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壹』 比較詳細的評價汪精衛 想了解這個人的主要事跡。
汪精衛(1883～1944)，原中國國民黨副總裁，親日派首領，後作為中國歷史最臭名昭著的大漢奸之一，汪精衛將被永遠釘在了歷史的恥辱柱上，遺臭萬年。原名兆銘，字季新。廣州番禹人。
1903年官費赴日本留學。1905年參與組建同盟會。一度主編《民報》。1905～1906年資產階級革命派與改良派論戰期間，發表一系列文章，宣傳革命主張，抨擊清政府和改良派，產生了積極影響。1907年隨孫中山赴南洋。1910年3月，謀炸清攝政王載灃，事泄被捕，被判處終身監禁。1911年10月武昌起義後，汪出獄並結識袁世凱。與楊度組織「國事共濟會」，呼籲停戰議和。12月，充當南方議和參贊，參與南北和談，主張孫中山讓權，推舉袁世凱為臨時大總統。袁世凱統治時期到法國留學。回國後於1919年在孫中山領導下，駐上海創辦《建設》雜志。1921年孫在廣州就任非常大總統，汪任廣東省教育會長、廣東政府顧問，次年任總參議。
1922～1923年，孫中山籌備改組中國國民黨，汪反對共產黨員加入國民黨。1924年1月，中國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召開，汪被選為中央執行委員兼宣傳部長。1925年3月孫病危，汪代為起草遺囑。孫中山病逝後，廣東政府於1925年7月改組，汪被舉為國民政府常務委員會主席兼軍事委員會主席。蔣介石發動四一二政變後 ，汪也於7月15日發動政變，殘殺共產黨人和革命群眾。1928年11月，陳公博等在上海成立改組派，汪被舉為首領。1930年汪聯合馮玉祥、閻錫山、李宗仁共同反蔣。失敗後，潛逃香港。1931年，汪糾合各派反蔣勢力，在廣東另立國民政府。九一八事變後，全國人民一致要求各黨派共同抗日。蔣、汪再次合作。1935年汪被刺受重傷。1936年西安事變後，准備乘機取代蔣介石出掌政權。蔣回南京後，汪出任國民黨政治委員會主席。1937年7月抗日戰爭爆發，汪被舉為國防最高會議副主席、國民黨副總裁、國民參政會議長，黨、政權勢均在蔣介石之下。12月潛逃越南，發表「艷電」，公開投降日本。1939年5月，汪精衛等赴日，與日本當權者直接進行賣國交易。回國後於8月在上海秘密召開偽國民黨第六次代表大會，宣布「反共睦鄰」的基本政策。12月，與日本特務機關簽訂《日華新關系調整綱要》，以出賣國家的領土主權為代價，換取日本對其成立偽政權的支持。1940年3月，汪偽國民政府在南京正式成立，汪任「行政院長」兼「國府主席」。1944年11月，在日本名古屋病死。
少年歲月
『貳』 做漢奸時的汪精衛
「九·一八」事變之後，汪找到了與蔣合作的機會。1932年1月28日在汪行政院院長履新之日，上海爆發了「一·二八」事變。日本帝國主義肇事挑釁，給汪一個下馬威。
十九路軍奮起抵抗，全國人民萬眾一心，同仇敵愾。民心可用，士氣高漲。
而汪精衛一開始便被恐日情緒所圍困。他被日帝的淫威壓倒，只看到日本的強，卻看不到中國的大和得道多助的優勢，他認為：「須知數十年來，中國軍事經濟，在物質上著著落後，固不待言；即組織上亦幼稚不完善。」（註：見《汪精衛傳》，第120頁。）他害怕打仗，全力交涉言和。1932年5月在蔣、汪的同意下，國民政府跟日本簽訂了喪權辱國的《淞滬停戰協定》。
1935年5-6月間，他批准了「何梅協定」、《秦土協定》，把華北主權拱手相讓，社會輿論嘩然，連他的子女都反對他兼任外長，以免「獨負賣國責任」。汪精衛聽了傷感萬分，流著淚說：「現在聰明人，誰肯當外交部長！」（註：見《汪偽十漢奸》，第54頁。）言外之意是被強適逼得如此。日本蠻橫，汪君怯懦，頂不住，只好逆來順受。
1937年「七·七」事變後，全面抗戰爆發。汪精衛起先不敢公開宣傳投降論調。他在7月29日的《最後關頭》演講中裝出腔調，談得很豪壯。其實，他的內心是很畏怯的，在私下裡卻暗示抗戰必敗。他說抗戰是「跳火坑」，潛台詞是「救國已無希望，只好跳火坑」而已。（註：黃美真《汪精衛集團投敵》，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版。第191頁。）
到了8月3日，汪就抑制不住言和的情緒。他說：張悌說「吳亡之際，乃無一人死節，不亦辱乎？」明知不能救吳亡，而惟一死自盡其心，然想自己死了之後，未死的人都要為奴為隸，這又何能瞑目到底，也不是辦法。汪的弦外之音是：「死不值得」。他還說：「和呢？是會吃虧的，就老實承認吃虧，並且求於吃虧之後，有所抵償。」（註：黃美真《汪精衛集團投敵》，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版。第177頁。）雖然該語句上下文也有「打仗」、「抵抗」等語穿插其間，而「求和」、「投降」的心態則是十分明顯的。
在恐日心理的左右下，汪精衛千方百計尋找「和」的機會。
1937年10月陶德曼出面調停中日關系，正中汪的下懷，兩人「款款而談」，他認定「和平有望」，對抗日毫無熱情。
1938年12月，在漢口國防最高會議上，汪主持第54次常委會議通過接受日方所提條件的決議，煽動孔祥熙在日本所提的停戰條件上簽字。（註：見《汪精衛傳》，第134頁。）
1938年10月，他在接見海通社和路透社記者時都表示「未關閉停戰之門」，他置轟轟烈烈的抗戰於不顧，醉心主和。（註：黃美真《汪精衛集團投敵》，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版。第189-190頁。）
後來汪精衛回顧說：「我對於覓得和平的意見，在會議里不知說過多少次，到廣州丟了、長沙燒了，我的意見更加堅決，更加期其實現。」（註：見《汪精衛傳》，第146頁。）
恐日主和，在汪精衛的意念里，絕非一日兩日，而是懦弱自卑的個性造成的，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
周佛海策劃高宗武、梅思平與日方今井武夫、犬養健訂下「重光堂協約」，起先汪不知道。等到周、梅以「日本認可汪精衛領導和平運動」的密約向汪精衛、陳璧君表功時，汪便如獲至寶，心安理得地認為，與其抗戰而亡，不如求和苟存。從此，他向媚敵賣國的深淵滑下去了。
汪精衛優柔寡斷，被手下「親日派」分子擺布，為最終實現奪取國民黨內最高權力的個人意願，實現其「對日和平」的「政治主張」，加速了媚敵降日的步伐。
汪精衛周圍最重要的言和人物就是陳璧君和周佛海。
陳璧君不滿意汪久居蔣介石之下受蔣的悶氣，對汪「反蔣奪權」之欲推波助瀾，極力鼓動之，欲另開生面，獨立經營，卻昧於大義。陳為了取媚於日本，甚至認為「東北五省根本不是中國的地方」，「奉天本來是滿清帶來的嫁妝，他們現在不過是把自己的嫁妝帶回去就是了」。（註：見《汪精衛集團投敵》，第191頁。）為了讓汪獨立掌權，恬不知恥地表示放棄東北領土主權。
1938年10月梅思平攜密件回重慶呈汪。汪在家為梅設筵，當送梅出客廳時陳璧君催促汪下定投敵的決心，說：「梅先生明天要走，這次你要打定主意，不可反悔！」汪精衛連聲說：「決定了，決定了！」（註：見《汪精衛集團投敵》，第273頁。）
1938年12月梅思平把日方希望汪脫離重慶另組政府的條件帶到重慶，投降派分子在汪公館連日「會商多次，不能達到最後的決定，陳璧君乃堅決主張就走」。（註：見《汪精衛集團投敵》，第326頁。）
周佛海有政治野心，不滿足於國民黨宣傳部長及侍從室副主任之職，老想有朝一日「中央政府即於十分鍾內在余筆下產生」，因此積極策劃降日，開創「自家新天地」。1938年6月周佛海暗中指使高宗武赴日接洽，繼而又催梅思平參與，（註：見《汪偽十漢奸》，第226頁。）最後周、梅請汪出馬，再經高宗武、梅思平奔走，日本御前會議承認汪為談判對手。周是整個降日運動的「始作俑者」。
10月至11月兩個月中，周對汪做了大量的動員工作，當汪猶豫時，周即勸駕：「您兼外交部長的時候，與日本人打交道，還可以稱順利吧！」周在心裡卻怪「汪之性格，咸認為無一定主張」、「無擔當，無果斷」。但他也摸透了汪的特點，「斷定雖有反覆，結果必仍如原計劃」。（註：見《周佛海日記》上海人民出版社版。）
汪尚未動身，周已扛著大旗打前站去了。
在猶豫、妥協及動搖不定之中，又是梅思平，又是陶希聖，反復勸誘，推波助瀾，汪精衛的「降船」就這樣啟程了。
有人說：「汪先生沒有璧君不能成事，沒有璧君亦不能敗事」（註：見《汪精衛集團投敵》，第461頁。）。某種意義上來說，汪淪為漢奸，也是壞在陳璧君和周佛海手裡。
懦弱自卑的性格導致汪氏被日寇的淫威所壓倒，未能辯證看待抗戰，看不到中華民族的勝利前景；「恐日病」使他主和而投降。優柔寡斷的性格，易被別人所左右，被人推誘向賣國求榮的路上去。1938年12月18日，汪精衛離渝出走，12月29日發表艷電響應近衛第三次聲明，在賣國的道路上一步步滑向深淵，最後身敗名裂。其中汪氏個性之作用自然是不可忽視的因素之一。
在中國抗日戰爭的最艱苦時期，1938年底日本近衛內閣兩次發表「近衛聲明」，公開對國民黨政府進行政治誘降。這時，國民黨統治集團內部發生了嚴重的分裂，身為國民黨副總裁的汪精衛公然發表叛國艷電，表示響應「近衛聲明」，走上了可恥的賣國道路。
電文中，汪精衛提出了自己對抗戰的理解：「抗戰年余，創巨痛深，倘猶能以合於正義之和平而結束戰事，則國家之生存獨立可保，即抗戰之目的已達。」
日本政府此前不久，發出旨在滅亡中國的第三次「近衛聲明」，蔣介石對此怒斥，「骨子裡實在是暗藏著機械利刃」，「這是敵人整個的吞滅中國，獨霸東亞，進而企圖征服世界的一切妄想陰謀的總自白；也是敵人整個亡我國家、滅我民族的一切計劃內容的總暴露」。
汪精衛卻在電文中對此辯護：「第一為善鄰友好」，「第二為共同防共」，「第三為經濟提攜」。汪精衛最後說，「奠定兩國永久和平之基礎，此為吾人對於東亞幸福應有之努力」。
早在1937年「七七事變」，日本拋出「三個月滅亡中國」的狂言時，汪精衛就發表了《大家要說老實話大家要負責任》的講話，他說，「和呢，是會吃虧的，就老實的承認吃虧，並且求於吃虧之後，有所以抵償」，「戰呢，是會打敗仗的」……
另據記載，某次汪精衛曾問馮玉祥，大家都呼「抗戰到底」，這個「底」在何處？馮說打到「日本無條件投降」便是底。在汪精衛這個秀才聽來，「這簡直是一個丘八的狂妄無知」。
而汪精衛之羽翼周佛海對中日之戰也有「妙論」：「中國沒有一件能與日本比擬，如果戰爭擴大並延長下去，日本自然也感到困難，可是日本感覺到癢的時候，中國已痛不可忍了」！
在汪精衛以及身邊的「急和派」們看來，「抗戰必敗，抗戰必亡」。他們看到了中日之間硬力量的差距，卻對中國和中國人民蘊藏的巨大潛能和堅忍韌性無從認識。
汪日勾結之後，西方國家紛紛發表聲明，維護「九國公約」；美國國會不久後通過對華貸款；英法等國更於歐戰爆發前抽調兵力增強遠東防務。抗戰曙光可謂初現。
周恩來曾評價蔣介石，可能不是一個好的戰術家，但稱得上一個好的戰略家。這樣的戰略家眼光，卻為汪精衛所沒有。
在早年刺殺攝政王之前，革命黨內部曾認為刺殺意義較小而風險太大，汪精衛為此撰《釜薪論》，認為革命猶如燒飯，需釜和薪。釜者，不懼水火忍受長期磨練；薪者卻一時轟烈瞬間輝煌。汪精衛自稱沒有持之以恆的精神，願意為薪。
陳立夫曾對此評論說，汪精衛最缺少的就是鍥而不舍的韌勁，「書生難成大事」；而汪精衛的死忠派陳公博也有過評價，「汪先生遇事便出亡，合則留不合則去」，「一個國民有他自己應付的責任，責任所寄，不必求人合不合，也不必靠人留不留」。
而八年抗戰正是考驗整個國家和民族的韌性。汪精衛卻在勝利前的黑夜悲觀絕望，喪失了應有的判斷力和良知，走向了無法回頭的叛國之路。
1939年5月31日，汪精衛從上海飛赴日本談判。談判一開始，日本陸相板垣征四郎就奚落汪精衛，「我以為，要在中國建立新的強有力的中央政府，必須爭取到重慶方面的要人和軍隊的多數。您對此一定有相當的把握，如果能聽到有關這方面的情況，實為榮幸」。
按照「重光堂密約」，汪精衛企圖拉攏雲南的龍雲和廣東的張發奎宣布脫離中央，但立遭拒絕。汪精衛此時無地無槍，僅有幾個「急和派」跟在身邊，根本無法對板垣的奚落做出回應。對於日方順勢提出的得寸進尺的新密約，說不出半個不字。
而此前，汪精衛就曾被日本晾在越南河內數月不理不睬，當時的汪精衛曾感到從未有的孤獨和寡助，只能「詩酒自娛」。對此，日本想拉攏而未成功的軍閥吳佩孚有錐心之論，「公離重慶，失所憑依，如虎之出山入匣，無謀和之價值」。
汪精衛此時已成傀儡，此後汪日密約又被高宗武、陶希聖曝光。國民黨中央常務委員會通過決議，永遠開除汪精衛黨籍。
汪精衛降日投敵，建立傀儡政權之後，大力宣揚和推行源自日本的「東亞聯盟」理論。他以所謂「政治獨立、軍事同盟、經濟合作、文化溝通」的「東亞聯盟」四大綱領，作為粉飾其賣國投敵行徑的理論依據，妄圖作為抵擋世人唾罵的擋箭牌，並以此賣國理論作為毒化的奴役淪陷區民眾，瓦解抗日陣營的思想武器。
汪精衛竭力利用「東亞聯盟」理論來作為分化抗日陣營，摧毀抗戰意志的重要思想武器。他在《對東京中日記者談話》中，就其開展的東亞聯盟運動對重慶國民政府有何影響一事回答記者的提問時說：「余確信東亞聯盟運動之發展，將促使渝方抗日分子翻然覺悟，參加和平運動。蓋抗日派之理論為中日兩國絕對不能共存，東亞聯盟則證明中日兩國不但有共存之必要，並且有共存之可能，有此事實之證明，則抗日派之理論，自然消滅，而同歸於復興中國，復興東亞之一途。」汪精衛這種以發展「東亞聯盟」運動而謀瓦解抗日陣營的企圖，並未如他所預料的那樣奏效。對於這點，他後來轉而攻擊道：「渝方的將士已完全失掉東亞人的靈魂……我們從前欲將理論感動渝方，使之覺悟，促成全面和平，現在知道單是這樣決不夠的，我們必須在和平區內整理起一條東亞同志的陣線，使英美所嗾使的走狗，無所施其侵擾。」
汪精衛還竭力利用「東亞聯盟」理論，對日本侵略分裂我國東北，並扶植起偽滿傀儡政權一事，為日本辯護，為自己承認偽滿洲國的罪責開脫。他在《中日國交調整條約簽署後對記者談話》中詭辯道：「我們收拾時局要從大處著想。從遠處著想。這次中日條約的簽訂，不是計較一時的便利，不是計較一事的便宜，而是從中日兩國永久親睦，東亞永久和平著想。至於東北四省，本來是中國領土之一部分，然自九一八以至現在，已經十年了，在這十年中，事實之推移，是人所共見的。」他進而《在東京對日本國民廣播詞》中討好說：「中國對於滿洲，從前與日本抱著不同的見解，如今合中日滿三國都向著建設東亞新秩序的前途邁進，正所謂安則俱安，危則俱危，從前不同見解，一轉瞬間便為一致了。」
汪偽集團在開展「新國民運動」的同時，也賣力地配合日寇開展了「清鄉運動。」汪精衛在《二次巡視清鄉區在常熟民眾大會訓詞》中說：「清鄉運動好比一個病人服葯調整，新國民運動便是病去之後，將他的元氣培養，使之精神強健，身體結實。」這句話，一語道破了汪精衛集團開展上述兩項運動的險惡用心。汪精衛聲稱「清鄉要清心」，也就是通過對淪陷區民眾灌輸其賣國主義的思想，以消除人們的抗日意識和在心理上對傀儡政權的抵觸。
汪精衛多次親赴各清鄉現場進行所謂的實地指導，趁此機會四處兜售其賣國主義的謬論。他宣稱：「清鄉就是協辦大東亞戰爭。」他把這次日本發動的侵略戰爭說成是「東亞安危所系」，「中國存亡所關。」他強迫淪陷區民眾要「以其全國力量……和日本協力，安定大東亞戰爭的後方，以人力物力源源加入，促成大東亞戰爭之目的之早日完遂。」同時，他還要求大小漢奸也承擔起「後方責任」：「一在確立治安，保持地方秩序之安全；二在加強軍力，勤求精神物質之並進；三在裕源節流，盡力於物資之增益。」
當日本的侵略戰爭已陷入節節敗退的困境中時，為了讓傀儡政權為日本的對外侵略承擔更多的「責任」，自1943年起，日寇在口頭上宣稱要給予汪偽政權以更多的「自由。」而汪精衛也就藉此把自己的賣國主義的言化，由鼓吹「共存共榮」、「同甘共苦」，進一步提升到叫嚷與日本「死中求生」的程度，不惜以淪陷區的人力物力傾擲於日本的對外侵略戰爭中去。他叫嚷要「拿出全副精神，放在『決戰第一上面』」汪偽政權對英美宣戰之後，汪在《宣戰布告》宣稱「自今日起，對英美處於戰爭狀態，當悉其全力，與友邦日本協力」。竟然還決定與日本「同甘共苦」。如果說以前的汪精衛真是上當受騙，真是對日本心存僥幸，這時他已是死心塌地的要做日本人的走狗了。汪還宣稱日本的侵略戰爭，「是中國生死存亡的戰爭，所有足以妨害決戰意志之昂揚，②喪民族精神之振奮的，必須一一摧毀而廓清之。」汪精衛這種不顧一切地效忠於日本主子的奴才嘴臉，到這個時期可謂是暴露無遺了。
為配合日本進行侵略戰爭的需要，汪精衛在淪陷區竭力推行奴化統治與宣傳，以達到與主人「同生共死」之目的。在具體推行過程中，汪精衛等人主要採取了以下措施：
1）制訂出一整套的奴化宣傳綱要，用以推行賣國主義政策。汪偽政權先後制訂了一系列的宣傳要點、綱要，拋出了《戰時文化宣傳政策基本綱要》、《關於國民精神總動員》等文件。在《戰時文化宣傳政策基本綱要》中，汪精衛集團提出了在整個思想文化領域的各項任務：諸如「發揚東亞文化，鞏固東亞軸心，完成戰爭之使命」；清除英美侵略主義的罪惡，掃除英美個人自由主義之毒素，消滅依賴英美之卑劣心理，提高國民打倒英美侵略主義之敵愾情緒」；「協力大東亞共榮圈建設之成功」；
2）組織訓練淪陷區青少年，竭力向他們灌輸「東亞聯盟」等親日賣國的思想，以此作為其推行新國民運動的重點。汪精衛等人在淪陷區各學校強制推行親日賣國的奴化教育，並在南京舉辦了「青少團訓練班」，以東亞聯盟和新國民運動的理論作為「訓導」的基本內容，同時還通過了《新國民運動青年訓練綱要》、《中國青年模範團組織原則》、《中國童子軍組織原則》等文件，並決定在全淪陷區普遍設立青年團與童子軍，進行對汪個人崇拜和親日賣國的奴化教育。在汪偽「新國民運動促進委員會」之下，專門附設了一個青年幹部學校，實施法西斯式的訓練，培訓從事賣國主義奴化教育與統治的人員。
3）利用報刊、廣播、電影、巡迴展覽以及各種紀念活動形式，大肆鼓吹和宣傳東亞聯盟等賣國主義的理論。汪精衛傀儡政權的要員們還經常在節慶日子利用報刊和廣播大肆販賣其賣國主義的主張，同時還舉辦「和平建國文獻展覽」、「和平建國攝影展覽會」進行奴化教育宣傳。
汪偽集團在開展「新國民運動」的同時，也賣力地配合日寇開展了「清鄉運動。」汪精衛在《二次巡視清鄉區在常熟民眾大會訓詞》中說：「清鄉運動好比一個病人服葯調整，新國民運動便是病去之後，將他的元氣培養，使之精神強健，身體結實。」這句話，一語道破了汪精衛集團開展上述兩項運動的險惡用心。汪精衛聲稱「清鄉要清心」，也就是通過對淪陷區民眾灌輸其賣國主義的思想，以消除人們的抗日意識和在心理上對傀儡政權的抵觸。
汪精衛多次親赴各清鄉現場進行所謂的實地指導，趁此機會四處兜售其賣國主義的謬論。他宣稱：「清鄉就是協辦大東亞戰爭。」他把這次日本發動的侵略戰爭說成是「東亞安危所系」，「中國存亡所關。」他強迫淪陷區民眾要「以其全國力量……和日本協力，安定大東亞戰爭的後方，以人力物力源源加入，促成大東亞戰爭之目的之早日完遂。」同時，他還要求大小漢奸也承擔起「後方責任」：「一在確立治安，保持地方秩序之安全；二在加強軍力，勤求精神物質之並進；三在裕源節流，盡力於物資之增益。」
當日本的侵略戰爭已陷入節節敗退的困境中時，為了讓傀儡政權為日本的對外侵略承擔更多的「責任」，自1943年起，日寇在口頭上宣稱要給予汪偽政權以更多的「自由。」而汪精衛也就藉此把自己的賣國主義的言化，由鼓吹「共存共榮」、「同甘共苦」，進一步提升到叫嚷與日本「死中求生」的程度，不惜以淪陷區的人力物力傾擲於日本的對外侵略戰爭中去。他叫嚷要「拿出全副精神，放在『決戰第一上面』」汪偽政權對英美宣戰之後，汪在《宣戰布告》宣稱「自今日起，對英美處於戰爭狀態，當悉其全力，與友邦日本協力」。竟然還決定與日本「同甘共苦」。如果說以前的汪精衛真是上當受騙，真是對日本心存僥幸，這時他已是死心塌地的要做日本人的走狗了。汪還宣稱日本的侵略戰爭，「是中國生死存亡的戰爭，所有足以妨害決戰意志之昂揚，②喪民族精神之振奮的，必須一一摧毀而廓清之。」汪精衛這種不顧一切地效忠於日本主子的奴才嘴臉，到這個時期可謂是暴露無遺了。
汪精衛從革命者轉變為漢奸的原因其轉變原因主要有幾條：
（一）汪精衛缺乏民族自信心
抗戰初期，中國在日寇凌厲的軍事打擊下大片淪陷國土，人民被大量屠殺，軍隊更是被成建制的殲滅或擊潰。必須承認，當時的日本在經濟，軍事，科技，教育，戰爭准備等幾乎所有領域都比中國強很多。
日本自認為強大很不把中國放在眼裡，公然發出了「三個月滅亡中國」的叫囂。同時在國際上，「不堪一擊，很快屈服」也是列強對於中國抗戰前途的共識。
汪精衛出逃之前對抗戰是持悲觀態度。他認為「抗戰必敗，抗戰必亡」。他根本沒認識中國人民蘊藏的巨大潛能。
當中華民族到了危亡的關頭，人民爆發出了強烈的愛國熱情，這種澎湃的愛國熱情在以蔣介石為首的抗日國民政府領導下展示了其巨大力量。以抗戰中滇緬公路的修建為例。上百萬人民在沒有現代工程機械助力的情況下，在崇山峻嶺的西南邊疆地區開出了幾百公里的國際生命線。參與修建公路的人民基本沒有薪水，甚至飲食都未得到充分保障。但在民國的公路修建史中此公路的修建速度最快，工程造價最低。另抗戰中期，為配合盟軍戰略轟炸日本。後方人民再一次展示了巨大力量。當美軍工程顧問人員正在躊躇得不到大馬力軋路機時，四川人民硬是用人力軋出了供B－29「空中堡壘」龐大機身起降的堅硬跑道。機場竣工後，美軍轟炸機在人們聲嘶力竭的歡呼下起降。從四川起飛的美軍飛機共在日本投下了幾十萬噸的炸彈。
人民的力量是巨大的。汪精衛曾經投身的辛亥革命也是一例。革命黨的實力跟清政府比起來懸殊很大。武昌起義的意義並不在於對滿清政府的軍事打擊。在深處中國內陸的武漢，那萬把人的革命軍對清廷的實際軍事威脅並不大。但起義喚醒了人民的反封建意識。隨即而來的各省獨立和人民運動才導致了清帝的退位。孫中山先生在革命初期也是在實力懸殊的情況下進行了「屢戰屢敗，屢敗屢戰」的斗爭。正是有這種「堅持」的精神才最終取得勝利。號稱以孫中山先生為「偶像」的汪精衛為什麼在抗戰中喪失了這種可貴精神。這不能不說是個遺憾。
民眾的力量決不能忽視。戰後印度的獨立運動；埃及人民收回蘇伊士運河管理權的運動；以色列在面對阿拉伯世界圍攻下求生存的歷次戰爭，哪個不是實力對比懸殊，哪個不是民眾力量的體現呢。抗戰中汪精衛的悲觀正是源自於「脫離群眾」。最終，失敗主義轉變為投降主義。由此可見汪精衛並不是孫中山先生的好學生。
（二）汪精衛認識不到日本侵華的性質和目的
汪出逃河內後，曾發出過全國通電（即艷電）。在通電中汪精衛認為：「日本對於中國無領土之要求，無賠償軍費之要求。」
至於日本到底對中國有無野心，到底是不是我們的兄弟之邦（至少在當時），大家都有了解，就不詳述了。
(三)日本的誘降
日本出於對中國的野心，幾乎中國所有政治勢力都被日本下過功夫。
當時中國的政治勢力主要是這么幾家：國民黨也就是當權派，領袖人物就是汪蔣等；滿清的遺老遺少，立偽滿的皇帝是日本情報機關的偉大勝利之一；北洋政府的遺老們，主要對象是吳佩孚和唐紹儀，但最後他們一個是莫名其妙的死亡，一個是在答應與日本合作後被愛國青年刺殺。華北偽政權的王克敏，南京偽維新政權的梁鴻志也是北洋餘孽，但他們跟汪精衛比，也就是「小字輩」。最後他們還是被緊密團結在以汪主席為核心的偽民國政府里了；地方實力派：閻錫山，龍雲，張發奎，陳濟棠等。工作雖做了不少，但最後他們的抗戰決心和抗戰貢獻都很大；各少數民族，少數民族裡投降的有，抗戰的也不少。
最著名的是「梅工作」，也就是成功誘降了汪精衛。
還有「知白工作」，因由土肥原負責，又稱「土肥原工作」。工作來工作去，當事人全都工作死了。有觀點說吳佩孚想同日寇合作，但價碼太高。又有人說吳佩孚不願與日寇合作，但躲不開，只能漫天要價。不管怎麼說，老吳最後沒當漢奸，並且他的死還跟日本醫生有關系，所以算是保住了晚節的。
對「天字一號」人物蔣介石的誘降被稱為「桐工作」。
七七事變後關東軍系統的板垣征四郎出任日本陸相。當時板垣手下有兩員大將，一個是影佐禎昭；一個就是今井武夫。這兩人對中國政治人物的誘降主張上有很大不同。影佐禎昭走的是要扶植汪精衛的路線；今井武夫卻想直接和蔣介石談和。他認為：從清朝開始，中日之間所有戰爭或爭端最後的解決方式都是中國的「委屈求全」，現在日本對中國的打擊在歷史上是最大，中國面臨的危機也是最大。而且日本已經有了汪主席，如果中國全民抗戰的領袖蔣介石也來個扭轉乾坤……當汪精衛在南京和日寇「共商國是」的時候，「桐工作」正在香港進行。蔣認為要利用日寇的心理，不妨跟日寇工作工作，一來打擊汪精衛在南京的「和平」運動，二來對日本軍部的戰略有個了解。了解日本軍隊的意圖就等於了解了日本政府的意圖。因為日本「二二六」事變後，政府的內閣陸相一定由日軍現役人員擔任。不管是誰來組閣，只要你的政策不合軍隊的意，那麼就不給你推薦陸相人眩內閣5相缺了一個，您還怎麼組閣？所以當時日本軍隊對政壇的影響是舉足輕重的。
蔣介石對假工作的實施很費了些心機。出於對抗戰有負面影響的考慮（萬一傳出去，又說不清楚了），決定派那些又不是政府官員，又能跟國民黨高層能接觸上的人。這些人身份全是真的，但臉可都是假的。全是「軍統」特務。其中有個假宋子良，宋子良本是宋子文的弟弟，跟老蔣都算是親戚。他相片從沒在報紙上登過，人又不喜歡熱鬧，很多人都沒見過。這樣的人選日本很滿意，覺的國民政府派出了這樣的人物，起碼還是有「誠意」的。鬼子可不知道，這個宋子良真實的名字叫曾廣。代表是假，談判中自然有假。每到日方談及實質性問題。我們這位曾假代表就「我要請示請示」「這要研究研究」。請示來研究去，把日方都弄煩了，從而懷疑這代表的真實。做了很多調查都調查不出此人的真實身份。談判中蔣還是有收獲，他起碼知道了日寇的意圖，這個意圖沒什麼新鮮的，停戰可以，但要承認偽滿，要在中國駐軍共同防共等，簡單說就是汪精衛認可的那些東西。
與此同時，汪精衛一眾人馬得知了日寇在進行「桐工作」。汪精衛周佛海等亂了陣腳，按周佛海自己說「一夜都未睡好」。他們為什麼亂？汪精衛不是自詡自己的事業是「救國救民」的嗎，既然如此偉大光榮正確，蔣介石搞一下你們亂什麼？「正義」的事業多個幫手不是很好嗎？最後，日方通過門上鑰匙孔拍了張假宋子良的照片，把照片拿到南京後請同宋子文共事過的汪精衛等人鑒定。周佛海看了照片後大概是驚呼一聲吧：這不是小宋！日寇這才明白了重慶方面的意圖，「桐工作」自然流產。因香港不歸日本管，故也沒難為假宋子文，只有讓他們回中國了。這是軍統在抗戰中間諜戰的一個側影，不知這位曾廣回到中國後又有什麼故事呢……簡單的說，日本對汪精衛的誘降是煞費苦心的。做了一個結實的繩套，套在汪精衛脖子上後就由不得汪精衛做主了。繩套一點一點收緊，最後汪主席想喘氣就要跟日本商量了。日寇開給汪精衛的條件一開始很寬松，從>；到《日華新關系調整要綱》，條件起了質的變化，這很說明問題。
『叄』 汪精衛是怎樣「墮落」的——評失敗主義思潮必須批判
在中國 歷史 上，每當「民族危機」出現時，總會冒出一股失敗主義思潮。正是這種失敗主義思潮，為政治上的妥協、投降提供了「理論」依據，從而孕育出無數大大小小的漢奸、賣國賊，直至釀成民族悲劇。晚清之痛，抗日戰爭時期汪精衛的墮落，均堪稱典型。
汪精衛，曾經是一位名聲顯赫的「愛國者」、「革命黨人」，中山先生的親信。1910年3月，他挺身刺殺清政府攝政王載灃，被捕後寫下了「慷慨歌燕市，從容做楚囚；引刀成一快，不負少年頭」 的「獄中詩」。他，一度成為當時所有愛國者心目中的「英雄」，「獄中詩」也成為顯示革命者風骨的頌歌，風靡一時！
然而，恰恰正是這樣一位「愛國者」、「革命者」，後來居然墮落成為民族罪人，淪落為一名臭名昭著的大漢奸、賣國賊，不能不讓人感慨萬千！
【汪精衛和日本陸軍大臣東條英機】
有學者李理、夏潮在《汪精衛評傳》中認為，汪精衛所以最終墮落為成為民族敗類，除了其個人內在懦弱自卑這一性格上的缺陷和「蔣汪矛盾」因素外；重要的思想根源，實為買辦統治階級喪失民族自信心，受失敗主義思潮侵蝕所致：
此言不假。回顧 歷史 ，從汪精衛、蔣介石到晚清的李鴻章，哪一個不是失敗主義者？
1883-1885年，法國侵略越南，挑起中法戰爭。1885年3月，法軍猛攻廣西鎮南關，清軍廣西關外軍務幫辦、老將馮子材率軍奮起抵抗；結果，大敗法軍，取得鎮南關大捷，進而收復諒山等要地。期間，劉永福的黑旗軍又在越南人民的配合下，在越境取得臨洮大捷，收復了10多個州縣。中越軍民抗法戰爭的勝利，迫使法國茹費里內閣倒台，法政府急著要與清政府議和。
中法戰爭「中勝法敗」的現實，按理，「議和」條件應該有利於中方。然而，在李鴻章的主持下，反而又簽訂了一個喪權辱國的《中法新約》，讓法國侵略者拿到了在戰場上拿不到的侵略權益。為什麼？因為李鴻章有一個失敗主義的邏輯：他認為中國人與「洋人」打仗，總是要失敗的。現在沒失敗，其後也是要失敗的。與其最後失敗、割地賠款，不如「趁勝即收」，減少損失。 悲乎，一個失敗主義的「趁勝即收」！
【李鴻章代表軟弱無能的清政府簽訂了喪權辱國的《中法新約》。左宗棠得知後說了兩句話：「對中國而言，十個法國將軍，也比不上一個李鴻章壞事」；「李鴻章誤盡蒼生，將落個千古罵名」。】
1931年「九·一八」事變爆發，「委員長」蔣介石正忙著在江西「剿共」。東北軍電詢南京請示，獲復電：「日軍此舉不過尋常挑釁性質，為免事態擴大，絕對不抵抗。」 （轉引自《中國現代史大事記》，黑龍江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11頁）
「九·一八」事變不抵抗，蔣介石內心有一個真實的想法：「槍不如人，炮不如人，教育訓練不如人，機器不如人，工廠不如人，拿什麼和日本打仗呢？若抵抗日本，頂多三天就亡國了」 （馮玉祥：《我所認識的蔣介石》） 。
看不到中國人民的力量，喪失民族自信心，必然導致對外的失敗主義。對此，汪、蔣倆的立足點，其實無異。他們都篤信外力（蔣投靠美英，汪則投靠日本），就是不信中國人自己。
1932年1月，汪精衛就任國民政府行政院長，正巧趕上「一·二八」事變。31日，他無視十九路軍奮起抗日取得的成果，在對開封百姓演說中就散布對日妥協言論：
一句話，一切寄希望於外力 。
2月，汪在行都洛陽發表他的國是主張，提出「一面交涉，一面抵抗」的「兩面論」政策。究其內涵，無非就是「在最低限度以下時，我們決不讓步；在最低限度以上時，亦不故作強硬」。
什麼是汪的「最低限度」？「兩面論」中沒設標准。結果，所謂的「一面抵抗」，實際上只是放個「空炮」；「一面交涉」，就是實實在在的屈服。隨後，蔣汪南京政府派出了郭泰祺，同日本代表重光葵簽訂了屈服、投降的《淞滬協定》，全部滿足了日方的侵略要求。
此後，汪精衛的「恐日」情緒愈來愈盛。據汪的侍衛官許少泉在《我所了解的汪精衛——侍衛官十年雜記》中披露，汪「經常在家大談『沒有飛機大炮，抗日必敗』的悲觀論調。」 （《汪偽群奸禍國紀實》第6頁，中國文史出版社1993年版） 1935年5、6月間，正是他批准了「何梅協定」、《秦土協定》，把華北主權拱手讓於日本，引發 社會 輿論一片嘩然。
1937年「七·七」事變後，全面抗戰爆發，蔣介石大權獨攬，汪精衛與蔣的矛盾進一步激化；同時，其對抗日戰爭的悲觀失望情緒也與日俱增。時汪身為國民黨副總裁、中央政治委員會主席、國防最高會議副主席和國民參政會議長，不僅不致力於抗戰事業，相反，糾集周佛海、陶希聖等親日分子，組成「低調俱樂部」，鼓吹「抗日必敗」、「戰必大敗，和未必大亂」。
1938年，汪精衛又派出外交部亞洲司司長高宗武、親信梅思平等人，先後同日方進行了5次秘密談判，並於11月20日簽署了《日華協議記錄》和《日華協議記錄諒解事項》，成為汪偽集團與日本簽訂的第一個秘密賣國協定。同年12月18日，汪精衛攜周佛海、陶希聖等潛離重慶，奔河內公開投敵。12月29日，配合日方第三次「近衛聲明」，發表「艷電」，公開打出「和平救國」旗號，要「與日本政府交換誠意，以期恢復和平」——終於成為日本天皇傀儡，墮落成為一個萬人唾罵、遺臭萬年的漢奸賣國賊！
【汪精衛參加日、偽軍聯合演習】
與喪失了民族自信心，鼓吹失敗主義的思潮相反，就在同樣的 歷史 環境條件下，共產黨人和一切愛國者，都高舉愛國主義旗幟，批判失敗主義謬論 。
1935年12月，剛取得兩萬五千里長征勝利的共產黨人，召開中共中央政治局瓦窯堡會議，毛主席在會上就發出了豪邁的聲音，號召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狠批這股喪失民族自信心的對外失敗主義思潮：
在其後的1938年5月，毛主席又寫下了《論持久戰》，既批了親日派散布的「亡國論」；也批了親英美派的「速勝論」，極大地提高了中華民族的民族自信心。毛主席特別分析了中日戰爭的三大特點：
「敵強我弱」 ，說明中日戰爭不能「速勝」。
「敵小我大」 ，說明日本是小國，戰力有限；中國是大國，有無盡的人力物力，有迴旋的餘地，亡不了。
「敵不義我正義」 ，說明日侵華是退步的、野蠻的侵略戰爭，是非正義的；中國的抗日戰爭是進步、正義的反侵略戰爭，得道多助。
結論：抗日戰爭只能是持久戰，最後勝利是中國的 。
最重要的，毛主席還指出：「 戰爭的偉力之最深厚的根據，存在於民眾之中 」、「 兵民是勝利之本 」，從而為中國的抗日戰爭指明了勝利的方向。
《論持久戰》，一掃民族虛無主義和對外失敗主義，極大地提高了中華民族的民族自信心，弘揚了革命的愛國主義，也保證了抗日戰爭的最後勝利。
當今，我們正面臨美帝合著「台獨」勢力不斷挑事、肆意踐踏我主權底線之際，輿論界突現「台海地區各方都不開第一槍」的言論！更有人「警告」國人：別「示強」，不然會引來「大禍」。「研究 歷史 」的蕭功秦，甚至總結出了「中日戰爭是國民黨政府『虛張聲勢』示強引來的」「苦果」。 （參見寒徹：《蕭功秦先生歪曲 歷史 想嚇唬誰？》） 目擊上述言論，無不讓人迷茫。
看來，重溫一下 歷史 上的經驗與教訓，很有必要 。
（作者：錢昌明）