司法理論是完美的。柏拉圖的理想政體模式是依靠德性，建立在知識和真理之上的貴族政體。如果理想的貴族政體發生蛻變，榮譽取代了知識和德性，則形成勛閥政體；勛閥政體的榮譽被財富取代，則形成寡頭政體；寡頭政體蛻變形成民主政體，再蛻變則形成僭主政體[2]。在《政治家篇》和《法律篇》中，柏拉圖對理想政體和現實政體根據統治者數量進行了區分，分為君主政體、僭主政體、貴族政體、寡頭政體、民主政體和暴民政體。這個理論被亞里士多德進一步完善，一直為政治家們所採用。此外，柏拉圖在《法律篇》還提出了「混合政體」。他認為這是最好最穩定的政體，綜合了君主政體的智慧和德性，民主政體的自由。這個理論被認為是近代分權式政府的理論先驅[1-2]。普世歷史與唯心史觀「康德」康德在論及普世歷史中開宗明義地說明，每種生物都會發展成為其「註定的目的」（或稱「歷史的終結」），而人類作為獨有可以使用理性的生物，人類的歷史發展也有其完整使用理性的目的：建立普世的公民社會。邁向這個目的的發展就是社會進步[3]。「黑格爾」後世對黑格爾的歷史主義的詮譯，明顯比起康德的普世歷史豐富得多。黑格爾曾經為學生授課，學生的筆記被後世稱為「歷史哲學講義」，其形式雖然是對不同地方的歷史作逐一研究，但其核心仍然是普世歷史的具體內容，亦即是不論歷史的形態在各地不同，速度也有不同，歷史都是由理性所推動。在黑格爾死後，其支持者在詮譯普世歷史時有不同取向，有些支持認為當時的歐洲已經到達「註定的目的」，較重視國家機器與憲法的重要性，另一些認為歐洲仍然存在很多矛盾，較重視將辯證法並推動社會進步。隨之而來，歷史主義的發展變得多樣化[3]。因為馬克思的共產主義被後世一步步實踐（至少共產政權對外如是宣稱），共產主義的「註定的目的」本質亦為後世所留意，而且一般來說馬克思比起黑格爾更為人認識。現代也有針對「註定的目的」的論述，例如法蘭西斯·福山相信現代社會以自由民主制已實際上成為自然人的「註定的目的」，但有些因素（例造生物科技，超人類等）可能產生新的歷史目的[3]。歷史唯物主義詳見詞條「卡爾·馬克思」、「歷史唯物主義」、「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歷史唯物主義是馬克思主義哲學的重要組成部分，也被稱為「唯物主義歷史理論」或「唯物史觀」。歷史唯物主義為馬克思和恩格斯所創立，以黑格爾的辯證法，結合費爾巴哈的唯物論，去解釋人類歷史演變的過程。並被列寧、毛澤東等人所發展。被認為是馬克思主義的社會歷史觀和認識、改造社會的一般方法論。歷史唯物主義認為歷史發展是客觀的和有其特定規律的，其最基本的規律就是生產力決定生產關系，生產關系對生產力有反作用（可能促進或阻礙）。伴隨著生產力的發展，人類社會會歷經原始社會，奴隸社會，封建社會，資本主義社會，社會主義社會，最終走向共產主義社會。主流歷史唯物主義者認為人類已經經歷了前三個階段，目前正處於向第四階段過渡的時代（越南、古巴、朝鮮等自稱已經進入社會主義社會，中國在1956年三大改造完成後進入社會主義初級階段）[4]。生產力和生產關系之間的矛盾，經濟基礎和上層建築之間的矛盾，這是人類社會的基本矛盾。這兩對矛盾存在於一切社會形態之中，貫穿於每一個社會形態的始終，決定著其他各種社會矛盾，是推動社會發展的基本動力，決定著社會歷史的一般進程[4]。生產力和生產關系的辯證關系見下①生產力決定生產關系：生產力對生產關系起著決定作用、支配作用，其主要表現在兩個方面：第一，生產力的性質決定生產關系的性質。第二，生產力的發展變化決定生產關系的改變。 ②生產關系反作用於生產力：這種反作用表現為兩種情況：第一，適合生產力的性質和發展要求的先進的生產關系，促進生產力的發展；第二，不適合生產力的性質和發展要求的落後的生產關系，阻礙生產力的發展。 ③生產力和生產關系之間的矛盾運動：生產力和生產關系之間的矛盾，在生產發展的不同階段具有不同的情況。在一種生產關系產生和確立後的一段時間內，它與生產力的性質和發展要求是基本適合的，對生產力的發展具有積極的推動作用，促進生產力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向前發展。雖然這時生產力和生產關系之間也有矛盾，人們也會自覺或不自覺地對生產關系作某些調整，但卻不會引起生產關系的根本變革[4]。 經濟基礎和上層建築的辯證關系見下①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築。首先，經濟基礎的性質決定上層建築的性質，一定的上層建築總是為了適應一定的經濟基礎的需要而建立起來的；經濟上占統治地位的階級，必然在國家政權和意識形式上占統治地位。第二，經濟基礎的變革決定上層建築的變革，當經濟基礎發生變革後，上層建築遲早會發生變革，以求得與經濟基礎相適應，經濟基礎的變化發展還規定著上層建築變化發展的方向。 ②上層建築對經濟基礎具有能動的反作用。這種反作用表現為，上層建築為經濟基礎提供政治保障和意識形態形式。這種反作用，取決於上層建築所服務的經濟基礎的性質。當上層建築適合於經濟基礎的要求時，它就起到鞏固經濟基礎和促進生產力發展的作用。當上層建築不適應經濟基礎的要求時，它就起到阻礙和生產力發展的作用。 ③經濟基礎和上層建築的矛盾運動：經濟基礎和上層建築的相互作用，表現為經濟基礎對上層建築的決定作用和上層建築對經濟基礎的反作用。經濟基礎的決定作用，是第一性的；上層建築的反作用是第二性的。經濟基礎的決定作用是根本性的；上層建築的反作用是派生的和從屬的。經濟基礎的決定作用與上層建築的反作用，構成二者之間的矛盾運動，體現為上層建築必須適合經濟基礎發展的基本規律。 歷史唯物主義認為，在階級社會中，社會基本矛盾表現為階級斗爭，階級斗爭是階級社會發展的直接動力；階級斗爭的最高形式是進行社會革命，奪取國家政權[4]。新歷史主義「新歷史主義」米歇爾·福柯與雅各·拉岡認為，在理解某個觀念或某個論據時，必須先理解背後的歷史環境。這個理論在八九十年代發展迅速。這個態度在理解與評論文學作品時亦有被應用，Stephen Greenblatt是這個學派的代表[3]。新歷史主義社會文化思潮的出現，標志著當代西方學術思想的一次重要轉向。新歷史主義的基本理論是「互文性」理論。新歷史主義實質上是一種與歷史發生虛構、想像或隱喻聯系的語言文本和文化文本的歷史主義,帶有明顯的批判性、消解性和顛覆性等後現代主義特徵,強調主體對歷史的干預和改寫。新歷史主義的出現是對傳統的歷史主義和形式主義的雙重反駁，它突破了文學學科的森嚴壁壘，拓展出多維的研究空間，走向開闊的跨學科研究。新歷史主義與文化研究相結合，表現出強烈的政治傾向性和意識形態性,具有既消解又補充歷史唯物主義的雙重性[5]。人類學上的歷史主義人類學學者法蘭茲·鮑亞士在研究人類發展時，特別重視人類首先適應本地的環境與文化語境（Marvin Harris後來將其稱為「歷史特殊論」），然後人類文化才慢慢向外擴散與互相影響。他領導的學派反對直向進化論（認為人類進化只有程度高低之差異之學說，因此產生演化光譜）。歷史特殊論同樣重視演化論的適應與競爭要素，只是，能適應某個地區的文化不一定可以適應其他地區。這個學派的思想也反過來影響生物學的演化論，過去被稱為「進化論」在今天被稱為「演化論」。法蘭茲·鮑亞士所使用的研究方法是以採集經驗為主的，即是在針對某一社會或某一事件中，研究人員需要採集與導致此事件有關的輸入，然後達至有關的因果關系理論。因此，這樣的方法學被稱為歷史主義。然而與「普世歷史」觀念不同，這樣的研究方法是不可能建立廣義理論[3]。基督教的歷史主義歷史主義也可以指一些新教派系在理解聖經（特別是但以理書與及啟示錄）預言時的方法。按這些理論，有關預言是正在發展之中，既非只在過去出現亦非只在展望未來。這些派系將現世的教會（公教）與「真正教會」區分出來，並對公教作強烈的批判

⑷ 歷史虛無主義和民族虛無主義的實質是什麼

歷史虛無主義

歷史虛無主義否認歷史的規律性，承認支流而否定主流，透過個別現象而否認本質，孤立的分析歷史中的階段錯誤而否定整體過程。專家學者對歷史虛無主義的定義是：其根本就是歷史唯心主義。

歷史虛無主義認為：地理、氣候、文化傳統等環境性因素決定歷史走向。個人在歷史的「必然」潮流中，無可選擇，也無可作為；即便在「可否作為」問題上憑著直覺得到肯定性答案，但卻無法指出「如何作為」。這兩個問題是歷史虛無主義的標簽。

民族虛無主義

虛無主義在民族問題上的表現。虛無主義一詞系德文Nihilismus的意譯﹐源出拉丁文nihil(虛無)。德國唯心主義哲學家F.H.雅各比在《給費希特的信》中首先使用。德國唯心主義哲學家F.尼采把否定歷史傳統和道德原則的現象稱之為虛無主義。民族虛無主義無視民族特點﹐抹煞民族差別﹐否定民族文化傳統和歷史遺產﹐甚至認為「民族」是虛構的概念﹐根本否認民族的存在。

歷史上一些封建專制國家的反動統治階級矢口否認其他民族的存在。K.馬克思曾嘲笑19世紀法國蒲魯東主義者宣布「民族性為無稽之談」﹑「一切民族特徵和民族本身都是陳腐偏見」的論點。在帝國主義時代﹐資產階級認為民族和民族主權的概念已經過時﹐把被壓迫民族爭取民族獨立的斗爭看作是「地方極權主義」﹐鼓吹「個性的自由」應當建立在超民族的﹑世界主義的基礎之上﹐欺騙和誘使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脫離民族民主革命的道路﹐同帝國主義實行政治﹑經濟「合作」。資產階級還常常利用民族虛無主義來為壓迫本國民族和侵略他國民族服務。

⑸ 歷史中的本質和實質的區別是什麼

辯證唯物主義是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 歷史唯物主義是 ：關於人類社會發展一般規律的科學.馬克思主義哲學的重要組成部分,科學的社會歷史觀和認識、改造社會的一般方法論.又稱唯物史觀.歷史唯物主義為馬克思和恩格斯所創立.他們稱它為唯物主義歷史理論或唯物主義歷史觀.列寧稱歷史唯物主義為科學的社會學,唯一的科學的歷史觀和社會科學的唯一科學方法即唯物主義的方法.E.伯恩斯坦等則把它歪曲為經濟唯物論.歷史唯物主義作為科學的歷史理論,它既是特定的社會歷史條件的產物,又是人類認識發展的必然結果.自從馬克思和恩格斯在19世紀40年代創立了這一嶄新的歷史觀以後,它不斷在實踐中接受檢驗,內容上不斷充實,形式上日臻完善,正在並且還將在新的實踐中繼續發展.歷史唯物主義是人類科學思想中的偉大成果,為人類認識開辟了一個新的廣闊的科學領域.實現了整個社會歷史觀的變革,實現了哲學的變革,為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和科學社會主義的哲學奠定了歷史理論基礎. 辯證唯物主義：這一術語最早出現在J.狄慈根1886年出版的《一個社會主義者在哲學領域中的漫遊》一書中,狄慈根用這一概念表述馬克思主義世界觀.後來G.V.普列漢諾夫也是這樣表述的.列寧、斯大林、毛澤東在講到馬克思主義世界觀時,還用過完備的唯物主義、唯物辯證法等概念.在馬克思主義世界觀中,唯物主義和辯證法是互相滲透密不可分的,它們的有機統一構成了馬克思主義的哲學理論基礎.辯證唯物主義是徹底的唯物主義,是客觀世界的最一般規律的自覺反映.它看到物質的原因是自然界和人類社會一切現象的基礎,世界的統一性在於它的物質性.它認為意識是物質世界長期發展的產物,是人腦這一高度組織的物質的機能,是人腦對客觀世界的能動的反映.辯證唯物主義又是徹底的辯證法,是最完整深刻而無片面性弊病的關於發展的學說.它揭示了事物內部矛盾雙方的相互聯系和相互斗爭是事物發展的內在原因,是一切現象自我運動的根據的客觀真理. 辯證唯物主義是人類認識發展史的科學總結,它建立在現代科學和先進社會實踐的基礎上,並隨著科學和實踐的發展而不斷豐富發展.辯證唯物主義的產生,是人類認識史和哲學史上的偉大革命,它把偉大的認識工具給了人類,特別是給了工人階級.它是人類認識世界和改造世界的銳利武器. 產生和發展 在哲學發展的歷史中貫串著唯物主義和唯心主義的斗爭,同時也交織著辯證法和形而上學的斗爭,辯證唯物主義是對哲學發展中積極方面,即唯物主義因素和辯證法因素的吸取、發展和升華.

⑹ 歷史唯物主義的本質

歷史唯物主義是關於人類社會發展的最一般的科學,是辯證唯物主義原理在社會生活和社會歷史領域的運用.其基本觀點是：1、人類社會是自然界長期發展的產物.2、物質生活資料的生產活動是人類社會賴以存在的前提和基礎.3...

⑺ 什麼叫做歷史主義態度

在人類學上，「歷史主義」指人類或生物會適應當地的環境而作出發展。在神學上的使用，一些基督教教派亦會以「歷史主義」為名理解聖經的預言，特別是與教會發展作出關連理解。
歷史主義有時會與還原論相比較：還原論主張人類發展可以還原為基礎法則。例如，有些人類歷史發展是由經濟法則所決定的（經濟決定論）。歷史主義者則以解釋個別人類歷史發展，建立他相信的基礎法則。
按以上說法去分析解決問題即為歷史主義態度

⑻ 歷史唯物主義的基本內容是什麼

歷史唯物主義，也叫唯物史觀，是馬克斯、恩格斯所創立的關於人類社會發展最一般規律的科學，是馬克思主義哲學的重要組成部分，是無產階級的世界觀。歷史唯物主義理論體系主要包括「人類社會的本質和基本結構」、「社會發展規律和歷史創造者」、「社會發展和人的發展」等內容，具體而言：
一、人類社會的本質和基本結構
這部分內容可以概括為一個「基礎」，一個「本質」，三個「結構」。即社會的物質基礎、社會生活的實踐本質以及社會的經濟結構、政治結構、觀念結構。
（一）社會存在是人類社會的物質基礎。社會生產實踐是最基本的物質實踐活動，是人類歷史的起點和社會發展的基礎。物質資料的生產方式是社會發展的決定力量。社會歷史歸根到底是物質生產的歷史，是生產方式更替的歷史。
（二）社會生活在本質上是實踐的。馬克思指出「全部社會生活在本質上是實踐的」，在人類思想史上第一次科學地揭示了人類社會的本質。社會發展的動力只能形成於人的實踐之中。生產實踐構成了社會發展的根本動力，生產力是社會發展的最終決定力量。
（三）社會的經濟結構、政治結構、觀念結構。
社會經濟結構是指同生產力發展的一定階段相適應的生產關系的總和。科學技術是第一生產力，是先進生產力的集中體現和主要標志。生產關系的總和又稱作經濟基礎。
政治結構是指社會的政治上層建築及其構成要素。所謂政治上層建築，是指建立在經濟基礎（即經濟結構）之上的政治法律設施、政治法律制度及其相互關聯的方式，包括由政黨、政權機關、軍隊、警察、法庭和監獄等實體因素，以及政治的組織形式、立法、司法、憲法等規章與准則構成的系統。在社會的政治結構中，國家政權是核心。國家是階級矛盾不可調和的產物。
政治上層建築與經濟基礎的關系就是政治與經濟的關系。經濟是根源，政治屬於上層建築，它反映並服務於經濟基礎。經濟決定政治，政治是經濟的集中表現。政治集中體現經濟的要求，經濟的發展依賴政治的保證。
社會觀念結構是社會意識形態的有機整體，它可分為政治法律思想、道德、宗教、藝術、哲學等不同形式。意識形態根源於社會存在，是社會存在的反映，但一經產生，便具有相對的獨立性和特殊的功能。
二、社會發展規律和歷史創造者
這部分內容包括人類社會的「發展規律」、「社會發展動力體系」和「歷史創造者」的活動。
（一）社會發展的基本規律闡述的是生產力和生產關系、經濟基礎和上層建築的矛盾運動及其規律。其基本內容是生產力決定生產關系，生產關系反作用於生產力。生產力和生產關系相互作用構成生產方式的矛盾運動。生產關系適合生產力狀況的規律構成的社會的基本規律；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築的性質和變化發展，上層建築反映經濟基礎，並為經濟基礎服務；上層建築適合經濟基礎狀況的規律構成社會發展的又一基本規律。
（二）「社會發展動力體系」的基本觀點有：生產力和生產關系的矛盾、經濟基礎和上層建築的矛盾是社會發展的基本矛盾；社會基本矛盾是社會發展的根本動力；階級斗爭是階級社會發展的直接動力；生產力是社會發展的最終決定力量以及科技革命在社會發展中的作用。
（三）「歷史的創造者」
圍繞著歷史主體的作用闡述了社會發展和人的活動的關系，歷史的參與者和創造者的關系以及人民群眾與個人在歷史上的作用問題，基本觀點有：人們創造著歷史，又受到社會歷史發展規律的制約；人民群眾是歷史的主體和歷史的創造者；人民群眾在創造歷史過程中起決定作用的同時，充分肯定了個人特別是傑出人物在社會歷史中的作用；群眾觀點和群眾路線是黨堅持和發展馬克思主義哲學的一個創造，它的理論基礎是馬克思主義哲學的認識論和唯物史觀。
三、社會發展和人的發展
這部分內容有「社會發展的歷史進程」、「人的屬性、人的本質和人的價值問題」、「人的自由及其實現、人的全面發展與社會發展、促進人的全面發展是社會主義的本質要求以及關於共產主義的理論問題的闡述」等。

⑼ 歷史虛無主義的本質特徵是什麼

歷史虛無主義的本質特徵是否定一切歷史傳統，否定一切文化基因。

從根本上看，歷史虛無主義抱有明確的政治意圖，反對黨的領導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本質上是一種反動的政治思潮。盡管歷史虛無主義打著學術的，尤其是歷史學的旗號，在研究方法上是根本錯誤和極其混亂的，它不是任何一種學術思潮，而是偽科學。

簡介

歷史虛無主義者的所謂「重新認識」，除了胡亂編造、無底線地造謠中傷外，大部分也是有伎倆的。比如，對革命領袖、英雄人物只抓一點或某些局部事實，以偏概全，或者無限放大其缺陷。在一些打著「私人回憶錄」「私人生活」等旗號誣陷革命領袖的著作中，這種手法比較典型。

此外，還有一種手法是以所謂人之常識、常理、常情來污衊特定歷史事件、歷史情境中英雄人物的超常行為，或者以今天的標准要求、評判英雄人物在特定歷史背景中的思想和行為。

⑽ 請教：「歷史主義」的經典與系統的定義或解釋

新歷史主義社會文化思潮的出現,標志著當代西方學術思想的一次重要轉向。新歷史主義的基本理論是「互文性」理論。新歷史主義實質上是一種與歷史發生虛構、想像或隱喻聯系的語言文本和文化文本的歷史主義,帶有明顯的批判性、消解性和顛覆性等後現代主義特徵,強調主體對歷史的干預和改寫。新歷史主義的出現是對傳統的歷史主義和形式主義的雙重反撥,它突破了文學學科的森嚴壁壘,拓展出多維的研究空間,走向開闊的跨學科研究。新歷史主義與文化研究相結合,表現出強烈的政治傾向性和意識形態性,具有既消解又補充歷史唯物主義的雙重性。
[關鍵詞] 新歷史主義;社會文化思潮;對比分析
新歷史主義的問世,是伴隨著當代西方學術界的「文化轉向」而出現的「歷史轉向」。新歷史主義作為一種帶有後現代主義特徵的社會文化思潮,對傳統的歷史觀和歷史題材的創作理念產生了十分重要的影響。因此,有必要對這種復雜的社會文化思潮進行宏觀辯證的綜合分析。
一、一次重要的學術思想轉向
新歷史主義的基本特徵顯示出對所謂傳統的歷史主義和形式主義的雙重反撥。新歷史主義到現在還是一個沒有共同理論綱領的學術流派,是一個還沒有得到公認的尚不確定的概念。正因為這樣,對新歷史主義的解釋很不相同。從國別來說,美國學派與英國學派存在著差異。英國學派宣揚的「文化唯物論」雖然處於邊緣,但表現出比較強烈的政治文化色彩。美國學派注重對社會文化領域的重建,新歷史主義作為後現代主義和後結構主義式微之後的新理論和新批評,表現出強勁的勢頭。由於不同學者所持歷史觀念的多樣,對新歷史主義的解讀更是人言人殊。有人認為,「歷史」表現為占統治地位的權力關系和權力斗爭的敘述。有人主張「歷史」是由各種聲音講述的包括處於邊緣的勢力和人物的權力故事。有人把歷史理解為文學文本與社會存在的內部和外部的復雜關系。還有人對新歷史主義表示非議和反感,譏諷那些傾心「文化批評垃圾」的「追新族」們妄圖通過顛覆偉大的文學經典,藉助文學來改造社會,只能是一種「文明的野蠻人」的幻想。
新歷史主義的重要代表人物是斯蒂芬?格林布拉特(Stephen Greenblatt)。1982年,他在《文類》雜志的一期專刊的前言中,打出「新歷史主義」的旗號。斯蒂芬?格林布拉特的學術夥伴,還有路易斯?蒙特洛斯、喬納森?多利莫爾、海登?懷特及查理?勒翰與卡瑞?利伯特等人,他們的理論既有自身的獨特性,又具有共同性。海登?懷特通過賦予歷史一種想像的詩性結構,從而把歷史事實和對歷史事實的語言表述混為一談。他的著作《元歷史》、《話語轉喻學》、《形式之內容》都越來越明顯地把歷史詩學化,認為歷史是一種語詞建構起來的文本,是一種「文學虛構的歷史文本」,是一種具有文學性的歷史文本,是一種「敘事」的「話語」文本,從而把「史學」變成了「詩學」。後現代主義的歷史觀認為歷史學本質上是一種歷史詩學,是一種「語言的虛構」,從根本上否定歷史的客觀性、真實性、規律性和科學性。隨著20世紀80年代「解構批評」向各種解釋學的轉移,各種解釋學的闡釋模式,特別是對文學與歷史的接受反應理論和闡釋理論都在一定程度上融進新歷史主義的文化思潮之中。
這是一次歷史性的轉折。西方文論的主流不再把文學限定在文本自律的狹小圈子裡,而是一反過去對政治的厭惡,向歷史、政治、種族、性別和意識形態傾斜。形式主義掩蓋了理論的社會功能與政治功能,忽略了民族權力和婦女權力問題,遮蓋了各階級之間的矛盾和沖突。新歷史主義文學研究的興趣開始從對文學的「內部」研究轉向對文學的「外部」研究,恢復和重新確立文學的歷史和社會背景。
較之於形式主義而言,新歷史主義表現出很強的學理優勢。文學學科的森嚴壁壘開始被突破,走向開闊的跨學科研究。原先那種只局限於封閉的文本研究的文學觀念開始向歷史學、社會學、政治學、倫理學、人類學、民族學、精神分析學開放,拓展出多維的研究空間。文學理論的各種跨學科聯系互滲、互融、互釋、互動,形成闡釋的通約性和連貫性。文學自身的審美特性和特殊規律的研究受到冷落,甚至表現出用文化研究排斥文學研究的傾向。文學理論發展的整體趨勢走向廣義的文化研究和新歷史主義文化詩學。
新歷史主義與文化研究相結合,表現出強烈的政治傾向性和意識形態性。文學理論轉向和側重文化研究,更加關注意識形態、權力斗爭、民族問題、文化特性,從政治視角對被視為不合理的社會制度及其政治思想體系和原則進行批判。新歷史主義的文化批判運動帶有正負兩面性,既抨擊了資本主義社會的荒誕和異化現象,同時又抹殺了資本主義社會的進步的歷史作用,只強調被壓抑形成的「單面人」的痛苦,不承認資本主義和資產階級的雙重性。
新歷史主義具有強烈的歷史意識形態性。新歷史主義通過批評運動激發、調動和利用文學和文化研究的消解性和顛覆性,向主流意識形態進行抗爭和挑戰,從語言層面達到重寫歷史、文化史和文學史的目的。但這種帶有強烈的意識形態性的文化研究和文化批判往往不尊重歷史的客觀實在性和客觀規律性,從語言文字層面對歷史文本的改寫同樣帶有明顯的正負兩面性,有的把被誤讀和漏讀了的歷史正過來和補上去,有的則把本來是正讀和正寫了的歷史隨意加以歪曲和顛倒。
新歷史主義通過建立文本與歷史的整體聯系,從文化研究的視域對歷史進行整體審視。新歷史主義打破語言符號和形式結構的牢籠,克服文本主義和形式主義的非歷史化的傾向,重新探討文學與歷史的關系。但是這種整體透視往往流於表層化和平面化,忽略、遮蔽或消解了主要的社會歷史結構中的基本的、首要的和主導的方面和過程。新歷史主義面對歷史語境,重新解讀文學作品的意義,作為對文本中心主義文論學理系統的反撥和矯正,成為一種既不同於傳統的歷史主義,也不同於形式主義的新的文學觀念和批評方法。正因為如此,新歷史主義往往遭到來自各式各樣的歷史主義文論學理系統和各式各樣的形式主義文論學理系統的雙向夾擊。

二、新歷史主義的基本理論

怎樣理解歷史,怎樣理解歷史與當代的關系?研究歷史不是最終目的。人們多半不是為了研究歷史而研究歷史,總是想通過研究歷史而有助於當代歷史的正常的健康的發展。歷史只不過是今天的過去時,而今天只不過是歷史的現在時。當代只不過是歷史的延續、活化和不斷生成。克羅齊說,一切歷史都是當代史。黑格爾指出,一切歷史都具有當代性。久遠而厚重的歷史積淀著豐富而寶貴的人類的族群經驗和集體智慧。人們為了求得現實的詩意的生存和祈盼美好的未來,總會以史為師,向歷史老人請教,或以古鑒今,或借古喻今,或借古諷今。為了解決現實生活中的某些重大的社會問題和人生問題,人們往往發掘歷史資源,利用古人的思想、服裝和語言,演出當代歷史的新活劇。人們對歷史的理解歷來是帶有雙重性的,或者說成是歷史事實,或者說成是歷史故事。被稱為歷史學之父的古希臘的希羅多德認為,歷史是指真實發生的故事,從追求歷史真實出發,形成歷史科學;從敘述歷史故事出發,可以訴諸文學的虛構和想像。從根源上說,靠文學的虛構、想像和敘述的歷史故事,實質上是從真實發生的歷史事實中派生和演繹出來的,不應當隨心所欲地用文學的虛構、想像和敘述遮蓋、改變和取代真實發生的歷史事實。這里產生了一些重要的理論問題和實踐問題,即歷史的思性和詩性、歷史的科學性與文學性、歷史真實與藝術真實的關系問題。
為了解決上述一些重大的理論問題和實踐問題,西方學者提出了一種互文性(intertextuality)的理論。俄國學者巴赫金的詩學所提出的復調理論、對話理論已經包含有互文性的因子。比較系統地倡導互文性理論的,當推法國女權主義批評家朱麗婭?克里斯蒂娃。她的《符號學》論述了文本與文本之間的通約性,認為不同的文本都可以作為對方的鏡子,相互嵌入和相互映照,彼此相互吸收、相互轉化,形成一個從歷時態和共時態兩個維度向文本不斷生成的開放網路。互文性理論開始主要表現為一種關於文學文本的闡釋理論。值得注意的是,當這種互文性理論滲透到文化研究領域,特別是進入到新歷史主義批評中,已經從文學文本與文學文本之間的互文性轉換為文學文本與歷史文本之間的互文性。互文性理論向歷史領域的進軍,雖然為文學和文化研究打開了更加宏闊的學術視野,但由於新歷史主義文化批評中把互文性理論的重心轉移到文學文本與歷史背景和文化語境的關繫上,這種超越使互文性理論不可避免地產生文學和歷史的界限的混淆,引發出新歷史主義的一句名言:「文本的歷史性和歷史的文本性」[1]。新歷史主義強調著眼於當代視野,泛用文學文本與歷史文本和歷史語境之間的互文性的雙向指涉,來解釋過去的歷史文本,進而將文學文本重構為歷史客體。以海登?懷特為代表的新歷史主義者隨意把文學性的概念加以泛化和強化,把「文學性」從狹義的文學的「文學性」,包容和放大為歷史的「文學性」,使賦予文學性的歷史敘事變成了對歷史的文本建構,靠語言層面的虛構和想像發揮建構功能,實現歷史領域中的自我塑造。
新歷史主義實質上是一種文本歷史主義,是一種與歷史發生虛構、想像或隱喻聯系的語言文本和文化文本的歷史主義,是一種帶有明顯的批判性、消解性和顛覆性特徵的後現代主義的歷史主義。某些新歷史主義者認為,歷史的客觀性、真實性和規律性是不存在的。所謂歷史的「本來面目」只不過是作者的歷史觀念的自我塑造的產物,只不過是意識形態對塵封的僵死的史料進行選擇、編織、闡釋和重塑的結果。正像海登?懷特所認為的那樣,所有的歷史不過都是「關於歷史的文本」,而所有的歷史文本不過都是一種「修辭想像」。歷史只存在於具有文學性的歷史文本之中。「歷史是一個延伸的文本,文本是一段壓縮的歷史。歷史和文本構成生活世界的一個隱喻。文本是歷史的文本,也是歷時與共時統一的文本。」[2]後結構主義的領軍人物德里達斷言:「文本之外無他物。」詹姆遜認為,「歷史只有以文本的形式才能接近我們,換言之,我們只有通過預先的文本才能接近歷史」。[3]全部社會歷史不是存在於文本之外,相反,全部社會歷史都內置於文本的結構中。福柯作為一個反歷史的歷史學家公然宣稱,他書寫歷史(文本)正是為了消滅歷史(存在)。以威廉斯為代表的「文化唯物論」(cultural materialism)強調應當優先考慮社會結構的文化層面,為了反對文本自律論,提出必須修正馬克思的「歷史唯物論」。福山關於「歷史的終結」的理論,使人們陷入迷茫的困惑與哀思。哲學家卡爾?波普爾的論文《歷史主義的貧困》公然反對馬克思主義的歷史決定論。他認為歷史是開放的,從來沒有什麼必然的結果。這位哲學家對歷史發展過程中的各種因素相互糾結、交互作用的闡釋對我們理解歷史存在和歷史發展過程中的極端的復雜性和出乎意料的曲折性、歧義性、偶然性具有一定的思想啟示,但他拒斥歷史發展的總體規律,反對歸根結底意義上的歷史決定作用,顯然是不正確的。有人據此把歷史唯物主義簡化為線性的發展觀,這同樣是不符合馬克思主義歷史理論的精神實質和本來意義的。
新歷史主義作為對形式主義文論的反叛,同時又吸取和利用了形式主義文論所重視的語言符號的編碼功能,從總的思想意向上強調文本與歷史的互文性聯系,使文學重返歷史,拓展和開掘了語言結構和歷史結構的想像性和虛構性關系,在一定程度上折射出文本的歷史精神。新歷史主義與後現代主義和文化研究、文化批評相結合,表現出比較強烈的政治傾向性和意識形態性,宣揚文學的解構功能和批判精神,客觀上有助於啟發人們從政治視域觀察歷史和現實,有助於培育大眾對不合理的體制和思想的批判精神和變革意識。但是,新歷史主義的各種觀念存在著共同的理論誤區。

1?關於互文性的理論

新歷史主義的互文性理論從文學文本之間的互文性轉移到文學文本與歷史文本之間的互文性,強調文學的歷史性和歷史的文學性。
首先需要指出,文學與文學之間、文學與歷史之間,不能完全概括為互文性的關系,不同形式的文本之間的關系除具有相似性和通約性外,還存在著差異性和矛盾性。況且,這種文學與歷史之間的互文性關系,只是想像性和虛構性的關系。文學與歷史之間的互文性關系,是以把歷史變成文字文本為前提的,換言之,文學與歷史之間的互文性關系所指涉的不是文學與客觀真實存在的歷史事實的關系,而是文學與以文本形式呈現出來的歷史的關系。新歷史主義所宣揚的互文性理論好像是一個魔毯,把歷史變成了文本,把史實變成了史書,把歷史內容變成了文本的語言結構,把歷史的客觀存在變成了歷史故事,變成了對歷史存在的主觀敘述,變成了從政治和意識形態視域通過對文字記載的歷史文本的解讀和闡釋,再對真實存在的歷史事件、人物和過程進行消解、改寫和重塑。這種通過語言結構和文本形式搭台上演的互文性的魔術製造了一種披著學術外衣的障眼法,掩蓋和遮蔽了一個最基本的事實,即歷史本身的客觀存在。不論怎樣施展文學的想像、虛構和語言符號的解構功能,都沒有進入文本之中或文本之外的作為第一性的歷史存在,不管新歷史主義者如何解讀、闡釋、改寫和重塑歷史的文本形式,並不意味著對真實存在的歷史事實、歷史過程和歷史規律有什麼實質性的改變。故意混淆歷史和文本的界限,用歷史的文本形式來冒充、取代和偷換歷史,正是帶有後現代主義特徵的新歷史主義文本理論的症結所在。
所謂「文本之外無他物」的論斷,所謂「歷史只是一種修辭想像」的論斷,所謂「歷史是一個延伸的文本,文本是一段壓縮的歷史」的論斷,所謂「歷史和文本構成生活世界的一個隱喻」的論斷,所謂「歷史只有以文本的形式才能接近我們」的論斷,都是把活生生真實存在的歷史變成文學虛構、語言隱喻和修辭想像,再置放於文本中,創造出文本中的歷史。某些富有浪漫情懷的新歷史主義和後現代主義的學者們以為,通過重寫歷史文本,可以實現對歷史本身特別是對社會政治體制的改造。這只不過是天真的幻想。歷史學家可以篡改對歷史的文本記載和文本敘述,但歷史作為一種過去了的遺存,只能消失在學者們頭腦的思維中和想像里,客觀上是無法被消滅的。有的學者,如美國的理查?勒翰已經覺察到新歷史主義的「理論局限」。他清醒地意識到事實上要消解歷史是很困難的。因為「歷史模式」是人類了解事物、洞悉本質、閱讀文本所必不可少的思維向度,喪失了歷史意識,對外部的把握將陷入混亂和分裂狀態,從而喪失對歷史的清晰認識。
需要進一步指出的是,歷史的文本形式並不限於文字的文本形式,此外還有文物、器物的文本形式和制度、體制的文本形式。制度、體制的文本形式歷史地延續和積淀下來,不會憑借對歷史的文字文本的解讀而被輕松地加以消解和顛覆。至於通過歷史的文字文本對歷史的文物、器物文本的改寫幾乎是不可能的,相反,新文物和新器物的發現卻是重塑和改變歷史的文字文本形式的權威性依據。面對新的歷史發現,以往既定的對歷史的文字記載和語言敘述是蒼白無力的。事實勝於雄辯。從這個意義上說,新發現的歷史事實,更有資格充當改寫歷史文本的角色,而新歷史主義和後現代主義的文本游戲會陷入十分狼狽和尷尬的境地。

2?從歷史的客觀規律性和意識形態性的關系看

新歷史主義凸顯了歷史文本的意識形態性和政治傾向性。對這個問題的強調是有意義的。特別是官方的正史的書記官們往往受當權者的權力和利益的驅動,對歷史的人物、事件和過程往往進行偏私的甚至歪曲的描寫,使歷史的文本形式和歷史事實本身出現悖立和反差。權力和利益對左右人們的歷史行為的深層動機是不可低估的。馬克思曾說:「這種利益是如此強大有力,以至順利地征服了馬拉的筆、恐怖黨的斷頭台、拿破崙的劍,以及教會的十字架和波旁王朝的純血統。」[4]因此,充分考慮到權力、利益、意識形態性和政治傾向性對書寫或改寫歷史的作用,對正確地對待歷史是頗有助益的。但是,無論個人和集團的歷史行為怎樣富有政治傾向和意識形態訴求,至少不可能完全違背歷史發展的總體規律,相反,往往是由於他們的利益和願望大體上適應世道人心,才能獲得預期的目的。代表歷史發展方向的先進階級、勢力和集團的權力、利益、政治傾向性和意識形態性,往往表現出與歷史發展的客觀規律性的統一性和一致性。

3?從歷史發展的客觀規律性和人的主觀能動性的關系看

帶有後現代主義特徵的新歷史主義強調通過文學與歷史的互文性,主張主體向歷史的介入,主體對歷史的干預和主體對歷史的改寫。這里表現出幾種情況:第一,對已經過去了的歷史事實來說,主體只能正視它的存在,對尚無認知、未曾相識的對象,根本無法尋覓和建構文學與歷史的互文性關系,也無從對對象施展主體的虛構能力和想像能力,進行隱喻性的指涉,從事闡釋、改寫和重塑;第二,對從事歷史活動的人們來說,只有主體的主觀能動性遵從和駕馭歷史的客觀規律性,才能達到自身的目的性;第三,書寫主體對歷史題材的描述,應當盡可能地忠於歷史真實,切忌隨意把歷史主體化、人性化、道德化、情感化和意志化;第四,面對用語言形式符號書寫的歷史文本來說,作為解讀和闡釋主體的主觀能動性表現為可以按照自己的理解進行再書寫和再創造,也一定會流露出自己的愛憎好惡的情感態度,關鍵在於是否採取嚴肅的科學態度和正確的價值標准。
4?從歷史和歷史文本的共時態和歷時態的關系看

時間和空間是事物存在的形式,無空間的時間和無時間的空間都是不可思議的。把空間時間化和把時間空間化也是不妥當的。帶有後現代主義特徵的新歷史主義通過把時間空間化,忽略不同的國家、民族和地域在經濟、政治和文化諸多方面發展的不平衡性,隨意拼貼、編織和解構歷史,而不再注重歷史事實本身的多樣性和異質性,只注重作品所隱含的意義生發和意義結構,便於進行文本與文本之間的所謂「虛構的虛構」。這種文本主義的歷史觀通過強調結構的非中心範式和共時性觀念,消解歷史的深度和意義,注重文本的互相指涉的「互文性」關系,從而割斷歷史的連續性,將歷史轉化成一種共同的話語模式,生發出一種邏輯的普遍性意義。用共時性取代歷時性,用平面性取代深度感,用破碎感取代連續性,用隱喻性取代真實性,採取蒙太奇手法隨意虛構、編織和重塑歷史,令人無所適從。這種把時間空間化的歷史,使歷史變成了非歷史化的歷史。這種共時態的歷史,使不同歷史階段的不同歷史事實的真正意義遭到顛覆和瓦解,引發出一種由主觀決定歷史意義的傾向。
歷史的時間是不能回溯和倒流的。真理是具體的。不考慮時間的歷史敘事,必然會導致對歷史文本和文學文本的解讀和闡釋的錯位與謬誤。歷史原則和歷史標準是權衡和評判文藝作品的重要尺度。任何事物都存在於特定的時代環境和歷史語境中。對敘述對象的認知判斷和價值評估只有放到具體的歷史條件下、歷史范圍內和歷史過程中,才能作出恰當的理解和把握。不能用過去的眼光解讀今天的創作,也不能用現在的視野評析歷史上的文學現象。
20世紀80~90年代掀起的「重寫文學史」的運動雖然從總體上看是有意義、有成果的,但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新歷史主義社會文化思潮的影響。由於歷史使命的不同和主流意識形態的差異,對魯迅、茅盾和沈從文、林語堂的評價自然會呈現出較大的差別。20世紀初期,中國的新文化運動方興未艾,民族民主解放運動風起雲涌,啟蒙救亡運動成為主流,魯迅和茅盾成為新文化運動的旗手和主將,倡導審美和休閑的沈從文和林語堂自然不可能位居顯赫。新中國成立後,隨著時代變遷和歷史轉折,人們的審美趣味日趨豐富多樣。在這種歷史條件和文化背景下,學界開始重視沈從文和林語堂,把他們以凸顯審美特性見長的作品作為一種文學樣式加以肯定和贊揚,是完全正常的。但是,不應當通過抬高沈從文和林語堂而貶抑魯迅和茅盾,甚至譏諷魯迅和茅盾「落個死後寂寞」。這正是把中國現當代文學史空間加以共時化所造成的誤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